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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金融高官“中国式”变动：新一轮金融改革前奏 -- 高士奇
家园 【文摘】金融高官“中国式”变动：新一轮金融改革前奏 2004年10月06日 来源：新闻周刊
中国金融系统的官员在近两个月中频频更换，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改革突然加速“这可能是1993年朱槠基副总理亲兼两年央行行长之后，中国金融界动作最大的一轮人事调整。”9月27日，央行研究局一位原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言非虚，入秋以来，关于中国金融人事大调整的消息不绝于耳。
继7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引入新行长，8月央行任命3位行长助理，并引发核心司局换将之后，9月金融界又传出人事大调整的风声：中国银监会主席和中国证监会主席职位将出现“重大变动”。
这些接踵而来的人事调整是在银行业改革进入深水期，证券市场陷入进退维谷、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微妙时刻进行的，因而被认为是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前奏”。
但是，“这些是典型的‘中国式’换人，对于金融界而言，只见岗位易主却鲜有新面孔。”一位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官员对本刊说。
央行换了“一圈人”
“请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致辞”。9月21日上午10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成立大会上，该行新任行长常振明发出邀请。
这令许多在场人士感到意外。就在此前，谢还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兼任。8月26日，胡还以此身份现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成立大会。
相隔不足一月，作为在央行就职10年以上的“老司局长”，谢平即从“局长”变为“总经理”，升迁一格为副部级。
此前，谢曾被认为是央行副行长的有力人选，但现在看来他已与此失之交臂。但谢此次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也算“实至名归”。
事实上，中央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直放在金融稳定局，“中央汇金公司的机构设计和日常运行，从一开始就是金融稳定局来执行和操作的，实际权力也在金融稳定局，具体负责人就是谢平。”一位接近谢平的人士对本刊说。
在谢调任汇金公司之前，央行人事已经大为调整：胡晓炼、原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原央行办公厅主任刘士余于8月同时升任央行行长助理。
随之，央行办公厅、货币政策司、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研究局五个部门负责人纷纷易位。
据本刊了解，央行原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接替了易纲的位置，随后，央行原研究局局长穆怀鹏调任金融市场司司长，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唐旭接任研究局局长一职，而办公厅主任之职则由原副主任李超担任。
这些继任者实际上大都是央行“老人”，张晓慧曾先后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并在去年金融市场司组建时出任司长；而穆怀鹏则曾与易纲一同担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去年接任谢平成为研究局局长。
“老人”接替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且容易得到信任。但是，“央行这轮连续的人事调整有着填空补缺的味道，换来换去都是老面孔，主要还是重新分工。”上述国家政策性银行官员对本刊说。
事实上，这次央行换人正是“常规做法”，按照央行惯例，央行司、局长人事调整主要在总行内部进行，去年，中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央行新任的司局长中，只有内审司司长和反洗钱局局长由央行驻地方官员接任，其他均从总行内部选出，外界人士更是难以受命。
有意味的是，谢平成为“总经理”后，继任者仍迟迟没有到位。由于金融稳定局在央行的重要性，空缺势必不可久存，这也足见这轮调整并非事先安排周详。
证监会又成“火山口”
在央行连串人事动作的同时，9月初，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的头把交椅也被业内传出“替换”的消息。
据国内数家媒体转引香港《成报》消息称，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可能出任银监会主席，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可能出任福建省省委书记，接替尚福林的将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随后，黄奇帆在9月中旬表示并未听说此事。
“根据此轮金融人事改革的特点――当事人事先并不知情，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此事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一位国有金融集团董事对本刊说。他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成为事实。
尚福林2002年年底以“低调和中庸”的姿态进入证监会，有媒体评价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务实派，处在极端浮躁中的中国证券市场需要这样的掌舵人来平抑大家的情绪”。
但他上任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屋漏偏逢连阴雨”，接连碰到SARS等事件。至今年股市又阴跌连连。
原本指望证监会大施雨露的证券中介机构及机构投资者，在9月初听到“证监会不再救市托市”的消息，失望之情尤甚。
而按照尚福林一些前任的说法，证监会的位子像是“火山口”。因此主席一职平均任期为2年半，尚目前已经上任1年零9个月。
