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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锋芒－－失踪的兵部主事

袁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人(较流行的说法是广东东莞人，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写的确实是广西藤县，有人考证是原籍东莞，借籍藤县，因此东莞说也对)。生于万历12年(1584)，万历47年中进士，授福建绍武知县。36岁中进士，并不算早，当然也不晚，授知县而没能进翰林院，可见考的名次并不高。袁崇焕并不是特别的热衷八股，科举时代的人才有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他为人慷慨、肝肠热、富有谋略，从年轻时就立志边塞，任县令时常找了解辽事的老兵讨论情况，为以后的运筹帷幄打下了基础。

由于科举考得不太好，按一般的情况，袁崇焕面前的道路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了。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之战爆发，明军节节败退。当时袁崇焕正好在北京朝觐，上书“自陈愿备兵“。御史侯恂发现他是个人才，立即向熹宗推荐，遂于2月16日破格提拔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侯恂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自己本领并不大，但特别能发现人才，不仅袁崇焕，明末名将左良玉也是他由一个小校提拔上来的。侯恂认准了人才就不惜破格提拔，左良玉比袁崇焕更离谱，从小校一下子升为副总兵(上尉直升中将)!而且侯恂的儿子侯方域也是如唐伯虎一流的花花公子(或风流才子)，后来还被写进“桃花扇“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

职方司可以说是兵部最重要的一个司，曾被人比作现代的总参谋部，其主事又是该司相当重要的官员。再加上不用亲自上阵，对有些人来说真是美差啊。但袁崇焕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上任的当天他就悄悄离开北京，单骑出关考察前线形势。

2月16日，正是努尔哈赤进入广宁，熊廷弼放弃关外西撤的第三天。满朝文武从上至下无不胆战心惊，即使如熊廷弼这等人物也认定辽东不保，而袁崇焕竟敢单骑出关，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胆识!

这次出关，是袁崇焕第一次真正亲历“辽事“，在前线的亲身经历、广宁之役的经验教训对他将来战略战术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从他在这之后不久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和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回京之后，他向朝廷表示“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要知道当时是怎样的局势，兵部连换了3个辽东经略的人选，又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准推辞!才弄了个王在晋去，还老是动不动就说“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也“。只要能够守关半年的人就会被朝中称为“名将“。袁崇焕的举动惊动了朝廷，28日，熹宗再次提升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3月，朝廷拨发20万两白银供其募兵。

一颗新星即将升起。

初露锋芒－－凭坚城、用大炮

临去山海关前，袁崇焕拜访了刚刚回到北京“革职听勘“的熊廷弼。熊廷弼问他持什么战略去山海关，袁崇焕说:“主守而后战“。这与熊廷弼不谋而合，他非常高兴，滔滔不绝的与袁崇焕谈了一整天，尽欢而散。这是两代英雄的第一次，然而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此后不久，熊廷弼因所谓“功罪一体“而被阉党陷害下狱，与王化贞同被判死刑，并于天启5年被杀害，“传首九边“。(而王化贞直到崇祯5年才问斩，明朝就是这样没道理!万历47年萨尔浒丧师的辽东经略杨镐也是直到崇祯2年才斩首，而袁崇焕崇祯2年12月下狱，次年8月16日就被凌迟处死，世道不公一至于此!)不过，在临去之前能够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并且知道自己后继有人，熊廷弼大概死也可以瞑目了吧。

“主守而后战“五个字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但这却是从无数的鲜血中总结出来的。后来它又被袁崇焕进一步完善为“凭坚城，用大炮“，并且在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战略似乎很正常，步兵对骑兵作战守城当然占便宜，但在当时却并不是这样。要知道，与诸多汉族王朝的军队相比，明军的攻击精神是相当强的。从开国时起，明军就是第一支由南向北统一中国的军队。明成祖时更五次出塞，穷追蒙古军数千里。虽然中期在“土木之变“前后曾经在“南倭北虏“的夹击下军事上暂时处于守势，但到了嘉靖末年情况就开始好转。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他一方面放手任用用谭伦、戚继光、李成梁等著名将帅，另一方面又成功的招抚了俺答，同时对内积极推进改革、增强国力，使得明朝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达到了巅峰。张居正死后，虽然人亡政息，但国家的底子还在。因此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中，尽管明军也有过不少丧师败绩，但总的来说始终处于攻势，而且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可以说在与后金军作战以前明军实际上就没有遇到过敌手。

