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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1） -- 细柳营
家园 【文摘】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1） 以下公布的这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ø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Le 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1960年9月越劳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此点也应是导致黎笋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6]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7]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8]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9]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0]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1]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2]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3]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14]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15]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16]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17]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18]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19]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黎笋的谈话显示了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把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看作是要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而事实上，中国派出支援部队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20]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1]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22]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23]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24]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这份文件，目的在于供同行学者研究利用；同时配发Tønnesson博士《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一文节选（据作者提交2000年1月香港会议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译出），以利大家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黎笋此篇谈话的认识。
李丹慧 2002年6月
《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25]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26] 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27] 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28] 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29]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1975-1986年任国家主席）。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30] 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张闻天）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那样做（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他（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他们[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他们（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他们（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以维护美国利益并减少美国的失败的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31]（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32] 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指在日内瓦分割越南）上错了。”[33] 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他（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他们（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我根本不害怕。双方（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他（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后他（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指中国和越南）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34]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35]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36]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37]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
――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毛问）
――（我回答）大约300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毛问）
――大约4,000万！（我回答）
――我的天！（毛说）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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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3-288.
[2] Christopher E. Goscha目前在美国大学和巴黎国际学院教授历史。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85.
[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73.
[4] 参见《本报评论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6]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6、37页。
[7]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43、44、48页。
[9]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1-55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1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12]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4、35页。
[13] 参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 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14]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567页；《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15]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6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16]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105页；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36页。
[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FRUS),Vol.1:Vietnam,(Washington,1992),p.991.
[18]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
[19]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76页。
[20] 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9-70页；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0页；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21]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22]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101页。
[2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82.
[24] 分别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291页；《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25] 本文件及注释译自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p.279-288。该英文本由Christopher E. Goscha根据越文原件翻译，注释也为其所加。英译本原标题为：“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文件中方括弧内的文字[…]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
[26] 文中的全部省略号为越文原件所有；译者的省略和注释以括弧（…）表示。
[27] 根据下文，这好像是指周恩来。
[28] 1954年日内瓦协议允许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紧密结盟的巴特寮暂时停留在老挝的丰沙里和桑怒两省。对在抗法时期与越南结盟的高棉人，却没有做出如此的让步。
[29] 在《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一书中，中越关于老挝问题的高层会谈被指发生在1961年8月。
[30] 张闻天当时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B同志发言时在场。他后来还担任过副外长，而且1950年代一度担任主管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31] 英文为Hau Nghia，现今越南查无此省名。――中译者
[32] 指对将南方干部撤到北方一事进行解释。黎笋有意不提是中国人帮助越南人赢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33] 参见1979年越南外交部编写的《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60页。书中称1972年11月越南人对中国人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同志，你们不能就越南与美国进行谈判。你们已经承认了1954年的错误，现在你们不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34] 参见《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43页。在书中越南人称，邓小平为了换取越南拒绝苏联的全部援助，答应把越南放在中国对外援助的首位。
[35] 参见《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43页；另见Tran Quyen [陈权]著，Souveners of Le Duan(Excepts)。
[36] 在1966年11月，苏联指责中国已经背弃了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世界共产主义路线。
[37] 《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称这番话是毛1963年在武汉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所说。书中越南人援引毛的话为：“我将是5亿贫困农民的主席，我会派部队直下东南亚。”
