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只怕猪一样的对手 -- 谢家堂前

　　由于政府公信力不足，官方的很多东西如果拿到舆论中去争辩，很容易不堪一击。

　　其实围绕雾霾的众生相，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是个多么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我们的环保系统，还是信用系统，都同样脆弱。

　　中国的环保还很难说已经形成“系统”。我们曾经缺少工业和汽车，它们一来，城市就变得“乌烟瘴气”。边发展边治理的口号20年前就喊得很响了，但在贯穿了改革开放的那些口号中，这是最难做也最昂贵的一个。

　　我们正在逐渐搞明白：工业进步，家家有小汽车，而且天还总是湛蓝的，这就是“发达”的真实含义。发展中国家或者什么都没有，或者东西有了，但天不蓝了。

　　蓝天下的好日子，这是中国人热切追求的目标，但我们现在的愤怒，更像是质问它为什么没从天上掉下来。边发展边治理的方式中国尝试做了，并曾想让自己成为世界上这方面独一无二的那一个，但我们没做到。有可能是中国走了“弯路”，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对我们这样又穷又大的国家来说，那真的只是一个理想。

　　无论过去的对错，今天的中国社会或许应当面对现实。这个现实包括，第一，当前的污染已经很严重，发展与治理必须向后者倾斜了，至少在中国东部，这已是压倒性的社会愿望。第二，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应当作为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很快就能达到它们的水平。

　　中国根本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的可比性，这样的对比只能帮我们立志，并自我鞭策，但绝不能成为我们这一两代人对生活的当下要求。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们搞错了自己究竟是谁。有人问，难道中国人命贱吗，凭什么发达国家有的，中国就不能有？有人甚至把环保问题说成是“民主缺失”的后果。

　　必须说，这是抬杠，是自己跟自己装蒜。中国是个30年前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中国人这些年在一项一项地获得和拥有，但我们做不到一下子拥有“发达”，我们的尊严今天仍残缺不全，我们用不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质问，再对自己做一次羞辱。

　　中国反空气污染的战争必须打响了。而且它应是一场“全民战争”。政府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再不可遮掩问题、搞北京奥运时的那种“一阵风”治理了。作为公民，我们有发牢骚的本能，但我们都得为打赢这场战争具体做些什么。因为所有开车的都是PM2.5污染物的排放者，大气污染的源头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

　　反污染的战争同时也是法律战争、道德战争，一个法制不严、“自私有理”的社会不可能获得环保的卓越成就。现在很多在互联网上骂空气污染的人，自己就开着大排量汽车，住着高排放的大房子，并有着各种浪费的习惯，这些都与拥有蓝天背道而驰。

　　贫困是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无法根除的痼疾。即使美国也有大量流浪汉，1/7的人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努力对消除贫困至关重要，但国家对解决贫困问题又是包办不了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反贫困战争的“空中支援”。贫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永远是战胜贫困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地面进攻”。

　　试想三十几年前，中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贫困户”。我们从发达国家得到一些援助，但真正帮这个国家走向脱贫的，是改革开放的观念转换。在此之前我们安贫乐道，津津有味地过着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生活。但转眼之间我们就变了，成了全世界最拼命工作、也最会挣钱的人群之一。

　　其实今天中国的贫困人群，有一些是特殊原因所致，也有一些是当年中国的缩影。致贫的主客观原因复杂地缠在一起，社会要做的是帮他们把这些死扣一一解开，并激励他们铲除之。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与中国社会追求公平的思潮形成了对流。如果这两股力量契合得好，就会加快贫困人口在观念和文化上向富裕人口的追赶，社会就有可能围绕这个目标使力。如果二者“对流偏了”，就会导致社会在计算扶贫物资多少才算“公平”时争论不休，扶贫就会成为国家为求社会稳定而息事宁人的手段。

　　中国社会舆论已经复杂化，“公平”越来越不仅仅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愿望，而且渐渐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治口号。政治口号的特点都是不仅追求实质的落实，而且要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正确。它对真正实现公平形成推动和干扰，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反贫困运动一定要让接受救助的人群（除了老弱病残）变得越来越勤奋，越来越有志向，而不是相反，使他们对救助越来越依赖，认为不做自我改变的人生也完全可以过得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国家对改变个人命运承担责任的呼声，在中国舆论中近年来不断加强。一些非贫困的、但收入不高的人面临致富困难时，同样有社会帮助和个人努力两个杠杆。如果他们的个人努力更有成效，产生的激励会延伸到贫困人口。如果他们对社会提供帮助的要求不断增多，同样也会向下传递。

