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非道德层面讨论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瘫痪(1)科举制度的终 -- 怀念王震

读到一本好书《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与大家共分享。

绅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本身不具有道德好坏，土豪劣绅历代都有。但在民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土豪劣绅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群体。土豪劣绅不仅成为共产党打击的对象，也一度成为国民党及其他地方实力派打击的对象。如阎锡山在山西，刘峙在河南，陈诚在湖北，张治中在湖南，均把土豪劣绅与烟土，土匪等同列为地方社会公害，而希图加以铲除。

科举制度的终结

自学校代替科举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发生巨大改变。过去私塾分散在农村，如今新学校多设在都市。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961县的农村教育机构调查，中学仅占乡村教育机构的0.7%。

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复兴委员会在江苏常熟农村调查时，还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学生，以至于在调查日记概然写到：“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确实第一次。”自南宋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以来，苏浙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文化渊源，未料这个时期的苏南农村，却连中学生亦如凤毛麟角，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该会是一番怎样的的文化衰变呢！

老毛江西寻乌县调查时发现，一些地主子弟在寻乌城东小学混张文凭后，就大摆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在一些内地农村，“粗识文字的小学毕业生便可以打起知识分子的幌子，俨然已绅士自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任意欺骗老百姓。”

自西潮东渐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带有西化色彩的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趋衰落破败的农村具有吸引力。加之城市集中财富，权力，名位等社会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尽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农村。

1934年湖北省襄阳县县长称：“近数年来，士大夫阶级内多全家去乡，侨居他邦，而无产失业之徒，或从戎，或附匪。其土著大多数为自耕农，识字极少，程度极低。故甲长中什九不识字，保长虽较优，而识字人数亦不逮半数。保甲制度难于推行，实亦原因之一。”

知识分子群集都市，使都市各部门人浮于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1936年5月，蒋介石谈到，邮政局招收邮务员，每月薪金不过一二十元，往往只有两三名缺额，而有几百人应试，其中不少是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人才却奇缺。

梁漱溟在自己的乡村考察日记中写道：“像今天的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农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间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结果是，乡村人口由两类人组成：贫困无助的穷人和作恶乡里的地痞流氓。

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夸其能”的怪现象。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集团已互相渗透，地方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方法，对一些较强武力的匪首授以官职。

他日之非，即今日之事。城乡二元结构乃一天之成吗？一感。

摧毁了一个旧世界的功劳是谁的，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功劳是谁的？国民党无摧毁一个旧世界的功劳，共产党有建设新世界的功劳。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