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川藏屠夫赵尔丰之大结局：辛亥百年祭 -- 京华烟云AMIP

今年（笔者注：为成书的时间，并非出版的时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消息由英国《泰晤士报》传到拉萨，驻拉萨的川军很快在哥老会组织下集体哗变，乱军们扣押了驻藏大臣联豫，许多满族军官被杀，连一些汉族军官也被殃及。凭借以往“宽厚”名声而积累下的人望，本来已被剥夺职务的钟颖咸鱼翻身，被乱军再次拥立为川军统领，在他的纵容下，乱军们开始大肆抢劫衙门、寺院、商铺、仓库以及他们认为的一切可能有价值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本已败退多时的藏军补充了大量军火物资，他们马上发起反攻，随即与清军在拉萨混战。当地人也迅速分成两派，多数僧俗支持藏军，而班禅系统、丹吉林活佛系统以及哲蚌寺的大批喇嘛则倾向清军。

最终，拉萨川军在被藏军团团包围后断粮，不得不接受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以全部缴械为条件撤出拉萨，然后在英国人的监视下经印度由海路回到内地。西藏各地驻守清军很快作鸟兽散，逃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风光无限地重返拉萨。

噶厦政府开始大肆报复曾与朝廷和官军交好的藏族人。一向亲中央的西藏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日喀则，并在此后十余年中一直被迫忍受着拉萨当局刻薄的煎熬，直到1923年底与达赖喇嘛彻底决裂。班禅从此流亡内地，于抗战爆发的1937年底在青海玉树圆寂，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年幼的丹吉林活佛由于是达赖喇嘛的亲外甥，噶厦当局不敢拿他本人怎么样，对他只是象征性地降级惩罚了一下，但其手下那些亲汉人的僧侣们则都被清洗。小活佛再也无心政治，从此醉心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摄影艺术，最终成长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藏族摄影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反映拉萨和旧西藏风土人情的珍贵老照片。

由于忌惮拉萨三大寺的雄厚势力，达赖喇嘛暂时饶过了反对自己的那些三大寺僧侣们，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人在此后的岁月里都没有什么好结局。十年之后的1921年，达赖喇嘛借口三大寺企图发动反对自己“新政”的暴乱，派刚刚训练好的新式藏军带着现代大炮等先进武器攻入寺院，彻底解决了反对派。

辛亥革命爆发后，已改土归流的川边藏区也发生大规模暴乱，被赶下台的土司们纷纷卷土重来，率残余势力在藏军支持下，疯狂反攻倒算，史载当时川边全境未陷落者，南路仅有康定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甘孜、德格等八县而已——前面我们说过，川边改流后设立了两个道、四个府、一个州、二个厅以及二十五个县，也就是有一多半的县已经沦陷。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赵尔丰和他的边军哪儿去了？他们当时在做什么？

赵尔丰此时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一切都来源于那条川汉铁路。当年，正是赵尔丰的老友锡良从洋人手中争得了它的修筑自主权，但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5月，财政困顿的清朝突然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朝廷却又不肯归还四川人已筹集的修筑铁路的股金，只答应折算成日后的国家铁路股票——想钱想疯了的朝廷打算空手套白狼，盘算着将路权转给列强再赚一笔。

消息传来，四川舆论大哗，不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沸腾的民怨愈演愈烈，到了9月7日，成都数万人再次上街请愿，愤怒的人群冲击了总督衙门，一直冲到了总督办公的大堂前。鸣枪警告无效后，当时已到任川督的赵尔丰做出了自己一贯的强硬反应，他下令清军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多人——具体人数一直说法不一，主管四川警察的“提法司”周善培认为打死七人，而革命党同志会则宣称有三十多人被杀——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于是“赵屠户”的恶名再次传遍天下。

次日凌晨，成都便被十几万哥老会成员团团包围，清廷闻讯大惊，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支援，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由于湖北新军主力被调入川，导致了武汉空虚，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

