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计生贴]今天才知道马寅初 -- 真狼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P312 ……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那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间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茸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 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

（1957）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等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107）杨明轩，20世纪20年代即加入共产党，但一直以民主爱国人士从事活动，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8年3月10日召开全校师生誓师大会，由陆平做“双反”运动动员，这该是学校里最大的事情，马寅初却外出看望下乡干部。“双反”运动中，结合运动整改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教学跃进计划，改组校务委员会，马寅初都借故视察而不参加。根据揭发，马寅初是在党委几经劝阻后毅然离开学校的。（151）在那个把运动看重到可以停课、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况下，马寅初竟然可以有5个月在校外视察，足见校长职权已经式微到何种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马寅初在校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从计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前后历经2个多月，其中会议18天，不仅没有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现在从资料上都看不到马寅初在其中有什么活动。相反，从做会议计划和安排，到会议的总结，都是陆平在起作用。

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樊弘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1958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两张大字报。韩佳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在此之前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曾经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如果说《光明日报》在以前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时，无论批判文章的观点如何，该报还未曾对马寅初致以可否的话，那么，从5月3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等文章就开始以否定态度对待马寅初了。在“本报讯”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对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讨论，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新人口论”，“一致认为马寅初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

……右派分子费孝通就说过：“拿我国的情况而论，如果说剩余的为数很少，不能积累起来发展重工业，那就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社会学搞些什么”)。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说出这些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值得奇怪的倒是象马寅初先生这样的人，也说出这种附和右派分子的话。

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154）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

P303 计算人口的数学：原载《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4期，1920年4月出版

农村经济与家庭观念之关系，原载《银行周报》第16卷第46期，1932年11月出版

中国家族观念影响于农村经济有根本之救济之计划否？原载《旁观》第6期“经济专号”，1932年12月出版。在这二篇文章里，有一些内容是重叠的，所以我以第二篇为主

P482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思想太重，便喜欢生儿子，子女愈多，人口愈加，农村经济必愈破产，金陵大学的教授白克（Buck ）先生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很有研究，曾著一书，名《 巾国农村经济》 。他的调查，很有价值。调查的地域共达十八省．调查的户数共达二千八百余户。他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其大著结论中，也说中国家族思想不改造，人口仍增加，农村经济无法救济。又据立法院统计处的报告说：中国农户共五千八百万户，耕地共十二亿亩，平均每户可得二十一亩（土地的膏腴、贫瘠各有不同，此自就全国平均而言）。每户以五口计算，每人只可分得四亩。如中国人多子多孙的观念不变更，则子女愈多，田亩的分割愈甚，每人所分得者愈少。再加以地土因分割，必留田界，必立阡陌，则分割愈多，可耕之地愈少，可使用机器的机会也便愈少。这样一来，人口愈多，耕地愈不够分，所有的农村经济，自必破产，这是家庭观念太重直接促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这种直接促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坟地常侵占耕地。中国人一向都极重葬礼，葬坟必看风水，所以外国人死掉可以葬在地底而不妨碍土地的使用，而中国死掉一个人，非费一大块地不可，而且非费一大块好地不可。这样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国非将可耕之地尽变为坟地不可。现在的浙江宁波便是这样，因为耕地都为坟地侵占，无从扩充，农民乃不得不从事渔业：李权时先生的研究，也说宁波渔业的发展是由于宁波坟多。这种危险，完全是由于讲风水。而讲风水的目的，不外是坟地愈好愈大愈能使子孙发达。仍然是家庭思想太重的缘故。

依上面这样说来，中国人家庭思想太重的结果，一方而民族思想不发达，一方面农村经济破产。所以要改造国家，复兴农村，必先打倒迷信，减轻家族观念。

月前中国经济学社在杭州开年会，陈伯庄曾提一论文，名曰《 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 （发表于《 银行周报》 第七百七十三期）, 他的估计，也是根据立法院统计处的统计。他对农民生活程度提高所需估计费用如下: 如将农民生活程度提高，每户予以四十亩耕地，则五千八百万农户中必有二千八百万农户无地。在这二千八百万无耕地的农户中，我们如设法对其半数（一千四百万户）亦予以每户四十亩的新地，那就需要五亿六千万亩新耕地．开垦新耕地的费用，如每亩以十元计算，则共需新耕地开发费用五十六亿元。……这样巨大的费用，在现在的中国，真不知从何出起，而且这还仅是开端，以后的各种建设费用，更不知要有多少，这笔巨款的来源，中国实无法可想。所以有许多人都主张利用外资，去借外债。

经济学概论：（本书原由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在重庆出版，1946年2月在上海重版，1947年9月再增订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P523 人类进化主要的动因有二：一是生殖；一是生产。前者是繁衍人种的作用，后者是保存人种的方法。单是生殖而无生产．或单是生产而无生殖，均足以使人类走向灭亡的路上去。因此，从人类生殖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确立人类进化的程序；从人类生产的活动上，我们可以把握人类生活水准发展的动向。但生产之为物，至少必须求其与生殖平衡地发展。生产超出生殖，固可以促人类文化向上开展；反之，生殖超出生产，则社会快乐的生活绝望，兵连祸结，永无宁日。

1959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约有8000人）【2】

1959年12月30日，马寅初就对秘书姜明说：“我的校长不 能当了，昨天已与杨部长（杨秀峰）通过电话，还准备写份辞职书。” 【1】

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向 部长杨秀峰提出口头辞职。【1】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正式向教育部递交 了辞职书。【1】

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155）期间，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也举行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报告会。（156）（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2】

1960年1月11日召开了“马寅初先生要求本校有关学会举行小型会，认为这样便于讨论，本人亦将出席。”的面对面的讨论会，11日下午3点，3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3个学会的会员以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也这就是在这个批判会上，按梁中堂的说法，韩萍卿揭发了马寅初。【2】

【1】：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马寅初事件始末 梁中堂 http://economy.guoxue.com/?p=6822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1/273597.html

……马寅初似乎就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鼻祖，至少宋健田雪原都争着抢着要把马寅初作为他们进入人口学界的直接领路人，……至于田雪原似乎与马寅初更为直接。“一九七九年发表《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并编辑出版他的《新人口论》后，我也由探讨经济学转向研究人口学……”。再经若干年后，田雪原叙述马寅初对其成长影响的历史渊源就更为悠长和清晰。“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 可见，举凡中国人口学界大师一级的人口学家，大都在人口学家马寅初接受批判时就受其激励而终归成就为大人口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