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近十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增产不增收，许多农民都不愿再种地。

联想到为什么国家在免征农业税并给种粮农民按亩发放补贴且年年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价格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仍然没有种粮的积极性？想到近年连续出现的卖粮难！卖菜难！卖水果难！想到农民增产不增收，和“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这些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无序经营盲目生产如何抵御风险规避损失增加收入？奶牛养殖户杀牛、香蕉烂在树上、蔬菜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来收购的同时，城市里的人们却喝不到放心奶，吃不到便宜菜的原因何在？想到而今农业一亩地产出中有多少要用于支付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等费用？等等……

凑巧从一本浙江省政府文宣部门编写的书中看到近些年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许多的农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各种鱼业合作社、水果合作社等等……惊讶于三十年风水轮转，农村又开始新一轮的合作化了，有的一个县便多达一百多个不同种类的合作社。便回想当年互助合作是如何发展起来又如何走向消亡的。

农民增加收入的方法越来越少的同时，挟资金、技术和渠道优势汹涌而来中外资本却控制了流通领域摄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譬如大豆，许多农业管理人员呼吁国家管起来，受到进口货的冲击导致种植面积连年减少，这是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优良植物蛋白基因，不能让它因进口的转基因大豆的冲击而消失。今年美国和南美大豆减产，导致国际大豆价格上涨，国内的大豆价格也跟着上涨，预计许多农民明年将会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可是中国的大豆市场价格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万一明年美国和南美大豆产量增加了呢？国际大豆价格下跌了呢？那么明年会不会又出现大豆种植户增产不增收，产量越大亏损越大的情况呢？

前几天电视新闻里还在报道的山东白菜烂在地里几分钱一斤也无人收购；内蒙古土豆滞销；山西红枣滞销，越是滞销，越是便宜，越是没有经销商上门收购；越是涨价，越是价格高，越是有经销商抢着收购。

虽然许多有识之士发现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为做大做强，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但结果只是成全了少数人成了大老板，对广大一家一户的普通农民没有丝毫帮助，他们仍然在忍受着农产品价格去年涨，今年大家都扩大种植面积，于是今年价格大跌，大家都亏本，明年大家都不敢再种，于是市场的供应量明显减少，但减少种植面积的农民却享受不到涨价的收益。这样一种痛苦的循环，年复一年的进行着，农民便总是忍受着增产不增收，产量越高亏的越多的痛苦。

用发展大型私有企业的方式只是造就了一些大型渠道中间商企业，决不了一家一户的农民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的，因为企业老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和自己企业的利益，而非广大零散农户的利益。唯有把零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农产品合作社，以集体的资本、渠道、信息和实力与掌握销售渠道和资金的市场进行博奕，合理安排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病虫害防治，以及成品的收获、储藏、运输和销售等等……

关键是仍然需要遵循“互利自愿”的原则！

真正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是什么？

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还是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

其实只要能让农民劳有所得、提高收入，农民也未必在乎是给谁种地，给谁干活。几亿的去往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们难道是市场经济的信徒，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理念在行动？还是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比土里刨食更多的收入？

如果当初国家不是急于进行工业化，从农业生产中索取过多，而是适当提高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休的收入，谁说农民就一定反对集体化？

以自私闻名的农民真的不能通过集体化共同致富吗？好象也不尽然，除了大寨以外，在中国还有个以外圆内方闻名的南街村，也是以集体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名曰“外圆内方”，是说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内部实行集体经济。

伴随着包产到户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国家政策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但它对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的收入方面与包产到户哪一个的作用更大，至今也未真正的好好比较过，至少也应该是都有作用吧！

那就是提高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议，）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到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以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大约十年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橘，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历史不再徘徊》

