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只怕猪一样的对手 -- 谢家堂前

　　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也很无奈，是被“逼”出来的。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在此之前，我只敲定题目，审读最后的成稿，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所有人都叫他“丁老师”，他要出国另有重任，大家都慌了。没有人能接替他，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修改的文字量很大，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

　　时至今日，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每天上午，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之后，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到了晚上，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专家的意见，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我口述，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修正我的看法，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是否能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

　　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我想，最大的一句真话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

　　我们提出要“站得更高些”，而所谓“站得更高”，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写一条河，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一个人坐在山头，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他们没有错，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但环球时报挂“环球”之名，就要站得更高，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我们要写一条立体、完整的河。

　　站在这样的“全景”视角上，看到的东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会产生一些对“中国复杂”的理解。我承认，“全景”也有局限，它有时会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

　　（三）

　　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是我们经常触碰“敏感话题”。有人说我们“胆大”，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敏感话题”，或者说，它们是否真的“很敏感”。通常来说，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或者无法说透，会对公众造成误导。比如人权话题，一直有两套话语，一套是西方的话语，跟着这种话语跑，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它很严正、标准，但由于是官方语言，话语总量有限，很难展开，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采取说“大实话”的方式，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传达民间的态度，从而逐渐做到在“敏感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用发声，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谷歌事件、朝韩冲突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中东“革命”、中国“茉莉花革命”，以及艾未未事件中，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因此很“抢眼”，有的还引起争议。但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有多“正确”或“不正确”，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现在能够说的是，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能把它们写出来，公开发表，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都算得上是一点“突破”，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

　　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而是由于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我们只能面对它们。

　　触及各类“敏感话题”，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压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

　　（四）

　　说真话，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们的原则是，社评的每一句话，既要有前后的逻辑，又要和现实相对应。所以写一两句话，我就问编辑一句：是这样吗？你同意吗？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另外，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比如，有一次写下“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

　　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小时间”。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第一读者群”。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增加文章的“文眼”，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

　　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比如，“视距”、“不确定性”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复杂”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另外，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矛盾之处。我想，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那些看上去永远“很坚定”，永远“特别左”或者“特别右”的人，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偏激者。

　　（五）

　　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做。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让文章远离偏激，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平衡”没什么关系。

　　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不仅网民这样，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了折扣。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二是与人心的对应。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我们在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环球时报的社评，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外都有人就此批评我们“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韩国访问，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

　　总的来说，环球时报设社评栏目仅2年，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堪称写评论的新手，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大家只能摸索着干。我深知，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但好在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所以，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这一年多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受到的关注，大大超过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除了他对中美贸易和两国其他关系的一些态度，他个人“生活秀”激起的议论更热烈也更刺激。他乘飞机坐经济舱，身边没有大量随从，以及背双肩包、自己用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形象”，得到部分中国媒体的追捧和称赞。

美国副总统拜登不久前花79元人民币在北京吃小吃，引起的关注非常类似。尽管这些“平民化的表现”决非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随性、简单，但中国舆论围绕他们的热议并没有兴趣触及它们背后的那些东西，舆论对官员们平民化作风的期待通过这些议论一览无余。

如果说骆家辉们的“朴素行为”偶然被中国媒体捕捉到，他们的表现和媒体的议论都保持“纯天然”色彩，事情的有益度或许会更高些。但在骆家辉身边逐渐形成类似“狗仔队”的报道网络，他每一个行为都被媒体包装成美国官场“廉洁的细节”，事情就变味了。由于做报道的人国际知识匮乏，对看到的现象平添个人想象，一定要把骆家辉树成中国官员行为的“镜子”，一些报道的变形和失真无可避免。

中国官场的官僚作风确实是严重的，一些官员喜欢前呼后拥也是事实，这为一些评论者针对骆家辉们牵强附会找材料，社会对这些评论囫囵吞枣，从而形成“骆家辉热”创造了条件。

的使命”，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国舆论中的“廉洁秀”，尽管他最清楚，他并没有中国互联网上宣传的那么“朴素”。

美国驻华大使应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消除彼此的误解，而不是到中国舆论的内部纠结中积极扮演什么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

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中国媒体需要有以平常心看待骆家辉们私生活的大气和理性。

希望骆家辉好好做美国的驻中国大使，也希望中国的一些媒体，不要把他的身份搞错了。

果不其然，刚到中国的骆家辉，一下飞机就给中国的官员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以及热烈欢迎的豪华排场、全家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显然，这种做派更能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

但这是什么做派呢？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务实求是的作风，这种作风与众多官僚权贵们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讽刺——走马还未上任的骆家辉先声夺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一堂重拾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行为艺术课。

当然，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6

但面对这一阳光下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就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号召而做好了准备

骆家辉身上所喷薄洋溢出来的“美德”绝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代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一个敢于向对手低头学习的政党才是一个能令对手敬畏的伟大政党、才是真正的学习型政党、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汇聚民心、民力和民智的领导核心！

所以说，我们的媒体对那些本就最平常不过的行为进行了这么多的报道，如此高调地渲染所谓“低调”，不知是一种无知，还是一种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