家园 【文摘】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2）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1]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2]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3]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4] 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5]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非常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6]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同志们。”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国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7] 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他（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那么这样（大的现役军队）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我们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B（原始文本中这个“B”的含义不明）――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借口。这太危险。”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他（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但是越南不害怕。越南继续前进、战斗。如果越南不战斗，那么南越就不会解放。一个没有解放的国家将会是一个依附于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半是自由的，这个国家就是不独立的。直到1975年，我国才最终实现了完全独立。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自由。自由应该是对整个越南民族的自由……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人民战争。后来苏联、中国和我们自己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三个国家在（人民战争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有亿万人民，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中国也谈论人民战争，然而，（他们的主张是）“敌进我退”。换句话说，防御是主要特征，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以乡村包围城市，而（主力）只留在深山老林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处在防御之中，而且非常虚弱。以4亿人民对日军30万到40万部队，中国人仍然不能打败他们。[8]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9]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这是我第一次出国。[10] 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他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他们（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武器来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了相当长的时期，以驱使他们降级。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不能。当美军进攻广知（Quong Tre）时，政治局下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们不害怕。在这之后我到中国见周恩来。他告诉我：“这（广知的这次进攻）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两次。没有人敢于像你们那样做，同志们，你们做了。”
……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敢讲话，他更坦率。他告诉我：“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所谓长征是什么呢？在长征开始时有30万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万人。27万人损失掉了。这样做事，真是愚蠢透顶……（我）这样说，就是使你们，同志们，知道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胜利……然而，说真的，如果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越南）对中国作战，他们能不能像这样（像越南一样）获胜，就不清楚了。
……如果过去苏联和中国相互联合起来，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如果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我们，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采取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的那种方式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他们一开始就会退缩不前了。他们就会像肯尼迪时期那样退缩不前。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老挝，美国就立即和老挝签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不敢把美国部队送到老挝去，他们立即让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再也不敢攻击老挝了。
后来，当两国（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执时，美国人就被（中国人）告知，他们可以径直攻击越南而不必害怕。不必担心（中国的报复）。周恩来和毛泽东告诉美国人：“如果你们攻击我，那么我就会攻击你们。你们愿意派多少军队到南越都可以。随你们的便。”[11]
……（现在）我们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为邻，与一个有扩张主义企图的国家为邻。如果他们[中国]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从侵略越南开始。这样，我们就得肩负起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责任。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逃避过我们的历史任务。以前，越南履行了她的任务，这次越南也决心不允许他们扩张。越南保持了她自己的独立，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下定决心不允许中国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最近（与中国）的战斗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现在，他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里做准备。然而，无论他们准备到什么程度，越南都会胜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100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50万到60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中国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6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德国纳粹）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我们可以使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应该有两个东西。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当今时代不像旧时代。在那时候，这只是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的事]。现在整个世界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还完全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即使）在小岛上，人民也要独立和自由。人类现在全都是这样。这与旧时代是非常不同的。在那时候，人民对这些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胡伯伯的话，“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是当今时代的一个观念。攻击越南就是攻击人类，就是侵犯独立和自由……越南是一个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不得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所做的事情。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Anh Ba][12]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13]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14]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15] 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在生产上将是最好的和最高的典范，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16]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5,000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国？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国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国，[17]只有我替中国辩护。[18] 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国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50年内，或者在100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怀疑了。但是五年前我肯定没有同志会怀疑中国会攻击我们，但是还就有这样的同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件事。[19] 但是我们（黎笋和领导层）就不这样。[20] 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牛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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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也将打败你”或“我也能打败你”。
[2] 译者尚不能确定当黎笋谈及“军队”时，具体指的是谁。
[3] 这里应指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有75个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而非80个。会议通过了主要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工人党和一切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在会议主要文件上签字的有66个党，其中6个持保留意见。会议还通过了《保卫和平呼吁书》，以及有关越南、中东、希腊、印尼和海地等问题的文件。参见夏义善编著：《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556页。――中译者
[4] 这似乎是指1965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周年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人转达的话。潘自力大使对苏联人说：“……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进攻苏联，中国人民将毫不犹豫地履行条约义务，将会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并肩战斗，直至最后的胜利。”转引自Donald S. Zagoria, Moscow, Peking, Hanoi, (New York: Pegasus, 1967), pp.139-140.
[5] 彭真1951-1969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6] 李强在1965年至1967年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在1968年至1973年间任外贸部副部长，从1973年开始任外贸部长。
[7] 指黎笋在1977年11月的访华。
[8] 黎笋忘了这个事实，即直到1940年3月，更少的法国人能够统治越南而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9] 关于中国顾问，参见Qiang Zhai [翟强], China & the Vietnam War, 1950-197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以及Chrisotpher E. Goscha, Le contexte asiatique de la querre fronco -vietnamienne : Reseaux, relations et economie (Paris, thes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La Sorbonne, 2000, section chinoise).
