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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三大“超级机构” -- jerf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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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整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三大“超级机构”

    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三大“超级机构”为中国改革战略护航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and蔡永伟采访汪玉凯的报道,把它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是因为在我在河里的一篇文摘[【讨论】国内封杀的“泡面传奇” 中国当代政坛的生死对决]里吴稼祥提到,[第二十二回 捅马蜂窝被蜇只是早晚的事,挡别人路遭害绝非偶然的果。。。这个深刻教训应该已被当今皇上汲取。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可以选择“增量政治”,比如不动原来的机构,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小组啊,委员会啊,都可以。]所对应的三大“超级机构”。

    链接出处

    闲话少说,全文摘录。

    [重点:继成立深改组和国安委以后,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简称网信组)宣告成立。这是又一个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挂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副手的横跨党政军的“超级机构”。论及这三个领导小组的关系,作为中央成立网信组构想背后的建议人,汪玉凯分析说:“这三个机构可以说都是中国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为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未来发展做的重要组织准备,具有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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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时事评论人汪玉凯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有外界将它理解和简称为“网安组”,是为收网和控制言论,都是理解错误。事实上除了网络安全外,核心是在信息化,应该叫“网信组”。(韩咏红摄)

    今年“两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以后设立的第三个顶层领导小组——中央网信组(全称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在2月27日宣布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这是继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安委(全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又一个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挂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副手的横跨党政军的“超级机构”。

    一些见证过2013年中国高层“清网”行动,又质疑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集权”的中国网络意见领袖和海外观察者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加强舆论控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的又一个信号。

    对此,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时事评论人汪玉凯大鸣不平。他告诉本报记者,外界将网信组理解和简称为“网安组”,都是理解错误。

    汪玉凯在北京受访时透露:“这个其实最初是由我深度参与,由国家信息化专家委的一项重要建议,得到高层重视,说这个是收网啊,控制言论,完全是看错了。外面胡说是‘网安组’,除了网络安全外,核心是在信息化,应该叫‘网信组’。”

    汪玉凯介绍说,最早在2001年,中央设立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国信办(全称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专家委(全称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支撑机构。

    专家委共54个成员,包括各种信息化领域的专家,也包括来自中央军委的、军队安全的人士。汪玉凯是专家委员之一。

    2008年,国务院推行大部制改革,将国信化撤销并入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但专家委和领导小组保留,小组的组长是时任总理温家宝、副组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在汪玉凯等专家看来,信息化的推进工作因此被边缘化了。

    汪玉凯说:“工业与信息化部重点管工业去了,管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工信部设立了一个负责信息化的司,但这个司怎么协调党中央,军委、人大?它无法跨越国务院,所以领导小组开不了会了。”

    有鉴于此,专家委在2009年以后,针对大部制以后的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两次课题研究,两次都是汪玉凯直接负责。

    2012年7月份,专家委还在贵州安顺进行了一次主任暑期工作会议,对课题组递交的“有关完善国家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稿进行了深入研究。

    那次暑期会议,专家委主任奚国华、副主任周宏仁、吴敬琏等都参加了,并提了很多意见。2012年11月底中共召开十八大以后,专家委在课题组递交的建议稿基础上,重新组织完善,并将最终形成的政策建议上报中央。

    汪玉凯透露,专家委的建议书中指出,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上排名一直往下掉,国产信息化产品水平较低,不用国产、用美国的风险比较大。上报中央后,引起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原来在地方任职时领导过“数字福建”的建设,对信息化的问题比较明白。

    接着是中央编办开始调研机构成立事宜,不久后美国爆发斯诺登棱镜门事件,专家委又把稿子修改了一遍,习近平这次做了长篇批示,最终到中央决定成立网信组时,汪玉凯发现专家委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包括由国家一把手担任组长,就是专家委建议的内容。

    他说:“当初我在课题建议稿中的核心建议就是两条,一是最高领导人担任信息化领导小组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第二个建议是中央设立信息化办公室,序列要在中央。”

    中央最终决策与建议稿的不同之处,是过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面设有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中央决策时把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并在一起,把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提升,成为“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

    此外,整个网信组都不隶属于国务院,而是归入中共中央序列。

    在总体评价中央设立网信组背后的考虑与意义时,汪玉凯说:“我觉得这个与棱镜门事件,以及中国信息技术不够过硬都有关系。”

