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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家园 【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三）东方的罗斯柴尔德：沙逊 鸦片战争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伦敦金融城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3年间，印度输华鸦片就从1839年的35000箱增长到1855年的78000箱，翻了一番，货值超过1000万英镑。如此庞大的鸦片贸易就操纵在巴林家族羽翼之下的怡和、宝顺、旗昌三大洋行手中，早在战前三家合计就控制了全部鸦片贸易的一半，到了战时，仅怡和一家就控制了全部印度输华鸦片的2/3，到了战后这个优势进一步巩固。
怡和和宝顺两家洋行的飞剪船垄断了从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不管谁家经营的鸦片生意都得从这条航线运送，运费由怡和来定，并由怡和经营的孟加拉保险公司（Bengal Insurance Society）进行承保；怡和还可以在孟买市场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拍卖中以卢比对银元的有利比价预付款项，而在中国以销售所得用银元收回垫款；从50年代起，大部分从印度出口的鸦片是以伦敦承付的票据购进的，而怡和则是用其联号——伦敦的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承付的票据进行购买，这种汇兑业务规模庞大，以至于1845年即进入中国的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的全部汇兑生意“还没有怡和一个柜台处理的款项多”，到1863年，怡和干脆在上海成立“怡和钱庄”，直接向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和其他洋行放贷和办理汇兑业务。整个鸦片贸易的链条，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除了深入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怡和无法控制外，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洋行的手中。
然而就是这唯一的漏洞却被一个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家族牢牢地抓住，敏锐地加以利用，在30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打垮了怡和洋行在对华鸦片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成为新的鸦片贸易之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方罗斯柴尔德”的沙逊家族（The Sassoon Family）。
沙逊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直到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回非洲，塞法迪犹太人亦被逐出西班牙（1492年）及葡萄牙（14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还有一部分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信用和金融渠道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利息的条文，以其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往来中实际存在的大量融资和汇兑需求提供相应服务，很快就成为中东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称为“纳西”（Nasi），意即犹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在1826年逃往波斯湾东岸港口布什尔（Bushire），在这座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做海湾地区活动中心的城市生活了6年后，又于1832年举家迁往英属印度的孟买，不久族长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本人加入英国国籍，并创建了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开展金融和贸易业务，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
沙逊家族采取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的打法。老大卫沙逊自己坐镇孟买总部，将大儿子阿尔伯特(Albert Sassoon)派往巴格达，主管家族在西亚波斯湾地区的生意；二儿子伊利亚斯（Elias Sassoon）派往上海，主管家族在香港、广州、上海、横滨、长崎等地开设的分支机构；另一子沙逊大卫沙逊（Sassoon David Sassoon）派往伦敦，掌管家族的对英棉花贸易；小儿子亚瑟（Arthur Sassoon）则被派往香港担任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董事会的家族代表。于是从西欧到中东、再经印度到中国，沙逊家族编织了一张绵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依靠这张网络，沙逊洋行很快发展成为波斯湾地区最大的贸易机构和全印度首富，到1864年老大卫沙逊逝世时，沙逊洋行拥有的资本金已经超400万英镑。而沙逊洋行正是依靠其遍布全球、深入印度全国的金融和贸易网络，最终打败了怡和洋行，成为鸦片贸易以及建立在鸦片贸易基础之上的远东金融网络的新霸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的核心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在各主要工业国家都是战略产业，而沙逊洋行多年来专门从事向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出售印度和中东原棉；到介入鸦片贸易后，即以长期原棉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力贷款给印度各邦的鸦片种植者，用信贷控制的方式来经营鸦片产业，而以鸦片在孟买出售所得来收回本息。当时怡和的飞剪船队控制着中印两国的贸易航线，而据怡和的舱单表明，沙逊从1834年起就以自有资金将鸦片运往中国了。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大卫沙逊就派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赴香港设立了一个专门经营鸦片的分支机构。由于沙逊洋行早已在加尔各答和新加坡建立机构，因此除了由于怡和船队的垄断而无法打入中国沿海贸易运输系统外，当时在印-中鸦片贸易的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了它的分支机构；而在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建立孟买-加尔各答-香港-上海航线以后，沿海贸易运输的这一环节也弥补上了。到1860年，沙逊洋行开始使用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三、四十年代所采取的办法，大量囤积鸦片，以低价向中国市场倾销，并向中国商人提供贷款以及定期发货；用这种办法沙逊大大拓展了自己在中国鸦片消费市场中的份额。
然而沙逊洋行真正的力量在于他们对那些愿意正常交货的印度商人给以高达成本3/4的预付货款。沙逊洋行在参与鸦片贸易之后，因为它的根据地就在印度孟买，可以通过大量有经验的代理商至生产地廉价收购尚未收割的罂粟，甚至采取惯用的高利贷手法，直接向产地农民收购罂粟“青苗”，更不用说沙逊洋行通过广泛对印度各地的罂粟种植园进行信贷从而直接控制的鸦片生产规模了。
怡和在印度的合伙人曾试图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怡和洋行在鸦片贸易经营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掌握印度鸦片的生产，只能依靠印度当地的代理商和中间商，它的预付货款是通过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大型代理商号提供的，无法影响产区，这样怡和进货的价格就完全被这些人所控制。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沙逊洋行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是各类鸦片总数70%的拥有者和控制者。
