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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家园 你和马前卒都是错的。强推包产到户是开历史倒车。 毛主席坚持人民公社是对的，邓小平允许包产到户也是对的，但强推包产到户绝对是开历史倒车。
允许小岗村这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是对的，但把小岗村包装成先进典型是错误的，包产到户搞一刀切更是错误的。
正确的做法是在允许包产到户的同时，继续把大寨作为先进典型。
把小岗村作为先进典型的结果是，助长了个人主义，打击了集体主义，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和道德水平的下降，败坏了社会风气。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应该主要用发展社队企业来解决，其次是城市化。
家园 花！赞成不一刀切 最后一条似乎倒过来更合理些，主要是企业会办在那里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办在城里更合理，除了与农业有关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等条件，偏远或内地农村办企业可能性较低，所以不太可能主要。
家园 也不能完全说是开历史倒车，但是一刀切的确是错误的。 包产到户对于那些暂时没有搞机械化农业的地区是有效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但对于有条件上机械化得地区是有很大打击的，例如，东北，华北地区，对这些地区可以说是开历史倒车了。也难怪许家屯到香港，大事件一爆发，就跑了。人家想不通。
最关键的是，一刀切其实是很不民主的做法，是一种在没有思想统一的前提下硬上蛮干的不民主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毛最反对的。
家园 花这句 强推包产到户绝对是开历史倒车。有效送花赞扬。
家园 您今年贵庚，有没有经历过70年代末的生活？ 你对70年代的生活有没有切身的体会？还是光从XX之乡之类的地方，看几篇赞歌，就觉得对70年代有所了解了。
你知道乡镇企业是什么时候兴起，什么时候崩坏的么，崩坏的原因你知道么。
家园 河友们千万不要被楼上的给忽悠了 对于选择人民公社还是单干农民最有发言权。人民公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自由。男劳力劳动一天的工资只有3毛，女劳力就只有2毛2左右。要是想出去赚钱还得给公社贴工分，并且要公社开具介绍信之类的。还有当时的社员对于公社的农活不上心，出工是很早收工也很晚是太阳下山时回家，可中间很多在磨羊工，站在田边聊天或者干点其他私活。拿自留地和公社的田地做个比较，农民把自留地的杂草拔的精光，而公社的田地农民就没有那么上心了。而当时读中专和高中时搞推荐的，那就更不公平了，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推荐上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公社的子女或亲戚，而那些读书好的很多失去了上升的通道。所以实践证明当时搞的公社就是干涉自由，缺少公平，抑制生产，没有温饱的恶政。
当然一种制度不会全部都是坏的，在公社的前期组织农民修建水利，开垦农田，平整土地这点也是大功劳一件，但没几年农民对生产没有多大的积极性了。人民公社是不符合实际的一种制度。
通宝推：牛得很,家园 从7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包产到户的好处。 学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是不错的，就是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
其实只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当年饿过没有。凡是70年代过来的，对当年物质匮乏都有深刻的记忆，所以对包产到户有直观的正确认识；反而是现在的小年轻，没有接触过当年的生活，光靠一点想象力和一张嘴，就要把“包产到户”否定掉，真的是太令人称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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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高致贤回忆录连载”
正面“学大寨”：各县分期分批派人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去参观学习。有的学回来砌石坎。这对山区水土保持有一定的作用，石坎砌得好的，迄今还存在，对“长防”、“长治”（防止长江变黄河的治理工程）工程也有作用。有的学回来收回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是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划给社员自主经营的少量耕地。
1962年，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这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留地划的多是下等土，可却种出第一流的庄稼。我县派去大寨的参观团在县委食堂进餐时，该食堂的炊事员周作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参观人员说：“与其远天跋地的去参观大寨呢，不如参观各人家的自留地。”这一箴言与国务院农业部一位领导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国务院农业部的副部长赵修，在内蒙古乡村发现，农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十倍于公社的收获。“自留地上亩产过千斤，集体的一百来斤”，他说，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可有的地方，当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孬地分给社员用作“自留地”。结果这些孬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赵修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
为什么会有这般结果？农家在自留地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根据官方的一项调查，农家“自留地”的收入，每亩大致为 1000元至1500元。倘若这个数字属实，则占全国耕地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就提供了农家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收入。
