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抗战期间国军战略思想发展浅论 -- scorpioking

台湾 STUKA19

[编者按：对于八年抗战期间，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有平型关、百团大战，对于国军的抗战，至多知道个台儿庄。事实上，在八年间的正面战场上，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同样涌现了众多泣鬼神惊天地的英勇战例，为了再现这段历史，本站特邀请台湾研究抗战历史颇有见地的STUKA19先生撰写一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笔者对抗日战史颇有心得，在浏览比对大量的战例之后，发现抗战时期国军战略思想的演进，是在恶劣条件下逐步进行实用化的修正与综合，个中的发展与战例，实在深富趣味。如果以客观角度，比对同期的同盟国对日陆地战事规模，结果尤其惊人。日军以两个半师团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以五个师团横扫东南亚，可是同等规模的兵力，在面对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时，却显得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惨遭败绩。与同期外国战史相较之后，才能确知抗日国军之英武豪迈及国军高级指挥官的杰出才干，在动辄纵深百里，可以任意机动的大型战场上，面对装备窳劣而无机动力可言的国军，日军居然没有取得任何一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屡次损兵折将，自招重挫。大战期间，日军大本营对其“百战百胜”的驻华派遣军责难甚深，每年均下达多道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胜利结束对华作战。武汉会战后大本营两次集结全陆军之主力转运中国，意图一战解决，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何在?其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深切痛陈：“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日军大本营收到报告后默然不语。虽然皇军有能耐将堂堂美军打得摇旗投降，将独霸东亚半世纪的H.M.S打得溃不成军，将法国殖民地部队吓得和平改编，但鏖战八年，就是无法让内忧外患的重庆政府俯首罢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方对中国战局的要求也降低到不过希望和谈及体面撤兵，互结盟谊而已，与其早时嚣张气焰相比，已显过分委曲求全。其中原因，后之评者却罕见细究者。

一、国军的战略分析

笔者汇整抗战时期的各期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思想发展的简略分析，先将抗战时之战略思想流衍，约略区分为三大阶段：私名之为血肉长城型、后退决战型及攻势思想萌芽期(名称均由笔者杜撰)。

1.血肉长城型：

“血肉长城”为抗战初期一常用宣传语，而与事实上国军的战略思想，颇多相合之处。抗战初期国军囿于机动力之贫乏，不愿与敌实行运动战，而以广正面布防之方式，一线展开，点点设防，沿线固守。这是一个最笨拙的方式，为战略所深忌。

〔注一〕北上支持的国军部队包涵关麟征将军的第二十五师。这个师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红军犯晋之时，独一师之力迎战红十五军团。红军以为又是一个冒进送死的小部队。结果关将军利用内线优势，大胆运动，两面迎敌，红十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员刘子丹战死。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第二十五师的坚强战力受到日军推崇。一九三七年八月关将军统兵北上，尚未完成阵线布防即遭日军侧击，整理阵线时友军又被突破，日军突入，关将军不得不率兵狼狈后撤。渡过滹沱河时遭到该师建军以来最大损失，在匆促之中大量官兵淹死，关将军痛哭流涕，被卫士强架渡河。这位以大胆及创意在内战间崛起的名将，面对日军强大的机动能力与火力，也显得一筹莫展。河北阻击战的国军主要指挥官都不是庸材，刘峙将军在中原大战时打通半个陇海线，又北调打通津浦线。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上将则在中原大战晋军败退之际，仍能稳住阵势，率部整齐退回山西，但两位名将在遇到日军的绝对优势时，显得无能为力，手里近二十万大军的布防，成为一局死棋。

〔注二〕晋军在晋中决战之间损兵近十万，损失山野火炮二百余门。晋军原本以炮兵著名，火力编成十分强大，是国内唯一可以量产火炮的军系，但在太原大战之后，晋造火炮折损殆尽，所余无几。晋军则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抗战时几乎与日寇和谈，国共内战时则兵败如山倒，再无翻身之日。