[10] 虽然抗法战争时期黎笋经常到北越去，但他当时通常被认为是留在南越的，为党的南方分局的首脑。译者怀疑黎笋曾在1952年去过中国。胡志明去过，但黎笋没有。
[11] 关于这一点，参见Jian Chen[陈兼]和James Hershberg在2000年1月香港举行的“中国、东南亚与越南战争”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Sino-American Signaling”。
[12] 这证实“B”同志与“三哥”是同一个人。我们知道“三哥”是黎笋的别名，那么由此推断，B同志就是黎笋。从文中谈及的事件来看，这也是确实的。Tran Quyen，Souveners of Le Duan(Excepts)，可证实这一点。
[13] 这可能与黄文欢有关。关于此对立的观点，须查阅黄文欢：《沧海一粟》（革命回忆录），越南消息出版社1986年版。
[14] 参见Tran Quyen，Souvenirs of Le Duan(Excepts)。
[15] 也许是在暗示苏联。
[16] 这种战争类型在中国，以及其他从事游击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过。
[17] 1960年6月24-26日，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24日）及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25-26日），苏联组织了对中国党的集中批评。参见《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92页。――中译者
[18] 这件事发生在1960年6月。关于黎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详情，可参见Tran Quyen, Souvenirs of Le Duan(Excepts)。在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后，苏联就地召集与会各国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举行会议，会间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中国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毛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他被斥责为“教条主义者”。参见Adam B. Ulam, The Communists: The Story of Power and Lost Illusions, 1948-1991(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 211.
[19] 这似乎是对黄文欢的批评，但肯定还包括其他人。
[20] 这可能是指黎笋讲话时在场的领导人，而且这也说明，上文提到的亲中国的同志并不在场。参见Tran Quyen, Souvenirs of Le Duan(Excepts)。
家园 【文摘】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3） 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此文件作以下三点分析：A 黎笋的思想和态度；B 197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C 1952―1979年这一阶段黎笋和中国关系的记录。
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将本文用于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是最安全的，严格地说，它揭示了越南高层领导在1979年危机中的观点和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特殊的转折时期社会阵营形势的某些方面。而将此文用作1979年前黎笋和中国关系的历史资料则会发生问题，因为黎笋在1979年所说的话深受暴怒的影响，因此，他有可能破坏史实，甚至凭空杜撰。所以，使用此文件作为1952―1979年这一阶段发生事件的史料时必须极为小心并且应和其它可获得的史料相互印证。
黎笋的态度
黎笋1979年的文章表明，他把一种极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作为具有特别善于斗争的越南人民在世界革命斗争中扮演前锋角色的思想结合起来。文中从未对越南以外的民族表达过任何钦佩和尊敬，但是，它却对所有人的、大大小小的民族独立战争深表钦敬之意。他的自豪感在此文中的第一段中表现出来，他在该段中说，在“我们”打败美国人之后就再没有帝国主义国家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一些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词在这里好像是作为这一大国的自称。
黎笋所持的是一种道德的天性，他的道德世界基本上被恐惧和勇敢一分为二。他似乎曾经蔑视过那些不敢“斗争”的人。他声称，如果不是越南人的话，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任何人敢和美国人打仗，因为当时越南人正和美国作战，而越南以外的世界却“惧怕”美国人。同样的道德自豪感在黎笋对他和周恩来在河内的一次会谈的评论中也显示出来。当时，后者刚刚在北京接待过基辛格。黎笋说，他告诉周恩来，中美达成新的谅解后，尼克松将会更加猛烈地向“我”进攻，但是我“毫无所惧”。他后来在文章中反过来断言：只有越南不怕美国人。他还辨别出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声称，第一个害怕美国人的人就是毛泽东。文中没有出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经常惧怕美国人并阻止越南人民进行斗争。如果给越南的援助危及中美关系，他就拒绝给予援助。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是一种勇敢的象征，他们只是保卫他们国家的利益。
黎笋对勇敢的钦佩在下面一段话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怕任何人。因为我们站在真理一边，所以我们不害怕。即使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怕。我们也不怕我们的朋友。即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已经打败了他。我是一个人；我不怕任何人。我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基于勇敢和恐惧的基本道德区分，黎笋声称，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越南人民遵循的军事战略之间也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防御性的，后者是进攻性的。越南人民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向中国人学习任何东西。中国经常十分软弱。他们几乎未和日本人作战。在黎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他声称此次访问是在1952年），胡志明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而他们毫无勇敢可言”。从那一天开始，黎笋就了解到了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没有防御性的战术。每个人都斗争。”
