- 发帖可能变空内容，邪门暂不知所以然
- 『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钱穆语录学习心得（1） -- 唵啊吽
家园 【原创】钱穆语录学习心得（1） “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在某一观点看，也可算是一进步，但在另一观点看，则不能不说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化之阶段上去”[1]。这是钱先生在1950年《民主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演变》中的一段话。这是钱先生在分析了中国社会自周朝以来三千年的变迁以后得出来的结论之一。这句话是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但由于结论是基于中国三千年的社会演变，所以今天重温这句话也不觉得过时。
为什么钱先生不主张全盘西化？钱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运行轨迹，尤其反对将马克思划分的奴隶-封建-资本等历史阶段套用到中国社会。而且钱先生还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诸先进的政治变革之所以失败就是扭不过社会运行的惯性。再则，既然中国和西方社会形态相异，社会运行机制不同，则政治选择也必然不一样，否则就是赵括式的纸上谈兵，非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
当然，1950年反对全盘西化和现在反对全盘西方的含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反对全盘西化，应该包含反对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而今天反对全盘西方，主要是反对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苏联解体对东欧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因为东欧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轨迹毕竟与西欧接近，所以东欧比中国更适合选择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奇怪。
那么，为什么钱先生说退步是深化了次殖民化之阶段呢？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就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但是始终没有成功，只做到次殖民化程度。即他们无法以宗祖国的身份统治中国，但他们的国际垄断资本至少是遏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且国际垄断资本总是一有机会就侵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这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争端中屡见不鲜。西方的自由化社会，首先是资本的自由，垄断资本是否能够深度殖民中国，是否能够控制更多的中国资源和市场，就在于中国政治和社会是否能成为他们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延伸。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以后，他们是不急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因为那时他们可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经济，可以要求割地赔款。自中国建国以后，他们就要求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了。中国建国以后，他们控制的香港依然实现殖民统治的，一旦香港回归，他们又马上要求香港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了。所以，钱先生所说的全盘西化带来更深的次殖民化并非空穴来风。
今天，中国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深入，而且中国还加入了世贸。曾经有人预言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经济会崩溃，理由是中国民族资本无法在市场上与西方垄断资本竞争。结果预言失败了。西方经济学的种种预言对中国好像都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和西方或许是一致的，但是，社会运行机制不同，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预言对中国每每失效。西方现在又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有些要求是西方自己都做不到的。这些要求当然不会被中国接受。但是，要求中国民主自由则是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其题外意图当然是为垄断资本深度殖民化中国铺平道路。
所以，在钱先生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崇洋的倾向对中国的发展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在钱先生看来，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士”这个阶层主导中国政治。“士”即知识分子。现在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士”的崇洋思想影响下，就有投降国际垄断资本的可能，就有可能成为买办资本与国际资本一道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一旦中国国有资本在崇洋的思潮影响下成为国际垄断资本资本的帮凶的时候，中国就又回到建国前那种次殖民化的境地，中国就又要背负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座大山。
部分知识分子崇洋不可怕，最怕中国官办经济也中了这个邪，把官营资本变成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一道压榨中国。须知中国社会还处于激烈变革中，中国经济和政治还没有走上稳定轨迹，国际政治中充满着为未知的变数，钱先生担心的倒退回建国前次殖民化阶段的风险依然存在。
[1]钱穆《国史新论》第35页，北京2008年第13次印刷
元宝推荐：张七公子, 通宝推：上古神兵,johny,Wjwu,家园 【原创】传说与化石 “……中国古代史历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非古本所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1】。
