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海、上海：“一.二八”事变背景分析 -- 妖猫drake

P.S 制作“一.二八”增刊的时候，萨苏和黄河故人两位老兄帮了我不少忙，还请春秋的老胡 老兄写了一篇炮兵的文章。西西河能写的朋友不少，我们的杂志也希望多收些好文章，多联系几位好写手 小猫的博客外链出处和微博外链出处

四、日本侵沪的阴谋

1929年，以纽约股市崩盘为序幕，被称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再次席卷全球。日本此时尚未走出昭和金融恐慌的阴影，“破船偏逢顶头风”，已成日本经济支柱的纺织品出口等项目的出口贸易额大幅度降低，日本国内的失业率飙升，政府发现自己仿佛坐在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更糟糕的是，由于欧美同样遭遇“大萧条”，完全不可能增加对日本货物的进口，而唯一可能大量进口日货的中国，却在1930年的万宝山事件后，再次发动了全民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对华贸易额较之前一年降低3%，考虑到此时中日贸易几乎成为日本维持经济的唯一途径，这次抵制日货对日本造成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而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心脏，又有大批平日趾高气扬的日本侵略者驻扎，民众的反日热切尤其热烈。1919年之后中国人民反帝尤其是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随着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大批韩国反日志士流亡上海，上海特别是租界成为韩国反日流亡政府所在地和反日行动的大本营。

韩国流亡政府旧址，可叹金九等人苦巴巴盼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盼到朝鲜半岛光复，却又陷入美苏争霸的无底洞中去了，北方好歹是抗日战士们做主，南方竟然弄出一群日伪时期的牛鬼蛇神护佑着李承晚

1922年3月28日，韩国志士吴成伦、金益相计划在上海黄浦滩新关码头狙击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未遂被捕。由于孙中山先生对韩国独立运动持支持态度，北洋政府却不愿意承认韩国流亡者，因此1921年之后，韩国流亡政府与孙中山的护法政府互相承认，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与韩国流亡政府仍维持了不错的关系。正是由于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的运作相对安全和稳定，韩国志士有了比较统一的核心，并针对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地日本殖民者发动了不间断的袭击，并最终在1932年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李奉昌袭击日本天皇未遂事件”和“虹口事件”。

韩国义士李奉昌

此时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大本营和反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部分眼光独到的日本侵略者认定只要能够抢占上海就可以剪除盘踞此地的中韩两国反日组织，还可以重创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一劳永逸的在对华贸易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应该说日军重创驻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目标是基本达到了

经过从1870年开始的近50年经营，日本在上海的势力已经压过了英美列强。而上海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心脏，却没有中国的重兵把守。当时中国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当年为了争取列强支持他攫取中国中央政权，保证不会在上海扩大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而多年的内战也使得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调往外地，上海反而留给了来自广东的十九路军把守。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错误的估计了中国的军队：十九路军没有像东北军一样望风而逃，而是拼尽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央军第五军同样是死战不退，寸土不让。日本军在上海第一次见识了地方杂牌的坚韧顽强，也第一次见识了中央军部队拼死一战的威力，可惜唯独没有啥变化的是妥协绥靖的政府。

经过“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战而逃和中国政府的默认，日本方面判断中国政府除了会向国联抗议外，不会在地方军阀遭受日本军队攻击之时向他们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持，而地方军阀也不会尽力与日军硬拼而只会用不抵抗的逃跑方式来保存他们最重要的军队。因此日军判断如果对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进攻，那么十九路军必然会为了保存实力而迅速退出上海。

至于在英美等列强，同样不会为了中国而打一场对日战争，他们最多就是在国联谴责一下日本，而经济封锁对几乎破产的日本而言也不太可能造成有效的损害，而且与侵占中国东北将会得到的丰富资源和庞大独占市场相比，与侵占上海重创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世界的谴责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日本能够占领上海，便拥有了一个与中国和欧美列强谈判的重要筹码，中国不能承受丢掉上海，欧美也不能允许日本独占上海。只要在谈判中以上海为诱饵，就可以逼迫中国和英美默许甚至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