武汉会战时，日军伤亡兵力达20万以上，所以虽然攻达武汉。但也难以再接再励直下四川(虽然当时川东鄂西防务甚差)。此后仅发动局部作战，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广州战役等。此时国军主帅虽在防线之部署上竭力考尽，但仍不脱单线旧法。所以只能责成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再以预备队随时填补。补得好如随枣会战固能挽救战局，但若遇到如南昌会战时战车冲锋的场面，即难固守，而再度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惨烈局面。在这段时期中虽然也有精采的个别战例，但以战略部署而观，都不是战略决胜的常态。台儿庄战役(歼敌第10师团一万六千余人)与南浔路战役(即万家岭大捷，歼敌第106师团近三万人)两个战役，利用敌军轻率躁近之骄横心态，导敌进入既设重围，如果日军稍有耐性懂得不如绕路，即难成功。富金山战役(歼敌万人以上)则为典型硬碰硬的攻防战极致，日军不思绕路，亦为怪事。自整体战略部署以观，皆难定为常例。

2.后退决战型：

在抗战战略的发展上，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一个转折点。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日寇的攻势几乎没有失败的前例，即使损失惨重，主要的战略目标从未失手，两年之间连陷北平、上海、南京、南昌、武汉、太原、郑州各要地，总体战局呈现悲观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居然能击退强敌，使日军放弃其攻掠长沙的战略目标，诚为抗战军兴以来之创举，自此之后罗卓英的上高会战，孙连仲的常德会战，陈诚的鄂西会战，薛岳的两次长沙会战，傅作义的绥西会战，均能不失重地，击破强敌，逼使放弃其战略意图。抗战前景，才见其曙光。

为什么长沙会战能有这种关键性的战果，在抗战史上形成一个转折点?在长沙会战之前，第九战区本身甚至也已经做好失利转进的准备。1938年日军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对长沙的一个中型攻势，根本没打到长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上将便仓惶下令放火，将长沙全城烧毁，连第九战区的被服厂及仓库都全部烧光，足见一般人对抗战大局的观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军事委员会本身对这一类大会战便缺乏信心，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强烈要求第九战区薛岳长官作好转进部署，不要轻易与日军决战，中其圈套。足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在屡次失败后，缺乏信心之程度。由此以观，长沙会战之成功，堪称异事。

这种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可以简单分析如下：“在缺乏机动运动能力之前提下，战区布置两线兵团，并且坚守两线间可能为敌军目标的主要城市。以第一线兵团于敌前分散布置，点点守备，仍然维持传统一线布防的外观。在敌军攻势中则以迟滞抵抗为主旨，在迟滞间探明敌人主力的进攻方向，而后退往侧翼，让开正面，纵敌深入。在后方集结完整的第二线兵团，则巍然不动，不受第一线兵团影响。待突入之敌抵达主要城市目标，与国军守军缠斗，进攻兵力群集城下之际，即以第二线兵团整然向前，正面出击。第一线兵团则反向逆袭，断敌后路，两线一挟，将敌军于主要城市目标周边包围歼灭。”

薛岳上将是第一位以这种“后退决战”战略切实击败来敌的国军高级指挥官。薛长官在战时以“天炉战”之名宣传这种新的战略部署。后人不查常常误认这些战例是因应湘北地形特征，发展出来的特殊战略。薛上将著有“天炉战”一文，详细分析其部署方略，但过于琐碎，难以由一般程度理解。(其文光是兵团区分即列出7个，部队作战任务配置则达到连级)。笔者在比较多起战例后，才顿然领悟其间精髓，而大胆将天炉战之战略思想简化为一条原则：“两线配置，前散后集，中间重点布防，以战线之弹性约束敌军主力于一处，以战场之纵深抵销其机动性，继而两线兵团相机合围。”以达成以有限之机动能力，围歼敌军之目标。军委会在一道对第五战区的训令中有段名句：“乘其长蛇出穴之际，为铁锤重击之举”，颇为传神。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使用后退决战战略思想之先例，此后虽然短期间各战区未能迅速仿效，所以在此之后仍有枣宜会战之失利(刚性战线一线配置，导致遭敌以两个师团战略迂回)。但在两年之间，各战区即已逐渐改变态度，模仿薛长官的战略部署。如1941年3月的上高会战，第19集团军以劣势兵力击灭日军第34师团及独20旅团，毙伤敌近两万人。此后至抗战胜利为止，日军对赣北这块突出部，始终不敢正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将誉之为“开战以来最精采的一战”,造成后退决战的典型战例，尤值喝采。

