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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轮子兵法――绪言 -- nap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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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轮子兵法――绪言

    轮子兵法

    napolen

    轮子兵法――绪言

    表面上看起来,军事是一个矛盾的学科。

    一方面,军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一切最先进的科技,总是被最先应用在军事上,一切社会的变化,总是最先反应在军事上。尤其是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常常二三十年之间,军事学术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是军事学术上的金科玉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陈腐过时。

    另一方面,与绝大多数其他学科相比,军事学对于历史的情有独衷也是极其突出的。很难想象会有那所高等军事学府不教授军事历史,也很难想象那本通用的军事教材里会不提到历史上的战例。

    显然,历史是可以给现实提供一些指导的。在不断变化着的军事学术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不变的或是变化比较小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导致这个表面上矛盾的原因。

    在这部作品中,我将把自己在十几年来对军事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中总结到的一些自认为是比较规律性的东西呈献给大家。我所知有限,归纳能力也未必尽善,如有错漏,望大家多多指正。

    小子狂妄,给这部作品命名为“轮子兵法”

    元宝推荐: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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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轮子兵法”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作者是李大师

    • 家园 综合看来

      一支军队,如果协调不灵指挥不灵合作不灵,可以被一小而精悍的军队各个击破战而胜之。

    • 家园 好文

      论据丰富

      论证详尽

      鲜花一朵

    • 家园 【原创】第一篇:倚多为胜2

      苏中战役:信息的不对称

      解放战争中的苏中战役是一次典型的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战役。在苏中战役中,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一师、六师、七纵、十纵共19个团,约3万人兵力(8月中旬后又由华中军区增援了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使兵力增加到22个团,约3.5万人),面对国民党军5个半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重兵。解放军采取了机动作战、各个击破的战术,在各路国民党军之间往来驰骋,在战略上以弱抗强的情况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常常以华中野战军大部攻击国民党军个别师旅,在战术上一般占有3-6倍的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从7月中到8月下旬的约一个半月时间中,华中野战军连打七仗,七仗皆捷,以伤亡1.6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6个旅又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的伟大胜利,此役又被称为七战七捷。

      每当翻开苏中战役的战史,人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两支差异不大的军队(如果说质量上有差异的话,优势也应该在国民党军一方。因为国民党军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解放军在人员素质上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尚不足以弥补装备的劣势),两群背景如此相似的将领,为什么在战场上的表现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呢?一个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另一个则呆滞笨拙、处处挨打。

      这样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比较省事一点的结论是将此归结为粟裕等解放军将领的军事指挥艺术远远胜于国民党军将领。这个结论不能说完全错误,苏中战役的巨大胜利与粟裕等人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确实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全面的结论。粟裕固然是天才的统帅,国民党军将领们也不都是笨蛋。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粟裕受过同样的军事教育,有过类似的作战经验,其中不少人在北伐、新军阀混战和抗战中也还有过出色的表现。那么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的指挥才能都上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因素的不对称使得粟裕能够任意挥洒,而他们却束手束脚呢?

      是信息的不对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苏中战役的战场――苏中解放区前部是华中野战军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共产党所推行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代表穷苦农民利益的各项政策和比较良好的军政素质使得苏中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将自己的利益与共产党、解放军牢牢的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多年战争环境的考验,大量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七纵就是由苏中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的),更使得解放军与苏中人民之间建立了血的联系。群众支持解放军,反对国民党军。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马上就会被当地农民和共产党基层组织发现,报告给解放军。而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不但根本不用指望当地的群众会通风报信,就连派出的侦察人员也常常无法渗入共产党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很多情况下国民党军唯一能依靠的情报来源就是十分不可靠的空中侦察。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洞若观火,只要敌人有丝毫的不协调,任何一部略微突出孤立,或是部署中出现空当,解放军就可以迅速利用这一战机,将敌各个击破。而国民党军则根本不知道解放军身在何处,有何动向,一入解放区便两眼一摸黑,兵力略一分散便为解放军所乘,若将所有部队猬集一处,则又会贻误战机,无法达成歼灭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的目的,只能来来回回进行武装大游行。连自保尚且困难,就更不必提主动利用战机,以优势兵力将解放军击破了。正是这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才使得粟裕能够尽情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取得各个击破的胜利。国民党军的战史对这一情况有着生动的描写“(共军)行动自如,情报灵活,我军则时有盲目作战之感,常给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是两军之间客观的能力上的差异,与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通过拿破仑主观努力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是有差异的。当然,这里的信息不对称归根结底还是共产党努力的结果,但这已经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不再属于军事范畴。