而直接控制印度鸦片产地的沙逊洋行的利润是惊人的。1817年加尔各答每箱鸦片的拍卖价格与中国的卖价相差400银元，到1839年据怡和洋行大班渣甸在给代理商的信中披露“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可高达每箱1000银元”，为了两万箱鸦片英帝国就不惜与中国一战，直到1911年，每箱鸦片的利润仍高达1000两白银，平均利润率为每箱售价的30%；而居于鸦片贸易霸主地位的沙逊洋行，在1840年~1914年的75年间，一共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平均每年获纯利200万两，这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在沙逊洋行加冕鸦片帝国新王冠的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继承了老大卫沙逊事业的长子阿尔伯特沙逊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称号。阿尔伯特和他的弟弟、汇丰银行董事亚瑟与英国王室关系极为密切，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密友。阿尔伯特沙逊的次子爱德华阿尔伯特沙逊（Sir Edward Albert Sassoon, 2nd Baronet，1856年6月20日－1912年5月24日）于1887年迎娶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的女儿艾琳卡洛琳罗斯柴尔德（1865-1909年）。两家联姻之后，此前若隐若现的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关系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家族的声势更显高涨，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在远东的经济地位。
深知大势已去的怡和洋行不得不淡出鸦片贸易，在竭力维护自己在鸦片贸易中的基本盘之余，将业务重心放在了仓储、运输、保险、汇兑、放贷等服务于贸易的产业。此时渣甸早已去世，渣甸外甥威廉凯斯威克（William Keswick）接管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股份，从此开始了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The Keswick Family）时代，直到今天；马地臣则黯然淡出怡和洋行在中国的业务，专心经营伦敦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Hugh Matheson）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了一处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nt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然而鸦片贸易只是沙逊家族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作为传统犹太银行家族，金融的血液流淌在每个沙逊人的血管里，他们深知，真正大道无形的财富榨取和控制手段，是金融；对中国，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攻破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他们的战略，是在没有中央银行体系的中国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中央银行”；他们的武器，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体系；他们要进攻的突破口，是中国金融高边疆中最强大也是最脆弱的部分：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体系。
家园 【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四）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 沙逊王朝的开创者老大卫沙逊于1864年11月7日病逝于印度波纳(Poona)的寓所。在死之前，老沙逊做出的最后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参与创建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鸦片战争以后，洋行经营的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有着大量的需求。在诸如国际汇兑、放贷、贴现、结算等等环节，商人们都需要金融机构的协助。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日子里，金融业务一般由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来兼营，另外，一些总部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也在香港做一些金融业务，比如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当时称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等等。但这些银行的重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不能完全满足贸易的需要。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种金融服务的欠缺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老大卫沙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枚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钥匙，决定择机进军中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的银行业。
这时有两份要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青的苏格兰航运商人送来要成立“香港和上海银行”的计划书，而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青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Thomas Sutheland），时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业务总监和1861年才刚成立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
1864年初，苏石兰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沿途进行商务考察。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被船上近乎静止的时间折磨的无聊透顶的苏石兰专心阅读这些杂志，其中碰巧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简直入了迷。后来他回忆到，“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于是，当天晚上，苏石兰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计划募集的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次日，苏石兰把这个计划书拿到他的朋友、“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波拉德（Pollard）那里，这位仁兄看了一眼，马上注意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在香港的伊利亚斯沙逊几乎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份计划书，立刻就呈送给了远在孟买的老大卫沙逊。
