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空利箭――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岳振华访谈录 -- duanjian

　　岳振华，1926年生，河北望都人。1942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在任地空导弹某营营长时，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率领全营转战南北，机动设伏，击落敌机四架，开创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1963年12月26日，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顾问。

　　岳老，您先给我们说说导弹二营是怎么组建的？

　　岳振华：我原来是在高炮部队的，任高射炮兵第511团团长。我们团原先装备的是一百毫米高射炮。我当了五年团长，我们团的连队是八门制，一个连队八门炮，一个团是七十二门炮，八九七十二。同时还有一个538团，是从苏联进口的五十七炮，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半自动的。后来，以这两个团为主成立一个高炮师。我们团拿两个大炮营出来，538团拿一个小炮营出来，再成立一个团，这样，三个团组成一个师。师部是从南昌来的三十二师，刘子爽当师长，聂玉昆当政委。在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正式成立师。刘子爽来了以后很快就调走了，准备由我当师长的。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命令，当时我们就在北京大雅宝那个地方，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批教条主义。我是组长，开会时突然来了个电话，要我立即到北空报到。我到北空以后，李际泰给了我十个人的名单，我的名字就在里面。李际泰说，你现在有新的安排，新的工作。要我当营长，不当师长了。我在独立团当了五年团长，一下子下了命令当营长。我说我得回去交待工作，团长要走了，不交待工作怎么走呀？我要取行李呀，要交待工作。他说你不用取行李，也不用交待工作，你走你的就完了，工作不交待了，行李有人给你拿去了，你就直接到长辛店报到。那地方就是过去的马列学院，现在是科委的地方。到那以后，给我发了五个工作证，保密很严。一个是进大院的工作证，出门证。不然不能进去，也不能出来。进课堂的有一个进课堂的证，另外一个就是保密包，不能拿出去。每天到课堂去，要拿保密包到保密室，有一个证。另外，这个当营长的，还有一个进场证，可以进1059基地、也就是地对地导弹的场地。只有营长才能进去，相互参观。

　　我就去报到了，就编了班开始学习，部队没有去，我带的都是连以上干部。连以上干部是一个编组。就开始学习吧，因为教员都是苏联专家，讲课要经过翻译，翻译占去一半时间。因为我们都不熟悉俄语，只会说“哈罗索”，别的都不会。学了三个多月，然后再改装就是我们自己来教了，参加学习的自己教自己，当时还有三基地、地空导弹学院的一些教员，部队第二次学习的时候那就不要翻译了，学习比较快了，大概也就是两个多月吧，就宣布结束了，就打靶去。那就成功了。组建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二营组建不是1957年，是1958年。是1958年训练完以后才组建的，组建时间正是毛主席生日那天，1958年12月26日。

　　组建以后，什么时候第一次打仗的？

　　岳振华：我们打第一仗，就首战告捷，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世界之最啊！其实，地空导弹，英、美、苏在五十年代初就装备了，打过仗、参加过实战。但是，第一次击落飞机的是我们，我们在世界上创造了先例。

　　1959年，我们打靶回来以后，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面希望我们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能够担负首都国庆期间的防空任务。因为当年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先后十七次入窜到我内地侦察，六月份就两次跑到京津地区上空。敌人的飞机经常往这边飞，进进出出的，就在往北京的这一路上。敌机一动，我们的飞机就起飞拦截，我数过，好像有一百多架次，将近有两百架次，起飞拦截。但是，我们的飞机飞到一万七千米，想再飞高一点都不行，只能看着敌人横冲直撞。再高一点就驾驶不了了，敌人管都不管，理都不理。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去的，因为就要靠我们地空导弹了。先是开始往北京转移阵地。我们九月五号从甘肃靶场出发，返回北京，进驻北京通县张家湾阵地，九月二十一号正式担负战备任务。我们住在张家湾机场靠南头，那是一片芦苇坑，地势很低，到处都是水。我们就在那儿搭帐篷。走进去都得铺上砖，不然过不去。我们副营长王建初行军床上又黑又有泥，连被子都不盖。不过阵地还是很整齐，用石头子儿砌的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以阵地为家，以艰苦为荣。

　　那年因为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参加国庆观礼的人员很多，包括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来了。整个长安街都是人。我们从9月30号开始进入一级战备，从1号至5号都没停止。

　　7号那天，是星期天。有些战士两个多月都没洗过澡，浑身都痒，都想洗澡。我也没洗过澡。但是我一看，天气很好，我就想，敌人可能会来。这么好的天气，他很可能要来侦察照像。我就说，你们先别洗澡，还是要做好打的准备。我早上六点就带部队进入阵地，做兵器功能检查、例行准备工作。