不过这种后退决战的思想，在表面上一团纷乱，局外人不易看出固中奥妙，而第一线兵团的转进，更容易导致败退的误解。1944年6月豫中会战时美国空军飞行员观察到国军师级部队在敌前整齐撤退，似乎无意战斗，史迪威因此大作文章，而被误会的第97师师长傅维藩将军因此以怯战罪名枪决。第八战区上下对此咸感悲愤，但困于国际形象，只能含恨承受。事实上这是第八战区支持部队的第一线兵团作战系列中的一段，其后日军则在豫西山地中被击退。这种表面上的失利更能贻人以国军不战而退的口实。最明显的争议是1942年3月的远征军入缅战役，蒋介石派出后退决战的大师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罗上将与杜聿明将军先后在平满纳与曼德勤布置后退决战的战场，其后都因为右翼英军的失利而不能完成会战，史迪威即口?i横飞地指称中国部队怯战，强烈要求国军“出击”，显然完全不了解中国远征军会战部署的实用性。

3.攻势思想萌芽期：

1944年国内首批美械国军投入滇西战场，执行自1939年冬季攻势及1941年宜昌攻势后的首次战略性攻势作战。在惨烈的作战中，国军取得了珍贵的攻势作战经验，如兵种协同、地空配合、攻势部署等。然而，美械国军的换装速度并没能赶上在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前参战。在一号作战之后，1945年之间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及湘西会战，国军仍以传统的后退决战迎敌。不过在传统部署中，可以发现融入了攻势思想的痕迹。国军开始较为大胆地在逆袭中运用攻势为守势之辅助，甚至有军级单位实行运动歼敌的记录[注3]。但这毕竟不是常态。所以笔者仅称之为“攻势思想萌芽时期”。

〔注三〕湘西会战时的第七十三军正面对来犯的第四十七师团攻击前进，不过其攻击作法类似一次大战期间的胡梯尔战术：步兵在攻击间绕过坚强布防的据点，一意由弱点突进，导致敌人战线崩溃。第四十七师团被第七十三军的逆袭打的头昏眼花，狼狈败退。

这个阶段的作战经验部份在国共内战中得到发扬，但总体而言，国军的攻势思想始终未臻健全。如1946年徐州绥署组织的华东攻势，几乎毫无章法可言。作为攻击军主力的野战军一字长蛇步步为营，运动力强大的快速纵队遇敌则掘壕固守，而留在后方充预备队的部队居然超过绥署所控制部队之半数，完全没有集中主力的概念，反而类似防御战的准备。此时主导这场胡涂仗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正是赫赫有名的薛岳上将。1947年的鲁中扫荡作战，国军兵分三路大举进击鲁中解放区，居然如同旅次行军，而且扫荡正面间的间隙过大，共军主力由国军各兵团间隙中穿过，反而威胁鲁东。同时西北战场西安绥署的扫荡作战，则连一个完整的攻击方针都没有，部队以旅为单位四处投放，在战场上漫游，被解放军各个击破。1946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安东会战，不利用机动优势从设防薄弱的临江地区迂回，反而大模大样地对辽东坚固的伪满既设国防工事线正面进攻，恶战摩天岭，血溅凤凰城。这些战例，有些荒唐到难以置信。特别是国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抗战时与日军大规模会战中历练出来的大军指挥官，战后怎么退化至此?