与后金军作战初期的明军将领如杜松、刘??等人都是在“万历三大征“中成长起来的。(比如刘??就是甲辰援朝战争中的名将，号称“刘大刀“。手中大刀据说有120斤重，所以萨尔浒之战中朝鲜援军交他指挥)屡战屡胜之后，遇到新的敌人时他们自然而然的会以过去胜利的经验为基础，来指导新的战争。了解了这些，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为什么会分兵4路，为什么明军将领们如此大大咧咧，为什么敢于跟后金军硬碰硬的打野战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世间已无张居正!万历47年的明军与万历10年的明军早已不是一支军队了!戚继光、李成梁都作了古，戚家军什么的也早就成了历史遗迹。而努尔哈赤的后金骑兵更非倭寇或者杨应龙之流的土匪所能比，把过去的经验抱着不放是注定要吃大亏的!

当明军在抚顺第一次遭遇后金军时，立刻感觉到了这支军队的不同凡响。

面对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后金军对付的办法是采取盾(木字旁)车与骑兵相结合的“结阵“战术。阵前布盾车，车前挡以5，6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专门对付明军的火器。其后是一排弓箭手，再后是一排小车，装载泥土，以填塞壕沟，最后面才是后金铁骑。战斗开始时，后金军先用盾车抵挡明军发射的第一次火器，然后铁骑突然奔出，直冲明军阵营，力求一举将明军冲垮。

明军虽然拥有大量火器，但火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都很成问题。

首先是火器射程较短，一般只有数百步，能打到一两里的很少。因此后金军只需要通过一段不长的路程就可以与明军短兵相接。

其次，火器再装填困难，两次发射要隔较长时间。经常是第一次火器发射完还没来得及发射第二次，后金军就到了面前。而且明军似乎不怎么使用线式战术的轮流发射，总是搞齐射，造成了火力空当，这样问题就越发严重了。

第三，火器威力不够，当时明军使用的小型火器主要是用霰弹，防御时用的大口径火炮也只是用实心弹，如果不直接命中就没有什么杀伤力。而当时的瞄准装置又很差，因此对付奔驰中的后金骑兵命中率不高。这样一来，即使后金骑兵在冲击的过程中挨上一、两次齐射损失也不会太大。

第四，火器容易过热。发射次数一多就变得滚烫，“装药即喷“，无法再发射。沈阳之战，后金军就是趁着这个火力空当攻进城的。

第五，火器大都是土法铸造，强度不高。往往容易炸膛，有的时候对己方的威胁甚至比对敌人还大。“说岳全传“里面就有梁红玉打炮炸了膛，把自己的城墙轰开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描述的并不真是宋朝的事情，而是该书写作的时期－－明清时的情况。

虽然当时的火器有以上许多问题，但火器毕竟是火器，有着许多冷兵器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实践证明只要能够善用火器，其威力还是不可小窥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如何保护好火器不被后金骑兵冲垮。但明军最大的毛病也就是出在这里。

明军列阵的时候，总是把火器放在最前面。结果一旦后金军突至面前就傻了眼了，往往是火器一开始就被消灭，剩下的就是步兵与骑兵间的野战，其结果自不待言。不光野战这样，在守城的时候，明军也老是喜欢放着好端端的金城汤池不用，把部队和火炮摆在城外，这就等于跟野战一样了。更糟糕的是，一旦城外军队被击溃，逃奔城下，为了怕误伤自己人城上的火器就不敢使用，打开城门放军队进入的时候又往往被后金军乘虚而入。开原如此，沈阳如此，辽阳又是如此!明军总是固执的要这样做不合逻辑的事情的原因何在呢？可能是受了于谦的北京保卫战的影响吧。但要知道那时候明军是22万大军列阵九门，而也先是孤军深入啊!而且也先也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对付火器的战术，这些与后来的情况都是大不相同的，你能随便学吗?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明军对后金军屡战屡败。拿王在晋的话来说就是“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

