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兴山要塞揭秘-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事变81周年 -- 黑水白山

七、面向未来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但是，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以大海般的胸怀宽待侵略者，收容了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和其它人员，而且养育一大批侵略者的遗孤，这就叫做以德报怨。

1945年4月25日在吉林辽源煤矿有一批日本进步青年组成了“社会青年突击队”他们都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是一个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进步组织。1946年10月以日共党员大冢有章为首的“社会青年突击队”共20人来到鹤岗，参加煤矿工作。不久，当大批日本人在葫芦岛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有1336名日本人因故未能及时得到遣返，而滞留在中国，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把这批日本人安排到大后方鹤岗工作。这些人当中有医生、护士、工程技术人员、开拓团成员、技术工人，也有解除武装的日本兵。他们来到鹤岗后，“社会青年突击队”成了鹤岗市党政组织同日侨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鹤岗矿务局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些人大多数出身贫寒，鹤岗矿务局和鹤岗市政府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鹤岗人不计前嫌，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老百姓分别开来。在生活上给他们关心和照顾，对生病的日本人，给予精心治疗。经过教育与感化，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过去曾经当过日本兵的人，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他们当中，除少数顽固不化者外都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积极工作，这些日本人同鹤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7年，在鹤岗矿务局有5个以日本人为主的采煤队，生产效率很高。还有一位日籍工程技术人员，名叫森田，他原来是伪满鸡西滴道矿的矿长，光复后，在鹤岗担任矿师，技术水平较高，鹤岗矿务局给他很好的生活待遇，他为鹤岗矿务局的恢复生产、技术改造等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后来，他回到日本，他说，日本的生活虽然比中国好，但是，他感到还是不如在中国好。有一个日本人，名叫山本，伪满时期由日本到中国留学，毕业于长春师范专科学校，光复后在鹤岗矿务局当一名技术员，并兼任采煤副队长，由于他曾给东北民主联军党过翻译，不愿意回日本，怕被日本政府报复，于是，加入中国籍，取中国名为林忠义，和南山百货商店的一名女店员结婚，生儿育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才想回日本，委托一个日本参观团找到他在日本的姐姐，最后，带着中国妻子儿女回到日本。后来，他又极其怀念中国，还想回到中国，但是，未获日本政府批准。在鹤岗有的日籍工程技术人员还参加了东山竖井的建设，为鹤岗煤矿做出了贡献。

1953年，这些日侨分批回国，鹤岗煤矿给他们发了资助金，单身人员，每人发给80万元（东北币），家属每人60万元，对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再发给劳动保险金，对生活困难的给予救济。鹤岗的工人、干部把他们送到火车站，这些日侨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洒泪离开鹤岗。这些日本人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他们把鹤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有的曾多次重返鹤岗参观访问，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日侨的领导人有大冢有章、横川次郎、北尾忠义、毛利英一等。还有林纪美女士，留在中国，以后离开鹤岗，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副组长，14级干部，钱惠华（原名饭岛地惠母）女士，嫁给了当时管理日侨的中国干部钱子修，也是长期留在中国，担任了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日语教师。回日本的毛利英一，在日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坂本尹太郎成立了“鹤岗会”，自任会长，经常组织在鹤岗工作过的日本人一起回忆座谈往事，并且组织回到鹤岗参观访问。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多数已至耄耋之年，有的已经作古，现在，鹤岗还有一些当年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老人，至今仍很怀念他们。

1953年日侨在离开鹤岗前夕，他们自发地组织一次义务劳动，在东山矿大楼北侧的荒草地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花园。为了表达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不要战争的意愿，他们找了一块3尺多高的花岗石，刻上“和平”二字，竖起了和平碑。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许多故地重游的日本客人，见此石碑都倍感亲切，抚摸石碑，回首往事，热泪盈眶。有的手扶石碑摄影、录像留念。日本朋友小久保来访回国后，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在鹤岗生活的书，书名《和平碑》。书中写道：“竖立和平碑，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怀念和遵照‘和平’二字，不再卷入战争。”不少返回日本的日侨还组织或参加一些反战组织，宣传中日友好，反对战争。

抗战结束后，日本有大批遗孤留在中国，鹤岗就有23名日本遗孤，他们在中国母亲的养育之下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在鹤岗工作，有的成为教师，也有医生，也有国家干部，他们都与鹤岗人结婚成家，再以后他们多数找到日本亲人，携家带眷回到日本。但是，他们不忘鹤岗母亲的养育之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经常回到家乡鹤岗，对鹤岗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抗战期间，日军从本土派出一批技术人员来东北，当时鹤岗煤矿有一日籍工程师名叫伊藤之田，1945年妻子生下次女不久病逝。因两个孩子都小，回日本有很多困难，伊藤之田领大女儿回国，就把次女送给在矿务局总务科工作的谢长久收为养女，当时谢家已有一男一女正在上小学，家境并不宽裕，可谢家怀有慈悲之心，把这一养女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起名叫谢颖，养父母的意愿是让这个日本遗孤能够聪颖贤惠。长大后的谢颖挺好看，标志性特征是有一对虎牙，她身材不高，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子。她在鹤岗上了小学、初中，“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到绥滨县忠仁公社永和大队当了一名知情。在乡下劳动锻炼了三、四年，回城后当一段时间工人，然后考入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语文教师，后来又调到鹤岗师专任语文教师，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与同学、同事、学生结下了深厚情谊。之后成家又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幸福美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谢颖的日本生父故去，在日本的姐姐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找到离散的妹妹，1985年谢颖与中国丈夫携子女回日本定居。回到日本后，谢颖十分怀念养育四十年的养父母一家和共事几十年的同事和朋友们，在日本参加中日友好方面的活动。在中日民间友好协会组织任职，还在日本从事汉语教学研究协会工作，积极参与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经常回鹤岗省亲访友，她每次来鹤岗都对亲人和朋友们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我更忘不了中国父亲和母亲一家人对我的辛勤养育之恩，我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祝愿中日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为人类的和平贡献力量，我们就是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平和团结才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2009年11月，“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到中国回访，这些日本遗孤还真有良心，他们回来看望养父母和亲友，他们的养父母很多已经作古。他们说：“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访问团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日本遗孤回国以后，为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书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一段佳话。1999年8月21日，由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建立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像。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俯视着一个日本孤儿，孤儿深情地凝望着母亲。

伟大的抗战，中华民族赋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牺牲3500余万军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然而，战后60多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是右翼势力从未对当年的日本侵略行为认真反省过。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为军国主义者招魂，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不断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中国对战败的日本更多地给予了同情、理解和宽容。作为战胜国，中国并没有羞辱、伤害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区别对待，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

当年的中国国民政府在遣返日本战俘、移民的问题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被关押的日军战俘，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宽大处理。1950年7月，在苏联远东地区关押的969名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国政府的审判。这批战犯当中，有很多是当年日军要员，如伪满“国务院行政长官”武部六藏等，据全面调查取证，在日寇侵华期间，这些战犯及其下属共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85.7万余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万处，4.4万余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3000多万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抚顺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充分显示人道主义精神。当年周恩来总理说：“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果然，以后真的把他们改造成了朋友。

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享受的生活待遇是高标准的，每人每天最低菜金标准0.42元，高出当时普通中国百姓好几倍（当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粮食供应短缺，管教人员每天只有两餐，主食多为“窝窝头”，战犯们却是一日三餐、顿顿细粮。）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黄烟半斤或纸烟一条；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体检，并开展文体活动，每年春秋两季各开一次体育运动会。

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一次，医务室内科专家温久达，照例背着残疾战犯去检查身体，正气喘吁吁爬楼梯时，突觉脖子一湿，原来是背上战犯掉落的眼泪。“你是不是疼了？”温久达轻声问。战犯嚎啕大哭起来：“不是，我是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民！”1952年的一天，原“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及时昼夜抢救终于脱离危险，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1956年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武部六藏被感动得经常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抚顺的一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法庭对他们进行严惩，这被国际史学界惊叹为“抚顺奇迹”。

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受到极刑，然而，中国政府宽宏大量，无一人被判处死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获释战犯在日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不间断开展各种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这段内容源于2011年4月21日《中国青年报》《日本战犯是如何被改造的》，本文采用时适当改动）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日本的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其实，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何止500亿美元。有资料表明，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直接财产损失达5600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而中国的间接财产损失至今依然无法估算。

当年，在中日建交（也称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了中日友好，放弃战争索赔，尽管中国人民宽宏大量，然而，好心未能得到好报。日本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它侵略中国的罪行，就是第一个到中国访问并来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次祝酒词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麻烦”，遭到周恩来总理义正言辞的批评。以后的日本历届政府都无所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窜改历史，他们从未认真反省那场由他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战争。对于日本政府，特别是右翼分子的违背历史地叫嚣。我们应该认真加以反思，对于某些问题应该重新加以认识，不能让它们得了便宜又卖乖。

有一篇文章说了大致这样的意思，“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分子不怕我们的仇恨，它惧怕我们的觉醒和发展，和向一切强国学习的精神。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这，就是那段屈辱和悲壮的历史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教训。其实，这本是强盗的逻辑，落后者应该得到帮助才对，怎么能打他？甚至去掠夺他呢？这岂不是强盗逻辑吗？但是，这个世界上至今仍然存在着强盗和强盗的逻辑，弱肉强食，至今未变。因此，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强大起来，这样，才不至于受人欺负，甚至被人吃掉。我这里说的强大，包括两个概念，一是经济实力要强大，二是精神状态要强大。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觉悟，反对愚昧。

笔者曾徜徉在威海卫海滨，远望刘公岛和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当年，北洋水师在此战败，其实他不是败在日本鬼子的手里，而是败在腐败的清政府手里，邓世昌死不瞑目，魂魄未散。现在，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海军，愿我们的航母尽快建成服役，有了强大的力量，使那一直觊觎我们的东洋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一雪甲午之耻！试想，如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搞不出“两弹一星”的话，我们的国际地位会是个什么样呢？我们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吗？尼克松、田中角荣能来建交吗？更为严重的是那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甚至会遭到核袭击。哪里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啊？

早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制定一条极为正确的外交路线，就是“不称霸”，而且永远不称霸。同时，团结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界反击战、珍宝岛保卫战、西沙海战等等，赢得了30多年的和平环境，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头号霸权国家美国和它的跟班不断叫嚷“中国威胁论”，极力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周边小国也跟着起哄，也来进犯，越南、菲律宾等小国不断蚕食南海诸岛，日本霸占钓鱼岛。中国渔船被无理扣押，渔民被打，中国人在外国被抓、被杀事件不断发生，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泱泱大国一再忍让，从不亮剑，致使对方视作软弱可欺。“韬光养晦”东北话叫“装熊”，装而不是真的，这原本是不能明说的。历史上最典型的“韬光养晦”一是越王勾践，另一是三国刘备。当越国被吴国所灭时，越王勾践被掠吴国为奴，他可真是“装孙子”了，甚至为吴王夫差尝粪问病，这“装孙子”装到家了，其实他是在卧薪尝胆。而吴王夫差被他的假象所蒙蔽，放弃了对他的警惕，又不听伍子胥的良言相劝，放走勾践。结果，越王勾践重整旗鼓，灭了吴国。还有三国的刘备，他在衣带诏上签字，誓杀曹操，又恐曹操害他，遂以种菜为掩护，麻痹曹操，《三国演义》说的明白：“以为韬晦之计”。这当然也是“装孙子”，曹操不同于夫差，对刘备是不放心的，而刘备“装孙子”装的也不错，还是借故溜之大吉。如果这两人公开喊出：“我是在韬光养晦”，那么，谁也活不了。 “韬光养晦”本来是计谋，是不能明说的。你公开说出自己要“韬光养晦”就等于告诉人家“我在搞阴谋”，也就是等于说“我现在这孙子是装的，等我装够了就当爷了！”人家当然不放心了，因此，制造出“中国威胁论”。不称霸是让别人放心，形成良好的外交环境，朋友遍天下。而“韬光养晦”则让别人不放心，朋友也变成了敌人，连过去的小兄弟也敢欺负老大哥，造成危机四伏。