传说即以言代代相传。如西藏萨格尔王传奇，就是以口头传唱流传下来的传说【2】，传唱的是一千年前的故事，现代才根据艺人的传唱记录为文字。也就是说，在文字记载史之前，有一个无文字但有言传的历史。而中国上古言传的历史，与现代人类学综合研究得出的人类文化演进阶程相吻合，这印证了传说的“切近事实”的可靠性。这些传说在孔子编《春秋》和司马迁编《史记》时记录了下来。三千年前记载的传说与现代人类学研究吻合凸显华夏古代文明的先进性。中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总共有4500多个单字【3】，记录有天文历法政制农牧等丰富内容，可见3500多年前中国文字已经相当成熟，已经体现了六书的创字原则。将文字史上推的五千年是合理的估计，而且有仰韶新时期文物印证。仰韶新石器彩陶上的符号是合理的文字起源之一。那么，言传历史有多长呢？如果燧人氏代表的熟食时期是使用火的北京人的话，就是五十万年前的事情。如果把传说和考古发现对应起来，早于周口店北京人的有巢氏就可能是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了。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用意之一就是反驳中国文明西来说。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的农耕文明发生在8000年前。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反证，证明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明源于西方的假说是不对的。如农业技术，按照西来说，是公元前2700年由西方传入中国。但实际上，公元前6000年中国就已经种稻子了。种粟则更早，粟绝对是发源于中国的庄稼。
文字起源也一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像形文字起源于埃及，然后传到中国。但是，贾湖文化已经有契刻符合（文字），有酿酒技术，有音律乐器，一点不比埃及晚。
【1】 钱穆《国史大纲》第8页，商务印书馆。
【2】 http://www.trends.com.cn/travel/NG/2009-11/232564.shtml
【3】 http://t.douban.com/view/note/large/public/p42108451-7.jpg
【4】 http://t.douban.com/view/note/large/public/p42108451-8.jpg
【5】http://www.wuyang.gov.cn/xzwy/jhwh-jj.asp
家园 【原创】学习钱穆语录心得（5） “故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这一观点，才可来讲那时的井田制。诸侯们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着年龄受田还田。每一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绝不许有私有土地，但税收制度则甚为宽大。依井田制的标准形式论，每一家受田百亩，这是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但所谓私田，只照收益言，并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农民二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1] 这是钱先生在1950年《民主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演变》中的一段话。钱先生在这里主要想说明的是中国古时候所说的封建制度和马克思所说的欧洲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统一后被郡县制所代替。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给王族分封土地的制度，既文中提到的诸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有点类似现在加拿大的国家和人民都属于英女皇，是君主制特征。这井田制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很难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解释，毕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用于欧洲历史得出的历史发展结论，要说成是必然规律就得经受历史记载和考古文物的检验。
先说历史发展是否一定按照马克思阶段论的秩序。众所周知，美国建国后实行了百年的奴隶社会，而其后由奴隶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跳过了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美国建国后的奴隶制是用在农场生产上的，既一种生产关系。而其上层建筑是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民主政治。再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即对应于一定的生产力，是否有必然的一种唯一的生产关系呢？这是值得提出疑问的。如美国建国时的生产力，当然和欧洲大陆接近，当时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时代，而欧洲大陆还在封建社会。即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可以是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可以是美国的奴隶社会。
如果说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不断进步，导致生产关系变化，进而导致上层建筑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也一定要说，对应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是唯一的，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西历史发展途径不同。也就是说，马克思划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一定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井田制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让我们从历史的开端追溯下来。中国神话认为，盘古是在公元前276万零408年开天辟地的[2]，而中国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化石追溯到170万年前，与神话盘古的年代数量级是一致的。那是旧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以学会敲击石头制作工具为特征。那时是原始群社会。考古还发现50万年前的北京人。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生产力发展到弓箭的发明。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形态，即没有文字可考，完全靠遗址化石来推敲，但是，人类学家比较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始部落各种形态，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原始群演化先形成了辈份的社会结构，禁止辈份外婚姻，防止了父女婚等，这显然是种族人口增加的措施，即育龄妇女充分受孕的制度。宗族消失的风险与种群规模成反比，符合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至少采用这种制度的种族得以壮大和繁衍。其后发展成族外群婚制度，避免近亲繁殖，也是达尔文原理之逻辑。这就产生了母系氏族公社社会。依照近代人类学家关观察，母系氏族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便这种社会，形态也不是唯一的，族外群婚，子女知其母但不知其父是自然的，所以必然是母系社会。但是，族外婚姻的安排还是有多种可能，即子女或许知道父亲是哪个部落哪一辈的男人，如果这个消息是肯定的，那么教育男孩渔猎畜耕技能的责任可能就是他们父辈一族，如果这个信息缺失，即指规定部落外走婚，但没有固定走婚部落，则教育男孩的责任就是他们舅舅一族。