从此开始国家多次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直到一九八八年全面放开商品物价，一切农产品、日用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全面放开完全由市场自行调节。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各种乡镇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大量涌现，生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填补了市场上国营企业的全部空缺。城镇居民得到了商品，农村的农民获得了收益。单就农产品来说各种的蔬菜、水果、肉蛋奶产品都从以前的凭票供应变到现在的种类繁多任君选择，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农民在改开后的二十年里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初十年增长的速度甚至快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但是近十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 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包产到户是惟一因素吗？

大寨属于山西省昔阳县。小岗村则属于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之知名，全在于改开之初首开包产到户之先河，甚至有一份多年后假造的“血手印”文书来见证其事。建国初在治理淮河和土改之后，小岗村人曾经有过吃饱饭的时候，粮食产量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甚至突破二十万斤。可自从逐步走向集体化以后，小岗村人却又一步步从温饱走向缺粮、饥饿、乞讨，从吃饱肚子又重新开始饿肚子。小岗人对待种集体土地的态度是

“晚上工，

早下工，

到了地里磨洋工，

反正记的一样工。”

“队长哨子吹破嘴，

催人下地跑断腿，

喊了半天人半数，

到了地里鬼混鬼。”

“……这个十八户的小村，一下派来了十八个人的学大寨工作队。……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逼着全队人干了一年，……全队共打粮三万五，除去公粮、统购和种子，全村人均口粮二百三，人均收入三十二。”二十多年中，凤阳县这个产粮大县，成了“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小岗村也是这样一个“三靠”村。

从1957年起小岗村就开始吃返销粮，花救济款。1966年到1978年，小岗村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搞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十三多万斤粮食，比1976年整整多打了十万斤。”！

（宁肯饿死也不愿给集体种地，给国家种粮！和大寨人相比，境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种境界之差体现在只几年的功夫，小岗村就落伍了，当大包干不再是小岗一家的而成为全国的政策时，小岗的优势就不再了。小岗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距离富裕的道路还相当遥远。“一步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好不容易搞到几百万时，人家早就是亿元村了。”“……从1978年以后，从第一批瓦房，到第一批电话，到第一批彩电，到第一条水泥大道，到第一次用自来水，到第一批两层小楼，乃至于到最具代表性的大包干纪念馆，都赖于外界的慷慨施与。小岗村今天的变化，更多的还是来自上面和外面的关照……”——《共和国粮食报告》

为了江总书记要来视察，小岗找镇里，镇里找县里，县里找市里，市里找省里，最后省里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到了2003年，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对子，村里人才看上了长江村赠送的大彩电……”。“大包干分田到户不行了！”光靠种粮食不行了，“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能解决个温饱。”小岗村没有海外关系，没有自然资源，没有沿海地理优势，更没有见识高明的人才（连村长的六个儿子中都没有一个大学生，有的连初中都没上，何况其他村民），除了作为曾经的典型而被扶持和帮助之外，小岗什么都不是。尽管也有那么少数几个能人想搞企业，想拉着大伙一起干，可是就是不成，“要办个砖窑厂，但由于不愿意说的什么原因，最终没搞成。”“办起来的一家小型瓶盖厂，不是倒闭了，而是有人用雷管把它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也是有种种“不便说的缘故”。和上海某企业协商养猪，回来村里一讨论，都争着要当养猪场的场长和会计，谁也不争当饲养员。有的个人与外面合办个工厂名字用了“小岗”，便成了公共的资产，被村里共了产，又被镇里收了去，最后被卖掉不了了之。

与小岗不同的是大寨经历了从辉煌到平淡，郭凤莲在被审查处理改造了十几年之后于1991年重回大寨任支书，带领大寨人急起直追，而今大寨成立了集团公司，充分利用“大寨”这个名字的无形资产，发展经济，产值上亿。1998年俺去江苏旅游时经过华西村，导游津津乐道的就是郭凤莲来华西村考察时送给华西村那一辆大奔。

“……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明显地开始拖农业发展的后腿，……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个体单干不见得是万试万灵、包治百病的农村生产方式，互助合作集体化也不见得就是洪水猛兽、有害无益。