辛亥革命后，赵尔丰被迫辞去了四川总督，离职后的他仍暂住在成都，而其一手带出来的那支身经百战的边军仍对他忠心耿耿，此时正在赵尔丰老部下、川边大臣傅嵩炑的率领下火速向成都挺进，这让掌权的革命党人如芒刺在背。

其实，赵尔丰是完全有机会离开成都这个是非之地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据周善培回忆，他不走的理由相当简单：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老赵却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

后人感叹道，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面对正扑向自己的如狼似虎的边军，成都已经岌岌可危，可出人意料的是，革命后四川新军却脱胎换骨般爆发出了巨大的战斗力，他们前仆后继，终于将素来瞧不起自己的边军死死地钉在巍峨险峻的大相岭（在四川雅安南部），后者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但夜长梦多，这种不利情况肯定不能再持续下去，革命党人决定动手了。终于，1911年12月22日清晨，赵尔丰曾经的部下、革命军现在的最高首脑——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率兵突然袭击赵府，这座猝不及防的府邸立刻被突破，当时赵还没有起床，据说只有一个他从川边带来的藏族丫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迅速拔出刀来试图抵抗，随即被革命军乱枪打死。

赵尔丰就此难逃厄运，当天上午，他被押到成都闹市，以煽动兵变试图复辟满清的罪名当众斩首，时年66岁。随着赵尔丰那颗花白的头颅滚落血泊，如班超、马援、陈汤那样在边疆建功立业的帝国时代一去不返了。

被阻大相岭与四川新军相持不下的边军得知赵尔丰被杀的消息，军心大乱不战自溃，其最高统帅、川边大臣傅嵩炑随即被川军所俘，在押期间他写下了《西康建省记》一书，书中系统地回顾了赵尔丰开拓川边改土归流的艰辛历程，为赵灿烂辉煌但却功亏一篑的《平康三策》梦想，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后世学者评价赵尔丰说：

“赵才识卓越，精力过人，宵衣旰食，日夜辛勤，始获葳事，又能不辞劳瘁，事必躬亲，领风冒雪，涉水登山，遍历边境，采风间俗，博访周咨，用是对边境情况，了如指掌，宜剿宜抚，应兴应革，胸有成竹，谋而后动。且不避危险亲临前线，冒枪林弹雨之险，蹈前赴后继之危。

“其用兵也，信赏必罚，公正廉明，有功者虽仇亦赏，有过者虽亲必罚，终使将弁用命，士卒戮力，战胜攻克，强敌丧胆。其任官也，优给公费，使足养廉，期其勤政爱民，各有建树。清正廉能者不次援升，贪庸无能者立予罢戮，终使官清吏能，竟相立功。”（冯有志<西康史拾遗>）

据记载，虽然已是一品大员，赵尔丰与其兄赵尔巽二人却都相当清廉，因此尽管后世对他们指摘颇多，认为其顽固透顶简直不可救药，但却很少有人在个人品德上做他们的文章。

另外，赵尔丰对民间疾苦也相当关心，当年他训斥颟顸地方官的话一直流传下来，即使今人听后也颇为感慨：

“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

改土归流后，赵尔丰大量减免了川边百姓从前必须向土司、寺院缴纳的大量赋税和必须免费提供的乌拉差役，并明文规定了沿川藏路运输时必须向提供服务的百姓支付的报酬标准。他还在川边大力兴办教育，建设了二百多所学堂，苦口婆心劝导当地人读书识字，为了让人们接受甚至采用了汉藏双语授课，还规定不上学孩子的父母要受处罚，同时免除上学孩子家庭的乌拉差役。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在藏区的影响力迅速萎缩，直至金沙江西岸的土地全部被藏军占领。1939年，赵尔丰当年梦想的西康省终于建立，但其萎缩的辖区早已不是当年一望无垠的川边。