由于国军在抗战中守势积习过深，导致高级将领在应该大胆出击时，都有放不开手的感觉。只有少数精锐部队能确实体悟运动战之重要性。如整11师在1947年一年之中奔驰千里，横扫中原，打的毛泽东手令各军回避这个恐怖的蒋军王牌。“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全实力。”该师在一年之间，变换师部达到296次，运动程度之剧烈，为前史所罕见。这自然也难以成为全军普遍的作战习惯。

二、日军的战略分析

在二次大战期间，日本陆军的战略低能，与其政府的政略低能，相得益彰，互为辉映，非常惊人。日军有第一流的作战精神及步兵战术操典，但在战略规划上，则表现难以想象的愚蠢。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厚诬日军，“皇军”在与英美印澳各军交手时均有傲人战迹。二次大战前期，中国战场外日军真正的大规模陆战，只有菲律宾战役和东南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马来亚与新加坡)各战役而已。与之交手的英美盟军，虽挟地利及兵力优势，仍难与之抗衡。在菲律宾战争中，正规美军与装备犹较国军为佳的菲律宾部队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仍然一败涂地。日军在菲律宾战役出动的第14军总兵力也不过两个半师团4.3万人，马来亚及缅甸战役中日军总共出动五个师团，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方面仅三个师团，英军琅琅大败，连永久设防的新加坡都守不住。用于缅甸方面为两个师团，据入缅迎战的远征军报告，缅甸英军在新加坡沦陷后，根本没有作战的斗志。虽然光是驻缅英军就有一个完整的军团，兵力与日军相等，机动力尚且优之。而日军的记录，则称所遭遇强烈而足以震动全局的抵抗，为同古方面与中国远征军的激战。东印度群岛战役日军先后投入三个半师团，荷兰守军则是海陆皆败，投降之速令人惊讶。[注4]

〔注四〕展观抗日战史中日军各大会战兵力序列表，即可发现上述兵力规模在中国战场上实在是司空见惯的阵仗。国军尚能从容周旋八年。国军与英美盟军在陆战指挥能力之优劣，判然立见。英美盟军迟到一九四三年左右才逐渐发现对付日军唯一的办法，是以绝对之兵力优势及高度密集之火力集结，才能确实消灭这种"不可能投降，战志迹近疯狂的顽强敌人。"所以盟军不管在太平洋小岛或缅甸，均特别重视于战前集结超强兵力。塔拉瓦、瓜达康纳尔及硫磺岛各战役中，美军所投射的各种火力，其密度均为大战全期之冠。再加上日军在这些小岛上几无机动空间可言，使美军的攻击，几乎成为纯粹有限正面的火力消耗作战，陆海空配合尽情发扬各种火力，打不完的死靶。日军将瓜达康纳尔称为"死人岛"，是畏惧美军陆海空三面齐来的恐怖炮火，而不是什么美国部队的杰出战略。在战略指导上，美军仍不及日军远甚。

但是平心而论，日本陆军距现代化陆军尚有一大段差距，无论是武装力量或战略指导，在大战中都只是二流角色。而日军两度夜郎自大般地侵犯被苏俄视为禁脔的外蒙，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在政略眼光上的幼稚以及战略武装上的不足。

〔注五〕虽然战力远不及俄军，日寇依然对其官兵宣传俄军仍是日俄战争时帝俄的落后队伍，是皇军的手下败将。即使日军这些蚕食的花样能得逞于一时，日军有能力打败强大的苏俄陆海空军，开辟其东方的第二战场吗？日本人的这些蠢动，究竟想证明什么？以幼稚形容其政略眼光，并非过贬之词。而日军在战后的粉饰心态，尤其不可思议，一整个师团折戟沈沙，还在宣传在半个月战役期间谎报一举击落俄机五十八架的一个"世界级空战英雄"，而其可确认的战果则不超过三架--成为世界空战史上的大笑话。

其实在抗战中期，日军这种只重占地不重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思维受到少数明理军官极大反弹，其大本营也开始训令中国派遣军要注意在战斗其间消灭重庆军的有生战力。其后各大攻势的作战计划，也一定严厉要求指挥官以歼灭重庆军为第一优先。可是日本陆军的指挥官积习已深，终抗战全期始终没能遵照正确的战略目的行事，作战间仍一味以地形目标为掠取对象。至于大本营严格要求的歼敌有生战力，则以大量浮报歼敌数量搪塞，形成日军的一个虚报传统，反正在战果上的胡扯并不在武士道禁止之列。许多转进待命的国军部队均被日军列为“已遭全歼”，所余不过少量残部。但日后围歼日军的国军正是这些“残部”。由此可见日寇实在是自招失败，何怨之有?