还是回到那个的起点，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无论是单干还是合作，搞农村经济必须以农民“互利自愿”为原则，不但是农民与农民之间要“互利自愿”，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国家之间也要“互利自愿”。

陈永贵这个人：

俺引了好些材料的《历史不再徘徊》那本书的作者写了很多陈永贵的罪过，他的儿子欺男霸女，他本人搞政治斗争夺贾进才的权上位，以大寨为资本换取政治利益，一直到了文革后还抱着大寨作为农业典型不放，等等……

而《共和国粮食报告》的作者的说法却不一样，

陈永贵七岁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二十八岁那年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同年夏天又被日伪宪兵队以通匪罪逮捕——通匪即通共——这是一段始终没有说清的历史。土改后不久，三十一岁的陈永贵就参加了贾进才在大寨拉起的第一个互助组。1952年，他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这年冬天，他又经老支书贾进才推荐（说法不一样了），接替贾进才，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寨村的农民治山治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了能够抵御一般的自然灾害、能够尽可能多打粮食多种庄稼的耕地；向荒山要良田，把全是乱石头的荒山改造成了梯田，第一次被洪水冲毁，就第二次再修，再被冲毁，就修第三次，这就是著名的“三战狼窝掌”；把落后的农田改造成了七千多为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那一年亩产达到了五百多斤。

“农民就是要种地”！这是陈永贵的一贯态度和信念。（这话听上去像不像高大泉说的！）

当某些地方放出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的时候，陈永贵即不跟着瞎起哄，也没相信。他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三年自然灾害，以大寨为例，天灾年年都有，1959年大寨村先旱后涝，但粮食还是增产了，亩产搞到了六百多手，缴了公粮，人均口粮达到四百五，大队里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年大寨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海绵田’，一般的干旱没事，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搞到了六百五十多斤。……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寨人也受到了饥饿的连累，人家在挨饿，你大寨村难免就要被‘共一点产’，这让大寨的人均口粮从四百五一下降到了三百五，……除了救济那些饥饿的村寨，在三年大饥荒中最困难的一年，大寨人户均向国家卖余粮三千多斤。”1963年大寨遭遇洪灾，“……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暴发，房倒屋埸，把大寨人这么多年苦苦挣下的一点农业一水冲了。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埸得只剩下十二间房和五孔窑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无处安身。灾害发生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回到村里以后，他很快激励起乡亲们重建的信心，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陈永贵提出了“救灾三不要”的著名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特效不要。”又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社员的口粮不少，劳动日的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觉悟也够高大泉了吧！）。

“……陈永贵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而且能够这样做，就表明，陈永贵和大寨人已经达到了中国农民难以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不能再把陈永贵作为一个通常的农民去看，他的觉悟，他的境界，已经超乎寻常了，既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数千年来的中国农民，走在了历史之前。而他，以及大寨和大寨人，也完全拥有了引领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当之无愧……”（俺老孫曰：陈永贵像不像高大泉？或者说高大泉像不像陈永贵？浩然未必是以陈永贵为参照来写的高大泉，但一位文化程度不高，但认识程度不低，坚定的信仰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号召，坚信农民应该为国家建设多种粮种好粮的基层农村干部不就应该是陈永贵这样吗！《历史不再徘徊》的作者认为陈永贵搞的那些梯田投入高产出低得不偿失，更好的办法是把那些地方的农民从那种缺少耕地和资源的地方搬迁出来才能摆脱贫困。这在当时行得通吗？再说耕地可不是只种一茬庄稼就废了，耕地是可以传之子孙后代的，《舌尖上的中国》里贵州的农民不是到今天还在种着几百年前开垦出来的梯田吗？）

后来大寨成了搞农业种粮食的典型和榜样，陈永贵被提拔入中央成了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但是也受到一些人的仇视，文革后，有人一直要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邓小平很干脆，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吴敬琏传》里还写过吴敬琏和一班经济学家当年去大寨考察发现大寨不光是搞农业生产，还偷偷的搞运输搞副业赚钱，这被吴敬琏他们当成搞资本主义写进了考察材料向上级汇报大寨弄虚作假，因此令大寨书记陈永贵的儿子很不满……