      信息不对称对战局造成的影响在苏中战役中几乎无处不在。在战役第一阶段,宣(家堡)泰(兴)、如(皋)南两次战斗中,华中野战军主力在东西两个战场间往来驰骋,9天之内连续打击了东西两路敌军,而两次战斗间的间隔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其战况与萨尔浒之战何其相似!只不过这一次双方都要靠两条腿跑路,国民党军辎重较多,但机械化程度也较高,双方机动力上的差异远远没有明金两军之间的差异大。在实际作战中,国民党军进军的速度很多时候确实远远慢于解放军,但这并不是因为国民党军不具备快速行军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解放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盲目作战,因而不敢快速前进。宣泰战斗打响前,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战役意图一无所知也就罢了,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将领们竟然还蒙在鼓里。“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也莫测我军虚实。”(粟裕战争回忆录)7月13日战斗开始后,由于敌情不明,李默庵在己方西线遭到打击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命令其他部队火速增援,反而让东线已经进至白蒲的整编49师主力于14日缩回平潮,以退保南通(此时华中野战军19个团中的16个都投入了宣泰战斗,在如皋、南通方向只有第一军分区的少数地方部队)。15日,国民党军才判明解放军主力确在宣泰,命令整49师再次北进。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这一伸一缩,白白送给粟裕2天宝贵的时间。假如李默庵对解放军的情况掌握得再多一点的话,不必说料敌机先,只要在宣泰战斗开始后能够立刻判明解放军主力的动向,那么他就可以命令整49师迅速前进。此刻整个苏中解放区完全空虚,整49师利用华中野战军主力绊在宣泰的这4天时间(13-17日),如果向北进军可以轻易拿下如皋,甚至海安,解放军就会陷入不利局面,后来几战就艰难多了,甚至有失利的危险。如果西援宣泰,则很可能会陷华中野战军于腹背受敌的局面,东西两线间60多公里路程,解放军能在连续作战之后以一昼夜完成行军,国民党军就算慢点,2天总该到了。这样一来,整49师将于15-16日出现在解放军背后,此刻解放军前有来增援的整65师和99旅,后有整49师,再加上泰兴残敌尚未歼灭,情况就非常被动了。

      宣泰战斗结束后,华中野战军转兵东向,直扑孤立的整49师。此时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动向又是一无所知。“我主力在连续两昼夜激战之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表现了高度英勇顽强的气概,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在群众的封锁、掩护下,敌人还蒙在鼓里.”(粟裕战争回忆录)国民党军仍以为解放军主力在西线,因此整49师未作任何防备,遭解放军突袭后仓惶失措。7月18日晚至19日的一夜之间,整49师师部和20旅全部被歼。此后又经过4日战斗,尤其是19、20两夜激战,解放军歼灭死守杨花桥、宋家桥的敌79旅大部,于23日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国民党军又吃了信息不足的大亏,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及时了解到解放军动向的话,不说召集各部来援,聚歼解放军,就是让整49师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就地死守,也断然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部加两个旅有近2万兵力,而粟裕能够集中起来的部队也至多不过3万,不到敌军的2倍。加上解放军装备差,缺乏攻坚能力,如果整49师顽强死守,解放军很难一下子吃掉。解放军经4天战斗未能全歼79旅就是明证。最后国民党军援军一集,解放军若不想吃大亏就只能撤围而走。

      信息不对称对战役的影响在战役第二阶段,即海安放弃后,表现得更加突出。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完成战役展开,并且全部占领了苏中解放区前部,处于有利态势,本来正可乘解放军疲惫之机继续进攻,但由于国民党军“进入我解放区后已处于瞎子、聋子的状况”(粟裕战争回忆录),加上国民党军虚报战功成风,算出解放军伤亡已达“二三万人”,竟以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已经被消灭。于是国民党军开始坐在海安庆功,并准备将部队分散进行“清剿”,丝毫未作大战的准备。他们哪里想得到华中野战军主力就在离他们不远的七灶地区。“特别是民兵群众封锁消息、查缉敌探之严,更是难得。华中野战军机关及第一师、第六师三万人集结休整两星期之久,驻地距海安近者仅一二十华里,在那里出操上课,开会唱歌,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敌人却毫无所知。”(粟裕战争回忆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贸然分兵四出略地,于8月10日晚至11日,在海安以东的李堡一带再遭解放军猛击。经20小时激战,解放军歼敌一个半旅9000多人,取得了第四次胜利。

