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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1832年4月2日，大清帝国南部海防重镇厦门。守卫在海湾炮台上的清军水师官兵远远地望到一艘奇怪的大帆船正缓缓地向港湾驶来，飘扬在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圣乔治旗隐约可见。接到报告的海防军官立刻判断这是一艘未经许可擅自闯入的夷船，于是派出大清水师战船进行拦截；战船上的水师官兵们在逐渐接近这艘夷船时才震惊地发现，他们的战船跟这艘夷船比，简直就是小舢板，根本无法阻止其驶入港口；只能登船晓谕夷人不得登陆，不得与本地人民交流、贸易。然而夷人对这个禁令视若无睹，照样登陆，每天分为若干小队，到城内及附近乡镇四出查视，清朝海防军官除了到处派兵跟随以外，无法使他们下船远去。
这艘间谍船，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名叫“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是一艘500吨级巡洋舰。此前，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金融城肉市街（Leadenhall Street）总部的董事会亲自做出决议，由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派员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做间谍侦察。阿美士德号的船长是礼士(Capt. Rees)，船上共有70多人，其中两个重要人物是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和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前者是东印度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休林赛（Hugh Lindsay）之子、公司广州商馆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大班，对整次行动负责；后者是德籍传教士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代理人，在中国潜伏多年，能以中国的方式与中国人打交道，充当翻译兼医生。
1832年2月26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途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然后折往朝鲜，经过琉球，于同年9月5日回到澳门，完成侦查中国沿海一带重要口岸的任务。林赛、礼士、郭士立等三人，从船离开澳门的时候起，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之间的分工是这样的：礼士专门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郭士力在沿海口岸一面传教，一面为人治病，并以治病来收买人心，诱致中国人信教；林赛则主持调查侦察活动。
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间谍航行，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看来，是完完全全成功的。在中国的海上和陆上，他们到处横冲直闯，肆无忌惮，丝毫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完成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落后，以及各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从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常驻商馆到1832年阿美士德号事件，东印度公司建立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已历时117年，终于要开始动手尝试用炮舰来轰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了。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大半个地球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自从公司在1757年~1763年之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东印度公司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逐渐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从1763年以后的55年间，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0亿英镑，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这些收益源源不断地注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们和英国王室的资产负债表。
然而经过此前一个世纪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停滞，英国王室发现国库白银储备几乎外流殆尽，因为中国人只接受白银来结算丝茶及其他商品出口贸易。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动摇了大英帝国财政的基石，为了扭转劣势，1738年登基的英王乔治三世授权东印度公司从英国王室的孟加拉殖民地组织大量鸦片贸易出口到中国。这样做有两个目标：变贸易逆差为顺差，在中国的统治精英中培养毒瘾以便控制。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1775年），官方统计的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长了20倍。
鸦片贸易对大英帝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价值：英国对中国的经年累月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鸦片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的石油相媲美，鸦片贸易是“英国在东方商业的中心枢纽”。英帝国包括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支配在自己手中，并时刻决心以炮舰来捍卫上述链条的正常运转。
但是如暴风骤雨般展开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挑战了英国王室和金融城的鸦片政策。东印度公司豢养的御用文人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除大声疾呼对殖民地加紧实施殖民掠夺政策之外，更大肆鼓吹扩大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并将这两者作为保卫大英帝国并行不悖的基本国策。