　　头一天很冷啊，有些干部都回家了，那是我说的，这么长时间，干部都没放过假、探过家。我说家在北京的干部都回去看一看。我当然不能走了，因为我一直搞防空工作，我有这个习惯。大小节日都在部队里过，从来没回过家。我们营的参谋长张治国要回家，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他问我有什么事，要带什么东西？我就从登记本上撕了一页纸写了几句话。因为老伴说就要生孩子了，我不可能回来呀。我写的是这样几句话：“神州乐佳节，合家都欢笑。人人喜团圆，我在守战壕。为党为人民，何言何辛劳。”原来我一直跟老伴说，我对不起你啊。她说，你写这干什么，你拿回个纸条我就高兴了吗？我说我也没办法啊！

　　我检查了一下兵器，很高兴。因为兵器都挺好，电台联络也很畅通。想走的人多，我说别都走了，都走了，打仗时候怎么办呢？我留了一个指挥班子作战。连长不在的，就由指导员负责指挥，谁在家谁指挥嘛。

　　结果，这天早上，敌机果然出动了。快十点的时候，前沿警戒雷达发现台北市以北五十公里海面上空有一架大型飞机，根据判断，是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十点过三分，这架飞机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敌机凭借它的高度优势，不顾我们歼击机的多次拦截，沿津浦路上空直线北窜，从天津往这边转。

　　十一点十五分，敌机离北京四百八十公里，我们全营进入一等战备。接着我们就接到北空指挥所的命令，由我们二营消灭敌机。这样，在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敌机距我们阵地一百三十九公里了，我下令制导雷达连开机，制导雷达在一百十五公里发现目标。敌机距离我们一百公里的时候，我下令发射连三发导弹接电准备，七十公里时接通发射架同步。

　　敌机很狂妄，从天津转弯飞向北京。六十公里的时候，我根据敌机飞行速度和航路捷径不大的条件，下达了射击决心：导弹三发，间隔六秒，二十八公里消灭目标！

　　发射连连着发射三发导弹，三发导弹全部命中。其实第一发已经打中了，第二发又加上去，第三发又加上，敌机都打碎了。那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掉进一个水池里摔死了。在导弹打上去的时候，把他挂伞的三根带子割断了，所以他不能生还。

　　那么飞机呢，当时尾巴在一边，翅膀在另一边，上边有号码，飞机飞多长时间也有，这架飞机1955年在美国出厂，1958年交付给国民党空军，先后窜犯大陆内地十五次，被我们打下来的时候才飞行了八百三十六个小时。打第一架飞机的情况就是这么多了。

　　打完这架飞机，从北京到通县的公路上站满了警察。我们是10月7号打下来的，下午，张爱萍副总长就赶到敌机残骸现场视察。8号，朱老总就去了，他首先到了现场，我们在现场搭了帐篷，看守飞机残骸。朱老总到现场看都很保密。他叫我给他汇报，怎么汇报？我就叫看守飞机残骸的战士把他们的铺板搬出来，放在凳子上搭了个桌子。上面有一个线毯子盖上，现在我这张照片不在了，但导四师、二营那儿还有。一个是朱德委员长，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到现场去看，我坐在那个小凳子上，朱德委员长也坐在小凳子上。汇报完了以后，朱老总说：打得好！打得好！我要到部队去看一看，看看部队去。

　　第二天是9号，贺龙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李富春副总理，还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还有杨成武副总长，在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成钧副司令员的陪同下到我们营。

　　贺老总把蔡大姐拉到帐篷里，说：大姐呀，你看我们的部队条件多艰苦啊！蔡大姐说了一句：苦了我们的部队了，这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出了帐篷以后，看砌了那么多字。聂帅就讲：这是我们防空部队的革命成果。然后说照相，朱老总、叶帅、徐帅这些人一块照的相。我陪贺老总有好多次，这次照得比较全。

　　后来，林彪也去了，但去得晚，10号才去的，他当时已经是国防部长。去的时候正下着小雨，蔡建民给我照了一张相。刘伯承元帅走路、坐都不方便，还登上指挥车，坐在营长的指挥位置上，看我们对模拟目标的射击。10月10号，国防部通令嘉奖我们营，空军为我们营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

