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伍子胥与《盖庐》的作者问题 -- 龙旗辫子兵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24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名为《盖庐》的兵书。全书共有竹简55枚，计3000余字，《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盖庐》以盖庐提问、申胥的回答形式写成，每篇一问一答，共分九篇。书中的申胥即春秋时代吴国名将伍子胥，盖庐即吴王阖闾。 出土后，直至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盖庐》这部千年古兵书才正式得见天日。

与其他先秦或托名先秦的兵书相比较，《盖庐》具有诸多独一无二的特点。

首先便是体例奇。古代兵书有问答体，现存的《六韬》、《尉??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等等就是问答体兵书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中也有以问答形式阐述的章节。但这些兵书每章之中都有多次问答，以每章一问一答的形式出现的，却仅有《盖庐》而已。

其次便是题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盖庐》一书的书名显然是“不正”的。全书的“主角”当然是伍子胥，应当题为《申胥》或《伍子胥》才符合先秦典籍的惯例。

第三则是传承。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并无伍子胥著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录有两部伍子胥的著作，《伍子胥》八篇，归入杂家类；《水战兵法》十篇，归入“兵技巧”类。《盖庐》显然不能归入“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的“兵技巧”类，且与而又比杂家类的《伍子胥》多了一篇。若少于《伍子胥》尚可归因于亡佚，多出一篇，如何解释？显然，《盖庐》至少在司马迁时代便已无存，《艺文志》所收录的两部作品均非《盖庐》。《汉书.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增删补订而成，可见，刘向父子也不知有《盖庐》的存在。

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研究，出土《盖庐》的古墓 “随葬的各种古书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而同一古墓出土的《历谱》，上始于?h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迄?魏蠖?年（公元前186年），也就是说，《盖庐》一书至少在前186年时尚存留于世。盖庐的消失，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十年之中，所以不仅司马迁丝毫不知情， 连专门整理学术资料的刘向父子也对它一无所知。

《盖庐》的作者问题

现存的问答体的兵书多为伪书。伪兵书不外两种，一种是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整理，杂糅作者的观点，如《吴子》、《六韬》、《李卫公问对》；另一种则是纯属后人作品，托名古人以提高知名度，类似于今日的“炒作”，如汉代以来托名黄石公的诸多兵法。但从《盖庐》的体例来看，可以说全无整理的痕迹――实际上，只要将文中的“盖庐曰”去掉，便是一篇颇见文采的兵书――难以列入前者。《盖庐》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阴阳家思想和深刻的兵学理论，很难想象有如是才学的作伪者，行为居然采用一问一答成章如此古怪的体例，如果说是伪造，未免伪造得太拙劣了。因此也不是后一种伪书。因此，《盖庐》一书书作伪的可能性不大。原简《盖庐》之名题于竹简背面，可见题目为后人所加。我们大可以猜测，题目的添加者并不熟悉先秦典籍的惯例，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盖庐》原文。

《盖庐》一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兵阴阳”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而《盖庐》中正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之说在这部3000余字的兵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第四章，详录如下：

凡战之道，冬战从高者击之，夏战从卑者击之，此其胜也。

其时曰：黄麦可以战，白冬可以战，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战；昼背日、夜背月可以战，是谓用天之八时。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鸟、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背可以战，是谓顺天之时。鼓于阴以攻其耳，阵于阳以观其耳，目异章惑以非其阵，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是谓战有七术。

太白入月、荧惑入月可以战，日月并食可以战，是谓从天四殃，以战必庆。

　　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

　　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

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胃谓背生击死，此四时胜也。

第五章

大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

【秋】生阳也，木死阴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阳也，金死阴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阳也，火死阴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阳也，水死阴也，夏可以攻其里。此用四时之道也。

地?H八日，日?H八日，日舀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

值得注意的是，《盖庐》一中的问答的主角伍子胥，历史上正是“兵阴阳家”的形象。《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中，开篇便是伍子胥作为兵阴阳家的精彩言论：