霸权主义不怕中国GDP如何，达到世界第二又怎样？鸦片战争时中国GDP超过英国，还不是备受欺凌？霸权主义害怕的不是经济体的数字，害怕的是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一无所有，不具备与美国及其随从打手长期对抗的硬实力，但那时有历经二十余年艰苦斗争所磨练的坚强意志，有坚决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决心，有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有了这样的坚强的软实力，强大的对手才心生畏惧，最终坐到谈判桌前，“第一次签署未获胜的停战协议”。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不做讨论，但这段历史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具备团结、意志、决心这些软实力才能赢得尊严，尽管当时由于硬实力不够，赢得尊严的代价非常高昂。当前，中国的硬实力历史空前，具备核打击能力，海空军建设近年来突飞猛进，然而现在面对霸权主义新一轮的威胁，我们更担心的是中国是否还有敢于和能于对抗的软实力？霸权主义一向以中国为敌，甚至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才成。因此，必须对那些敌对势力采取针锋相对地斗争，霸权主义也是纸老虎，一向欺软怕硬，我们应该在斗争中求发展，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在考察兴山要塞的过程中，有一次从山上下来，向导和一位考察人员对话值得我深思。向导的爷爷是抗联战士，伪满时期被日本鬼子杀害，可以说，向导和我们很多同胞一样，同日本鬼子有深仇大恨，而且他对所有日本人都恨。他在谈到他爷爷牺牲的时候，两眼闪着泪花，声音哽咽。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向导的爷爷和抗联部队活动在鹤岗矿山南部的汤原县一带，向导的爷爷在一次同日本鬼子的战斗中身受重伤被俘。日本鬼子对向导的爷爷进行严刑拷打，要他说出抗联队伍的去向，向导的爷爷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被日本鬼子折磨致死，然后，日本鬼子又惨无人地道把这位抗联战士扔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下面是向导同一位考察人员的对话：

向导：我和我家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和我家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这深仇大恨。

考察人员（以下简称考）：对！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向导：前些年我们曾提出和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就不赞成。

考：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

向导：不对！日本人民好什么？难道制造南京大屠杀，杀死30万同胞都是东条英机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干的吗？到东北来的日本开拓团不也是日本人民吗？他们来了以后就强行霸占中国老百姓的土地，我祖上就有五亩好地被开拓团霸占了。他们好吗？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太严重了，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伤害中国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创伤已经逝去，而心灵的创伤却始终难以抚平。我们中国人太善良了，而对手又太诡诈了，日本政府特别是一些右翼份子至今对侵略战争无悔罪之意，甚至对我仍怀觊觎之心，霸占钓鱼岛，挑起事端。有此东邻，又是一衣带水，怎么办？

于是，我又这样回答向导：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犯健忘症，要牢记历史教训，特别是应该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抓住有利时机，该出手就出手！该亮剑就亮剑！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后 记

这篇稿子的初稿完成于2010年3月，一年来，不断修改，我是想起一点修改一点，发现一点不妥之处，就改一下，有时只是修改几句话，或几个字。直到今年3、4月间，又进行一次较大的改动，增加一部分内容，自觉比较完善了。这篇稿子的完成，得益于鹤岗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李永清先生的帮助，文中的小标题就是由他和我共同商讨拟定的，而且，他还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素材，因此，我十分感谢这位老朋友。

几年来鹤岗市多次提出开发“兴山要塞”，也有不少单位和媒体对此感兴趣，称“红色旅游”。我曾多次在报纸上或在某些场合讲话中对此进行更正，开发“兴山要塞”旅游，不是什么“红色旅游”！ “兴山要塞”同其他日寇要塞以及哈尔滨的“731”等一样，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建的军事工程，它不是井冈山黄洋界的五大哨口，也不是延安的杨家岭、宝塔山，怎么能叫红色旅游呢？如果那么叫的话，日本鬼子该多高兴啊？开发“兴山要塞”旅游景点，应该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罪恶，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记住那屈辱的历史。

有人说应该修复或者修复一部分，对此我也持反对意见，我认为不必修复，完全没有修复的必要，修复就要出假，更何况修复是要用钱的，有钱吗？根据唯物史观，我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时间和事件，它不可能也无法修复，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用更多精力去创造未来，使得那些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不赞成修复兴山要塞。兴山要塞的毁坏并不是由于经过60多年沧桑自然毁坏的，一是日寇溃逃时为毁灭罪证自己炸的，二是苏联人炸的。把这些来龙去脉向后人讲清楚，使我们的后人知道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就可以了。

就在我基本上改完稿子的时候，日本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兼有海啸，紧随其后便是核污染，除它本国受到一场大劫难以外，还殃及别国，大量的放射性污物随着大气飘往世界各国，首先受害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日本人还把核废料排入大海，严重污染东海、黄海，乃至整个太平洋（据说，此举得到它的主子兼后台老板美国的允许）。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死了1万多人。此时，我国的云南也发生了地震，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无偿援助2万吨汽柴油、还有矿泉水等大量物资。但是，中国得到的回报是日本刚刚修改完教科书，称钓鱼岛是它的领土。中国对日本这种怜悯之心当然是出于人道主义，但是，结果却成了东郭先生。中国以德报怨，而小日本却以怨报德。此时，不由我想起了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当时的北洋政府号召各界捐弃前嫌援助日本，停止抵制日货，并派军舰向日本运送粮食和其它物资，梅兰芳也曾组织义演，各地寺院为日本做佛事祈祷，商人捐款捐粮。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是杀害华侨华工。5年之后，1928年5月3日，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仅仅一个月之后，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王张作霖。又过了3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又过了6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日寇侵略中国长达14年之久。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23年关东大地震是7.9级（以后修正为8.1级），刺激得日本鬼子发疯一样，向中国发动了那么多罪恶事件乃至疯狂的侵略，这次地震是9级，谁会料想今天的日本人还会搞出什么更大的阴谋呢？也许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所以，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得不防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说的是“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绝不能忘记。善良的中国，千万提高警惕！

最近，我偶然之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天津相声，是天津快板的表演形式，最后有一句话说：“我看就欠给你扔俩原子弹”， 这当然是气话。这是前几年的作品，今天看来，日本这次地震，也真赶上扔俩原子弹了，不过，这是老天爷扔的，也可以说是它自己扔的（谁让它搞了那么多核电站）。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狗急跳墙、悲剧重演，不要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吃大亏，否则，我们将无法向后人交待，我们将愧对未来。

2011年4月

2012年9月再次修改

部分考察人员合影，居中者为作者，左二为李永清

全文完

六、要塞覆灭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苏联政府承诺在欧洲战场结束后2－3个月内对日宣战，但是，苏联政府借机提出很多苛刻条件，特别是会议背着中国政府作出一系列有损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决定。欧战结束后斯大林仍然迟迟不下宣战命令，他在观望。

苏联红军早已知道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界构筑了14个军事要塞，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进入中国东北必须通过要塞，因此，首先应查清要塞的分布及其兵力部署情况。1945年5月,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司令官华西里耶夫斯基元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出一道紧急命令,急令在苏联远东军的特遣队派出精干人员深入到所有日军要塞进行侦查，要求必须画出详细草图。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东北抗联在苏联秘密整训》一文中记载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东北抗联在苏联的编制——本书作者注）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星夜传递越界过江，送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其中有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潜入鹤岗。小分队队长张凤歧，原本是抗联赵尚志部队的一个团长，在苏联远东军中是中尉，由他带领另外7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化妆成皮货商和打围挖参的人，潜入兴山街（鹤岗）。这8个人，个个身怀绝技，长拳短打，样样精通，枪法极好，百发百中，而且都会说日语和俄语。他们于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顺利到达鹤岗，

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成几个小组，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分别住在几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家里。其中队长张凤岐带领3名队员住进了地下联络站翟延龄的家中，翟家只有夫妇二人，而且房子比较宽敞，前屋是他开的徳泰和药铺，后面是住宅，住宅还有一个后门，行动既方便又安全。又因为这所房子地处新街基四道街闹市区，药铺经常有各种人出出进进，所以，多了几个人并不显眼。坐堂先生翟延龄公开身份是这家药铺的老板，他本是抗联领导人冯仲云建立的一个抗联地下联络站负责人，冯仲云每次到鹤岗都住在他家里，冯仲云直接领导翟延龄工作。

翟延龄把自家的炕梢处留下半截，改造成一个简易的地下室，可以藏入三至四人。翟延龄原籍在河北邯郸西南部，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老家曾学过5年中医，精通内外、科，尤善针灸。此时30多岁，中等身材，面目清秀，办事干练。他到东北后先在萝北金沟当“字儿匠”（相当于文秘）并给人看病，后来到鹤岗开了这个药铺，他常年雇佣李姓父子二人帮工。这李家父子倒也勤快、忠厚。不过，后来老李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经常向翟延龄要钱，一次他喝醉酒嫌翟延龄给他的钱少，居然扬言要告发翟延龄通共。吓得翟延龄赶快以重金打点，封住他的嘴巴，可是，谁料想那老李有了钱又去烟馆吞云吐雾，这下子因为用量过大，导致鸦片中毒，一命呜呼。翟延龄为他处理的后事，以后就只剩下小李一人帮工了，这小李一直很忠厚老实，因感谢翟延龄对他父子的好处，对翟延龄的秘密始终守口如瓶。1937年秋季的一天，冯仲云、马克正又一次来到鹤岗进行抗日活动，被日本鬼子发现，到处粘贴布告悬赏捉拿冯仲云、马克正，是翟延龄和他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天夜里，找到位于西山老君堂一带日本鬼子的一个守备薄弱之处，扒开铁丝网，掩护冯仲云、马克正迅速离开鹤岗脱险。

笔者的父亲早年间与翟延龄是挚友，当年，冯仲云到鹤岗从是抗日救国活动，住在翟延龄家，我父亲受翟延龄之约，多次见到冯仲云，因为同宗，倍感亲切。他三人经常在一起边喝酒边谈天论地，我听我父亲说，冯仲云是大学生，文化水平很高，边喝酒边题诗对对儿，更主要的是向他们讲抗日救国道理，从那时起我父亲就和冯仲云结下友谊。我父亲曾送给冯仲云一口袋沙金，支援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冯仲云就任松江省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对鹤岗的一位领导说我父亲是他的老朋友，并曾邀请我父亲到哈尔滨工作，因为那时我家人口多，我父亲无法离开鹤岗就没有去哈尔滨。1965年我父亲还和冯仲云有过书信往来。翟延龄在1948年鹤岗“刮大风”（即斗争把头、土改分地）时受到不公正的斗争，德泰和药铺被分，翟延龄走投无路，是我父亲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哈尔滨行医谋生。冯仲云知道后，给他安排在哈医大第一医院当医生，以后当上主任、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间，冯仲云在北京挨批斗，翟延龄也跟着吃了“瓜落”，受到严重冲击，北京的“造反派”找到哈尔滨别有用心的人污称翟延龄是苏修特务，并说他家藏有电台，韩潮（黑龙江的“造反派”头头）亲自审他，并指使手下的“造反派”爪牙对老人大打出手，还蹲了两年地下室。后来落实政策定为抗联老战士、离休老干部。我每次到哈尔滨都要看望翟老伯。1985年，冯仲云的胞妹冯泳莹（当时她是武汉大学的离休老干部）同翟延龄和夫人林树森3人来到鹤岗，受到当时市政协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看了当年德泰和药铺的旧址（现在的红十字医院位置）。在鹤岗期间，还召开了座谈会，当年与翟延龄一起护送冯仲云脱险的老战友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也来看望翟延龄老人。我父亲陪了全过程，我当时正在矿务局编写局志，因此半公半私陪了两天。翟延龄于2007年以98岁高龄去世。我至今仍保留一封翟延龄给我的信。

张凤歧与翟延龄也是老相识，此时翟延龄已经接到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的密令，要求他配合此次行动。当张凤歧进入德泰和药铺的时候，翟延龄正在给一个农民病人把脉，见到张凤歧带着另外3人进入，忙打招呼说“张老板来了，请坐！”连忙告诉伙计小李倒水沏茶。把那位农民病人打发走之后，翟延龄把张凤歧一行人员带入内宅，关上房门，忙与张凤歧等人握手说：“我已恭候多日了，到底把你们盼来了！”