      李堡战斗后,国民党军虽知解放军主力尚存,但对其位置、动向还是两眼一摸黑。此时国民党军已经被歼3万多人,机动兵力已经不多,无法再进行漫无目的的进攻,只得调整部署,重点确保南通至海安的公路,并加强“清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此刻,粟裕进一步大胆利用了在信息上的优势,毅然以全部主力16个团3万余人直插入国民党军纵深。“这‘敌后’实际上是我的老根据地,老马熟路,军民都习以为常。十六个团三万多人夜行军,连家犬惊吠之声也难听见,敌人当然更无从知晓。”(粟裕战争回忆录)8月21日夜,解放军发起了第五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出敌不意,一夜歼敌5个交警大队又26旅一个营,共3000余人,缴获甚多。解放军主力进入国民党军纵深并进行长途行军,而国民党军竟一无所知,以致二线部队突遭歼灭,信息不对称到了这种程度,也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闻了。

      紧接着,解放军在国民党军纵深中大胆机动,全军西进,发起攻黄(桥)救邵(伯)之役,于8月23日夜,直插敌占区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南为长江,东西北三面都是国民党军大批据点练成的封锁线,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本是对国民党军极其有利的一个战场。但“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粟裕战争回忆录),使得解放军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军主力西进取黄桥,国民党军却以为解放军会北上取如皋,令驻黄桥的99旅东进援如。这个消息又被解放军早早截获,在黄桥东北的分界与99旅打了一场预期的遭遇战,一举将敌合围。此时国民党军才恍然大悟,匆匆调已南下如皋的187旅和79旅一团西进增援,在加力又遭解放军合围。接着粟裕采用典型的各个击破战术,先以一部围困加力之敌,主力攻歼分界的99旅,再调过头来,全军歼灭加力之敌。而后乘胜取黄桥,迫降守敌160旅5个连。取得如(皋)黄(桥)路战斗的全胜,歼敌两个半旅17000多人,并胜利的结束了苏中战役。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解放军始终在国民党军纵深封锁圈内行军战斗,机动回旋余地很小。国民党军本有许多机会将解放军合围歼灭,但因为对解放军的信息掌握极少,如他们自己所说,处于“盲目作战”的状态,以至于战机通通丧失,并且不断地将自己的部队一支又一支的送去给解放军歼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仅从本文前后引用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的记述就可见一斑。粟裕将军不厌其烦的左一次右一次提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短短35页书中,竟有7次提到这一点,可见其重要性以及给粟裕将军的印象之深。

      信息不对称不仅仅在苏中战役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国民党将领们不敢机动、不敢分兵、不敢大胆寻求战机,只能打傻仗呆仗。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战场上颇有不俗战绩的国民党将领们到了解放战场上却束手束脚、显得异常笨拙的重要原因之一。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杜聿明曾提出暂不救援黄伯涛兵团,而是以黄兵团拖住华东野战军主力,而以国民党军主力西向寻歼中原野战军。单纯从军事上来看,这个想法其实是不错的,也符合各个击破,以多胜少的原则。但是,考虑到双方之间极度的信息不对称,西向的国民党军主力很可能根本就捕捉不到中原野战军,当国民党军在中原大地上转圈圈的时候,黄伯涛兵团早就被解放军吃掉了。正是明白这一点,国民党军将领们才最终没有采用这一“高明”的方案,而是傻呆呆的硬闯华野阻援阵地。

    • 家园 【原创】第一篇:倚多为胜

      第一篇:倚多为胜

      有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在一次舞会上,一位贵妇人问拿破仑(napoleon,非napolen也,此点切切不可弄错):“你为什么总是能以少数的兵力战胜比自己力量大的强敌呢?”拿破仑说:“哪有这回事?每次我都是指挥优势的兵力战胜敌人的。”这段对话虽然简单,但却说出了一个非常深刻道理,从战术上来看,人多打败人少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要达成战术上的兵力优势却不一定需要在总兵力上占优势。

      无独有偶,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古代24铢为1两,24两为1镒,以镒称铢就是说要以敌人576倍的优势兵力彻底压倒敌人。当然,这个576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孙子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达成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在数量上压倒敌人。

      拿破仑与孙武相隔千年万里,武器装备、军队组织、战争形式也截然不同,但这两位军事奇才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论述,可见,他们所论述的这一军事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超越了军事形式的变化,从而具有了客观规律的性质。这也就是我要论述的第一个军事原则:在战术上,当双方在装备训练士气组织战法等方面没有质的差异的情况下,兵力/火力的数量优势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是决定性因素。

