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有关中国当前政治问题与网友的讨论

2012年2月26日，收到网友的邮件，讨论政治问题，现在把我们的邮件往复放在网上，欢迎大家指正。感谢网友同意公开

网友的来信：

针对文章的说法提几点看法：

　　1，博弈与普选民主---同意你的结论，为了中道牺牲效率是值得的

　　2，普选民主和效率----你没有结论，但可以参考第1条。

　　3，普选民主和民意---主要是说民主并不能代表民意只是民意有了泄压的渠道。事实上民意的表达在民主国家比集权国家显然是有着更通畅的渠道。这从中国无处不在的官方封锁消息（我指的不是国家机密那种消息）就可以看出来。至少国外可以合法的申请上街表达民意，选代表的时候至少代表们还是要装个样子认真听你说的。而中国不存在合法上街的途径，虽然法律许可，但你懂的不行的，中国的代表和百姓没有思想的沟通--那怕是做个样子。也许民主和专制都是烂柿子，但能不能说民主这个柿子比专制这个柿子烂的时间程度差一点呢？

　　4，欧美民主的的意义---同意

　　5，选票与反腐败----你想说的是民主国家腐败比专制更厉害，只是他们的表现成或者高级腐败难以为人查觉，或者更加明显的腐败，除非像一些小国才有可能做好。1，首先高级腐败一说我不认同，人家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影响政策，这没有问题，不能把它归类到腐败里。2，印度一些国家的腐败确实不小，我也确实不懂为什么他们的人民会容忍这些腐败，难道是忍受力比我们更强吗？还是发言渠道被管控到无法发言，如果是后者，说明他们的民主机制里还存在的明显的漏洞。

　　你的设想1-----我同意不看广告看疗效，民主体制的疗效和专制比较我个人认为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结论，专制不好。

　　设想2----协商要有协商的基础条件，别人拿着枪你没有枪怎么协商，执政党有枪，所以他总是说我们可以协商啊。好比你过土匪的地界，土匪说可以协商啊？这样的协商有意义吗？叙利亚现在为什么西方世界反对协商和中国要求协商的道理就在这。实际上我认为西方不是不能同意协商，只是不能同意你站在坦克上和人家站在地面上的肉身去协商。

　　设想3----我没有把GCD和利益和人民直接对立起来，我只想说有的时候利益一致，有的时候利益不一致。双胞胎还有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毕竟不是同一体，怎么可能保持高度的一致。今天的山西新闻就说了一件副市长儿子毕业三年就要升副处的事，这就是这个团队的利益，他们要的是子承父业，而我们要的是机会均等，这个时候利益就不一致了。

　　你说的加强舆论监督首先就得开放报禁，不然就凭我们网民监督能够吗？你说的加强党内监督，事实上的效果你也看到了，现在反腐基本靠二奶小三日记泄漏什么的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不要再报希望他们自己会监督好了。自己给自己挑自己的错本身就有法理的问题。

　　设想4----民主就是追求权力的平等，既然这样资本家也是人，没有理由要阻止人家参与政治。但必须是合法的参与，要打击的官商勾结是指的非法的勾结，如果法律不禁止的勾结就不能打击。我一个屁民怎么为资本家说话了，呵呵。

　　你的片段4有点乱不好一一去回复，总的来说是同意的，民主是业余给专业打分。有它的问题。

　　最后，结论不是太明确，感觉好像还是支持专制。那么我请您再回答一个问题：这一百多年世界史上是不是能证明总的来说民主制度优于专制。为什么这多年来只见过专制转向民主制度但却从未见过民主制度转向专制。中国到底要不要民主，抑或中国现阶段仍然不适合民主？不适合的理由？不会是素质和怕乱吧。

我的回复：

感谢您的这些问题，问的非常好，也非常专业，都是问到了核心的问题。

从我个人而言，在2010年以前也是铁杆的“自由民主派”，学习了一些西方的政治理论，最近才通过思考，转而反思过去的观念。

您的问题都是核心问题，因此在一封通信中也不可能有详尽的回答，只能尽可能解释我的思路。在我博客《政治与社会》栏目的所有文章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一，