　　到12号晚上，通知我进城，到华侨饭店去，那是个新建筑。通知我到那去，那个时候，我也不知干什么。其实那是空军搞的招待会，贺龙元帅为我们庆功，开庆功会。这么多首长们为我们庆功，我不能不表个态吧，我得表个态。我说：只打下一架飞机，不值得庆功，以后要打更多更大的飞机来回报首长们的关怀。回到营里以后，我那时又是营长，又是党委书记，我提议，营党委做了一个决定：从零开始，不在打下一架飞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多打飞机来回报首长们的关怀。

　　后来果然战果就越来越辉煌了，打无人驾驶飞机U-2、打游击、又在夜间击落无人驾驶飞机，您当营长的时候一共打了多少架飞机？

　　岳振华：进了1962年，美国装备国民党空军的U-2飞机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准备，开始对大陆进行侦察窜扰。为了打击U-2高空侦察机，经中央军委批准，地空导弹部队开始以营为单位，实施机动作战。1962年6月份，我们就从北京南苑机场上车，第一站到大托铺机场，在湖南，隐蔽设伏。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未遇战机，8月份，奉命转至南昌地区。

　　在那两个地方，我们住的帐篷就搭在跑道的旁边，也是单帐篷，很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油机车里的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而且正是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吃的，部队出发时带的粮食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我们带了一罐食油，结果在路上把食油罐打翻了，到那就没有油了，很困难。部队发现了五、六个病号，病情比较重。我们的食堂挨着地勤灶，论吃的东西我们赶不上啊，我们老吃黄金塔。二连吃得好一些，因为他们有发射架，很重，饿了不行，扛不动。一连都是知识分子，你说他吃不进去啊。在最困难的时候，湖南省军区的司令，也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还有后勤部政委来看我们。我们营部住的位置还可以，住在毛主席专机停放过的专用线上，水源就在那里。我干什么去呢？我就去钓鱼，我有鱼具，出去都带着。在抗美援朝过程中，在保卫大桥的时候，我打下一架B-29战略轰炸机，打下来了，得到的这套东西。我后来为什么爱钓鱼，就是这个道理。我运气不错，一下子钓了六条吧。那时空军政治部老打电话问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没困难，没有向领导伸过手。我们说什么困难都没有，实际上是很困难。我说每个病号一条鱼。首长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最困难的是生活困难，什么供应都没有。湖南省军区那个杨司令讲：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行呢？他就叫办公室主任协调，明天就去拉给养。结果第二天就给拉了一车子带鱼，另外还有一车子鸡蛋，拉回来还没有吃，上级来了个命令，要我们立即转到南昌去。你说带鱼怎么放、怎么带呀？放下来还行吗？这鸡蛋还可以吃。我说，今天不做别的饭了，就吃鸡蛋，把鸡蛋都炒了。鸡蛋夏天放着也不行，也没有冰箱。干脆一人一碗鸡蛋。当时铁路军代表管车，总代表姓徐，还是个大校，他说啊呀这个不对呀，一天拿着鸡蛋当饭吃！你也不好说呀，你说我们就吃白薯面，你别说这个，这里的待遇可真高。以后，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因为军调局请他吃顿饭，他一见我们都一碗一碗的鸡蛋那么吃，很快给我们把车调好了。本来要我们下午就上车出发，我一看，待了快一个月了，根本就没洗过脚，假如脚烂了怎么办呢？干脆就压后四小时，洗了洗。夜间装车上南昌去。

　　当时热得真受不了，正是夏天6、7月份，真热呀！部队下来以后，我作为党委书记，为了表示一下决心，得作个动员。我说：“挥师转战打江南，十分想个三伏天，天热我言何所惧，”蚊子可真多啊，咬得厉害，天又热。有一天高达六、七十度，我们光穿个裤头，都热得受不了。最后一句，我说的是：“不打下U-2不回师！”这就是我的决心，我们全营就按这个办。

　　部队到达南昌以后，进入向塘地区一个长满小松树的丘陵地带，依山就势修筑阵地。一连放在两山之间，二连阵地放在东西两面的山坡上，加上人工伪装，比较隐蔽。南昌是U-2飞机侦察大江南北的必经之路，只要福建方向的航空兵有调动，U-2飞机都要出来。

　　9月7号，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转到南昌以南的樟树。第二天，国民党一架U-2飞机就出来了，飞到广州上空，突然转弯，由北而南，从广州上空飞过去了。

　　我们认为，敌机对广州是一次试探侦察，主要看看江南地区有没有飞弹，并且做了逃避导弹机动飞行试验。我说这事我们不能不防。我们重新开会，重新作方案，重点研究就是，如果它突然拐弯作反弹道飞行，我们怎么把它克制住，制定了一个怎么克制它、不让它拐弯、在拐弯之前把它打掉的方案，然后按新的方案练，练完了，就可以休息了。