      对于数量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微观解释有很多。法国元帅福煦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模型:假设红军兵力是蓝军的2倍,每个人每分钟射出的子弹数一定,那么在相同的时间内红军射出的子弹就是蓝军的2倍。如果每枚子弹击中敌人的几率也一定,那么相同时间内蓝军的损失数量就是红军的2倍,而这将进一步加大两军的数量差距,直到蓝军被彻底击败。当然,真正的战争绝不只是两队人对面站着互相机械的射击,但这却可以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总之,双拳难敌四手,在战术上,人多总是占优势。在战争进入火器时代,特别是自动火器时代之后,人数的作用有所下降,不过,只要在这里论断上将“兵力”改成“兵力/火力”,实践证明,这个规律依然是有效的(以后的兵力均指兵力/火力)。

      针对这个规律,常见的一个疑问是:既然人多可以打败人少,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以少胜多的战例存在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必须全面的来看待。首先,数量因素只是决定战斗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是唯一因素,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别的因素的作用是有可能超过数量因素的。其次,这种以少胜多的战例其实是很罕见的,与众多以多胜少的战例比起来,它们只能算是规律中的某些特例。第三,很多所谓“以少胜多”的战例其实只是在总兵力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依然是“以多胜少”。譬如拿破仑的第一次意大利远征,表面上看起来是拿破仑以40000法军击败了80000奥地利-撒丁联军,以少胜多。但其实,拿破仑是利用了奥撒联军兵分3路,兵力分散的机会,将敌人各个击破,在15天内连打6仗,每一仗都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击败敌人,最后取得歼敌1万,俘敌15000多人的胜利。又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宋金采石之战,表面上看起来,虞允文指挥18000宋军击败了南下的完颜亮40万金军,成为以少胜多的典型。但实际上,在这一战中,由于船只有限,真正渡江与宋军接战的金军可能不足万人(该战宋军歼敌近五千,而逃回去的金军都被完颜亮鞭死,可见数量也不多)。这一战实际上宋军才是在战术上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一方,是一个典型的以多胜少的战例。再如昆阳之战,表面上,绿林军以2万左右的兵力击败了王莽军主力42万人,是一个奇迹般的以少胜多之战。但实际上,在昆阳保卫战的过程中,绿林军确实不足万人,但是他们却有着坚固的城垣工事,能够支持一段时间并不奇怪。在决定战役结局的解围之战中,刘秀率领3000精锐勇士为先锋,宛城绿林援军万人紧随其后,而莽军主帅王邑轻敌,仅率万人出战,并且严令其他各营不得擅自出战接应。这样,双方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悬殊并没有那么大。而当绿林军在战斗中获胜之后,由于主帅一个逃走(王邑),一个被杀(王寻),其他部队顿时斗志全无,陷入混乱之中,加上恰遇大风飞瓦,暴雨如注,?硭?剧涨,才导致了王莽军的总崩溃和在撤退过程中遭到重大损失。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的一个共同模式:前锋被击败,冲乱主力,导致全军溃散。并不是全军都在战斗中被击败了。

      对占数量优势的一方更加有利的是,通常情况下,当优势兵力的一方击败敌人时,其所受到的损失也会大大小于敌人。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在战斗过程中,占优势兵力的一方损失就会较小。譬如按照福煦的理论,如果兵力是对方的两倍的话,那么战斗中的损失率也只有对方的二分之一。另一个因素,也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是,战斗中主要的战果常常是在追击过程中取得的。在此过程中,失败方常常会无法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从而被胜利方大量歼灭。溃退中造成的混乱很多时候甚至比敌人的攻击造成的损失还大。譬如唐军平定安史之乱中的邺城之战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一战中,由于在激战时突然变天,造成了交战双方的混乱。唐军南撤,叛军北奔。唐军由于兵力众多,指挥系统又不顺畅,使得在溃退过程中损失极大。郭子仪退保洛阳时,本部军马万匹,仅剩3000,甲仗10万,几乎全部丢尽。部队死伤逃散者不计其数。这一战唐军的损失几乎全部是自相拥挤践踏造成的。而且失败方大量人员,尤其是伤员都会成为俘虏,受损和其他无法立刻运走的技术装备都将被敌人缴获。如以战死与受伤者之比为1:3计算,则胜利方的总伤亡中的一半以上(可能还有一些永久性伤残)都可在不久之后恢复战斗力,而失败方则很可能会全部损失。如果胜利方能够将失败方的部分俘虏补充到自己的部队之中的话,差距还可能会更大。譬如淮海战役结束时,由于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即国民党军俘虏),第三野战军的兵力甚至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强。而国民党军则损失了五十多万军队,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基本损失殆尽。(这个问题以后还将进一步讨论)失败方能够给胜利方以相等甚至更多的杀伤的战例是非常罕见的,通常需要失败方有着极高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譬如西汉与匈奴浚稽山之战中的李陵军,明金辽沈之战中的石充军。

