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猫读阿彻琼斯之西方战争艺术（古代战争-徒步战斗） -- 妖猫drake

写在前面

这是当年小猫看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的一些随笔，下文中引号内为阿彻的原文，红色字为小猫所写。

《西方战争艺术》这本书俺作为初学认为写的很好，作为军事历史读物比战争论等有趣的多，其中核心的兵种相克理论对理解某些战例很有启发意义。同时通过参考中国的一些军事理论，可以发现许多的中西军事文化差异，进而帮助理解很多之前我们百思不解的情况。

之后小猫将逐渐把这些随笔与阿彻的文章一点点整理发出来。

第一章

古代战争

“研究西方军事作战实施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从古希腊人开始，因为学者们对希腊人在2500年前是如何战斗的已经作了大量研究。而且，希腊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似乎是他们创造的作战方法在地中海盆地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统治地位。介绍战争艺术从希腊人开始，还因为他们的军事系统是逐步由简单趋向复杂的。最早，他们几乎完全依靠突击行动，以棍棒、宝剑和长矛与对手格斗。只有在渐渐地采用投射武器，比如弓箭之后，他们才慢慢地开始在乘马战斗时使用两种战斗方法：突击与投射。自此开始，他们的补给方法和战略也才逐渐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同样，在这些军事艺术的门类上，他们提供了推进这一问题研究的一种模式。”

阿彻从古希腊开始研究西方战争艺术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考虑其研究的可能性。希腊式军队体系最早的形成了完善的多兵种协同体系，各兵种也容易进行归类（轻重，步骑，肉搏还是投射）。另一个原因是希腊人留下了足够的文档资料和实物供后人研究。此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都已经有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进行，进行过包括攻城在内的复杂军事行动，但是文字资料的匮乏使得严肃的学术分析难以进行。

“尽管分析式研究具有明显的不利条件，包括古代军事史自身存在着大量不够清楚的东西，但是这种类型的详细研究将促使人们对战争的基本可变要素倾注心血，从而阐明变化的过程；而且，通过使得战争中的因果关系更加容易理解，就为研究以后时期的战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对军事行动进行分析式研究，使得我们能够根据战争艺术的三个重要内容来划分主题：战术、后勤和战略。战术用于战斗，包括武器、方法和战场机动。后勤考虑提供人员本身和对军事作战的支援，包括陆军和海军的运动以及士兵、水兵武器、食物、服装和防护器具的补给。战略综合考虑战术和后勤，以决定军事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手段。海军作战最好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

个人认为战略战术形成的标志就是战争由完全通过动物本能操控变为一定程度上受事前的计划安排以及训练等影响，这也就是阿彻认为希腊的军事行动是西方战略战术的发端的原因。当然，这并不代表更早期文明的战争行动没有战略战术，但由于缺乏资料供后人研究，我们很难判断是否有战略战术出现。

同时，阿彻也注意到了后勤问题，当然与现代我们所认识的后勤不同，希腊军事体制面对的后勤问题很大一个方面是兵员的有限服役周期，也就是阿彻所说的“提供人员本身”，因此希腊也成为最早考虑国家兵员动员体制的西方文明，其建立的与传统部落全民义务参战不同的雇佣兵和国家常备军极大的影响了后世西方的动员体制发展。

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古希腊人的早期战术体现了最基本的战斗形式。希腊人徒步以矛和剑进行交手格斗，这种战斗形式叫做突击行动。被称为重装备步兵的希腊士兵，自然是以盾牌、头盔、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防护装备覆盖其全身各个部分。这些通常是由金属制作的防护装甲，再加上剑和矛，使士兵负载沉重，奔跑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士兵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重型步兵。”

“突击行动”这个翻译我一直觉得不太合适，翻译为“肉搏”也许更贴切。

希腊重装备步兵的盔甲是经过几个世纪发展最终形成的。希腊文明确切的说是爱琴文明，其初啼是克里特文明以及迈锡尼文明，都属于青铜器时代。希腊诗人赫西俄多斯曾把他之前的历史分为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个时代，虽然是艺术加工，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历史。由历史发掘我们可以知道，金作为最软的金属，是人类比较早能够加工的金属，比之青铜和铁都要早很多，因此最初的防御装备，很少由金属制成，而是采用皮质或者布制。因此这时期金属装备只是部落领袖或称其为“英雄”们才能拥有的，而且实际防御效果很差。直到人类能够大规模加工硬金属，如青铜和铁，为军队大量装备金属护甲和武器才成为可能，而战争的规模才扩大到可以引入战略战术的水平。