　　正在休息的时候，发现一个老鼠，这算一个小插曲吧。那个老鼠随地乱钻，它是怎么进来的呢？我先摸清楚看看，一摸情况，是从电话线的洞里钻进来的，因为电话线要从墙上打一个洞。那么多电线就是从前边房子过来的。那么这个老鼠就是顺着我们屋子里面的电线过来的。当时，我是靠近门住的，跑进来跑出去快点吧。政委许甫是靠着南墙，靠着北墙的是参谋长张治国。他在北边紧挨着，老鼠就是从他那蚊帐杆上下来的。我真正搞清楚以后，就说：“今天晚上，一有动静的时候，我就发出信号。我把门堵住，政委你准备一个大扫帚，准备打。张治国参谋长主要任务就是，我一发出信号，你就赶快打，看住你的蚊帐杆，别让它从那里跑上去。”

　　就这样，我一发信号，就打起老鼠来了，把老鼠真的打住了，它跳不上去，回又回不去，我这里关着门，它也走不了。结果，把政委给摔了个大马爬，摔成这样了，光腚，躺着。老鼠是打死了，也是一个小插曲吧。打死这个老鼠以后议论就多了，这么贼的老鼠都打死了，明天U-2飞机来了肯定也跑不掉。我们一定要把U-2飞机打掉。

　　当时，空军要开党代会，我是出席空军党代会的代表。我就请假，不参加党代表大会，我说：明天打下飞机来，我可以背着飞机翅膀见毛主席呀！说下这句话，第二天真的到了南昌，因为南昌位置很重要，只要附近有什么动静，有什么情况，敌人的飞机就要出来看看。所以，我们也利用他这个情况，调动它一下。我们空军从南昌起飞了一个轰炸机大队到樟树机场降落，第二天又飞了一个，很大的飞机，是运输机，大飞机，运输机肯定是运东西嘛。轰炸机呢，偷偷地转回去了。晚上，低空回去，第二天又起飞，飞得很高。敌人一看，一想，肯定有问题。第二天敌人真的来看了，那是9月9号，一架U-2飞机早上六点钟从桃园机场起飞，七点三十二分，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

　　这时候，我接到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电话：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飞机出来了吗？我说，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刘司令员说：把它打下来！我说:是！坚决完成任务！

　　这架U-2飞到离南昌七十五公里时，开始侧飞临远，航向西北。我当时判断：它又采用昨天飞广州的老战术。就下令目标指示雷达严密监视，做好准备。但是，制导雷达不开天线以免打草惊蛇。它侧北，向北去了。我说，不要跟踪了，用目标指示雷达来监视它，其它的今天先不要动，好防备它搞侦察广州时突然转圈的老战术。

　　等到它飞到鄱阳湖上空以后，我告诉大家：飞机可能到了鄱阳湖拐弯，你们要注意，做好发射准备。因为导弹接电以后，如果不发射，超过时间了，它就要“休息”，正当它“休息”的时候，你再发射，发射不出去。你现在不接电不行，提前接电也不行。

　　八点三十二分，当这架U-2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时，我突然打开天线捕捉目标，连续发射三枚导弹，一举将其击落，这架U-2坠落在距南昌十五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但是，因为伤势较重，没救活。这仗打得不错，事前有一个利用战术打老鼠的好兆头。

　　战斗一结束，刘亚楼司令员就指示我立即赶到罗家集现场，尽快把飞行员送到医院抢救，最好能救活。如果死了，要给他买个棺材埋了，还给他立个碑。刘亚楼心很细，很多东西我们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我赶到现场看见两个民兵，把陈怀身从稻田里拉出来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死。经过抢救以后发现，咱们那个导弹的战斗部，爆炸时分成几百块，其中最小的、很碎的、像指甲盖这么大的一块，正好打在他心脏上了。救也救不活，跳伞时还没死，只是后来没救活，死掉了。我就按刘亚楼的指示，把他埋在一块小松林的山岗上了。加了个石头，刘亚楼说将来会有用。这么把他给埋了。

　　这是我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周总理第一个打电话来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15号，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胜利。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到处活动，总想弄明白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

　　9月20日，我随空军首长到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听了汇报，非常高兴，多次鼓掌。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这些都是我永生难忘的。