昔者，吴王阖庐始得子胥之时，甘心以贤之，以为上客，曰：“圣人前知乎千岁，后睹万世。深问其国，世何昧昧，得无衰极？子其精焉，寡人垂意，听子之言。”

……

子胥曰：“后必将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谄之臣，将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纪。虹握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太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

虽然《越绝书》为东汉赵晔所撰，且行为多有小说色彩，但其文主体则与《左传》、《春秋》多有相和，因此，伍子胥所言，必有所本。后世也常有托名伍子胥的阴阳数术之书，如《伍子胥试经章句》、《遁甲文》、《遁甲经》等等（《隋书.经籍志》）。伍子胥兵阴阳家的身份，符合《盖庐》作者的条件。

研究春秋时代，最权威的典籍莫过于《左传》。《盖庐》记录的是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对话，《左传.昭公三十年》也记载了一则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是我们研究盖庐的重要参照：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与***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思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将伍子胥视为中国游击战略的鼻祖，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对比《盖庐》第七章，论述了十种“战之道”：

敌人待我以戒，吾待之以怠；彼欲击我，我其不能；彼则数出，有躁气，我有静志，起而击之，可使毋兹。敌人陈以实，吾禺以希；彼有乐志，我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我伏待之；敌人易我，我乃疾击之。敌人向我以心，吾以渺遇之；彼易胜我，我以诱之，敌人逐北，我伏须之。彼人阵以实，吾遇以虚；彼有乐志，吾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之，可使毋归。敌人来进，吾与相诱，数出其众，予之小利，合则去北，毋使多至，敌人逐北，必毋行次，彼有胜虑，我还击之，彼必不虞，从而触之，可使毋去。敌人来阵，我勿用却，日且暮，我则不出，彼必去，将有还志，卒有归虑，从而击之，可使毋顾。敌人出虏，毋迎其斥，彼为战气，我戒不斗，卒虏则重，众还不恐，将去不戒，前者已入，后有至意，从而击之，可使必北。我警彼怠，何为弗衰！敌人且归，我勿用追，使之半入，后者则摇，众有惧心，我则疾噪，从而击之，可使毋到。两敌相当，我则必定，彼有胜志，我击其后，走者不复，□□□就，彼则失材，开而击之，可使甚病。

可见，《盖庐》的第七章， 伍子胥游击战争思想的发挥。其阐述符合伍子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和“多方以误之”的战略思想，绝非后人闭门造车所能为之。

从文字上看，伍子胥为楚人，而《盖庐》从文字上看，也颇符合楚地优雅灵动的文化风格，如第一章中伍子胥所言“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天之所夺，孰知其已？祸之所发，孰知其起？福之所至，孰知而喜”，与屈原《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相比较，几乎是一样的风格。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春秋时代各国均有史官，有记录本国历史的专门资料。晋史曰乘，楚史曰??杌，鲁史曰春秋。《盖庐》当为吴国史官的“记言”，是关于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原始的资料，为后人辑录所成。《盖庐》书名，当是辑录者或收藏者所加，所以题于竹简背面。由于《左传》的性质属于“记事”，因此，《盖庐》中的文字不见于《左传》的记载。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盖庐》文中不少与《孙子兵法》相似甚至相同。如第六章论述“攻军回众之道”，与《孙子兵法.行军》中论述“处军”之道相通，又如第四章中“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陈，毋攻逢逢之气”几乎与《孙子.军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盖庐》晚于孙子，乃是后人伪造。其实，古今兵法，阐述的都是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作为客观存在的战争，其基本运行规律本身就是有限的。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言：“古往今来的军事理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相同的。”况且，孙子乃是伍子胥引荐于阖闾，二人之间交往很深，相互影响也是正常的。因此，与《孙子兵法》的诸多雷同，不能作为《盖庐》晚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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