“希腊重型步兵完备的装备及其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惟一具有专业属性的军队。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他们自备武器装备，参加一些训练，并努力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虽然这些构成了战备的内容，但来自同一社区，参加集体训练，也使他们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团队精神。尽管都装备了短剑，但重型步兵主要还是靠长约7英尺的长矛进行战斗。希腊人采用的战术队形使其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保持士气。长矛兵们肩并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纵深队形。”

这里阿彻告诉了我们希腊世界主要的作战部队——重装方阵民兵，也提到了方阵民兵的阶级组成，“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由于武器自备的要求，方阵民兵都来自于富裕阶层，稳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可以拥有比较昂贵的重装备，也使得他们的身体能够强壮到足以使用这些重装备。

当然，阿彻没有讨论是什么决定了希腊世界的战争逐渐变成围绕重装步兵进行的，更确切的为什么在希腊人看来，战争应该围绕重装步兵进行？当然这不是由于实战威力和对战果的决定性，后面阿彻将提到希腊世界战争史事提供兵种相克理论的例证，重装步兵实际并不适合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作战，而冒险在这些区域使用重装步兵将受到惨重损失。另外，重装步兵本身数量有限，补充困难，决定其更多时候被用于战略威慑，而非作战，他们绝不是文字记述和艺术描述中战争的决定者。

那么为什么希腊人宁愿无视事实而把重装步兵提升到一种“高大全”的虚幻伟大中？这是由其组成阶级决定的，希腊文字的写就者们基本都属于能够成为重装步兵的阶级，而他们作品的读者绝大部分也属于这一富裕阶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艺作品和历史记述中重装步兵有跟事实不符的高大形象。类似的情况也将出现在中世纪的骑士们身上，与其说他们决定战争结局，不如说他们决定著作销量和社会舆论导向。

对于希腊重型步兵的训练，阿彻的描述中并没有突出战技方面，倒是体能和精神方面才是主要训练内容，这种情况是由重型步兵特殊的作战形式决定的，后面我们会具体看到。

“这种队形被称为方阵，非常适合于民兵。民兵们虽然只经过很少的训练，但也能够在盾墙后面凭着勇气执矛战斗。参战的人们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这使所有的人信心大增，而纵深各排的人则使前排的人感到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战士们由于拥有了数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气。他们的身体条件、武器训练以及某些人从以前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支持着他们勇敢战斗，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通常决定会战的胜负。但是，在战斗之前，重型步兵的指挥官通常要发表演说，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人们冲锋时也要大声叫喊，以此互相激励。

关于如何通过精神动力提高动员兵的作战能力，中国和西方都有相同的发现，管仲在向齐桓公描述建立“士乡”时，也认为日常的共同生活劳作建立的友谊可以使部队在战场上士气更为高涨。

阿彻认为盾墙和方阵有助于维持缺乏训练的民兵阵型，实际上维持盾墙和方阵本身需要相当战争技术和经验。比如黑斯汀斯战役中哈德罗部队的盾墙就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崩溃，因此我认为，提高民兵作战意志和勇气的不是盾墙和方阵，而是紧密的队形。

研究历史上各文明的主战阵型，我们会发现，部队越专业化，队形就越发松散。罗马式中队比希腊方阵松散，火器时代初期，射击队形十分密集，随后就日渐松散。这点不难解释，因为密集队形单个士兵缺乏空间，难以主动使用武器或者机动作战，也更容易被远程武器命中，当士兵拥有较高水平的战技和经验时，他们需要发挥这些的空间。而对于缺乏经验的动员兵来说，他们需要集体给与他们更多精神支持，本身也不可能做太复杂的武器使用和动作。

“只有前排士兵战斗；第二排士兵则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劳的士兵。由于队形具有纵深性，那些在后面的人很少参战，如果前排的人发出撤退信号，他们很少犹豫不决。虽然希腊民兵经常是凭技能和勇猛战斗，但他们对承认失败并没有愧疚感；只要第二天没有战斗，那么他们就试图重操平民职业过生活。”