　　U-2飞机被打掉了，但是，国民党空军并不甘心。为了逃避地空导弹的打击，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在飞机上加装了一种更先进的预警设备，一种小型机载雷达，只要萨姆导弹制导雷达一开天线，它就能准确测定出地空导弹的阵地位置，并且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它就可以在我们发射地空导弹之前突然离开。1963年3月至9月间，U-2飞机多次进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都因为使用了这个系统，逃脱了在此地设伏的地空导弹部队的攻击。

　　上级要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开始通知开会的时候是温志荣去的。他问我开会时怎么汇报？我说，你就说我们不赞成七十五公里开机。你报这两本账，三十公里开机，在那里报五十公里。我不参加这个会，吵架的会我不去。政委万成盛跟我们撤出的时候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你们二营怎么这么翘尾巴！五十公里你说怎么办？五十公里是我的一本账，第二本账是我的真正打算，三十公里打。但我不敢说，怕挨批。那些人都不懂行，在那里唠叨，当然不是他的专业，也有那个假懂行的絮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进了口袋的耗子都让他跑掉了，那像话吗？

　　1963年五一劳动节以后，我们从北京转至德州故城地区，反复研究演练新对策。全营官兵都发动起来了。参谋长他们根据以往敌机通常在我们开天线后二十秒开始机动飞行的特点，算出了它的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制导雷达必须在四十一公里内开天线才行。经过五十多次开机试验，摸清了开天线后做的十四个动作，可以把其中的九个动作放在开天线之前去做。把必须在开天线后才能做的五个动作，争取在开天线后四至八秒钟内完成。这样攻其不备。我们当时称之为近快动作，并且就此向北空和空军写了实验报告。我说我准备在三十七公里开火，打它个来不及。当时，计算机用的是电子管，要四秒钟才能稳定下来。我想这不行。要占去我四秒钟，作战时间就更短了，因为从发射到命中也就三十几秒钟，超过三十几秒钟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飞机就从你头顶上过去了。不要，计算机不要了，因为飞机速度定了，不用电子计算机，看着荧屏显示器上，旁边划着印，到那儿我说发射就发射，这样我就省了四秒钟，这样子更完善些。

　　6月有一天，刘亚楼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立即去见他。下着大雨我还没办法去火车站，我坐坦克去的。人说，这是什么头儿？怎么坐坦克跑来了。上了火车以后，刘亚楼说雨太大，你坐飞机到济南，在济南上飞机到上海来。我到了济南以后，人家原来也没有给我找座，就坐在垃圾箱上，到了济南下车，大喇叭在喊我的名字，说上级让你继续坐火车，飞机这儿也不能降落，接你的专机这儿也不能降落。这个列车长就说，坐专机的人怎么能坐在这个地方？马上给我开了个卧铺。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飞直升机专门来接我的女飞行员摔死了。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上延安饭店给刘亚楼同志汇报。刘亚楼把地图展开，跟我一起研究到上海设防的部署。我又向他汇报近快动作的想法。汇报以后刘亚楼有一段讲话：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了罗总长大海捞针的精神。要大胆地干，不要怕，胆子大点，只有多打胜仗，没有常胜将军。你已经是常胜将军了，你大胆干，我赞成。我一听，这不就在批评那些人吗？我的气也消了。我这有人支持，我怕什么？后来我们的这一科研成果在全国第一届科研大会上获得一等奖。

　　1963年9月，空军决定将四个地空导弹营调往浙江、江西交界处统一部署。于是，我们第二次再下江南――二下江南真干练，荒山野岭扎营盘。尽快战法操胜券，歼灭U-2笑开颜。

　　11月1号零点，我们担负战备。那时，部队帐篷还没来得及搭，就住在汽车上，雷达也没有校飞。就在这天，指挥所就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付敌机预警系统。我们按照近快动作要求，提出：开天线的距离不大于三十八公里，以前规定都是七十五公里。对此，会上争论很激烈。我们的近快战法通不过，反对的人多，这么打仗，怎么可能？我也不能说刘亚楼同志支持啊！

　　在兵力部署上，刘亚楼太高明了，其他单位没有这样的司令。原来的部署，是聂凤智、周副参谋长到延安饭店汇报的。怎么布置的呢？这边是三营，那是一营，四营，二营在中间。原来不是这样的，这边一个三营，那边一个四营，一营在这，二营在那边。刘司令说，不行，你布置的不好，要说U-2，U-2就是优待二营嘛。这种话，要是咱们说就不能解决问题。刘司令就不一样了，他又说，这是主要问题。打仗嘛，重要的问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为什么不把二营放那去，把二营放中间。聂凤智后来就把二营调到中间。