中国神话中的有巢氏、大约对应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和80万年前的蓝田人，虽然考古学家只发现了石器，想来用于遮风避雨的巢已经没有化石可考了。中国神话中的燧人氏大约对应于50万年前的北京人。中国神话中的历史时序，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这些前四个都是母系氏族部落社会时期。中国神话中社会进步的时序与今天人类学考古学等有较强的相关性。
神农氏是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也是母系转为父系的开端，因为神话中神农好像是一位男性。传说历史以黄帝开始。黄帝姓姬，神农姓姜，那时候姓都带女字旁，姓就是女人所生的意思，也就是说，那时候部落还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对应于黄帝传说的年代，是7000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3]，因为其考古发现与周易系辞中关于炎黄传说的记述可以相互印证。仰韶文化特征为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根据《礼记*礼运》记述，黄帝、尧、舜都是大同社会，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小康社会[4]。范文澜认为这个大同和小康的划分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划分。尧、舜禅让表明财产公有制，为部落联盟首领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权力，是对社会资源的责任，而不是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禹以后变世袭继承制，首领变为一种权力，表明私有制的产生。这很好理解。生产力发展了，社会分工增加了，社会的等级产生了，这也是古代文献和考古学出土文物所可以印证的，但是，是否第一个私有制就必然是奴隶制呢？贵族和平民的阶层出现就必然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吗？这要回到本文开始引用的钱先生的关于井田制描述。
井田制是黄帝时期就开始建立的[5]。黄帝时期是大同社会，即井田制是一种公有制，土地是公有的，所以耕者有其田，每人成年即得百亩耕种，有如改革后包产到户，土地是公有的，但私人自负盈亏。皇帝分封诸侯食邑，诸侯拥有所辖土地中公田的收入，但诸侯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拥有农民。土地和农民都是君主的，和今天的加拿大一样。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农民对自己的私田有经营权，对所收获的庄稼有支配权。税收是公田劳役形式而非货币形式，即八户为一个小集体农庄共同经营一块共田，其收获全部作为税收上缴公粮。我国现在土地基本是国家所有，而私人有经营权，和井田周边八块相当。如果西方民主有君主立宪制，那么中国从黄帝到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土地的君主国家所有制，相对于英国现在的君主私有制。
井田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从黄帝到战国，中国基本是农耕社会，其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井田制的消亡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这样一来，《礼记*礼运》所说的小康阶段，就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漫长的演变过程。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化了，才有了土地自由买卖，才产生土地兼并，这样产生的地主不是世袭的，而是市场土地交易两极分化的结果，这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很大差别。
西方历史中辉煌时代的背后总离不开奴隶制的身影，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和古罗马，大英帝国和美帝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等都需要奴隶。至于中国井田上耕作的是平民还是奴隶，学者们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的存在表明根据中国文字记载推敲出来的奴隶制是比较间接的推理。不像西方奴隶制在历史上那样确凿。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书里就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许兆昌的《夏商周简史》则根本不提奴隶两字。看来国内学者也考虑怎样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是说中国可以走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途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至少要拿出证据说历史上中国社会发展就走过与西方很不一样的途径。井田制的兴衰可能就是证据之一。
[1] 钱穆《国史新论》第5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13次印刷
[2]柏扬《中国人史纲》第5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篇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
[4]许兆昌《夏商周简史》第1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04年第2次印刷
[5]钱穆《黄帝》第19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5年第4次印刷
家园 和吽兄探讨一下 很羡慕吽兄能静下心来思考这些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很多人都已经和我一样，为眼前的琐事所吸引而放弃了思考的时候，吽兄的读书笔记更显可贵。
看了这个系列，在我已经生锈的头脑里，还是产生了几个问题，简单讨论一下，请吽兄指正。
1、在生产力发生飞跃时，因为生产关系的滞后性，会出现一个生产力水平对应不同生产关系的情况。这种动态的过程，其演变速度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但基本规律可能还是一致的。
2、“封建”一词，在讨论社会形态时，可能应该尽量避免用其字面意思。
3、按我的理解，“上层建筑”，应该包括了对“参与者”或“主体”的指认。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美国建国之初的上层建筑和古希腊罗马的应该类似，奴隶是不包括在上层建筑里的。这好比是一个动态系统，上层建筑是一个状态变量，被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初始状态，当能不能维持住，还得看系统输入和其它的状态。
家园 何苦要用马克思来陪绑呢…… 不免一声长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思想进入中国学术视野已经近30年，这数十年间论文及专著的数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还是能看到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