我个人认为并不存在抽象的“专制和民主”孰优孰劣的问题。同一件衣服穿在某人身上就好看，穿在另一人的身上就不好看。包括一个人应当从事什么职业这样的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答案，只有适合具体情况的答案。所以我现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文化传统来思考问题，而并不是简单从概念出发思考“专制和民主”孰优孰劣。从现实的考察来看，朝鲜的家天下专制和沙特以及巴林的酋长世袭专制都谈不上什么很好的专制——可笑的是封建世袭的沙特现在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叙利亚和伊朗，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百步笑五十步。

二，

所谓民主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至少从目前的人类文明来说，民主只能是一种理想和理念，并不可能。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百分之一统治百分之九十九。民主只是一个“有意义”的旗号，但并不是现实。如果从国家代表人民利益的角度，我的感觉是中国比欧美国家做的好得多。法国号称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在最近十年，工人的社会水平是下降的，与此同时，资本家的收益节节高升。而中国最近十年，人民的福利水平上升是很明显的。

民主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实际的组织形式。所以我反对把欧美称为民主制度国家，欧美的体制应当称为“多党代议制“，中国的体制应当成为“一党集权制”。如果要反应“民主”的理念，也应该分别成为“多党代议制民主”和“一党集权制民主”。

三，

您过分的相信了法律。法律是一个有作用的工具和形式，但是并不是公平的必然保证。资本家完全可以利用法律制定有利于有钱人的法律。美国的法律曾经长期规定，吸食可卡因粉末比吸食颗粒，判罪要更轻。因为前者是有钱人吸的，后者是穷人吸的。您如果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跟外国银行打交道，那厚厚一本合同，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纯粹是天书。繁复详细的规定并不一定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美国法律刚刚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额，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无限对政党和候选人进行“贿赂”。美国腐败的最主要方式不是向中国这样的搞工程招标这种，这是非常低级的腐败。美国的高级腐败是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定，例如允许混业经营，例如放宽CDs监管。这里的利润都是上万亿美元甚至十万亿美元。工程招标那点黑钱，真正的华尔街大老板是看不上的。美国的军工集团也可以控制政治来发动一场战争来赚取血色的美元。这些合法的腐败，是中国的腐败所不能比的。我推荐您看一部美国的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这部电影对华尔街的运行有一些描述，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基本是很陌生的。（但是即使这部揭黑幕的电影，也没有真正捅到美联储和美元体制的心窝）。

合法不见得合理，更不见得公平。合法的腐败和不合法的腐败更加可怕，因为前者已经“合法化”了，人民对此毫无办法。而不合法的腐败，总是见不得阳光，总是危险的。陈良宇也是会到监狱去的。

我也同样痛恨中国的腐败，我也说过，对于中国来说，腐败是亡党亡国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本想出狼窝，纵身入虎口，这也是不行的。

四，

至于说投票的这种民粹主义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我的《集权与民主》系列文章已经说过。对于国家来说，应当做出对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利的决定，而不是人民的当时想法的决定。因为老百姓对具体事务怎么去做是不了解的。政治是一门专业，而不是如同选秀和“超级女声”那样的娱乐节目，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为什么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只能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合格，而不是由全体学生来决定？为什么您去医院，由大夫来决定吃什么药，而不是让病友们投票决定吃什么药？学术是很难，医学是很难的，政治同样也是很难的。因此应当由专业的人士来做政治决定，但是平民百姓应当能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西方现在的普选政治越来越娱乐化就是这个问题。我在法国的时候，曾经看过参议院的辩论直播。在看直播之前，我也曾经很有期待，觉得把这样的东西展现给人民来看，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一件好事，辩论也会很有趣。不过，我在看的过程中，越来越失望。这些议员，多数都有很高的学历，也有政治经验。在辩论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却近乎弱智，虽然用词都是“人道主义”之类的高尚词汇，但是都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不同党派的成员立场鲜明，与其说他们是在真的讨论一件事是不是该做，对人民是否有利，不如说他们把每一个议题都当作自己争取选票的砝码。他们的弱智表现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把屁股完全放在脑袋上面，屁股决定脑袋。而普通的老百姓实际上有几个能够听懂政治话语？

