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忆串联】（二十）换纪念章（下） -- 履虎尾

俺鼓起勇气，厚着脸皮，用一枚“为人民服务”，居然换来了一枚“千万不要忘记”！俺怕人家反悔，道声“谢谢”，迈步疾行，要尽快离开此地。

俺换纪念章时，阿复他们三个就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见俺居然成功了，他们仨麻溜追了过来，话语中不乏嫉妒与眼红：“喂喂，慢点走嘛，拿过来让我看看！”让你们看看？哼，俺知道这仨小子的歪心思，俺若是一不留神，把“千万不要忘记”递了过去，落入他们谁谁的手里，那才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俺把“千万不要忘记”在手里握紧了，得意地回答曰：“去去，有啥好看的！想要了不会自己换？快换去吧！”

阿复老喔儿马子闻俺之言，立马散开，分头寻找交换对象。俺也赶紧从怀里掏出红卫兵袖章，把“千万不要忘记”别上去，再从上面取下另一枚“为人民服务”，重新别在左胸前。收拾停当俺抬起头来，眼睛在过路者的胸前扫来扫去，搜寻下一个交换目标。

十分钟后，俺用这枚语录牌，换回了一枚“红延安”！ 呵呵，得意啊！阿复老喔儿马子三个呢，当然也各有斩获。特别是阿复，这家伙心眼本来就活，又颇能花言巧语，因此他的收获也就更大。

俺们四个所进行的这种“以有易无”的活动，被几个路过的同样是来西安串联的中学生发现了。他们颇为羡慕，争相效仿，纷纷掏出了自己的红袖章——在当时，革命师生的纪念章，不约而同的貌似都别在红卫兵袖章上。这样一来，你也交换，我也交换，串联学生同当地革命群众交换，串联学生自己内部交换，当地革命群众内部之间互相交换……交换纪念章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乎，在西安钟鼓楼大街，出现了一个熙熙攘攘的纪念章交换市场。这个交换市场在刹那间出现，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呵呵，一个横跨文革十年的新产业，就这样突然之间诞生了。

第二天路过钟鼓楼大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交换市场还继续存在着，数十百个交换者正在这里活动。俺们也就顺水推舟，继续下场。至于以后这个交换市场又存在了多久，俺就不知道了。十来天后，俺们从延安回来，在西安火车站前广场上，发现了另一个纪念章交换市场。是钟鼓楼那个市场搬这儿来啦？还是两个市场同时存在？抑或西安有两个以上的市场？以后的种种，俺们已经拍屁股走人了，所以也就统统不知道了。

全国各城市的纪念章交换市场，依俺履虎尾的判断，应该都是11月上旬那几天之内，同时出现的。呵呵，应该是几乎同时，不约而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有的地方就算比西安早点儿，顶多也就是早个两天三天的，绝不会提得太前了。因为，10月下旬，我们还没离开北京，北京的街头巷尾广场火车站，俺们并没有发现纪念章交换市场这一事物的存在。而且那时候，大家所拥有的纪念章数量也还很有限，就是一枚两枚的，数量太少啦，不可能拿出来交换的。到10月底11月初，这时俺们正在兰州，也没有发现纪念章交换市场。在兰州，虽然纪念章多了一两枚，可是当时俺们也没动交换这个念头。

同理，全国各地的纪念章交换市场，其出现，也不可能比11月上旬更晚。譬如，三天之后俺们到的延安，发现延安已经存在着一个纪念章交换市场了，其位置就在延河大桥外边。后来俺们前往成都重庆，再到贵阳桂林武汉，每个城市都不例外，都已经早就有一个两个或者好几个交换市场了。

在市场里流通交换的，最多的是各种规格的老人家头像像章。像章有侧面的，也有正面的；有烤红瓷的，也有不烤瓷因而金闪闪的。大大小小，规格各异，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比价。此外还有语录牌，除了俺前面提到过的塑料牌，也有规格不等的金属牌。市场里最抢手的，是各种革命圣地的参观纪念章。这些纪念章在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现在更是大行其道。包括延安纪念章，井冈山纪念章，以及西安的“千万不要忘记”纪念章，等等。革命圣地延安的参观纪念章一套共四枚，纪念章上的图案，大抵都是延河大桥宝塔山。四枚纪念章的大小外形则各不相同，第一枚的外形是菱形的火炬，纪念章由于个头偏小，因此被称为“小火炬”；第二枚是长方形的，通体白烤瓷，俗称“小白延安”；第三枚也是长方形，比第二枚稍大一点，俗称“大白延安”；第四枚同第三枚大小相同，但颜色是红色的，故而俗称“红延安”。 至于其它一些旅游景点，也发行过参观纪念章，如“燕子洞”、“黄果树”等等的，但由于没有革命意义，因此上不了台面，无人问津。