还是引段马克思自己的话吧：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诚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其晚年提出，并不能算是一个逻辑完备，体系严密的学术理论。但是他没有用西方的发展模式来解释东方社会。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是“亚细亚的生产模式”。具体的论述在马恩全集中有很多。当然，虽然中国是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我经常怀疑一点，无论是其赞成者，或是反对者，到底有几个人读过马恩的著作。
而将马克思根据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普遍化是出于斯大林的理论，在苏联托洛斯基就反对这种看法，中国托派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和托洛斯基是一致的。而连毛泽东都不是完全认同。而就现在对商城市和大聚落村庄及个别小聚落村庄的考古发现，奴隶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特别是在城市的手工业中应该是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奴隶，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几乎找不到奴隶参与农业生产的直接证据，当然这也和对聚落村庄的考古较少有关。另外有学者提出，奴隶可能是个法律上的惩罚，很有创见，但缺乏必要证据。学界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奴隶现象是存在的，但当成社会形态缺乏证据。
至于井田制，我只想说钱穆能考证出黄帝实行井田制，确实是件极了不得的事情。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
通宝推：海天,
家园 【原创】学习钱穆语录心得（4） “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1]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2]。
对于一个民族，和对于一个人一样，精神因素是本质的。我们身体的细胞不断新陈代谢，以致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元素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孩童时期的物质元素了。如人的血细胞平均寿命是120天，我们身体里边流的血和半年前的血已经是不同的原子组成的了。但是，我们回忆童年，看童年的照片，讲童年的故事，我们现在的行为和我们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无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这就是记忆，是精神现象之一，个人有童年的记忆，中国文化有历史的记忆。有记忆才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行为主体，个人或民族不形成行为主体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行为主体，是精神现象，依赖于物理物质，但本质不是物理物质的行为。物理物质按照自然规律运动，没有意志，不能成为行为主体。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并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分尊重和亲近，这样才能强化华夏文化主体意识。有了骄傲的民族认同，才有可能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才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和在全球经济中建立国家利益观念，才可能有中国品牌产品。如果我们没有中国人的认同，何来中国品牌？在这方面，韩国、日本、西方列强都走在中国前面，列强无不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意志。同时，国际政治中中国对手的许多手法，就在于弱化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贬低华夏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其目的，就是无论在商场上还是战场上，削弱中国的国家意志，使得中国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中失去动力。
个人自我意识和主体行为的建设，在佛教修炼中就是参禅。参禅中最著名的话头之一就是找这主体的“主人公”。当参透了“主人公”是谁以后，当悟道以后，个人的意志就强化的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悟道人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不受红尘左右。中国品牌道路最大的障碍就消费者心理中没有了民族文化认同，没有主人公意识。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有很大因素是由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没有国家意志。茅台酒和五粮液为中国名酒，为十亿人口的首选，但在国际市场上敌不过几千万人口消费的XO。这不是质量问题，也不是口味问题，完全是文化问题。消费者心理只认同欧美文化，不认同华夏文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香港机场的免税商店和飞机上推销的免税礼品，用的是XO，而不是茅台酒和五粮液。我们中国制造的衣服和鞋，不贴上西方标签，就没有市场。广州北京路步行街，街道中央陈列着宋街明街和清街古迹，但街道两旁商店名称大多数是西方或模仿西方的品牌，这是华夏文化的悲哀。所以，有了古迹还不行，还需要围绕古迹有一系列活动，唤起消费者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如此就无法在国际政治和全球市场中为华夏文化和中国品牌争得一席之地。
近代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强迫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现在我们的消费者崇洋了，西化了，西方又反过来要用所谓知识产权，不许我们的外观设计模仿西方。不要中国模仿，当初为什么又要用炮舰来打开中国的市场呢？西方现在抱怨中国制造模仿西方的设计，说是侵犯了西方的知识产权，实际上，模仿西方产品就是在市场上追捧西方品牌，为西方品牌鸣锣开道。等到中国人有了足够的民族自尊心的时候，等到中国制造不屑于模仿西方设计的时候，就是中国品牌崛起之日。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消费心理也跟风欧美就大可不必了。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我们有我们值得骄傲的艺术欣赏模式和美学特征，我们完全可以消费自己的设计。试想，如果十三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有了中国国家意志，如果占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儒家文化圈市场崇尚一种基于儒家文化的品牌，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品牌的崛起呢？