这里阿彻提到了方阵的一些特点，巨大的队形纵深中，实际只有第一排士兵参与肉搏，身后的袍泽除了能给他提供一定的推力外，也是他撤退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几乎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作战到死。但对于后排士兵来说，他们能在前几排血腥拼杀之后平静的选择停战，为城邦留下足够的人口，而方阵作为整体的奋战又能保持城邦和公民阶层的荣耀。

“希腊小城邦之间的战争通常目标有限，因而让他们承认失败比较容易；尽管被征服者的伤亡通常大于胜利者，但战斗失利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这里阿彻揭示了早期方阵作战中蕴含的仪式和竞技性质。从这层面上来说，希腊世界在古奥林匹亚运动会举行时将全境停战，他们不过是把竞技的“赛场”移到奥林匹亚体育场中而已。古希腊战场的低伤亡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于方阵作战的特殊性，上面我已经提到。

“队形的深浅所具有的价值对比并不明显。对于老兵来说，4排可能就足够了，而对缺乏经验的民兵来说，8排似乎也已足够；但某些场合，部队会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纵深队形。有一个学派认为，队形的纵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后排额外的人所提供的动力，使纵深排列的一方能够压倒装备相似而队形较浅的敌人。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坚持说，只有前排的人才战斗；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时预备队，用于接替前排伤亡的或疲惫不堪的士兵；后面的各排只是第二排的预备队。支持浅纵深队形的人将多于4排的队形视为多余。纵深队形的反对者还认为，后面的人仅仅是站立等待，因为从后面推挤只会冲撞前面的人，对帮助前排几乎毫无益处。”

对于方阵的队形纵深，我认为不能简单讨论。方阵队形纵深是不易过深的，否则将出现大量用于“围观”的部队，将导致集中的优势兵力无法发挥作用。因此阿彻认为老兵只需要4排足够。当然方阵是一个更适合用于固定防御的阵型，其攻击动作也只能是推土机式的平推，因此过浅的队形加上经验不足的士兵，方阵将无法对抗强力冲击，也不能发动有效的推进。

“支持大纵深队形的人坚持认为，后面有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增强前排人的士气，恐吓敌人，并为补充前排战斗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排列较薄弱的话，那么较大纵深的队形也具有优势，比如，在前往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填补进军所造成的缺口。由于人们在战前和战斗期间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队列纵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将更加保险，当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连绵不断的前排损失惨重而可能出现缺口时，就可以及时地增强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纵深较大的队形还能够提供物质动力，特别是当最后一排由精心挑选的人员组成时更是如此。这些后排人员不仅能够防止掉队，使中间各排保持适当的位置，而且还能通过引起所有的人前推而将强大的动力传给前排。如果像希腊人作战时有发生的那样，双方前排面对面地持盾相向推挤，那么后面的推动就能使己方逼迫对方后退乃至促成对方的溃败。

不过，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曾经问道：“当一个方队的纵深过大，以致人们所持的武器不能触及敌人时，那么你想，他们能对敌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对自己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希腊人发现至少在某些场合，位于纵深的后面各排还是有用处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推挤竞赛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计代价地根据战线宽度摆成大纵深队形。 [ 注：J.K.安德森，《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博克利出版社1970年版)，第174页。 ] ”

“恐吓论”估计很难成立，在缺乏侧翼机动的方阵正面冲撞中，除了第一排士兵外，大部分“围观”的重步兵根本无法了解第一排作战的情况，更不用说了解对方阵型的纵深并被其庞大兵力吓坏了。但维持队形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早期方阵作战中，失败者大部分都是由于复杂地形推进中无法维持队形。而提供物质动力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大队列纵深确实可以防止前排逃兵，他们将被同伴死死封住退路，只能无望的战斗直到死亡，但是是否能够用更大的方阵推倒敌方方阵，这点我很怀疑。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橄榄球和日本相扑发现，推力确实能导致对方阵型崩溃，但是前提是对方阵型要很薄弱，而且还要保证后排推力能很好的传导。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不错的“力量缓冲器”，大队形纵深除了能提供大推力外，还能制造效果大的多的推力吸收效果。因此我更愿意相信色诺芬的理论，因为他是希腊文化人中少有的优秀将领。