而与尚福林风格不同，黄奇帆显得积极乐观。这位53岁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曾对股市低迷表态，“想象一下，中国股市还有十倍的发展余地，中国股市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未来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股市市值会翻一番、翻两番，规模成倍地扩张，那就是中国。”
表面上看，黄的职务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到证监会主席一职，但实际上他履历不凡。
黄在1995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曾任上海市经贸委主任，以及市体改办的副主任。黄奇帆在担任市体改办副主任期间，一手操作了1998年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所谓“净壳”的概念，并被全国称为“上海模式”，为重振上海本地股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黄有不足的话，就是他没有中央任职的经验，但他具备了上海的履历，这也足够了。”上述国有金融集团董事说。
同样，尚福林到银监会任职也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尚原本就曾任央行副行长，如此一来算是“重操旧业”。
“中国式”选择
至此，已经可以看到本轮金融人事调整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新行长――中央银行接连换将――金融监管机构酝酿换帅。
事实上，三者的人事调整都有一个共同诉求，就是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作为股改试点的两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外部引入新行长是为建立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改制及上市；而周小川主政央行后，也加速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证监会虽然遭遇了股市的大震荡，但其推动股市走向市场规范的初衷未改。
有意味的是，这轮人事任命均是中央组织部任命的。而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等国务院直属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人事调整中组部更是全面介入。
20年来，国内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往往直接同行政级别挂钩，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等状态时，常有特殊安排：如1985年3月，当时吕培俭被免去央行行长职务，陈慕华接任，陈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7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被免去职务，朱基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目前任免机制仍存在。一方面，国家强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操作，淡化其行政色彩和级别。
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传统的行政评价体系，在寻找新的管理人员时，比照行政级别和资历，这样看来，“金融机构换人原本是常态的，但沿袭目前国内用人制度，就要因为换一个人引发换一圈人了，这是‘中国式’换人。”一位金融学者对本刊说。
采访中，很多金融界人士都认为，以级别和资历为限，最终导致目前金融监管机构高级管理层捉襟见肘，如央行金融稳定局就仍空缺。
“中国从来不缺金融人才，就是一个人事制度和思路的问题。”央行一位大区分行的人士这样说。
他同样认为，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似乎不可避免 中国政府目前仍需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影响，比如这次宏观调控、以及偏远和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等，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
而最有效的控制权就是人事权，“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业务，管住了很多不规范的因素。对人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那位金融学者说。这也许就是当前最现实的“中国式”选择吧。
作者 王晨波
家园 【文摘】再贴一篇上个月的报道 解读银证高层的可能变动 金融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2004年9月19日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本报记者 贺可 熊九蒙 可然 邹光祥 北京、重庆报道
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周跌宕起伏。
在经历了跌破1300点后的“痛定思痛”，中国股市开始试图收复失地。上周的五个交易日，沪指上涨了127.62点，9月17日报收于1414.7点。股市一片红色。
与此同时，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的是上周四、五，国内外媒体关于银监会、证监会高层可能变动的报道。上周四，南方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投资者还在盼望将有更多利好政策支持之际，市场传出惊人的传闻，执掌全国证券市场的证监会将出现人事变动。现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传即将接替尚福林，担任证监会第五任主席，尚福林则另有任用。与此同时，还传出了现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将出现变动的消息。
“这些说法正在影响着中国金融行业，股市是你所能看到的最直接的反应。”香港一家外资投行的人士9月16日对记者说。
刘明康与尚福林
这是两位中国银行界的资深官员。他们在过去一两年内的经历无疑将在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时年57岁的原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成为首任主席。按照WTO承诺，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将向外资全面开放。这位资深银行家如何在三年时间里，带领积弱缠身的中资银行突围？人们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刘明康。