精神是行为主体意识的支柱。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对历史的记忆是计划未来的前提。延承和发展华夏文化，是中国制造走品牌道路的重要基础之一。我们要用西方科学和理性的先进理念，基于我们华夏文明的传统，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取代当今国际主流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歇斯底里的消费经济。由此引出我们华夏文化理念，推出中国品牌，让中国而不是巴黎或纽约引领全球时尚。
人口与资源的压力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就得抛弃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国主导的高消费经济模式，因为这种主流经济模式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导致国际秩序动荡不安。中国传统有许多精华的思想，华夏文化中完全有能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模式，华夏文化复兴之时就是中国品牌引领全球市场之日。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9次印刷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5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2版2008年第9次印刷
家园 【原创】学习钱穆语录心得（3）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1]这是钱先生在《略论中国宗教》里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不可无法，亦不可无礼，这在中西都一样，所不同的是以礼统法还是以法统礼。法依外力来强制，礼经教化而成风俗。成风俗则人人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圣贤太平世界，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遇事决断，依道德情理易，依法律难。前者出于良心，行事心安理得，乃个人意志行为，是自由人的自由行为；而后者为被迫，是畏惧惩罚而不得不为之，是奴隶的不自由行为。由于人类文明发展是社会性越来越强，若事事依法，则法律繁琐到无人知道究竟该如何行为，只有咨询律师以后才能行事。美国就是法制社会典范，其监狱人口居世界第一，律师人数居世界第一，总统决策要有一个律师班子咨询是否合法，平民由于难以了解法律细节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美国政治实力强的就是律师阶层，总统非来自门第望族就是来自律师。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异化，即西方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一个约束自己的体系，使得自己以自由之身进入一个不自由的契约。懂得法律的人得以找法律空隙牟利而不必受惩罚，或计算违法成本来有计划地违法。所以，西方社会中人永远带做人类原罪而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这是基督教自我实现的教义，在这种社会中人是没有幸福的，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得到神的拯救。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本主义的社会，人是可以按照人的自由意志而幸福生活的，而西方社会则依然带有其传统的教会统治特征，人只能按照神的意志赎罪终生。
[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8页，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二版2006年第6次印刷
通宝推：金各,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向唵老大和怪叔叔请教 这种东西方的差别好象还是跟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和西方的性恶论的差别有关吧。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人人可以被道德教化影响，通过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达到主流的社会和谐，法律只是补充。而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人性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只有通过法律的细化才能保证游戏规则的尽量公平，教会的作用才是补充性的。我印象中中国的司法系统对犯人是有改造任务的，连死刑犯都可能给教育的痛哭流涕，觉得自己挨一枪都太轻了。而美国的监狱对犯人只是惩罚，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对未成年人判处终生监禁的国家。其实暗含着罪犯天生的理念。我个人还是倾向性恶论多一些的。现在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吗？
下面怪叔叔好象把人本等同于未开蒙、缺乏理性和现代科学精神。我对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但是感觉它是对于社会中道德和人际关系的追求，跟科学精神应该完全不违背吧。而且，怪叔叔说“当人们知道了，又怎么能让人们装成不知道？"虽然好象如此，可是在大量科学事实面前，不还是有大量的教徒为了内心的满足根本就拒绝接受事实吗？
其实人本固然重要，但这是否也不并是中国式和谐的全部呢？非理性的东西，比如善恶有报，轮回转世等虽然不是严格宗教、但是广为流传的东西是不是也在起作用呢？作用有多大？我对中国古代宗教不了解，请教了。
顺便问一下老大，您的人本教现在操办的怎么样了啊？对您以前提出的通过教会留财于民的主张佩服极了。不过当时并不太看好，感觉纯人本的思想太过理性了，而非理性的东西对人的吸引力才应该才更大吧。
家园 请教不敢当——我的意思不是对立 我在回贴中已经说了，人类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里说一定，就是指一定程度，既不是高，也不是低。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或许现在就是未开蒙。
所以我并没有把人本等同于未开蒙、缺乏理性和现代科学精神。。人本这个概念本身包容万象，争讼不休，情感是人本，那么理性就不是人本了吗？
我回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想说，既然钱穆和楼主把人情和法律做了个两分，当然这种两分本身也是西方思维方式。那么在论证何者是第一要素上就需要有些说服力。如果已经在西方语境中了，就要遵循必要的规范。
科学精神和道德观念当然不违背，我似乎没有这样的断语。我只是提到以科学精神为第一要素的现代性蕴涵着危机。危机就是危机，不是危险，真理向前走一步就似乎不那么好了。在科学理性的主宰下，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可能回引发价值的虚无。
现代性危机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对如何解决危机并没有什么方案，我也很乐于见到别人的方案，我回贴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段的文字的分析论证太过于简单，推论的跳跃性太大，比如说美国法律实践的缺陷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使人按自由意志而幸福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最起码一点，总要论证一下中国古代人的生活都是幸福的吧？