      这样一来,就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创造了可能性。假设双方均有一个军,如果红方以主力两个师先进攻蓝方的一个师。由于占有绝对优势,只要没有大的失误,红方可以顺利取胜,歼灭敌人的一个师,而己方损失不到一个师。这时候,红方再以剩下的超过两个师的部队去对方蓝方剩下的两个师。红方又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可以再操胜券。于是,本来的均势最终变成了以红方的全胜而告终。事实上,这一战法也曾经无数次的为统帅们所成功使用过。这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金庸先生的“越女剑”中曾经有着对这一战术的形象描写“两边队中各出四人,行过礼后,出剑相斗。锦衫剑士连输三场,死了四人,这时下场的四人狠命相扑,说什么也要赢回一场。只见两名青衣剑士分从左右夹击一名锦衫剑士。余下三名锦衫剑士上前邀战,却给两名青衣剑士挡住,这两名青衣剑士取的纯是守势,招数严密,竟一招也不还击,却令三名锦衫剑士无法过去相援同伴,余下两名青衣剑士以二对一,十余招间便将对手杀死,跟着便攻向另一名锦衫剑士。先前两名青衣剑士仍使旧法,只守不攻,挡住两名锦衫剑士,让同伴以二对一,杀死敌手......这时众人都已看得分明,四名青衣剑士的剑法截然不同,二人的守招严密无比,另二人的攻招却是凌厉狠辣,分头合击,守者缠住敌手,只剩下一人,让攻者以众凌寡,逐一蚕食杀戮。以此法迎敌,纵然对方武功较高,青衣剑士一方也必操胜算。别说四人对四人,即使是四人对六人甚或八人,也能取胜。那二名守者的剑招施展开来,便如是一道剑网,纯取守势,要挡住五六人实是绰绰有余。”

      看起来,话说到这里,这一篇“倚多为胜”就可以结束了。但其实不然,前面所说的“各个击破”的战法,从表面上来看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逻辑问题,至少,是这种战法并没有能够全面的反应真实的情况。还是举刚才用过的那个例子,红方可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去歼灭蓝方的一个师,但是,不要忘了,在红方进行这样机动的同时,也就将自己的第三个师留在了蓝方剩下的两个师面前。当红方痛快淋漓的聚歼蓝方的那个师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得红方剩下的那个师没有被蓝方歼灭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得蓝方不能也像红方那样把兵力集中起来呢?在这些力量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仅仅谈“各个击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你想各个击破敌人的同时,敌人也想着要怎样各个击破你呀!

      从前面的讨论里,我们可以看出,要想使“各个击破”的战术得以成功,在敌我双方之间必须有一种不对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客观存在的,譬如机动性上的不对称,地形上的不对称,也有主观争取到的,譬如主动性上的不对称,还有主客观都起作用的,譬如信息上的不对称,等等等等。但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必须由指挥员来机智灵活的应用这些不对称的因素,才能借其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还要靠指挥能力的不对称。但这个说法显得过于宽泛,因此下面的部分将引用战例,具体探讨不同的不对称是如何被指挥员所利用,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的。

      奥斯特里茨的太阳:进攻与防御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

      奥斯特里茨战役,又称三皇会战,是拿破仑所取得过的诸多胜利中最光辉的一个。奥斯特里茨的太阳成为了拿破仑胜利的象征。在这一战中,拿破仑成功的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以七万三千名法军,大败俄奥联军八万六千人,毙伤敌一万二千人,俘敌一万五千人,自己仅伤亡一万两千人。

      与很多人想象的可能不一样,这一战中俄奥联军的战术其实与拿破仑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俄奥联军也是打算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当时,俄奥联军判断法军兵力不足,可能会向维也纳方向撤退。因此决定以一部兵力在北翼牵制法军,而以占全军总数60%的主力三个纵队突击法军南翼。企图先击破法军南翼,切断法军向维也纳方向的退路,然后全军向北卷击,聚歼法军与布尔诺以南和以东地区。而拿破仑的对策则是,以一部在南翼牵制联军主力,以全军的2/3兵力在联军中央普拉岑高地实施突破,然后向南卷击,将联军歼灭于普拉岑高地和扎钱湖之间的地域。也就是说,双方的战术其实几乎是对称的,均企图突击对方一翼,将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形成了在南翼联军4万余人对法军1万余人,北翼联军4万余人对法军6万余人的态势。