虽然俄国人给他带来的担心较小一些，但是，同对待中国人一样，黎笋在文中也几乎没有对他们表示任何钦佩和尊敬。他对中苏分裂表示不满，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中苏分裂加强了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他抱怨说，他必须每年都去中国两次，“向他们解释许多事情”。接着，他补充说，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因为他几乎避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至于苏联，我未置一词……我只是泛泛而谈。”[1]
黎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对中国人所做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反动派”的区分。如上所述，他对中国人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敬意，但他并不想因他们领导人的侵略政策而批评全体中国人：“我们仅仅把他们称作一个小集团。我们并不是指他们的民族。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对我们不好。我们说，这样做的是反动的北京集团。”
黎笋也在中国方面的个人之间作了区分。这里区别人的标准是他们对越南的了解程度。对越南了解最少的是毛泽东，黎笋看上去对他完全没有好感“……最不守信、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想霸占东南亚的人主要就是毛泽东。”他更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点。黎笋说，周恩来在本世纪60年代曾同意，有必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去支持越南的斗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还曾经帮助黎笋去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并且还安排了许多给越南的援助：“我欠他的人情。”华国锋不了解越南，但邓小平的了解要比他多一些。1977年10月，黎笋告诉苏联驻河内大使说，华国锋是属于那种不了解我们的中国领导人，但是，邓小平对我们“非常体谅”。当时，黎笋曾预测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权斗争中获胜，而且，这一点将会导致中越关系的改善。[2]
考虑到邓小平曾下令入侵越南北部这一事实，黎笋在1979年仍对邓小平持有一定的积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黎笋声称，当1975年越南在民族重新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邓小平曾真诚地对越南人表示祝贺，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态度勉强。而且，邓小平在1977年同意了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的要求。黎笋认为，邓小平处于其他那些对越南不甚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因此不得不在涉及越南的问题上显示出决心，以避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现在，他鲁莽而愚蠢。因为他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他曾经更为猛烈地打击过越南。他确实做过这件事并让他们攻击越南”。[3]
这里要指出的是，黎笋最后一方面的态度是他的坚定而可靠的国际主义信念。考虑到他的几近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他认为，越南是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说，这并不像古代，越南仅和中国相邻。现在，全世界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伤害越南就是伤害人类，就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损害……越南是一个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1979年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可用之处是能反映出当年的形势。1979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77―1978年之前是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的顶点，全世界约有30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后两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12年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数目从30个减少至5个（中国、北朝鲜、老挝、越南和古巴）。
当然，就1979年而言，黎笋和其他领导人还不可能看到即将发生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于成功并且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满怀激情：社会主义代表比资本主义先进的人类发展阶段。越南外交部1979年10月发表的白皮书声称，“今天，革命的力量增长了，并且正处于有利的地位。”[4]越南革命的胜利还未在他头脑中淡忘，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接着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白皮书声称，“帝国主义正在每下愈况，最终要导致一场不可救药的总危机。它甚至不能在它的看来是稳固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据点稳住阵脚。”[5]苏联和越南的共产党领袖无疑把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麻烦、中国市场力量的引进、中国和美国的联盟解释为社会主义总的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挫折，而这个总的发展过程必定会进一步加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全球的政治趋势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黎笋的文章揭示的越南领导人对1979年总的形势的评价及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呢？文章表明，河内的领导人正在准备一次对中国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黎笋确信，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将被迫部署到中苏边界，所以越南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黎笋为他的同志们准备了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民族抵抗战争，并且把越南视为整个东南亚抵抗中国扩张主义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他打算把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北部省份的传统根据地义安、河静和清化(绝大多数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来自这些地方)作为北方斗争的后备部队的基地。