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20 躁动 -- 吴佳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62

‘中达’海难事件—第三日 领事（2）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我在房间门口招手叫小胖，高军，小陈出来，他们满脸疑惑地问什么事，我神秘地笑着说是好事，没想到这使劫后余生，仍然惊魂未定的他们加重了疑虑，迟疑着不敢出来，故意在房间里磨蹭。他们对我的不信感使一直以诚相待我感到很失望也很气愤，重重的推开拉门，没好气地喊了声：“去买衣服。”三人这才如覆重释般地，挤到门口，穿上拖鞋，步履轻快地随菊池噔噔噔跑下楼去。剩下的两人倚在被子上，如同见到邻人兴高采烈地抽中了六合彩般，满脸是沮丧和毫不掩饰的嫉妒。我见他们这样，有些生气便生硬地甩下一句：“他们回来，就接你们去买，都拉不下。”说罢关上拉门，扭头便走。

我坐在助手席上，还在为刚才的事耿耿于怀。‘逢人且说半句话，不可抛却一片心’这话刘军奉为治理名言，我却一直认为太过世故，绝不把它当做我的为人处事之道，可我的一片热心却刚刚遭到了怀疑和冷遇，自己的辛劳却没有换来船员们丝毫的信任，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愤愤不平了。

菊池看出我心情不好，就没有搭话，身后的三人也都沉默着，好奇地看着窗外的街景，车内只回荡着我急促而沉重的咳嗽声。

我应该原谅他们肆无忌惮的怀疑，应该以怜悯之心，宽容地对待这些海难幸存者；因为，事故使他们失去了所有，所以他们本能的对物质显得更贪婪；朝夕相处的同伴的惨死，更使他们心理变得脆弱无比，对隐约觉察到的潜在危机会产生条件反射般的过度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也就产生了对外人的不信感。

我转过头，笑着问：“小陈，你在船上做什么。”

小陈依旧是那种狐疑的眼神，他谨慎地答道：“只是水手，是实习的。”

我又问：“那高军你呢？”

高军犹豫着刚要开口，小胖抢先替他答了：“他是二管轮，地位仅次于老轨。”

高军忙补充道：“我也是今年刚考上的，上次回国才拿的证。”

我‘哦’了一声，明知故问道：“原来做海员也要考试，持证上岗啊？”

高军很专业地解释道：“我也是上船后，先从实习生做起，有三年经验后才有考试资格，考试合格了就能做三管，之后再积累经验，再考，越往上审查越严，考试越难过，能做到老轨，没个2，30年经验，怕是下不来；机舱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修不好，总不能打电话跟老板说，这个我不会弄吧。”

我在麥町公司的时候还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老轨，可怜巴巴地打电话给我，说话底气都不足了：“吴先生，这个图我没见过，这个说实话，我弄不了。”无论我怎么鼓励，他都是不肯动一下机器。最后无奈，我把情况汇报给老板，老板怒气冲冲地喊道：“让他修，这都不会，他算什么老轨。”

想到这，我更加惋惜那位如今躺在冷库里的老轨了——难道真是天妒英才。

我对倚在窗边沉默不语的小陈开玩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能做到高军的二管轮呢？”

小陈被我逗笑了，很灿烂，爽快地答道：“吴哥你弄错了，水手是甲板部的，二管轮是机舱部的，我和小胖他们分属不同部门，我要做也只能做甲板上的大副，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话不吉利，连忙止住了嘴。

我想避开遇难的二副把话题继续下去，就接着问道：“听说海事大学的毕业生上了船就能直接当上三副？”

后面三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能’‘不能’‘好像是’‘大概是’之类的词语充斥在车内，驾车的菊池也好奇地凑热闹，张大嘴，努力地学着后排，发出走调的‘能’，‘大概’之类的词语，逗得三人笑成一片。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菊池正来劲儿的说着怪腔怪调的中国话，他的手机响了。戴上耳机简单应答几句之后，他挂下电话，一脸喜色对我说：“关门海峡单侧解除封锁，堵塞的船可以陆续通航了，就在刚才，是山本前辈在第一时间知道的消息。”

我也很高兴，这个消息让我背上沉重的枷锁又减轻了不少——毕竟由于自己公司的沉船堵塞了那么重要的黄金水道，让几百艘船进不得，出不得，停在附近无所事事，总会有一种罪恶感，即便那不是我的错。

我称赞道：“这位山本先生倒是个通天的人物啊。”

菊池忙答道：“通天倒不敢说，消息灵通是一定的了，怎么说他都是之前门司港运局的官僚，退职不过几年，在各处港口的人脉还是有的。”

我听了更感兴趣了：“倒是想和山本先生认识一下，好好向他请教请教。”

菊池笑道：“这个容易，他也算是我海运的老师——我看，就安排在今晚吧，正好是周末。”

菊池的效率让我猝不及防，不过，是褒义的猝不及防。

心情舒畅，身体也跟着轻松了许多，闭着眼睛回忆起了不久前在NHK音乐大厅的那场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音乐会，指挥欢快地挥动着指挥棒，几乎要随着乐声起舞的样子；自己的耳边回响起了那轻快的旋律，伴随着脑海中的旋律，我用指尖轻轻敲击着大腿，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汽车停在一栋浅灰色的小楼旁，小楼建在陡峭的山坡上，周围绿树成荫，鸟语不住。我们费力地爬到楼前，小楼的正面郑重的阳文写着三个肃穆的黑体大字——永善社。没错，这里是殡仪馆，是我在车里要求菊池先到这里来，看一看遇难者的。

工作人员早有准备，将我们引进地下室，走到一道铁门前，恭敬地施礼要我们稍候，铁门被打开了，工作人员闪身而入，随即门又被关上了。身后的三人表情很复杂的凝重，菊池依旧在近处走来走去。门开了，一只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请进。我领头迈进了房间，内心忐忑，手脚冰冷。三人也按船上的级别大小鱼贯而入。

实习生被包裹在银色的裹尸袋里，拉链被拉到胸部，周围堆满了冰块。他半张着嘴，嘴里也给塞满了细碎的冰块，一条手臂向上弯曲着，遮挡着自己的前额。他应该是从机舱跑到登上甲板的舷梯中途死亡的，被打捞上来时，身上还穿着机舱里唯一的救生衣；而死在机舱里的老轨什么都没有，他把生还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部下，他为什么这样做？——据小胖说，因为老轨是那个实习生的舅舅，刚把他带上船不到一个月。——姐姐把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了他，不这么做，他没法向自己的姐姐交代，他怎能面对姐姐丧子的悲痛。即便是凭着自己多年航海经验能够侥幸逃脱死亡，又怎能逃脱自己内心无尽的自责。

第二具是二副的遗体，银色的裹尸袋右上角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他在‘七尾’发动机事故时，向我汇报船只航行数据的声音还在鲜明地在耳边萦绕，可这三个字已经变成了冰冷的符号。他的刚刚举办完婚礼，妻子也已经有了身孕，他的孩子注定在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在冰冷的异国他乡，他的父亲为了生存，命运不济，力竭而亡。

来的仓促，没有什么供品，小胖三人把带来的桔子整齐地摆放在供桌上，对着表情肃穆地遗体深深鞠躬三次。

老轨的遗体停放在小仓，前往小仓的一个小时里，车内是死一般的沉寂，耳边只有汽车疾速行驶的破风之声和轮胎碾压地面的沙沙声。后视镜里，三人都在木然的望着窗外，想着各自的心事。

老轨的遗体也被同样套上了银色的裹尸袋，手臂依旧僵硬地弯曲着，遗容还是那么安详——或者说是绝望。

小胖失声痛哭，他说老轨是个好人，在机舱里就对他好，要不是那天轮班，他肯定也躺在这里了。悲戚之声令高军和小陈也为之动容。

四人红着眼睛走出了殡仪馆。

小仓的HOME CENTER很宽阔，货架间的过道几乎可以通过一辆卡车。三人各持一辆手推车，不住地向里面搬运各种各样的物品——食物，服装，鞋子，饮料，洗漱用品，甚至回国用的皮箱。

菊池和我站在附近准备随时替他们翻译或是指点方位。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年女子提着挎篮，从我面前走过，径直走到菊池面前，和他说了几句话后，两人有说有笑地互相鞠躬分开了。我好奇地走近菊池，问道：“熟人？在这种地方遇到，可真难得呀。”菊池笑着摇摇头，用轻佻的口吻说道：“她想泡我，被我拒绝了。”

明显的谎言，可我还是故作疑惑地说道：“咦，奇怪，她可是先从我面前经过的，怎么——”

“可能是我比较帅吧。”他眨眨眼睛，显然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了。

我终于忍不住揭穿了他的谎言，指着他那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又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他一直戴着的手机耳机，大笑道：“她是把你当成商场的工作人员，问事情吧。”

菊池也大笑道：“吴桑，说真的，年轻时候我挺帅的，毕业那年我得到不少第二个纽扣呢，可惜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他露出一脸的惆怅。

“被你老婆偷着扔掉了吧——”我正要接着和他开玩笑，手机在腰间触电一样的振动起来。

是老板的电话，嘈杂的大卖场里，我听不大清楚他的山东普通话，所以把手机按在耳朵上，边听，边向外跑。

他在电话里说：“——小吴你做得已经很好了——，不用再加什么请示了——我这就去日本——资料我都拿着，船员嘛——”

我想不能让他唱独角戏，便大声说道：“老板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里的事情，现在我正在领船员买他们的衣服，反正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是让船员满意，二是给公司省钱。”

老板似乎听得一清二楚，连声赞道：“对，对，对，就这么办，我马上就到日本了——你不用担心——放开干。”

我忙问：“老板你几号的飞机。”

电话里一阵忙音，他可能受不了这边的嘈杂，挂了电话。

毕竟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我兴奋异常，环顾四周，想找到菊池和三名船员，这时我才发现，和老板通话这么长的时间，自己还没跑到收银台，离门口还有一大段距离——这里简直是超超级大卖场。

由于事先没有计划，所以购物时间比预想的长了好多，加上高军身材魁梧，又对自己的衣着很挑剔，所以满意的款式里总没有合适的尺寸，而能穿进去的衣服他又认为不合自己的品位。因此，三个小时后，因长时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等待而导致疲惫不堪的菊池和我终于盼来了意犹未尽的三人推车走到收银台，我长舒一口气，拿着一本塑料名片薄排在了他们后边，菊池见了，劈手夺过名片薄仍在了前面的推车里，我笑着又拣了回来——我还不至于去占这样的便宜。

驱车回到门司的船员会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今晚有约好了山本先生，显然无法送另外两人购物去了。三人把大包小包搬入会馆后，我扔下一句：“过会儿回来。”就让菊池开车走了。

会面的地点是一家高级寿司店，山本先生从门前的竹林中恭迎出来。他中等身材，团脸稍胖，年纪约五十上下。见到我满脸和善地笑着，几步过来，恭敬地深深鞠躬，一边说：“让您百忙之中，特地赶过来，真是抱歉。”我也赶紧鞠躬施礼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我俩互换了名片，我仔细一看，原来这位山本先生是××海运公司湾港部的部长，公司规模不知道，可看这名片的质地，他的言谈举止，山本先生倒像个大人物。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61

‘中达’海难事件—第三日 领事（1）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清晨五点，我忽然被梦惊醒，梦中的情节倏地一下从脑海中逃散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恐怖的感觉。

我谨慎地打量着周围，好不容易才回忆起自己睡在这里的原委。

我坐起身来，拍拍脑袋，尽量让自己快些清醒起来；之后翻山下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面前竟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翻卷着黑浪，气势汹汹地向窗边袭来，阴沉低矮的天空仿佛要把这一切压扁似的——我本能的向后退了一步，心在嘭嘭的剧烈跳动——我已经对大海感到恐惧了，它是那么暴戾，可以吞噬一切。

我退到床边，坐了下去。定了定神，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做海运的怎么可以害怕大海呢？有了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我要战胜它，战胜自己的恐惧。

我看了看表，距离菊池来接我的时间还早，就穿好浴衣，趿拉着拖鞋，走出了房门。

在前台，我问值班员旅馆的哪面是大海，他伸出左手比划着：“出大厅门，向左拐，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了。”说罢，微笑着递过来一把塑料雨伞，我客气地拒绝了。

在怒涛汹涌的大海前，在冰冷的细雨下，我光脚踩着海边的碎石，打了一套空手道最基础的‘平安初段’。然后意气风发地班师回房间了。

洗漱完毕，穿好衣服，拎起包，下楼到前台退房之后，我看一下表，才7点。于是顺着山坡走进那家便利店，给自己买了两瓶‘力保健’和两袋健康果冻；为船员买了一箱方便面，一箱啤酒，数袋面包，一箱饮料，还有一些诸如薯片，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

正当我双手拎着硕大的购物袋，费力地向上爬坡时，手机响了，我用下巴蹭开袖口，表上的指针正好指向7点半——分秒不差，我喜欢严格到固执地遵守时间的人。

我没接电话，因为看到他的车正停在旅馆门前，他也看到了我，按了一下手机，跑过来接过我一半的负担。

我们并没有直接去船员会馆，而是先去了关门大桥。

海峡水流湍急，大小船只奋力前行，见到此景，我感慨道：“这河水真急呀。”

菊池惊讶得看着我，像遇到了外星人：“吴桑，这是海，关门海峡呀。”

我羞红了脸，扶着护栏，观察着海峡的四周，这时天已转晴，景物已经清晰地尽入眼底——灰色的巨型铁桥横跨两岸，接地处完全被两岸山脉葱葱郁郁的林木遮掩住，远远看去像是一把巨大灰色的弓加在一片层次分明的绿色架子上，而它的下面，是黑色的湍流夹裹着白色的船舶顺流而下，船上各式彩旗随风飘舞。望着如此恢宏壮观的景象，嗅着扑面而来带着腥味的清新海风，使严重睡眠不足的我也觉得心旷神怡了。

菊池在一旁不失时机地介绍：现在海流速度可能只有5海里，逆流行船就如此的费力；高潮时海水流速可达10海里，那样一般的货船如果要进日本海，就只能靠牵引了。

我吐了吐舌头，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海运行业的井底之蛙，之前运用的那些业务知识在这位资深的海运人眼里也只是小儿科——自己该掌握的东西太多了。

我让小胖把车上的东西搬到会馆房间，小胖是机舱的实习生，聪明伶俐，有时还鬼精鬼精的，办事很干练，我很喜欢，有什么事情都要叫上他。

把船长和大副送到8楼询问室后，我和菊池有来到位于10楼的海上救难课。

组长领着另外一名海上救难课的保安官员坐在我们对面。这次谈的是关于事故当日借给‘中达’轮船员的物品问题。那位保安官员礼貌地笑着说，虽然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由于是国家财产，所以很抱歉，得回收过来。说罢，递过一份清单来。

我一看无非是现在船员身上穿的的秋衣秋裤，拖鞋，再加上一人一条毛巾而已，又都是市面上的廉价货，真是不值几个钱。我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一共多少钱？”问完手入怀中做掏钱包状，包括菊池在内的三人慌忙伸手拦住，那名保安官员解释道：“那些都是国家财产，我们不能收你的钱，那样就成了私自倒卖公物了，作为公务员来说可是犯罪。”

在物质富足的日本，别人穿过的衣物恐怕只能当垃圾处理了，我问：“那按惯例该怎么解决？”

那保安官说：“衣服，裤子，毛巾需要干洗，叠好；拖鞋呢，用水冲洗干净后，消毒就可以了，这些都要由专门的干洗店处理，之后再转交到我这里，签字确认回收”

我半开玩笑道：“那清洗的费用恐怕要高过实物的价格了，还不如买一套给你回收。”

那保安官听完后，固执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道：“这是规定，做为公务员，我要为国家负责。”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肃然起敬，因为正是这些有着顽固的敬业精神的海上保安官们的尽职尽责，7名在突发的沉船事件中落水的中国人才有可能及时获得救助，从被活活冻死在冰冷海水里的厄运中侥幸逃脱出来。