张凤歧向翟延龄说明了这次到鹤岗的主要任务，并且要求翟延龄配合。这一天张凤歧等4人就住在翟延龄家里。另外4人住进了其它地方。

第二天，翟延龄找来了矿警队一中队长刘忠，此人原是马占山部队里的一个营长，参加过有名的江桥抗战，战败后他和一部分队伍在把兄弟、团长王梦九的带领下辗转来到汤原一带继续与日本鬼子周旋，但是，终因寡不敌众，在鹤岗矿山负责人郭忠的斡旋之下，投降日寇，改编成鹤岗煤矿矿警队。但是，刘忠始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并不甘心做亡国奴，暗中与抗联联络，并且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王梦九对他这个把兄弟的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刘忠开展工作还比较方便。

刘忠以矿警队中队长的身份曾经多次去过石头庙子一带，暗中早已画出一份草图，只是，这份草图只有二龙山以南一带的地形地物，没有二龙山以北的情况，因为从二龙山再往北他也没去过，日本鬼子从不让中国人进入那里。但是，就现有的这份草图也足以让张凤歧欣喜若狂，这等于已经完成了一半任务，剩下的就是设法进入二龙山和阵地山侦察，虽然那里戒备森严，但是，凭他们8个人的本事，完成这个任务还是不成问题的。

刘忠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说：“最近日本鬼子要加强对兴山要塞的防务，不断向里运送军事物资，要矿警队协助押车，我帮你们化装成矿警队的人押车进入要塞。”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如何混入矿警队呢？刘忠说：“一切由我来安排！”由于矿警队的人员很复杂，为防备万一，张凤歧认为，8个人只能化妆一次性同时进入兴山要塞，完成侦察任务后，立即向北集结，走山路由萝北太平沟渡江返回苏联。至于何时进入要塞，等待刘忠的安排。

两天以后的晚上，刘忠来到翟延龄家，他搞到8套矿警队服装，今晚就由张凤歧带领小分队的人员住进矿警队，明天一大早3点半出发押车进入要塞。就这样，这8个人在这一天的晚上，住进矿警队值班室。刘忠告诉其它矿警队的人说，这是从莲江口新来的弟兄，别人并没有注意。他们8个人怀揣短枪，手中拿着矿警队的长枪，一夜没合眼，生怕有人告密，把他们“一窝端”，好在一夜相安无事。后半夜天还没亮，刘忠来了，身后还来两个日本人，由日本人训话说，今天上兴山要塞押车，两人一个车，到石头庙子第一道哨卡以后你们就可以回来，不能进山。张凤歧心中暗想，不让中国人上山，只有到石头庙子以后再想办法化装成日本人进山，于是，把他的设想逐个小声告诉其它侦察员，大家心领神会。

然后，日本人把在场的矿警队员，分成每两人一伙，押一台车，一个人坐在驾驶室内，另一人站在车上面，开车的司机都是日本人。张凤歧等8人，分乘4台车，在车队的后面，其它6台车在前面。3点30分，准时出发，张凤歧坐在第一台车的驾驶室里面。当车队行驶到兔子山一带的时候，天色放亮，张凤歧伸出一只胳膊向外发出暗号，然后，张凤歧迅速结果了日本司机，并扒下来日本司机的军装穿在自己身上，把日本司机的尸体推下车，他坐在驾驶位置上开车，这些行动只是在几十秒钟就完成。与此同时，他后面的另外3台车也迅速完成了以上动作，汽车只是稍微的停顿片刻，很快就与前面的车辆保持原有的距离，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

车队到了位于第一道哨卡的石头庙子山下时候，天已经大亮，前面有横栏挡住去路，周围是铁丝网，车队停了下来。这里是兴山要塞日军136混成旅团的前哨，日本兵晃动三角旗子，命令矿警队的押车人员全部下车，并说：“中国人不准进入要塞！”前面的6台车押车的矿警队员全部下来，然后，还是一个日本兵坐到驾驶室内，向要塞里面开去。这时，张凤歧领导的小分队驾驶的4台车，上面的4名“矿警队员”跳下车来，走进岗楼，拿出香烟给日本哨兵点烟，并说：“太君辛苦大大的！”还没等日本兵反应过来，就见这4名“矿警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果了他们。张凤歧迅速割断了电话线，然后对其它矿警队员说：“我们是抗联，你们也别当矿警队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赶快逃命去吧！”

张凤歧等8人驾驶4台车向兴山要塞里面开去。

车队很快到了二龙山，又是一道哨卡，日本哨兵问押车人员是哪个部队的，押车的日本兵用日语回答，前面的6台车顺利通过，张凤歧他们在后面的4台车也用日语回答了部队番号，顺利通过。因为二龙山是兴山要塞的腹地，必须详细侦察，4台车边走边画图，尤其关注日军的碉堡布置情况。

突然，前面来了一个日军小队，日本兵端着枪截住车队，张凤歧知道发生了什么，下令：“开打！向里面冲！”汽车从日本兵的身上轧过，向要塞里面冲去。日本兵在后面追，枪声响成一片，整个要塞顿时大乱。很快甩掉了日军，张凤歧命令把后面的3台车扔掉，人员全部上第一台车。边走边打边画图，片刻又从山上来了一个小队日军，又是一阵战斗。此时后面开来日军的装甲车，张凤歧知道，已经到了兴山要塞腹地以北的位置，于是，命令下车上山，分成两组，一组向西进行武装侦察，另一组东走，也是边打边侦察，然后冲出要塞，在明天拂晓到达王家店会合，那里有抗联游击队接应。这一天里，整个兴山要塞开了锅，两组武装侦察人员又划分为两人一组，8个人变成了4伙人员，很快就把兴山要塞日军的一个旅团全部调动起来，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也不知道进来多少苏军“探子”，有时日军竟互相残杀起来，打到跟前才知道是自己人，而侦察人员则利用这个机会画图，日本鬼子发现了就打，打一阵再跑，这8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老特遣队员，不但武功好，枪法准，而且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只要一走一过，就把所看到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不断地钻山，边打边侦察，日寇的装甲车对于他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他们完成了侦察任务，一直打到兴山要塞的北部边界。然后，一边打一边用暗号联络，剪断铁丝网，冲出要塞。

第二天早晨，8个人一个不少地到达王家店，这里的抗联游击队人员正在等待他们。经过一天一夜地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奔跑，他们8个人的外衣都已被树枝挂成条状，索性脱下扔掉。稍事休息，简单用了一些饭菜，再向太平沟前进。从太平沟顺利北渡黑龙江返回苏联。

8个人把所画草图集中在一起，加上刘忠的图，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日寇兴山要塞详图，这份详图成为日后苏军兵发东北的重要作战图。

苏联红军绘制的军事地图

要塞布置图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它的本土西部沙漠里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是，作为盟军老大的美国更加感到自己胳臂粗力气大了。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置之不理。从而激怒老美，美国毅然决然地于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当量为1.5万吨级TNT的原子弹，顷刻之间，广岛几乎化为焦土，3天后又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两地有数十万人伤亡。这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炸成了狗，美国一雪珍珠港之耻。

苏联原本承诺在欧战结束以后两到三个月对日宣战，它出于自身利益，迟迟未动，一直在等待时机。

8月8日，苏联政府看时机已到，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下达苏联对日宣战通告，并当面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点钟声响过，苏联红军兵分4路，越过黑龙江，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

从萝北一带渡江过来的苏军于8月9日零时三十分开始行动，到10日全部渡江完毕。从这里渡江的有远东第一方面军第15集团军34步兵师和55步兵师，以及2个坦克旅组成的右翼部队。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分别从嘉荫河口、太平沟、金满屯、名山、上街基5个地方渡江登陆。

苏军渡江后，与日军第一次交战是在兴东道台府，在这里遇到日军负隅顽抗，日军在碉堡内向苏军猛烈射击，双方展开激战。苏军的一名指挥官下令开炮，这时，中国向导抗联人员急忙上前加以制止说：“千万不要开炮！这是中国的古迹，应该把它保护好。”苏军指挥官犹豫了片刻，而此刻碉堡里的日军射击得更加猛烈，苏军步兵有些伤亡，那名苏军指挥官不再犹豫了，再次下令开炮，嚣张一时的日寇顿时灰飞烟灭。但是，苏军的炮火也毁坏了一处重要古迹——兴东道台府。现在，复建了兴东道台府，但那不是真正的古迹，只是仿古建筑而已。

8月9日上午8时许，鹤岗人看到由北向南飞来两架苏联飞机，在鹤岗上空盘旋侦查并撒传单。传单上印有斯大林头像和斯大林《告中国人民书》。人们看到传单，知道鹤岗矿山即将光复了，祖国即将光复了。

从这一天开始，在鹤岗的日本关东军和职员，开始携家带眷撤退，他们集结到火车站，将大件物品扔掉，包裹等物集中烧毁，只带细软，纷纷乘车南逃。他们跑得很是狼狈，只顾自己逃命，甚至毫无人性地扔下自己的亲骨肉，这也充分体现出“大和民族”独有的“优秀”。

8月10日上午9时，日本兵10余人携带炸药32包，到发电所（也叫发电厂），用枪将中国人全部逐出所外，炸毁发电设备，然后仓惶逃走。同时日军还炸毁水源，使得鹤岗的供电、供水系统全部瘫痪。日军在溃逃前也对矿井和矿山设备器材等进行了疯狂破坏。

鹤岗的老百姓因为在日本鬼子统治14年中，缺衣少食，挣扎在死亡线上，看到日本人跑了，打开日本仓库，往外搬东西，有大米、面粉（那时叫“洋白面”），饼干、罐头、衣物等等。当时叫做“检洋落”，有用马车拉的、有用扁担挑的，更多的是肩膀扛。

苏联红军先头部队经萝北向鹤岗挺进，位于石头庙子山区的兴山要塞是通往鹤岗的唯一必经之路。因为已经有了张凤歧小分队的侦察草图，苏军于13日早6时顺利到达石头庙子山区，在这里遇到日寇阻击，驻扎在兴山要塞的日军136混成旅团，在旅团长土谷少将的指挥下，妄图利用“兴山要塞”的碉堡群阻挡苏军前进。日军在碉堡内向苏军猛烈射击，苏军步兵无法前进。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凤歧以及他的小分队的人员分乘8辆装甲车开进要塞，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向导，这8个人在车内利用潜望镜向外瞭望，对照图纸，判断地形，然后指挥后面的装甲车部队进入要塞的碉堡群内。这些装甲车和坦克车在碉堡群内迅速分散开来，利用碉堡的死角停车，然后，从车上下来苏军战士，直接向碉堡内投掷掷弹筒、手榴弹、炸药包等，碉堡内的鬼子被炸得鬼哭狼嚎。

这时候在鹤岗的日军得知“兴山要塞”守军失利，便派出一部分军队前往支持。其实他们明知道自己是步兵，是无法战胜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掩护南逃的大部队。支持“兴山要塞”的大部分日本鬼子被消灭，剩下一部分当了俘虏。

根据苏军远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苏军在石头庙子把剩余的碉堡全部炸毁，因为苏联人认为这些碉堡是对付他们的，留下来怕被再次利用，所以，他们把“兴山要塞”全部炸毁。抗联人员彭施鲁和张凤歧曾经要求留下一部分碉堡作为日寇侵华罪证，但是，苏军的指挥官根本不听劝阻，命令苏军战士在碉堡内直接埋入高性能烈性炸药，把所有碉堡全部炸毁。使得我们现在难以看到“兴山要塞”的原始面貌。

发现的日军炮弹引信和子弹头

被炸毁的日军地下指挥所出口

日军地下指挥所

以上均为被炸毁的日军地下工事和碉堡

苏联政府和军队是多心了，它的多心也不无道理。因为历史上，也就是苏联人的前辈沙俄帝国主义，曾经多次入侵中国，沙俄军队利用极其卑劣和残忍的手段驱赶中国居民，霸占中国黑龙江以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1850年以后，沙俄把原本属于中国的庙街改名尼古拉耶夫斯克，把海兰泡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把伯力改为哈巴罗夫斯克，把海参崴改为符拉迪沃斯克……，多了。更为残忍的是，1900年，沙俄竟在毫无任何借口的情况之下，强行霸占黑龙江以北根据不平等条约仍属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沙俄军队采用刀斩、枪杀等残忍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向黑龙江驱赶这些中国居民，少数水性好的拼全力游到黑龙江南岸，得以活命，而大部分被杀、被淹死，当时的黑龙江变成了血的河流。所有这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即便现在年轻的中国人忘记了，那些沙俄的后裔也不会忘记。他们当然害怕中国记住这一笔账，更是害怕中国人向他们讨还此项债务。把兴山要塞全部破坏掉，对他们来说，是免除后顾之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人一向宽宏大量，从不坏别人，但是，连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甚至还犯健忘症，历史上中国往往就是吃了这样的亏。而有不少的国家却是防人之心和坏人之心都有，甚至后者大于前者，我们有如此以邻为壑的邻居，应该时刻提高警惕，友谊归友谊，防犯归防范。