陈永贵的晚年生活，是他骂过的‘胡乱邦’（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高级干部的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来为他服务。而在此前，他当副总理，当政治局委员，也一直是靠在大寨记工分分红过日子，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粮食还是自己背了粮食到北京来吃，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有了胡耀邦的关照，他才正式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独此一家的农村户口的政府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现在的口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和叫法，我们也应该称他为“农民副总理”、“农民政治局委员”）《共和国粮食报告》第183、186页。

大寨人在撒着陈永贵的骨灰的虎头山上为他立了一座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公道自在人心。

在集体化中出现的有些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有些问题解决的同时又催生出了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在集体化的框架下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譬如：老幼社员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推出去不管，不是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目的。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了“五保”制度，由集体来保障这些老幼病残孤的生活。

土地和劳动力分红比例的改革暂解决了地多的农户演变成不劳动的食利阶级变相剥削地少的农户的问题，从初级农业社的地六劳四过渡到高级社的地四劳六，后来又过渡到土地完全不参与分红的“人民公社”。但伴随而来的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再加上对农业生产的成果征收过度导致工分贬值，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为集体劳动就穷对付、磨洋工、混日子，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起活来比绣花还细致，这在浩然的另一部作品《艳阳天》里也有描写，那里写的时期已经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已经全面进入集体化，不存在单干户，可是仍然怀念单干，消极抵制集体化的大有人在，连积肥也分公家和自家，好的肥料留给自家的自留地，孬的肥料应付集体；在自家的菜园和自留地里见缝插针、精耕细作，对集体干浮皮潦草、应付搪塞。

从土改革命成功带来的一时的热情难以持久，思想教育往往流于表面形式并变相成批判斗争，政治语言疲软乏力难以起到说服作用。高大泉在前三部里三言二语就能说服大家，在第四部里面对他的老朋友邓久宽时说的话却显得极为空洞，说来说去只有那几句套话，不但说服不了书中的邓久宽，说服不了邓久宽的媳妇，也说服不了读者。

邓久宽这个人物从第一部就出现一直是个不太重要的角色，穷苦人出身，解放前和高大泉一样给地主当“小半活”，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没有大牲畜，差点连种子都播不到地里去，高大泉组织互助组帮助了他。他对于高大泉的帮助是从心里感激的，但认为这是高大泉对他好。当高大泉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时，特别是当高大泉在帮助别人同时损害到他邓久宽的利益时就不高兴了，经常会生气，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来，但都未形成矛盾和心理上的疙瘩。当他听说高大泉把县里给的买大车的贷款让给周士勤互助组的时候气的大怒要高大泉把贷款要回来，后来大车问题解决了，他也就不闹了；当他和高大泉一起去拉矿山拉矿石挣脚钱时看到高大泉为了提高装车效率主动帮助别的车把式装车，自己的车被落在后面他也生气，闹情绪。到了第四部，邓久宽的日子过好了，和他看来最会过日子的“小算盘”秦富走的近了，对富裕的“东方红”农业社社长朱铁汉的一些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做法也心怀不满，就借朱铁汉给一个穷农业社几十斤猪肉的事为引子和朱铁汉、高大泉大吵了一架。他不允许社领导把社里的财产随意无偿的送人，这可以解释为爱社如家，关心集体，同时也可以解释为担心“大河没水小河干”，社里少了分到自家的就更少了。高大泉教育他富了以后要想到其他穷社，要心系全国，要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大话虽然没错，但缺乏说服力，没说服邓久宽。朱铁汉则以社领导的身份宣布有权处分这些猪肉，邓久宽无权干预，这更难以压服人。杀猪分猪头的时候因为猪头少社领导做主优先分给了几个新入社的社员家，邓久宽虽然早早登记却没分到猪头，更加气愤的认为是两位从前的好伙伴现在的社领导在有意欺负他，是打击报复。高大泉接纳从外地返乡的无地农民秦有力一家加入“东方红”农业社，这也令邓久宽不满。县里要兴修水利要芳草地村出一百多民工，芳草地村要从外村拉沙子改造土壤也要占用大量劳动力，种地的人手便不够了。高大泉借水和泥，乘机要各农业社和互助组把牲口和人合到一起，组成临时性的“大联社”，可以使牲口多劳力少和牲口少劳力多的各农业社和互助组搭配人力和畜力保证各方面工作都不耽误。有些人担心从此就收不回来了，有些人则煽风点火说要搞“共产主义”了。邓久宽对此也不满，认为那些穷社沾了“东方红”这样的富社的光，占了富社的便宜。当邓久宽为找借口发泄不满不允许秦有力牵他入社的黄牛耕地，被反驳说牛已经入了社是集体财产时，便话赶话的说出了“退社”。后来这成了县长谷新民来砍社时的一条证据。