　　正在开会时，台湾出动一架U-2飞机，从温州上空进入大陆，从我地空导弹火力范围之外向西北飞去。主持会议的成钧副司令员决定继续开会，各营搞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返航敌机。那时候有个政治部主任，广空的，是个老广，说闽南话的，谁也听不懂，他讲起来没完。你说马上要打仗了，讲那么多话怎么行？讲了几个小时，不散会，敌机快过武汉了，成副司令宣布散会。你再不散会那仗还怎么打？这样，一散会我就赶紧坐车跑，跑回去，心里想，如果车要是抛了锚就完蛋了。跑回去以后，我先开个小型作战会议，用十分钟。召集连以上干部和一所三站人员。把情况按敌机飞行速度推算延伸标在图板上，往前推，看多长时间达到这地方，到达什么地方我就发什么命令，按计划这么办。命令全下达给你们了，大家按这个做就完了，我不发命令了，再发命令都是形式了，通通交底了。

　　散会以后，我搬了把椅子，到指挥所外抽一支烟。目标指示雷达报告在一百八十公里处发现敌机。指挥所要求我们二营负责歼灭敌机。我就上指挥车了。敌机距阵地九十公里时，我命令三发导弹接电准备，七十公里时，我命令雷达接替513雷达指示目标。敌机离阵地三十九公里时，就在测定射击诸元、制导雷达即将开天线的关键时刻，雷达突然出现故障，丢失目标。我当即命令改用513雷达情报，求测射击诸元。敌机离阵地三十五公里时，我下令开天线，因为没有来得及搞雷达校飞，显示器中央未发现目标，只是在引导显示器左侧有一个针尖大小的信号在闪动。我就命令代理引导技师王觉民抓住它，随即下令发射三枚导弹。我们近快战法的基本原则是目标显现，看见就打。整个指挥和操作仅仅用了八秒钟，第二发导弹在二十六公里处与敌机遭遇，将其击落。这时，敌机高度二万零五百米，时速七百五十公里。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号称克难英雄的叶常棣负伤以后跳伞了，被我们活捉。

　　这次战斗后，空军把近快动作改称为“近快战法”，向所有地空导弹部队推广。这年，也就是1963年12月26号，我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1964年3月1日，成立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我任副师长兼参谋长。5月，我率二营直插福建沿海地区。临行前，刘亚楼司令员对我说：这次你带二营到福建沿海设伏，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RF-101侦察机。这种飞机速度快，飞得低。沿海地区距离台湾近，情况复杂。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作战。如果U-2出动，你能打下李南屏那就更好了。

　　这个李南屏是什么人呢？他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曾经驾驶U-2飞机十二次深入大陆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蒋介石多次接见他，好几次获得国民党授予的英雄称号，在国民党空军中赫赫有名。我们打下U-2飞机之后，好些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都成了惊弓之鸟，李南屏却说：大陆有飞弹也打不着我，我不怕！你听这话气人不气人？

　　1964年5月8日，二营由内蒙出发，直插福建沿海的漳州。为了保密，全体人员着便装，伪装成地质勘察队。部队到达前，我跟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先去勘察已经预选的阵地。结果，阵地完全不符合战术要求。成副司令员很生气，在福空谢斌副司令员和空八军吴元任副军长陪同下，重新勘察选阵地，我们一行人在大雨中爬了一天的山，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阵地。在返回的路上，看见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而且还有空军人员走动。我说我看看行不行？空八军的同志说看看可以，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它是一个马蹄形，还伸出一个叉，那么一个山坡。我说这儿很好嘛。我们这个地空导弹，用刘亚楼司令的话说，是一锤子买卖，打了就得走，又不是长住。只要有一条路，开得上去就行。开上去把导弹装上，打完撤退回来就拉倒。我们每次出发，带四个发射架，打一仗给三发导弹。不像以前可以带六个发射架，可以对着打，现在不行了，不计算时间不行了。我看了一下，这边可以放三个打的，一个预备的，可以放得下，我就说这好，就这儿吧！先看地形，然后在地图上找位置。空八军的同志说，预选阵地的同志来看过，都说不够阵地配置条件。我说，作为伏击阵地是可以的。因此，成副司令员决定，就在这里设伏。部队十五号到达漳州，摩托行军，车队夜间进入这片树林，第二天全体人员穿上军装，当地老乡都奇怪，才过了一夜，那些穿蓝衣服的勘察队也不知到哪去了。