“兴山要塞”的战斗结束后，苏军在石头庙子向鹤岗发炮，打在北山一个无名山头上，炮火把这座山头打得黄沙泛起，多年以后这座山头都是黄沙一片，寸草不长，所以，后来人们给这座山头取名为黄土包山，这就是现在鹤岗电视转播台的山头。苏军的炮火也击中矿务局南面的部分房屋。

苏军此番在中国土地上击败日本，一雪40年前也是在中国土地上那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他们的前辈——沙俄败于日本之耻，苏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进入鹤岗。苏军的装甲车部队和步兵在鹤岗只是一走一过，没有遇到日军抵抗，大部队只做短暂停留，便向南部方向沿路追击日寇。只留下一个小队在鹤岗成立了苏军驻鹤岗司令部，司令官是基多夫大尉，副司令官就是抗联人员张凤歧。鹤岗的苏军司令部归佳木斯的苏军司令部领导，抗联人员彭施鲁在那里担任副司令官。苏军进入鹤岗乃至整个东北的战事主要发生在日军要塞，深入腹地以后基本上没打几仗，根据《日本关东军要塞》记载，苏军出兵东北总兵力158万人，伤亡3.2万人（其中受伤22264人，牺牲1万人）。那时的日本鬼子大势已去，狼狈逃窜。

顺便一提的是，由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前期进入的苏军军纪太差。上了一些年纪的人还都记得，苏军所干的卑劣勾当，不比日本鬼子逊色。他们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一路风卷残云，大发横财，不仅缴获日军的武器和物资归他们所有，同时，也拆卸大量的工厂矿山里的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拉回他家。据鹤岗矿务局的老领导和老工人回忆，苏军在进入鹤岗后，曾大肆拆卸矿山的器材、设备拉回他们国内，他们买鹤岗矿务局的煤不给钱，鹤岗矿务局不得不派员到哈尔滨的苏军司令部去要账。更有甚者，那些“大鼻子”（当时东北人称苏军）见着中国女人就喊“马达木上高”（女人好的意思），禽兽一般地加以施暴，害得妇女不敢出门，有的甚至把锅底灰涂在脸上，借以自我保护。也应该承认，他们的上司为震军纪曾枪毙一些违纪者，后来好了。

土鳖抗铁牛

五、抗日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尽管蒋介石、张学良不准抵抗，但是，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甘心当亡国奴。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黄显声、于学忠、李杜、冯占海等拉起队伍，奋勇抗敌。不久，由共产党领导组建的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活跃在白山黑水间，打击日寇，坚持14年之久。在这14年艰苦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约10余万次，据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不完全统计，共计歼敌186200人，牵制六十余万日军兵力。大家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八年抗战”，怎么是八年哪？在东北那前六年不算数啊？东北不是中国吗？我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14年，而不是8年。现在，有说“全面抗战”是8年，比“八年抗战”的概念多少接近正确。

在14年抗日斗争中，仅鹤岗矿山及周边地区抗日烽火不断燃烧，就是日寇封锁极其严密的兴山要塞也不断遭到抗联部队的袭击。

自1932年6月起，中共北满省委多次指派时任省委委员的冯仲云到鹤岗进行抗日组织工作，组建抗日游击队，同时开展煤矿工运工作。汤原游击队转战在兴山镇（鹤岗）、宝泉岭，萝北凤翔一带。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些队伍后来组建成抗联第六军。威震下江，打击日寇，使日伪军闻风丧胆。

冯仲云原籍江苏武进，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界一代宗师熊庆来的弟子，也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师兄。在校期间不光学数学，同时学习马列著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到哈尔滨从事革命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进行抗日活动。是他在汤源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汤源游击队，这支队伍不久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9月，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被选为临时省委书记。在东北14年抗日斗争中，他奔走在林海雪原、深山密林，联络抗联各个队伍，同日寇进行艰苦卓绝地斗争，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从事抗日活动。1939年5月，在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基础上，组建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他任政委，驰骋在大小兴安岭、松嫩平原一带。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由于14年的苦斗，到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活下来的只有周保中、李兆麟和冯仲云3人，而李兆麟在1946年在哈尔滨被国名党特务杀害，周保中于1964年病逝。冯仲云在抗战胜利后任松江省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54年至1968年冯仲云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文革”受到错误冲击，迫害致死。那时候，像冯仲云这样高层次文化水平的领导干部不多。中国少了一位数学家，却多了一位革命家。1955年全军授衔时，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八一勋章，是当时唯一一位不穿军装的获此勋章者，当时毛主席握着冯仲云的手说：“你是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艰苦。”这是领袖对东北抗联的最大肯定。

1932年8月，鹤岗矿山沦陷，这年的10月，冯仲云就来到鹤岗，建立中共鹤立县委，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游击队，在矿山工人中宣传抗日道理，开展反日斗争。

1934年冯仲云在鹤岗建起一个秘密抗日联络站，这就是“德泰和”药店，药店老板兼坐堂先生翟延龄则是这个秘密抗日联络站的负责人，这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秘密机构，这个联络站位于现在的鹤岗红十字医院位置。在十几年的抗战中，负责迎送抗联人员，传递情报，输送药品等等，并多次营救冯仲云、马克正等抗联领导人脱险。冯仲云直接领导翟延龄工作。

1933年秋季的一天，大约是午后3时左右，汤原游击队借助于铁路线两侧有茂密的树林掩护，在富力南大岗两山夹一沟路段，袭击了由兴山开往莲江口的客货混合列车。在密集的火力攻击下，押车的伪军束手就擒。这次战斗缴获了步枪20余支，大涨了游击队的志气，大灭了日伪军的气焰。

1934年7月19日，汤原游击队调集350余人在老九号地段（鹤岗兴安台南部一带）拆除铁轨数段，造成由峻德开往矿山的列车颠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袭击车上的日伪人员。缴获了运往煤矿的坑木以及其它物资，补充游击队急需。

1935年8月24日，天刚蒙蒙亮，夏云阶带领200多名游击队员迅速向铁路线进发，大约8点钟，游击队赶到了莲江口以北50多公里处（现峻德矿北桥一带）。夏云阶率领战士们乘运煤火车还没开来之前，拔掉了200多根道钉。然后，各自寻找铁路旁土坡下有利地形，隐蔽埋伏在铁路两侧。上午9时许，由远而近传来了火车运行的响声。不一会儿，一列客货混合列车开来。当火车运行到没有道钉的铁轨路段时，只听“咣当当”一阵响声，列车脱轨，瞬间，在夏云阶的果断指挥下，埋伏在路基下面的游击队员枪弹齐发，硝烟弥漫。鬼子被打的蒙头转向，游击队员们齐声呐喊着冲向火车，飞身登上车厢，在战斗中，一名日军头目和6名矿警队员被击毙。俘虏两个日本鬼子和其它的伪汉奸。

紧接着，游击队员开始在各车厢里维持秩序，然后把旅客们都集中在一块平地上。夏云阶快步走到众人面前，站在一个土坡上，提高嗓门说：“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同胞们，让你们受惊了，我代表汤原抗日游击队向你们表示道歉了。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截击火车，目的是为了狠狠打击日本狗强盗，也为了缴获小鬼子的武器，归根到底就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请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只抓鬼子和汉奸，一定负责保护大家走出这段危险路段。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欢迎。想各奔他乡的也行，我们将发给每人两块钱当路费。事不宜迟，请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游击队员在旅客安全撤走之后，便分头把各车箱都浇上汽油，然后点火烧毁。夏云阶几次袭击火车，搅得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

1936年5月22日下午，夏云阶军长带领部队从鹤立镇的四合村出发，当太阳落山时，部队悄悄地来到了指定地点鹤岗煤矿附近的北山石灰窑。部队在那里潜伏下来，并建立了临时指挥所。这时，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旷野一片寂静。接照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部队分成三路行动，一路攻打炭矿机关（现鹤矿集团销售公司大楼），一路攻打日本守备队，一路攻打矿警一中队。

深夜，万籁俱寂静，天色一片漆黑，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大约半夜时分，夏云阶命令短枪组率先摸向敌人设在北山的“卡子房”，潜伏在附近。不多时，“卡子房”的岗哨换岗，趁此机会，内部接应的抗日救国会会员立即开始行动。潜伏在“卡子房”附近的短枪组战士们看到探照灯突然转向了南边，这是行动信号，个个犹如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卡子房”，消灭了里面的几个鬼子。夏云阶指挥大部队立即攻向城内。与此同时，矿山内的抗日救国会成员密切配合攻城部队行动，切断了矿区的电网和全部电话线，城镇顿时一片黑暗。城内的鬼子发觉抗联部队攻城，慌忙吹响集合号。刹那间，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整个矿山的日伪军政人员乱成一团。夏云阶率队直扑炭矿机关，接近街心时，又分兵行动，插向各自战斗目标。十几分钟后，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日寇汽车库燃起了冲天大火，鬼子守备队的吊桥也飞上了天。被爆炸声惊醒的日军守备队长小野，惊慌失措地抓起指挥刀，急速往炮楼上跑，边跑边喊：“快快的，上炮楼的干活！”这时，抗联部队的火力已经把炮楼和日军宿舍严密的封锁住了，把守备队的日军困死在里面，一个也逃不出来。日本军政头子山口发疯似的抓起电话，声嘶力竭地喊着：“小野队长，你的快快的过来！”可是电话里一直没有动静。

此时，矿警一中队的岗哨已经换上了抗日救国会会员，当看到抗联部队发起攻击的信号之后，便立刻向矿警队的屋里跑去，假装慌张地向矿警一中队队长赵永富报告：“不好了，抗联打进来了！”这时，“赵大肚子”（ 赵永富）已经听到了外面的枪声，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外衣往外跑。同时，让张维山立即去召集各小队长速来。不一会儿，小队长们都来到“赵大肚子”面前。“赵大肚子”鬼哭狼嚎一样喊叫着，命令小队长们把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带过来。小队长们走后，救国会会员张维山趁“赵大肚子”哈腰提鞋之际，一枪便把他打死了。然后揣起“赵大肚子”的匣子枪，急步跑到外边。这时，矿警各小队都已到齐。张维山手提匣子枪向各小队长说：“赵队长命令你们站好队伍，把枪都放下，后退50步。队长怕出意外，要亲自检查枪，你们赶快按命令执行。”大家信以为真，就都按要求照办了。张维山沉着从容地向前走了几步，稳稳当当的把一挺轻机枪端到手上，并高喊一声：“大家都原地坐下！”等矿警队员们全都坐下时，张维山坚定的说：“外边打过来的不是胡子，是抗日联军进街了，我过去也是抗日的，这些武器装备都要送给他们，拿去打日本鬼子。谁也不准动，谁动我就开枪打死谁。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强盗。愿意参加抗日的就坐在原地不动，不愿意的就赶快走”。大部分矿警队员都原地坐着没动，还有几个矿警想起来反抗。在这紧急关头，抗联的接应部队赶到了，那几个想反抗的矿警也没敢动手。夏云阶军长站在矿警队面前，向他们讲了一番开导和教育的话。整个战斗一直延续到拂晓，击毙了日寇军官山口为市、桥田德次和矿警一中队长赵永富等人，共缴获步枪30多支、轻机枪一挺、匣枪一支和6500多发子弹。还缴获大批被服、军鞋、军帽和食品等。经过宣传教育，大部分矿警队员和一批煤矿工人自愿参加了夏云阶军长领导的抗联部队。

1937年，抗联部队西征过程中，由李兆麟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北渡松花江集结在萝北老等山抗联密营处，等待时机。在这里尽一年的时间里，李兆麟同战友们在不断打击敌人的同时，还以革命乐观主义豪情谱写出抗日联军战歌《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夺回我河山。”极大地鼓舞了抗联战士的斗志。

1938年11月中旬，抗联第三批西征部队从老等山出发，途经鹤岗矿山，利用夜色，奇袭了兴山郊区的日寇仓库，缴获了一批棉花、布匹，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1936年1月，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松花江以北各地，特别是活动在鹤岗与萝北之间，深入兴山要塞一带侦察并打击日寇。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把最后一腔热血洒在兴山要塞北部10公里处的梧桐村（现为尚志村）。

