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对于农村的单干，作为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人，我觉得我多少是有一些发言权的，至少比起马前卒这样的在传统国企长大的人要有发言权。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主张，而坚持实行生产队制，他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农村的贫富分化，需要注意的是从何新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邓小平晚年所关注的问题和毛泽东晚年所关注的问题一样，也都是贫富分化的问题。

如果当年就实行分田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跟不上

二，农田数量因为农田开垦的数量不足而不足

三，知识青年上乡下乡等缓解城市劳动力过剩的政策将难以进行（上乡下乡运动其实是陈云当年解决三年饥荒提出的政策的延续）

四，由于农业机械，和化肥和种子改良不够到位，将使农村中的一些人再度陷入严重贫困。

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理由，总体上来说，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认为毛泽东坚持农村不单干是合理的

如果农村当年就单干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一下子好很多吗？

一，农药化肥特别是种子不好，亩产量不可能上去太多

二，当时的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在这个阶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农业，所谓的剪刀差，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可能上去，农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太高。

三，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也使得商业的发展遭到抑制，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会使得流向工业的资本遭到分流。而商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致富的相对便捷的途径。

坚持生产队制度，在毛泽东的时代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是否就一直要坚持下去呢，形势改变了，难道政策就不要改变吗？

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提出的是敌进我退战术，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军的大扫荡，刘伯承们提出的是敌进我进战术，谁错了？

实际上两个人都对。

马前卒等等“左派”---实际上是本本主义者们就认一个死理，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正确的，千秋万代要照毛泽东的政策来做。

但是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如果对毛泽东稍微多一些了解的话，知道毛泽东是欣赏法家的）也知道，时事改变则先王之法不可法的道理

时代的河流是流动的，时代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变化，当年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成为次要甚至已经不成为矛盾，当年的次要矛盾很可能就会转变成主要矛盾，看不到社会的变化，而一味的坚持原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刻舟求剑的，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即不是以运动的观点而是以静态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那么时代运行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社会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了呢，哪些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随着化肥优质种子的推广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完善，农田亩产量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农村即便是发生了贫富分化，也不会分化得多厉害，也就是说农村的贫富分化问题不再成为农村的主要矛盾；亩产量的提高，和耕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随着工业化的初步成功，农村已经不必再承担严重的支援工业的任务，相反，从1961年陈云主政以后开始的逆城市化进程开始倒转，中国需要再次经历一个城市化的浪潮，这同样显现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在安徽出现的单干运动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其作用不仅在于克服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更大的意义在于解除了由人民公社制度所附加在农民和上乡下乡的知识青年身上（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很多都以为自己是一辈子都要在农村的，他们和祖辈就在农村的人还是不同的，要知道知识青年在乡下是无依无靠的，不像别人都是有多少亲戚在旁边住着，可以互相照应，在我的老家，一个倒插门的人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知识青年会遭到怎么样的待遇呢，不可能会多好）的农村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意味着农民只要种了田，你爱干嘛干嘛去

恰好在这时，随着知识青年返城，很多人无法进入工厂，而开始自己做一些小生意，这些大量涌现的私人商业成分迅速的填补了原来的城市商业中只有国营集体商业机构造成的商业的空缺，所谓的万元户大量的涌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由于国营集体商业的辐射范围有限，造成了商业的严重的供给短缺，即供不应求，而这时从农村回来的青年们迅速的填补了这个供给缺口，并且利用这个供不应求而迅速的致富

单干运动，知识青年的返城；对个体工商业的宽松，沿海的三来一补的加工业的繁荣等等使人们的钱袋子开始满起来，而钱袋子满起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三大件”的追求，即带动了相应的轻工业的繁荣，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三大件“的最初内涵我记得是指收音机，缝纫机，单车，当年有这三样可是不得了。

从历史的逻辑看来，没有毛泽东当年对单干的否定所积累下的基础就没有以后的多种利好因素交叠形成的中国的繁荣。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正确的。

接着简单的分析一下马前卒其人其文

为什么要分析他这个人，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阶级观点等等，一个人的观点还是带着他的经济经济和阶级烙印的。

马前卒成长于国营大企业，而国营大企业在毛泽东时代作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主力，是得到了很多政策的惠顾，企业福利好，工人待遇高。