东印度公司依其贸易垄断权，从印度统购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再用出售鸦片所得从中国购买茶叶销往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牟取暴利；英国政府更于1773年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并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东印度公司因此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美国独立战争；而英国当局转手就用对华鸦片贸易所得的现金来雇佣德意志黑森地区的雇佣兵，并将其派遣到北美来镇压美国人民起义。如果没有中国的鸦片红利，英国是无论如何也无力将这场跨洋战争进行8年之久的。
当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为了弥补战争对英帝国财政造成的巨大漏洞，亚当斯密又极力号召“暴风雨般地”扩大对华鸦片出口，振臂一呼，应者景从。从1801年到1820年，英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对华鸦片出口达到平均每年5000箱。到1830-1831年间，鸦片贸易的数字增长了4倍，达到18956箱，到1836年更达到惊人的30000箱。根据中英两国的政府档案显示，在1829年—1840年之间，流入中国的银元是700万元，而流出中国的银元达到空前的5600万元；从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宣布开放“银禁”与“海禁”，实际上废除在元代以来的信用货币制度，通过海外贸易最终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实行银本位以来，天朝的货币体系第一次遭到国际银行家货币战争的战略纵深打击，濒临货币崩溃。
而每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是纺织业，是英帝国的核心战略产业，纺织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是棉花，当时英国工业用棉主要从美国南方进口，英国对当地奴隶制种植园的棉花种植业大力提供融资援助，而鸦片是英国棉花需求链条的最后一环。英国公司将购买来的棉花运往利物浦，然后再从那里分销到英格兰北部的各个纺织厂，制成品则远销印度，印度则将鸦片出口到中国换取白银支付从英国进口纺织品的价格。没有中国对于鸦片的最终需求，英国全球贸易的基础架构就会瘫痪。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实在是英帝国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以下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但是严禁公司商船参与鸦片贸易，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口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关系的所谓“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或“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称“大班”（Supercargo），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同时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均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进行信贷支持；散商的对华贸易所得，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相应的伦敦汇票和印度、孟加拉票据；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丝茶等大宗商品外销，不消说，中国丝茶的专卖权也在公司手中。
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国会取消以后，伦敦金融城未雨绸缪，立刻以早已准备好的、由金融城遥控的散商体系填补真空。在后东印度公司时代最初的20年里，全部鸦片贸易的佼佼者是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 Co.）、旗昌洋行（Russel & Co.）。
怡和洋行由两位苏格兰散商渣甸（Jardine）和马地臣（Matheson）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专事鸦片贸易，而早在当年2月，号称欧洲“第六强权”的巴林兄弟银行即向这二人融资5万美元助其成事；两年之后，即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贸易的1834年，怡和洋行又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远东鸦片贸易的代理人；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两支力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废除后的20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鸦片贸易商。最能说明怡和洋行在整个鸦片贸易中的至尊地位的，是1839年的虎门销烟，当时在华鸦片商贩一共上缴21000箱鸦片，其中怡和一家就上缴了7000箱，占总量的1/3。 到1841年，渣甸有19艘洲际快速帆船，其主要竞争对手宝顺洋行则有13艘。两家洋行几乎垄断了从印度到中国的主要航线。渣甸还拥有数百艘小船、帆船和走私小艇，从事沿海和上游走私，贸易范围包括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从菲律宾进口香料和糖，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到英国，处理货物包装和货物保险，出租船坞和仓库，办理货运票据和保险，提供进出口信贷，以及经营众多商业贸易航线。
宝顺洋行当家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每个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这个名字恨入骨髓，然而这家洋行的渊源却鲜为人知：建立这家洋行的，正是巴林银行家族的开创者、老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爱子乔治巴林（George Bring）。早在1811年，乔治巴林就奉父命来华建立家族对华直接贸易管道，于是就有了建立于广州的巴林洋行（Baring & Co.），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家族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只得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而颠地也“不辱使命”，将巴林家的鸦片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成为仅此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贩子。