我立刻端正坐姿，正色道：“是，我一定照办。”

旁边的菊池趁机搭话说：“我来处理，今天领着船员买衣服，换下后马上清洗，最快后天就可以整理好送过来了。”

那名保安官听后发出会心一笑，坐在沙发上躬身施礼，转过脸去又和组长小声商量着什么。

我正极力侧耳倾听，肩头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一惊，转头看，是昨天那位矮胖的课长。他弯下腰轻声对我说：“领事馆的领事来了，正在会客厅等着我的事故通报，你是不是也一起来听一下？”

随着课长来到会客厅，见简陋的折叠椅上已有一年轻男子危襟正坐，浓眉大眼，一张国字脸，气宇轩昂，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正在用左手慢慢地转动桌上的纸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有人进来，忙向后推了一下椅子，轻捷起身，双手迅速整理一下西装后，握于腹下，肃然而立，俨然一派大国代表之气度。

经课长介绍，我俩用汉语寒暄之后得知他姓周，宾主落座，立即转入正题。事件的经过我已经大致了解，但出于单纯的礼貌和对有救命之恩的海上保安官的尊重，还是同周领事不住地点头附和，等课长讲完之后，我向他问了一个思量了许久的问题：“据说事故当日，无风无浪，视野良好，双方在各自的航道上相对直行，为什么会出现渔船船头撞穿货船左舷的事故呢，不可思议啊。”

左侧的领事露出钦佩的神情，课长也赞许地点点头，解释道：“根据对事故原因现阶段的调查，事故当时肇事船‘大庆丸68’正驶向目的港下关，事发位置正好处于它东行左转弯的航道，就像陆地上的十字路口一样，可能是由于对前方观察的不够充分，渔船没有遵守直行优先的原则，采取避让‘中达’轮，这样，才发生了冲撞事故。”

他用就地取材地用桌子上花花绿绿的证件，形象地摆出了一副事故分析图，一目了然。

我和领事几乎同时点点头，发出了‘哦’的声音。

“可是”我的问题还在继续，“这样看，这次事故分明是渔船的全责嘛。”

“同陆地上的汽车碰撞事故一样，海面上事故双方只要都处于运动当中，就都有一定的责任。拿这次事故来说，货轮当时的操纵者在看到对面渔船有左转动作，却只发出警报，没采取任何避让措施，这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我和领事又点点头，表示认可了他的观点。

课长无语地把那些证件快速地整理起来，似乎是要结束这次谈话。

我和领事对视了一下，马上领悟了对方的意图。

领事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看到课长抬起头，双眼布满了血丝，便说道：“真是太感谢了，那么迅速出动，才使得在这样严重的事故中，能有这么多人得以获救，生还，真是太感谢了。”

我也迅速地插了一句：“是呀，谁能料到1400吨的庞然大物竟然在3分钟沉没呢，门司海上保安部的效率真高啊。”

课长是个不穿马屁的人，他谦虚的解释道：“保障海上安全，救助人命，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谈不上感谢。据船长描述，被撞击的部位是货舱，那是船体最脆弱的部位，以至于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海水迅速大量涌入，当时船员虽然迅速地启动了排水设备，但是没有明显效果，货轮还是在3分钟沉没了。”课长说道这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他接着说道：“生还的7名船员其实也很幸运，那天门司海上保安部正在，准备一场海上救难演习，这里毕竟船只来往频繁，事故多发，只是没想到演习居然真的成了实战——现在潜水员还持续在水下打捞呢。”

他看见我注意到那叠证件，就解释说：“这是今天早晨刚从船体里打捞出来的，船员的证件。”说完递到我面前。

我翻开那一册册带着湿气，泡得发软的海员证，健康证，还有什么技能的等级证，上面照片上的人有的在海边那所船员会馆，或是坐在草席上百无聊赖地看着不明含义的电视，或是倚在墙边忧郁地望着窗外，想着未知的命运，思念着家人；还有的躺在殡仪馆的冷库里，已经没有了知觉，再也不会思考，微笑，悲伤，当然再也不会有痛苦了。

我低头翻着那些东西，心乱如麻，嗫嚅着：“能不能让我复印一下。”

声音太小，课长没听清，伸过头来，侧着耳朵问：“什么？”

领事听清了，他了解我的心意，对着课长重复了一遍：“这些能不能复印一下？”

课长点头，从我手中接过证件，转身走出了房间。

我和领事都下意识地放松了一下，我诚恳地对领事说：“刚才谢谢你了。”

领事摇摇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自从到了福冈，我不知送走了多少这样的遇难者，也见到过许多他们的家属，那才是真正的悲痛欲绝——”

我拿着一叠发烫的复印件同领事辞别了课长，走到大厅，见菊池站在那里正等着我，他手里也拿着一叠纸。见到我后，他兴奋地挥动着手中那叠纸，喊道：“我把7个人的临时登陆许可办下来了，虽然是周末，可我在海管局的朋友帮了忙。”他从来都是不失时机地把工作成绩汇报给我，以证明自己的精干。经我的介绍，他恭敬地同领事互换了名片。

领事提议想见一见船长，我从菊池手中要过翻译的电话，确认好地址之后，打车去了。

那是个海边的西式小餐厅，褐色的砖房镶嵌着墨绿色的拱形门窗，门口摆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各色的粉笔别致的写满了当天的菜谱，透过被窗框隔成不规则形状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人正在用餐，船长与大副同一位穿着整洁得体的中年女子静静地坐在餐厅中间的圆桌旁。从绛红色的雨棚下走过，我俩推门而入，门上的铃铛发出优美适度的一声轻响，前台的侍者向我们优雅地点头微笑，正要引导我们走向里面靠窗的座位，我一摆手，示意不必了；然后伸手指向那边的三人，对领事说：“那就是船长和大副，旁边的是他们的翻译。”

我刚向三人介绍完领事，正要落座，一位白人递过来菜单，我见他一身休闲，既不像大厨，又不想侍者，便猜想十有八九是餐厅的店主。我接过没看转给了领事，顺便问那三人：“你们都点好了吧？”三人点点头。领事看着菜单说道：“我要个オムライス吧。”我想在四个人面前炫耀一下，就故意对着那位店主用英文说道：“OMELETTE RICE AND STEAK PIEASE。”随即又：“OH AND ONE BOTTLE OF BEER THANKS。”店主显然很惊讶：“DO YOU WANT DRINK BEER , NOW?”

“YES,WHY NOT ?”

店主耸耸眉，拿着转身向前台走去，边走边喊：“みどり、MIDORI，WHERE S BEER——”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拉过座椅，坐了下去，目视前方，心里期盼着至少一句赞叹的出现，甚至把谦虚的回应都想好了。可是，很遗憾，我的四位同桌像我一样，如同泥塑般的直视着前方沉默不语。

啤酒来了，我给每人倒了一杯，每杯倒有一半是细腻洁白的泡沫。我端起杯，发现以前所有场合说过的，听过的祝酒辞在这里都显得不合时宜，只好豪迈地说了一句枯燥的：“来，干一杯。”说罢带头一饮而尽。

好事的店主又来凑热闹：“ONE MORE?”

“YES,BEER ONE MORE PLEASE。”说完忽然想到菊池办好的海员登陆许可证应该就近发出，那可是外国船员合法在日本陆地上逗留的证明啊，也算是我今天的工作成绩，所以必须及时让公司知道——这一点我得好好跟菊池学习。我向四人说明情况后，转身离开了座位。

快到门口时，店主似乎很依恋：“DO YOU WANNA TO GO ？”

“YEAH, BUT I *LL BACK.”我适时地轻松幽默了一下。

店主被逗得哈哈大笑，餐厅内一些用餐的人也忍俊不禁。

“ARE YOU JAPANESE?”

“NO ,I*M CHINESE, SO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BRITAN，WHAT*S YOUR NAME MY SMART LAD?”

“WU MY NAME IS WU JIA SIR。”

“STEVEN, NICE TO MEET YOU .”

“ME TOO, BUT I SHOULD GO。”

“OH GOOD LUCK SEE YOU 。”

我边说边往后挪步，最后我们两人在门口处横跨门槛握手告别。

便利店就在马路的斜对个。我先各复制了两份，之后把七张证明一股脑传真给麥町的公司，结果欲速则不达，便利店的小传真机受不了一起吞下那么多又厚又硬的证明用纸，理所当然的卡纸了，可怜的小店员看我焦急的样子，手忙脚乱地给中午常见的购物长龙结完帐后，翻出尘封已久的说明书，看一眼，拆一下，直到他满手油污，满头大汗，大功告成地盖好盖子后，我已经从便利店的大窗户清楚地看到船长等三人正同领事在小餐厅的花坛前挥手告别。

我耐着性子，一张张发完证明，把东西一股脑地塞进皮包，结帐跑出便利店。小店员在后面喊找给你的零钱，我头也不回地说，替我把它放在募捐盒里。

见了领事，我连说抱歉，发传真时出了点儿小问题，又掏出钱包要进去结帐；领事拦住我，说账已经结了；我连连说太不好意思了，哪能让你破费呢；领事连连摇手，说是翻译付的，她说这样的支出可以当作经费向翻译公司报销。我一颗心方才落下——总算没占人家的便宜。

STEVEN从里面看到我回来了，推开门，只露出个脑袋，骨碌地转着蓝眼睛，不客气地问道：“WU DO YOU HAVE ANY CHINESE CIGARETTE？”

“NO I HAV*NT I*M SORRY”我拍拍自己的口袋，拿出MILD SEVEN证明给他看。他活泼的蓝眼睛里立刻黯淡下来，看着他如此的失望，我倒有些于心不忍了，装作猛地想起什么来的样子，把一根食指贴在嘴角；“OH MAYBE I HAVE SOME IN THE HOTEL,IF I FIND IT I*LL BRING IT TO YOU WHEN I COME HERE NEXT TIME。”说完，生怕他再想出什么馊主意来，便迅速与那期盼的眼睛道别，和领事落荒而逃了。

在海边，我们在等出租车，领事说要去探望一下剩余的船员。

我俩望着泛着白色浪花的海面，热情地攀谈起来。当他听说我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的时候，惊奇得连说，怪不得，怪不得。我笑着问，九州的领事也知道横滨的大学。他说自己原来在东京麻布的大使馆，一年前调到福冈的。我笑着说，那是升迁调动了。他笑而不答，显然是默认了。我又调侃道，那周哥你再过几年不就是参赞，之后就是大使了嘛。他笑着仰了下头，说小吴你这张嘴可真会说话，舌战完日本人，战英国人，之后连我你也不放过。我笑着连说不敢不敢，周大人。他笑着扬起皮包，作势要打我。这时，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来了。

途中路过一个小集市，周哥下车买了一箱桔子，说是代表领事馆对船员表示一点心意。

船员们见到领事都怯生生的，盘腿坐在叠上，像是在接受审问；周哥也是那样坐在对面，好像不知该从何说起，场面非常尴尬。我咳嗽着打破沉默：“见到了领事，就和见到国家，政府一个样，大家如果有什么要国家帮你们解决的事儿，现在就可以和领事说。高军，你媳妇不是刚生孩子吗，是二胎不？要是的话，现在赶紧说，看能不能少罚点儿。”大家哄堂大笑，那名叫高军的船员红着脸连连摇头。我接着打开那箱桔子，抛给大家，趁热打铁说道：“这是周领事特意在路上为大家买的，表示一点心意。”周哥趁势劝道：“快剥开，尝尝，不甜的话，赶快回去换。”众人又是一片大笑。

我见气氛缓和了，自己又咳嗽得厉害，就悄悄退出房间，到卫生间清理自己的嗓子去了。

我在水池边不住地咳痰，不住地用药液漱嗓子，直到咽喉处的肿痛似乎消去，呼吸道感到一片清爽为止。我感到刚才剧烈咳嗽让我精疲力竭，两腿发软，若不是撑着水池边缘，几乎会瘫倒在地上。我的咽炎由于这几天来的失眠，多语，劳累而加重了，我看着镜中自己那双通红，泪水模糊的眼睛，那张因睡眠大幅减少，过度劳累而变得憔悴衰老的脸。——在心中问着自己，你还能挺多久？

我洗完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看见周哥正站在门口，他关切地问道：“生病了。”想必是我的咳嗽声几乎可以声震四野，他在房间里也听见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道：“谈完了，怎么样？”他招手示意我下楼，边走边说：“你明天到福冈领事馆来，这种情况可以立即给他们办理护照，等到时机一到，立即回国。”我大喜过望：“都要什么个人资料。”“带着照片就行。”他在名片上又写下了手机号码，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通知他——中国政府驻外机构的效率提高到了我几乎不敢想象的地步，我差点儿要欢呼雀跃了。

刚送走周领事，菊池来电话了，说再过一个小时就到船员会馆，要我去那里等他，然后分批带船员去买衣服和日常用品，我大笑说现在正在会馆的一楼大厅，正要开口把喜讯告诉他，那边却急匆匆地挂机了。

我坐在一楼的沙发上，琢磨着除了船长和大副现在海上保安部之外，会馆里还有五名船员，菊池的车除了我之外还可以乘坐3人，五人中选哪三人先去呢？小胖，嗯，高军，再就是小陈吧，小陈自出事之后一直沉默寡言，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不是整日蒙头昏睡就是靠在窗边呆呆地望着外面的关门海峡，这次不行遇难的二副和他就是福建同乡。少年经历如此残酷的劫难，想必给他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创伤吧。让他出去一趟也好，只当是散心了。

我头痛欲裂，想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可以闭上眼睛就是来到北九州当晚的景象——黑色的夜，黑色的海，黑漆漆的群山，唯有一间小屋点着微弱的灯火，那里却摆放着一具满是油污的黑色尸体，房间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令我窒息；我要剧烈的咳嗽；可是我喘不过气来；我无法呼吸；我的肺部似乎胀满了苦涩的海水；我的眼前直冒金星；那些小小的星慢慢扩大连成一片形成眩目的太阳；疾速向我扑来，将我笼罩住；我极力挣扎着，挣扎，可我无法呼吸，气力衰竭；慢慢地我绝望了，认可了自己必死的宿命，停止了挣扎；手臂僵直地伸着，大腿就那样恐惧的蜷曲着；我不再有思考了——

我猛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摸摸自己的额头，自己的脖子，湿漉漉的全是冷汗，我惊恐地环顾着四周——这是哪里，哦，是船员会馆，刚才是梦，是个噩梦，幸好我醒了，可不敢再这样睡下去了。

我走出会馆，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秋高气爽，云淡风轻。门前小路的尽头就是那著名的关门海峡。躲闪着刺目的阳光，我踱步走向海边，海边的护栏漆成了白色，我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一股铁质的冰冷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让发烫的身体和大脑迅速冷静下来，我安心地倚在护栏上静静地看着海峡，大海是平静的，看不出一丝的暴戾，蔚蓝的海面只是偶尔泛出几朵白色的浪花，几只洁白的海鸥在上面上下翻飞飘舞，我甚至能够看清它们通红的喙在一张一闭，呼唤着身边的伙伴。一派平和的景象——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在这景象的深处隐藏着三名船员死难的人间惨剧——就是这平静的海峡无情的吞噬了三条鲜活的生命，大海的平静，如同精心布置，完美无缺的陷阱。我的手紧紧握住了冰冷的护栏。

身后传来汽车轮胎碾压路面沙砾的声音——菊池到了，他跳下车，我们互相打个招呼，一起走进了会馆。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60

‘中达’海难事件—第二日 北九州 门司港（3）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海边简陋的停尸间，在漆黑夜幕的笼罩下，显得阴森恐怖；海水冲击岩石的声响，如同地狱里的冤魂在泣诉。