也就是说马前卒是属于当年的工人阶级出身，而且是相对衣食无忧的国营大工厂的工人家庭出身，他的出身使得他对农村的疾苦，对大工厂以外的商业的匮乏缺乏必要的感知，所以他无法理解农村人和众多的城市居民对邓小平的政策那么的支持，他无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局部失利（国企改革不是每一步都走错了，虽然曾经走错了很多步，特别是朱镕基的下岗政策的失误）不能构成为对整个经济路线的彻底否定。

马前卒实际上是一位空想主义者，他高喊，现在的共产党员不信共产主义，所以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国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似乎不明白马克思的理论自从脱胎于空想主义者以后至少经历了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多次的修正，刘宁至少修正了马克思的只有资本主义发达了，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毛泽东则修正了马克思的革命的主体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以后大跃进运动，刘少奇等人鼓吹取消商品经济，一大二公，实际上又说明了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有很多错误，中国实行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经济活力的相对欠缺，特别是苏联的农庄制度的农业最高产量从来没有超过沙俄时期的最高产量等等也说明了马克思低估了私人经济的活力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毛泽东一再说明，要反对教条主义，要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描述或者说是定义显然还需要巨大的修正；看不到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而将马克思的主张固化，这与当年固化苏联模式的王明们有什么区别？

由于马前卒陷入空想主义，所以他实际上与文革当年的所谓的“四杰”一样，习惯于横扫一些，否定一切，通篇文章慷慨激昂却又空无一物。

毛泽东曾经对外宾说：邓小平才是真正的毛派，毛泽东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希望空想主义者们可以清醒一些。

形势比人强，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不得不考虑的，转向美国之后也就势必对国内一些经济政策产生影响。邓小平比毛泽东时代好的地方，就是不用再担心战争问题，邓小平不是说：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战争了吗？所以对一些经济的管制可以放松，历史上我们除了对盐铁等关键领域进行管制外，基本其实都是放开的，官家的买卖平输最后都是用民间来操作运转了。所以邓小平在毛泽东基础上有广阔的选择余地。

但有一点，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眼光看得不够远，他并没有领悟合作社的真正要义，市场确实能够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但却忽视了对民族道德和集体主义的腐蚀，干部队伍作风问题等等，一个好的组织走向涣散容易，但涣散要重新走向团结健康，是相当考验当政者的能力的。毛泽东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其余党内大佬有考虑过吗？邓公考虑过吗？

中国首先是农业问题，农业解决好了，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商品经济对劳动力的需要难道就意味着合作社解散的必要？合作社发展难道就不能带来劳动力的富余？

分散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就不得不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民族性格特点，如果因为市场经济而走向分散，那么市场经济到底该如何去评价呢？如果走向分散，如何去应对花旗帝国呢？难道真的用封建统治集权那套？这还要考虑历史周期律吗？真的就无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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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因对历史周期律探索而起，这是解读主席一个很好的方向。也只有从这方面入手，我们也才不会对建国后的那些纷繁复杂所左右了双眼，从而不仅不能理解主席，反而会被引导向否定主席。

中国历朝历代为什么最终都会走向衰亡呢？我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体制架构内的监督是非常完善的，但最后体制内的监督都往往走向官官相护的结局，结党营私，党争不断。二、王朝建立开始，代表国家利益的皇权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联系还是紧密的，但随着时间延续，底层民众涣散，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皇权和底层民众之间的联系被中间既得利益阶层给斩断了，致使每逢危急和改革之时，政令无法真正给予落实。

也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我开始去思考主席建国后的做法。针对这两点，主席都分别拿出了对策。第一点：正是因为历史上体制结构不管多么完善最终都无法避免，使主席开始考虑从体制外对体制进行整风，进行监督。历史上的三省六部，御史监察，锦衣卫，特务机构不可谓不细也，但结果依然无法破解，所以主席将眼光投向了体制外的监督。双百，是主席想用体制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对体制进行吹风监督，但结果并不好，这有多方面原因：一、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封建遗老遗少的思想还是残余，有些甚至在土改和企业国家化过程中受害打击者，甚而有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特务；二、党内一些同志，对这认识不够，认为关起门整风就是，干什么要搞党外整风呢？所以主席最后又走向了用体制来搞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但结果还是不能给予真实贯彻，而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使主席对这个体制干部开始怀疑，对历史周期律的思索更加急切了，从而有了WENGE。第二点：针对基层组织结构的建设，主席是用合作社来作为切入点的。合作社不仅适合中国当时的战备需要和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而且合作社这个基层组织结构如果能够得以有效建设，那么历史上涣散的底层小民结构就会有自己的组织力量，那么国家利益的中枢神经和底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就会更有保障。基层自己的结构如果能给予有效建设，还将会减少警察，城管和卫生等等各种财力的投入。