那是1940年12月，赵尚志赴苏联参加东北抗联部队主要领导人的第二次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会后，他准备回到东北打日本，但是，苏联有关方面直到1941年10月才同意他的要求。并要他带一只精悍的小部队回北满，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即一旦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爆发，赵尚志和他的部队必须将鹤岗发电厂及鹤岗通往佳木斯的铁路炸毁，以阻止日军北进，并配合苏军在汤旺河上游老白山附近修建军用飞机场。赵尚志心想，反正是回国抗日，于是就答应下来。

10月下旬，在苏军的协助下，赵尚志等5人携带武器炸药等，在鹤岗所属萝北县境内南渡黑龙江回国。回国后，赵尚志带领的小分队一直活动在萝北、鹤岗、汤原一带从事抗日斗争。

赵尚志的威名曾使日寇闻风丧胆，在日寇中曾有“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之说。当日寇特务机关获得赵尚志回国的情报后，便不惜一切代价地搜捕赵尚志，日本关东军总部以“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皮肉一两银”的价码悬赏捉拿赵尚志。

兴山（鹤岗）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主任东诚政雄精心策划了一个指派特务打入抗联内部，暗杀赵尚志的阴谋。经过挑选，决定指派伪梧桐河矿警队警察刘德山化装改扮成皮货商，混入抗联活动的山区，去寻找赵尚志的踪迹，以便实施暗杀。

刘德山又名刘海峰，是珠河县（今尚志县）一面坡人，原本是猎人，人称“刘炮”，此人“管直”（枪法准）。后来，卖身投靠当了伪梧桐河警备队小队长，成了铁杆汉奸。

1942年2月初的一天，北疆还是冰天雪地。赵尚志带领姜立新（抗联三军留守团团长）和另外几名战士，来到鹤岗北部30多公里处的梧桐河“姜把头窝棚”一带了解敌情。也是冤家路窄，恰巧与刘德山狭路相遇。赵尚志瞟了刘德山一眼，便警惕的躲到一旁。没想到的是，刘德山和姜立新早就认识，姜立新一眼认出了刘德山，但是，他并不知道刘德山投靠日寇的事。于是，便把刘德山介绍给赵尚志。赵尚志虽然心存疑虑，但考虑是姜立新的老熟人，简单询问了几句，便答应将刘德山编入抗联部队，并且在姜立新的建议下留在自己身边。

刘德山自我介绍说他是当地有名的打猎炮手，枪法好，还当着赵尚志的面表现了一把。他说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并且对天发誓，决心跟随赵司令抗日到底。

几天以后，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又派出一个叫张锡蔚的敌伪内线人，让他进山来寻找刘德山，以便向外传递情报，充当刘德山同伪警特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当张锡蔚来到刘德山和赵尚志他们面前时，刘德山又狡猾地编造了一套谎言，说张锡蔚是他最可靠的好朋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队伍急待扩编，于是，赵尚志又把张锡蔚也留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刘德山觉得赵尚志已经完全信任他了，就提出攻打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的建议。他说：“那里的情况我熟悉，外面只有一个人岗哨，全所只有十多支枪，毫无战斗力，消灭他们易如反掌。”这时的赵尚志抗日心切，认为可以打胜，所以就采纳了刘德山的建议。当即做出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和伪警备队的决定，并且做出具体战斗部署。赵尚志把手下人员分成两个战斗小组，一组负责袭击警察分驻所，一组负责袭击警备队。

2月12日凌晨，天刮着凛冽的寒风，还下着小清雪，山林里显得格外寒冷、寂静和肃杀。赵尚志率领小分队从“姜把头窝棚”早早出发了。两个战斗小组分别奔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而来。当赵尚志带领的小分队走到距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以北还有两公里的吕家菜园子小土屋附近时，刘德山向赵尚志建议到吕家小土屋里暖暖手脚再投入战斗，赵尚志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便向吕家菜园子方向走去。当他们走到距离小土屋约有30多米远时，刘德山说要解手，就把赵尚志等两人让到了前面。可谁能料想，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刘德山举枪射击，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赵尚志。这位驰骋沙场的抗日将领应声倒在雪地上，子弹是从他的右侧后腰部射入，从左前腹部穿出，弹洞有碗口大，鲜血喷涌如注。紧接着，刘德山开了第二枪，又将走在前面的王永孝打倒。赵尚志不愧久经沙场的抗日英雄，当刘德山正欲逃跑时，他忍着巨痛，迅速举枪射击，正好打中刘德山的头部，刘当场毙命。姜立新等人听到枪声，便猛扑过来，急忙将受伤的赵尚志和王永孝抬进吕家小土屋。而张锡蔚却乘慌乱之机溜走，他是到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报告去了。

几声枪响把小土屋里的人惊醒，全家4口人都是老实厚道的种田人，他们听到有人叫门，便提心吊胆地把门打开。只见抬进来的人满身是血，全家人被惊呆。赵尚志被抬进小土屋后，平放在土炕上。这时，赵尚志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态度和蔼地对吕家人说：“我们是抗联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决不会伤害你们。”紧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对姜立新说：“这是部队的生命，一定要带上保护好，你们赶快走！”这包里是抗联组织联络图、北满日伪军事部署图和用于抗日活动经费的黄金。此时此刻，跟随赵尚志战斗多年的姜立新万分懊悔，他万万没有想到刘德山竟然是日本鬼子派来的特务，后悔不该把刘德山这个坏蛋介绍给赵司令，而酿成大祸。这个硬汉泣不成声，坚决要抬着赵司令一起脱险。赵尚志严肃而果断地说：“我受到的是致命伤，很快会死的，你们必须立即转移！”姜立新弯腰用双臂抱住自己的老首长失声痛哭。又被赵尚志使足全身力量推开他，并大声喝令：“快跑！过江到苏联！”姜立新转身对吕家4口人交代了几句，恋恋不舍地带领两名抗联战士走出土屋。

这时，赵尚志因出血过多，已经昏迷过去。王永孝的伤口也在流血。当吕家人从惊恐中镇定下来后，便手忙脚乱地投入到对两位严重受伤者的救护之中。有的去掏棉花、扯布为伤者堵住伤口止血，有的打水清洗。刚刚结婚的新媳妇吕振清不但把新婚被褥拿给伤员铺盖，还把身上穿的红棉袄盖在赵尚志的身上。并且亲手给赵尚志擦血，用绑腿缠住伤口止血。这时，赵尚志从昏迷中醒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渴”吕老汉急忙端来一大碗温开水，赵尚志咕嘟咕嘟一饮而尽，一连喝了3碗。老人家借着油灯看清了这位个子不高、脸型稍黑的伤者，原来这就是他经常听说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呀！

过一会赵尚志又喊冷，于是，新媳妇吕振清不顾一切地伸出双手去给将军焐手搓脚。她的丈夫急忙从院子抱来木拌子，将炉火烧旺，为抗联英雄取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吕家人全然不顾更大的灾难将要临头，全力护理两位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抗联英雄。

这时，乘混乱之机溜掉的特务张锡蔚已经跑到了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向日本鬼子报告了情况。很快，由他带路，日伪军坐着大马爬犁急速向吕家菜园子赶来，并将小土屋包围。赵尚志的名字威震三江，令敌胆寒。敌人虽知他已身受重伤，但也不敢轻易进入土屋，于是，在土屋外面喊话。赵尚志移动受伤身躯，与另一名受伤的抗联战士在土屋窗下举枪射杀敌人，顽强地战斗了20多分钟。旷野里经过一片寂静之后，日寇感到赵尚志已无力抵抗，于是，胆怯地进入土屋。日伪军警将已经昏迷过去的赵尚志和王永孝抬到爬犁上，同时将吕家4口人全部带走，赶着马拉爬犁向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奔去。到地方以后，日寇看到赵尚志的伤势太重，便发报给兴山（鹤岗）伪警察署，要求连夜派车将赵尚志押解到鹤岗。

此时日寇立即突审赵尚志。在审讯中，赵尚志圆睁二目，怒斥日伪警特，同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斗争，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最后，终因伤势过重，鲜血流尽，抗日英雄赵尚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与日寇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1942年2月12日上午9时许壮烈牺牲，年仅34岁。抗联战士王永孝也壮烈牺牲。

1942年2月14日下午3时，敌人将赵尚志的遗体从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运到兴山（即鹤岗）伪警察署，然后又由兴山（鹤岗）运到佳木斯伪三江省警务厅。后来，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辑的《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里，这样描述审讯赵尚志的情形：“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小时。于此期间，实行审讯的满人警察官称，赵尚志的答话是：‘我就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了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1954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353号舍监的日本战犯东城政雄首次交待自己参与谋杀赵尚志的经过，并附有揭发原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罪行的书面材料。两年后，田井久二郎也提交了《赵尚志将军谋杀事件供述书》，坦白交待了谋杀赵尚志的全部过程，“我身为署长，应负命令指挥责任，因为谋杀赵尚志有功，而取得了奖状和勋章，我承认全部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

当时，日伪特务将吕家4口人也进行严刑审讯。吕家人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鬼子无计可施。一周后，鬼子把遍体鳞伤的新婚夫妻吕振清、孙可茂放了。一个月后，又将被打得半死的吕仙龄老人也放回，老人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以后，吕振清和丈夫多次搬家，几经周折，最后搬迁到鹤岗市东方红乡获胜村定居。

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雷的夫人李敏偕同赵尚志的侄女赵战利等人专程到鹤岗看望吕振清老人，老人将她珍藏63年的赵尚志将军蒙难时喝水用过的那只大碗和浸透血渍的被单交给李敏，现已被一家博物馆收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现如今，在鹤岗市梧桐河畔赵尚志烈士的牺牲地竖立起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题写“铁骨忠魂”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宝泉岭农场建有尚志公园，园内有赵尚志将军纪念馆和赵尚志烈士纪念碑，亦由陈雷题写园名、馆名和碑文，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在鹤岗北部30公里的鹤北林业局竖起一座赵尚志塑像，威武庄重，栩栩如生，到那里凭吊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

位于鹤岗境内的鹤北林业局的赵尚志将军塑像

赵尚志将军牺牲地纪念碑

1933年农历八月十五夜里，当时的中共汤原县委书记裴治云在鹤立镇七号屯主持召开的由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部署抗日救国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日本宪兵把这个小屯重重包围。日本鬼子进屯以后，用刺刀把村民驱赶到鹤立镇的日军操场上，在叛徒的指认下，县委书记裴治云、组织部长崔贵富、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12名抗日志士被捕。这日本宪兵队，这12人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是，个个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顽强斗争。日本宪兵先是用木棒打裴治云，打折了好几根，裴治云也昏死过多次，然后又坐老虎凳。面对日本强盗，裴治云就是一句话“只要你们不滚出中国，我们就抗日到底！”组织部长崔贵富和他的未婚妻石光信双双被捕，在狱中崔贵富看到自己的未婚妻被吊在房梁上，衣服被撕成条，浑身是血，怒不可遏的他，挥拳向叛徒打去，打掉了那叛徒的门牙，以解心头之恨。女战士孙明玉被十指插上竹签，吊在电线杆子上。非党积极分子柳仁化被敌人压杠子、灌辣椒水。他们被敌人残酷地折磨十几天，没有一个叛变的。他们在牢中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从中国滚出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且齐唱当时抗联流传的《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敛战友的尸首，尸首还没僵硬，鲜血已浸透了旗帜。…”表现出中华儿女抗战到底的浩然正气。最后，日本鬼子无计可施，在鹤立镇将他们杀害。12名抗日志士，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在《百年风云》里，有这样的描述：“巍巍兴安岭松涛怒吼，滔滔的鹤立河水悲壮呜咽。12名中华优秀儿女壮烈牺牲了。但是，他们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壮举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

为缅怀12位烈士，中共汤原县委在12烈士牺牲地立有纪念碑，在鹤立火车站也立有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凭吊。抗联老战士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多次到鹤立镇祭奠12烈士。为了重修12烈士纪念碑，陈雷重新题写了碑名。

位于十二烈士牺牲地的纪念碑

位于鹤立火车站处的十二烈士纪念碑

三、“固若金汤”