“从现在开始，每月都有好消息。”这是刘明康履新时对公众的承诺。如今，一年半过去了，中国银监会的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中，整齐罗列着23篇公文。细细看来，这些法规条文已支撑起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大厦。
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两部法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前者赋予了银监会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地位，后者则参照国际标准，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写入文本。二者合一，共同奠定了中国银行业监管从以往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质的转变。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曾对刘明康作出如此评价：“他是个非常有思路的人，是有国际水准的金融家。”
事实证明，刘明康的确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打开了“洋为中用”的新思路。“吸引战略投资者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持股；让国际人才在国有商业银行担任关键职务，如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刘明康相信，在外资银行大举入境的局面下，只有拥有国际视野的帅才方能担当起银行业监管的重任。由此，2003年11月21日，银监会在金融业监管“三驾马车”中率先拥有了“外脑”，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克罗克特、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乔治等六位国际级金融大腕儿亮相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与此同时，在对中行、建行两家试点银行发布的公司治理指引中，银监会明确要求两家银行三年内比肩国际先进银行。资本充足率始终保持在8％以上；不良贷款率始终保持在3％至5％；拨备覆盖率指标达到60％和80％以上；净资本回报率达到13％；成本对收入比率要保持在35％-45％……七项指标条条与国际标准看齐。
参照新的巴塞尔协议精神和国际最佳做法，银监会已经基本搭建了中国银行业监管的规章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宪容对此的评价是：“刘明康已完成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工作。”
与刘明康相比，尚福林2002年底的履新要艰难得多。
证监会主席一职被公认为是坐在风尖浪口上。尚福林还未上任便被投资者寄予热望。在资本市场矛盾尖锐化、投资者信心滑入谷底、A股指数屡创新低的时候，尚福林接手了证监会。2003年1月2日尚福林正式到任，就接到一份“厚礼”――沪综指暴跌37点，创三年半来的新低。
市场给了尚福林当头一棒，面对这样的“家”，尚福林开始的是一场“基础性整理”运动，对资本市场的各环节进行修补和重建。
“谦和、稳健、聪明。”熟悉尚福林的一位人士说，“比起在农行，尚福林更加低调，或许是位置使然吧。”
而尚福林对资本市场的基础性整理，主要做了七件事：一是加强了法治工作，促进了《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的修改或出台；二是重新肯定超常规发展机构的思路，把证券市场投资基金作为市场主力来推动并引进了QFII；三是引导和督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风险内控机制，主要是修改了《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三个文件；四是推动上市保荐制度，改革发审委制度，强化对发审委活动的社会监督；五是试图拯救死而不僵的券商们；六是完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实行IPO询价制度；七是遏制大股东圈钱行为，拟推出股东类别表决机制。
随着具体措施的推进，尚福林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式逐步显现轮廓和特征。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尚福林给人带来的是热切的期望。
面对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资本市场，尚福林务实、稳健，稳步推进各项具体而基础的改革。
在理念上，尚福林强调“发展证券期货市场一定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总体情况和发展阶段”，强调“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强调监管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善于以既妥协顾全大局又不屈不挠的方式对付要政策不要练内功的券商们以及各路诸侯。
不过，面对资本市场股权割裂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卡住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咽喉。尚福林看到了矛盾并将“股权割裂”修正为“股权分置”。
尽管尚福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股市并没有稳定，投资者信心再受打击，股市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和崩盘危险。9月9日，沪指更是击穿了坚守了5年的铁底――1300点。
“金融市长”黄奇帆
记者于2004年9月17日中午11时55分，拨通了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的手机。
当记者问他：“听说您将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时，这位一向低调的副市长说：“没有这回事。”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知道” 。
尽管重庆市委、市政府两个办公厅的官员均称未接到有关通知，但现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替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的消息却已不胫而走。