但这两点建设都没有最终得以实现，这应该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第一点，这是有很多原因的，除了体制内各山头博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博弈外，但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中国民众体内的封建残余思想的作祟。所以我认为美国不遗余力的宣传民主自由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人类历史也是很有贡献的，但美国的三权分立和权力中心民主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来说太小儿科了，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怎么敌得过深受封建思想浸淫的中国民众的变通智慧呢？历史上的上层命令，甚至是皇帝诏书，被那些平时三叩九跪山呼万岁的刀笔吏们文字变通的面目全非的比比兼是，连用锦衣卫，东西厂特务机构都管不好，区区一个三权分立能管什么用？那种上层民主对于防止机构的腐败也是没用多大用的，国家利益和底层利益的纽带连续需要底层群众对体制的监督，而不能信赖上层民主就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的落实，多少打着皇族的旗号经营自己的家私啊，将好处留给自己，将罪恶留给皇帝，你群众不骂皇帝，那我弄个刀笔吏弄篇文章帮你骂皇帝。所以说到这里，我认为最后主席说要批儒是对的，中国人深受这个儒家残余的影响太深，这些维护等级的儒家们何曾有国家？何曾有皇权？心里都想着要把官做大，这人们比来比去，不就是比官大，比钱多吗？中国人深受这种思想残害实在是太深了。

主席的合作社底层结构建设和体制外监督，在我看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是很值得我们去继续思考实践的。在网络化的今天，民众思想再解放应该是更有途径了，连西边的美国人都在大呼特呼民主自由呢？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难道还不能去面对吗？

毛主席坚持人民公社是对的，邓小平允许包产到户也是对的，但强推包产到户绝对是开历史倒车。

允许小岗村这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是对的，但把小岗村包装成先进典型是错误的，包产到户搞一刀切更是错误的。

正确的做法是在允许包产到户的同时，继续把大寨作为先进典型。

把小岗村作为先进典型的结果是，助长了个人主义，打击了集体主义，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和道德水平的下降，败坏了社会风气。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应该主要用发展社队企业来解决，其次是城市化。

农药，化肥，水利都基本到位后，承包到户激发人得积极性，也解放了农民的人身自由。虽然现在发现单干有盲目的一面，这造成了各种资源浪费，但是tg已经没有胆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了。

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神的不散或者说集体主义精神的坚持和发扬并不一定需要在组织上把大家强制集中在一起，因为强制的集中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和灵活的丧失。

日本韩国甚至西方国家的经验是走向市场经济以后，依靠垄断企业或者说大型企业作为产业链的龙头，发挥产业协作作用。

中国现在的问题确实是走向了分散，但是却没有在分散的基础上再次集中，导致居民的收入增长却不能够推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需要的就是产业的集中，而中国目前的产业集中度很低，处于低层次的混战状态。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走向集中，实现集中和自由的统一，是新时代的课题。

毛泽东时代在农村实行的合作制是一个低层次的组织形式，因为那种集中对自由的损害很大，另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在50年代末表现的非常明显，出现了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一平二调，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当然这对于中国一个没有工业基础，又急需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那种低层次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次优选择。

现代农村的组织形式，我建议实行以农户入股形式的农村种植大型企业，农民有不入股和退股的自由，而且入股以后，股份不可以买卖（避免兼并），农民掌握的股份成为农民的失业保障，即农户如果在城市中暂时失业，可以回到农村继续耕作，避免拉美南亚国家由于失地农民在城市失业以后无处可去，集聚在城市形成巨大的城市贫民窟。

中共只是将小岗村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即鼓励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并没有强制

问题在于当年的毛泽东也鼓励农民搞大食堂，但是一明确规定大食堂不是强制性的，农民可以自由选择，马上大食堂就被解散得一干二净。

剩余劳动力的解决措施：

你的主张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就是忽视了商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巨大的吸纳作用，实际上我当年的老乡们真正进入工厂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出去自己做生意，开店铺，有一些乡镇基本上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小车了，这些钱都是靠做生意赚来的---再次说明一下我那里当年是老区，也就是长期是扶贫对象。