侵华日军在沿中苏边界所修筑的14个军事要塞，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其实，它的规模，它的防御能力远远超过马其诺防线。但是，由于日军在溃逃时带走和销毁所有文字资料和图纸，为了毁灭证据，日寇将地下工事进行破坏，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时候，对碉堡和地面工事又进行二次破坏，最后剩下的只是废墟、残址。现存比较完整的只有东宁要塞、虎头要塞等少量工事。而兴山要塞被破坏得最为严重。地下工程至今未能找到，地面的工程以碉堡为主，我们只能从所剩的残垣断壁对它加以研究。

2006年鹤岗市政协成立了“鹤岗史研究会”，内设“兴山要塞课题组”，专题研究兴山要塞，从那时起，作者即开始研究这个课题。

至2009年9月10日，我们已经在兴山要塞发现93处要塞遗址，其中86个碉堡，一处地下指挥所，两处料场，两处兵营，两个水泥库，以及堑壕盘山道等等。对于这些遗迹和残址，全部以GPS定位标图，在现场挂上标志铁牌。从这些军事设施的分布和规模可以看出，兴山要塞应该是日寇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中的最大的一个要塞，其屯兵能力和攻防能力都是最大的。所有这些都是日寇侵略中国的有力证据。

日军遗留的碉堡残址，枪眼仍清晰可见

考察人员在碉堡前合影

从已发现的碉堡的分布情况是这样，我们不妨以椴树泉为参照物，椴树泉东南山口处有一个哨卡碉堡，我们定为90号堡，它是进山的第一个碉堡，也是第一个哨卡。由于它几度被炸，又加上近70年岁月的消磨，原本是一个很大的碉堡，现已面目全非，只剩下被炸毁的混凝土堆积在那里。但是，这个碉堡的却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把守山口的第一个哨卡碉堡，尽管它已失去本来面目。椴树泉东南2公里的265山有4个碉堡；椴树泉以北、二龙山以西的289山有5个；椴树泉以东3公里的238山和227山分布27个碉堡，其中含指挥所一处；椴树泉以北2公里处的架子山（312山）和二龙山（324山）分布也比较密集，共有20个碉堡。从碉堡群的排列层次看，由含有指挥所的238山向西北延伸到二龙山和架子山为前沿，即一线，由263山向西北延伸至含有料场的289山为二线。这两条阵线堡与堡之间都有盘山道联通。我们对部分碉堡进行拍照。碉堡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但都毁坏严重，没有一个完整囫囵个的。毁坏的情况都是被炸，有的混凝土块落到山下，从剩下的残墙断壁看，碉堡的结构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极为坚固，墙壁厚度500毫米以上，有的达到700毫米,这样的厚度意味着什么呢？笔者曾经从事过人防工程技术工作，根据我所掌握的战术防护知识，这样的厚度在二战时期完全可以防护当时的一切炮弹、航弹及其它所有爆破弹，甚至可以防护如当时美国在日本投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同等当量的核武器冲击波。碉堡的平面布局也十分严紧，碉堡的前方都对着宝泉岭、梧桐河一带的开阔地，正面布有高低错落的射击孔，而射击孔的角度与相邻碉堡的射击孔相呼应，使死角达到最小。碉堡的后面多有堑壕，为运送兵员和联络之用。其中45号碉堡的平面布局比较典型，保留的比较完整，可以清晰地看到作战室和休息室，作战室的前方是半圆形，布有高低错落的枪眼，其后面是休息室，墙壁上设有灯瓮，上面有通风孔，并与通往地面的方形总通风孔联通。2007年11月23日发现一条很大的堑壕，其附近还有一个沙石料场，堑壕长有1公里，其中以混凝土砌筑部分有400米，宽度4米，壕深2米，里面可以跑汽车，它从54号碉堡处开始，向东北然后折向正东，直奔二龙山碉堡群方向，由于年久堑壕上面长满次生树木，其纵深情况有待进一步探察，但是，现在可以肯定这是当年运送建筑材料和兵员的通道。已发现的碉堡群延绵6－7公里，据我们判断，再向西北方向还会有碉堡。由于年久，整个碉堡群的残骸都被土层覆盖，至于下面情况，需要进一步详细探察。

兴山要塞碉堡分布图

我们还发现两个日军水泥库遗址。其规模已经很难判断，有一处尚能看到堆积的没有使用的水泥，早已形成硬块，多数被砸碎，只有一个囫囵个的如同完整的整袋水泥的形状，60多年了，它仍然保持着原样，只是脱掉了衣服，没有水泥袋子了。它当年没有被搅拌成混凝土去构筑兴山要塞，得以静静地躺在这里这么多年，成为日寇侵华的物证,它似乎在为自己的主人忏悔。从色泽上看，这些日本水泥比我们现在用的硅酸盐水泥色浅，发白，但我们判断它的标号较高。还有一处早已面目全非，另一处水泥库遗址，位于现在的防火标志北部600米处，现在虽然看不出其本来面目，但是，据向导介绍，以前这里整齐地码放着成袋子的水泥，水泥早已硬结，当地村民盖房子时到这里拉走已经成跎的水泥，当作石头砌墙用。水泥袋子上的字印到水泥跎上，清晰可见是“黑龙”牌。

日军水泥库残址

我们经过一番周折找到日军的两处兵营遗址，它是沿山坡等高线东西走向布局，正南朝向，前后两所房子，宽12米，长近100米，两所房子的间距20米。房子的东西两侧有排水沟，防止山水冲击房子。其中南面的房子留下部分清晰可见的墙基，尤其位于东部的地方，我们明显的看出是厨房，其长30米。紧东边是排列有序的4个炉灶，每个炉灶都有直径100毫米的排烟孔。厨房南面的墙基不是直的，而是呈凸字型，完全是日本的建筑风格。这个厨房的地面是100毫米厚的混凝土预制板，我们用石头敲击，从发出的声音可以判断下面曾经是空的，可能是厨房所用的菜窖或库房。

厨房示意图

日军遗留的炉灶残址

在这所房子的东部我们发现了很多残破的日本酒瓶子，有的瓶子标有自右向左的日文“日本麦酒株式会社”，还有的标有英文“DAINPPON BREWERY”意思是“大日本啤酒厂”，还有的标有英文“BY KOTOBUKIYA”好像是酒的品牌,有的标日文片假名。

日军遗留的酒瓶子

带NIPPON字样的日本啤酒瓶子

日军遗留的酒瓶子和罐头盒

瓶子的颜色有茶色的和绿色的，不同的酒用不同颜色的瓶子，这些酒瓶子比我们现在用的酒瓶子要厚的多。我们判断，这些酒应该是从他们本国舶来的，而且档次不低，看来当年的日本鬼子还挺会享受。我们带回来不少这样的破瓶子，我们还带回一块日本砖，这块砖的规格为225×105×45mm（我国的标准粘土砖规格为240×115×53mm）。以便进一步研究。

在山上的盘山道旁，向导指点我们看到一个土包，说是日本人的坟墓，不知是真是假，我们画了草图，以便以后再过来考察。如果它真是日本人的坟墓的话（当然这需要进行DNA鉴定才能确认），不知现在的日本人要不要他们先辈的遗骨？

位于57号堡以东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口井，井的内径1米，井壁结构是100毫米厚的水泥预制管，每节管长0.67米，井深8米，已经干涸，下面还有1米多深的淤泥。为了查清下面的情况，我们用绳子放下去一个工人到下面察看，没有发现什么。但是这口井却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在这里进行要塞施工时的一口取水井。现在这口井如果把下面的淤泥清理干净的话，一定能够见水。

日军的取水井

考察组派工人到井里探查

在78号堡处，我们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工作，6月份考察时把它定为碉堡，其实它并不是碉堡，根据它所在位置的地形及其规模判断，它应该是一个被炸毁的日军仓库，残留下来的是个直径10米的大坑。它原本是在盘山道边向北侧的山上开凿的平峒，由于它座北朝南，完全不同于其它碉堡是坐南朝北，所以它不是攻防性质的工事。从留下的大坑判断它原来的内部幅员较大，应该是后勤方面仓库一类的构筑物。其主体虽然坍塌，但是还可以看到明显的洞口，只是西部侧墙向东倒塌，而东部侧墙还立在那里，墙的结构是200毫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钢筋直径16毫米。于是我们在东部侧墙根部向下挖，挖了1米深见到硬底，即混凝土地面。这说明这个平峒的入口高度应该在2米左右，其宽度尚不能准确判断，很有可能可以进车。在这里我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日本军用小刀，长120毫米，还挖出皮带残片，还有几小块木炭等。这个大坑有待进一步发掘。

早在1958年，就有在鹤岗的109地质队探查过兴山要塞的地下军火库，由于当时的勘探设备和技术有限，未能搞清。不过，当时在采访一些知情人的时候，都一致认为确实有地下军火库。有的被采访者曾说过，那时，日本鬼子对于进入要塞区域的劳工检查十分严格，有些高丽人（朝鲜人或韩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人称他们是“二鬼子”（因为当时有些高丽人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人的走狗，欺压中国人）。有的进入要塞里面的人说，日本鬼子的军火库物资贮存也很诡秘，装枪械的仓库，要把枪栓卸下来，另外放，靴子和鞋子要分左右脚分别放。要塞的第一道卡子是由高丽人（朝鲜人或韩国人）把守，第二道卡子才由日本人把守。

沿山路向东南走,也是在盘山道边北面山坡上有一趟壕沟，在沟外我们发现大量的铁皮罐头盒，都已锈蚀，又往下挖了一阵，大家突然感到眼睛一亮，居然挖出一个完好的啤酒瓶子，茶色。这个瓶子在这里躺了60多年，完好无损，它的上部是日本商标，有英语“MARK TRADE”下部是“DAINIPPON BREWERY”，即“大日本”啤酒厂，那时的日本妄自尊大，自称“大日本”，瓶底有一个五角星，这样的瓶子我们以前曾挖出过残破的。在这里还挖出一节过去老式磁石电话所用的电池，沉甸甸的。在这个地方的北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大土包，不知下面有什么东西，因时间关系和安全问题留待下一步详细考察。

73号堡位于山头之上，它的结构很特殊，壁厚1米，顶盖多厚就不知道了，因顶盖早已炸毁。它是由3个圆形碉堡组成，3个圆心正好连成等边三角形，这3个碉堡地下互相联通，碉堡的后面有很长的壕沟。现在这个碉堡残址上面长满山葡萄秧。

在通往萝北公路至采石场交叉路口向北120米处，有一处日军地道残址，整个地道呈T形。然而，现在东西走向地道结构早已荡然无存，岁月的消磨和人为的破坏，使它只剩下约50米长的一道沟。而中间垂直向北还有12米长的地道残墙，宽3米，墙厚0.5米，在西部断壁上有一个壁龛，可能是为了停电时放灯用的。尽北部头上为圆形，直径5米。据高秉富介绍，他在1952年至1958年期间曾多次到过这个地方，他最早看到的是混凝土结构地道，顶盖为钢筋混凝土圆拱券，东部入口处还有铁门，地道宽约3米，高2米。这里最初当然是被苏联红军炸毁，但是，还没有完全坍塌。而被破坏最严重的是在1958年，由于那时大炼钢铁，有人到这里砸断钢筋送到小高炉里炼钢，致使现在只能看到东西方向一道沟，整个是面目全非，所幸北部现存残垣断壁尚可看出一点原始面貌。

日军工事上的壁龛

塌陷抗下有地道

在距离T形工事西部不远处，我们还发现一个大坑，坑的上部直径足有8米，坑深约10米，有一棵直径0.2米粗的松树整个垂直掉入坑里，在坑的底部向东处似有地道，因为没有相应设备和工具，我们无法下去探查。今年的雨水很大，而坑内竟没有一点存水，从这一点上可判断出，里面应该有地道，并且很有可能与T形地道相连通。

向导介绍，在石头庙子北部不远处有一座被称为“二道桥”的小桥，是日军建的，桥上还有一个日军标志。遗憾的是那座桥已被这家小煤矿在扩大工业广场的时候用煤矸石埋在底下填平了。

根据实地考察结果和有关历史资料表明，“兴山要塞”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工程系统，准确地讲应该分为几个部分，其最前沿、也就是第一线的应该是位于萝北凤翔镇北山的“兴山凤翔要塞”（这也是日本鬼子起的名），现在这个遗址只存有几个水泥墙基，被当地老百姓称作“洋灰垛子”位于我们鹤岗市石头庙子一带的“兴山要塞”属于第二线工程，也是最大的工程。它的三线应该是在本市的新华，也就是现在电厂的位置，原来这里时日军飞机场，当地老百姓俗称“飞机窝”。这是一个完整的打防结合的军事工程。