天是黑色的，海也是乌黑的，周围的山坡围成了一道黑帐，只有那个房间发出微弱的灯光——它却不是表明希望，而是死亡。

雨早就停了，室外凉意却更深了。

我扣紧大衣的纽扣，跳出车外，点燃了一支烟。

我们得等一下组长；另外我需要时间来使自己镇定下来。

“吴桑，还有这次的代理费的事儿——”菊池含羞说道，他也觉得在这种场合不适合说这样的事。

“你打电话给李燕，这样的事儿她说了算。”我告诉自己要勇于，而且要善于推卸能退掉的责任，这是一次尝试。

菊池拨通号码，便踱步便说：“啊，李桑，我现在和吴桑在一起，嗯，处理得很顺利，好的，没问题——还有，这次的代理费，嗯，这样的事故，怎么也得先预付100万日元吧，可以吗？那就拜托了，再见。”他同李燕说话时总是不那么客气，可能此人精明至极，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话就可以揣摩出对方的品性吧。

组长到了，他把车直接停在停尸间的门口，吐掉嘴里的烟头，径直走了进去，随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定是船长，我耳边又回响起他在‘七尾’时洪亮的声音。

我走到门口，菊池则在汽车周围逡巡。

我闻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几乎令我窒息，我剧烈地咳嗽起来，胃在不断地抽搐，我弓下了要，被自己的唾液呛得涕泪满面。

组长在里面看见了，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进去，我迟疑地迈动了发抖的双腿。

我看到了老轨；不再有恐惧，取而代之的是怜悯。

他赤裸裸地躺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上，黝黑的身体上满是划痕，肛门处插着一支温度计，船长蹲在他头的一侧，手里举着一张写有他姓名的纸牌，对面有人在给他拍照。

他保持着打捞上来时的姿势——双臂抬起，半抱着。

他是在机舱里被发现的，那里是他的工作岗位；船沉没的是那么迅速，以至于他无法找到安全的逃生去处，只好在原地搂紧某个与他朝夕相处的机器，寻找到些依靠。

看着他那魁梧的身体，我想，无论多么强悍的人，身处绝境时，他的心理都是脆弱的吧。

他双目紧闭，脸上的表情，没有痛苦——那么，是安详？

多年以后，我同一个人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张脸，那时，我猛然醒悟到，那副表情不是安详——而是绝望，彻底的绝望，是因无力挽救自己生命而产生的绝望。

我走到船长跟前，与他握手，交谈了几句，离开了那间屋子。

在车上，街道两旁的霓虹灯不断映入，我闭上眼，想着生命是如此之轻，谁会想到灯红酒绿之后还有一幕惨剧在发生。

车停在船员会馆的门前，菊池在下车前告诉我，前两具遗体已经送往殡仪馆，轮机长的等验尸完毕后，职员们也会来取。

我点头说声麻烦了。

5名船员坐在狭小的和室草席上，表情木然。

我拿出清酒，给他们一一斟满，又拿起手中的杯子和他们一一碰杯。

“大家受苦了，九死一生中活下来，不容易呀，大家回去之后要好好活，才能对得起——”我的话打住了，也许他么还不知道死者的消息。便仰头干了。

放下杯子，我问他们有什么要求。

结果众人纷纷抱怨：有的说在食堂吃不饱；有的说房间太挤，有的说衣服都被海水冲走了，现在穿的是海上保安部临时发的球衣秋裤和妥协。

我安慰大家，明天一一给解决。看着5张依旧木然又无助的脸，我拿出山田的手机，说没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这似乎像是个好主意，众人欢腾雀跃。我挨个替他们拨通国内的电话，一时间众生百态，都在这斗室上演了。——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安然自若，还有说着说着同老婆吵起了嘴，众人见了哈哈大笑。

一通国际电话之后，室内阴霾尽扫，我见夜色以深，便叮嘱他们好好休息，挥手告别了。

菊池一直在车上等，见我下来，就说已经订好了旅馆；不过他有个海运界的老前辈，见一下会长不少见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见的时候。善于察言观色的他见我满脸的疲惫，今晚会客，实在太过勉强。便话锋一转：“现在约山本前辈，有些太仓促，太失礼了；改天吴桑和山本前辈都有闲暇的时候，约在一起好好的聊。”

我们在路上随便拣了一家饭店，各自点了一份套餐，也顾不得吃相，挥动筷子，甩起腮帮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片刻间风卷残云——两人都一天没吃饭了。

去往旅馆的路上，我靠着座椅背，自言自语道：“明天该做什么呢？”

菊池听了，以为我在问他，笑着说：“明天呐，明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要从今晚好好休息开始。”说罢，我俩相视一笑。之后便望着窗外，想着各自的心事。

下车时，他冲我喊道：“明天早晨7点半我来接你，别睡过了。”——他不知道我是资深的失眠患者。

普通的商务旅馆，但是装修得很豪华，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我躺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回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构思着给公司的报告。

我打开台灯，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完成了‘中达’海难事故处理报告，第一天的日报，签上大名，在最醒目的位置写上‘重要，请速转总公司’——便利店的传真不能发国际的，所以我必须先传到李燕那里再让她转往国内，这个过程是我最担心的。

发完传真，浴池的水也放满了。我泡在热水里，翻来覆去，想尽情享受这超值的待遇——不是每家商务酒店都有浴池的。

我似乎没有享受豪华待遇的命，躺在柔软的羽绒被里，异常渴睡的我却睡意全消，心情却越来越烦躁，就这样一直听到半夜2点，我从皮包里翻出调布医院的安眠要，服下一片，不知何时，竟然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9

‘中达’海难事件—第二日 北九州 门司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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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嘴里嚼着美味的巧克力，手上整理着‘中达’的资料，慢慢地脑子里终于理出点头绪来，可这刚刚理顺的头绪又被混沌的思维搅乱，成了一团揉烂的乱麻。疲惫不堪的我无可奈何地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强迫自己闭目养神起来。

福冈居然是坏天气。天阴沉沉，世界仿佛被挤压得狭小了许多；连绵的秋雨，从空中缓缓而至，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敲打着机场大厅的深蓝色玻璃，又顺势滑下，滑出一道弯弯曲曲，毫无规则的水痕，却听不到半点声响。

我站在门口，拨通了菊池的电话。一阵‘嘟嘟’声之后，我看见正面一个矮小结实，浓眉大眼的汉子，一手撑着大号的塑料透明雨伞，另一只手攥着手机不停地大幅挥动，面色凝重地向我走来——是菊池，典型的九州男子。

上了车之后，我俩都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车内只回响着雨刷单调的声音。

银灰色的子弹头穿雨雾，轻盈快捷地通过了高速公路收费站，汽车开始加速，变换车道。之后，车内又响起了雨刷单调的声音。

菊池开口说话了：“又发现一具遗体，下午一点左右，现在停放在海边，海上保安部的人正在检验尸体。”

对于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海难的失踪者来说，死亡，也许是一种解脱，他可以不必再经受更多的痛苦和恐惧了。

我问道：“两具遗体都是在哪里发现的？”

“第一具是在右侧靠近船尾的船舷处，另一具是在机舱通往甲板的楼梯过道上。”

我可以从他简短的叙述中推断出两人生前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在黑暗中无望的挣扎。

我的眼睛有些湿了，问道：“现在搜救情况进展得怎么样？”

“还在继续，海面上几艘巡逻艇不停地搜索，水下也派出了潜水员逐处检查船体各个部位。”

我拿处山田的手机向那位安保副总通报了自己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并且得知已有两名遇难者遗体被打捞上岸的消息。

副总用一口浓郁纯正且疾速的山东方言，让我原本因缺乏睡眠而混沌不清的脑子愈加混乱，虽然山东是我的祖籍，可是在我的基因里似乎不存在掌握乡音的天赋，因此他的指示我只猜到了一个模糊的大概——遗体要马上就地火化，之前着正装拍照存证，骨灰照片则在近期内邮寄至公司船只经常靠泊的港口，由当地代理交予本公司船长带回国。我又问，沉船打捞怎么办。他回答道：“这有另一个部门和保险公司交涉，有了消息自然会通知你的。”

含混不清的猜度式沟通就此结束，我舒了口气，想闭上眼，睡一会儿——福冈到门司港应该还有很远。

菊池从侧面伸手递来一本小册子，我一看封面写着‘海难审判概述’。菊池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对我说：“吴桑，你翻开第一页，看一下。”我翻了开封面，见它的背面用图表形象地说明了海事审判的流程，我一边用指尖指点着图表的流向，极力控制着混乱的大脑向四处飘逸的思维，一边听着菊池的讲解；“像陆地上一样，碰上汽车事故，先要由警察询问双方的当事人；这回是在海上，就由海上保安厅先控制住肇事船只的责任人，并听取两方面对事故过程的陈述，之后先交由地方法院进行刑事裁决，可能要3个月才能进行判决，如果对方上诉，判决要拖延到半年或一年后也说不定；之后呢，还有地方海难法院另行裁决，过程都差不多，得出的却是对当事人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判决。即便是两方裁决同时进行，恐怕最快也要3个多月以后才能得出结论，这还是在完全顺利的条件下。总而言之，这次事故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他说完用力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我听得心烦意乱，阖上画册，斜倚着车门，望着车窗外的阴雨，目光所致的极远处，出现了影影绰绰，忽隐忽现而又连绵不绝，模糊不清的物体——是森林？是群山？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抑或是我真的又出现了幻觉。

菊池间我沉默不语，在旁边又打开了话头。

“打捞沉船是个大问题，也是门司海上保安部最关心的问题，船沉在海底，大小船只都不能通过，一直封锁下去——关门海峡的重要性你也知道，所以还得请吴桑催促贵公司立即和保险公司接触，快速拿出打捞方案，‘中达’应该有Ｐ＆Ｉ保险的——”

“有的，有的，没有那保险怎么进日本海呢？”睡眠不足使我变得有些不耐烦了。

菊池却毫不顾忌地继续说下去，“还有油污和漂浮物的问题——”

“这些我刚才都和总公司反映了，有了结果他们会马上通知我的。”我又把头扭向车窗，看着外面，心乱如麻。

门司海上保安部的会客室出乎意料的简陋：几张凌乱的办公桌之间，好像强行挤进去似的，摆放了两组沙发和一张矮桌，沙发已经有几处龟裂，露出了淡黄的海绵；矮桌的边角也有几处掉了漆，露出了白森森的原木。桌上摆着烟皿和一套银色的咖啡具。

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过来给我们倒了两杯咖啡，指着桌上的咖啡具说了声：“请随意。”便转身开了。

我肚子很饿，浑身无力，于是在咖啡里加了大量的奶和糖，刚端起杯子，对面走过来两个人，从周围人的神色上判断，这两位是大人物，便放下杯子，和菊池一同起身施礼。

结果名片，果然，左边那位矮胖的中年人是海上救难课课长——就是昨晚在电话里要船体结构图的那位；右边的是救难课搜救组组长——也就是说两具遗体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发现并打捞出海的。

看着名片，一股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立即端正了坐姿，双手恭谨地伏在大腿上，目光不断谨慎的在两人之间游移着。

那个组长年轻一些，看着我紧张的样子笑了笑，挥一下手说：“放松，不要太拘束了，——”他卡壳了，因为没记住我的名字，也没接到我的名片。

我连忙掏出‘名片’——那是临走时李燕拿出她自己的名片，叫我遇到需要的场合用这个来应付一下，因为我还在试用期，所以公司没给印制名片。这家公司仅仅只是在这种事情上总做得中规中矩，可圈可点的，令人大惑不解，叹为观止。我在飞机上用碳素笔一张张划掉李燕的名字，然后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好自己的大名，并标好假名。

向两人恭谨地双手呈上不伦不类的‘名片’，同时在一次介绍自己姓‘吴’。

“吴桑抽烟吗？”再次坐正时，双方都显得轻松了一些，组长适时地问了一句，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七星‘，抽出一支，衔在嘴角，一只手伸到怀里四处摸索打火机。

我点点头，并对眼前这位搜索组长的搜索能力产生了怀疑，迅速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伸了出去，替他点燃了。他冲我一笑，面色和气多了。我见课长，菊池都纷纷拿出烟来，就毫不客气地从皮包里掏出自己的最爱‘10mg MILDSEVEN’，点燃后猛吸一大口，然后舒服让烟雾慢慢从鼻孔自然飘散出来。

菊池笑着说：“吴桑看起来是个老烟民了，飞机上加车上，一支也没吸，足有4个小时，真够有忍耐力的啊。”

他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缓和了许多。

组长先向我介绍了一下搜救情况，说现在风大浪急，有加上连绵的秋雨，搜救阻碍很大，不过仍然坚持，白天直升机加巡逻艇，夜晚巡逻艇的24小时搜救态势，现在还有潜水员在水下不间断的搜索着，那两具遗体分别是今早和午后被潜水员发现，并被直升机打捞上岸的。

趁着他长篇大论的间隙，我慎重地问了一句：“那两名死者的姓名确认了吗？”

“当然。”他点点头，衔着烟，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纸转身过来，递给我。“都是经过船长确认过的。”

我看那英文拼写的姓名，分明是二副和机舱里的实习生；也就是说，老轨（船上对轮机长的称呼，所有的中国海员都是这么称呼大管轮的）现在还在海里——我心猛地一跳，脑海中又浮现了他在‘七尾’修发动机时，20几个小时不眠不休，手被机器夹伤的事儿来。

一名海上保安部的官员拿着一页纸走到课长旁边，轻声耳语了几句。课长点点头，接过那页纸，转给了我说：“今早传真过来的这份加油记录表有几个数字不清晰，请你在和公司确认一下。”他指了指门口，：“这里太乱，你可以到外面去打电话。”

我拨通了‘中通’的电话。船长先发制人地问道：“小吴，你在哪里？”

我没懂他的意思，如实地回答道：“在门司海上保安部谈事情。”

他的声音立刻有了警觉：“是‘中达’被撞沉的事吧？”

我这才想起，他的船也堵在关门海峡附近，沉船的事情肯定早就知道了。这也没什么隐瞒的必要了：“是，正在谈。”

他压低了声音问：“没了几个？”他神神秘秘问法引起了我的警惕。这个“没”显得寓意深刻。——公司的船员大多出身山东和福建沿海部的农村，皆为相互介绍而来，因此在船上船员互为乡党，亲属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今天我在这里多说或说错一句话，那么对公司或是遇难者家属不利的流言就会在明天传遍整个公司和船员的乡里。

所以我含糊地答道：“我刚到，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正在查呢。”他还要开口问，被我急忙把话题岔开：“船长，你看上次你们在釜山加油的记录表还有吧。”我听见一阵跑下舷梯的声响。接着是船长喘着粗气问道：“有，怎么着？”

“我这份里面有几个数字不清，麻烦你帮我对一下。”

我确认无误之后，对着手机，说了句‘谢谢’，迅速关掉电话，给船长来个猝不及防。

返回室内时，会客室只剩下组长和菊池，两人谈得热火聊天。见我进来，便止住嘴，菊池示意我坐下，告诉我组长由几件事情请船东和总代理协助一下。我坐稳后，爽快地答应：“你说罢，能做的我们一定尽力配合。”说罢，又点燃了一支烟——最近烟瘾越来越大了。

第一件是海上保安部需要‘中达’轮的整版设计图复印件，这个买船的时候是卖家必须提供的资料，总公司肯定有。——我点头说：“是，我们有，马上按地址邮寄过来。”

第二件是立即要求公司催促保险公司启动赔偿程序，火速派海事律师来调查情况，以便能够快速启动资金，尽早将沉船打捞上来，不然关门海峡无法全面通航，即便绕行通航，万吨轮通过时，也有船底被沉船擦碰，再次造成重大事故的危险。——我点头说：“好，这个我会立即敦促总公司的。”