老大卫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因为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与未来的汇丰银行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而且，根据伊利亚斯沙逊发来的情报证实，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罗便臣认为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还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这个草拟中的“香港及上海银行”正好满足罗便臣的要求，会被港府视为“我们自己”的银行，在承办港英政府的官方业务方面将占据明显的优势，这样就极有可能取得发钞行地位并接手港府的往来账户。
老沙逊立刻就批准了这个项目，远在香港的伊利亚斯沙逊马上在苏石兰的这个项目计划书上签了字。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由14家发起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亚瑟沙逊代表沙逊洋行出席了这次会议。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就设在今天香港汇丰银行的所在地。
参与发起汇丰银行的，除了沙逊洋行，还有一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宝顺洋行。另外一家老牌美资大洋行旗昌也于1866年加入汇丰董事会。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巴林系的盎格鲁-萨克逊银行家势力似乎以2:1的票数压倒罗斯柴尔德系的犹太家族沙逊的势力；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破裂引起的危机中被摧垮、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8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贸易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家族在远东金融棋局里布下的一个眼。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号称远东“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种抵制，即基于金融城势力版图划分的区隔，也源自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巴林家族羽翼下的怡和洋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863年，怡和还创办了“怡和钱庄”，积极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和地方政府，并与上海70多家钱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上海滩钱业公会里声名显赫。现在汇丰银行要扎进来抢怡和洋行利润优厚的国际汇兑和贷款业务，怡和自然要誓死抗争。
然而首先改变汇丰银行历史命运的，却是美国南北战争。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一是原棉而是生丝，其中又以原棉为主。而当时世界的主要棉花产区是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那里的棉花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或许只有今天的石油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可以说整个世界工业的上层建筑的基石就是印度和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美国南北战争一爆发，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而趋向印度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一时成为英国和远东大小资本家投机的对象。到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印度棉花价格已经由每磅两便士猛升到七便士，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同样趋之若鹜，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1860~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英国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的四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它们打着一两百万英镑资本的招牌，金库中却空空若也，但是股价却节节上扬，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的股票升水100%、新成立利华银行刚一开张股价立刻升水150%、有利银行的股票升水近200%……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
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伦敦金融城地震的冲击波迅速冲向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大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巴黎官方背景的法兰西银行以及有金融城大银行家族特别关照的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而这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这个维持金融城和英帝国生命线的定海神针，再一次稳定了远东的局势，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洗牌的武器。就在同一年，为怡和洋行阻挠而迟迟不能颁发的银行经营许可证终于下发，原来巴林家族旗下的旗昌洋行也审时度势，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加入了汇丰银行。
此时兵强马壮的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外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它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1866年6月，在银行业龙头老大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轮船的改进使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6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时，根据货物所开具的汇票即已到期，因而货款的偿付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和它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小得多。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的汇票时，在雄厚实力的大股东的支持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不仅如此，汇丰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4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6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高价抛出大量4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等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大量利润。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期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的易主，汇丰自此成为中国外资银行界中的领袖行。而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业务方面，汇丰也同样在加速运转，蒸蒸日上。