有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之后，日本军方开始在利用此前在上海建立谍报网络，收集情报，这一方面最突出是号称“民间机构”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则是日本外务省麾下的间谍培训机构，与满铁等军方背景的日本间谍组织两者有所交叉，其前身是甲午战后由日本间谍成立的东亚会和同文会，两者在1898年合并成东亚同文会，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由日本外务省提供经费的东亚同文书院。由于东亚同文书院打着文化和社会调查的幌子，其对中国的谍报行动直到1932年之前都是在中国政府的赞许甚至支持下进行的，这些谍报材料成为日本对华侵略重要的参考资料。近卫文磨在任职首相期间，曾经专门写信给东亚同文书院致谢。

在搜集中国情报的同时，日本军方和外务省有计划的在国内建立舆论，不断将中国人民的反日自卫行动妖魔化，制造民族矛盾和仇恨。恰在此时， 上海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和中国籍员工的罢工，大批倒闭，尤其是日资纺织企业据说有近九成关门歇业。在沪日侨大部分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便向日本人居留民会请愿，希望借助日本军方逼迫中国民众停止抵制日货行动。

1931年10月11日至12月6日之间，上海日本人大会、长江流域日本人大会和全中国日本人大会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部分“会社派”甚至直接到东京向日本政府和军部要求尽快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于此同时，在军方的授意下，在华的日本文化侵略机关，例如东本愿寺等宗教组织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而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体则不断的激化民族矛盾，例如利用1932年1月9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韩国志士李奉昌的报道，叫嚣中国方面对日本天皇“不敬”。

要指出策划一二·八事变的“主犯”，就不能不提到田中隆吉，一二八事变时候田中隆吉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陆军武官。坂垣征四郎于1931年10月初致电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对他说：“我们下一步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

图右侧就是川岛芳子，这位的警惕性还挺高，也许嗅到了隐蔽的摄影社，竟及时将脸别过去，没有露相

田中隆吉向坂垣征四郎保证，能执行好这个任务。坂垣征四郎提供给田中隆吉一万美元的巨款作为活动经费，当时正处于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这笔钱约折合黄金十余公斤。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此后在上海策划了一系列行动，虽然川岛芳子的工作重点在满蒙，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天津偷运溥仪的家属前往东北，但是仍然有余力完成这一系列的阴谋策划活动，而且活动经费田中隆吉只给了她两万日元。不巧的是，川岛芳子在一次接头行动中，被日本记者拍下了照片，并发表在日文杂志上。

上海日本居留民协会发布的所谓“抗议宣言”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为首的日本侨民召开“上海日侨大会”，,该大会公开号召开战，要求给40岁以下的日人发枪，破坏中国义勇军，对中国学生的抗日行为述诸武力。会后约2000名日人在上海街头游行，殴打上海百姓，撕毁抗日标语。此后又不断发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包括多次打伤中国工人。1月12日村井又因《民国日报》报道天皇遇刺事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抗议。在此期间，日军借机扩大了驻军范围。

在日方一系列的挑衅行动中，除孙科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曾有过短暂的强硬，其余时间中方一直处于“不抵抗”的状态中，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下野后主政的汪精卫，甚至日军炮轰首都南京，中方仍然没有抵抗。鉴于中方超出预期的“不抵抗”态度，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了“日僧事件”和火烧“三友实业社”事件。

上海三友实业社工厂一角

“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事件都是围绕三友实业社展开的，三友实业社此前在中国市场的日本毛巾企业打得节节败退，而且三友实业社反日情绪高昂，厂内还专门组织了义勇军，被日方嫉恨。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是日本日莲宗一派的僧人，川岛芳子等人认为天崎启升有政治野心，可以利用来挑起事端；又收买了一批打手，冒充三友实业社工人，待机混入工人击毙天崎等人。

1931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人在三友实业社门口挑衅，敲鼓打钟，四下窥伺，向厂内投掷石块，工人义勇队派人驱逐。天崎等人逃窜，路上被工人拦住盘问，期间事先被收买的打手殴打致死伤，打手则嫁祸三友实业社工人。两天后，1月20日凌晨，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32名日本上海青年会成员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持械冲进三友实业社放火，期间有人开枪打死租借华捕田润生。