第三件是遇难者遗体的问题，组长拿出一张名片对着我推过来，说：“我和这家殡仪馆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之所以向你们推荐，是因为这家‘永善社’是本地最大的，冷库的状态也是最好的。”我点点头，对菊池说：“那就用这家吧。”

“还有——”组长搔搔头说道，：“遗体要尽快处理，你看看眼下这温度，这湿度，很容易腐败的；遗体是就地火化还是等家属来日本再火化，或者是把遗体运回中国，这都需要你们公司尽快做出决定。”

“立即火化，这是刚才总公司的决定。”我想起了在车上与副总的通话。

“有书面的证明吗？”

我摇摇头，那通话我连录音都没有。

“那就不行了。”组长全身瘫坐在沙发上，“不光是公司的书面证明，我们还要家属的证明，说明他们同意三种处理方法中的一种。”

我心里盘算着怎么让他们出具证明。

“还有，在有关于遗体的处理方法切实无误地通知海上保安部之前，幸存的7名船员不可随意活动。”

这是什么，软禁？把他们当成了人质？来要挟我快速处理遗体？

可我只能重重点头，说了声：“明白了。”

第三具遗体打捞出来了——是轮机长，是敬业的老轨，我从沙发上猛地跳了起来。

组长从容起身问我和菊池要不要去看看，语气里充满着司空见惯后的平淡无奇。

我没管菊池，狠狠地点点头：“却，一定要去。”

菊池一脸的无奈。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8

‘中达’海难事件—第二日 北九州 门司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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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门司海上保安部海上救难课打过来的，不过已经不是那位课长了，而是一位声音稚嫩得有些发怯的新人。

他支支吾吾地说：“刚才发过来的传真实在无法拼接起来，比如说，你看，标号9和标号8的船体结构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带——”我打断他，说我手头没有图纸，至少要等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公司，和他对照那所谓断带。

“能不能把整张，无缝的图纸传真过来？”他问了一个白痴问题。我的心中激起了一股无名火。

我吼道：“那些图纸复印件一共有多少张？”

“最后的标号是24.”他发着颤音答道。

“你把它们全部铺开了吗？”我的语气咄咄逼人。

“拼起来了，在地上。”他怯生生地答道。

“你们的复印机能接收那么大面积的图纸吗？”我的声音愈加严厉了。

“不能——”他的声音里几乎带出了哭腔。

“那你们先造一台足够大的复印机吧。”我怒气冲天地想把手机摔在桌子上，可仅存不多的理智提醒我要冷静；我把手机贴在耳边，静听那边的反应。

他似乎在跟旁边的人商量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那么请用快件把图纸的复印件邮寄到我们这里来吧，地址是——”他的语气沉稳了许多——战士都是百炼成钢的，我察觉到了他微妙的进步。

我的语气也缓和下来，说出了公司的号码，要他把地址传真到那里即可——反正今天非得去公司了，不仅仅是因为周末的加班轮到了我。

我又和气地问他搜救的进展情况。他回答说现在海面气象条件不好，视界也不清晰，搜救已经暂停了一个多小时了，打算6点天亮时重新开始。

那你们他妈的催命似的要这张图做什么，一夜未睡的我暴躁无比，挂了电话，把它狠狠地拍在桌子上，茶杯茶壶被震得一跳，淡黄色的茶水星星点点洒在了花盆边上。

快五点了，肯定是睡不成了。

想到自己很可能到现场处理事故，就毫无头绪地做起了出差的准备——主要是‘中达‘的资料和其他船只动态以及海运的泛用资料，加上洗漱用具；我没有带上换洗的衣服，以为自己很快会再回到这开满鲜花的小家。

一想到鲜花，我拉开窗帘——东边的公寓楼后隐约露出一抹橘红，看来今天是个晴天。我把那些花儿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窗边的铁架上，想让它们能够在今天充分吸收那眩目的关东秋阳的热情；以便待我回家时依然会看到它们美丽地绽开，怒放，在微风中轻轻招手欢迎着主人的归来。

我洗了个澡，穿好刚烫好的衬衫，西装，站在镜前，摆弄着精致的袖扣，打量着用发胶梳理得雕刻般整洁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因疲惫而略显消瘦的脸上露出了刚毅的表情，两眼布满血丝，却散发着兴奋的光芒，我用手背轻抚黑白相间，花样别致的生蚕丝领带，光滑，柔顺，但又冰冷得像这秋日的清晨般肃杀。

我莫名地打了个寒战。披上短大衣，拎起皮包和资料袋，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心里默念着：再见，我的花儿们；再见，我在这世界上的所有，我很快就回来。

始发电车的车厢里空空荡荡，我感觉自己冷得几乎要发抖。我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脑海里浮现出那三名失踪者，他们在冰冷的海水里无助地挣扎着的惨状。

进了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刘军，告诉他我今天不能参加他的开业庆典了，他惊奇地问怎么了，我缓慢又清楚地答道：“我的船沉了。”

第二个电话是菊池打来的，说他正在船员会馆，准备送船长和大副去海上保安部接受询问，船长请求要两盒烟，问我是否允许；我不假思索地答道：“给他一条。”

第三个电话是门司海上保安厅打来的，当时我正好写完此次海难事故报告，刚刚传真给总公司。依旧是海上救难课的人，要‘中达‘轮最后一次加油的详细记录表，会帮助更有效率的清除油污——原件已经随船沉入海底，所以我只好祈祷在总公司保存着它的复印件。

借着询问事故报告是否收到的名义，我打通了小石的电话——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也是他值班。电话的另一端是疲惫嘶哑的声音，他听明白后，说在资料库里找一找，便匆忙挂了。

第四个电话依旧是菊池，他说人已经送到，还根据海上保安部的要求请了两名专业翻译，搜救作业已于凌晨重开；另外，他告诉一个很坏的消息，关门海峡因为此次事故被海上保安厅全面封锁了，仅现在进出两侧加起来就有大大小小200多艘船只堵塞在附近，要我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场大混乱。

关门海峡是进出日本濑户内海的咽喉要道，而出入东日本海港的船只为了避开太平洋的风浪，又大都选择行驶濑户内海的路线。关门海峡封锁如同人的脖颈被扼住，时间过长会慢慢的因窒息痛苦地死去。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混乱局面，无法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究竟会有多少艘船在那附近停滞不前，‘中达‘海难事件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海运界，这影响可能在有些船舶公司的营运史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但对始料未及的我来说，却是如同挨了一记重拳——我无法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迎接那未知，如同黑洞一样的挑战。

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静得太异常，静得让我冒出了冷汗，静得如同原子弹投下前的广岛。我甚至把手机摆在桌上，死盯住它，希望它快点儿响起，给我点儿新的消息。

电话真的响了，伴随着振动夸大的嗡嗡声，在桌面上跳动，我被吓得一哆嗦。这一天的第五个电话是小石的，他说没有‘中达’最后加油资料，但与它同时在釜山港加油的‘中通’轮的详细记录表有存档，问我要不要。我要他马上发过来，用修改液涂去船名，发给了门司海上保安部，顺便问了一下搜救情况。

那边说已经安排潜水员，潜入船体附近，但由于杂物太多，光线太暗，加上船体附着大量油污，所以很难辨别船体各处位置，之后又似随意的加了一句：“要是有船体结构图就能快一些了。”

我把传真机上接收到的一摞文件刚拿到桌上准备整理，座机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货主，他们也从某种渠道得知了沉船的消息——也许是电视，也许是网络，或是报纸，‘中达’沉没事故在当天应该是重大新闻吧。反正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这些媒体了，连日本现在最流行什么都不清楚。

我把写给总公司的事故报告端在手里，口齿清楚地用流畅的日语把它翻译给了货主——反正目前能够掌握的和她货物有关的确切情况只有这么多，这么重大的事故没人有胆量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的通报给货主。

那边听完我疾风骤雨般的汇报，货主沉默了半晌，终于承认了她的货物已经沉入海底这个事实，但又一时想不出什么要急于得到答案的疑问，只好绝望而无力地说了句：“有了新进展马上通知我。”之后迅速地挂了电话——她所谓的新进展大概是指她的那堆废旧汽车完好无损地打捞上来吧？而我的应该是失踪者被安全地送到他们的同伴那里。

我们的新进展——都对这次事故的结果估计得太过于乐观了。

九点一过，电话声此起彼伏，船东，货主，分代理，甚至是船长们都从不同渠道得知了关门海峡事故的消息，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的询问电话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同样的答疑我不知重复了多少次，通报事故及更新动态的传真也像雪片一样在机器上飞舞，我歪头夹着话筒，一边弓着背应付不知情客户的暴怒，一边还要在键盘上不住地敲出一条条给客户的回复邮件。

我的头开始出汗了；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好像湿透了；我感到一阵空虚和乏力；我眼前一阵眩晕；我——有些支撑不住了。

李燕的电话关机依旧，无奈之下我又给山田打电话——经理窝在家中躲活儿，只好请会计出山做事了。

山田刚好在公司附近，正要陪她老婆去皇居，半个小时后，他到了公司，还是那身深灰色的西装，配白衬衫，绛红色领带，从未改变过——哪怕是周末配妻子逛街。

有了山田蹩脚的抵挡，我轻松了许多，李燕的船都已搞定；电话渐稀，终于有了喘息的工夫，我身上的汗退了，情绪也平静了许多。一夜未眠的疲惫感洪水般袭扰过来，趁着间隙我跑到盥洗室点燃了根烟。

刚抽两口，李燕进来了，蓬头垢面，无精打采，满脸的怨气，拽开椅子，大声地用资料夹抽打着桌面，像是在清扫并不存在的浮灰。

我又深吸了一口烟，琢磨着怎么告诉她昨晚至今早发生的一切，她能在这个时间来，说明得到了总公司的通知，可有关于对事件的了解又仅限于我发出的传真，我应该向她说明最新的进展，并同她商量接下来的处理方法——毕竟，她是这个小公司的负责人，三个人的头儿；即使我无法保证面对伊人那张未着铅华的素面时，由于条件反射而狂呕。

正推敲着措辞的时候，手机响了，是菊池。

“吴桑，很遗憾的消息，有一具遗体被打捞上来。”

“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我焦急地问道，声彻四壁。

“还不知道，现在正往海边的简易停尸间搬送。”

“那他，有什么特征，比如说——”我语塞了，不知该怎么办。

“海上保安部会马上叫船长去辨认的，只是——”他的声音有些沮丧。

对呀，我几乎忘记了那边还有7名幸存者。

“什么？”我问道，心里祈祷着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只是，翻译是女的，她不肯去，所以现场交流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

言之有理，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陪着船长去辨认尸体呢。

“这个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菊池接着说道：“最麻烦的是我和那些船员沟通起来很困难，他们没有一个会英语的。”这话听起来好像菊池的英文很好似的。

“那你想怎么解决？”我甚至想出了我在电话里替他们做翻译的笨方法。

“贵公司那边—嗯，如果，方便的话—嗯，我想——”他一直很谨慎，特别是在有要求的时候，哪怕那只是个合理的，或者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要求。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没等他话说完，便打断说：“这事你和我们公司的李桑说一下吧，行不行她来决定。”

我把手机递给李燕，她看了我一眼，接了过去，眼神里似乎隐藏着些许愧疚——或许是我过度劳累看花了眼，或许只是我的自作多情，一厢情愿。

我的视线躲开李燕，扫视着办公室的每个角落，盆花，文件柜，金佛，金马，沙发，窗子，格栅，哦，屋顶角落居然有蛛网，好大一只黑蜘蛛在爬，好恶心哟。

我的耳朵却在一字不落地听着李燕的声音——她在不住地“嗯”，偶尔也会夹杂着几个“是呀”，“是吗”，“原来是这样”之类的日语常用附和词汇。终于，她最后一句说出了：“那么，好吧，我马上让他去。”听到这里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能到外地出差，体验异地风土人情一直是我就职以来的夙愿；特别是来到这个公司以后，总想找个机会逃离这是非之地一段时间；在加上这次事故的突然出现，在东京等现场的消息等得我烦躁不堪，总有一股到现场去直接处理的冲动，所以，要去北九州出差的愿望愈加强烈了。

她在后面喊我的时候，我仍旧在观察着那只黑蜘蛛，它已经用晶莹的蛛丝把肥硕的自己垂到了半墙高的地方，它仍然缓慢而不间断地向下坠着自己，那条细丝将它缓缓弹起又坠下，晃晃悠悠的，看起来惊心动魄——那蜘蛛的目的在哪里？它难道不怕自己过度的自信会拉断那根救命索，摔个粉身碎骨吗？

我禁不住替那只不会思考的蜘蛛捏了把汗。

我向李燕交接好了各艘船的动态，额外附加了船况，问题船的解决方法，各个货主和地方分代理的脾气秉性，以及与他们交流时应注意的事项等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统统交待得清晰明了。我说完时她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好似感激，又像钦佩，更有些眷恋。我感到一阵反胃，很庆幸自己没吃早饭；我几乎要落荒而逃了，这么做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对客户负责，我很珍惜自己的名誉——仅此而已。

山田为我预订了正午飞福冈的航班，又递给我10万日元作为差旅费，还摘下手机挂在我脖子上，说他的手机可以打国际电话——公司为什么要给不懂汉语，也说不清英语的山田会计配备国际电话，对我来说这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我拎着资料和皮包快速地走出房间，比起那看起来依依不舍的李燕来，我更担心那只黑蜘蛛的命运如何。

几经辗转到了羽田机场，换好机票，路过礼品展柜时，我想起还应该给船员和菊池买些礼物，尽点儿船东的代表——我这总代理的绵薄之意。时间紧迫，我抓起3瓶清酒和一些点心放在购物篮里，结帐走人——反正多少都只是代表公司的心意，何必挑挑拣拣的。

我大刀阔斧地把礼物塞进礼品袋里，匆匆跑向登机口，途中我还接到了‘中达’货主的电话，我喘着粗气急促地说道：“我现在正赶往现场，协助处理沉船事故，货物的事请你打公司的电话找李总，今天起公司业务都由她负责。”我得意的挂了电话，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阔步迈入机舱。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我很困，但怎么也睡不着，最后烦躁得连眼睛都闭不上了，只能半睁着，涩涩的——这种感觉，你懂吗？

我索性不睡了，起身扶正椅背，从皮包里拿出‘中达’的所有资料，边整理资料，边理顺思路，想着怎么菊池和门司海上保安部的人接触。见到幸存船员该问什么呢？该做什么呢？该说些什么呢？

正在思量着，手机响了，身旁刚好有个空姐经过，她伸出食指竖在唇边，一湾秋水饱含笑意，得体的轻嘘了一下，示意我关机。我刚好肚饥难忍，趁着关机的时候，凑过去问她，什么时候提供机内餐，我有些饿了。那空姐弯下腰，面露难色，吐气如兰：“很抱歉，本航班不提供食物，真是对不起，不过——我们想想办法。”说罢低头施礼，转身款步而去。

回头看了一眼她娇美绝伦的背影，心想：不用想办法了，看着你就行，秀色可餐嘛。继续整理手头的船只资料。没想到不过一支烟的工夫，身侧轻盈地伸出一只白皙小巧的手来，手里托着一个精美别致的纸杯，耳边有人柔声说道：“对不起，现在机上只有这个了。”侧过脸去，还是那湾清澈的秋水，依旧荡漾着无邪的笑意，我看了看那杯子，里面整齐地摆放了半杯巧克力，看样子是把包装一个个撕开后，精心摆放到里面的。我转过头，感激万分地望着那张诚挚的美顔，说：“已经很感谢了，真是麻烦了。”

眼前出现的一切，都迫使我预感到这次九州之行将会是一次愉快之旅。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7

‘中达’海难事件—第一日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睡眠的大幅减少既是躁狂症的表现，同时又是诱发躁狂的主要原因之一。

怎么可能，沉船这么重大的事故怎么会叫我遇上——我拿着电话呆坐了片刻，直到菊池在那边大喊‘喂，喂’才猛然醒悟过来，定定神，镇定地问菊池：“确定吗？”