汇兑业务是这个时期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也不例外。在汇丰刚成立的头十年中，包括汇付、贴现和承兑在内的汇兑业务迅速增长，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元开始，在1866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汇丰就掌握了从香港、上海到孟买、加尔各答的全部汇兑渠道，此后汇兑业务逐年上升，至1872年达到7450.7万元。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汇丰成立后，一改过去外资银行只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存款的商业习惯，上上下下将“抓存款”作为“首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大宗款项固然欢迎，小额存款也不嫌弃。然而真正使汇丰得以吸纳中国广大储户存款的，却是汇丰等西方银行在中国享有的政治特权。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政府的一个藩台（主管一省财政和人事的行政长官）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以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是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立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存户在那里的存款，是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的。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帐”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中国人存款在汇丰，汇丰就能依靠英帝国的势力，拒绝中国政府就中国存户任何款项加以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更以汇丰为最安全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钱统统送了进去。据统计，汇丰银行在1865年的存款余额仅为300余万元（港元），但了1913年，存款余额即达2.9亿元以上。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汇丰通过发行纸币，所掠夺到的财富是十分巨大的。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此后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在中国大量流通。特别是在华南几乎代替了中国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
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时已经完成转型（从鸦片贸易到贸易服务业）的怡和洋行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去考虑怡和与汇丰的关系。整个远东金融格局为之一变。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资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全中国的“中央银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中国政府的债主，而让一个政府欠债最好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战争，二是政府投资的大规模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于是就有了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一直到1874年最终被平定的西北回民起义，绵延20年不间断的战争，整个中国被打成一片焦土，政府财政被彻底摧毁，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融资；在20年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20年兴办西式企业的洋务运动，同样需要大笔融资。而这时政府融资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向中国本土的金融系统——钱庄票号体系，钱庄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富源。为了彻底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就必须控制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国际银行家对于中国金融高边疆的纵深控制。
这时有位中国银行家站出来对抗国际银行家的战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胡雪岩
家园 汇丰现在倒是和TG走得很近 汇丰虽然不像花旗、渣打那样喜欢在国内走上层路线，但是近年来和TG倒是越走越近了。无他，毕竟汇丰是以贸易金融起家的，而如今TG也在以实物贸易的形式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好可以倚重汇丰的全球网络。不过如今攻守逆转，这种合作完全是TG主导的。
楼主提到的国际银行家集团不知道是否仍旧控制汇丰，以现在汇控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要想理清其中的关系可不容易。同时，我一直有个不置可否的猜测，自从汇控09年巨额融资后，估计目前很大一块股权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被TG掌握了。
家园 汇丰存款 现在汇丰在国内对小额存款已经不是很有兴趣了。
家园 【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五）生丝大战：胡雪岩的滑铁 其实，当胡雪岩从1881年5月份开始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江浙生丝、准备控制住生丝货源向洋行叫板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银行家胡雪岩是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发家的。作为左宗棠的总军需官，胡雪岩运用自己“阜康票号”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的方式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此后14年间一共举借洋款1600万两白银，作为回报胡雪岩吃进这笔银子的大量利息回扣；而所有洋人借款又都从他的阜康银号走账，他还可以玩一出空手套白狼的好戏，利用洋人银子到账和官府提走银子之间的时间窗口把这些银子再放出去吃利息。同时胡雪岩还首创了以战争公债的方式动员中国本土商业资本为国家战争融资的全新模式，于1878年在上海召集江浙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5000两白银为一股，向华商筹借巨款350万两，其间胡雪岩自己作为债券的主承销商自然又大赚了一笔。
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到1878年西北战事最终平定，中国整整打了27年的内战，到战争终于结束时，胡雪岩已经建成了一个金融帝国。在1878年，他拥有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仅这个金融辛迪加的旗舰银行“阜康票号”的分支机构就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白银以上，约合今天的10亿美元。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商业和金融青年才俊最想求职的单位不是汇丰银行、也不是怡和洋行，而是胡雪岩的阜康银号。