　　所以说，反贫困运动成功与否，有赖于整个社会鼓励奋斗的大氛围会给它提供多少支撑。有人提出，今天中国社会谈论“勤劳致富”比改革开放初期少多了。这个提示值得思考。

　　中国有13亿人，越来越多的好运气在这个国家上演，但它们轮到我们头上的几率太小了，我们大多数人还得靠自己。其实很多中国人也真是这么想的。中国今后要做的是，让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多，不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

　　必须指出，中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对外捐助，而且迄今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外援规模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单就向马其顿捐赠校车一事，如果没有甘肃校车事件做背景，不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外交工作自有它的节奏和舞台，外交部不是民政部，它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为中国发展创造尽可能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加强针对舆论的敏感，它们必须对每一项工作做认真的舆论预判，对舆论做预判不是耍滑头，它应成政府“好心办好事”工作流程的一项“标配”。政府机构可以仅仅按照“工作需要”来安排做事方式和时间表的时代结束了。

　　中国舆论近年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建设性”不再是舆论监督的唯一出发点。舆论在变得严厉，有时看上去“不讲大局”，对政府的触动经常通过对抗和“全盘否定”来实现。或许很难对这些变化做“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它是政府需要正视并主动针对其做自我调整的现实。

　　从积极角度理解，这样的舆论监督能够起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作用，制造各级政府改革工作方式和作风的紧迫感。可以预见，舆论无孔不入的“挑剔”和“找茬”，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环境，中国的舆论监督将逐渐达到世界级的高标准，不难想象，这种“推力”结构的改变，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变化。

　　很难说舆论的触动都是合理、恰当的，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的监督甚至“干扰”下开展工作，对政府来说这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期待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然而，这并非从此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信号。恰恰相反，好的政府机构和优秀的官员，就是要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及公众的理解力之间走好钢丝，实现完美的平衡。

　　舆论的自我克制也是必须发生的，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在用发达国家的尺子量度中国社会的中心，以及它的边边角角。这样的对照一旦变得不顾一切，它对中国社会的刺激必然是过量的，它的很多鞭策是当下中国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现实一定会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淘汰：淘汰改革动作迟缓的官员，和将那些用激进口号制造社会不切实际幻想的“舆论积极分子”边缘化。因为社会既承受不了某些官员的不作为，也承受不了各种“大跃进”的折腾。中国改进的节奏既是人决定的，也不以社会那些激进的意志为转移。

　　向马其顿捐校车本不该引来这么多关注，这些关注是今天中国一个特殊表情。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内部的某种隐痛。别用这一件事否定中国对外援助的合法及合理性。中国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而社会的各种关切却越来越内向。这个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但如果公众的关注转向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狭隘的强迫，就会制造崛起中国的整体不理智。这并非中国人民的福音。

　　《环球时报》的新闻人与艾未未显然无私仇。《环球时报》自今年4月艾未未遭遇官司以来发表了几篇评论，均未对艾未未进行人身攻击，《环球时报》是在西方主流媒体大量报道、述评艾案，西方政府也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发表自己见解的。这没有超出媒体的正常工作范围。

　　同样，近来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互相谩骂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之间，以及互约打架，公开侮辱对手的那些人，也大都没有私仇。但政治价值观的分歧在带来这些人的相互仇恨，为压倒对方，大家采取的手段越来越无视法律及道德边界。

　　这些都不是中国社会好的兆头。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竞争一直与不同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搅在一起，意识形态辩论很少有合法的平台，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从未成为社会的共同习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渐成，包括微博在内的互联网新技术提供了罕见的表达平台，这本该是中国社会重塑精神交流规则的好机会。

　　从一定意义上说，两元的、甚至多元的思想格局的确在新互联网时代形成，一元的思想格局被打破。但微博使用者容易出于吸引粉丝、寻求更大关注等目的，让言语呈现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以致迅速形成粗暴对立，其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它在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重新带回来。