前文所述国军的后退决战战略思想，其实正是藉日军这个冥顽不灵的短视战略目标所制成，若敌手不是日军，后退决战反而没什么意义。假使在后退决战之间，日军不埋头向国军坚守的名城大邑猛冲，而是在突破国军战线后，确实迂回围歼国军第一线兵团主力，而后再应付势穷力孤的第二线兵团。则抗战时期的几场大会战将呈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奇怪的是虽然日军也有这个认知而集会检讨，并屡饬各级野战部队注意改进，不可“轻视已遭击败之重庆军”，然而日军一直到中国方面的最后一场会战，仍不改其向地形目标埋头猛冲的作风。

不久前读冈村宁次的回忆录，意外发现这位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已对战时日军白痴般的战略思想倍致感慨：“日军有被城市吸引的恶癖……，作战目标，计有运动的敌军及不动的土地(城市及河山要线)，而在中国战线上以城市为目标者最多。在鼓舞士气上这是最合适的……城市对部队具有魅力，此外大道路必通往城市，所以部队虽奉命负有离开城市而经旷野压迫敌军的任务，但终为城市所吸引……国内报章对攻占城市的逾扬报导亦为主因之一。” 冈村宁次在任内遇到一个最尴尬的局面，1944年夏季日寇倾其半个陆军实力调往中国，意图在中国战场上突破困境，其战略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全线”(又是一个地形目标)。这个“打通大陆作战”打了近半年，跨越三大战区，居然成功了。成为日本陆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陆战胜利，也是抗战史上国军最大规模的失败。可是这个一号作战一结束，日军马上就得放弃成果，因为国军野战军实力依然完整，日军根本无力守卫这条辛苦占领的铁路线，冈村宁次被迫大量放弃这场日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胜利战果，其懊恼可想而知。派遣军在1945年内部争议的主题，便是该放弃那些地方及如何放弃。表面上被击败的三个战区，于1945年都有大规模的会战胜利。第一战区方面的豫西鄂北会战，让日军碰的鼻青脸肿，日军第12军司令官被撤职。第九战区方面的湘西会战，日军第20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第四战区方面的国军攻势，则在日军突然投降之前攻克南宁、桂林，对败退之日军衔尾直追。冈村大将此时必然悲叹，要是一号作战时能注意到消灭这些野战军，或许局面将大不相同。

在战时国军指挥机构有一个流传甚盛的说法，认为日军仿效德军实行“闪击战”[注6]。其实日寇仅学得闪击战之皮毛(不愧是日本人)，而对这个战略作法的真正的内涵则完全误解。日本陆军始终是支步兵本位的陆军，日军在中国方面作战后期的确学得德军集中、机动、迂回乃至集中装甲兵力的作战外型，1944年甚至搞了一个第1坦克师团，在豫中战场横冲直撞。但是德军指挥官理想中对敌野战军的坎尼型包围战则在日军指挥官的理解能力之外。所以日军始终不觉得有必要在运动战的技术上多用点功，与国军作战时，日军的机动力固然远大于敌手，所以可以任意迂回奔驰，表面上好象就是“运动战”了，然而在面对真正的陆军劲旅如俄军，日军的“运动”就显得虚弱无力，在诺门坎日军使用了三个战车联队，性能较诸俄军的BT-7而言并没有明显的劣势，结果只当成步兵战车使用。大量可以用在机动突进的运输车辆，工兵与装甲车在步兵数组中拥塞，结果被包围歼灭，败得比法军还窝囊。日军的下级军官虽能表现杰出的大队级以下小部队步兵战技，可是在兵种混成编组，摩托化兵力之运用，空中密切支持及大兵团的运动布置上，都显得拙劣异常。