对于银行家来说，仅仅把银子堆满银库是毫无意义的，要让这些银子生息生利就必须把它们投入到生产和贸易领域，让它们转起来。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没有任何近代工业的生产因素，自然无法把银行资本投入到生产率极高的近代工业之上；而把银子投到利润率极低、风险极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上，既无吸引力也无必要——广大的中国农村，是高利贷者的天下，与银行家无缘；对于银行家来说，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商业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
就海外贸易而言，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丝茶贸易一直主宰着出口贸易，终光绪一朝(1875年——1909年)，丝茶两项合计平均每年占到全部出口额的60%，仅生丝一项在1883年即高达惊人的40%，全部生丝出口额高达3000万两白银，而在整个19世纪80~90年代，朝廷一年岁入不过7000万两，天朝富源之半数尽在生丝贸易中（C.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p.46）。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国正式被纳入世界经济分工，外贸转向长期逆差，江浙生丝虽然向来是出口大宗，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却操纵在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商人手中。
1868年，生丝每担（100市斤）市值还高达白银517两；到1875年，在洋行的操控下，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
在洋行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中国生丝定价权的整个70年代中，胡雪岩一直引而不发，像秃鹫一样盘旋在人们不易察觉之处，冷冷地寻找着洋行控制体系的破绽。控制了外销渠道、航运、保险、生丝贸易融资的洋行，后面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庞大生产和金融能力做后盾，似乎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不控制生丝的生产 。胡雪岩肯定不认识大卫沙逊，然而共同的商业头脑和战略眼光让他们选择了同样一条打败怡和洋行的道路：控制生产的源头。方针已定，胡雪岩所耐心等待的，只是时机。
机会终于在1882年光绪八年到来了。当年5月，丝季伊始，人们估计生丝收成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此前一年已经在悄悄吃进生丝的胡雪岩立刻部署开始发动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金融辛迪加的每一个铜板，将2000万两白银全部投入商战，派人手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到1883年5月共囤积生丝1.4万~2万包（《英国领事报告》，1883年，上海，第230页），并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卡特尔，坚持高价出售，倾尽全力与外资竞争。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1882年9月底，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得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出面斡旋，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售卖生丝；此后不久，日本厂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前的市价，乘以胡雪岩手中的生丝数量，然后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最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此时只要胡雪岩点头，即可净赚相当于今天的5亿美元。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还想要更高的价格。
然而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 （《英国领事报告》，1883年，上海，第230页）。到1883年阴历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金嘉记等大字号破产。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将当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1883年，中国丝又减产，估计只3.5万包。不幸的是，意大利丝再获丰收，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三个月。由于上海的银根一天天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落。1883年9月初，上等四号辑里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间就跌为385两，11月5日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不支，“损失约在100万至125万两白银之间”（《北华捷报》，1883年12与5日）。
到11月9日，公众对阜康帝国银根问题的担忧终于爆发，阜康在杭州的分号泰来钱庄遭挤兑，随即挤兑风潮蔓延到上海阜康总部；恰在这时此前胡雪岩出面为左宗棠办理的一笔汇丰银行400万两白银的借款付息50万两白银的期限到，为这笔贷款作保陕甘地方税收迟迟不能到位，另一担保方上海地方财政因为主管财政的藩台大人忽然“身体不适”也要推迟20天才能拨付，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银行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阜康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北华捷报》，1883年12月5日，第630页），胡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闲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见《光绪政要》（抄本），财政篇，第2卷，《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再也无力支撑生丝霸盘生意的胡雪岩被迫割肉取现，以每包372.5两的低价将所囤积的生丝贱卖给了抄底的怡和洋行。
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以完败告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雪岩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他以为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外国商人是最大敌人，并以洋行的力量做为自己评估敌方力量的标准，似乎胜券在握。然而，他真正的敌人，却是隐蔽在这些洋行身后、实力更加雄厚的国际银行家；从1870年以后，这些国际银行家就逐渐取代了商业资本的大洋行对于中国海外贸易的控制地位，而这些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总代表，就是汇丰银行。