菊池的身边一阵巨大的噪声呼啸而过，听起来像是一辆大货车飞驰而过，显然他在高速公路上。我听到他几近吼叫的声音：“确定，整个门司港海运相关的机构都受到无线电通报了，这个消息是我在那边的一个朋友转告的，事故据说发生在8点多。”

我明知这个菊池没有一定的把握不会胡乱向我这个总代理通报这种坏消息的，但还是刻意地去怀疑：“那么是哪条船。”公司大多数船舶出入濑户内海都要经过关门海峡。

“船名是——稍等——嗯，Z_H_A_O_L_I_A_N_Y_I，所属代理公司为××海运株式会社。”他每个字母一顿，清晰地通报了船名。

公司名倒是和我们的对上了，可这船名？从未听说过，绝对不是我公司的。思虑片刻我忽然明白了：“菊池君，那恐怕是人名。”

菊池在那边连连说：“对，对，也许是和朋友联络时搞错了。这样，我在试着联系一下那边，请再稍等一会儿。”

我打开电脑，插上U盘，在公司的文件夹里，仔细地检查者每一艘船的船员名单——那多半是某个船长的名字，我在心中祈祷着，那个船长不隶属于我们公司，同时在心中还有个刻毒的想法——即便是，最好也是李燕代理的船。

我刚打开第五艘的船员名单文件，菊池来电话了：“刚才又确认一遍，船名应是Z_H_O_N_G D_A。”他又一字一顿地清晰复述了一遍，我的心一下沉了，‘ZHONG DA —中达轮’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就在整整一周前，我曾用了24小时，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一周前，它在‘七尾“努力摆脱了触礁的厄运，一周后，却又在关门海峡毫无前兆地沉没了，这难道是它的宿命吗？

菊池听我沉默不语，以为信息还不够充分，他接着开始追加：“本船出发港为德岛，船员10名——”

“是我的船，船员现在怎么样。”人命关天，我脑海中开始盘旋这四个字；就在不久前，我还在和山田闲聊时听他说过，几年前他所在公司的船员失足落海，被飞速转动的船桨活活拍打死，打捞上来的遗体碎块，在码头上拼凑在一起，家属远远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场面惨不忍睹。当时我还半开玩笑地问道，你没有勇气接受这些残酷和痛苦所以决意不沾手海运事务？没想到他居然表情肃穆地重重点了下头。

我的生命中能否承受那样的惨痛？今天，是我的试炼。

“10名中有7名被救助，另外三名失踪。”我知道海难事故中失踪意味着什么。现在室外的温度不到15度。人如果赤身浸泡在低于25度的海水里，2个小时后就会被活活冻死。如果对这些数字没有感觉，可以回想一下《泰坦尼克》中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人像冻成冰棍儿一样在海水里漂浮的情景。

“3人的名字知道吗？”

“我这里没有。”

“沉没的具体原因呢？”

“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询问一下门司海上保安部，他们那里知道得最详细，你有电话吗。”

“你给我吧。”

他随口说出了救难课的电话，我刚想挂。却被他拦住了。

“等一等，吴桑，处理这种事件需要地方代理的。”——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当即委托他为此次事件的分代理，他答应了一声，说正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出事地点。——这些地头蛇，嗅觉灵敏的很。

我拨通了门司海上保安部海上救难课的电话，简短的介绍了自己，焦急地询问沉船的情况。对面那位值班员像背课文一样：“此次事件事故双方为渔船‘大庆68丸‘和杂货船‘中达’轮，‘大庆68丸’船头受损，船员无恙，‘中达’轮沉没，7人被救，3人失踪，目前正出动9艘巡逻艇和1架直升机搜救失踪人员。”

事件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它已经由遥远的传说变成了现实，2，3个小时前我还在悠然闲适地品尝着美食与秀色，现在却要面对血淋淋的炼狱，上天难道总要这样反覆无常吗？

我不住地咳嗽，涨红了脸，憋着气问道：“请告诉我失踪人员的名字。”我听见一阵‘唏嗦’的翻纸声之后，那人也是口齿清晰，一字一顿地说出：“轮机长×××，二副×××，海员×××。”

轮机长就是那次发动机事件的维修者，他为此还负伤了；二副在那天向我回报了当日最后一次船只动态。现在我还能清楚的回想起他的声音。

“两船为什么会相撞？”我又问道

“据现在的询问结果分析，由西向东的渔船，由于在向目的地下关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到货船的左舷，货船迅速大量进水，据船长称，不到三分钟就沉没了。”

“渔船的吨位有多少？”我很奇怪，足有1400吨的‘中达’怎么会那么快沉没。

“据现在的情报为296吨。”——我更诧异了，简直像一个羸弱的小孩一拳击死了一名彪形大汉一样不可思议。

“那是哪一方的责任呢？”我有些愤愤不平了。

“吴桑，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要紧的是大家一起合力救人。”他平心静气而又言之有理。

我连连答道：“是，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一定竭尽全力。”——我羞红了脸，因为自己鲁莽的发言。

挂了电话，我想得立即向总公司汇报，可公司配发的手机还没开通国际电话业务——因为我还在试用期。

所以，我想到了李燕——虽然我不想在这时听到他的声音，也不能确保她可以完整正确地转述事件的关键信息，可是现在别无他法。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在电波传送不到的地方’，她的习惯保持得很好，很固执。

“这个婊子。”我扬起了电话，差点儿然它成了我愤怒的牺牲品。

我忽然想起，自己的‘BRASTEL’国际电话卡上还有些余额，拨号一查，还有30分钟。我转怒为喜，拨通了上次那位负责安保的副总的电话。

听完我的讲述之后，他甩给我一句话：“这事儿我得问一下我老板，你明天写份简报给我。”

菊池准时到达了。现在人员已经被转移到了他安排的船员会馆，并给船长配备了手机以备联络。我真的很佩服他，他不仅稳重，谨慎，而且有效率，精明能干，总之，海运代理的优点他都具有。

我要求菊池保障幸存船员的吃住等基本生活需要，并要同船长通话，菊池又一次随口说出了号码——好像这个号码他已经用过多年一般，令人钦佩的记忆力。

船长还记得我，第一句话就是：“小吴哇，3人没找找，船不到3分就沉了，我是最后一个跳海的——”他还没说完，电话里传来一阵嘈杂声，船长被叫走了。

半个小时后，菊池又来电话，说今天是简单的询问，他正送船长会住处，明天他会接船长和大副再来海上保安部继续接受询问的，所以就从船员会馆直接回去了。我对他真挚地道了声辛苦，并请他注意身体。他淡然地说了句，应该的，我是敬佩吴桑的为人才这么做的，语气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

我亮着灯，靠在墙角，没敢睡，因为总公司那边还没有消息。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来了电话，要和船长联系，我给了他号码。

继续靠在墙角等待，我很困了，可是我必须等。

时间已经快两点了，应该不会有事了，想到明天必定是一片混乱，所以要睡个好觉，积蓄充沛的精力，我吃下了2片安眠药。

睡眠好似个黑洞一般，我迷糊着刚刚陷入到它的边上，就像被某种声响或是景象惊走，飘逸着远离了那个黑洞；睡眠又像是随风飘荡的游丝，在脑海中若即若离。

头脑刚有些混沌，电话又响了，是门司海上保安部，要我提供船体结构图。我手边只有简易手绘的舱图，他说先发过来看看吧。我挂了电话才发现，这里是我家——没有网络，没有传真。

在药物的作用下，我像个醉汉一样蹒跚着，艰难地走到最近的便利店，那里也没有传真机。我口齿不清地问附近哪里有能发传真的地方，店员很西化地耸耸肩，说这个时间，恐怕——

无奈之下，我走到了大路边，站在瑟瑟的秋风中等了半天，拦住一辆出租，我叫司机去调布，找一家大型网吧，有复印机的；司机见我言行怪异，就疑惑地问我要去做什么。我坐在后座，探过头去，大声清晰地说道：“老子的船在关门海峡沉了，有3个人失踪了，老子这就要去处理。”那司机吓了一跳，只当我是疯子，赶紧发动汽车，疾速向调布驶去。

在车上，我又迷迷糊糊掉入了那个黑洞，又给弹了出来；那游丝马上要飘到我脸上，又缓缓地离我而去。就这样，在熟睡与混沌之间反反复复，闹得我好心烦。出租车猛然停住了，惯性使我清醒至能意识到要付钱的程度了。

那是一家可以成为辽阔的网吧，虽然午夜已过，可还是人山人海，操纵机器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到前台问清了复印加传真的使用方法，买卡上机。为了确保一次成功，我把‘中达’的所有图像文件都打印出来，包括它在德岛装载的那些肮脏的工业垃圾照片，一股脑的把它传真给了门司海上保安部海上救难课的那个紧急联络传真号码。

我想自己今夜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便摇摇晃晃地扶着护栏走下楼梯，丝毫不顾忌好奇的店员们对我指指点点，又说又笑。

回来的出租车上我是沉默的，怕自己在药力的作用下，会出言不逊，甚至发生暴力行为——一年前疯狂的景象可以随时鲜明地出现在脑海里。所以，我告诫自己要克制，保持冷静。

回到家中，我想今夜恐怕难以入睡了，门司海上保安部那边受到传真件以后，不知还有什么要求。我打开煤气，烧开了水，小屋中顿时暖意融融，泡好了一壶菊花茶，在小桌的鲜花丛中挤出一块空间，放好茶杯，沸水的水柱冲击进陶制的杯子里，带着霭霭白气发出温和而厚重的声响。我呷了口茶提提神，拿起电话，期待着它马上响或是今夜不要再响起。

在我喝完了一壶茶，刚想起身烧水的时候，电话响了。这次是门司海上保安部海上救难课的课长，他显然对我传过去的那些东西非常不满意，说这些东西对搜救毫无帮助，他们要的是船体结构设计图，是详细的图纸。

我跟他解释道，我在家中，所能提供的只是这些。

他说你可以马上去公司取。——他分明没有考虑到我没有私家车，而且现金已经不够打车去远在麥町的公司了。

我说日本公司只是个事务所，像船舶结构设计图这样的重要资料都在中国总公司。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也许还有人在船舱里，也许他现在还活着，有了图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搜救，也许能够挽救失踪者的生命，请你务必想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再打电话给那位负责安保的副总。他显然是被我的电话从被睡梦中惊醒，没听我说完就粗声粗气地说道：“你问一下小石。”说完就挂了电话。

小石也是操作员，无家可归，整日谁在办公室里。他接到电话却诧异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有档案室的钥匙。”

我几乎哀求他了：“小石呀，求你帮帮忙，这可关系到三条人命，你就当救哥哥我这条烂命了吧。”

小石平时与我关系不错，我也常常告诉他一些日本海运方面的知识。他听完我说的话，毅然地说：“好，我去试试。”

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总之半个小时后，他按照我给的号码，分别给麥町的公司和门司海上保安部海上救难课发各发了一份船体结构图，只不过，他告诉我图纸太大，找不到特殊的传真机，所以只能折成B3大小，传了过去，他还特意标了号码表示顺序。我大喜，千恩万谢后挂了电话。

我看了一下表已经4点多了，外面天已放亮，心想睡一会儿，哪怕一个小时也好。

刚阖上眼，电话又响了。

‘中达’海难事件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第二天，清晨起来后我觉得神清气爽，那发出的辞职信像一枚仙丹，治好了我失眠——最起码在昨晚。

我走进卫生间，反锁上门，拿着简单的洁具洗漱干净，又回到了办公室。从烧开水开始了新的一天。

整个一个上午都是那么安静，安静得出奇。

我在耐心地等待着总公司的回复，并且在闲暇的时候，从容地收拾好了私有物品，装在两个购物袋里，斜倚在我脚边的墙角。我随时准备着离开这里。

但是在离开之前，我必须向往常那样循规蹈矩地做事，那13艘船，那么多的货主，还有下面各地的分代理，我必须向继任者交待得清清楚楚之后才能离开，我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因为，我很注重自己的名誉。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燕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下号码，拿起手机匆匆走了出去——是总公司来的，她同总公司的联络总是神秘得像地下党接头。

山田嘴里嚼着东西，含糊不清地说道：“吴桑，怕是要出事啦。”

我心知肚明地答道：“是呀，应该出事了。”

等我们吃完，收拾好饭盒后，李燕才心神不宁地走了进来，木然地坐在椅子上，用筷子机械地拨弄着饭菜。直到下一次电话响起。

可是，奇怪，总公司那边一直没有表态。

下午六点，我拎起皮包和购物袋准备下班时，李燕从对面站了起来，带着稀有的期盼的眼神，似乎把憋了很久的心声迸发出来一样，对我柔和地说道：“我想耽误你点儿时间，和你谈谈。”声音里充满了乞求的味道。做作的样子令人作呕。

我强忍住胃痉挛，面露难色地说：“抱歉，今天家里有点急事。”

“一分钟，给我一分钟就行。”

“两天没睡好了，脑子有些乱，不好意思啊。”

我毫无顾忌地匀加速向门口走去，听见背后她竹筒倒豆子般唠叨着：“我知道要是在平常我们这种人你根本不会看得起，可是——” 我‘哐’地关上了门，随即听见她在屋内咆哮着把一摞什么东西用力地摔在铁质的办公桌上，发出了‘嘭’一声沉闷的巨响。

那晚的心情特别舒畅，路过调布时，我特意下车在那家迷你花店买下两朵黄菊和两盆淡紫色的小花——我要把家中布置得姹紫嫣红，我这样思量着。

下了电车后，我径直去了那家小酒馆，一醉方休后，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把晒在窗外的盆花一个个搬进屋里，摆在小桌上，又添上今天新买的，倒是弄得满室花香扑鼻。我微笑着倒在了桌旁，在自己堆砌起来的鲜花丛中睡着了。

没有梦，连一丝梦的痕迹都没有，或是它曾经存在过，但在我做出回忆之前便迅速逃离得无影无踪了。

在公司，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露出一点要辞职的迹象。

可是心里却在焦急的盼望着总公司快些给出答复。

李燕变了。剧变。

她变得爱笑了，对我和山田，哪怕是对着电话，她也要挤出那并不擅长的微笑——虽然有些滑稽的恐怖。

她声音变得柔和了，对我和山田，乃至对着电话，都是千篇一律的拙劣的轻声细语——以致于我怀疑她突击做了一次失败的内部整形手术。

她变得爱聊天了，对我，我不搭理；对山田，又有语言障碍。所以，她只能自己对自己大声地唠叨——我们公司可好了，我们公司可大了，自己有五星级宾馆，上次山田出差就住那个酒店，天天吃鲍鱼，是吧，山田桑；山田没有反应，我们公司还有带薪年假，我们公司——

我的耳边像有一只苍蝇在嗡嗡——我终于体会到孙悟空的感受了。

她总是想含蓄地表达出公司甚至是她本人的魅力，可是在我眼里一切都变成了含蓄的搞笑，不仅仅是因为她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那些弱智做法，而且是因为公司，老板在我心中的那块碑已经轰然倒塌了，仅凭不自量力的她，是扶不起来的。

周五，刘军来电话，要我明天去他的新公司参加成立庆典，并用邮件发来了地址。我一看，在水天宫前，那里是个大神社，风水宝地，日本人逢年过节都要排队参拜的。这家伙，真会选地方。

时间过得真快，他要辞职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我们一起去轻井泽回来路上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好像是一瞬间，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可，我的呢？我的理想呢？首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和刘军住在同一会馆的时候，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聊着聊着就聊到各自苦难的岁月。和他比起来，我在得病前一切都要比他幸运得多。