      这样一个对称的态势,为什么最后形成了一边倒的结果呢?如果仅从纸面上来看,南翼联军占4:1的绝对优势,而北翼法军则只占1.5:1的相对优势,应该是联军先击破法军才对啊。这就是不对称性在发挥作用了。直接发挥作用的是进攻与防御的不对称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防御的一方由于可以凭借工事,而且对地形较熟悉,加上不必像进攻方那样暴露自己的身体,是具备着一定优势的。防御的一方常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抵挡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凭借野战工事抵挡2,3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是常有的事。在敌人缺乏突破兵器的情况下,固守要塞或是天险的军队甚至有可能顶住5,6倍以至更多的敌人的进攻。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法军南线达武的第三军加上苏尔特第四军的一个师,早就知道自己将担任斗牛士手中的红布的角色,因此凭借哥尔德巴赫河的有利地形部署了坚固的防御。使得联军尽管对达武军造成极大杀伤,却没能够一下子突破法军防线。与此相反,联军在普拉岑高地却几乎没有做任何防御准备。持重的联军统帅库图佐夫本来亲自指挥科洛夫拉特纵队坐镇普拉岑高地,以防万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强令库图佐夫将该纵队投入南线。使得法军乘虚而入,轻取普拉岑高地。这时候沙皇才醒悟过来,试图夺回高地,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也就是说,之所以法军能够突破联军中央,而联军却一时无法突破法军南翼,就是因为法军在南翼占领了坚固防御,而联军却没有在普拉岑高地这样做。

      进一步来看,之所以双方会做出这样不同的决策,是因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拿破仑对联军的企图几乎是洞若观火,所以他的一系列部署完全是针对联军的企图来的。而联军却以为拿破仑已无力再战,只想向维也纳逃跑,对法军的真实企图一无所知,甚至连拿破仑已经将第一和第三军调来奥斯特里茨都不知道(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联军在战斗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法军不知去向,从而加强警惕)。当然,联军会完全撤离普拉岑高地是有着一定偶然性的,但既便不是这样,联军也不会留多少兵力在普拉岑高地,也不会做顽强防御的准备。拿破仑集中全部6个军中的3个猛烈突击,强攻也能把普拉岑高地攻下来。

      而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客观的,联军情报能力不足,也有主观的,即拿破仑使用了各种方法迷惑联军,包括假和谈在内,给联军留下一种错觉。而拿破仑以他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赋,充分的利用的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而创造出进攻与防御的不对称,再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最终取得战役的全胜。在战争中,指挥员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客观的不对称条件,积极创造主观的不对称条件,再利用这些不对称,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最终击败敌人。

      萨尔浒之战:机动性的不对称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建立政权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一战中,6、7万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分四路而来的近十万明军(含13000朝鲜军,2000叶赫军)一一击破。其中杜松、马林、刘铤三路军队均全军覆没,李如柏军侥幸逃脱,但在溃退过程中也损失惨重。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而后金军损失据估计不超过五千人。