石头庙子山口第一个碉堡

考察人员在现场工作

碉堡的墙厚多为0.5米－0.7米，最厚的达到1米厚。所有碉堡的顶盖都已不复存在，不过，根据一般的防护常识，碉堡的侧墙和顶盖应该是一样的厚度。那么，这个厚度意味着它可以防护当时的一切爆破弹、航弹，甚至可以防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下的1.5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冲击波。真可谓固若金汤。

纵观兴山要塞全貌，不难得出一个判断，这是一套完备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打防结合的军事工程。它的目标是苏联。如果不是中国抗日战场牵掣住几百万日本侵略军的话，日本侵略者将通过兴山要塞直插苏联。从这一点上看，苏联在二战中是占了大便宜的。

然而，“固若金汤”的兴山要塞，乃至整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也同西方的马其诺防线一样没有起到它的主人预期的作用。1945年8月9日拂晓苏联红军在鹤岗北部萝北一带登陆开始行动，到10日共两天时间全部渡江完毕。主要部队有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第15集团军34步兵师和55步兵师并2个坦克旅组成的右翼部队。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分别从嘉荫河口、太平沟、金满屯、名山、上街基5个地方渡江登陆。在长约140公里黑龙江沿岸向日寇发起进攻。

苏联红军先头部队经萝北向鹤岗挺进，13日早6时到达石头庙子，遇到日寇阻击，驻扎在兴山要塞的日军没有跑，虽然他们知道凭借要塞工事也难以挡住苏军的，但是，他们的任务是阻挡一阵以赢得一些时间，掩护大部队难逃。所以，驻守在兴山要塞的鬼子，妄图利用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阻挡苏军前进。苏军在石头庙子与日寇交手打了一场大仗，大部分日本鬼子被消灭。苏军炸毁兴山要塞的碉堡，然后向鹤岗发炮，击中矿务局南面的部分房屋。紧接着苏军的水陆两用装甲车部队和步兵进入鹤岗，并向南部方向沿路追击日寇。

据老工人回忆，8月13日早晨，在鹤岗看到有一部分日本鬼子急急忙忙开往鹤岗北部，时间不大，苏联红军进来了，押着数十名鬼子。原来是日本鬼子在溃逃之前负隅顽抗，把驻在鹤岗的日军北调，增援石头庙子“兴山要塞”。老工人所看到的是战败的日本俘虏被苏联红军押回。

更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虎头要塞，1945年8月9日零时，苏军首先对要塞进行15分钟的炮击，然后又派出近百架飞机轰炸，但是，要塞的确固若金汤，炮击与轰炸，无损于要塞。8月10日，苏军第35集团军开始与日军展开交手战，两军争夺地面阵地，战斗极其激烈，阵地九次易手。8月13日，苏军占领要塞地面阵地，于是，苏军从要塞的烟囱和通气孔向其内部投放炸弹和液体炸药，内部日军多有窒息死亡。至8月27日，战斗才结束，日军要塞守备队共1387人，只有53人逃离阵地，其余全部被歼。

而其它要塞的日军几乎是不战而退。

四、铁证如山

日寇侵华事实及其杀害中国劳工等反人类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窜改。

2007年考察组采访到住在石头庙子附近小屯的退休老工人高秉富，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位石头庙子劳工幸存者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此人姓李，人称大老李，不知叫什么名字，于2000年以90岁的高龄去世。但是，他把当劳工死里逃生的秘密告诉过高秉富，因为当年大老李只告诉高秉富一人，并且不让高秉富告诉任何其它人，所以高秉富多年来守口如瓶，没有同任何人讲。我们采访高秉富的时候，大老李已死多年，高秉富也想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

那是在1945年光复后的初冬季节，12岁的高秉富住在石头庙子附近的德胜屯，同住在这个屯子的一个光棍汉大老李经常带领他上石头庙子一带的山上玩，当时看到很多碉堡，也曾看到一堆堆的白骨，高秉富问大老李是怎么回事。大老李见高秉富当时很小，又老实，于是，就告诉他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并一再嘱咐高秉富千万不能外传，怕引起麻烦。高秉富答应了大老李的要求，沉默了60多年，终于说出了大老李向他讲的情况。

大老李原籍河北，大约是在光复前5年，到东北找活干，刚到哈尔滨一下火车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然后，日本鬼子把大老李连同其它劳工一起带到鹤岗石头庙子修山洞。在他们所干的这段工程完工的时候，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大老李和所有劳工共100多人被日本监工集合起来，训话说：“你们干的活么西么西（日本话好的意思），现在送你们回家，但是，必须听从指挥按规定路线下山，不许乱跑否则死了死了的。”然后，在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的押解下，往山下走。没等走到公路，就把大伙赶到一块较为平坦林木稀疏的山坡，大老李走在人群的前面，突然发现有铁丝网围着，立刻感到不好，一闪身躲在一颗树下，就在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山坡成了杀人场，大老李机警地滚到铁丝网边上，并钻出铁丝网，连滚带爬地逃出去。他发现公路上有一台军车，正在发动，大老李迅速地钻进车底，趴在汽车的后桥上，两臂紧紧地抱住差速器，汽车把大老李带出了杀人场，由于是山路，汽车开的很慢，他在车下从所听到的声音知道过了好几道哨卡，又走了一段路程，大老李判断已经脱离险地，当汽车行驶在坑洼处时，减速了，于是，大老李利用这个机会滚落到地上，沾上一身泥水，他看到车上全是日本兵，又吓出一声冷汗。他又滚到路边的沟里，躺在泥水里休息一会，感到的确到了安全地带，才站立起来，活动一下身体，发现只受点皮肉伤，然后，辨别一下方向便钻进一片榛材棵里，跑了大半宿，见到一户人家，请求这家人帮助清洗一下，换上一身破旧的农家衣服，从此大老李隐姓埋名，一直盼到光复。100多人的劳工队伍，只逃出大老李一人。这仅仅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劳工的一部分，高秉富向我们讲述的大老李死里逃生的故事，活生生的事实，足以证明侵华日军反人类、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大老李也曾向高秉富讲过山洞的位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久，再加上地形地貌发生变化，高秉富也无法指认出山洞的具体位置。

据鹤岗的一位老人回忆，大约在1939年，在兴山警察署附近有一排原是空房子，后来住进去100多一色身穿灰色衣服的人（据以后有人考证，可能是抓来的抗联被俘人员或劳工），他们每天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看押着，每天早早地就出发，很晚的夜里才回来，从没有人敢接近他们。有一次同江泉范掌柜趁他们打水的时候，小声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才知道是到石头庙子给日本鬼子修山洞的，后来这些人都突然不见了，以后得知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光复以后，在石头庙子一带发现大量人体尸骨，不小于东山万人坑的规模。

由T型地道向西有几处坑，据高秉富讲，他在1952年到这里时，经常看到一堆堆白骨。位于红旗村不远的公路边上的“大石头”处，路南是红旗村刘会计的苞米地，据向导介绍，那片地下面就有劳工遗骨。

山口处也有一处“万人坑”遗址，里在30多年前有很多白骨，据当地老年人讲，那都是当年给日本鬼子修工事的被害劳工的遗骨。由于年久没有加以保护，30多年以来这里被开成耕地，可怜的劳工的遗骨早已深深的埋在底下。

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当年日本鬼子在每修完一段工事后，就把劳工就地杀害。

鹤岗市政协编写的《鹤岗文史资料》第二期（1982年9月15日出版），有一篇署名高常廉的文章《石头庙子杀人惨案》其中记载了一位“兴山要塞”幸存者目睹日本鬼子杀害中国劳工的骇人听闻的场面。此人姓杨，遗憾的是作者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当兵，抗战中被日本鬼子俘虏，先关押在抚顺集中营，后来被日本鬼子转移到兴山，在石头庙子修筑“兴山要塞”工事，给日本鬼子挖土方、挑土篮子，吃的是豆饼面、橡子面、烂土豆，挨日本鬼子皮鞭抽打。他说：“有一天，日本鬼子把我们这些被抓来的中国人全部集中起来，大约有400人左右，命令我们挖了四个大坑，挖完之后，让我们站好队，这时有个日本军官叫喊道：‘三十岁以内的站出来’，大约有一半人站了出来，我当时23岁，也站了出来。日本鬼子把我们这些站出来的人编成一队，叫喊向后转，离开了刚挖好的四个大坑，卧倒在不远的地方。四面的日本兵架起了机枪，让这些留下来的人，每五人一行，走到坑前，日本鬼子用刺刀对这些人进行了惨无人地道大屠杀。这时反抗声、痛骂声、惨叫声不时传来。日本鬼子屠杀完我同胞之后，又把我们剩下的人调过来，用刺刀逼着我们拿铁锹往四个坑里埋土，在埋土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这些同胞浑身是血，有的还在抽动，我们含着泪埋呀啊！埋完后，日本鬼子让我们重新站好队，然后，日本鬼子军官对我们讲道：‘他们死了死了的，是粮食不够吃，……’”

据《日本关东军要塞》记载幸存劳工回忆：“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呢！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书中还记载：“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无法再为日军卖命而被活活扔进万人坑。还有的劳工或因病、因伤或因逃跑，被日军残忍地将其双腿锯断，折磨致死。仅从东宁劳工坟中发掘的18具尸骨中，就有4具尸骨的双腿从小腿处被齐齐锯断，可见对劳工迫害之残酷。被日军抓到边境要塞的劳工，往往是有去无回。即日本人残酷奴役这些被抓到边境的劳工，除了病死、累死或因保密被残杀、毒害而死的之外，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服苦役，绝不放回。1944年从沈阳被抓到瑷珲县大城的王树熙等300多人，一直被奴役到光复，一年多的时间仅有29人生还。”

2005年本市有关部门曾接待一名来自绥化的王姓老太太，她向我们讲述了他叔叔当年曾在鹤岗兴山要塞当劳工死里逃生的经过。她叔叔名叫王二，十七岁那年闯关东来到鹤岗，在煤矿下了几年井，又给煤矿赶了一阵子马车拉煤，一次马车拉了满满一车煤，那马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王二就用鞭子打马，工头赖他把马打坏了，把他毒打一顿，他一气之下跑出矿山，想另谋生计。没想到刚逃出虎穴，又到了狼窝，在途中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他同几十人一块被塞进用凡布棚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鬼子还用黑布条子把每个人的眼睛蒙上。车一直朝北开，开了好长时间，在一处山坳里停了下来。从此,这些人就在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监督下挖山洞、挑土、打石头，或修路、修炮楼等等，一干就是两年多。

一天，一个鬼子军官提着个盒子枪，手往腰间一叉，瞪着贼溜溜的眼睛，扫视着正在干活的人说：“谁会赶马车的干活？”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直起腰，说他在老家赶过车，鬼子军官用枪一笔划说：“你的这边的过来！”接着,又吆呵了一阵子，王二也说赶过车，鬼子军官用枪筒点了一下他肩膀问道：“你的赶过马车的干活？”王二点了一下头。这时那个鬼子军官说“你们两个的过来！”他们两个人被日本鬼子安排去食堂送饭、送水、拉粮草等等，并干些杂活，这一干又是半年。

一天，王二正在食堂装车，一个鬼子军官把他从车上叫了下来,只见那个鬼子军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去食堂做饭的干活……”

食堂的灶房在半山腰的一个避风处，一半在半山坡上，另一半在半山腰挖进去的山洞里，山洞里面有日本鬼子站岗，只许日本人进进出出，王二从未进去过，他们几个人就在山洞外半山腰坡搭起的十几口炉灶为劳工做饭。劳工的饭菜比猪食还简单、粗糙，有麦麸子做的饼子和用发霉的苞米面和橡子面蒸的干粮,菜是冻土豆、酸菜汤。

劳工在哪干活，就在工地旁临时搭起窝棚住在那里,王二和另一个赶车的一起每天都要从食堂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工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个人成了好兄弟。

一天傍晚王二做好饭菜,又帮车夫装好车,卷了一支旱烟递到车夫手里,自己又卷了一支.趁给车夫点火的功夫,车夫对王二说,“昨天,日本鬼子又抓来一百多人,在他们干活的工地前面修路，听干活的弟兄说，日本鬼子正在大架子山里修军火库。”听到这儿,王二轻轻拍了拍车夫肩膀,压低了声音说:“你可要加小心呀”车夫点点头,也说了一句:“你也要多当心”随后一转身上了马车，向工地方向赶去。

从那以后,食堂这边忙起来了,做的饭菜也比过去多,山洞里也增加了不少日本鬼子。远处还经常听到用炸药崩石头的轰隆声和用炸药炸山洞的闷响声.