黎笋声称，“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进攻中国，我们决心赢得胜利。”这番话极有可能是在中国惩罚性的入侵进行之后说的。为了坚定自己和其他同志的决心，黎笋将自己对于本民族的善于斗争的自豪感作了歪曲：“……实际情况是，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和他们（中国）作战，还不能肯定他们会获得这样的胜利……我们从不逃避我们的历史责任……通过保卫自己的独立，越南也在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决心不让中国成为一个扩张主义的民族。最近的战斗仅仅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即使他们用100万或200万军队来攻击我们，我们也毫无所惧。我们刚刚和60万军队交过手，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和200万军队作战，那也毫无问题。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将使每个地区成为一个堡垒，每个省成为一个战场。我们有足够的人。我们能以多种方式和他们作战……我们能用两个至三个集团军猛烈地攻击他们以便使他们受到震慑；在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的意志动摇的同时，我们仍将保卫我们的领土。如果情况紧急的话，每个士兵都必须训练出一个士兵，每个班都必须训练出一个班。
看来，邓小平在1979年3月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估计。当时，他决定撤出中国军队。
黎笋与中国关系的记录
对黎笋文章的第三个更为困难的利用是作为1952至1979年这一阶段作者同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关系的资料。由于可信的档案和资料的缺乏，作这样一个尝试是诱人的。但人们不应对黎笋所述言辞的准确性抱有幻想。
黎笋说，他首次去中国疗养是在1952年。据他说，他被他访问的地区（很可能是广东或广西）尽管人口众多却不在日本占领期间进行任何游击斗争这一事实所震惊。文中根据这一情况做出了越南人勇敢而中国人懦弱的基本区分。黎笋声称，胡志明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这种叙述可能更反映黎笋1979年时对中国人的态度而非他首次去中国时的真实印象。我们甚至根本不能通过其他材料证实他当时去过中国这一点。
相比之下，黎笋关于自己对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反应的叙述更为可靠一些。[6]
但是，更不能确定的是他是否在1954年就已经指责中国的错误。当时，中国、苏联和北越的领导对日内瓦协议都是坚决支持的，所以，黎笋可能还是埋怨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犯了错误。黎笋很可能是在花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周恩来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接受北纬17度线作为越南南北分界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有可能告诉他的人是范文同，他是越南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团长。[7]
黎笋对中国消极隔阂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可能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他努力去获得苏联和中国对在南越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支持。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后来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大跃进运动，因而影响到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黎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
在他的文章中，他几次回忆了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是怎样试图阻止越南人在南越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形。但是，他没有提到下面的这个事实：当时苏联也相信日内瓦协议并阻止越南人做任何可能使法国和南越政权更易于违反协议的事情。[8]
黎笋的文章免不了自相矛盾。首先，他引用了周恩来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越南要继续战斗，必须自力更生。接着，他指责周恩来曾“压我们停止斗争”。第一个表述和陈兼的学术结论非常吻合：“……北京领导人在1962年以前既不阻止，也不鼓励河内用军事方式‘解放’南方的努力。”[9]黎笋的第二个表述看上去更为可疑。黎笋声称，他蔑视中国人的建议并继续进行在南越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这里，黎笋故意忽略的一点是，当时南越干部和一些北越领导人的意见分歧。
当提到1963―1964年的事情时，黎笋笔锋一转，改变了谴责中国的内容。他不再谴责中国领导人试图压制越南斗争的迫切希望，而是谴责中国人向他们施加影响，如修建道路以便利中国政权向东南亚的扩张，输送军队去铺设控制越南的道路等等。[10]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我们知道，黎笋和毛泽东会见过三次。第一次是 1953年在武汉，毛泽东在那里（据越南白皮书）接见了一个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黎笋声称，在那次会见中，他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打算并且警告他，越南能够打败中国军队。据说，毛泽东问他：“同志，你们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抗击并打败了元朝的军队？”黎笋回答说：“不错。”“同志，你们也真的打败过清朝的军队吗？”黎笋回答说：“不错。”毛泽东问：“你们也打败过明朝的军队吗？”黎笋声称，就是在这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错，换了你们的军队也一样。我曾经打败过你们的军队。你明白吗？”黎笋声称，他就是这么对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知道，知道！”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杜撰的谈话。一方面，毛泽东似乎有可能提问上述的问题。毛泽东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人开玩笑。但是，看上去极不可能的是，黎笋曾以他说的这种方式公开地挑战毛泽东。[11]我们从《77次谈话》[12]中了解到，黎笋在另外两次同毛泽东的谈话中（1964年8月13日和1970年5月11日）表现得像一个在主人面前低眉顺眼的奴才一样，他在1964年说“中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并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想把我们当作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1970年，他向毛泽东请求指示并把越南的胜利归功于这一点：“我们遵循毛主席过去给我们的三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敌人”。[13]黎笋在《77次谈话》和1979 年叙述中的表现判若两人，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记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别人当时的观察有着天壤之别。