      萨尔浒之战历来被看作是各个击破战术的范例,努尔哈赤在此战中的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更成为了后世兵家常常引用的对各个击破战术的标准注解。在许多军事历史作品中,对于此战都有详细的论述。对于明军惨败、后金军大胜的原因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明军分散兵力,明军准备不足,明军各路之间步调不协调,勇者过勇、怯者过怯,后金军战法得当,指挥有方,熟悉地形,战斗力较强等等。应该说以上的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本文想讨论的,就是常常被论者所忽视的一条: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巨大的机动性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后金军的机动性要远远超过明军。虽然这一点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如果没有这一点,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可能就无法使用,或者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萨尔浒之战双方的日程表。杜松军于万历47年2月29日出抚顺关(杜松军出沈阳日期尚有争议,但出抚顺关日期当无误),3月1日进抵萨尔浒,杜松遂将本部25000人分作两批,自引万人进攻吉林崖(铁背山)的界凡城,以剩下的兵马守备萨尔浒大营。此时,后金军主力已至萨尔浒不远处。努尔哈赤令代善、皇太极指挥2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自统领剩下的6旗兵进攻萨尔浒明军大营。两军于3月2日展开激战,战至下午,后金军主力攻破萨尔浒明军大营,歼灭守营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移兵吉林崖,以8旗全力围攻杜松,至当晚将杜松军全歼。此时,马林军已经进至距萨尔浒约3、40里的尚间崖,听到杜松军覆灭的消息,不敢再进行机动,遂将部队分别驻扎在尚间崖、飞芬山和斡珲鄂三处,各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后金军连夜进行机动,于3月3日晨向马林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后金军连破明军3寨,全歼马林军。刘铤军于2月25日出发,由于路途较远,道路崎岖,部队机动力差,2月29日才到牛毛寨,至3月2日方过深河。由于刘铤尚不知杜松、马林两军覆灭的消息,仍然孤军前进,努尔哈赤更派人假扮杜松军使者,催促刘铤前进。刘铤不知是计,于3月4日(中国军事通史作5日,与其他材料矛盾,不取)轻兵前进至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突然遭到后金军全军伏击,全军覆没。后金军进而迫降了由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指挥的朝鲜军13000人。李如柏军自3月1日出鸦鹘关后进军速度极慢,一闻诸路兵败的消息后调头就跑。后金军20余人在李如柏军后大声鼓噪,佯装大军来攻,李如柏军全军溃散,一路上自相践踏,死伤数千。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日程表,我们不难发现后金军与明军之间存在的极大的机动力上的不对称。马林军于2月28日出铁岭三岔口,3月2日才走了大约50里路,到达尚间崖,平均每天仅走10里左右。刘铤军2月29日抵达牛毛寨到3月2日才到达深河,而深河与牛毛寨间隔60里,则行军速度也只有每天15里。李如柏军行动更慢,3月1日出鸦鹘关,数日后才前进1、20里至虎栏岗,速度就更不用提了。就是号称“抢功冒进”的杜松军,2月29日出抚顺关,3月1日才前进约50里至萨尔浒,行军速度也不过一日20里(以上数字除李如柏军可能由于主将怯战而故意行军较慢之外,均基本上反映了明军的机动力水平。明军在路上也没有遇到后金军多少抵抗,北线杜松马林两军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南线刘铤李如柏两军各遇到后金军500人的阻击)。

      而反观后金军“迎击抚顺一路的来兵,至―百六十里之外,败之于界凡、萨尔浒,并追杀三十余里,当夜驻守,又杀了逃兵。第二天,又将立营于瓦呼木、尚间崖、斐芬山的敌兵一一逐杀,然后返回大城。继而又南出瓦尔喀什,于嘉哈窝集歇息,与先行相距一百二十里的兵相会合,合兵驰骋逐杀,疲惫的马也恢复了元气,尽杀明兵,所余朝鲜兵投降”(满文老档)。也就是说,后金军的行军路线是,先由赫图阿拉西行160里至萨尔浒击败杜松,当日作战又行军了30里。当夜机动约40里至尚间崖,次日又击败了马林军。而后,后金军再回师180里到赫图阿拉,又马不停蹄向南前进50里至阿布达里冈击败刘铤军。即使不考虑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的那160里路,也不考虑战斗中的机动和体力消耗,仅从3月2日到4日这不到3天时间里,后金军就机动了300里,平均每天行程在100里以上,其中行军路程最长的一天(3月3-4日),竟行进了230里(即使阿布达里冈之战发生在5日,后金军也是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行军了230里)!可见,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的战术机动速度竟是以步兵为主并且携带大量军械辎重的明军的5-10倍!(由于缺乏相应史料的关系,以上的机动速度计算并没有考虑道路曲折和崎岖程度。但战役地区是平原丘陵地带,并无大的自然障碍,而且双方基本上是在同一地形区进行战术机动,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明军的行军路线都是在密林中穿行,而后金军走的都是高速公路,因此至少双方机动速度之比是可靠的。另一个可供参考的速度是在抚顺之战中,努尔哈赤率后金军于万历46年4月13日从赫图阿拉出发,15日晨即进抵抚顺城,两天时间行军约200里。而杜松军走的是同一条道,3天只走了50多里。)

