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从“第一”到“唯一” -- duanjian

战争年代我们可以靠战争这样的“消毒剂”，去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消毒”，靠所谓的“枪一响就可以把怕死的变成不怕死的”的简单做法，去解决许多问题。但现在不行了，因为国家的“常见状态”是和平，战争是“非常见状态”，这样就使干部战士的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锻炼机会。这也是部队建设遇到的难题之一。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部队的物质供给大大丰富，工作也相对稳定，特别是干部牺牲没有那么大了，国民党军队也不在干部战士眼前作对比了，特权问题也就显得突出起来。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50年代前期陆续实行的部队按级别区分的工资制度、军衔制、待遇制等，使我军的干部特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了，造成的问题更多。比如说，那时部队就对规定，少将以上的军官，可以住独院（独楼）房，家里有专门照顾生活的公务员（也就是战争年代的勤务兵），有的还专门配有厨师等，使生活中的特权不仅影响到了干部本人，还影响到了家属，一些干部妻子理所当然地当起了“夫人”、“太太”，追求待遇，娇惯子女，影响确实不大好。

解放以后，由于各种条件的改善，从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之类的事开始，有些同志开始把“搞关系”当作一种“本领”，一些同志在工作调动、个人待遇等问题上，有的就有“走门子”的现象，对部队风气影响不小。

而进入和平时期以后，由于干部中的享乐思想，特权制度等影响，导致了官兵关系疏远；加之正规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官兵平等、“三大民主”（指基层连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深入基层等好作风，逐渐弱化；等等，都使官兵关系逐渐不如战争年代，越来越不如过去融洽，在个别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还比较紧张。记得当时在某地就发生过退伍战士持枪到大军区大门行凶一事，当时震动了全军。

60年代初，《解放军报》曾经刊登过一则图片消息，介绍某部“海防前哨两兄弟”张XX、张XX两兄弟“携手守海防”的“模范事迹”。但是，在不久后的调查中却发现，这兄弟二人其实是畏罪潜逃的阶级异己分子，直到地方来函揭发时才被发现。

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很大，多数干部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而建国以后部队稳定了，稍微有点地位的干部，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办公室，于是特权就来了：虽然团级干部还没有单人办公室，但师以上就有了；军级、大军区，就更有带居室的办公室。又比如说乘车，以广州军区为例，师一级一般坐吉普车，军一级有卧车，又分为“华沙”、“伏尔加”，大军区又有“吉姆”（上均为苏式卧车的牌子），分得很清楚。记得好象是1960年，广东省军区进口了一批西德的“奔茨”，都配给了少将级干部，弄得很“显眼”。

现在谈到彭德怀同志，都是作为一个有正义感、被迫害的光辉形象出现的，似乎当时就很被绝大多数人所同情。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后人想象得那样。就我个人所知，当时部队很多领导干部中的主要倾向，对彭是“同感者多，同情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