在纪念章市场里活动的，主要是外来的串联学生。本地人虽然也前来交换，但人数不很多。纪念章交换市场出现不久，突然之间，每个市场都冒出了一两个当地的中年人。这些人的实力雄厚，他们手中拥有一百多枚甚至两三百枚的各种像章纪念章。很明显，他们跟我们串联学生的目的不一样，他们是“职业交换者”，他们的目的是盈利。串联学生对他们很不齿，轻蔑地称他们为“贩子”，除非有特殊原因，一般情况是不会理睬他们的。

由于贩子们实力强大，各种纪念章的交换比价被他们操纵，“定价权”掌控在他们手中。交换也不再是随意无序地进行了，各种像章纪念章语录牌，按照其交换价格，得出一张“兑换表”来。履虎尾绞尽脑汁试着回忆一下，依稀记得当时的兑换价格大约是这样排列的：

最初的那枚小号的红底侧身像章，处在兑换表的最底层。两枚“小红”像章，能换一枚兰州发的那种中号黄像章。

“为人民服务”语录牌有两种，一种是塑料的，另一种是铝质的。铝质牌的价格是塑料牌的二倍。一枚塑料“为人民服务”能换三枚“小红”像章，由此推断可知铝质“为人民服务”可换六枚“小红”像章。

一枚延安“小火炬”可换十枚“小红”像章；一枚“小白延安”可换十二枚“小火炬”；一枚“大白延安”可换十五枚“小红”像章”；一枚“红延安”可换二十枚“小红”像章，换言之，一枚“红延安”相当于两枚“小火炬”。

高居兑换表榜首的是“井冈山”和西安“千万不要忘记”。在成都和重庆，一枚“千万不要忘记”能换一枚“红延安”再加一枚“小火炬”，也就是说，相当于三十枚“小红”像章。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元五角钱，这在当时是好大的一笔巨款。“井冈山”更厉害，俗话说“物离乡贵”，在西南地区，一枚“井冈山”竟然能换到 “小红”像章三十五枚。后来俺们到了华中武汉，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物以稀为贵”原理这只看不见的手拨动了价格指针，“井冈山”于是与“千万不要忘记”价格大体持平，在“小红”像章三十枚的水平上，上下浮动。

在一些贩子的手中，发现了个别比较大的头像像章，要价很高，珍贵的很，这是贩子们的镇山之宝。当时，距离“语录越印越小，像章越做越大”的时代，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各种像章纪念章都很小，也很精制。

如果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给纪念章交换市场和串联学生的交换行为做一个政治评估的话，俺履虎尾认为，或许应该将其定位为“尚能容忍的违规行为”吧。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串联学生都参与其中，交换的出发点是对纪念章的喜爱，对老人家的热爱，因此俺才说，应该是“尚能容忍”。另一方面，这种纪念章交换，在尊重中暗含着不尊重，政治追求中暗藏着利润的获得，特别是一些串联学生之外的人参与其中，他们追求贱买贵卖的差价，这违背了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念，故而称之为“违规行为”。

等串联结束，外出串联的学生返回家中，也就退出了这种交换。学生们退出之后，纪念章交换活动规模缩小了，但没有完全停止，一直存在到文革结束。在纪念章交换市场里，一直有一定数量的贩子们在活动着。这以后，纪念章的交换、买卖，就同各种稀缺物质的交换买卖，各种票券的买卖交换，性质完全地一致了。

俺是12月下旬到的家，离家两个多月七十余天。串联结束，俺已经有了五六十枚像章纪念章，密密麻麻别满了一整块袖章，心里一直还在盘算着，保存到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将如何如何。到家伊始，三弟四弟立即伸手讨要。起初俺没答应，倒不是小气，这五六十枚纪念章，每枚都有其来历，将它们聚到一起不容易，俺不想把他们拆散了。于是俺就说，应该集中保存统一放在家中如何如何的。俺的话还没说完，两个弟弟一起嚎啕起来。母亲在一旁笑着解释，他们俩早就跟同学垮了口，等俺大哥串联回来，将带回多少多少的，比你们谁的都多的多，云云。听了母亲的话，俺摇头苦笑两声，一咬牙，把袖章扔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