但是在屡屡的丧师败绩之中，也还有着几个闪光点，预示着将来可能击败后金军的希望。

第一次是天启元年3月辽沈之战中的浑河战斗。当时由川浙军组成的援辽军万余人在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石字旁)都司秦邦屏(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的弟弟，当时实际上是秦良玉在指挥作战，但由于女子不便出面，所以形式上以弟弟为统帅。他们所指挥的是石柱土司兵，号称“白杆兵“，以多用白蜡杆长枪得名，在当时是一支很有名的部队。)指挥下增援沈阳。行至浑河时传来消息，努尔哈赤已经破城。陈策要回师，而秦邦屏坚决请战。两人争执不下，于是决定分兵在浑河两岸扎营，川军驻河北，浙军驻河南。

后金军首先集中了右翼4个旗的兵力(约3万人)围攻结营未定的川军。白杆兵特别能战，毫不畏惧，杀死后金军2、3千人。而后金军依仗人多势众，不顾伤亡，反复发起冲击。激战竞日，由于极度的饥饿和疲劳，明军终于失败，几乎全部阵亡。

紧接着，努尔哈赤指挥全军趁黄昏猛攻河南的浙军大营。浙军结营甚牢，将火器列于营内，后金军几次冲击都无法接近明营。直到明军火药全部用完，后金军才得以与浙军短兵相接。而浙军打得也很顽强，与敌激战一夜，一度不分胜负。直到后金军再次增援，明军才最后兵败。陈策、童仲揆等皆战死。

这一仗打得可谓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当时的人评价说:“自奴酋发难，我兵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

且不说这支明军英勇的战斗作风如何，我们还是来探讨一下这次战斗能给人们带来些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只有保护好火器才能真正的有效使用火器。河南营中浙军只有数千人，可是由于他们有效的将火器保护了起来，虽然只是临时设置的一些障碍物，但在部队的顽强抵抗下已经能够有效防止后金军冲到面前，而同时集中火力突击就可以击退后金军的冲锋。这样，只要明军还有火药，后金军就根本无法靠近。直到火药用尽以后才得以短兵相接。

其次，鲜血再一次证明了明军的步兵是无法与后金骑兵野战的。石柱白杆兵可以说是当时步兵中的佼佼者了，但在后金骑兵的反复冲击下终于不免全军覆没的下场。就像汉匈战争中李陵的5000步兵，虽然特别能战，但在绝对优势的匈奴骑兵面前终究不免覆灭。当然，如果所有步兵部队的素质都能像白杆兵或是李陵的部队一样，也是可以打败骑兵的。但这根本不可能，上哪里去再找这样一支部队?

浙军比白杆兵人数少，素质差，但给予后金军的打击尤在白杆兵之上。其差别就只能归结于战术的优劣了。

如果说浑河之役这些特点表现得还不够突出的话，那么西平堡之战就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了。

广宁之战中，副将罗一贯率3000人守西平堡，与后金军主力血战竞日。只是在火药用尽(又是火药用尽!)的情况下后金军才得以破城。而且还付出了数千人的代价。而几乎同时的沙岭之战中，明军援军3万余人被后金军轻而易举的击败，损失殆尽。

袁崇焕和我们不禁要想:为什么会这样?是罗一贯的3000守军特别精锐吗?不是，这只不过是一支很一般的部队而已。当然，罗一贯是个舍身为国的忠臣，但指挥援军的总兵刘渠、祁秉忠也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力战而死呀?确实，沙岭之败有孙得功捣乱的因素，但倘若明军不是已经斗志尽丧，孙得功喊那一嗓子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在萨尔浒、在阿布达里岗、在尚间岩、在辽阳、沈阳城外并没有孙得功呀?如果罗一贯在沙岭，他难道就能力挽狂澜吗?他的部队就不会像其它3万人那样一溃千里?那么如果那3万援军不是与后金军野战而是像罗一贯那样死守城池又会怎么样呢?

有人可能会问，那辽阳、沈阳之战不也是守城吗?怎么也败得那么惨呢?王化贞就是以这个为理由，认为必须进攻，先发制人才有胜利的希望。

其实辽阳、沈阳的守城与西平堡的守城是大不相同的。

仔细的研究一下辽沈之战，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辽沈之战明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城。

让我们来看一下辽沈之战的过程吧。天启元年3月，后金军兵临沈阳城下，采取了轻兵引诱的策略。守沈阳的总兵贺世贤轻敌，率家丁千人出战。结果后金军来了个“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乱箭而死。于是后金军乘机发起了对沈阳城的进攻。作为内应的蒙古降人打开城门，后金军乘虚而入，占领沈阳。总兵尤世功等7万人战死。