有一天,车夫对王二说,“听里边干活的劳工说,日本鬼子在山里修完暗堡和山洞,还要修一个大军火库,准备打苏联。”又过了些天，突然做饭的量减少了，车夫过来说：“山洞修完了，那些修山洞的一百多人都被日本鬼子用机枪突突了。”

大约是在光复前一个月左右，突然从山下开来一队日本汽车。车队停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鬼子军官，身后跟了几个戴白胳膊箍的鬼子。这伙人下车后就进了山洞，老半天才从山洞里出来，又来到他们这边转了一圈。原来这伙鬼子是来检查山里工程的。王二这时已能听懂点日本话，从山洞进进出出的日本鬼子只言片语中听到了苏联红军要打过来了的消息，这里的日本鬼子正准备与苏联红军开战。于是，王二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车夫。形势越来越紧，山上山下一辆辆日本军车来往频繁，还经常有从南边开过来的军用飞机到山头转几圈，有时一直飞到山里,然后又原道飞回去了。日本鬼子对干活劳工的看管也渐渐严了起来。

一天车夫来取饭菜,趁日本鬼子不在,悄悄对王二说,“这回山上的情况可不好了,活干完了 ,日本鬼子一个活口也不能留,都得被他们整死。”两个人沉默了好半天,车夫用坚定的目光望着王二说：“兄弟,有没有胆量咱逃出这个鬼地方？”王二犹豫了片刻对车夫说：“大哥,我听你的！”

车夫语重心长地对王二说：“咱们呆在这里早晚是个死,如果能够逃出去,还能有活命的希望,我们怎么也不能在这里白白等死啊！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两个人经过商量，计划等到下雨天的深夜行动，趁那个时间能见度低，鬼子的探照灯起的作用不大，巡逻的日本鬼子也懒得出去巡逻,就分头往山下跑，不走公路,钻树林子逃出去,三天后在佳木斯火车站会合,不见不散。如果三天之后见不到面,那就是有意外情况发生,活着的就赶快离开佳木斯,跑得越远越好。说到这儿，两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一天清晨，人们从睡梦中被日本鬼子喊醒：“起来起来！干活的有。”王二向门外望去，天上正下着小雨，他兴奋地自言自语说：这雨要是下到晚上就太好了……

这雨下了一天还真没有停下来，山坳里云雾撩绕，几十米外就看不清东西了。王二心想，这天真是逃出去的好机会。晚上车夫大哥来拉饭菜时，两人决定行动，时间就定在这天深夜。然后，两个人就分头按事先商量好的去做准备。

王二做完了晚饭，天已黑了下来；毛毛雨还在下，他连衣服也没脱，钻进了被窝，闭上眼睛，周围的人都睡熟了，他还在想着逃出去的路线和可能要遇到意外情况时应采取的对策。

在工地半山腰有一个日军的岗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鬼子站岗，鬼子大约两个钟头换一次岗。按他平日观察到的情况，半夜十二点左右有一次换岗，这时，他悄悄地从床上起来走到门口，轻轻地推开门，耳朵仔细地分辨着周围的动静，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只有风声和雨点打在树叶和杂草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突然,从半山腰通往山上岗楼的小路上，有手电筒的光柱一闪一闪，他断定这肯定是换岗的鬼子去岗哨接班 ，他觉得最佳的逃跑时间到了。他把门摄手摄脚的拉开一条缝，出了门又把门带上，床铺已用东西填进被子里做了伪装，这时只有一个愿望，跑!快点跑!一直朝南边山下跑!根据他在这干活时的观察，他很快判明方向，钻进密林之中。他一口气从半山腰跑到山下，途中跌了好几个跟头，浑身连泥带水，山下有一条公路，前面是一片荒草甸子。他左右环视一下，没有什么动静，他纵身跃过公路，窜到草甸子里，就地一滚，稍事休息，心想下山了，就看能不能过了最后这一片开阔地了。这时他惦记着车夫大哥，他出来了吗？这时候他跑到哪里了？老天爷可要保佑我和车夫大哥，保佑我俩死里逃生吧！

在方圆三、四里的草甸子里，王二完全是猫着腰小跑或爬着前行。刚爬出去几十米，身后枪声响起，他惊慌失措地趴在草地里一动不敢动，不一会枪声停了，他也从惊恐中醒来，他定了定神，这枪声好象是往他偏东的方向打过去的，不象冲他这边打来的，是不是车夫大哥在途中被鬼子发现了……，他不敢往下想，头也不敢回，一气又跑了二里多远，这时他感到已经远离险地了。于是，放开大步，一直向前奔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跑到了南二槽一带（这里是鹤岗矿山的发祥地，当年，鹤岗第一块煤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看到一个马棚里闪着煤油灯的光亮，这时才感到浑身颤抖，四肢无力，口干舌燥。就扒开门缝向里张望，只见一位白头发老人正披着一件破棉袄在给马喂料，他推开门，一头跪在老人面前，老人被吓了一跳。拎着煤油灯走近一看，见他身上穿的衣服，就知道是给日本鬼子干活的劳工，因为衣服上还有日本鬼子编的号码。王二一边磕头一边说：“老人家救命啊，我是从山上跑出来的，给我点吃的吧，我快不行了……”老人二话没说，让他快把湿衣服脱下来，从马棚子里取出一件黑色的旧夹袄，叫他穿上。老人又给他舀了一瓢水，他咕嘟咕嘟一口喝下，老人又给他一块苞米面干粮，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老人说：“快找个地方跺起来吧，要不就先藏在我的马料堆里，这要是日本鬼子追过来就没命了。”王二用手抓住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此地不能久留，我不能连累你老人家，还有人在佳木斯等我呢。”老人见状，顺手从马棚里找了一块豆饼递给他说：“那就快走吧，顺着火车道旁的小道一直往南就能走到佳木斯了。”

走到鹤立镇的时候，已经到晌午，碰到了一队正在巡逻的日本兵，见他匆匆忙忙的样子，把他叫住了，一个日本兵用枪点着他的胸脯问道：“你的良民证的有？”他一惊一颤地回答：“良民证的忘带了，”日本兵又说了一句：“证件的没有，死了死了的有。”这时一个日本兵过来搜他的身，把他啃剩下的一块豆饼翻了出来，再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放他过去了。当时把他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傍晚，他走到了佳木斯，在火车站的门口呆到半夜，也不见车夫大哥的人影。第二天也没见到，第三天他一直呆在车站没挪地方，眼睁睁地盼着车夫大哥能早一点出现在他的眼前……

第四天，他又到街里找，还是没有音信。他边要饭边等待车夫，一直等到第六天头，王二才感到车夫大哥可能没逃出来，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王二走离开了佳木斯,没有目标地顺着铁路往南走，也不知走了多少天，一路乞讨，终于在绥化乡下的一个马架子村落了脚，一直给人家喂马赶车,在石头庙子的经历，从未向外人说一个字。

解放以后，他与老家的哥哥联系上了，那时东北地多，哥哥一家就奔他这里来种地，王二一生没娶，始终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哥，哥俩曾来过石头庙子，看到碉堡都被炸毁了，干过活的地方的轮廓还依稀可见。哥俩想到山里去找一找军火库。车夫大哥曾说过，军火库的大门前有一棵老柞树，树旁边有一块独立的大石头，哥俩在山里找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发现。哥哥曾劝弟弟把这些事告诉政府。他说，不能说啊，要是说错了,被村里当汉奸特务抓去当成坏人就完了。哥俩说好了今后这事不再告诉外人。

下了山，哥俩去了南二槽，去找当年那个马棚，拜访救过他一命的那位老人，以表达救命之恩，可是到了那一带一看早已变了模样，多方打听,也不知老人家去向。

车夫大哥的下落永远是他心里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经常在梦中呼唤着：“大哥，你在哪里？我天天都在想你啊……”

在王二老年患病期间，自感时日不多，便把侄女叫到床前，将这个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她，还让她拿来笔纸，把知道的“石头庙子”的情况画了一张草图，让她把这个秘密向当地政府报告，遗憾的是，那张草图已经丢失。王二也是极少有幸逃出虎口的劳工之一，但是，这位生前一直心有余悸的人，也和大老李一样没能帮我们找到兴山要塞的地下军火库。而那些被杀害的劳工的冤魂却永远留在兴山要塞，他们的沉默，使我们至今未能揭开地下军火库的黑面纱。

大老李和王二是兴山要塞为数极少的死里逃生者。据《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记载：“在要塞的绝密工程修筑完毕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被日军处死。”书中记载：“据原孙吴劳工王文斌口述：‘康德3年，我到孙吴给日本694部队修大营。康德4年9月，由694部队装10辆汽车劳工，约五六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听李景顺说：在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劳工500多名。’据滕吉发口述：‘康德4年，从北安抓到西岗子修南山洞子的劳工1300名，完工时剩下700名，也被日寇集体屠杀了。’”“在阿尔山绝密工程的劳工，在完工后也被秘密处死。据阿尔山劳工幸存者方德财证实：‘山洞工程完工后我亲眼看见这些人在夜里被抓起来，绑上后往车上扔，……不光绑胳膊，还绑腿，两个绑在一起，用8号铁线胳膊挨胳膊、腿挨腿绑上，拧得很死，绑好后往车上扔，像扔绵羊似的，反正只看见一车一车的人被拉走，没看见有人回来。’方德财正是看到日军对劳工下毒手后，冒死逃出虎口的。”书中还记载：“一项工程完工后，日本人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当然是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的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

《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记载：“由于日军的残酷奴役与虐待，从1934年到1945年8月，在各边界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死亡中国劳工至少达100万人。”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啊！

2009年11月6日，我们再次上山，我们决心在上冻以前，在劳工殉难处找到劳工遗骨。

在向导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一处劳工殉难地，这是位于红旗村西南1.5公里，当年日军第一道哨卡向北150米处，是一片较平坦的山地。据向导说，他在40年前经常到这里来，那时没有栽种这么多松树，完全是稀疏低矮的次生柞、桦木，那时在这里不经意地随处可见白骨累累，后来林业部门在这里栽上松树，现在已成大片松林，随着地貌的变化，白骨被掩埋，或被抛弃，已经很难找到。

因为天气已经转冷，地表已形成大约1cm的冻层，我们用铁锹向下挖还很费劲，在向导的指点下挖掘，别看我们东挖一下，西挖一下，这可不是乱挖，而是采用华罗庚的优选法的办法挖掘，这样可以省时省力，提高工作效率，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办法。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由司机于师傅在一个小坑里挖到遗骨，我们过来一看是一根股骨，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和震惊，紧接着再向下挖，半块头颅骨出土，又挖了一阵，又是几块，一共挖出两根股骨，半块头颅骨，一块肩胛骨，还有几块零碎的骨头。这是考察兴山要塞两年多以来第一次找到劳工遗骨，因为天寒地冻，我们没有再找下去，留着明年再来挖掘。我进行了拍照，李永清副秘书长将遗骨带回。

这是挖掘出的劳工遗骨

我们找到这些劳工遗骨不是为了找日本人算老账，而是为了取得日寇侵华杀害劳工证据，教育后人，牢记历史教训，励精图治，建设强大的国家，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在考察兴山要塞的过程中，我们曾多次路过一个土包，那是日本人的坟墓，据说里面埋葬的是当年修筑兴山要塞时意外死的一个日本人，如果那里面埋的真是日本人的话（当然这需要进行DNA鉴定才能确认），不知现在的日本人还要不要他们先辈的遗骨？如果你们还想要的话，请来此鉴定，并协商处理。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没有留下一座坟墓，只留下堆堆白骨，意外死的一个日本人却留下坟墓，而且妥善保管至今，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

在东宁要塞遗址处，已清理出一所“东宁劳工坟”，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确立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兴山要塞亦应清理劳工遗骨加以保护，以便纪念那些无辜的亡魂，教育后人。

土鳖抗铁牛

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