再多句嘴，解决现代性危机方案宗教确实是一项选择，但宗教的选择是不容追问的，你能追问上帝，真主的有无吗？比如说霍梅尼的伊朗建国理念和具体实践也可视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具体案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东西能经得起追问呢？“情”“礼”是不能追问不容置疑的吗？不追问不质疑无非是给人留条内裤，保存一点最后的体面罢了。
家园 谢您的答复 我知道您的意思，也没有支持哪个的想法，确实只是想请教。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有点简单的想法，所以您说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看不太明白。比如“科学理性的主宰下，事实和价值分离引发的价值虚无化危机”。如果您有时间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应该也会比较有意思。
我想钱穆是看到了西方体系中的不足之处，那么反过来从与之对应的文化中寻求解答方案应该也是很自然的想法，而且里面应该也有感情因素。但是单纯靠中国传统文化来作为答案恐怕确实难以服人。原来在文学城就看了一些唵啊吽的文章，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思考，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借鉴，想创造一个更理想的体系。其实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关键的。毕竟现在是打左灯向右转，也不甘心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所以这种思想探索的动力在上层应该还是有的。如果能有创造性的好东西出现那才是中国真正有希望的时候，也是对全人类的大贡献了。
- 复 谢您的答复
家园 哦……怎么说呢 这方面理论性的文章是很多的，我在这方面也是个学习者，没什么特别的观点。
就上边那段，简单分析一下的话，是这样……我说说个人体会，先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天气预报，准不准，我们不谈。
但它一般会报明天多少度到多少度，风力是几级。不能说明天很温暖，明天风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或者说有方法，或者说有模式，来用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来描述天气现象。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们就不会回到从前书中对天气的含糊描述。温度这是属于事实，对这个温度的评价就属于个人了，今天冷不冷，热不热就是个人的感受了。
什么是科学，如果你是学自科的，想必一下能说出很多很多定义。但总的来说，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把事物研究明白。
这种科学精神运用到人文社会领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老板让你去招人，如果这么说，你去给我找个能干的人来。那么你难免会问，什么叫能干呢？所以说就要规定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说学历是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工作经验？等等吧，“能干”就属于价值判断，但是呢，它在你招人时，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你必须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标准的来确定它。
同样的例子很多啦，比如说男女找对象，问她（他）想找个什么样的，她（他）都会说找个合适的，或者说找个自己喜欢的。这些价值判断呢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最后呢，还是得按硬杠杠来，比如说对方什么工作啊，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等等等等。
如果说到法律层面，那就要更严谨，比如说要判死刑的判决书，总喜欢加一句，民愤极大，这算是价值判断，但如果没前边对罪行的客观陈述，不可能以喜恶来杀人。
而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基本上，现代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当然，自由和民主这些观念也是从现代性中生发出来。既然是人人平等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权威。如果说出现了对立的，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怎么办呢？比如说宗教吧，那么只能把它们放逐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中就是目前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逻辑上自洽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己经被祛除巫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终极、最崇高的价值己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世界，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的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博爱之中。”现代世界又回到多神论的时代，这里的多神不是玉皇大帝，元始天尊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所以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原则，比如说事实，我们关注的是“事实是什么”，而不是“事实应该是什么？”科学只能告诉人们能够做什么，或在特定情况下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比如说应该要环保之类。
所谓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指可能，注意下是可能，会导致价值的虚无。
换句话说，上帝已经死了，但人类中并没有超人。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也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当然这里有各家各派林林总总的学说，比如说福柯是从现代性对时空的分离来谈人主体性的虚无。
钱穆的东西，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没什么意思。他就是把自己当成大师，说什么东西直接说结论，论证过程全省，比在BBS上发贴还随便。在我看来，他还不如自己的学生余英时呢，当然新儒家有这些毛病的居多，把圣贤的帽子往头上一戴，就直接印自己的语录了。
现代性的危机，是危机，是危也是机，离困境还是有段老远的距离。应对危机，方案也是林林总总，反正现代性的危机解决没有不知道，但自己评职称的危机是小了点。说到着，我随便说句题外话，我个人感觉，霍梅尼实在是伟人，我读到关于他的东西，就觉得冷汗直冒，开始只是尊重，后来简直可以说是崇拜，而且是恐惧了。说实话，也是时不假之，如果他那套观念能推行到全伊斯兰世界，我的后代披发右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通宝推：海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