在汇丰银行在1870年前后成为在华外资银行的“中央银行”以前，以怡和为代表的大型洋行，可以以其巨额的资本独立进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但是,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中国对外贸易之所以需要巨额资本，主要的因素不在贸易数额的庞大，而在于贸易周转时间的缓滞。在中西海上运输一次航程需时6个月的条件下, 一次贸易的周转, 即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 从本国货币到外国货币再到本国货币, 一般需要6个月、10个月乃至1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 资本被扣在一次贸易上的时间, 少则半年, 多则一载。贸易上资本流转的迟缓, 决定了垫付资本数额的巨大。这是70年代以前怡和等大洋行之所以能够进行垄断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现在不存在了。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使东西方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从而贸易周转的速度增加了一倍。同样贸易额所需要的资本垫付, 现在只需要以前的一半。继航程大大缩短之后,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电讯交通, 也在1871年由上海伦敦间海底电线的敷设而正式建立。当电讯订货和电讯汇款普遍使用时, 商人手中的资本流转速度, 百倍于前。在新的条件下, 商人完全有可能在订货脱手之时甚至脱手之前立即获得所需的货款, 完全有可能在第一批货物到达对方之手以前, 已经取得从事第二批贸易乃至许许多多批贸易所需的资金。资本周转的加速, 为小洋行进入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外资银行对“仅有小额资本的人”所提供的“改进资金融通的方式” , 是小洋行进入市场的另一有利条件，也是银行打破大洋行力量的有力武器。在这方面, 银行的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上海和伦敦一样, 风行着预约订货, 只要订货合同一成立, 便可立刻从银行获得洋行所需要的周转下一步交易的资金。
到了1880年前后，大洋行依然存在, 并且有所发展, 但是控制中国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局面的组成力量, 却大为改观。如果说, 以前中国贸易局面的控制者是居留中国的大洋行“商业大王”们 , 那么, 现在则是殖民地银行资本的统治。随着外国银行和洋行之间的相互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 外国银行和洋行与中国商人和金融机构之间, 在资金融通的关系上,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外国银行立足于中国之前,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金融周转, 基本上操在洋行的手里。不仅洋货进口, 就是土货出口, 都需要洋行的资金周转。五口通商开始, 洋行对中国丝茶就曾经采用派人带现款到产区直接收购的办法。50年代以后, 这种办法演化而为预订合同的预购制度, 洋行“现在不是坐等产品上市, 而是事先由中国雇员将大量货币送往乡村, 预付贷款, 签订合同”。一直到70年代中期, 这种贷款, 大体上仍由洋行独占。
至于在进口洋货的推销方面, 中国钱庄的庄票是中国商人向洋行周转信用的重要工具。庄票（Native Order）是中国钱庄很早就发明了一种方便于商品交易的商业票据。“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6页。） 庄票在鸦片战争后，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强大。
由于五口通商，外商大量涌入中国，中外商人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内地商人和洋商之间的交易都需要买办作中间人。而中间人因为大多只通外语，没有多少资金，所以外商对于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中间人也不敢信任。这样，钱庄就作为中间人的信用保证，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贸易之中。
钱庄作为中间人的信用保证，其方式是钱庄发行庄票，将之提供给信任的中间人。庄票有即期付的本票，也有期票，一般自5天至20天不等，以后最长不过10天。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未到期时可流通，与现金无异，还可向钱庄贴现。中间人向洋商办货时，用庄票支付，洋行等庄票到期后，再向钱庄取款，而购货者的钱在没汇到钱庄时，钱庄先为之垫付。这样，中间人对钱庄负责，钱庄对洋商负责，从而使中外贸易得以进行。
从总体上看, 洋行自始至终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受益者。它从接受庄票和进行抵押放款所得的利息收入, 始终是它营业盈利的绝大部分。而这种融资的利息收入, 月息都在2%至3%的水平上, 至少不低1.5%。因此, 尽管有个别的失手, 即使冒着失利的风险, 在这块地盘上, 洋行无不争先恐后, 乐此不疲。
然而, 这一笔丰盈的收入, 在70年代以后, 却几乎全部移到外国银行的柜台里来了，最后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商人将庄票交给外国商人后取得洋货，外国商人将庄票送到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去收自己的帐；而出售中国商品的商人在收到外国商人所出的支票后，也将这些支票送到外国银行去兑现。这样，在华外资银行就建立了中国钱庄庄票和外国商人支票间进行轧帐的票据交易所，使现金搬运得以避免，中外商人只清算双方在交易中的差额，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外进出口贸易。
外国银行通过收取庄票、或对庄票进行贴现的方式对中国商人进行资金融通, 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70年代初期,，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也开始发生直接的拆放关系。这种拆放, 通常两天一结。从外国银行看, 这是“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头寸”， 而中国钱庄则得以“每天依照他们的需要”，拆借所需的资金, 使他们能够以有限的资金, “做庞大的生意”。这种资金融通的方式，中国的钱庄业者形象地将其称为“拆票”。
据1878 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 世纪70 年代，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放额已达三百万两左右。到19 世纪90 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商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就是通过这种所谓“拆票”控制了中国本土钱庄业银根之松紧，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
钱庄有何神通，以至于外资银行一经掌握其银根松紧，就能掌握中国之货币发行权？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实以钱庄票号为其核心。钱庄是玩“钱”的金融机构，起源于经营货币兑换的商铺，是经营特殊商品（货币）的商业企业，对不同种类货币本身进行交易和买卖。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制钱（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以各地成色不一的银锭为基本货币单位，以标准化的铜钱为辅币；制钱因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多用，因而加以标准化；银锭因为只在大宗交易中使用，且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一切计算不需要那么精确化，标准化制作银元的成本又过高，所以一直维持各种成色的“散碎银两”并行的局面，这样在银两和制钱之间、各种银两之间就产生了成色鉴定、兑换比率的问题，早期“钱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项需要才应运而生，到鸦片战争结束后，钱庄的业务已经发展为货币兑换、吸取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动，满足商业活动日益繁盛所需要的融资需求。
而票号是玩“票”的，就是通过“汇票”专营异地货币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的汇兑业务，分票汇和信汇两种。票汇即用汇票形式办理汇款的一种方式，因为汇款双方交收汇款的唯一凭据是汇票，故称票汇。票汇也分两种，即票和期票，即票是见票兑付，期票是约定付款期。持期票的客户，在兑付期未到之前急需用款的话，可以提前进行兑付，但要按月息支付给票号利息。票号将这种做法称为“认利预兑”，实际就是票据贴现。