他在国内远离家乡到西安学了两年日语，经人介绍到了青森县一个鸟不拉屎的小镇，在那里一所专门学校学金融。小镇人烟稀少，乡下人又基本上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从而导致这个可怜的自费外国留学生怎么也找不到打工赚钱的地方，眼见积蓄快要见底，家中汇款无望，他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骑着自行车四处打听询问，最后，用他的话说叫苍天有眼，叫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据他住处两小时车程（自行车）处，有一家养鱼场，因为活儿太苦太累，日本人不肯干，老板正一筹莫展之际，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骑着一辆满地洒零件的自行车黑油油地由地平线缓缓而至，满脸的汗水被太阳一照噼里啪啦地散着金光，他喘着粗气在老板面前刹住车，特别阳刚地问：“老板，招人吗？”老板见状，以为这是一条急危济困好汉，便纳入帐中，时薪为内地的百分之七十，刘军每每说到这里，总要叹口气，虽然工资低，可那钱能救命啊，一脸的沧桑。青森冬季大雪可以没人，一日刘军打工回来，推着自行车在雪中艰难前行，小镇不设路灯，各家早早关门闭户，大雪中不辨道路，他迷失了方向，后来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敲开一户民居，讨杯热茶，顺便问明了方向，又在大雪中小心翼翼地龟行了近3个小时，摸到了住处。‘我那次就差那么一点儿，就冻死了。’他用另个手指比划着，我看见他眼中分明闪烁着泪花。

那天回家的心情特别好，一直在考虑着给刘军买什么做贺礼。要是我自己，一支黑色派克金笔，一本装潢精美的书，一块仿古上弦怀表都不错，我以前去调布的百货商店早就看上了——可是他对这些肯定没兴趣。最后我决定明天去的路上买一捧花蓝送给他，虽然有些俗气，但他本来就是俗人嘛。

在调布我下了车，只是想在陌生的地方散步，于是随意找了个背街小巷径直向深处走去，夜色中的小街时而闪烁出霓虹灯光，倒映在光洁的地面上，弥散在重重的秋雾中，偶有一两个路人轻快地穿破空气，脚步的‘嗒嗒’声仿佛是在给这个静谧而又绚丽的世界打着节拍。——相比于嘈杂的东京市内，这情景真是有别样的趣味。

小巷的尽头有一家华丽的居酒屋，拉开做工精致的拉门，便听到一声悦耳的铃声，之后是女主人那纯美婉转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着和服的女主人轻移缓步，将我引导至桌前，拉开椅子，示意我坐下。待我坐定，惊异地发现原来桌椅都露着原木本色，桌面也别致地随原木自然形状雕刻而成，并不是规矩的四方形。翻开女主人规矩呈上来的烫金菜单，掩饰住看到价格瞬间的惊愕，强迫自己点上几品精美的料理，又叫了一瓶啤酒，开始自斟自饮起来。酒正酣处，听得‘叮铃’一声门铃响，见一绝色女子款款而入，如此标准的东瀛美女，看得我几乎呆住了。那女子径直走到女主人旁边坐下，两人亲热的攀谈起来，厨师隔着柜台，大声的问：“佳美，你要爸爸给你烧点什么？”女子略一沉吟，说出几样。原来这是一家三口。我又要了瓶清酒，慢慢地饮着，耳朵却断断续续地听见母亲说：“——看起来很豪爽啊——”女儿点点头答道：“又是个帅男子——”，母亲又接着向这边看看，说了一句什么，说罢二人掩口而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男人都会认为那母女谈论的是自己——我服从了大多数，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魅力四射，而且绝对没有孤芳自赏。

带着梦幻般地被美女夸赞的喜悦，我晃荡着回到了家中，终于按捺不住肚里3瓶清酒的沸腾，跪厕所里对着马桶咆哮起来，看着重金买下的精美和食被水流‘哗’地一下卷走，我内心深处升起了无比的惆怅——白瞎了。

刚漱完口，手机响了，都已经十点多了，谁还打电话。

“我是北九州分代理菊池，你们公司的船在关门海峡处沉没了”

我的醉意一下全没了。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5

就职17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我停顿了半秒，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总公司的快捷键，然后坚定地敲下了‘发送’。背后异常的安静。

待我转过身来准备和她撕破脸皮，拼个鱼死网破时；我惊诧的发现她慌乱地拨弄着手机，快速地向门口走去，途中还被山田那突出的椅脚绊了一个趔趄，眦睚必报的她在稳住身子后扭过头来瞪了山田一眼，那狠毒的目光让刚作势要道歉的山田几乎要蜷缩在了椅子上。

门口传来的声音很大，“×总啊——”，是在跟老板联系，她似乎是在向我示威——她的力量可以通天，上面有人，我别太狂妄了。

五分钟后，她回到了面色灰暗地回到座位，看起来有些失落，似乎这通告状电话的效果不太理想。听着她蔫巴巴地敲击着键盘，我不禁暗暗得意起来。

‘中达’轮的情况有些不妙；发动机依然治愈无望，海流的速度却加快了。看样子除了乞求老天让海流转向，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我坐在椅子上思虑了半天，想好了措辞，祈祷着摩西分海的奇迹能再一次发生，打通了海上保安厅的电话，值班员又换了，是昨晚的那位，他很吃惊我还在工作，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他很佩服我的敬业精神，同时对于我反映的情况也很吃惊，发动机的修理超过了十二个小时了，可轮机长还在坚持，契而不舍的精神让这位日本人也很敬佩，他答应我立即同上级商议另一套解救方案。我千恩万谢地放下了话筒。忐忑不安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

“别敲，要敲出去敲，这里是公司——”又是那令人作呕的尖叫声，略带有些报复无门的失落感。

我强压住胸中燃起的熊熊怒火，按捺住要冲过去一拳打扁那张鞋拔子脸的冲动，对着电脑显示器，用夸张的嘴形表达出了无声地：“你妈了个×。”

那位值班员没有食言，半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说是海上救难课长要和我通话，我想那位课长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并对海上保安厅的大力协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之后，陈述了‘中达’轮目前艰难的状况和危险的局面，请求海上保安厅想尽一切办法，再出援手，将本船拉出那虎狼之地。课长听完我的慷慨激昂的长篇哭诉之后，淡然地回答道：“可以，我们可以出动大型战备巡逻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本船拖到安全的锚地，不过你要把‘中达’轮如下信息用传真的形式报过来，上面要加盖公章，我们也好做个申请。”

他要的信息很简单，无非是船只的长度，吨位，船籍，出发港，预入港，船员数，船上救生筏，救生艇的定员数，救生圈数量等等。我一边在那张印有公章的公文纸上抄下船只资料表登记的信息，一边夹着话筒询问船长资料表上体现不出来的信息，并告诉他已经请求海上保安厅用大型巡逻艇来救助中达。船长一听，完全醒了，嗓音也高了八度；“小吴啊，谢谢你呀，你太有章程了，回去我给你请功。”我笑着说：“我也给你们申请加奖金了哦。”船长的笑声更豪迈了。

把写好的表格放在复印机上，我下意识地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后边，没有人的迹象——看看表，已经七点半了，李燕和山田早就下班了。我长舒一口气，按下号码，最后手指高高抬起，姿势优雅地敲下了‘发送’。

天色已经昏黑，东京秋意正浓，窗外传来寂寥的归家者清冷的脚步声，不由得让人更觉得这房间寒意袭人，我穿上西装，关好窗子，收拾完了当天的垃圾。——门外有人敲门，是邮递员，捧着一个纸箱，费力地从半开的门里挤了进来。签收后，我打开纸箱，都是父亲邮来的御寒衣物，还有一封信，那里面的一句话让我热泪盈眶：“今年春节能不能尽量回趟家。”

泪水‘啪嗒啪嗒’地打湿了信纸，我想起了被镰仓幕府将军北条时宗斩首的那位元朝使者的绝命诗：“临行妻子送寒衣，问我西行几时归？”——久别家乡的人总能从这些冰冷无言却饱含亲情的信物中得到温暖和宽慰。

我想离开这里，想回去——

半个小时后，海上保安厅打来电话，巡逻艇已经出动，大约2个小时达到，让‘中达’保持无线电联络。

我打给船长，还没等我说话，他兴奋地喊：“小吴哇，发动机修得差不多了，管子都接好了，再有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我挂了电话，唏嘘不已，真是‘福无双至今日至’呀，巧合得像是一个故事，够写本书了。

一切都很顺利，当大型巡逻艇到达时，轮机长正在拧发动机盖子上的螺丝。十分钟后，船长兴奋地告诉我：“启动了，启动了，发动机没问题了。”又过了十分钟，海上保安厅的那位课长打来电话，告诉我‘中达’轮船体已经启动，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巡逻艇还要在本船的后面观察30分钟，如果出现意外，可以立即施救，所以30分钟之后，要我报一下本船的航向，方位，航速，最后很坚定地说了一句：“吴桑，请在坚持这最后的30分钟，拜托了。”——显然，他已经知道我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十点四十五。我又抽出一张白纸，伏案疾书‘关于‘中达’轮的事故处理经过报告’，身体的疲惫似乎让思维更加活跃，我文思泉涌，报告足足写了6页，外加2页对海上保安厅的感谢信。发完各自的传真后，我一阵眩晕，感到眼前发黑，恶心，身上直冒虚汗——我战立不住，趴在了桌子上，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公司楼下就是便利店，一个来回不过5分钟。

我吞下一块小面包，又喝了一瓶力保健，觉得缓过神儿来了。

电话打通了，是二副接的，告诉我了航向，方位，航速，最后又加了一句：“那些日本人可真热情，站在船舷挥手喊‘再见，再见’；我们的人也往回喊‘SAYONARA’。”

我打通了海上保安厅的电话，叫来了那位课长，通报了船舶参数之后，高兴地对他说：“现在真想和课长还有厅里的各位干上一杯呀。”

课长也很高兴：“吴君如果有机会来七尾，我一定请你痛快的喝一顿。”

我们互道辛苦后，挂了电话。

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慨万千。

熄灯后，我和以蜷缩在沙发上，脑海里不断翻腾着这两天的事儿——做海运的人难道真的都想海一样疯狂而易变吗？在这样一个公司有前途吗？我这样坚持有意义吗？——

突然，我翻身起来，点着灯。混沌之中，写下了我的辞职信。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4

就职16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从轻井泽回来后，我的世界马上又重归现实——冷漠，无情，乏味。

每天依旧是一早到公司，烧水，煮咖啡，打扫卫生，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工作依旧是问动态，报动态，安排入港出港，催促装货卸货，整理签发各种单据，留意船只的加水加油，随时准备补充船舶零部件，并等待着必然会出现突发事件的出现，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它。

我依旧在电话里同货主拉家常，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日，有几个孩子，哪一年结婚的，妻子是哪国人，最喜欢吃什么菜，同中国有什么渊源等等等等。

我依旧在电话里同船长大声说笑，喊他们一声‘老爷子’或是‘老哥哥’他们说等你小吴来我家，我让媳妇给你倒酒，不过你得给我儿子带礼物，他最喜欢奥特曼；我说，好，一定一定。他们说，你儿子喜欢国内的啥，我下次带来。我苦笑着说，我这儿还没下种呢。随即，电话两头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

我依旧在电话里和各个公司的女事务员打情骂俏，从不吝惜甜言蜜语，也不理会对面的醋意正浓。

我依旧会在电话里时而大声责备分代理办事不力，延误时机；时而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山田则会用眼神示意我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惹怒了对面的李经理。

李燕对我的这些种种表现几乎是毫无反应，但我知道她的愤怒在聚积着，像那座火山一样，处在半休眠期，迟早有一天会冲破极限，喷发出来。

我，在暗中观察着她的变化，准备着，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一日，我加班到深夜，刚在沙发上和衣躺下，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把我吵起来，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打开灯，拿起话筒。是早已离港的‘中达’轮打来的，说是发动机冒烟了，情况危急。那条船走的是东日本海航线，现在距离最近的港口是‘七尾’港。我立即拿起手机联系当地海上保安厅，说明了情况，经纬度等，请求本船在‘七尾’港锚地避难。那边的值班人员用无线电联系‘中达’轮确认情况之后同意在本港避难。我马上通知船长立即掉转航向，全速驶向避难港。

本以为事情会到结束，明天一早给总公司打个电话做个报告就完了。谁知，正在我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还是‘中达’的船长，焦急地告诉我说，发动机彻底停转，现在正在让轮机长抢修，船只目前处于漂流状态。我一听急了，货轮都是沿近海航行，像‘中达’这样无法自控的船碰到礁石就完了。我又打电话个海上保安厅，说明了船只现在所处的危险状况，报上经纬度，请求他们的帮助。还是那个值班员说要请示上级，要我稍等。我放下电话，立刻给公司写了一份情况汇报，并在上面加了个急字——这回是真正的紧急情况了。马上传真给了国内。

半个小时后，海上保安厅来了电话，询问‘中达’轮的吨位和所载货物重量，我看了一下资料，报给了他，他马上说，那里会立即派出巡逻艇到达出事位置，以防不测，在此期间，希望我没半个小时向他们通报一下修理进度和船只具体位置；同时告诉我，由于巡逻艇吨位太小，无法拖动货轮，所以如果天亮以后船仍处于漂流状态，希望我能在附近港口请一艘拖船来，以免发生意外。我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好好，放下电话又马上联系船长告诉他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马上就到，请他安心；顺便询问了一下发动机的修理进度，船长倒是想得开，说还早着呢，盖子还没打开，能不能修好还不一定呢。我听了心里一沉，几乎要哀求船长，让他请轮机长务必加把劲修好发动机。船长举重若轻的说了句，看看吧。

我又给国内发了份传真，请示明天一早，如果还没修好发动机，能否雇用拖船，并报了个参考价格；另外，为了激励船长和轮机长，公司能否考虑给他们发些奖金，上面加了个更大的急并且画了个巨大的叹号。

之后，我每半个小时询问一遍船长，之后报给海上保安厅。凌晨5点，窗外乌鸦的叫声响彻云霄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倚在沙发上沉沉的睡了过去。

又是一阵铃声把我叫醒，是海上保安厅，换了一个值班员，告诉我巡逻艇已经到达指令位置，要‘中达’轮用无线电主动和艇上联系；我转身把话传给了船长，随口问了一个特傻的问题：“船长，咱抛锚，船不就停住了吗？”船长苦笑着：“小吴哇，咱这里水深足有300米呀。”

好不容易熬到8点，国内那边已经有人上班了，估计应该把传真件交给了负责人。半个小时后，收到了一件批复传真：‘可以考虑，抢修为主，等等再说。’我看了叹为观止，远古洪荒时代的电报也没这份批复这么简洁环保且蓄意无限的。

我打通了‘七尾’港分代理的手机，请他务必快速联系一下拖船的事，最起码要问清楚托‘中达’轮这么大一条船的价格。分代理爽快的答应了，我觉得眼前出现了希望。

打电话的时候，李燕和山田都已经到公司了，‘噼噼啪啪’地各自做着手中的事。

我也趁机把日常要处理的船代业务有条不紊地做开了——虽然脑子里混沌一片，怎么也想不清事情。

突然，听到李燕触电一般的尖叫：“传真机用不了了，谁弄的？”说完用狐疑的眼神打量着我。

我双手一摊，做了个‘不知道’的样子。接着处理手中的事情。

山田上前鼓捣了几下，没辩出个究竟，只好给传真机公司打电话，请人来修。

公司的业务一下停滞下来，紧急的咨询电话此起彼伏，山田也顾不得韬光养晦，拿起话筒披甲上阵，三人忙得焦头烂额。我似乎感到李燕那恨恨的目光无处不在，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啊呀，鼠标又不好使了。”又是李燕的尖叫，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锐利，我和山田都一激灵。

“谁碰了吧。”还是山田反应快，抢先把自己的嫌疑洗得干干净净。

“你昨天又是在公司里睡的吧？”李燕的声音突然变得像编钟一样厚重，好似要把我的实话全部从身体里挤压出来一般。

我没法否认，只能说是，不光是因为我的诚实，我的脸还没洗，头也没梳，眼角恐怕还留着眼屎，那种一眼就能被揭穿的谎言，我可不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她‘啪啪’地在桌面上摔打着鼠标和键盘，表示了空前的愤怒。“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弄坏的吧。”她举起了那可怜的鼠标，又指了指我身后的传真机。