农民如果赚到了钱，也是可以开企业的，凭什么只能国家开企业，而老百姓赚到了钱，却不能开企业呢？

不管过去如何，我们只能说侥幸的，我们存活下来了，并且拥有了国际产业竞争力，但在这个当口面临着选择问题。

我非常认同你将经济发展与时代特点结合进行讨论的观点。但市场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结合这个课题，我觉得是有些令人彷徨的。因为这两者并不具有定向性，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一定导致了集体主义的缺失，相反市场经济，我们历史上没有工业文明的早期商业社会，都并没有让我们文化失去集体主义的元素，所以这两者是不具备定向性的研究必要的。

我并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我认为这很有必要，我推崇集体主义并不说我就排斥市场经济，而这个集体主义的最后走向，有些人会引导向帝国，但这条道路难道没有周期律魔障吗？而如何保证这个集体主义凝聚起来的集团的新陈代谢正是历史以来一直在考验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当然现在有些人说，不走向帝国道路，眼下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先走了再说吧。对这，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想应该说清楚一些东西，如果始终说不清楚一些东西，我们无非是不断的犯错误，然后不断的掩盖错误。

在市场经济中走向集中，靠的是帝国的铁血威望吗？你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对这点上，我是苦恼的，即使是主席这样的人，最终都无法改变。但我只是想说点什么，有些东西正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说，所以我们被自己谋杀了。正是因为我们的不说，甚至是反之说，助长了人性丑陋一面的膨胀。所以要怪首先怪自己，而那些被淘汰的也不用埋汰别人，不用心里说只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厚黑，不够现实罢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西方人就可爱多了，人家至少承认人性是恶的。而儒家，说人性是善，可做的事情，我现在还一定要仔细分辨一下。

还有一点我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集体主义和民主是不对立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专制，如果走向专制就意味着历史的魔障，日本的例子正是因为他不仅脱离不了帝国的魔障，自己也脱离不了专制的魔障。

对于选择人民公社还是单干农民最有发言权。人民公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自由。男劳力劳动一天的工资只有3毛，女劳力就只有2毛2左右。要是想出去赚钱还得给公社贴工分，并且要公社开具介绍信之类的。还有当时的社员对于公社的农活不上心，出工是很早收工也很晚是太阳下山时回家，可中间很多在磨羊工，站在田边聊天或者干点其他私活。拿自留地和公社的田地做个比较，农民把自留地的杂草拔的精光，而公社的田地农民就没有那么上心了。而当时读中专和高中时搞推荐的，那就更不公平了，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推荐上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公社的子女或亲戚，而那些读书好的很多失去了上升的通道。所以实践证明当时搞的公社就是干涉自由，缺少公平，抑制生产，没有温饱的恶政。

当然一种制度不会全部都是坏的，在公社的前期组织农民修建水利，开垦农田，平整土地这点也是大功劳一件，但没几年农民对生产没有多大的积极性了。人民公社是不符合实际的一种制度。

你对历史缺乏基本的知识，根本就是自由心证。

引用点材料，免得别人被你误导：

老田对分田问题的研究：

曾担任启东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刘仲侯回忆：

一位网友的回忆：

学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是不错的，就是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

其实只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当年饿过没有。凡是70年代过来的，对当年物质匮乏都有深刻的记忆，所以对包产到户有直观的正确认识；反而是现在的小年轻，没有接触过当年的生活，光靠一点想象力和一张嘴，就要把“包产到户”否定掉，真的是太令人称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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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高致贤回忆录连载”

正面“学大寨”：各县分期分批派人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去参观学习。有的学回来砌石坎。这对山区水土保持有一定的作用，石坎砌得好的，迄今还存在，对“长防”、“长治”（防止长江变黄河的治理工程）工程也有作用。有的学回来收回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是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划给社员自主经营的少量耕地。

　　1962年，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这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留地划的多是下等土，可却种出第一流的庄稼。我县派去大寨的参观团在县委食堂进餐时，该食堂的炊事员周作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参观人员说：“与其远天跋地的去参观大寨呢，不如参观各人家的自留地。”这一箴言与国务院农业部一位领导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国务院农业部的副部长赵修，在内蒙古乡村发现，农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十倍于公社的收获。“自留地上亩产过千斤，集体的一百来斤”，他说，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可有的地方，当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孬地分给社员用作“自留地”。结果这些孬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赵修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