“在多山的希腊，双方长矛兵一般寻找平地进行战斗。比如，防御一方通常希望能够选择斜坡区域，以使进攻者不得不上坡进军和战斗，从而获得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坡上位置的优势太大，以至于进攻者拒绝正面交战，而是避开敌人的军队，去毁坏其庄稼。这样，防御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战斗只好在双方都同意的开阔平地上进行。”

这里阿彻提到希腊世界是最早有目的的采取战略破坏行动西方文明。此前的古埃及还有近东战争中也有对类似破坏，但是完全处于暴虐的本能。但是同时我们发现希腊人通过一种潜规则尽力规避了战略破坏行为，不过这只存在于希腊世界初期，到了残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世界各城邦相互之间的战略破坏最终流尽了希腊文明的最后一滴鲜血。

“ 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型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此时的方阵机动，仍然是简单前进的变体。当然，能够实现长矛阵转向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以及马其顿方阵都是全部长矛指向前进方向，而此后欧洲的方阵长枪部队，比如苏格兰的长矛阵等都只能在原地防御的情况下，摆出全向防御的圆阵，印象中最早可以在行进中实现多向防御的方阵是中世纪才出现的瑞士长枪方阵。

方阵之后的发展也说明只有在兵员专业化之后方阵才能实现多向机动和防御，罗马人之后的大部分军事体系都放弃了方阵而争取部队的机动性，个别选择方阵的，也被迫为此投入很大精力对兵员进行训练。

“斯巴达城邦的重型步兵部队在对其方队细分的基础上，确实具有了机动的能力。作为希腊惟一的职业军队，斯巴达人按音乐行进，并根据所有方阵在前进时都向右偏移的倾向，进行了战场训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向右偏移的倾向，是因为士兵都是左手举着巨大的盾牌，掩护其邻兵的右侧，因此，每一个士兵都会不自觉地向右运动。这就意味着，每个方阵的右翼通常与对方的左翼相遇，并在此一侧赢得战斗。斯巴达人利用了这一倾向，将其方阵右侧向左转，攻击对方方阵没有防护的翼侧，从而击败敌人。”

庞大的队形更适合通过鼓乐而非人声来控制，这是中西方古代军事家在实践取得的共识。春秋战国的中国部队，其指挥官主要通过旗、鼓、金三种指挥器材进行控制，旗主要用以控制军阵的区分和指示其运动方向，士兵的统一进退和转向命令由旗的展偃和倾斜传达。金主要通知军阵的停止，即“鸣金收兵”，同时西方军队中鼓控制军阵步伐的作用在中国是由金担任的。而鼓的作用是指挥部队站起准备和告知部队准备冲锋，当然擂鼓也有鼓动士气的助战作用。

在与此同时期的中国，尚处于“战车核心”时代，步兵基本处于一种“伴随”的地位，以战车为中心的作战单位“乘”，是一种松散的队形。虽然也有以晋国为代表的试图将步兵独立出来变为独立兵种的试验，如“作三行以御狄”，但这更多是出于在复杂的、不适合车战的环境中作战的目的。中国的部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密集队形整齐机动的问题。不过在更早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也能找到中国步兵密集阵型移动的记录，在牧野之战中，就有周军每前进六七步就整理队形，接近作战四五轮时还要照顾队列整齐的记载。总体来讲，中国步兵阵型从最初就较西方更为松散，因此整体机动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密集方阵。

“这样，斯巴达人就运用其有限却高人一筹的灵活性，在战争中实施了最基本的战术运动，利用了翼侧的弱点。斯巴达人经常利用这种方式，攻击敌人士兵薄弱的翼侧，或者绕过翼侧到达并攻击敌人的后方，这种运动被称作包围。任何一种机动形式，都给进攻者以巨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他不能指望防御者将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给攻击者，但防御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围攻，显然会使其在战斗中遇到严重麻烦；其原因在于，防御者所排列的队形本来是面向一个方向战斗，而现在却突然必须面向另一个方向战斗。这一不利条件或许还不是面对进攻者的迂回包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士兵们的信心和士气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可能不会继续待在新的位置上进行战斗。当然，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做得好一些；同样，区分较细的部队也具有及时转向面对来自翼侧和后方威胁的灵活性。”