作者在在主人翁面临问题难以解决时，总是会把当事人推到生死关头，用非生即死、非公即私、非此即彼的办法来使书中人物和问题得到解决。高二林和哥哥高大泉分家的问题是让高二林分家后给坏心眼的“富农”冯少怀赶大车重病昏迷被冯少怀丢弃在大车店里受到教育；秦文吉跟着冯少怀和张金发倒卖粮食连人带车和粮食一起掉进河里被高大泉救起；刘万参加张金发的假集体真单干的“竞赛”农业社需要劳力的时候得不到帮助媳妇生产后月子里下地干活得了产后风病死的事情给“单干是死路”作了注解。书到结尾也还是没有解决邓久宽的问题，只是安排了张金发借一场地主歪嘴子放的火栽赃给邓久宽，使得邓久宽担上嫌疑被吓住了这样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特色的情节。

在现实中可不像小说里那么巧，虽然每到生死关头人们都会想起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好来，但并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上生死关头，更多的时候人们遇上的都是柴米油盐穿衣吃饭婚丧嫁娶这些家常事。

集体化如果不能为农民解决这些家常事，农民就没有积极性去支持集体化，当建设社会主义只是要求农民单方面的付出而没有获得，农民也就没有积极性去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所以小说成书时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小说之外的中国人也在寻找。

《金光大道》进入第四部，时间到了1955年，集体化的负面问题开始出现，由于这部书写成于文革后，所表现的时间却是1955年，所以已经可以在书中看到实际中集体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作者让其笔下的主人公高大泉以其一介农民出身的干部所能达到的水平尽全力在进行解决，但有些问题，作者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笔下的主人公当然也无法解决。

首先是高大泉领导的“东方红”农业合作社搞得好了，社员们都富裕了，不愁吃穿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劳动意愿却下降了。同时因为是当时的农业社搞后来的分类算“初级社”，其特点是农户以土地和农具入股，参与农业社的劳动记工分，土地股和工分都参与分红，这样土地多的社员家里就比土地少的家收入高，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工分不如土地股值钱，用书中人物的话说就是：“稀烂贱的劳动日”。土地多的人家不再乎工分，不积极出工，而土地少的人家出的工再多，秋后的分红也分不过土地多的人家，这又导致了土地地少的人家觉得吃了亏，打击了土地少的人的劳动积极性。