除了票汇之外，票号还有一种远程汇款方式：商人把款交给所在地票号，票号即向商人汇款的目的地联号发信，书明承汇该商人银两若干，成色几何，收取汇费多少，何日交款等内容，联号凭信按期向收款人交付汇款。这种方式被称为“信汇”。信汇也分顺汇、逆汇两种。刚才提到的汇款方式是顺汇，逆汇则是收款地票号先向收款人付款或收款，然后发款地票号再向发款人收款或付款。票号先向收款人放款，再向发款人收款，等于向发款人提供信贷；票号先从收款人处收款，再向发款人发款，等于发款人在票号处的存款。通过“逆汇”的方式，票号也进行存贷款业务。
当然票号的主营业务还是汇兑，它存贷款的对象也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钱庄。因为经营异地远程汇兑而积累起雄厚资本的票号，财力远较钱庄雄厚，而票号经手大量各种成色、种类的银两，也需要钱庄为其进行银两收付、保管。票号在各地分号，一般都同两三家钱庄建立为它代理银两出纳的关系，一般银两收付、保管由钱庄打理。钱庄为票号开立银两或制钱往来账目，作为核算凭据。而票号则对钱庄庄票进行贴现、并对钱庄提供“拆票”支持。由于钱庄及其庄票在中外贸易中所起的建立信用的主导作用，票号对于钱庄的贴现和拆票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
票号为道光初年（1820年前后）山西商人创立，票号也一直被称为“山西票号”，则与钱庄一直分业经营，各司其职，互相协助。然而胡雪岩却进行了另外一次伟大的金融创新，他的阜康银号除了南方钱庄的传统兑钱、存贷款、划汇、庄票等业务外，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分号，进行远程汇兑，开创了所谓“南帮票号”的伟大传统。
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票号的主要资源专向为官府服务，包括汇兑各省饷银、税款和海关关税等，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银号，主要精力也转向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进行融资，对于钱庄的融资支持的力度相应减小，钱庄则不得不向外资银行寻求“拆票”的融资支持，不知不觉间为汇丰等外资银行所控制。
汇丰对钱庄进行拆票支持，实际上是仿效英格兰银行，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一般商业银行进行再贴现的办法，通过钱庄间接向中国商人提供贷款并以之作为控制钱庄和金融市场的手段。从外资银行那里拆借款项的钱庄不必另交抵押，只需出庄票存于拆款银行作为担保，所以称为“拆票”，不久汇丰银行便“岁存庄家何止数百万”（《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形成钱庄流动资金大部分来自汇丰银行和其他英资银行的局面，一旦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抽紧银根，钱庄就会周转失灵，甚至关门大吉。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周转所必需的数量。”（《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一旦市面货币低于这个限额，银根就会立刻感到紧张。
一句话，汇丰银行已经成为上海中国本土金融业的“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对钱庄的拆票控制了上海市面银根的松紧，因而也就掌握了全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这，就是胡雪岩对洋商发动的生丝战争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
然而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只是汇丰银行代表国际银行家攻破中国货币高边疆的一场前哨战，灭掉胡雪岩也只是他们的牛刀小试，接下来他们要力图控制中国货币高边疆最根本的一环：财政权和税收权，而做到这一点，他们整整谋划、布局了半个世纪。
家园 【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六）失落的天国：军阀的崛起 1860年7月，正率领太平军围攻上海的忠王李秀成惊愕地发现他的正面之敌忽然换成了一支由洋人指挥、全部由洋枪洋炮武装起来奇怪军队。这支军队人数不多，但是火力强大，训练有素，斗志昂扬，与从前一触即溃的清朝政府军截然不同，竟然将战无不胜的太平军顽强地阻击在了上海城下。很快潜伏在城里的内线发来情报，这支敌人的劲旅果然不是一般的清兵，他们的指挥官来自英美，士兵由华人和马来人混编，武器装备由上海城里的洋行买办商人、钱庄老板们向洋行采购，军饷由控制在洋人手里的上海海关拨付，上海洋人租界当局对这支队伍进行政治控制，他们的名字，叫做“常胜军”。
陈秀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样信奉一个上帝、一直跟太平天国眉来眼去的洋人，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横插一杠？
更令他不解的，是当两年后他再次率军攻打上海时，他面对的敌人，除了这支所谓的“常胜军”，还多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正规军队，以及由洋人供给枪炮弹药和军饷的湘军、淮军。
他当然不知道，危急时刻做出支援清朝政治决策的上海洋人租界工部局董事会里的同一拨人在两年后创建了一家叫做汇丰的银行，这家银行后来成了中国实际上的中央银行，从此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会与汇丰银行的董事会常常就是一套班子挂两块牌子；而为常胜军和湘军、淮军提供军饷的上海海关（《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41页），自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接管江海关夷税征收权，确立了外籍税务监督制度以来，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中国海关税务司只能由洋人来担任，洋员管理海关制度确立，而其主事洋员，都是这个董事会的代理人；常胜军和湘军、淮军采买武器装备，都由组成这个董事会的各大洋行包揽。
洋人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当然不是为了“帮助合法政府平定内乱”，而是为了鸦片。原来自1851年以圣经旧约为宗旨的太平军兴起，迅速控制中国最富庶、海外贸易最活跃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以来，太平军在其控制区内以宗教狂热的精神厉行禁烟，沉重打击了洋人的鸦片贸易，全国的鸦片进口量，从1853年的6.6万箱跌落到1860年的5.8万箱；而太平军的控制区又是中国生丝的主要产区，太平军的轻徭薄赋，使得生丝出口量大增，经上海出口的生丝从1851年的2万包飙升到1859年的8.9万包（《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50~151页）。这一来一去，竟然扭转了中国白银大量流向伦敦金融城的趋势，洋船又开始满载银锭来到中国换取丝茶了。这简直就是反了天了！太平军虽然跟金融城信仰同一个上帝，但是谁动了金融城的奶酪，金融城的大佬们就一定要灭了谁。
为了对付太平军，就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清廷当然要扶植，但是这个中国的中央政权即顽固——不好控制、又腐败——实在不中用，还要寻找更趁手、更好用的代理人，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是鸦片战争时候清政府投降派领袖、当朝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左、李二人又都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用起来倒也一脉相承，驾轻就熟。
不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伸手拿洋人的银子也实在是没办法。太平军1851年开始起事，两三年功夫就席卷了帝国最富庶的省份，作为帝国财政支柱的淮河盐税、江南田赋、沿海关税几乎全部断绝，又连年用兵、屡战屡败，到了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1853年7月17日），户部银库就只剩下22.7万余两白银了（《货币史数据》，第1辑，上册，第176页）。而当时，买一杆洋枪就得要10两银子。要做镇压太平军这么大的项目，不找洋人拉风投还能找谁呢？