2、尽管若干事实证明公社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政府还是要千方百计巩固人民公社，且把农业生产的单干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大割特割。
1970年我作为县委工作大队的秘书，前往达溪区开展路线教育运动，领导着6个公社的县委工作小队。我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各工作小队如何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经验上报县路线教育办公室向全县推广。核桃公社的工作队长老Y在工作队长碰头会上介绍：他们发现那里社员养的私马多，他们以私人养的马，吃了公社的草，走着公社的路，侵犯了公社土地为由，将私马通通收归公社。会上受到表扬，领导要我写成经验向上报。
可我以为这违反了“六十条”规定，几易其稿都写不下去。时任达溪区委书记的李相尧同志知道后，默认了我的意见，但又不敢公开支持，我便拖时间。结果还是由其他人写去上报下发推广了！路线教育工作全县铺开，连续搞了3期，中心就是打击农民侵占公社土地，多占一平方米也要被斗争。
3、路线教育工作队收兵，巩固人民公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县里树起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学大寨的标兵。这些标兵单位连自留地也收归集体，标兵公社收自留地阻力大，县里便派一位副书记披挂上阵，让各级也仿效县里树起自己巩固公社的标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打击。
我到雨沙公社的洒雨大队抓“三秋”工作，一个叫老鸦飞的生产队家家补口粮款，我感到奇怪：这口粮款补给谁收？一了解，该队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才分1角2分钱（听说还有10分工分8分钱的），家家缺口粮，口粮款交给生产队和大队办公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至零。当时我爱人还是农民，我家离县城60里，她来看我，从县城步行回家已到下午，还可赶上队里当天集体出工，拿一天的工分。我问她累不累？她说集体出工晚，干活当休息。
农民缺粮，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干薯片作口粮，但还是把缺粮的根源找在农民侵占公社耕地上，斥农民挖了社会主义墙脚。我到区里采访时，沙厂区委领导介绍的先进事迹是：全区9个公社的农民自留地全收归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公社压制到了冰点。
4、压制越深，反抗越力。毕节地区破获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押着主犯到各县游斗。游斗大会上介绍该组织参加人员涉及几个县几十个公社的上万人，而为首者仅是一个公社信用社会计。一个小会计为何能一下发动那么多“反/革/命”成员？只有一句口号：打开仓库分粮食！当时各地都有反对公社的表示，县里处分了一些打击单干不力的干部，省里树立了一个维护公社土地的英雄张xx，我们县也出现一个反单干的赵xx，我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他反对的那个会计还被逮捕，而今想来我还深感内疚。
但是始终压制不住社员的挣扎。我县珠藏公社有个很穷的生产队，会计叫雷建平，他主张悄悄把全队的旱地全分给社员作自留地，集体种田来上交公余粮。第一年公余粮任全完成后，农民收入翻两番，家家有了“过年粮”（事后采访时我问他当时为何那样大胆？他说饿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我不怕了！他还有个理由：政府文件是不准分田单干，他只分土，没有分田）。可此事让上级知道了，省委书记指示，通知县、区，要在他所在的理化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他，省里也来人督促检查，可到开会那天，省里的人撤回去了，县里也不追究。后来听说是上面有了“新精神”。这就是公社与农民的最后较量！
家园 从9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单干的坏处。 家园 你的说法，和“多吃粗粮有益健康”是一样的 “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可以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现在有太多的细粮可以吃。如果不是细粮吃的太多，让你顿顿吃粗粮的话，你还会有提倡粗粮的说法么。
70年代的时候，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经常有饥饿感，农村经常有饭不够，要吃番薯或者玉米来当主食的。有了包产到户，粮食增产，才算把粗粮从餐桌上赶出去了。
城市里头还好一点，一个月的配给是30斤大米半斤肉，一般是过年才杀一头猪，能吃到肉已经觉得相当开心了。一个星期能拿到5分零用钱，吃两条冰棒，那就是生活过的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不是当时过来的人，不会知道中国人曾经穷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为何要出台包产到户的政策。
所以，不是当时的人，又不询问当时过来的人，看历史往往就有很大的偏差。最简单的一个，就是问问你的父母，看看他们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家园 ZT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北方农民经济生活的真实缩影 社员陈天保家，距我插队落户的住所，仅有50米远。他是地主家的招女婿，因之，虽不是四类分子，但逃不了地主成份。会计饶占山是我插队时的朋友，常在工余相聚，有时找我借书，这份粮食分配单就这样夹在书本中还给我，成了一份历史的见证。
陈天保家五口人，他与一儿、一女三个强壮劳动力。在1968年宁夏川相对丰收的年景，根据历年口粮状况，自报申请口粮数是1511斤。也就是说，他家对粮食的可怜企求也就是一年人均皮粮（带壳的粮食）302斤左右。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年月，他能希望得到的口粮的年平均数。其余不足部分，要靠每人三厘自留地的收成，秋后分配的红枣到地广人稀的产粮区青铜峡农家换取粮食来解决。没有副食，没有肉食，有的只是自留地里的一点青菜和地里的野菜。实际常年是一种半饥半饱状态。
当年他共分得小麦712斤，按照90%的出粉率，实际只有641斤。水稻（含糯稻）706斤，脱壳碾米率55%，实际是大米388斤。糜子100斤，去皮仅60斤。高粱90斤，去皮72斤，黄豆（分配单中做青豆）扁豆合计128斤。马铃薯（即芋头）100斤，折合主粮20斤。他家五口人，1969年赖以生存的全部口粮实在只有1309斤，人均261.5斤。而油料作物胡麻94斤，榨油率为28%，一年用油只有26斤，也就是说，他们一家披星星，戴月亮，365天无一空闲，每天只有人均口粮7两1钱不到；油1钱4。这还是一个正常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