　　为什么会有这般结果？农家在自留地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根据官方的一项调查，农家“自留地”的收入，每亩大致为 1000元至1500元。倘若这个数字属实，则占全国耕地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就提供了农家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收入。

　　2、尽管若干事实证明公社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政府还是要千方百计巩固人民公社，且把农业生产的单干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大割特割。

　　1970年我作为县委工作大队的秘书，前往达溪区开展路线教育运动，领导着6个公社的县委工作小队。我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各工作小队如何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经验上报县路线教育办公室向全县推广。核桃公社的工作队长老Y在工作队长碰头会上介绍：他们发现那里社员养的私马多，他们以私人养的马，吃了公社的草，走着公社的路，侵犯了公社土地为由，将私马通通收归公社。会上受到表扬，领导要我写成经验向上报。

　　可我以为这违反了“六十条”规定，几易其稿都写不下去。时任达溪区委书记的李相尧同志知道后，默认了我的意见，但又不敢公开支持，我便拖时间。结果还是由其他人写去上报下发推广了！路线教育工作全县铺开，连续搞了3期，中心就是打击农民侵占公社土地，多占一平方米也要被斗争。

　　3、路线教育工作队收兵，巩固人民公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县里树起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学大寨的标兵。这些标兵单位连自留地也收归集体，标兵公社收自留地阻力大，县里便派一位副书记披挂上阵，让各级也仿效县里树起自己巩固公社的标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打击。

　　我到雨沙公社的洒雨大队抓“三秋”工作，一个叫老鸦飞的生产队家家补口粮款，我感到奇怪：这口粮款补给谁收？一了解，该队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才分1角2分钱（听说还有10分工分8分钱的），家家缺口粮，口粮款交给生产队和大队办公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至零。当时我爱人还是农民，我家离县城60里，她来看我，从县城步行回家已到下午，还可赶上队里当天集体出工，拿一天的工分。我问她累不累？她说集体出工晚，干活当休息。

　　农民缺粮，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干薯片作口粮，但还是把缺粮的根源找在农民侵占公社耕地上，斥农民挖了社会主义墙脚。我到区里采访时，沙厂区委领导介绍的先进事迹是：全区9个公社的农民自留地全收归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公社压制到了冰点。

　　4、压制越深，反抗越力。毕节地区破获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押着主犯到各县游斗。游斗大会上介绍该组织参加人员涉及几个县几十个公社的上万人，而为首者仅是一个公社信用社会计。一个小会计为何能一下发动那么多“反/革/命”成员？只有一句口号：打开仓库分粮食！当时各地都有反对公社的表示，县里处分了一些打击单干不力的干部，省里树立了一个维护公社土地的英雄张xx，我们县也出现一个反单干的赵xx，我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他反对的那个会计还被逮捕，而今想来我还深感内疚。

　　但是始终压制不住社员的挣扎。我县珠藏公社有个很穷的生产队，会计叫雷建平，他主张悄悄把全队的旱地全分给社员作自留地，集体种田来上交公余粮。第一年公余粮任全完成后，农民收入翻两番，家家有了“过年粮”（事后采访时我问他当时为何那样大胆？他说饿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我不怕了！他还有个理由：政府文件是不准分田单干，他只分土，没有分田）。可此事让上级知道了，省委书记指示，通知县、区，要在他所在的理化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他，省里也来人督促检查，可到开会那天，省里的人撤回去了，县里也不追究。后来听说是上面有了“新精神”。这就是公社与农民的最后较量！

社员陈天保家，距我插队落户的住所，仅有50米远。他是地主家的招女婿，因之，虽不是四类分子，但逃不了地主成份。会计饶占山是我插队时的朋友，常在工余相聚，有时找我借书，这份粮食分配单就这样夹在书本中还给我，成了一份历史的见证。

陈天保家五口人，他与一儿、一女三个强壮劳动力。在1968年宁夏川相对丰收的年景，根据历年口粮状况，自报申请口粮数是1511斤。也就是说，他家对粮食的可怜企求也就是一年人均皮粮（带壳的粮食）302斤左右。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年月，他能希望得到的口粮的年平均数。其余不足部分，要靠每人三厘自留地的收成，秋后分配的红枣到地广人稀的产粮区青铜峡农家换取粮食来解决。没有副食，没有肉食，有的只是自留地里的一点青菜和地里的野菜。实际常年是一种半饥半饱状态。