在政治上，真正负责任的做法不是把决定权完全交给百姓，而是政治家倾听百姓的呼声，然后做出有利于百姓的决策。西方的普选方式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关于这一点，请您参考我写的《君子不党》

普选投票如果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一定能做出有利于人民长期利益的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仅仅为了投票参与感所带来的快感？

五，

从民意的表达来看，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明显超过法国。——我想，您可能会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我所观察到的就是如此。在中国，《南方周末》的编辑甚至可以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在法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韩寒曾经说中国研发j20是为了对付老百姓，我曾经问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国，有没有任何公众人物，无论他对政府多么不满，他敢不敢说这样的话，他说肯定不敢。

六，

叙利亚跟中国完全不同（而且这主要是国际问题，我们在此暂时不讨论，看到巴林指责叙利亚独裁，就让人想笑：抢劫犯指责小偷不道德）。一党制跟一党制是不同的，朝鲜跟中国是不同的，犹如多党制跟多党制是不同，不仅有多党制的美国和法国，也有多党制的海地和埃塞尔比亚。当然，有朋友说，那是成功的多党制和成功的一党制的区别。我想，中国也会是成功的一党制，不同于失败的一党制。有人说，中国还很不成功。我想说的是因为中国搞一党制的时间还太短。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到1870年还没折腾清楚，将近一百年之后，还在内战。美国1783年独立，到1865年还打内战，才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中国1949年建国，到现在才6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想想1950年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现在是什么地位？30年前跟欧美什么差距？现在的差距还有多少？因为韬光养晦的政策，因为中国人谦虚谨慎的习惯，很多人对中国的现状并不了解，评价过低。

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从50年代到今天到底走了什么样的一条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只要中国不落入多党制和私有化的陷阱，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我对此深有信心。

七，

您说的以权谋私的问题，包括您说的副市长的问题，中国还没有解决，而且中国的问题只可能具体一件件惩处，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现象。只要人心还有恶的成分，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没有恶的表现。

但是中国的公平问题相比西方也并不更严重，关于这一点，请您看看我的《贵族和贱民：话说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公平正义》，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的阶层固化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阶层固化是会亡国的，对这一问题必须保持足够舆论和社会压力。普选不仅不能解决阶层固化的问题，反而会加重这一问题。看看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是一个带病运行的国家，一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是可以改善的。您在监督和舆论上对政府的压力就是改善问题的动力的贡献。我希望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尽心发现国家的具体问题，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来改善国家。

八，

“你说的加强舆论监督首先就得开放报禁，不然就凭我们网民监督能够吗？你说的加强党内监督，事实上的效果你也看到了，现在反腐基本靠二奶小三日记泄漏什么的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不要再报希望他们自己会监督好了。自己给自己挑自己的错本身就有法理的问题。”

报禁是不能开放的，言论自由必须保证。报禁=个人的言论自由。报纸是媒体，媒体是有权力（不是权利）的，因此就必须控制，否则就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来控制政府。言论自由则应该尽可能大一些。

党内监督并不是“自己挑自己的错”，而是党内的某些人挑党内某些人的错。当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是否可以说，人类的监督都是“自己给自己挑错”，因为这是“人类内部的监督嘛”。既然人类内部可以监督，那么党内就可以监督。人类内部可以监督是因为人这个集体是由个人和小集团构成的，那么党同样也是个人和小集团构成的。

而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也能证明，党内也是会有监督的。事实上，党内的腐败分子大部分都是另外的党员举报和查办的。现实的中国政治就是如此，党员的身边（尤其是领导），总是会有别的党员等着挑错。

九

党天下与家天下是完全不同的。家天下不合理是因为“家”为私，是血统决定的。而党并不是血统固化的，并不属于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党员，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尤其在“三个代表”以后，共产党已经成为超阶级的党（实际上也就不再是党），只是一个精英集团，任何人都是可以加入的——请参考《君子不党》。