直到六十年前，对岸的喇嘛王国在解放军进军号声中轰然倒塌，金沙江的那一边做为中国最后一个解放的省份，才终于回到了中央政府治下。1955年，成立了16年零9个月的西康省完成了历史使命，被中央政府正式撤消，这片辽阔的康巴大地，从此被冠以甘孜州和昌都地区的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

赵尔丰亲手创建的边军在辛亥革命后大部土崩瓦解，少数残余部队此后仍以“边军”的名义继续为中华民国服务，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康军阀刘文辉的部队中还有军官曾是当年的边军官兵。

至于边军将领，这些赵尔丰曾经的部下们的归宿则各不相同。

前面说过，曾担任过边军首任统领的罗长琦后来投靠了驻藏大臣联豫，以左参赞的身份接替被联豫解职的钟颖，统领入藏川军，由于他治军严苛，在军中很不得人心。辛亥革命爆发后，罗立即成为军中哥老会重点报复的对象，据说这位曾率军攻取藏东南的将军死得相当惨——罗长裿被哥老会首领抓住，拴在马后面拖了几十里才死。

由于处死罗的乱兵许多都是陈渠珍的部下，因此有人认为这件谋杀很可能是身为革命党人的陈故意指使手下人做的，而当时对西藏骚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钟颖也是主谋之一。当然，陈渠珍一直矢口否认这种指控。

在拉萨被藏军缴械后，曾率领川军入藏的四川新军统领钟颖灰溜溜地经印度返回国内，但他并没有得到善终——罗长裿的亲属专门向北洋政府申诉，要求惩罚杀害罗的凶手，而北洋政府也迫切需要为丢失西藏给全国一个交代，身为满清余孽的钟颖无疑是最合适的替罪羊。

经过一系列审讯后，袁世凯签发《大总统申令》，最终宣判了钟颖的末日：“查西藏于波密平服后，全藏静谧，汉番相安，自拉萨兵变及色拉寺之役，始酿成乱端。推原祸始，实由该长官要结乱兵，擅离职守，以致藏民茹痛，边境骚然。已属罪无可逭，又复挟私嫁祸，擅杀忠良，焚毁尸骸，惨无人道。钟颖着处以死刑，依法执行。”

身为赵尔丰麾下最得力战将之一的程凤翔字梧岗，他是山东聊城人，“以武童投军”，也有人认为他本是赵尔丰的厨子。程长期担任边军后营管带，跟随赵参加了川边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率兵收服西南数千里，军功显赫，号称“国防、西康建省战功之一人也”。此人也是藏族地方武装最为惧怕的边军将领，当地人相传他竟然以人肉下酒，史载“藏人惧之，称曰：‘白扒本布’，即食人肉之官也”。

程凤翔在赵麾下官至三品总兵，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从边军退役，后来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统府侍从武官，大总统曹锟曾派他去江西监督烧制瓷器，但这位程将军却是个酒鬼，到了地方假公济私，竟然专门为自己造了一大批精美的酒瓶子，后来这些器皿相当有名——“特烧朱砂瓶十窑，名曰程瓷”。

风山是赵尔丰时期边军最后一任统领，他字歧峰，荆州驻防镶黄旗人，为“笔帖式”也就是文书出身。风山指挥了边军后期的几场重要战役，“平三岩，定得荣，助程凤翔收服西南，转战波密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时人对凤山颇为赞许，说他“官至将军，行如常人，甘苦同士卒，诗酒共群僚，有古大将风”。

尽管身为旗人，但凤山却相当识时务，辛亥革命后并没有为满清王朝殉葬，而是立即归隐乡里，“比至鼎革，自行引退，布衣羸马，两袖清风，归农于华阳之野”。这位老将军相当能活，一直到民国成立整整三十年后的公元1941年方才寿终正寝，年九十有二，门弟子公葬于凤凰山之隅，其碑曰“凤将军墓”。