我的好朋友刘军曾经告诉过我，对待这种白痴型的悍妇一定要宽容，要有同情心，因为上天把她们弄成这样，已经是莫大的惩罚了，所以要用博爱精神劝慰她们，感化她们——当然了，一定要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特别要注意自身安全，决不能做被蛇咬死的傻瓜农夫。

刘军给我讲的都是血淋淋的实践经验，我把它升华到了理论高度，就是上面的话。

所以我决定量力而行地撒播一下博爱的种子：“我来帮你弄一下，鼠标可能是插口松了。”

“滚犊子。”

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自量力，尴尬地看了看山田，他虽然没听懂，但却也缩紧了脖子，用两支手的食指缓慢而又确实地敲击着键盘，像一头负重前行的老乌龟，察觉到了危险就在附近，想要拼命自保。

我按捺住胸中的怒火，坐了下来，‘辞职’这个词开始在脑海里盘旋起来。

‘七尾’的分代理打来电话，那个港的拖轮公司因为建社50周年，今天全社放假。所以，‘中达’轮还得继续漂流。

我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海上保安厅，他们又给港口打电话确认之后，对我说，现在海流的流向是由东向西，也就是说船在不断地向岸边飘去；而距离船只6海里的地方有一片礁石群，海流现在的速度是0.5海里/小时，也就是说，当海的状况和船的状况一切都没改变的情况下，12小时候，‘中达’轮会准确无误地触礁。

我登时傻了，触礁可是要出人命的啊，船上可是有10条人命呐。

我联系船长，想问一下发动机的修理情况，接电话的却是大副，他含糊不清的说，船长睡了，轮机长正在接发动机里的铜管，很不好弄，连轮机长的手都被机器挤破了，不知修好还要多长时间。

——屋漏偏逢连夜雨，所有的坏消息都赶在了一起。

我把修理状况告诉海上保安厅，那人思索了一下说：“状况确实挺特殊，要是天黑之前还没修好就难办了，我们这里再商量一下，巡逻艇还在那里看着，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出现，最起码船员的生命可以保证。”

我千恩万谢地放下了电话，写了一份现状报告给总公司——老总们的方言很重，电话交流实在是困难至极。

传真机在中午的时候已经来人修好了——只是简单的卡纸，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触碰它，谁也不想担一个破坏公物的罪名。

我刚把纸放好，就听见背后一声霹雳：“你不许用。”

我转过身来，对着那张涨红的脸说道：“中达都快沉了，你还——”

“船沉也需要时间的。”

我听不出她的两句话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总之为她的冷血惊愕了。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3

就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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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刘军约我去轻井泽，去见一位工作在那里的大学研究小组的前辈。

新干线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了这座著名的皇家避暑小城。他的前辈，铃木君早已在车站等候，我递上准备好的礼物，互相寒暄了几句客套话，便上了他的微型车。

11月初的轻井泽，入夜就已经有些寒意了，铃木君的车又有些漏风，没过十分钟，只穿着单薄西装的刘军和我便开始哆嗦了。铃木见状，拍拍空调的通气口说：“抱歉，空调坏了，不出暖风。不过，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小车才慢慢驶进一个杂草丛生的停车场，铃木的家就在对面的小白楼里。

一下车，铃木突然说起了中国话，而且标准的令人吃惊。他介绍这房子是县里提供的廉租房，每月只要10000日元，比大学的宿舍还要便宜，他也是好不容易申请到的。这么晚了，他妻子可能已经睡了，所以请我们进门小心一些。

一进屋，一股清新的草席味道扑鼻，铃木打开客厅的壁灯，昏暗中隐约看得清，壁纸和木梁都还是原色的——显然是新装修过的房子。

这时里屋传来一个女子轻柔的声音：“你回来了。”——仍旧是标准的中国话。跟着，一位娇小的女子拉开拉门缓步走了出来。铃木把礼物递给她，介绍说：“这是刘军，你见过的，我大学的同学，这位是他的朋友，吴君，也是我们大学的。”铃木的妻子打着招呼，却不是日式的鞠躬礼。

正疑惑间，铃木轻我俩拖鞋进屋。刘军蹲下边解鞋带边说，铃木的妻子是中国福建人，今年五月才嫁过来的。

由于都吃过晚饭了，天又不早，所以刘军提议洗澡睡觉吧。

洗澡水早已烧好，我泡在久违的柚子汤里，舒服得直哼哼歌，往日的烦恼一扫而光。出来时，穿着铃木熨帖的棉布浴衣，躺在了铺得整整齐齐的棉被上，感觉自己像是飘在轻柔的云朵里，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了——有家的感觉真是舒畅啊。

过了没多久，刘军也进来了，穿着自带的睡衣——显然是有备而来，躺在另一边，用脚踢踢正在闭目享受家庭温暖的我，问道：“怎么样？”

我闭着眼，哼哼道：“真舒服。”

刘军笑道：“那赶紧找一个，成家吧。”

我反唇相讥：“还是多替你自己费费心吧。”

我好奇地问铃木夫妻俩当初是怎么相识的。刘军嘿嘿笑着说，巧的很，当初铃木在北京学习汉语，一次到一个茶庄里逛，顺便问了几句，当时他的刚学汉语，与中国人交流基本靠手语，比划多了，茶庄老板招架不住，便向里屋喊了一嗓子，铃木见一俏丽女子款款走来，用生硬的日语对他说，你好。接下来就是两人用大量的手语加只言片语的日语攀谈起来。再接下来两人的关系便如同庸俗的泡沫爱情剧一样，分分合合，吵吵笑笑，直到今年五月，终成眷属。故事的情节基本上可以拍成一部名叫《茶庄女儿异国恋》的数十集泡沫剧了。

在刘军的絮絮叨叨中，我安静地睡着了。这一觉睡的真舒服，连梦的影子都没见到，醒来时只觉得阳光刺眼，屋内暖得百骸皆痒，我挺在被子上伸了个悠长的懒腰，眯着安逸地听着骨节发出声响。看一看表，已经9点多了，我一个翻身爬了起来。铃木的妻子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牙刷和毛巾，我和刘军凑在卫生间里，洗漱完毕，换上来时的衣服，出了客厅见桌子上已经摆上了翠绿的菜粥和几碟颜色各异，光鲜诱人的小菜。

吃罢早饭，铃木乘车带着我们在小城内转悠，基本都是山路，两边郁郁葱葱，时而在茂叶之间射出几缕刺眼的阳光。翻过了山，眼前一片开阔，极目所至，尽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平坦柔软，风至之处，一道绿波缓缓推进。铃木遗憾地说：“这是牧场，平常本是黑白花的奶牛成群的，看起来很漂亮，今天可能是星期天，放假了吧，可惜呀，白来了。”——铃木没白在北京呆了3年，连北京人的幽默也学到了手。

在往前走，远远的就看见了著名的活火山，浅见山，火山口至今依然喷着黑烟，在山尖上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黑色蘑菇云，整个山体都被或浓或淡的黑烟笼罩着，没有风，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凝固在那里，离得越近看得越恐怖，好像自己随时会被那黑幽幽的山体吸食进去一样。铃木似乎也有同感，车速加快了不少。打开车窗，一股浓重的硫磺味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铃木笑着说：“泡一下温泉，怎么样？”

那里依山建了很多旅馆，有旅馆的地方大多有温泉。我们进了一家。在更衣室，看见几个孩子正爬在一面大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着什么，我好奇地凑上前去，原来这是一家男女混浴温泉，小孩子们旁若无人，兴致勃勃地观赏裸露的异性，倒让我这个外国人少见多怪了。温泉都是露天的，我按照大学里日本事情课程的教科书中介绍的那样围着浴巾慢慢泡进了男池，浑浊的温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温吞的水温加上强烈的硫磺味反倒让人觉得不舒服。刘军一脸坏笑，用胳膊推了一下我，说：“去不去那边？”说着努努嘴示意我的背后，我回头一看，那边正是屋里那群孩子观赏的混浴池，有几个男女正泡在里面，互相欣赏着，更有两个女子，身缠白色浴巾，坐在池边一块高大的石头上，单臂拄石，一手护胸，斜倚着身子，极目远眺，场景颇为诱人。铃木也看到了，喃喃自语道：“要是樱花季节就更好了。”我回过头来，笑着对刘军说：“还是猛男去吧，我怕是消受不了。”刘军大笑，我接着说：“你看一下石头上那两位，浴巾下面明显裹着个游泳圈嘛。”刘军好奇地盯着看：“哪个，怎么可能？”随意醒悟过来。冲我脸上一撩水，说：“你这嘴还真毒。”

我回应道：“她破坏风景是不对滴。”铃木也听到了，三人哈哈大笑。

回东京的新干线上，刘军好像疲倦了的样子，半躺在座椅上，一直闭着眼睛，却又不像睡着了。我不管他，只顾低头看在车站拿的旅游传单。

快到东京的时候，他坐起来，扶正椅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道：“我已经辞职，现在正在办理新公司的手续。”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2

就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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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那个公司隐约听说过类似事件的处理方法，大约是当事人有个书面的认错，当面有悔过表现，日本人都不会深究，都是形式上的事——逮捕一个外国人，恐怕当地的领事馆要出面交涉，警察也怕麻烦；另外，那三个偷的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从分代理发过来的照片上看，是一些准备运送到中国处理的，废弃垃圾——在日本想给人都没人要的玩意。所以，那三个活宝即便是被警察逮住了也只能算个微小罪。

我又在脑海里盘算了一下处理此事的过程，感觉到有些自信了，事不宜迟，便开始着手办理了。

我先是在标有公司抬头的公文纸上写下‘关于此次××轮船员盗窃事件的处理意见’，以总公司的名义编造道：此三人本事良好青年，一向奉公守法，此次只因一时糊涂，犯下这样的错误。公司领导十分重视此事，集体决定严惩此三人，处以罚金××元，回国后立即解雇等等。后面又注明简单的英文翻译。那张公文纸末端原本印有总公司公章，我在公章旁边签上那位副总的名字，下边写好当天日期。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万无一失之后，马上传真给分代理，让他立即转送到警察那里。

我又追问那三人现在哪里。分代理说在船舱里关着呢，外边有警察看着。我问，你能见到他们吗。分代理犹豫了一下说，看门的警察他倒是可以通融。我大喜，说你稍等片刻。

我又马上提笔写下三分悔过书，在下边用日语翻译过来，标好日期，马上传真给分代理。叫他拿给那三个人，签好名字，交给警察。分代理诺诺应着，挂了电话。

我依旧靠在椅背上想，着几张纸交到了警察那里，只要事件的性质不算恶劣，他们放了人拿着回去也好有个交代；警察署里和现场办案员那里彼此都有个台阶下。所以，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有兴奋起来了。

果然，到了夜里十点，分代理告诉我人已经放了，警察和海关，海上保安厅的都已经下船，临走警告了一句‘下次不可以了’。船今夜就可以启航。听到这里，我高兴得握紧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面，高声说到：“辛苦了。早点休息吧。”那个分代理倒是很谦虚地说道：“不，不，我这里什么都没做，还是吴桑有办法啊。”

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一件事。拿起纸笔，马上起草了‘关于××轮船员于××港盗窃事件的处理报告’。像小学生作文一样，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一一写明，并将处理的过程本着谦虚，谨慎，低调，含蓄的原则生动地叙述下来——当然隐去了我冒充总公司名义写了处理意见的事。整个文章写的是简洁明了，生动感人，相信到了总公司那里一定能吸引老板和其他高层的眼球——我这么得意的想着，大笔一挥，署上自己的名字，传真给了总公司。为了让它明天一定会出现在老板的桌子上，我在上面用特大字写了一个‘急’。

我看看表，快十一点了，今天显然是回不去了，只好睡公司的沙发。

我脱了鞋，盖上西装，有点冷，沙发又窄又短，难受得很，加上成功后异常的兴奋，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了，我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李燕那天来得出奇的早，便看见我睡眼惺忪地坐在沙发上系鞋带，就立刻知道怎么回事儿了。一般来说，日本的公司理应鼓励员工这种以公司为家，勤勉敬业的精神。可那天她见到了我马上发了一通脾气：“这里是公司，不是你家，你不能在这儿睡觉，你看这屋子弄得，这味儿。”她示威似的用力打开了窗子。我没有解释一句——跟这种人，我不想多说一句话，昨天的事，跟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悍妇说了她也不能理解，这不仅仅是智商的问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在等待总公司的态度，看那边怎么评价这件事。

繁忙的上午过去了，精美的盒饭送来了。

我刚打开盒盖，电话响了，李燕接了，她听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转给我，是那位副总：“哎呀，小吴昨天辛苦了，昨天陪客户有点儿喝大了，今天看报告才明白怎么回事，真是辛苦了。”我连说：“不辛苦，应该的，×总你吃午饭了吗？”

“哦，对了，你们那边是中午啊，行，你吃饭吧，你还挺有才呢。”

我微笑着恭敬地放下话筒，抬头却看见李燕正瞪着我，我视而不见，冲好一碗酱汤，食欲大增，那顿午饭吃得特别香。

李燕草草吃完饭，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山田。

山田看看报纸，突然对我说：“吴桑，今天可不帅啊。”他指了指头发。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凌乱不堪——平时都是用发胶梳理得一丝不苟的。

“昨天××港出了点儿事，处理得很晚，就睡在了那个沙发上。”

“哦，难得，不过身体还是要紧的。特别是为了这样的公司，不值得啊。”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不愧是海运界从业30余年的老油条，看得就是准；只不过数月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了他话里饱含的深意。

李燕怒气冲冲地走进房间，冲我喊道：“以后这样的事得先向我报告，不能直接和总公司联系。”

我故作糊涂：“什么事？”

“××港，偷东西的事”她记性真是不好，港名说错了，或者是国内那边说错了，又或者是国内那边说对了但是她听错了，反正公司很多的混乱都是类似的情形。

“啊，我打了，关机。”我说了谎，但是我知道她的习惯是下班就关机的，这样可以防止突然的加班。

“那也不行，反正你得想办法联系我。”她耍起了蛮。

我无语了，扭头走到盥洗间，泡了杯茶，眼前浮现了她过去内斗的荣光——敢不听老娘的，老娘我跟你拼了——我坐在椅子上，苦笑着呷了一口茶。茶，也极苦。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1

就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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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了：看到街头募捐的传单，便马上要给那里面的账户汇款，不辨真假；并且由传单里面描述的故事，经过大脑加工，在想象中描绘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感人场面，使自己莫名其妙的热泪盈眶。有时会无故地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坐在汉堡店窗边的位子上，望着街头的行人，会想起在公司里的种种委屈，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艰难地吞咽着眼泪和汉堡包，哽咽得几乎要窒息。事后连自己都奇怪，自己的身体里竟然会有如此脆弱的基因，不知什么时候它会一下子主导了我的情感。

但大多数的时间，我是快乐，阳光的。一次，在调布的那家医院领完药，发现车站的台阶下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小花店。我走过去，欣赏了半天，最后买下两个小盆火红的无名花，两支向日葵，还有一些花种。此后，每周路过调布时，我都会买一些花带回家里。闲暇的时候，我会在家中修剪那些盛开的花儿，然后再把它们摆到窗口，让那些五彩缤纷的花儿沐浴在初秋强烈的阳光中；那些种子，我打算在春暖之际，把楼外那些大大小小的各式花盆洗净，在花坛里挖一些松软的土，把那些种子一粒一粒仔细地种到花盆里，细心地为它们浇水，施肥，每天回来观察着它们的成长，看它们发芽，长高，开花。然后，我把所有的鲜花都摆在室内，那间小屋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花香和灿烂——我就在那花丛中看书，休息，过着平静的生活。