再说做完了镇压太平军的项目，还有镇压捻军的项目、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项目、收复新疆的项目、中法战争的项目、组建北洋水师的项目，一桩桩一件件，哪样少得了银子能办成？于是，仅左大帅镇压捻回起义、收复新疆，就找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前后借了1600万两银子；而后在中法战争中，分属湘、淮系的两广、福建、闽浙督抚们又先后找汇丰借了1600万两银子；李中堂为了办北洋水师，光1887年一年就通过德国华泰银行贷了500万德国马克，约合1000万两银子……（《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上》(1853~19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136页~139页）
而曾、左、李等人的军队，又纯以血缘、乡土、师徒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为原则建立起来，将士们只效忠于领袖个人，左系湘军连曾国藩都调不动，李鸿章的淮军曾、左也休想插手，更别说远在天边的朝廷了。同时在漫长的战争生涯中，曾、左、李等人也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打仗就要花钱，就得有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地盘才有稳定的财源，而且在这些地盘上还得建立自己的兵工厂、交通运输、工矿业，得“富国（自己的地盘）强兵（自己的私兵）”才能走的长久。靠朝廷是靠不住的，靠洋人只能仰人鼻息，归根到底，还得靠自己。
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初期，湘淮系的军阀们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自地盘建立起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徽安庆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则在上海收购美资铁厂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另外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左宗棠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等近代军工企业；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还是衙门化旧式管理，效率极端地下，江南制造总局造一条枪需要17两银子的成本，而进口一条洋枪也不过耗银10两。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军阀们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于是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倒是具有一些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味道。
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属左宗棠、张之洞之湘系军阀）、北洋（属李鸿章之淮系军阀）和福建、广东海军。在洋务派军阀们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此外还有修建铁路、修缮海塘、治理河道等等等等大规模基础设设建设……所有这一切，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这个国家的白银通货。为了把洋务运动推动下去，军阀们需要钱，大笔的钱；然而朝廷自然是没钱的，华商们又被不靠谱的“官督商办”、与民争利吓跑了大半，这些民用厂矿的自我造血能力又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于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只能祭出老法宝，向外国资本借债。
这正是国际银行家门梦寐以求的。他们的目标，是要通过贷款，以中国政府债权人的地位控制中国的工矿、铁路。控制了工矿，就控制了一个国家的造血干细胞；控制了铁路，则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血脉。从80年代中叶起，他们开始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工矿、铁路等项权益，并且相互之间展开了竞争。1885年3月巴林系的怡和洋行为了同罗斯柴尔德-沙逊系的汇丰银行争夺各项借款特权，以兴修京西铁路、煤矿的名义向醇亲王奕譞的神机营贷款500万两，这笔款项名义上由怡和联号伦敦马地臣公司募集，实际上全部金额由巴林兄弟供给（《怡和洋行——1842~1895在华活动概述》，勒费窝（法）著，陈曾年、乐嘉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实际上这笔贷款除付船炮价款外，大部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工程。
1886年奕譞命令李鸿章向英、法、德诸国在天津的银行进行借款时，汇丰银行就通过粤海关监督向清政府贷放银100万两，充奉宸苑修缮南海工程费用。这些借款实际上等于向军阀们变相行贿，而谋求染指当时铁路、航运、矿产等权益。此外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与怡和洋行商定由巴林兄弟在伦敦筹集150万英镑（合600万两白银）借款（《怡和洋行——1842~1895在华活动概述》，勒费窝（法）著，陈曾年、乐嘉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1885年李鸿章操办的神机营500万两白银借款，后多数挪作颐和园建设费用，这笔款项名义上由怡和联号伦敦马地臣公司募集，实际上全部金额由巴林兄弟供给（同上引书，第72页）。
双方斗争的结果，从1883年到1888年6年间，仅在淮系军阀李鸿章的民用近代工业设施建设贷款中，汇丰银行一家就提供了670万两左右的贷款，约占同期贷款总额的84%；1886～1888年3年之间，汇丰银行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两次防堵黄河郑工决口及购买浚泥船机借款，和津通铁路借款等，就共达320万余两。而怡和洋行只提供了100万两左右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额的12%左右。84：12，这个对比大致反映了当时伦敦金融城两大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的实力对比。前者依靠雄厚的实力，逐步实现它垄断对华借款的野心。
从1853～1893年的41年间，中国一共举借了45项外债，共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和其他收入。在清政府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1892)占19.6％。这时国际银行家门虽还不能利用借款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但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特权。
然而中国毕竟是个有着强大底蕴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多、最勤劳的人口，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丰富的资源，一旦享受到短暂的和平和政治统一，就会迸发出强大的触底反弹的动能。上述外债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除少数几项借款外，绝大部分都已清偿。
清偿债务，对于国家银行家来说，绝对是个最大的噩梦。因为债务使他们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中国清偿债务就意味国际银行家手里一下子缺少了控制中国财政税收和金融命脉最重要的一根绞索。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他们需要另外一场战争，一场足以彻底击垮中国财政的战争，一场给中国永远套上债务锁链不可自拔的战争，一场把中国人每个毛孔里最后一滴血汗都榨干净的战争。于是，就在中国即将彻底清偿债务的第二年，鬼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