我自己并不是党员，也没有申请过入党。但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共产党有种种毛病，走过种种弯路，但是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它是相当成功的，而且是很有希望带领中华复兴的。

确实，中国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问题严重打击了中国的自信心，同时也给了中国人向国外学习的动力，走上了中西融合之路，

我相信，在鸦片战争两百年之后，2040年以前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人那时也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落后了？他们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进行西中融合。

Ps：请问您的这封信和我的回复是否可以放到网上，让更多人参与讨论？当然，我一定会隐去您的姓名和邮箱地址等等个人信息。

中间道路在选举政治中经常是失败策略。

尽管博弈说在中间开店最好，事实上，所有的商家都会告诉你街角的店面才是最好的店面。选举也是一样，中间道路常常意味着失败。说起来中间离大家都近，可反过来想中间也会使所有的人都远。中间道路在讨好所有人的同时，也意味着离所有人都有一定的距离。蝙蝠的故事就是中间道路的另一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博弈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并且清楚自己的利益，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是非理性的并且不清楚自己利益，或是说不清楚如何才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博弈研究的是理性政治，而事实上选举政治更接近于非理性的暴民政治。在选举中，候选人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找到一个能最大限度忽悠老百姓的口号。奥巴马的“我们能改变（We can change）”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和公知们要民主一样没有营养的废话才能使老百姓有参与感。其实每个理性的人都知道变好是变，变坏也是变，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有代价，要有可操作的手段才行。可惜的是理性的声音永远达不到老百姓的心里。

选举和民意无关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误区。天下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民意这么一种东西，最多只有会哭的孩子和不会哭的孩子。道德制高点上的占领军常常是会哭的孩子。在这哭声后面的驱动力是利益，个人的利益，团体的利益等等。在政治中，除了利益的交换和交换的利益什么都没有。民意常常是被拉出来做大旗，包住利益去欺骗老百姓的谎言。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电视意，在报纸上，你可以看到报纸意，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网络意，特选的观众说，特选的记者说，特选的官员说，特选的XX说，所有的只是人说，多人说，某人意，某几人意而已，和民意无关。选举的成败基本上是忽悠成了与没忽悠成的区别，所以选举才有选举策略，事后才有政治学的教授们研究选举策略的得失而不是候选人是否代表了民意。

“大多数”，能不能与“中道”画等号呢？

说到希特勒，常用的形容词是“疯狂的”。威廉·夏伊勒也忍不住称其为疯子。但是选中这疯子的，正是德国人民。希特勒上台执政前，国社党就是德国议会第一大党。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系当中，依靠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走上政治生涯的巅峰的。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欢迎他？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德国，普遍弥漫的就是愤懑、仇恨和沮丧？这难道不是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与英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相互作用的产物？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覆灭》中，多次对“德国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蔑，我可以理解，但以为这既不合情合理，也不公正公平。

有一段马丁·尼莫拉神父的名言：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不说话，我不是共产党。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我也不说话，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抓工会成员，我还不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

之后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依然不说话，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中国人也是耳熟能详了。然而这真是一段真诚的忏悔吗？我怎么总觉得这是在替自己、替德国、乃至替整个西方世界文过饰非？反共，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基督教会的共同目标吗？反犹，不是欧陆的共同观念吗？反对天主教，不是新教世界的通则吗？内莫拉神父不说话，是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犹太人工会成员天主教徒？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另有衷曲？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内莫拉神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曾经怀着一种暗暗欣赏的心情，饶有趣味地观看街头的抓捕行动？疯狂的真就只有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吗？或者说，真就只有“德国人民”吗？我不大能够相信。

说争夺“中间地带”最有效，有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是：中间地带必须较两翼更为宽广，然后可以行。假如中间地带狭窄，不敌某一翼甚至两翼的宽度，如之奈何？金字塔形，甚至X形社会，怎么实现？而且，在社会矛盾呈强对抗形态的社会里，中间地带往往会沦为两面火力夹叉攻击的地带，里外不是人。犹如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份子，一方要暗杀，另一方要改造，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