时间在流淌着，生活也似乎正在随之流向我的理想。

一切都那么顺利成章，依然如故。

如果不是太忙，我还会去英语会话学校，用蹩脚的英语和大家插科打诨；

如果回来的早，我还会去空手道场训练，之后和大家一起去那家小酒馆一醉方休；

周日，走在小河畔，我会遇到许多邻居，我们会热情地打招呼，甚至是聊上几句家常；

连小站的职员，在我晚上回来的时候，都会和我说会儿话，说起他的妻子，是从中国嫁过来的，如何的会做菜，如何严厉的管教孩子，两人如何的吵嘴——

在他们眼中，我有时西装革履的上班下班，有时一身休闲脚着木屐的遛弯儿，就像原原本本生在，长在这个小城的人一样。似乎，我就是这样融入了异国的小城。

船运转的周期越来越短，几乎没有空船期了，白板上已经写不下我的航班了，只好在下面贴上几张大白纸写好。

我用很多巧妙的方式，制止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为公司节省了开支；同时也给货主提出了许多适当的建议，给他们提高了效率。——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增添资本。

所以，我做得很累，越来越感到疲惫。虽然，做事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但为了追求进一步的完美，我整天手头在不停的忙碌，脑子在不停的运转。

但是，太快的节奏引起了亢奋，引起了火气，也会引起旧病复发。

我经常在电话里高声训斥办事拖沓的分代理，有时也会和船长吵嘴，因为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

我的咽炎加重了，每次撂下电话都是一阵急促令人窒息的咳嗽，药物已经控制不了，外用的漱口液只能缓解一时，有时我甚至害怕剧烈的咳嗽会把自己震碎。

我的失眠加重了，安眠药有时会失去效用，即便是睡去，也只是一小会儿，即便是这一小会儿，也大部被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占有。

大幅的睡眠减少与暴躁易怒形成了恶性循环，我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差，消瘦了许多。

有一天，天已经黑透了，我正准备下班。某个港口的分代理打来电话，说货物装船已毕，但发生了点儿小事件。我忙问是什么事。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副带着两名船员在码头偷东西，现在已经人赃俱获，现在正在被警察，海关（企图把那些赃物运回国内，会涉及到法律上的走私罪），海上保安厅做三堂会审。我登时急了，在日本港口，外国船员偷窃的案件屡禁不止，所以，很多港管所不允许船员上岸，所以那三人上了码头本身就是大错。另外，更麻烦的是，日本港规定，实际船员少于定员的2/3便为了安全，不许出港。这条船共有8人，现在3人被抓，其中还有个大副，显然无法出港了。但船舶在港口多停留一天，损失巨大，不算其他的，仅机会成本就要20多万日元。

我马上给总公司操作员打电话，她早已经下班了，我问这事怎么处理，她说不知道，给我了个电话，说是位副总，让我问问他。

我打了那个电话，里面传出一阵歌声，我在嘈杂的歌声伴奏下，汇报了事件经过，请示处理方法。

那边传来一声厉喝：“他妈的，不管他们，让他妈的日本人把他们三个都他妈的抓起来，他妈的关他几年。”

我几乎都要感觉他的口水从话筒里喷射出来了。

我耐心地给他解释了一下目前的状况，并解释三人如果被捕，危害不仅仅是船无法出港，总公司还得从国内再请三人到达所在港，旅费及办理签证的费用和时间都无法估量，期间船只好停留在锚地，船员的生活补给，都必须由港口分代理协助完成，每次都会按最高标准收费；另外那三人如果被捕，从拘留所到法院，直至监狱，产生的费用也都会找总代理要的，归根结底还是总公司的损失；莫不如通过各种渠道让日本人今天放人，等三人回国之后再行处罚，那样作为总公司还有主动权，损失几乎也没有，倒也算是两全其美。

副总听明白了多少我不知道，他最后只下了一句只是:“这事完全交给你处理了。”

我放下电话，靠在椅子上，用手指紧揉太阳穴，大脑在飞速地转动着；“怎么才能让日本人放人呢？”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50

就职12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虽然出现了躁狂症状，但我的情绪并没有恶化到完全不可控制的状态。

李燕的一声断喝，惊醒了我，意识到自己在她面前必须保持低调，而且要努力改善同她的关系，无论我多么鄙视她的人品，她毕竟是我的领导，掌握着生杀大权——万一离开这家公司对我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求职的厌恶大大超过了对她的厌恶。

自此以后，我在公司表现的更加勤快了，甚至可以说成是卑贱——每天早晨，我来到公司首先把咖啡煮好，烧上水泡茶；然后用抹布仔细地把每个办公桌和座椅都擦一遍，再把每个纸篓里的垃圾倒入垃圾桶，当李燕和山田到公司后，我恭敬地把泡好的茶和咖啡端到他们面前，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工作；晚上下班以后，洗茶杯，到垃圾的活也是我来做；每周末的大扫除，我也一个人揽下了。

在工作上，我把她供奉到前辈的位置上，每天都故意向她请教一些白痴都懂的低级问题，每次她都是故作矜持地翘起二郎腿，思虑一番，然后傲慢地把解决方法告诉给恭谨侍立在侧的我——有时那方法居然是最蠢的，蠢得令我不禁拍案叫绝。另外，我还在每次给分代理和货主发传真和电子邮件前都故作谦虚地说自己经验不够，难免有所疏漏，所以请她审核一遍，签字之后，我再发出——这样做虽然大幅度的降低了工作效率，但却令她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成就感，因而对此眉开眼笑，乐此不疲——这个笨蛋，这同你一个人代理全公司的船有什么区别。

总之，我的一番工夫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似乎对我的敌意消除了，对我说话也柔和了许多——我可不想和她发生内斗，我绝对不是对手。有一天，看着她的样子我竟然想起了家乡里有一个泼妇和人打架，挽起袖子，大喝一声：“老娘我跟你拼了。”李燕如果发挥到极致恐怕就是这样——想到这儿，我禁不住‘噗嗤’地笑了出来。

睡眠好一些了，每隔一周的周六我都会到调布的那家医院取安眠药，另外请医生给我开一些药粉——慢性咽炎是我的职业病，很难治愈。

那家英语会话学校我也定时去，和周围的人关系很融洽——这全得益于我的躁狂症提升了我的表达能力，使我的日语更加流利顺畅，发音标准优美；我喋喋不休，大方开朗，打扮帅气，为自己在周围赢得了很多人气。

空手道馆一周两次，我的身体似乎强壮了许多，虽然我的刻着我名字的木牌依旧挂在墙上的最后位置，虽然系在腰间的带子依然是白色的。但我每天和这些人接触感到很快乐——每天在繁忙劳累的工作后同这些人在一起让我有一种虚幻的幸福感。

快乐的人总容易忘记，或者总想忘记自身的危机，谁都愿意自己的快乐永远持续下去——可，悲剧就在前方潜伏着，快乐持续的越久，它出现的几率就越大。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宁愿对它视而不见，像一头鸵鸟把头扎进沙子，以便让自己那虚幻的幸福感持续下去。

英语会话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几次酒会，来增进学员，外教之间的感情交流。我报名参加了，交了4000日元的会费——我在这个公司的第一份工资到手了，所以总是不假思索的找机会把它花出去，哪怕买一些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酒会很热闹，我就喜欢这样人多热闹的场面，它激发了我的躁狂情绪，我不停地和根本不认识的人干杯，用日语或是英语喋喋不休地和这些人交谈，直到精疲力竭，酩酊大醉。——酒会似乎很需要这样的人来调动现场的气氛，所以那天的我大受欢迎。

我撑着雨伞向楼梯走下去，可穿着木屐醉得步履蹒跚的我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幸好那楼梯是木制的。毫发未损的我和周围的人一起哈哈大笑，激起了更高的情绪，拉着众人要和他们一起去唱卡拉OK，那时已经11点多了，众人以改日再聚为名婉拒了我。

我孤独地乘车回到住所，情绪高涨得怎么也睡不着。所以又起身穿衣，走出家门。不远的路边有一家小居酒屋还在亮着灯，我有是不假思索的推门而入，要了瓶清酒附带着几样小菜；旁边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唱卡拉OK，我看着心痒，便随着高声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高，几乎盖过了音箱。那男子不高兴了，撂下麦克风叫道：“你唱歌别影响别人呀。”我却充耳不闻，抓起桌上的麦克风，自顾自地唱了起来，这样一来，连他妻子都没法唱了，也撂下麦克风，满脸的扫兴。我正激情地唱着，却看见男子大怒着冲过来，一把夺走了我手中的麦克风。

酒后的我面目狰狞地吼道：“混蛋，你干什么？”举拳便打。男子闪开了，被他的妻子拉出了房间，妈妈桑也从柜台里出来拉住我不住地劝，旁边的客人见状纷纷离席。我意识到自己人家惹了麻烦，便醉醺醺的叫店员结帐，帐还没算出来，我便已经把一万日元压在酒杯下，狼狈地离开了。

我为此事感到极为羞愧，从此以后，每次回家我都要绕过那家居酒屋。

公司最近生意好像红火起来了，李燕的审核也越来越多，她有些招架不住了，一天在我递给她复印件请她签字的时候，她终于说：“不用了，以后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提单你也可以自己签名，发出了，老板也说了，这些事让小吴自己决定，不用再请示了。”她是带着很稀有的微笑说出的——看着她凌乱的头发，焦黄的脸色，我居然产生了一种胜利后得意的喜悦。但马上又告诫自己：还要再低调，要宽容，要有人情味儿。

我怕堕落到同她一个档次，那可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那一年秋季，在NHK音乐厅每个周末都会举办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的音乐会，我一个月前便预订了一张周日的。

为了和李燕套近乎，我虚伪的问她：“我有张周日莫扎特的音乐会门票，刚好有事去不了，要不送给你算了。”

她忸怩的问道：“那莫扎特来不来？”

我掩饰住自己无边的惊诧，平静地答道：“怕是来不了，据说他身体不太好。”

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述49

就职11

声明：本书所有人物，机构，团体，组织,地理，工具等等之名称皆为架空，请勿联想。

进来的人是推销盒饭的，给我和山田一人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说声：“打扰。”转身退出了公司。我看一下表，差五分钟九点，心想原来的公司在这个时间人早到齐了，看来这家在工作热情上略逊一筹了。

李燕进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女的，是同我一天面试的新人，没有做海运的经验，所以一上午她都是坐在李燕的身旁，看着，听着，偶尔帮忙递一些传真——就像我在半年前一样。

我这边由于昨天准备的充分，忙而不乱，有条不紊，除了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

快到中午的时候，山田问我：“吴桑，中午要不要订盒饭，才400日元。”，我才想起来早晨收到过一张盒饭的广告，山田怕是研究了一上午性价比什么的，反正出去吃不是便利店就是汉堡店，于是就朝他点了点头，继续埋头做事了。

盒饭的精美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就像一件细心雕琢的艺术品摆放在红漆木盒子里，还给配上了即食酱汤，连筷子的外包装都用印刷精致的和纸制作的——这400日元花得太值了，简直是物超所值；山田不愧是个资深会计，很会算计，佩服至极。

下午，老板来了，也带来一个人，又高又壮，剃着光头，一套竖纹黑条白底西服——分明是‘Yakuza’（日本黑帮）的打扮，那人进屋之后就大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老板叫我过去，指着那人说道：“这是我的司机，老李。”我掏出烟盒打开恭敬地递过去，叫了声：“李哥。”

我正要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烟，他一伸手拦住了，从西服兜里掏出一个配着钻石的镶银打火机，‘叮铃’一声脆响点着了烟，然后吐着烟圈，斜着眼问我：“你，东北的呀？”，我点头说：“是，李哥的口音也像东北人。”他翘起二郎腿，不住地晃：“是，我都来十来年了，跟我妈过来的。”——看样子是残留孤儿二代。我站在那儿想不出什么话来了。这是老板在旁边说话了：“你俩一看就是老乡。”，我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心里却想，这家伙一看就挺二，我才不要和他做老乡呢。正好电话响了，我趁机溜回到自己的座位。

这一天是正点下班，我去了调布的英会话学校，课程是小班制的，提前预约好的，课程和中国外教上课的感觉一样，拉拉家常，扯扯闲皮。总之很轻松很快乐，但就是无法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需要这么一个地方，让我放松，又能结识许多行业以外的年轻人。里面的学员对我也很好奇——一个外国人特地在日本学外语。

到家时已是九点多，收拾一下睡了。——但是，失眠越来越严重了，午夜迷迷糊糊做起了梦，到了凌晨又醒了。我的睡眠在不断的减少。

我有些害怕，因为睡眠的大幅度减少是引发躁狂症的诱因之一，同时这种现象本身也是躁狂症的症状。所以，我决定周六去调布的那家医院，开一些安眠药，同时治一下嗓子。

周六我没有去成医院，我被李燕安排了值班。

新的一周好像更忙了，每天似乎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处理不完的纠纷；每当最后我把桌上的传真分门别类整理好的时候，时间都会超过九点——在晚一个小时，我就赶不上调布的末班车了。

时间就这样在繁忙和失眠中一天天过去。老板回国了，他对我很放心，来日本对他来说像是出趟差，度次假。

那个和我几乎同时进公司的新人被炒了，我甚至还没记住她的姓名。

解雇她是李燕的主意。理由是上班时精神不振，总是昏昏欲睡，做事丢三落四，业务上进步迟缓，没有培养价值。——这样我想起了自己的初始阶段，但那个公司宽容了我，给了我继续工作的机会，而这里却如此的没有同情心，做出了这样残酷的决定。

我问李燕：“这个决定你请示过老板没有。”

她一脸骄横地答道：“这种事还用问老板吗？不能做事的人就得走人。”

我斗胆说了一句：“谁一开始就会做事，不都是慢慢学的吗？”

她气得几乎尖叫：“看不惯这里你可以走，别以为有了经验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我无语了，这样蛮横而且愚蠢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把那个北村比了下去，现在如果可能，我宁愿选择对面坐的是北村，那样我至少还能学点儿东西。

我知道自己激怒了她，但她不会炒掉我，因为如果我走了，她又得回到那一个人带25艘船的噩梦时代——这种做法简直是自虐。

我知道她在嫉妒我——因为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日本语，而她只能说出带着汉语方言味儿的日语单词，这导致了在和客户沟通上产生了严重障碍，时而给公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后她再把责任尽量推卸出去；另外由于是出身绿林，受过的教育不多，理解力也很差，以至于有时和客户交谈时，南辕北辙，离题万里，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她或者客户中的一方摔下电话；她对船舶的知识也很缺乏，这也难怪，之前把精力都用在内斗上了，同时奉行的又是经验主义——触电死亡之后才知道电是能打死人的，她非常鄙视我随身带着的那些复印下来的海运资料，同时又很矛盾的羡慕我有那么多的海运知识，对客户的问题多数都能应答自如。

这就不难理解我来之前出现那种混乱局面的缘由了。也不难理解那天老板为什么急着要我立即上班——他急需一个有经验，负责而且有足够的智慧来整理这家四面漏风的公司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她的形象在客户眼中越来越差，而我逐渐在客户甚至是总公司方面树立起了良好口碑。

我越来越得意了，在公司里经常可以听到我和客户拉家常般亲密地谈着业务，不时地发出很男人的爽朗的笑声，我不断地改进着自己说话的技巧，让自己的语言更具有感染力和诱导力；同时也注重不断地从分代理和客户那里吸取船舶和货物的知识——我开始发现这一行业的是那么的有趣，居然能让人凭着一根电话线来展现自己的魅力。

我很高兴，高兴得居然丧心病狂地坐在电脑前哼起了歌。

“这里是公司，你闭嘴。”好像早就在等待着我的疏忽一样，这声河东狮吼爆发了。

乐极生悲，果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