黎笋和越南白皮书关于1963―1965年中越关系的描述和中国方面不得不做出澄清的材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黎笋的描述，是毛泽东想要修建通往越南的铁路并派兵去那里，但是他自己仅想要物质援助。在所有基于中方资料的叙述中，修路和志愿军的请求都来自越南方面，而且，这个要求是黎笋和胡志明提出的。[14]这一点在《77次谈话》的部分资料中获得了证实。黎笋声称，“我们仅仅要求他派遣人员，但是，他带来了枪支和弹药”，这一点看来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中国工程兵部队和高炮部队抵越后，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在柯西金 1965年2月做出苏联大规模援助越南的决定后，越南人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立的姿态。从那时起，越南人在《77次谈话》中的口气也明显不同了。
黎笋关于20世纪 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叙述和中方资料的描述更为一致一点。黎笋声称，在1969年以前，他就几次召集军事干部并警告他们，中国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联手。因此他们要研究诸如准备在将来和中国发生冲突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对美国的新方针，黎笋作了和越南白皮书同样的谴责：“那段时间里，中国发表了对美国的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他们就能使美国在越南增加力量了。”当然，这么说也有其道理。中国确实强调了自己的大国利益而损害了北越的利益。
黎笋所说的和周恩来（很可能是1971年11月）在河内的会谈是他文章中修辞最为精彩的部分。黎笋说，在尼克松访华前，他的目标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美国赶出越南的同时怂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和美国针锋相对。据说，周恩来当时告诉黎笋：“现在，尼克松即将访问我国，双方将主要讨论越南问题。因此，同志，我必须来和你见面以便交流一下看法。”
黎笋声称自己是这样回答的：“同志，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会听你的。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们的，根本不是你们的。”黎笋再次声称，自己曾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疾言厉色。这一次，他的叙述看起来更为可靠一点。1971年在河内对周恩来疾言厉色要比在1963年在武汉对毛泽东这样做容易得多。如果在周恩来关于1971年11月河内会谈的报告中含有谈及黎笋民族主义的蛛丝马迹的话，那就有的好看了。
关于需要档案研究的一点评论
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善。1979年是双方关系最坏的一年，而双方在整个80年代都是相互敌对的。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铁路无轨，交通断绝。两国关系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越南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标志着双方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并为1991年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99年新年前夕，两国外交部长成功地在河内签定了一项边界条约，而且，他们现在准备在2000年结束前在东京湾划出航海区域。这完成了黎笋和邓小平在1979年为自己定下的没有多大希望成功的任务。现在，铁路再次开放，边境贸易繁荣。两国、两党、两军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边境省份在促进商业和文化关系中一马当先。中国和越南的研究机构现在也开始交流了。这一点可以在1998年河内的大型研究会上得到证实。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和越南的社会科学家于其他国家学者在场的情况下，甚至讨论了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两国边界地区的民族集镇问题。
这对当代中越关系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当两国关系改善时，对于他们过去遗留问题的研究也会连带着得到改善。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们将怎样对他们的曲折历史关系进行研究呢？一种可能是，每个国家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档案，用汉语写中国对越政策；越南的研究者使用越南的档案，用越语写出有关越南和它的北方强邻之间的曲折关系的专著。第二种可能是采用双方相互合作的方法。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正式的、密切的方式去实现。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组成有关的团体共同工作、共同探索中越关系的历史。最好是用两种语言出版双方的联合著作。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公开的方式实现：由双方可靠的党史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获得使用那些被两党领袖隐藏的资料的特权。[15]
第三种可能是一种开放思维的方法，即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权使用双方的原始资料。许多著作和论文用越语、汉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竞相出版或发表。
所有这三种可能都以这个假设为前提：中国和越南当局变得比过去更为自信，勇于放弃对独立研究的恐惧，允许人们使用关键的历史资料。目前，两国的思考氛围看起来反而更为艰难。这可能会延长当前的矛盾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和越南的学者能够比两国以外的同行们更好地接触资料并可以自由地撰写和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唯一可以确保中越两国学者在研究双方关系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是，允许存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考氛围，不再对原始材料保密，举行联席会议、鼓励学术研究。