占领沈阳并在浑河歼灭了增援明军之后，后金军立刻转攻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令朱万良等5总兵率5万军出战。大败，被后金军追杀数十里。第二天，袁应泰又让3万军出城，据守城外3壕。两军大战一日，明军又溃。而且后金军随溃逃明军冲入辽阳东门。当夜袁应泰“列盾大战”，与后金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又溃。到了第三天晚上，明军大势已去，混入城内的奸细又乘机到处放火。袁应泰自杀，辽阳陷落。

由此可见，辽沈之战的主要战斗并不是攻城战，而是两军在城外的野战。是明军主动放弃了坚固的城垣，战斗实质上与萨尔浒、沙岭等战斗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击败后金军就必须发挥火力优势，而要发挥火力优势就必须有效的保护好火器。也就是所谓“凭坚城，用大炮。以铳护城，以城护铳”。罗一贯的3000人守小小一个西平堡，尚且能打出那样的战绩。如果能够有足够的兵力，坚固的城池，充足的给养，挡住努酋是完全可能的。单骑考察完关外局势后，袁崇焕正是从失败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和制胜的方略，才充满自信的发出了“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的豪言壮语。能够冷静的判断形势而不为外界所动，这正是一个伟大统帅的必备素质。

初露锋芒－－宁远筑坚城

让我们回到天启2年的山海关吧。其实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性的人已经决不止袁崇焕和熊廷弼他们几个了，但是达到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却不大一样，往往并不是出于战略战术的考虑，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怕死吧，比方说我们的被赶鸭子上架的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大人。

王在晋当御史的时候倒似乎是满有勇气的，大谈什么“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可等他哆哆嗦嗦的到了山海关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拥重兵数万据守重关尚且感觉不安全，要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关，以4万人守卫，并提出了93万两白银的预算。这个目光短浅的作法遭到了当时已经上任宁前兵备佥事的袁崇焕等官员的反对，当然没人会听他们“芝麻官“的意见。问题是大学士孙承宗也反对这样做。(孙承宗可以说是和熊廷弼，袁崇焕齐名的明末战略家。他也有和袁崇焕相同的爱好，关心辽事，没事喜欢找老兵聊天，“晓畅边事“。但他有一点是别人比不上的，就是曾经当过天启皇帝的讲师，据说教学效果很好，因此跟皇帝关系很铁，天启元年当上了大学士，管兵部事)为了弄清情况，孙承宗自告奋勇去山海关实地考察，再决定在辽东的战略。

6月26日，孙承宗到达山海关，与王在晋发生了一次有趣的谈话。

“新关建成就移旧城4万人守卫吗?“孙承宗首先发问。

“不，当另设兵“王在晋回答。

“如此则八里之内有守兵8万人，别的地方就不设重兵了吗?(你哪里来那么多兵?)而且新城后面就是旧城，中间的大量地雷是给敌人设的呢，还是给新兵设的呢?新城如可守还要旧城干什么?新城要是失守，4万败兵溃至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据之门外留给敌人呢?“

“关外有3道关，可以进关“王经略开始冒汗了。

“如象你所说，敌人来了，我军逃跑如故，要新关何用?“

“准备在山上建3座寨，以接待逃跑的兵卒。“王在晋语无伦次的说。

孙承宗脸色一沉:“兵未溃，先筑寨等他们，这不是教他们逃跑吗?而且溃兵能进关，虏骑就能跟着进关!现在不为恢复失地打算，却整天想着撤去藩篱，筑什么新关，这样京师以东还有安宁的地方吗?“

孙承宗的这一串提问看起来有点像故意找茬，但其实是有着血的教训的。王在晋那种作法袁应泰在辽沈之战时早就试过了!当时袁应泰在辽阳城外挖了3道战壕，每道驻兵万人，城内又有数万兵，看起来似乎是固若金汤了。但后金军只突破了第一壕，守军一溃，后面2壕、3壕的明军就不敢再发射火器，于是后金军跟着就突破了两壕。2万多溃兵逃至城下，守军只好开城，后金军就跟着冲了进去，最终导致辽阳失陷。现在，王在晋根本就是在重蹈袁应泰的覆辙。