重庆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自2001年10月黄奇帆从上海市副秘书长及市经委主任调任重庆市副市长，已整整三载，对其政绩官方如何评价尚不得知，但如果上调京城担纲中国证监会主席要职，本身已说明了问题。
事实上，今年52岁的黄奇帆在重庆金融业的建树一直令重庆民间人士乐道。他也在坊间赢得了“金融市长”、“资本运作高手”的称号。
今年5月中旬，一个统管重庆市金融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和重庆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挂牌成立。黄奇帆任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而这个机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重庆市建成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
而在此前的2003年，重庆政府在金融上下了功夫，取得了五个具体成果： 第一、把重庆市商业银行2亿多的资本金一举扩大到了15.5亿，增加了13个亿。这一次增加资本，重庆市定了个游戏规则，50％由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来投资，50％由国有企业投资，结果15亿本金三个月就到位；第二、重庆的农信社改革，将700个乡镇农信社法人取消，变成40个区的农信联社的分支机构。700个农信社账面资本金才10多亿，却有100多亿的呆账，差不多50亿的坏账；第三、筹备重庆发展银行，即把万州商业银行改制成为总部在重庆、全国发展的一个商业银行；第四、对重庆的投资信投公司增值扩股。该公司是60％民营企业投资、40％重庆政府投资的一个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信投公司；第五、组建一个各种所有制混合的保险公司。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牵头，重庆市正在筹建首个地方财产保险公司――安全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4亿元。
重庆市政府金融办公室一工作人员透露，重庆的农信社改革得到了中央政府29亿的票据和优惠，这个结果与黄奇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些常与黄奇帆打交道的重庆企业家说，黄的脑子转得快，经常会有叫大家佩服的“金点子”。
黄奇帆说自己经常在想，怎样使重庆的民营企业再跳出5个10亿的富翁来？跳出5个10亿的企业来，跳出几个拥有100个亿销售值的企业来？总的思路就是要实实在在地靠“生产经营＋资本运作”两条腿走路。
西南证券的一位人士分析说，对资本市场非常内行的黄奇帆如果履新后，他思路开阔、不拘成规、敢于出奇制胜、喜好并擅长资本运作的特点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施政风格上。也有业内人士分析，黄奇帆如果出任成真，将会在监管方式、国有股减持以及提高上市公司业绩方面下功夫。
未来漫长路
“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下，高层人事的变动不会对政策带来大的变动。” 经济学家易宪容对本报记者说，“可中国的公务员制度还不够完善，这意味着在保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个人的行事风格将对机构的运作起到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但业内一些人士认为，当前，在监管体系基本建立、银行改革慢慢走上正轨、大的基调已经奠定的情况下，即便领导人行事风格上存在差异，也不会引起政策面的震荡。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银监会还是证监会，在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渐进过程中，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业内人士认为，按照银监会目前的工作思路和方式还不足以完全有效地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以监管乏力而言，银监会对于银行不遵守有关监管规定的做法，很难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例如，农行、深发展等一些资本金不足、不良贷款比率过高的银行，一度通过拼命放款来稀释不良贷款比率，对此银监会没有及时采取相应业务限制等措施。对于广发行一直不披露年报的行为，银监会也没有动用相应的强制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银监会在理清与央行的关系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例如，由于银行业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成了银监会的分内之事。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形看，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三方监管联席制度却少了央行的参与。诸如银行破产由央行还是银监会来牵头处理依然不够清晰。
一直以来，证监会的建制都只能维持一个相对短暂的稳定期，其人员的流动，包括高层的变动频率远远高过其他职能部门。这是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新兴的、双轨制的资本市场，它比任何职能部门都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资格，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风险。
国际上成熟的股市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同时“舶来”的试验品。对于处在证监会主席职位上的人来说，解决全流通问题，不是证监会主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但努力促成合理的全流通解决方案尽快出台，则是其可以做的。
在今天，资本市场孤军奋战已无胜出可能。“必须保证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这是尚福林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构想，其中“协调发展”为本届证监会的战略创新。市场人士认为，有了证券监管经历，如果尚福林出任银监会主席，定会加强两部门的协同作战，打通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