刘作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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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rre asselin claims that Le Duan "epitomized vietnamese disrespect for the overlordship of both those countries "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that his death in 1986 open the door for improving vietnam’s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China, but with the Soviet Union as well. Pierre asselin, "Le Duan and the Creation…", p.8. This seems an exaggeration in view of vietnam’s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USSR between 1978 and 1986, but there may be a grain of truth in it. Soviet archives will show.
[2] Stephen J Morris ,Why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auses of War ,Stanford CA: Sat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81.Morris bases this information on Soviet archival sources.
[3] There may be some truth in Le Duan's impression .Although Deng Xiaoping had personally ordered the Chinese "self-defensive counter attack" against Vietnam, it was also he who blew off the operation in March, after the Chinese had suffered more than 30000 casualties. And Deng came under criticism afterward for not having broken the fingers of the Vietnamese, but merely hurt them. See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0.
[4] "Aujourd’hui, les forces revolutionaries ont grandi et occupent une position des plus favorables." La verite sur les relations Vietnamo-Chinoises, p.58.
[5] Ibid.
[6] In the 77 Conversation there are short excerpts of minutes from three meeting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 in 1971 (7 March in Hanoi, 13 July in Hanoi, and November in Beijing). None of the excerpts include references to Geneva, but both Mao and Zhou had allegedly admitted earlier, when talking with Ho Chi Minh and Pham Van Dong, that a mistake had been made in Geneva. See the 7 September 1971 conversation,77 Conversations, Working Paper No.22, p.180.
[7] See Francois Joyaux, La Chine et le reglement du premier conflict d'Indochine, Geneve 1954 (Paris :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79).
[8] See Mari Olsen,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Communists 1954-1960, (Oslo: Institutt for Forsvarsstudier 4/1997), and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9]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69", China Quarterly 142(June 1995), pp.356-387, especially p.357.
[10] 这里作者理解有误。黎笋所说的中国军队入越修路等事，是1965年以后的事情。由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组成的中国筑路部队，1965年9月开始入越，1969年2月全部撤出。参见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9-100页。――李丹慧
[11] However, according to Bui Tin, Le Duan told his official biographers in an interview in 1983 that he had been better than Uncle Ho. Ho always said "Yes" to what Stalin and Mao told him "As for me, I dared to argue with Khrushchev and Mao." Bui Tin, Following Ho Chi Minh, p.43.
[12] 指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orking Paper No.22.――李丹慧
[13] 77 Conversation, pp.74(note 117),163-164.
[14]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pp.368-369. See also 77 Conversation, p.85, where Le Duan tells Liu Shaoqi on 8 April 1965: "We want some volunteer pilots, volunteer soldiers… and other volunteers, including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units."
[15] The Comparison may perhaps be far-fetched, but an open kin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Norweigan and Swedish historians has been initiated in preparing for the 100 year's anniversary in 2005 of the break-up of the Swedish-Norwegian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