尤其表达孙承宗激愤的心情的还是他的最后那几句话。确实，再不思恢复，等后金军真正进抵山海关城下，莫说京师以东，就是京师也“亡无日矣“!而要真正解决山海关的守卫问题，就必须要恢复关外，加大防御纵深。

山海关的文章要在关外作，这就是孙承宗的战略。

尽管王在晋心里还是很不服气，孙承宗也只好不管这么多了。反正胳膊也拗不过大腿去，孙承宗回到北京不久，天启皇帝就同意撤换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仍然留了一套班子，六部、都察院等等一应俱全，与北京的平级，但没有实权。其作用有点像敬老院）而由孙承宗以辅臣之尊经略辽东。

孙承宗于天启2年9月到达山海关，决定恢复关外诸城。在到底守哪里的问题上，当时还有几种不同意见。王在晋曾经提出守中前所，但中前所离山海关太近，实际上这只是给修新关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当然不行。守锦州，离山海关又太远，互相难以照应。剩下的就是袁崇焕的守宁远和孙元化的守觉华（菊花）岛。

宁远，始建于宣德3年，置宁远卫。当初城并不大，只是为了沟通前屯与锦州的交通线建的。但是，当努尔哈赤占领了广宁，锦州孤悬域外，山海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位于辽西走廊中央的宁远的战略地位就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翻开一张“中国地形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棕色的蒙古高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绵万里，过了张家口――赤峰一线之后，突然转为黄色的燕山山脉和由努鲁儿虎山、黑山、松岭等山组成的辽西丘陵。从这里分别向东北方和南方，是一片绿色的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向东南就是碧波万顷的渤海。位于山海之间，连通两大片绿色平原的是一丝极狭长的绿色，绿色的一端写着“山海关”，而另一端则写着“锦州”两个字。

这，就是辽西走廊。

看到这里，辽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它是从辽东进关的必经之地。大军想要入关，不走辽西走廊就得远绕蒙古。劳师远征，后勤极为困难。而宁远正好卡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有宁远在，山海关就可以安然无恙。后金兵即使绕道蒙古入塞，没有打通辽西走廊，也不敢久留。觉华（菊花）岛则是宁远附近的一个小岛，有着与宁远类似的战略地位。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从战术上来看，守岛不如守城。因为辽东天气寒冷，冬天海水一上冻各岛便无险可守。明军驻防的许多海岛都是被后金兵乘海水上冻攻破的。而守城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后来的宁远大捷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最终孙承宗的决定是以守宁远为主，同时分兵守卫觉华（菊花）岛，并准备进一步恢复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小凌河等诸城。由袁崇焕负责宁远的修筑与守卫。

从天启3年开始，袁崇焕开始了重筑宁远城的工作，经过1年的努力建成。在史书中关于这一段历史只有像城高3丈2尺、址广3丈、顶部2丈4尺这样一些枯燥的数字，至于筑城的艰辛是只字不提的。但是，我们从其它一些片段中也可以推想到袁崇焕当年的困难。

孙承宗让袁崇焕守宁远可以说是力排众议，从前任的辽东经略到现任的辽东巡抚，都反对这个做法，因此，对袁崇焕来说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而当他来到宁远时所面对的又是什么呢?一片废墟，经过连续的战乱，原来的宁远城早已荡然无存，“城中郭外，一望丘墟“，完全是从零开始。袁崇焕那时实际上是第一次独当一面主持军事，此前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形象。那些打了多少年仗的老兵油子们怎么能轻易就服他?(实际上，直到宁远大捷，宁锦大捷袁崇焕打出威名来之后，还有人看不起这个“书生“，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便说:“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而在宁远，袁崇焕所面对的还不是一般的老兵油子。早在任命袁崇焕之前，孙承宗就令当时还是一个游击的祖大寿重修宁远城。祖大寿根本就没把这个放在眼里－－修什么宁远城，老子见得多了，鞑子来了还不是掉头就跑?吭吭吃吃修了1年，只完成了十分之一，还是个豆腐渣工程。结果袁崇焕来了之后全部需要推倒重来，其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然而，祖大寿这个典型的兵油子在袁崇焕的领导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下，竟然仿佛变了一个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跟着筑城，终于成为辽东名将，而且一直追随袁崇焕，忠心耿耿。祖大寿的转变带动了一大批辽将，后来他们成了明朝在辽东的中坚力量。(到崇祯后期辽东的军事几乎全部控制在祖家和其亲戚吴家手中，这两家出的将领光是总兵就有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吴襄、吴三桂等多人。现在在宁远(辽宁兴城)还保存有崇祯给祖大寿和祖大乐立的两个牌坊，可见其地位之高)