前面我们提到过方阵队形的特点，前几排士兵的勇气和经验远胜于准备“围观”和逃跑的后排，因此如果遭到迂回和侧翼打击，方阵将迅速崩溃。想要提高方阵在遭到迂回和包围时的战斗力，阿彻提出了此后贯穿于西方方阵发展中的两个解决途径，第一就是提高训练水平，职业军人在此时能够冷静面对；第二就是改进队形，如细分队形，如罗马式的三线中队，或者是将方阵变为全向防御的圆阵。

而同时期的中国部队，由于队形的松散，对单独方阵的迂回，效果极为有限，因此中国军事家更倾向于提高部队的整体机动性，实现更大范围的整体迂回和包围，同时中国更早出现了队形细分的多元阵型，如郑国的“鱼丽之阵”、卫国的“支离之卒”。

“但是两翼队形对付翼侧攻击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机动到敌人后方的能力。这样，昼间作战战术留给将军的机会很少，因为会战一旦开始，领导者便失去了作用，将军通常在排列内战斗，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战术创新包括增强通常与敌相遇的左侧，隐蔽比较薄弱的右侧。但是这种改革不需要很强的机动能力，因为战术创新仅仅停留在进军中制定战斗计划上，而它不过是反映军队最初列队的方案。方阵，这种防御正面攻击的优良队形，除了在正面战斗中交战以外，缺乏任何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

这里我们能发现中西战争文化上的一些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军队，将领首先是战士，他们的指挥艺术远不如作战技能、勇气和实战中的榜样作用重要，而中国军队，很早就将将领放在了后方，他的职责首先是控制整支部队。将领的不同定位使得西方部队的战术水平遭到了限制，在西方部队中，指挥员只能在战前计划中凭空策划各独立方阵的运动，也就是中国的“庙算”，而实战中他们基本丧失了对部队的掌控。当然，最后西方在战术得到发展之后最终也将高级将领从阵前拉回了后方，汉尼拔还时常身先士卒，而凯撒就已经只在最危急时才带队冲锋了。

“当战争艺术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士兵开始取代民兵时，方阵也变得训练更好，机动能力更强了。斯巴达人系统利用右倾趋势打击敌人左侧的技术日趋成熟。战斗开始之前，战士列队之后，右侧部分训练有素的斯巴达人行列将面向右方并向前行进，这样，这些行列就从主力分离出去，但与战斗行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纵队向右短距离行进之后，此部分将向左转朝向敌人，并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与敌军阵列的平行之处。然后，这部分斯巴达人分遣队停止前进，尔后保持战斗队列向左前进，去攻击敌人的翼侧。

然后，该部从这种几何学意义上正确的翼侧位置向前运动，并击败纪律性稍逊一筹的敌人方阵，从而完全弥补了自己因左翼重叠而形成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常被击败的底比斯人也在改进自己的战术，通过增大纵深而增强其左翼。斯巴达人的这种队形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打败了纪律性较差和经验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为其一次小胜而高兴。在此期间，底比斯人通过建立“神圣分队”(Sacred Band)改善战术，这支精选部队由300名人员组成，能够离开自己的方阵实施机动。”

也许一些朋友会觉得底比斯和斯巴达双方的队形改进与当时中国军阵相比有些显得幼稚。底比斯的“神圣分队”和斯巴达的独立分遣队的作用于中国军阵中的游兵相同，但其实战效果远低于游兵。但是考虑到希腊世界重装部队的民兵本质，在极有限的训练下，能实现如此的侧翼机动也是很值得钦佩的。另外，希腊世界此时的战争规模也远不如“春秋无义战”，其战略战术不可能脱离战争规模和频率发展。

同时我们还是可以从底比斯和斯巴达人的方阵机动中发现浓厚的“仪式”味道，双方的战术都显得呆板，同时期的中国战争也有这个特点，郑国在著名的“射王中肩”战役中，也是针对周军战术的呆板，提前策划了特殊的有针对性的军阵机动计划。所以对于此时的中西方，所谓“军无常形”都只存在某些军事思想家的设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