再一个问题是对于新入社的人家也是看重有没有带来土地，重土地轻视劳动力，书中摆了一个叫秦有力的从关外回乡定居的农民一家因为没有土地找几个社不要。对本的社员一旦失去劳动力和土地的老年人就嫌累赘，嫌白吃饭，要赶出去，书中也举了另一个村——梨花渡的一位孔老头，儿子死了，媳妇改嫁，把几亩好地都带走了，只剩下祖孙二人，老的老，小的小，即不能干活又好提意见，所以不招社干部待见，要迫其退社，理由是“农业社不是养老院”。其实根本问题就是嫌贫爱富：书中的典型例子是曾经和高大泉同甘共苦，最先参加助组和农业社的“穷哥们”邓久宽，加引号是因为邓久宽已经不再是“穷哥们”了，囤里也有粮了，吃穿也不愁了，又要给儿子说媳妇了，又要给儿子预备盖结婚用的房子了，自然是满心希望所在的“东方红”农业社越来越富，而不喜欢有穷哥们来摘桃子分果子；而且也不喜欢党员干部们总是帮助穷哥们，尤其对党员干部们拿社里的财产无偿的支援其他穷农业社心怀不满。

第三个问题是对集体的财物不如对自家的财物那么爱惜，使用公家的财物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对自家的利益斤斤计较，辎珠必较。这个以“小算盘”秦富为代表，他还带动了邓久宽等一些人向他学习。利用为集体赶车拉脚的机会办私事占公家的便宜，上工时踩着时间点上下工，工分要计整工，活却一秒也不肯多干。书中举了一个特殊的例子：要过春节的时候，许多人家都要猪头，要农业社里多杀猪，为了体现集体的优越性为了让每个要猪头的人家都能得到猪头，村长兼“东方红”农业社社长朱铁汉一面让把集体养的猪差不多的都捉来准备杀掉凑数，不够的还让社员赶着车去其他村收购。另一个农业社“前进社”（就是前村长张金发那个竞赛社改名）的社员便也要求学着“东方红”样多杀猪多分猪头猪肉以体现集体化的优越性。可是当高大泉回到村里制止“东方红”农业社多杀猪的作法后，竞赛社却没有停止，猪全杀了，原先叫嚷着多杀猪的人却除非降价否则不肯多分肉了，降价便意味着个人占便宜集体受损失。在另一个村子梨花渡村的“团结”农业社因为牲口棚地方小（但社委办公室却盖得很宽敞），一头老耕牛放不进去就栓在露天里，也不好好喂，扔个棒子秸爱吃不吃，老社员孔百千提意见，社委们就打击报复赶他出社。

在现实世界中农民对为集体劳动的态度可看下面这打油诗、顺口溜：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最后一个问题在书中是隐性的，在现实中则是显性的，那就是集体化搞得是否过急了！是否是出于农民互利自愿！是否有强迫非自愿存在？在书中至少“小算盘”秦富就是不自愿入社的，而是他独生子逼的，他的大儿子秦文吉并不是思想觉悟上认识到集体化的好处而是因为出于对高大泉救命之恩的感激而入的社并坚定的跟随高大泉。

一些基础不牢固的农业社一出现问题立刻就垮台了。有的是农业社内部出了问题，譬如红枣村的农业社因为种苹果树受损失立刻就出现社员闹事分社里的财产散伙的现象；再加上中央下发文件要求纠正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过火现象的文件以后，一些本就对搞集体化不积极的中层干部立刻反攻倒算（张金发就借机要求对自己的处分进行“平反”），强迫解散集体倒退回单干。书中其他地方的一些由于本就群众基础不牢的农业社和集体，很快就在县长谷新民的亲自砍伐下倒了下去，许多本来可以依靠集体过活的老弱病残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无力却又不得不重新单干，眼看连地也无法耕种子都播不下去。只有高大泉领导的芳草地村的“东方红”农业社的群众基础好，觉悟高坚定不移的要走集体化的道路，为了防止党员们被撤职可能会对“东方红”农业社的领导工作产生影响还自发的准备了一套完全由非党的群众干部组成的二套领导班子作为预备（这当然是作者的文学创作）。

现实中邓子恢砍社的行动几乎是毫无阻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只不过因为之前集体化存在过火，存在损害农民利益，存在强迫不自愿的情况，就需要用“矫枉过正”的办法来纠正？那砍社难道就不存在过火，就不存在损害农民利益，就不存在强迫和不自愿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