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美资公司，1818年由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创办于广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早期主要的经营项目是茶叶、生丝和鸦片，主要贸易伙伴是广州十三行的旗舰行——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旗昌洋行与巴林兄弟银行渊源颇深，洋行大班之一的罗素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后来成为伦敦巴林兄弟公司（ Baring Brothers）的高级合伙人，另一位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洋行业务主任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而洋行老板塞缪尔罗素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秘密精英结社骷髅会（Skull and Bones）。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的飞剪船参与鸦片贸易，旗昌洋行本身的一些合伙人也通过鸦片贸易晋身波士顿大家族之列。来自中国的丰厚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帮助日后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政治王朝最终形成，塑造了此后几代美国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这三家大洋行合在一起，在中国鸦片贸易额中占据一半的份额，且都与伦敦金融城、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后者在中国鸦片贸易上的爪牙，巴林家族正是通过这些爪牙，在鸦片战争前后20年里，几乎控制了整个对华鸦片贸易——因而也就控制了英帝国生死攸关的金融命脉。
伦敦金融城透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也建立了一套不为人所知、但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天地会（三合会），行商，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侵略东方，一贯遵循先圣经、再商品最后大炮的标准程序，在中国更是把这一套玩的炉火纯青。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进行精神侵略，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刺探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报，进行鸦片走私，可以说传教士走到哪里，公司的情报网络和鸦片经销渠道就铺到哪里，上述郭士立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而教会的日后发展，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控制中国人民精神生活、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然而在19世纪初西风初渐的两广地区，会党中人一旦遇到更先进的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即被耶稣会和英格兰教会传教士所精神俘获，天地会帮规俨然照搬摩西十诫，而两广地区天地会的反清革命行动，照例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会党兄弟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中，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这样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天地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专事破坏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消耗帝国财政；而三合会日后的发展，即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孙中山的同盟会关系暧昧、纠缠不清；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郭士立建立的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早年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孙中山本人干脆就是洪门龙头老大；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是在蒋介石发动血腥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活跃于省港海外华人社会的黑帮化的三合会组织依然以走私毒品为生，而今天的三合会庞大地下毒品交易的毒资又是通过谁的金融渠道进行汇兑的呢？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兴起的源头。鸦片战争前，十三行的领袖是怡和行的伍秉鉴，鸦片战争期间，他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约翰默里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投资于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默里福布斯进一步将伍家的基金使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以及包括如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的投资。19世纪初，伍秉鉴就通过曾在广州营商的印度商人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生丝和肉桂，并常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账目中，可见伍氏与东印度公司间的复杂关系。伍家还通过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这笔红利估计有 125万美元之多。伍秉鉴在1834年估约拥有2600万两银币(折约5600万美元)的财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本。在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伍家干脆转为怡和洋行的买办，成为买办阶层的开山鼻祖。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控制、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宗人府主事耆英等，由东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长期在北方鸦片贸易中心天津负责统筹鸦片业务的传教士郭士立负责具体对接。对这一点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被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这一派构成后来清政府内洋务派的源起。