　　中国互联网上的粗暴纷争，是中国千百年来政治斗争哲学的活生生映照。它反映出，真正建立思想竞争的良性秩序，使它有助于中国的进步，而不是把中国引向混乱，是多么艰难。

　　中国政府应对尽快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秩序，以及对制止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泛滥有所作为。互联网上目前盛行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越来越明目张胆。这些都与法律精神相抵触。有关部门应积极行动起来，在尊重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上述违法及犯罪行为形成打击之势。

　　广大网民也应超越所谓“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中国再也不能让“革命法则”主导我们的一切了。中国需要耐心的、用无数细节编织起来的社会进步。

　　中国人的平均“痛苦感”在上升，这样的判断相当普遍。原因或许是，这些年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中国人的期望值和参照系都在上升。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

　　但如果说中国人的“痛苦感”很出格，已经处在“无法忍受”的边缘，则是夸张的。皮尤及中国国内调查机构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乐观态度”仍处在世界各国的较高水平上。中国不是个“愤怒的”、“革命前夜的”国家。

　　中国的庞大既是某个具体痛苦的放大器，也像是各种问题和情绪的缓冲器。很难说中国公众对各种坏消息究竟是越来越不适应，还是越来越适应。要求国家解决个人不幸的媒体呼声经常很高，现实生活中真正放弃个人努力的却很少。勤奋、刻苦的奋斗精神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要求社会为个人负责仍远非大众的普遍诉求。

　　但国家不可能消除个人痛苦感的全部成因，个人的悟性和豁达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夹在政府和个人之间，舆论的态度对个人形成生活感受常常是关键性的。

　　在中国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家，舆论应推动并监督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鼓励每个人承担起对个人幸福应尽的责任。政府对个人理想创造的公共环境常有不足之处，舆论应对环境的缺陷采取严厉，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减少社会的“痛苦感”，既应抓问题的“本”，也应触舆论的“面”。既应对解决难题主动有为，也应引导社会对新环境、新矛盾的适应。中国不能任由社会的“痛苦感”蔓延，但我们也决非能把大多数问题全都摆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保持社会的前进或许最重要。前进常常是化解、淹没各种问题和痛苦的神奇过程。

　　这样的区分不够科学。真实的中国体制如此庞大、复杂，几乎所有中国人实际上都卷入其间。是否“吃财政”以及是否在国企工作，并非塑造个人命运质量的唯一因素，影响个人成功的环境早已多元化、非垄断化。

　　中国对民营经济和私有经济给予了法律承认和保护，外企甚至在中国长期受到优待。那么通过个人创业致富，或者在外企拿到优厚薪水的人，如何用体制的“内”或“外”加以区分呢？

　　中国的体制不是“有没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这个“存在缺陷”的体制是不是能够制造社会进步，把国家带向前进的问题。完美的体制根本不存在，体制的优劣在于它塑造向善改变力量的强弱。中国现在的情形是，舆论对变化的要求，比中国已有的实际变化幅度还要高。

　　一个体制的活力，最终是要与个人的力量对接的。体制的有序性和社会成员行为的丰富性不断互动。这当中有巨大的中间地带，处在极端位置的人总是少数，而中间地带却吸纳了大多数人和改革的种种作为。既不应用特殊位置的特殊表现来代表整个体制，也不应对“少数”问题给予莫视。因为互联网时代，只要是“坏的”东西，无论它是个别还是普遍的，破坏能量常常差不多。

　　人类能够准确认识“体制”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体制中，全人类生活在各种体制的竞争甚至对立中，建立评价体系的客观和中立就需要认识论的科学和心胸的豁达。还因为“体制”的形成史太短，它与国家及个人命运的因果性需要多得多的论证。

　　当前的一个倾向是，价值观取代认识论常常成为谈论“体制”的出发点，“结论”的预设性越来越强。中国对“体制”的探讨很容易笼罩在这样的不理性中。回归真正的科学精神，使这种探讨对中国改革提供可操作的思想成果和政策建议，这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起飞”的中国社会来说，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在轨姿态调整”。▲

11月6日 11:07 来自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