    他说:“中国现在说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也需要信息化的技术,成立网信组就是很明显把这张牌打出来。”

    “习近平2月27日说的两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把这个组织的核心说出来了。”

    一般相信,棱镜门事件是促成中共高层更重视网络安全的一个催化剂,甚至是一个转捩点。

    虽然中国政府设立的“网上万里长城”(信息防火墙)中外知名,但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国内专家评估中国网络安全状况为“非常滞后”,无论是国家战略、政策法规、还是技术产业,都存在问题。

    网络安全今年也首次进入中国政府报告,今年3月5日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现任总理李克强的报告就提及要“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

    比较三个领导小组

    “有外媒问为我,深改组、国安委、网信组三者是什么关系。都是习近平一把手,业务上有分隔没有?”

    作为中央成立网信组构想背后的建议人,汪玉凯分析说:“这三个机构可以说都是中国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为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未来发展做的重要组织准备,具有战略意义。”

    “三个机构各有侧重,虽然安委会和网信组职能也有交叉,国安委也有网络安全问题。但是由于网络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单独突出。国安委里头设计的网络安全,主要是内政、外交、军队、政府、国家层面的大整合,应对的是非常规的网络安全。”

    三个机构成立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总理的地位得到提高。此前中国总理在军队、意识形态的领域没有话语权,如今总理的权力横跨党政军。中共去年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是由习近平亲自起草,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李克强不在起草小组之内;此外习近平又直接介入一贯由总理负责的城镇化等经济、社会领域,曾导致外界盛传李克强大权旁落、国务院被架空。

    今年1月以来,中央深改组、国安委,网信组这三个“超级机构”负责人先后亮相,习近平不出所料出任这三大机构的一把手,李克强担任深改组第一副组长、网信组第一副组长、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则有些出人意料。

    李克强不仅没有大权旁落,还同时成为三个“超级机构”的二把手。此前宣传与意识形态领域是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里排名第五的刘云山主管,在网信组成立后,习李分别成了相关领域的一、二把手,刘云山成了第三号人物。

    对于这个架构,外界有两种不同分析,一说习近平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其余常委仅成了执行者。汪玉凯则认为,这三个“超级机构”不仅强化了习近平的权力,也强化了李克强的权力,可说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的探索。

    习近平2月27日说的两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把这个组织的核心说出来了。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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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玉凯:习近平不按套路出牌

      从政治架构分析的角度说,三大“超级机构”代表的更重要变化,是习近平大胆地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中共高层在政改方便主张的党政分开思路。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高层一直避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并设法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过“党政分开要放在第一位”。

      在质疑者眼中,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走回头路”。汪玉凯则认为,现在的调整,是实现了在重大战略和决策方面的“党政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这个变化的意义,外界也可能要以新思路来评估。

      汪玉凯评价说:“我的整体感觉是习近平不按套路出牌,他一些做法虽然没有过去的先例,打破过去的一些框框,带有明显的创新勇气,有可能会冲破一些东西,例如利益格局等,真的有可能成大器,把一些事情做成。”

      他认为,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过往的教训:高层权力出现了某些分散化的现象,所以习近平不认可中国学者胡鞍钢提出的集体领导、“九个总统制”的说法,反之,权力该集中的必须集中,否则难以形成合力。

      汪玉凯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对过去的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因此上台后便着手把中央集体领导制下分散的权力整合,关键领域现在由总书记把控,他可以有节奏地推出重大决策,并且避免决策层相互撕扯而出现分散的情况。

      他认为,实际上中央设立的可能还不只上述三个机构,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如今对外公布的只是其中三个最核心的顶层机构。习近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不改变传统的组织架构的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某些重要权力运行的机制和运行方式。

      但汪玉凯对中国政治走势,也并非没有担忧。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最感到疑惑的是还看不清最高层对公民社会、宪政的态度。在最近的“两会”中,也有观察者发现,大会对推进民主的讨论很少。

      汪玉凯说:“真正的风险在这儿,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多改一下,少改一下,不会影响大局,但意识形态方面一旦出了大问题,它会影响大局。”但他认为,只要高层守住法律底线,坚持依法治国,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就不会出大问题。他说:“最担心的是不断有人以意识形态来挑逗或者刺激领导层,这是真正值得的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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