当为货币战败前景所震慑的道光皇帝终于下决心禁烟，于1839年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时，我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意志坚定、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然而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要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面对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是在挑战整个大英帝国和伦敦金融城生死攸关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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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都不会，这个主题帖在这个版面合适么，还是要发到青史微言里，如果是的话，如何才能转过去？谢谢
之前，我也寫過洪門與共濟會(骷髏會)關係。不過，我從洪門角度看，多民間傳說，少官方檔案。看到東印度公司資料，也可以互相引證。我看到洪門與鴉片關係，都是網上資料，沒有中文書籍!之前，河裏很多人寫鴉片，可以互相參考。
興中會與共濟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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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贴一时半会儿达不到足够数量的花，过些日子就自动转待整理了。
興中會與共濟會關係
多谢雨辰兄与我分享，我只是根据线索判断三合会跟东印度公司就贩卖鸦片一事上有勾结，您却给出了第一手的史料证明，令我的研究茅塞顿开，待我明日贴出第二帖，烦请兄台多多指教为宜。
再发帖时继续填在这个坑里还是另外在挖个坑？如果继续填这个坑是回复我的第一帖么？谢谢
就这样吧，贴出第二帖
1839年8月5日，林则徐虎门销烟禁烟的消息也经东印度公司-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情报渠道传到伦敦。(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31)一石激起千层浪，金融城一下子炸了锅。常年跟中国打交道的鸦片贩子们对于中国官场上的那点伎俩早都门清了，中国皇帝颁布禁烟令100多年来，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与其说是“禁烟令”，不如说是敲诈信，“满大人”们无非是想多要点贿赂多讹点银子，从鸦片走私里多分一杯羹而已，只要使银子，没有办不成的。林则徐被任命为禁烟钦差的消息甫一传出，大家还都摸不清路数，万没料到这位仁兄要动真格的。怎么办？
8月7日，伦敦鸦片利益集团立刻动员起来，召开紧急会议。让我们来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些什么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G. G．de H．Larpent）；银行家、下院议员、外相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的亲密伙伴、对华航运投资人约翰阿拜斯密斯(John Abel Smith)；斯密斯的两个兄弟、怡和洋行伦敦代理人奥斯瓦尔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汤玛斯斯密斯(Thomas Smith)；下院议员、对华贸易商人威廉克劳复(William Crawford)；伦敦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对华利益关系公司的约书亚贝兹(Joshua Bates)；曼切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Vicar)，宝顺洋行(Dent & Co.)老板、大鸦片贩子颠地(Dent)，怡和洋行鸦片走私船船长格兰特(Capt. Grant)。会后，拉本德、莫克维卡等8人(贝兹急于将会议结果报告巴林，借故先行离开)都依约在帕麦斯顿私人住宅与外相会谈约一小时，初步商定对华开战。
8月26日，巴林金融王朝掌门人弗朗西斯桑西尔巴林爵士（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跳上前台，出任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1839年8月26日-1841年8月30日），开始着手为迫在眉睫的对华战争进行融资准备。
巴林家族与对华鸦片贸易渊源极深。早在1793年，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华时，马格尔尼勋爵除了给中国皇帝带去一封英国国王的国书之外，还给两广总督带去了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老弗朗西斯巴林的一封信，企图扩大对华贸易。未果之后，老巴林又派遣其子乔治巴林(George Baring)访华，于1811年在广州和苏格兰人大卫荪(W. S. Davidson)合伙开设一家鸦片走私公司，即巴林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宝顺洋行（Dent & Co.，即颠地洋行，于1867年破产）。后来巴林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约书亚贝茨也是在中国大作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之后才被巴林家族招安进入巴林兄弟公司董事会的，具体负责巴林家族的对华鸦片业务。贝茨依约拥有巴林兄弟公司分红1/4的权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巴林家族每年盈利的大约1/4来自中国的鸦片利润。
积极在伦敦上蹿下跳、鼓吹战争的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为代表的在华洋行利益集团。怡和洋行自1832年成立以来，仗着有伦敦金融城的支持，仅仅7年功夫，就占据对华鸦片贸易1/3的份额。宝顺洋行有巴林家族的全力关照，紧随怡和之后，位列第二。尽管生意越做越大，但中国朝廷规定的仅开放广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外贸制度极大地束缚了洋行在华利益，怡和洋行的渣甸、马地臣和宝顺洋行的颠地等人认为应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如果鸦片的力道还不够，那就大炮。
早在1830年，就由马地臣起草、广州47名英商联名向英国国会致函，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建议派兵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以扩大对华贸易。随后广州的英商加紧串联，在1834年成立“贸易事物会馆”，即广州英国商会，由马地臣出任商会首任主席，渣甸则躲在幕后遥控。同年12月，发生了两艘英舰炮轰虎门炮台的事件，怡和控制下的广州英国商会借题发挥，向英女王情愿，请求政府出动舰队，以炮舰强迫清政府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束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并开放中国沿海各省口岸。