边军重要将领彭日升字衡山，湖南滤溪县人，行伍从军，长期在程凤翔手下作战，曾以后营哨官的身份出征乡城，后又随程凤翔定盐井，转战西南数千里，一直是程凤翔部的前驱，号称“彭先锋”。赵尔丰相当器重他，提升彭为为前营管带，并在攻克三岩后授予其参将官衔。当傅嵩炑率边军反攻成都以解救赵尔丰时，彭日升奉命率部分军队留守川边，因而保存了力量。到了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彭已经晋级为陆军中将，成为边军全军统领，并被授予勋三位，率军驻扎在西藏昌都。

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西藏地方政府大举东侵，以数万之众围攻昌都，彭日升率部队拼死抵抗，数月后粮尽弹绝援兵无影，昌都终于失守，彭也被藏军虏入西藏不知所踪，有人认为他“虏死于西藏之得穆寺”。后人对此感叹道：“二十年戍边，一日被俘，湮没不彰，论者惜之！”

一般认为，彭日升部的消失，也标志着边军——这支曾在藏区取得无数辉煌战绩的部队——的最后灭亡。

我们还要提到一位边军重要将领刘赞廷，他本名永夑，河北河间府人，于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以西军中营哨官身份随赵尔丰进攻试图阻挠川军入藏的藏军，宣统元年（1909年）参加了波密之战，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川边第一镇协统，辛亥革命后驻守巴安也就是现在的巴塘，并在1912年5月击退藏军万人的进攻。1912年冬天，时任边军统领的顾占文打算率兵进攻西藏，但北洋政府没有批准，顾愤而通电下野，刘赞廷曾代理边军统领，此后他多次率军击退入侵的藏军。

刘赞廷在1921年解甲归田，1923年入清史馆，1929年入蒙藏委员会，后曾再次回西康处理“大白事件”的善后事宜。他前后花了四十余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刘赞廷藏稿》，内容多以笔记档案和方志构成，所以自上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颇受学界重视，是研究清末民国藏区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刘赞廷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赵尔丰等人的努力，汉藏这两个原本格格不入的民族逐渐开始真正成为一家，到后来，通婚和融合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比如刘赞廷所写的《波密日记》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时有一蛮丫头投河，被人旋救脱险，遂哄动民众，云为汉兵强奸不从投河。余闻之有关名誉，即令哨官李焕章详察，始之知为什长邱定国所为，因邱来时与房东女子曲美恋爱，约为夫妇，嗣后邱嫌女丑，以致爽约，而曲美原为爱邱英俊，既见被弃，愤气投河，非为强奸。时仓储巴来，亦为其事。盖曲美投河后，控邱拒婚于仓储巴，特来会商，欲以和好，遂传曲美母女共同审讯。

“曲美十九岁，身体强壮，黑胖，一健康美也。先由仓储巴问其母以女配邱何如，答以愿从女志，问女配邱以后有无反悔，埋首不语，似此情彤，女爱邱甚。即以劝邱曲美貌相纯厚，纳之为妻，可为一世之协助，况预约在先，弃之不义。邱亦有怜惜之意，一为余等情面难却，惟命是从。

“遂令二人携手为结婚之礼，向观众三鞠躬，以谢来宾。全场鼓掌大笑，又为其母即叩头，称谢回家，以奶牛二头牝马一匹，为女子之嫁奁。时李焕章同丹贞代理新人夫妇，邀余参加闹洞房酒，遂买肥羊一支，藏蚨十枚为礼。是晚全哨男女醉酒狂歌，至三更而散，为之一快。”

其实，那位被迫“拉郎配”的什长邱定国并没有吃亏，最后甚至还赚大发了——《波密日记》继续写道：“嗣后邱定国升为第九营连长，于民国元年与藏番战之竹巴笼，身被三伤，曲美由前敌背至巴安，愈后向余述之，无曲美命已休矣，甚为感之。”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选自笔者已经出版的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