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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备的“仁”说到当今的反贪

在《从〈三国演义〉说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文中。我曾对刘备的“宽仁而似诈”作过一些论述。指出了他在虎牢战吕布、长坂摔阿斗、白帝托孤时，都玩弄了权术。但是平心而论，比起公开宣扬“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和后期昏庸到连陆逊都想诛杀的孙权来，刘备的“仁政”还是比较突出的。先不管别的，单是他在“八十万曹军”压境时，还愿意带着新野合城的百姓（这绝不是胁迫的）一起慢慢爬行，而不是先只顾自己逃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这种仁政，对己对人都无好处。对己是几乎丢光了还能战斗的那一点老本，连自己的老婆都陪了进去；对人是新野的人民跟着他倒了大霉，我想他们如果留在新野，恐怕死伤损失是不会那么大的。但这只是刘备的智力和“妇人之仁”所造成，他本心并不是很残忍的。

当他建立了蜀国后，按他玩弄的那套平衡和“仁政”，其实是不足于摆平的。蜀国之所以能“大治”，关且能“以一州之地”，和中原的曹氏、司马氏抗衡几十年，靠的是诸葛亮的法治。

诸葛亮是深深懂得“乱世必用重典”的治国之道的，因此他才能在保持自己淡泊明志、不求奢华的同时，用重典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和无能之辈。在错综复杂、几派势力纷争的局面下，开创出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虽然由于整体实力的悬殊，他可能也有一些战术上的错误，没有完成统一的大业，但这无损于他的伟大。

怀古思今，深深感到我们建国六十年来，在反贪肃腐上做得是远远不如人意的。当前尽管不算是“乱世”，但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滋生和培育贪污而言，的确还是存在着肥沃的土壤。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取得预期希望的反贪效果，有一部份原因，是否和刘备一样，对这些贪污者太“仁厚”了呢？

贪污渎职者异地为官，甚至官升数级的事，早已不是新闻。近期虽有些好转，或者说不那么公开，但很多问责制还是形同虚设，无法也不愿真正起到威胁作用。我想两会中有那么些人对两高的报告投了反对票，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总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舆论造得不少，但并没有挖到贪渎的深处和本源，因而对尚未贪渎的公职人员来说，总觉得与我无关，左耳进，右耳出，听报告和学习时，脑中总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或者是在沉沉大睡，“积极休息”；而对已犯了贪渎的人员，这些舆论又太晚了些！要使他在贪渎发生的一瞬间，想到这些舆论，其实我们是并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我又想到，《经楼梦》（这是一部很有哲理的名著）内有这样两句：“谩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曹雪芹是很明白“宁”的害处的。在某种角度上说，这“宁”是万恶之源。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让所有的公务员失去“宁”的条件，如果所有公务员的职责都是分明而且工作是饱和的，他就可以少好多想歪门邪道的机会，再加上从严的监督和考核，对每一个公职人员就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无疑对提高这些人员各方面的素质是有很大好处的。

这绝对不是“老盯着公务员不放”。我总觉得，你既然上了这个职位，你就必须接受人民的有力的监督。正像私企的工作人员自有他们老板在不断监督一样！受不了就换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公务员绝不是也不应该是个清闲的职务，这会滋生各种腐败！

但愿今后少看到以至看不到在工作时间无所事事的“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