1月27日，日本居留民在江湾路妙法寺集会，“悼念”天崎启一

此后在沪日侨反华情绪高涨，对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的道歉横加指责，在沪日本浪人开始领取枪支，并有部分浪人开始实地侦察中国军队驻地。日本国内的舆论也在军方的指挥下，疯狂的渲染所谓“中国排日”，争相要求派兵前往上海。但眼见派兵时机已经成熟，舆论准备也已完全的日本方面却并没有立刻出兵，而是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了多条无理要求，试图逼迫中国方面抢先发难，但中国国民政府却抱定妥协颓然的指导思想，全面同意了日方要求，何应钦多次下令要求十九路军后撤，并准备派第五军赴上海接防。

战后对田中隆吉等日本战犯的审判，却发现了更多的细节。关东军在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的策划下，在柳条湖破坏南满铁路，然后“贼喊捉贼”，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由于关东军的伎俩太过卑鄙和低劣，完全蒙蔽不了任何人。因此军部和海军方面在准备为上海事变寻找借口时明确决定不能采用关东军式的低级谋略，而是选择使用田中隆吉等人的方案，即逼迫中国军队武装进入租界，并以此为由以埋伏在上海的特别陆战队部队将中国部队一举赶出上海，同时，尽量利用此前中国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和五卅运动中欧美列强与中国的旧怨组成列强反华同盟，即便不能成功，中国抢先进入租界也可以为日本侵入上海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

1月28日夜整装待发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员在接受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训话

没能逼迫中国方面抢先发难的日本军方，最终决定赤膊上阵，主动发动在上海的作战。1月28日深夜，日军海军陆战队在日本便衣人员带领下进攻天通庵车站，一·二八事变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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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这么说话有点不正经

三、逐渐激化的中日对立

一战结束之后，欧美列强立刻加强了对亚洲的掠夺，试图用亚洲的财富来补充自己被世界大战几乎耗尽的小金库。在欧美列强大幅减少进口日本产品并努力围剿海外日本企业的背景下，1920年3月15日，东京股价交易所发生股价暴跌事件，进而演变为席卷日本乃至世界的经济危机。

至此日本自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开始的产业振兴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1920年日本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近40%，钢铁、纺织、造船等曾经利润率达到200%~600%的暴利行业如今成为了吞噬财富的无底洞，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不得不拿出3.5亿日元拯救经济。同时，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也在不断的吞噬国家财富。控制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市场日渐成为日本眼中唯一拯救经济的救命稻草。

日本居留民在北四川路举行示威游行，凡遇到宣传抵制日货的中国商铺，这些日本居留民都要进去滋事吵闹，虽然警察弹压，但收效甚微。

1919年的巴黎和会，日本试图继承全部德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行为却极大的刺激了中国朝野，各地民众纷纷自发的上街游行，宣传反帝反日，而商人与民间的抵制日货行动更严重的动摇了日本对华贸易。此时，上海等地的日本人聚居区已经比较成熟，驻沪日侨已经分化为“土着派”和“会社派”两类，“土着派”一般住在“华洋杂居”的市井里弄，是小商人或手工业者，他们每天接触纯朴的中国底层人民，已经逐渐被同化，准备在中国扎根。

上海抗日会在街头组织集会，号召民众积极抵制日货，积极投身到抗日行动中来。

而所谓“会社派”大多数是日资企业高层，他们住洋楼开汽车，吃穿讲究，目中无人，榨干中国人甚至是日本人民的血汗是“会社派”生财之道，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他们希望日本能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和独占市场，愿意跟随军方，担任侵略的急先锋。

巴黎和会之后的中国人民反帝和抵制日货行动，造成了在华日本人的经济损失，很多人陷入困境。但“土着派”中很多人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是被逼无奈才走上反帝反日道路，他们认为日本的侵略才是造成在华日本人经济损失的真正原因，而“会社派”则惊慌失措，像疯狗一样叫嚣要向中国民众进行报复，试图以武力让中国人民屈服。于是从1920年开始，上海的日资企业主与中国员工，日本商会高层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逐渐升级，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1925年5月15日，日资的上海内外棉七厂厂主借口原料断货，试图强行关闭工厂，赖掉中国工人的工资。内外棉七厂的工人领袖顾正红带领群众与日本资本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恼羞成怒的日本厂主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