如果说祖大寿还是比较好收服的话(毕竟是下级)，当时已经是都督佥事的总兵官满桂就更加难缠了。孙承宗命令袁崇焕与满桂共守宁远，虽然以袁崇焕为首，但级别却是相同的(要不是明朝重文轻武的话，说不准满桂还要大点)，因此满桂是完全有理由不买袁崇焕的帐的。而且满桂是蒙古族人，本来脾气不好，又碰上袁崇焕这么个性格刚强的，摩擦当然少不了。但要守好城，必须与满桂和衷共济。因此袁崇焕做的让步，受的委屈可想而知。(到了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一方面是地位提高了，另一方面也是受不了了，终于与满桂决裂)

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在袁崇焕的努力下，宁远城终于在天启4年落成了。成为关外第一重镇，“兵民5万余家，屯种远至50里““远近望为乐土“。特别的是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这个“坚不可摧“并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后金一直视宁远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次三番的争夺，却屡战屡败。到崇祯末年，后金将宁远到山海关之间的城池都攻陷了，使宁远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可仍然拿宁远没有办法。直到李自成农民军逼近北京，崇祯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回师勤王，清军才得以进入成为空城的宁远。

天启5年夏，孙承宗又与袁崇焕商议恢复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小凌河等诸城。这样，明军的防线从宁远又前进了200里，再加上宁远到山海关的200里，辽西走廊400里尽为明有，辽东总算又有了“局“，而且是一片大好之局!

有的时候，历史真的会重演，这次就是这样。当年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的遭遇现在几乎一模一样的发生在孙承宗的身上，不过这次可不只是那么几只“乌鸦“(明时蔑称谏官为乌鸦)了，而是我们所熟知的九千岁魏忠贤魏公公。

其实一开始九千岁还是并不想跟孙阁老闹僵的，毕竟孙阁老跟皇上的关系不一般啊。甚至还想过要讨好他，可偏偏孙承宗又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软硬不吃。魏忠贤派太监刘朝等去山海关劳军，结果孙承宗来个“中使观兵，自古有戒“，拒不接待。九千岁还以为孙阁老误会了，又派太监刘应坤带了10万两银子去劳军，还专门给孙承宗送了一大堆礼品，让刘应坤明确表示九千岁对孙阁老的拉拢之意，结果孙承宗连理都不理他。泥人还有点土性那，更何况这位眼睛长到头顶上的九千岁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跟皇上铁还是我跟皇上铁!“魏忠贤想。

天启4年11月，孙承宗西巡蓟镇， 打算乘皇帝生日的机会进京面奏军情。结果这事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就变成了“承宗拥关兵数万，将回京清君侧!“魏忠贤吓得跑到天启皇帝面前“绕御床痛哭“，天启皇帝一下子就心软了，严令孙承宗“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魏忠贤又假传圣旨“孙阁老若进齐化门，就绑来杀了!“结果孙承宗带着几个随从刚到通州就一连接到3道命令，只得半途而返。

这下子孙承宗可就彻底成了阉党的死对头。九千岁开始翻拣每一个鸡蛋，试图从里面找出些骨头来。但却苦于没有借口，那次回京事件虽然皇帝也下旨阻止孙承宗，但还没有真正怀疑他，对于阉党“拥兵向阙，叛逆显然“的控告并不在意。

正在九千岁犯愁之际，天启5年8月的一天，有人报告－－机会来了。原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突袭后金，中了埋伏，伤亡400余人。这本来只不过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仗，而且孙承宗也不知情。但一让阉党抓住辫子，好嘛，不得了了!魏忠贤手下的乌鸦们一窝蜂的上来围攻马世龙和孙承宗，弹劾的奏章一下子就是几十道。孙承宗也火了，上疏“乞罢“(老子不干了!)阉党更是借机大做文章。终于，天启皇帝“批准“了孙承宗“回籍养病“的请求，以阉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说句老实话，孙承宗这样的结局在历任辽东经略中还是比较幸运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袁崇焕下狱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11年11月，清军入塞破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孙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 【人物】有明袁大将军 作者napo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