      正是机动性上的极度不对称,给了努尔哈赤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如果有一幅描绘萨尔浒之战的动态图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副反差极大的图景。在不到3天的战役过程中,明军几乎是呈一种静态布置,各路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而后金军则在几路明军之间来往奔驰,连续3战都是以几乎全部兵力对明军的1/4。这一动一静最后形成的效果就相当于将后金军兵力平添了2倍。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明军具备与后金军相似的机动力,而其他一切部署均不变,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如果明军是一开始就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马林两军就可以于3月1日甚至更早就在抚顺关与萨尔浒之间的某地会师。此时如果努尔哈赤再想来各个击破,那么他面临的就不是2.5万人而是4.5万人。以4.5万人对后金军6万,明军未必就会立刻败下阵来,最起码也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而此时,李如柏军和刘铤军早就兵临赫图阿拉,使后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如果明军是战役打响后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军3月2日上午和中午的作战结果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变化,杜松依然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后金军全军。但是此后的战事发展就会有质的差异。首先是马林军。如果马林得到杜松与后金军接战的消息稍微早一点,譬如是在2日上午,那么马林军就可以在1-2个时辰左右的时间里从尚间崖赶到萨尔浒或是吉林崖与杜松会合。两军一会合,兵力陡增一倍,就形成了与前面所述相同的情况。如果马林得知杜松接战的消息较晚,来不及救援,他也不用在尚间崖坐以待毙,他如果胆子大一些,可以直扑赫图阿拉,与南边两路军会合。他完全可以在3日晨赶到赫图阿拉并且与南路明军会师,而此时后金军主力还在界凡城一带。他如果胆子小一些,可以回军三岔口。在机动力相同的情况下,后金军无论如何追不上他。而经过这一天多的折腾,刘铤军肯定已经到了赫图阿拉,赫图阿拉城垣不固(与明朝城池相比),又几乎没有守军(不超过数百人),刘铤完全可能一鼓而下。李如柏知道刘铤胜利的消息之后也必然率军前来会合。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就是,南面两路明军会师(共约5万人)并攻克赫图阿拉,马林军2万人或在赫图阿拉与南路明军会合,或在三岔口一带待机,视马林的决心而定。后金军主力处于萨尔浒、吉林崖、尚间崖一带,虽然胜利的歼灭了杜松军,但却失去了后方,而且也失去了将剩下的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且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杨镐在沈阳抚顺间尚留有数万预备队)。整个战役的结局很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丧失机动力的不对称性的话,努尔哈赤至多只有歼灭一路明军的时间,而后方必然会被其他各路明军攻占。除非努尔哈赤改变战术,转而寻求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譬如以更多数量的军队在南线凭险阻击刘铤、李如柏两军(原来只各派了500人),以求取得类似奥斯特里茨战役那样的进攻与防御上的不对称性,以争取时间,歼灭北线两路明军。

      当然,在萨尔浒之战中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譬如消息上的不对称。明军还未出师,其作战计划就为后金间谍所获。此后,四路明军的进展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后金军监视之下,正是如此,努尔哈赤才得以采用如此大胆的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明军对后金军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各路之间的联络也非常不畅,直到3月4日,杜松、马林两军已经被歼灭之后,刘铤军还蒙在鼓里,以为一切顺利,放心大胆的向赫图阿拉前进。但是,在这一战中,消息不对称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机动性的不对称。我们假设战斗打响之后明军就全部获悉了敌人和友军的所有信息(假如战役之前明军就知道后金军作战计划的话,当然就会全盘改变部署,也就没法再讨论下去了)。战局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杜松军覆灭的命运仍然无法挽回。同样,马林军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与其在运动中被后金军追上屠杀,还不如就地固守的好,这一点与宋夏好水川之战极为相象,当时任福军发现中伏之后,由于跑不过西夏骑兵,进不能到达羊牧隆城,退不能撤回得胜寨,只好布成方阵,坐等挨打。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刘铤军的命运,假如刘铤在3月2日就全速撤退的话,也许可以脱险。整个战役明军的损失可能会由45000人下降到30000人,但大败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假如信息对称的时刻再晚一点,到马林军覆灭之后,譬如说刘铤军接到了杨镐撤军的命令,了解到当时的战局(撤军令没有传到刘铤军中常常被人认为是刘铤军覆灭的最重要原因)。那么整个战役的结果可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甚至会更糟。因为此时只要后金军全速追击,刘铤军和李如柏军都逃不掉。而且部队在退却时更容易混乱和溃散,也就是说,后金军不必再以全力迎击刘铤,只要以一半强的兵力就足够了(依然对刘铤军占有2:1的优势)。如果后金军以2万人追击李如柏,4万人追击刘铤的话,很可能这两军都会覆灭。还不如以刘铤军的覆灭来掩护李如柏军撤退呢。

      总的来说,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成功的利用了双方机动性上的不对称,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了兵力占优势的明军。努尔哈赤正确果敢的军事指挥固然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双方在机动性上的不对称的话,简单的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甚至很可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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