1835年，渣甸派马地臣返回伦敦，斡旋出兵中国一事。但是马地臣的使命一开始并不顺利，当时的英国外相，滑铁卢一役击败拿破仑的 “铁公爵”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相当蔑视他，老公爵从一位古典贵族的荣誉感出发，拒不接受一位哪怕是在伦敦也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的摆布。事后马地臣在给渣甸的信中悲痛地报告，他“被一个傲慢愚蠢的老家伙所侮辱”。
转机很快出现，老威灵顿公爵不久告老还乡，接替他担任英国外相的，是与伦敦金融城关系密切的帕麦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1784～1865 ，又译作巴麦尊）。这下正中渣甸-马地臣下怀。原来渣甸的老朋友、怡和洋行合伙人之一霍灵沃斯马格尼亚克与斯密斯家族合伙在伦敦另开一个门面，叫做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MagniacSmith&C0．)，是伦敦经营对外贸易与金融业最称显赫的巨头之一，这里的“斯密斯”就是参加8月7日会议的那个“斯密斯”。斯密斯家族也是金融城老字号的银行家族，在拿破仑战争时与当时号称欧洲“第六强权”的银行业世家巴林家族共同承销了一笔2000万英镑的战争国债；后来阿拜斯密斯又力挺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当选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下院议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又很暧昧。伦敦的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与广州的怡和洋行不仅同出一源，互为代理人。从1835年起，怡和的詹姆斯马地臣也正是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同时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的另一合伙人斯密斯兄弟中的阿拜斯密斯却又是伦敦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非但是下院辉格党一个有力集团的首脑，并且还是外相帕麦斯顿勋爵的“亲密朋友”。
有了这条管道，东印度公司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怡和洋行立刻开始了公关攻势。就在1835年7月24日，曾乔装成普通商人从福建一路刺探情报到山东半岛的前东印度公司间谍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致信帕麦斯顿勋爵，对如何侵略中国献计献策，“我们(的对华关系)不能让现在这样的反常状态继续下去了。……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这是我要建议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和（英属）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型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例如(驻印度)皇家海军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项：
74尊炮主力舰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印度海军则提供： 三等军舰两艘 300人
武装轮船两艘 200人
加尔各答提供： 武装轮船一艘 100人
需要从国内派遣的：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陆上部队 600人
共 计 2，940人
这支武装之满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为了鸦片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却是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大英帝国的“东方三角贸易体系”（即英国的纺织品输往英属印度，英属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中国的茶叶、丝绸输往英国）中，鸦片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环。到鸦片战争前期，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占其整个海外贸易的六分之一，而鸦片占所有对华贸易的三分之二。
在渣甸鼓励下，马地臣转而寻求“发动群众”，在议会说了算的英国政体下，只要动员起代表金融城和商会利益的下院议员们，几个老式贵族基于“荣誉信条”的反对和自由派分子的无病呻吟都将被资本的力量无情地碾的粉碎。于是在1836年，马地臣于伦敦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展望》一书，竭力鼓吹英国应对华采取“前进政策”，建议占领香港，作为“英国和著名的苏格兰自由贸易者的代管领地”。一石激起千层浪，早为英-中-印三角贸易辉煌的现实利益和预计更为辉煌的未来所深深吸引的曼彻斯特商会、利物浦商会、格拉斯哥商会都立刻动员起来，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加强对华贸易的保护”。
除了请愿，本着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公民自由结社原则，109家和印度或中国贸易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等各界的巨头，例如巴林兄弟公司和怡和洋行，于1836年成立了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辉格党下院议员拉本德(G. G．de H．Larpent)任主席，另一位下院议员哈斯堤(Archibald Hastie) 出任副主席，这两位仁兄都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是“公司的孩子”，后来又都作为伦敦金融城选区的代表当选国会议员；同时出席协会的各公司代表中，拥有下院议员身份者也并不少见，因此，这个协会不仅在经济上拥有极其雄厚的势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积极进行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活动，经常和政府有关各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地或口头地供给情报，提出意见，鞭策英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加紧侵略远东。今天翻阅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不乏这个协会送交外交部的许多备忘录和情报。拉本德个人写给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件和要求会见的便条，更是屡见不鲜。