上海日本工厂主的暴行引爆了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中国共产党等中国进步力量的领导下，5月30日和之后在上海等地不断反帝游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情和惊人力量。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欧美列强选择与日本沆瀣一气，试图利用驻沪军事力量用铁和血吓退中国人民。

但帝国主义的反扑却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五卅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有1700万人参与的全民反帝怒潮，甚至连租界的华裔巡捕们举行了罢岗，日本、英国国内的工人组织也积极也帮助中国人民。在经济战方面，除了各地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上海还进行了近20天的罢市，在经济上沉重的打击了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

五卅运动在全国范围为随后的国共合作北伐积累了群众基础，堪称是1925年~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冲锋号。1926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从1925年至1927年是中国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最扬眉吐气的一段时间，围绕各地租界不断爆发民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行动，例如在1927年4月3日，由于驻汉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与中国民众的冲突中开枪，导致愤怒的民众冲击日本租界，日本方面称之为“汉口事件”。

中国国民自动抗日救国决死总队发布的抗日救亡通告

看到中国不可阻挡的革命形势，英美日列强积极寻求利用“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联合发动对华干涉，妄图阻止中国人民收复各地租界，而上海、汉口等地的日本人居留民团中的上层也动用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要求政府和军方对中国采取武力手段，“保护帝国在华权益和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

不过1927年3月，日本爆发昭和金融恐慌，虽然秉承稳健外交政策的若规内阁1927年4月便倒台，随后上台的激进的田中义一内阁必须先解决国内金融危机。1927年6月决定此后日本对华策略的田中内阁“东方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八项“对中国政策要纲”第五项正式宣称“当帝国在华权益及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可能遭受非法侵害时，根据需要坚决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持之。”这一原则成为日后“一.二八抗战”前“上海、长江流域和全中国日本人大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的最大“理论”凭据。

而向来以持重著称的日本海军会在“九.一八”事变硝烟尚未散尽之时便不断在上海增兵同时以“自卫措施”为借口。虽然著名的“田中奏折”确定夺取中国东北为随后日本的主要侵略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日本通过从国内增调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等长江流域增强军事实力。

1927年，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外滩炫耀武力，队首已到达外滩，队尾还拉在外白渡桥

日本海军早在1886年便仿照英法的模式建立了一支主要在陆上担任警备和低烈度作战任务的“海军陆战队”，日本海军各镇守府都编有常备的陆上作战部队，被称为“特别陆战队”，以区别于以战舰舰员临时编组的一般陆战队。1926年，面对中国国共合作形成的蓬勃革命形势，日本为了保护其在华的殖民利益，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警备队本部。

20世纪30年航拍的上海浦东浦西两岸景色。浦西号称十里洋场，浦东则工厂遍地，“东方巴黎”的美誉名不虚传。但黄浦江里的军舰，却又让一片平和景象下蕴含着点点危险

1927年2月面对北伐军挺进上海，日本海军借口“保护侨民”从吴镇守府征调一个营共300名特别陆战队士兵，3月又从佐世保和横须贺各调派一个营共500名陆战队增援上海，再加上从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第一遣外舰队征集舰员组成的临编陆战队，当时上海共有日本海军7个营约2000名陆战队，其兵力随不如在丢掉汉口租界后在上海陈兵16000人的英国，但已经远超过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上海驻军势力。

在上海街头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抗日义士，身后的横幅标明该集会是为赴东北抗日征召人员的，演讲者脚边还有模拟的棺材。

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解放上海之后，从日本国内调遣的大部分“特别陆战队”部队归建，但“上海陆战队”的编制就此形成，1928年“上海陆战队”约有600名士兵。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日本海军紧急向上海增兵日本陆军也将包括大正四年式15厘米重榴弹炮等重装备交给上海陆战队。至此日本发动对上海侵略的“理论依据”和先锋都已经准备完全。

但在上海这处华洋杂居，欧美列强势力盘根错节之地贸然对中国动手，极容易激起西方势力的介入，而“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最担心的就是欧美介入，干涉日本夺取中国的东北三省，因此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行动似乎与当时其考虑和所处的环境完全相矛盾，但假如仔细讨论当时日本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对中国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认识，就很容易理解日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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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的中国势力崛起