〔注六〕蒋委员长在各作战检讨及南岳军事会议时的训词中都有这个说法，并以"快、硬、锐、坚"形容日军这种闪击战的特性。这是蒋公的误解。

三、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时陆战得手的原因

也许有人认为笔者厚诬日军，如果日军的战略思想果真如此低劣，岂能在劣势中打败英美盟军?其实理由浅显易懂，英美盟军在战略上，其白痴程度与日军相比，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美军方面迟到越战结束后，仍没能领悟“战斗目标”的真谛。笔者读过一本台湾史政局翻译的美军陆战队教材，其中即指责美军仍以“地形目标”为作战目的，在越战中每弃越共游击队乃至北越正规军主力于不顾，而以夺取聚落要地为满足。1970年代的美军战略眼光，不及1940年代的德军与俄军。在看过老美的自我批评后才领悟，为什么二战中大名鼎鼎的“终点冲剌”没能结束西线战役，因为盟军的战略目的为巴黎，攻掠巴黎便是天下大定，而突围而去的Ｂ集团军即使失去巴黎，依然能在短期内重整旗鼓，而于阿登痛歼美军。

美军在陆战史上，只有两个例子与日军进行较有运动作战空间的中等规模陆战，一个在缅甸，史迪威指挥少量英美盟军与被视为佣兵的中国驻印军向缅北正面进攻，由其布局即可窥知这位大嘴巴的美军上将实在不通战略。1944年3月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口廉也不顾两面作战的危局，集中三个师团猛攻英发尔，意图打进印度，鼓励印度人民抗暴反英，结果史迪威的指挥一团大乱，与欧陆的多数陆战一样，纯粹藉由强大的空中武力才逼使日军撤退。[注7]1944年6月史迪威别出心裁地安排驻印军奇袭密支那，意图夺取机场作为攻击跳板。结果第50师第150团一鼓作气力克密支那，而优越的美军指挥官在跳板前却一筹莫展，因为密支那腹地太小，无从集中大军主力进击。之后驻印军仍是广正面推进，步步血痕，国军作战之勇烈固然精采，但美国指挥官的战略布置与指挥道德则完全不值论述。1942年日军一个师团1万6千人登陆新几内亚，越过热带雨林直扑岛南澳洲的航运锁钥摩里斯比港，麦克阿瑟组织了美澳联军，在绝对兵力优势与空援下打了半年，以优势海空军截断这个日军师团的所有补给援助，陆战指挥官还换了三个人，才算消灭了这个日军师团。战后美军承认，摩里斯比之所以未被日军攻取，乃是因为日军大本营本身的战略错误，逼攻击顺利中的掘井师团停止攻击转而策应瓜达康纳尔战事所致。不然在这半年之间，新几内亚的战事还不知要恶化到什么地步。

〔注七〕三个月内出动三万架次空袭，比半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出击量还多。密集程度在亚洲方面为韩战以前之最。

美军在正规陆战的表现无足可取，而英国的皇家部队更是窝囊到了极点，从香港到新加坡、仰光，真是脱了裤子推磨，到处丢脸。

四、结语

国军的战略布置可称具有世界级之水准，近代部队战力之提升重在火力及机动力，国军两者皆远远不及日军，但竟能凭优异的战略指导屡挫强寇，硬战八年，今日回顾当日将帅之指挥能力及部队之忠勇抗敌精神，实在难以想象。但因中国战时宣传的无能以及盟邦的鄙视污灭，竟使此等辉煌军功，埋没纸堆，国人无知，亦此唱彼随，思之不胜无奈。外国人对国军之战略部署，可谓完全不通。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战局只是阴暗浑沌模糊的一团迷雾，毫无活力，不需讨论。试观那一本外国出版的二次大战战史，正式讨论中国方面战事?

〔注八〕汪伪政府成立后日军甚至准备单方面撤兵。每一个日本内阁都希望能早日解决中国战事，每一年其中国派遣军都遭到责难，可是日军始终找不到"胜利解决"的途径。在一九四一年之后，日本一直寻求一个如尼克森退出越南一般的体面下台阶，可是蒋介石硬是坚持日军得要先完全撤军再言其它，气的日本人轰炸溪口泄忿。而一九四五年中国派遣军已经呈报片面撤军的具体计划，足见其黔驴技穷之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