而这位拉本德先生在广州有一个关系公司，叫做拜尔公司(Bell & Co.)，专门与怡和洋行进行鸦片交易；协会副主席哈斯提则又自己贩运鸦片，委托怡和洋行代为销售；利益攸关之下，这个协会竟曾向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部提出交涉要求减低鸦片税。
战争前夕，在幕后进行鼓动的另一个资本家集团是曼彻斯特商会，主席是约翰莫克维卡(John MacVicar)。在远东问题上，曼彻斯特商会在1814年前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而大肆叫嚷过一阵。在1834年前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又叫嚷过一阵。到了东印度公司废止对华贸易专利以后，他们多次地为侵略中国而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请愿书；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又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而年年不断地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请愿书。莫克维卡本人在1839年秋和1840年初也就对华战争一事几次上书、面见帕麦斯顿。
当然莫克维卡也与怡和有染。怡和洋行有一个匹头部，专门运销国内纺织品。它在曼彻斯特的“机密代理人”正是这里的莫克维卡。另一方面，莫克维卡经营茶叶进口的生意，也常用委托怡和洋行给他代销鸦片的办法筹集贩茶资金。在1835年7月，莫克维卡一次就运送土耳其鸦片50箱给怡和，估计可卖得2.5万英镑。
一句话，所有这些人，英国对华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不管是外相、议员、银行家还是工厂主，都是国际银行家们远东贸易的“利益攸关方”，都是金融城和老东印度公司的“圈内人”。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正式开会讨论是否要对华开战的问题。主管英帝国对外关系事物的帕麦斯顿勋爵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狂热鼓吹者，这几年怡和洋行为了鼓动他发动对华开战也没少做“公关”工作，怡和上缴给林则徐的那7000箱鸦片中有不少就是属于帕麦斯顿本人的，林钦差的虎门销烟就是在销这位大英帝国外相的荷包，与公与私，老帕都极力主张对华开战；财相桑希尔巴林爵士眼看着自己旗下的三家洋行怡和、宝顺、旗昌一共上缴了10000多箱鸦片，价值150万英镑，吃亏着实不小，肉痛之余，一直在会上追问战争胜利后“谁来赔偿英国商人的损失？”有内阁成员建议由国会拨款赔付、或者有东印度公司出面补偿，一下子会议就炸了锅，这样跟中国还打个什么劲？当然要由中国佬来赔！最后国防和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Earl John Russell）一锤定音：根据他的经验，“难道还有比我们的海军舰长更好的外交家么？”于是英国内阁会议终于决定对华开战。
然后是议会斗争。1840年4月7日-9日，英国议会就是否对华开战举行最终辩论。渣甸带着有数百名在亚洲和英国的英国商人签名的请愿书，走进了议会大厅。渣甸在对议员演讲的过程中，开创了今天声名狼藉的“炮舰外交”的先例：“中国地大人稠，只要全面通商，我们有多少（鸦片）就可以卖多少。面对这样一个几艘炮舰停在岸边开几炮就可以制服的政权（满清），我们不能允许大英帝国的贸易受制于他们的反复无常之下。一场同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硕果累累，我毫不怀疑。”
最终，议会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多数，通过了支付军费案、支持派兵侵略中国的政府对华政策。对于不体面的鸦片贩子们来说，“民主”倒真是个好东西。
1840年中，东印度公司前雇员、现英国政府委派的对华作战总指挥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中国海岸，英国开始了鸦片战争。英国军舰摧毁许多海滨炮台，用密集的炮火轰击一个又一个城市，甚至向北直接威胁北京紫禁城。
同时东印度公司在华培植多年的地下网络也全部动员起来，为英国侵略军服务。传教士郭士立直接为侵略军充当向导、翻译和谈判人员，并协助侵略军在占领区建立地方施政机构；前行商、现怡和买办伍秉鉴、伍绍荣父子则积极为侵略军和洋行通风报信，暗中为英军补充给养，并充当侵略者与清政府内投降派的沟通桥梁；被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收买的朝中大员，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耆英等都动员起来，与扼杀自己财路的林则徐禁烟派积极斗争，穆彰阿参倒了林则徐，琦善接任钦差大臣，耆英则最后再卖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琦善在与英人谈判的过程中绝不许其他政府官员在场，每次只带怡和洋行买办鲍鹏随侍左右；更可笑的是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的耆英还公然向璞鼎查讨好，要认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璞鼎查也欣然接受，将自己儿子改名为耆英璞鼎查（Qiying Pottinger）……
在伦敦金融城里应外合的全面打击下，清政府被迫屈服，接受英国的要求。
1842年，中英双方代表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允许开放5个重要的中国港口，给予在华外侨治外法权，赔偿损失的鸦片货值300万英镑（1200万银元），并正式割让已于1841年1月26日被英国占领的贸易和军事基地香港岛。1841年，怡和洋行的渣甸“众望所归”，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怡和洋行的股东们则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20年分享了300万英镑的红利……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最近10年（1837～1847年）里积累的。”【马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伦敦，1847年版，地2卷，第258页】，成为东方首屈一指的“洋行之王”。
鸦片战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另外一个新时代。只是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新时代所蕴含的，竟然是此后100年不间断地血腥杀戮、战争、革命、改革、近代化和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陷以及伦敦金融城在华利益格局的大洗牌
两者结合起来看，很有启发效果。
老宋货三中关于东印度公司的部分，是我帮他做的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马士的三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香港利希慎家族。除了孫女傳記外，查不到戰前和羅富齊家族做生意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