1902年的日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一厂车间

1915年之后中日在上海不断发生各类摩擦除了缘于日本人的日渐骄横和视图独霸中国的野心之外，也反映了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虽然陷入军阀混战，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力逐渐回升的现状。作为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和江浙财团的心脏，上海突出的反应了中国人在推翻帝制之后步履维艰的自强之路。

从19世纪40～60年代开始，随着租界常住外国人，第一批外资企业登陆上海，这批企业既有杜纳普船坞这样的造船重工业企业，也有英资墨海书院这样的经营文化印刷的轻工业企业，到60年代初，闻名沪上的外资企业有英资怡和纺丝局、正广和汽水，美资旗昌丝厂，德资瑞纶缫丝厂等。外资工业企业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清政府和中国民间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上海背靠江浙，占尽海口转运，中外交通的便利，最适合兴办贸易振兴工业。

江南制造局枪厂车间

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使得江浙富商携带大量资金涌入上海，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上海迅速崛起一批实力雄厚的中资官办和民办企业。1862年李鸿章创立上海洋炮局，3年后又建立官办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摇篮。60年代后期，发昌机器厂、建昌钢铁机器厂、邓泰记机器厂等民营工业企业成立，至90年代初，民营企业增至30多家。辛亥革命前夕，上海中资企业已经涉及当时中国所有的轻重工业领域。

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设立

当然，中资企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深受国家孱弱的拖累。自上海开埠以后，外资洋行把持上海的港口航运业、船舶制造维修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进一步刺激了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上海沦为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抢占市场的桥头堡。而且从1847年子上海英资丽如银行发端的外资银行业在19世纪90年代也演变为英、日、法、俄、德、荷、比的银行大混战，再加上中国丧失了关税存管权，上海的金融市场成为列强吞噬中国人血汗钱的游乐场，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其害，虽然从19世纪80年开始华商也进入投资活跃期，但资金普遍有限，又受到列强经济侵略的挤压，发展举步维艰。

在袜厂操作织机的女工

正因为这样，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为求生存，一方面注意灵活经营、注重改良技术，一方面试图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扶植强大的政府或者地方实力派，开始积极的走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奖励兴办企业，再加上欧美列强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无暇顾及亚洲，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民族资本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中资企业已经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如荣氏的申新集团、郭氏永安集团、简氏南洋烟草等，在钢铁、纺织和水泥业等个别领域中资企业已经能同外资分庭抗礼对等竞争。

但在这一片繁荣之下，却蕴藏着可怕的危机，首先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自身实力增长有限，中国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扶植也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同样利用了欧美陷入一战的时机，在本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迎来了国力和本国工业的爆发式增长，如遮天乌云一般向中国压来。

1922年集资600万元建立起来的永安纱厂

面对欧美列强从欧洲杀回马枪和日本的大兵压境，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迫走向行业联合一致对外的道路，并且开始日渐熟练的配合和利用中国各界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欧美及日本争夺对上海和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以纺织业为例，1918年，上海纱厂和染织布厂同业公会先后成立。同年，日资通过并购成功将美资挤出上海纺织业。上海遂形成主要以中日平分秋色为主的局面。

1921年，上海主要工业行业棉纺织业有企业109家，华商纱厂纱锭从1913年15万枚增至80万枚。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减少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为上海华商工业发展提供契机。到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大批企业，并形成一批规模企业，有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申新企业集团，郭顺兄弟的永安企业集团，简照明、简照南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刘达三的中华美术珐琅厂，陆伯鸿等的和兴钢铁厂，刘鸿生的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等。1921年，上海主要工业行业棉纺织业有企业109家，华商纱厂纱锭从1913年15万枚增至80万枚。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列强的横行无忌激起民众自发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上海的民族工业借此东风，迅速扩大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等方面的份额，打造了一批全国文明的名牌，经此一役，上海民众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切身感受到实业救国必须同反帝政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与全球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城市有商贸往来，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工业产值和对外贸易额约占全国50%，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金融和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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