当年他共分得小麦712斤，按照90%的出粉率，实际只有641斤。水稻（含糯稻）706斤，脱壳碾米率55%，实际是大米388斤。糜子100斤，去皮仅60斤。高粱90斤，去皮72斤，黄豆（分配单中做青豆）扁豆合计128斤。马铃薯（即芋头）100斤，折合主粮20斤。他家五口人，1969年赖以生存的全部口粮实在只有1309斤，人均261.5斤。而油料作物胡麻94斤，榨油率为28%，一年用油只有26斤，也就是说，他们一家披星星，戴月亮，365天无一空闲，每天只有人均口粮7两1钱不到；油1钱4。这还是一个正常的年份。

1、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产生了大量中农，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2、互助组和初级社，是农民间平等、自由、作价加入的，本身符合经济规律，可以调节农民间劳力、技能的丰欠，也有正面作用；

3、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强制入社、物资平调，这个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不喜欢，消极反对，等于是超越了历史阶段；

4、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是主要是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获取的，基层是否使用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并无大的关系；即使包产到户，也还是要收农业税，农民购买工业品，也还是要承担剪刀差；

总而言之，让经营者享有决策的权力，也有增量产出分配的权力，是发挥经营者积极性的最基础的因素，从原始共产社会以后，几千年的私有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是虚耗了当年农民的高昂斗志，其实是大的损失。以此鲜明对比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就是用了单干来迅速恢复生产的，说明单干是符合生产力实际水平的。

到后面急转直下，没有回到互助组，直接包产到户，可能是政治上无法精细操作的结果了。

贵州老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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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我了解的人民公社始末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下达，到１０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决定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撤社建乡，整整25年。我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回忆一下它的前前后后及其过程中的点滴，作为史料。

　　第一节 土改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后农民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土地改革。土改先查田评产，而后根据各家各户拥有土地情况来划分家庭成分。

　　家庭成份中以经济为主划为：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雇农。，又参照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表现再分为官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恶霸地主、开明地主；富农中分为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反动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未细分；中农分为富裕中农、正中农、佃中农；贫农、雇农也未细分。我家划为正中农。

　　到60年代抓阶级斗争时，富裕中农、正中农改称上中农，佃中农改称下中农，取消雇农成份，并称为贫下中农。

　　没收地主动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将没收、征收的土地按自然村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万分高兴，一边扬眉吐气地唱着“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咱们穷人翻了身，唱起歌儿大街走，再不是愁眉苦脸人”、“树上喜鹊叫喳喳，翻身农民笑哈哈，如果没有共产党，土地哪能回老家”、“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千里的土地回了家”的歌儿，一边把“土地还家，合理合法”的牌子插到自己分配到的土地里。

　　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收入全归自己所有，于是，千百万农民积极主动地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尤其是富裕中农、中农、佃中农的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农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和尚也参与种地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当然，那些缺乏劳力、耕畜或大农具的农户，生产发展也还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互助组解了缺乏劳力、耕畜者之难

　　面对缺乏劳力、耕畜农户之困难，政府提倡建立起农业生产互助组，实行变工互助。互助组有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均由农户自愿结合组成，农户多少没有规定，但须有一个组长和一个记工员。我们的互助组长高仲全，我是记分员。他根据组员要求安排农活，当晚评定工分，我记工记账。

　　干哪家活儿在哪家吃饭，一日三餐，早、中餐为赶时间，只要家常饭吃饱，晚餐就特别讲究，农户间还互相攀比谁家吃得好，一改解放前帮工吃粗粮的旧习，互助打工像做客，晚餐皆有酒肉饭，任大家猜拳行令喝烧酒，大家称这晚餐像办喜酒、像过年一样，表现出翻身农民的自豪。

　　一道农活完成后，总计公布一次工分：各家农活用去多少工分，各户做了多少工分，多收少补，可以取长补短，利用干家务，做石工、木工，或做针线活等技术工作来补偿工分多的农户。我家和尚“大哥”没劳力翻地，也无耕牛，但她针线活做得很好，农忙时互助组员帮她把农活干了，农闲时她再用针线活补偿他人，实现余缺互补。使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均调动起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后来就逐步变成常年性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了。对军烈属的照顾也由互助组安排强劳力为他们干一定的义务工。