　　部队进入阵地以后，为了保密，兵器没有进行校飞，停止使用无线电联络，对发挥导弹武器系统的性能有很多不利因素。像RF-101低空侦察机，在海上通常是低空飞行，由于有山遮挡，雷达看不见，接近大陆了，它突然升高，雷达一看到，距离就小于三十二公里，不仅没有测定射击诸元的时间，就连捕捉跟踪目标的时间都非常紧张，更不用说发射导弹了。这样，我们原来创造的近打战法就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情况了。另外，当地气温高，潮湿，雷雨多，也给我们设伏带来较大影响。为了防高温，导弹要加防高温棚布；为了防雷电，兵器周围要加装防雷电设备；防潮湿就更困难了，湿度一大，兵器参数不稳定，老化的元件还没有备件，很容易贻误战机。

　　我们到了以后，受空八军指挥。我先到八军向首长们报告，也就是上一课吧，让他们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没法打仗啊。跟你说吧，这是我作战以来配合最好的一次。

　　我问二营营长，我说你打这个仗，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把握？我连着提了几个问题。当地雷雨比较多，要安装避雷针，天也比较热，要搭凉棚，给每个导弹一级火箭发射架上搭一个凉棚。撤掉这个凉棚要多少时间，你算过没有？他答不上来，我说那不行。我做了一个规定，用三天时间，把没把握的因素一条条找出来，每个人最少找三条，三天之内摆出了三百多条，归纳起来也有七十多条，这是一个大收获。然后，我们又用三天时间，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找出解决办法，什么时间解决完了，就算有把握了。那么又经过一天，基本上都解决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说，凉棚，做个控制的东西，一放就倒了，那个凉棚没用，发射时烧了都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要更快才行，要比原来的战法更快才行！所以，原来的测量训练中要测方位角、航路角，刘书战他讲，我就转尺，我看报时就报出航路角来。那得练，不练不行，一报就得报出来。开天线后，像捕捉目标、测报射击诸元、判断情况、下定决心和发射导弹等一系列的指挥操作，都要在四秒钟内完成，否则就会失去战机。经过训练，把七十多个问题都一一解决了，重点把速度问题解决了，时间就能更好地掌握了。我们给空军发电报：如果敌机来犯，我们比较有把握地歼灭它！

　　还有一个生活问题，生活问题也和战备有关系。我们提出一日生活战斗化。吃饭睡觉乃至大小便都要在规定时间进行。还有啊，每天跑警报，那不把人都累死了，还怎么打仗呢？连衣裳都不穿，穿一个裤头就完了，太热了。我规定四条：一，现在四级准备，在家里在帐篷里呆着，不准跑；三级准备，到外边凉快的地方呆着，每个发射车的发射架上搭有凉棚；二级准备的时候，人人都上车，该到发射架的，都到发射架上去；四，一等准备，拉警报进入一等，就开始操作，除了这个时间以外，该打球的打球，该唱歌的唱歌，该活动的活动。这个时间，敌人来了，突然过去了，我负责。你们不用负责，你们没有过失，你们放心打球去，这个时间是你们的。在广西的时候，三营劈了半个山修了一个球场，不活动不行。

　　7月7号这一天，敌人两架U-2高空侦察机和一架RF-101低空侦察机同时入窜。北边，从上海入窜一架U-2飞机直线向漳州临近，离我们阵地九十五公里的时候突然改变航向，经永春、龙田入海逃窜。一架RF-101入窜汕头后，回到漳州以南东山地区，然后也入海逃窜。

　　在这两架飞机临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开制导雷达，避免打草惊蛇。我们规定：敌机来了都不要动，不要开天线，一开天线，保密就不行了。敌机从北边来的时候，我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没有打开天线，没有被发现。还有一架U-2从广州方向飞临，十二点二十分，从汕头入海。由于前两架飞机飞到漳州地区以后没有发现飞弹，这架U-2就在十二点二十五分重新进入大陆，三十分侵入漳州地区。它又转回来了。

　　我命令，在三十二点五公里处开天线，仅用了三秒钟就完成了发射前的一系列指挥和操作，随即下令发射三发导弹。第三发导弹与敌机在二十九点五公里处遭遇，将敌机击落在漳州市西南七公里的红板村。因为敌人被我们打怕了，飞行员什么证件都没有，过去带证件的，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李南屏，国民党空军的双料英雄――“空中飞虎”。