　　第三节 初级社让农民高兴一时

　　好像是1953年还是1954年吧（记不准），我县对江乡的杨少华和大寨乡的祝玉珍的两个常年性的互助组创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这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了。全县试点推开，我们达溪区坝子乡唐兴顺的初级社试点成功，政府一声号召，办初级社就很快形成高潮。

　　初级社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章程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耕畜、大农具可以折价入社，主人收取固定租金。当时把这宣传为“定租”，即是固定租金，故农民将它说成“吃死租”，有人就戏称为“吃死猪” 了。我们中坝田成立初级社那天，人们把耕牛和大农具带到一个叫“磨坟坡”的荒草地上公开评价，耕地以查田评产为基数确定股份入社，打破一家一户的耕地界限，耕畜、大农具也由社里安排入统一管理和使用。每年社里从总收入中先提出土地、耕畜、大农具的租金交主人，并留足社里公用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种子、饲料外，其余部分由社员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初级社多以自然村成社，这样，虽然有农户之间的土地、耕畜、大农具拥有量的差距，但自然地理条件差不多，富裕中农、正中农等还有定租吃，农民收入并没有完全扯平，他们并未觉得太吃亏，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第四节 高级社开始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然而，好景不长，在“高潮赶高潮”的口号声中，初级社的“死猪”还没有得吃过，1956年就一下子合并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了。我之所以说它是合并，是因为办高级社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也不需要申请不申请了，乡里一声令下，不想入也得入，不入便被打入“另册”，谁敢不入？

　　高级社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多是以后来的一个大队，即现在的一个村的范围为基础，由该范围内的初级社合而为一，这就使初级社与初级社之间存在着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贫社与富社之间的经济收入悬殊，但却要以高级社为核算分配单位，贫、富初级社一下扯平了，富裕社就吃了亏，富裕社的干部失去了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也使贫穷社的干部产生依赖性，不去奋斗了。

　　干部如斯，农户怎么样？因为高级社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分红，即所谓的“死猪”全被取销了，大家都凭劳动工分分配，已经属于人民公社的雏形，投入多而劳力少的富裕中农、正中农等农户的经济收入减少了，他们的生产经验不被重视，投入智慧也不多得收入，生产积极性开始受到严重挫伤。

　　高级社如何管理才开始摸索，社员思想还一片混乱，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展开，人民公社应运而生了！

　　第五节 人民公社压抑着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秋，乡党委一声令下，就将一个乡以内的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与乡政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称为“政社合一”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大跃进的产物，也是大跃进的“帮凶”——铸就了大跃进的错误。

　　人民公社的名称是不是来源于巴黎公社？我不清楚，但它却是当时的领导者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可以肯定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的歌把千百万农民催上“共产主义”大道。一个乡成立一个公社，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初级社成为生产小队。以公社为核算分配单位，由公社把高级社之间的经济收入拉平。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自然地理条件，人员素质等原有生产力因素是不可能一致的，高级社与高级社之间仍然存在贫富差别，全公社统一核算，拉富济贫，又把高级社之间的贫富扯平了，干多干少一样分，干好干坏同样吃，富的积极性拉下去，贫的有了依赖性，平均主义成了“均贫主义”。

　　全公社统一核算，但并没有将收入分配到农民手中，粮食全部由公社掌握，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女分开住，老少进了幸福院，吃饭进公共食堂，曾一度连穿的衣物、洗漱用品都由公社统一派发，社员过起了“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个人也变为公社“一盘棋”上的一颗棋子，任公社书记这位“棋手”一人摆布，反右刚结来，“反对党员就是反党”之风在许多地方正在猛刮，连社长也得任书记摆布！

　　因为公社是：“一大二公”，觉得一个乡为一个公社还不够 “大”，而且有的乡穷，有的乡富，也还不够“公”，于是就以区为社（当时贵州全省的县下面还设区，区为县的派出机构，一个区管着若干个乡），称为大公社，原来的乡级公社又改为管理区，再一次将乡与乡之间的贫富经济扯平。

　　至此，在农业经济利益分配上，经过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半扯平，高级社的全扯平，小公社的大址平，大公社的大大扯平后，实现了公社的“一大二公”。可却被人们暗地里戏称为“一打二光三扯贫”。此话当时是“反动”的，现在看来应为一种如实总结。何也？一打就是不入社、反对公社的一切言行都要打，至少打成“坏分子”；二光就是社员的私人财产分光吃光；三扯贫就是国民经济不发展，国家、集体、个人都扯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