　　飞机掉下来以后，我们的同志把前舱打开，把他拉出来，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跳伞呢？一检查，他跳不了伞。为什么跳不了伞呢？美国那头把跳伞装置里的发射火药抽掉了，空的，空筒，他跳不出了，叫他来就是送死的。那么找到什么证据了呢？他手上戴着一个戒指，上面写着叶秋容。这儿给北京打电话，问叶秋容是干什么的？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把李南屏打下来了？我们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打下了李南屏哪？他们说，叶秋容就是李南屏的老婆嘛，两个人结婚的时候，相互赠送的戒指，叶秋容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很有钱，李南屏拿的奖金也多。他在空军里是双料英雄，蒋介石和他合影，接见过他好几次。我也没想到碰到这么个大家伙，这下子我好跟刘司令汇报了。从那以后，U-2飞机就不敢再飞了，我们制止了U-2飞机的飞行。

　　第二天，7月8号，刘亚楼到了，10号，在漳州开祝捷大会。刘亚楼司令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称号的命令。

　　这时候，我说，现在还有两架RF-101，我只有一发导弹怎么办？刘亚楼说，由你自己看着办。我说我上去了啊。我站在指挥车上去。因为司令员在这儿，有什么事得报告他，自己作主张也不好。我把飞机动态都向他报告了。他说，由你自己决定。当飞机飞到二十四公里时，要不要发射这一发导弹，我把判断的情况向刘亚楼报告。我说，一个，他是来寻找昨天被我们打下来的那个U-2飞机的，看看，侦察一下，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打下来了。二来，是可能想报复我们一下。我们不开天线，不理他。到了发射距离，我说，再加两公里。飞机打了个转就回去了，走了，成了惊弓之鸟了。

　　这时候，我从指挥车上下来，刘司令说了几句话：人家说你沉着，你够沉着的。他说，我现在下个命令，有飞机来也不打了，后撤隐蔽，歇兵三日，班师还朝。就下了这么个命令。

　　开完庆功会，他给讲了两个故事，我就说一个吧。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当师长。他说他那个师也就三百多人。问毛主席，敌人已经攻上山来了。毛主席说，该走了，把他们赶下去。我觉还没睡醒呢。

　　后来回到北京，7月22号，通知我们要擦皮鞋，穿新军装。我想，这是什么人接见，还要擦皮鞋穿新军衣呀？没敢多问这事。到了八点钟，我把部队带到人民大会堂。然后，周总理来叫我，一起去迎接毛主席，毛主席在休息厅。我就跟去了。总理先跟毛主席说，这是岳振华同志，二营的同志们已经来了，部队已经带来了。毛主席起来以后，我赶紧上前握手。毛主席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

　　毛主席对刘亚楼司令员说：为什么你不让别的营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然后进入接见厅，照相，还给我一个座，在第一排的一边。听说，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成建制的部队。

　　接见完了以后，刘亚楼司令就给我下了一个命令：岳振华同志，你现在赶紧回到师部去，立即回到师部指挥作战。第二天，我坐火车走。赶到以后才知道，三营误了战机，一营放了三炮白放了。我一下火车还没进师部，技术部长就跟我说了。我就先到遂溪检查三营。继电器三百多圈，就是在最后一公分的地方断了，一起兵器故障。说实话我很不高兴，你不早说，早说就打下来了。过去的事了，不要火上加油。三营这个事故没有什么。我认为兵器都很老了，又没有原器件换，出了事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结果把三营整得死去活来。我认为没什么道理的。打三发白打，跳高压，这个得写批语了，写报告，天线跳高压什么方法都没有。就给空军去了一个报告。故障是自己造成的，对领导不能苛求技术上的问题，他懂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些人你不能说你不懂啊。在长岛，也没有打下飞机来，他那营长根本不懂，一标定，标定完了以后把它锁起来，不准再动了，归到原位，再锁起来，这不是没有标定吗，工作都是错误的，打不下飞机是跟这有关系。当时是一个副营长，他很民主，营长开会去了，他一上指挥车就说，我没学过指挥，到时候你们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不要等我下命令。你们自动按程序去做。结果，技师们把飞机打下来了，这不是军事民主的胜利吗？拿小本本、拿教条打仗那不行，既要民主，也要灵活性，靠教条是打不了胜仗的。刘亚楼司令员给毛主席写报告时，说，地空导弹部队第一仗是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打的；第二仗一半对一半，有我们自己研究的一半；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办法，按照他那个办法是不能打仗的；第四仗，这是地空导弹部队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就是一架飞机入侵的时候可以打胜仗，在南北夹攻、东西并进的情况下，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够打仗了。现在我们可以全天候地执行任务。刘司令给毛主席写了这么一个报告。

　　毛主席看了报告以后亲笔批过一段话：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