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山集五：napolen的《俺答求贡》 (新水木历史板newsmth.org征文) -- napolen

俺答求贡

作者：napolen

中国虽然是以其悠久的农业文明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她的北方，更确切的说，是长城以北的半干旱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却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塞北的草原和大漠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与南方的汉文明截然不同的草原文明。长期以来，这些草原文明与汉文明之间有着恩怨交织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游牧民族迫切需要汉族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同时也可以提供草原盛产的畜产品以供交换，这就为双方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又时常因为汉族拒绝贸易或是觉得掠夺比贸易更划算而南下劫掠，而汉族在强盛时也不乏想封封狼居胥的大臣或是想过过天可汗瘾的皇帝，这又使得草原与农地之间的战争不时爆发，汉族政权为了抵御游牧民族进攻而构筑的防御工事――长城――也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首延绵数千年的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乐。而如何奏好这一曲，以求琴瑟和谐，也成为了中原的统治者们的头等大事。在这首交响曲中，“俺答求贡”这一节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最精彩、最跌宕起伏、而又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乐章了。

俺答汗，又称阿拉坦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的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所控制的范围除河套地区外，还延伸到了青海、河西。虽然当上了蒙古族中首屈一指的首领，摆在俺答面前的，却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摊子。自从明朝建立，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大稳定，时战时和。南北方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单一的原始畜牧业使靠其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必资内地以为用”。若是没有来自内地的物资，就是蒙古族首领穿的衣服、做饭用的铁锅都难以得到（俺答曾经特地向朝廷提出，愿“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缎等件，各头目穿用”）。在当时，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贡市贸易：贡是指蒙古族首领定期向明朝皇帝贡献“方物”，通常是蒙古盛产的各种畜产品。而明朝则以内地生产的各种物资作为“回赐”。这种“朝贡”在形式上是蒙古族首领向明王朝表示臣服，而在实质上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市则是指开设在边境上的市场。在这些市场里，蒙古人可以与汉人自由的进行交易，以马匹等畜产品交换茶叶、织物、陶瓷、铁器等汉地物资。这些市场就因此而得名为“马市”或是“茶马市”。除了这种和平的方式之外，另一种得到汉地物资的方法，就是抢掠。在北元朝廷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他们对汉地唯一的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对他们来说，朝贡也好，打仗也好，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种成本低而收获高，就用哪种。

如果面临的是弱宋，也许抢掠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然而对俺答来说，遗憾的是他所面对的是明朝这样一个敌手。虽然早已没有了洪武永乐年间的赫赫军威，明朝却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军事实力。以九边重镇为核心的长城筑垒地带完整的控制在明朝的手中。北元和后来的鞑靼瓦剌虽然可以不断对明朝的边境地区进行袭扰，但要深入明朝腹地却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以“天子戍边”的方式，将不撤退线牢牢的钉在了燕山南麓。不计明朝即将灭亡时清军的入塞，即使是“北虏”最得势的时候，也就是“土木之变”以及我们将要提到的“庚戌之变”时，蒙古铁骑也只能到达北京城下，而无法深入到富庶的中原内地，更不要提当时明朝的经济中心――江浙地区。边境地区本来经济就不发达，加上连年战乱破坏，能够掳掠到的东西十分有限。加上蒙古军不善攻城，多数时候只能骚扰乡村，抢些平民百姓，难以逮住有油水的富家大户。而且虽然明军当时已经很腐败，但毕竟不只是摆设，偶尔也会出几个能战的将领，对蒙古军造成一定杀伤。这一切都使得掠夺这一方式对蒙古人来说代价不小，而成果却不大，远不及贡市贸易的好处。认识到这一点，俺答明智的做出了选择――求贡，当然，如果求贡不成，还是要来抢的。然而，自从弘治17年（1504）以来，蒙古与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已经中断了30多年，曾经勉强维系的一点信任早就被仇恨所代替，这决定了俺答的求贡之路将是漫长而曲折的。

早在嘉靖13年（1534），俺答还只是一个万户而没有“汗”的称号时，他就开始与明廷接洽通贡事宜。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之后更是一次又一次的伸出了橄榄枝。然而，答复他的，却绝不是友谊的拥抱。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大同巡抚史道向朝廷这样报告了俺答的要求“言其父（言思）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鞑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果许贡，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俺答这段要求说得是非常清楚不过的，首先他阐明了过去朝贡体制下，“汉鞑两利”的局面。而后，他申诉“每岁入掠”的原因是“贡道不通”。最后他承诺只要“许贡”，就“约束其下”，“永不相犯”。但如果贡道仍不通，他将来还会“纵精骑南掠”。史道是倾向于同意通贡的，他向朝廷奏请说“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廷议期间，俺答待命塞外，颇作出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请明军边防军官一同欢宴，又严惩了以前抢掠过汉人衣粮的部下，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看到这种情况，巡按御史谭学上奏请朝廷速定大计，他说：“虏岁诡秘之情难信，而恭顺之迹有徵。准贡则后虞当防，不准则近害立至。”边臣们的意见是明白的：同意俺答通贡的请求有益无损，就算担心俺答事后不讲信用、再来犯境，只要不放松边防就是了，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是与现在一样，把仗继续打下去。这也是后来许多思想通达的边臣们对通贡的共同看法。奏章送到北京，兵部倾向于同意谭学的意见，一方面与俺答通贡，另一方面继续加紧边防建设。然而，这个廷议的结果却被嘉靖皇帝打了回来，勒令再议。虽然皇帝并没有明确的说什么，但要求复议的旨意已经充分的表达了一切。于是兵部的调子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批示说：“（丑虏）今却假词求贡，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俺答通贡的请求换来的却是“果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异擢，部下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的赏格。俺答大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掠太原，杀死了明朝的总兵丁璋等大将，“边患始棘”。

俺答这次进犯并不是要和明朝彻底翻脸，他只是要向明朝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告诉明朝，绝贡对明朝并没有好处。因此，就在第二年，嘉靖21年闰五月，他再次宣布停战，派石天爵去大同请求通贡。“软硬兼施，明国的皇帝该清醒些了吧”，这是俺答心里的算盘。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结果竟更糟。原本倾向于通贡的史道去职了，换上来一个一心想邀边功请赏的龙大有做大同巡抚。他逮捕了石天爵，说是自己用计擒获的，送往北京。自以为聪明的嘉靖皇帝大为高兴，立刻升了龙大有的官，并将石天爵凌迟处死，传首九边。俺答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其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就是明朝的官方史家，《明世宗实录》的作者，也对这种杀使冒功的做法颇为不满，给以了“夸张功伐，苟快目前”的评语。

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贡，被明廷断然拒绝。有的使臣刚到边境，就被明军杀了冒功，有的运气好一点，得到了明朝边臣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朝廷那一关。一次求贡失败，俺答就会来掠略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求贡，继续着这样的循环。

终于，到了嘉靖28年，俺答对这种无谓的努力开始感到不耐烦，决定采用更加激烈的方式，他带兵来到明军的军营外面，将求贡的书信射入营中，并放回了几个被虏的汉人，让他们传话：“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俺答的这次通贡请求又一次被嘉靖皇帝以他那独有的偏狭刚愎的个性所断然拒绝了。而这次嘉靖皇帝却没有想到，他的偏执将带来多大的灾难。

嘉靖29年6月，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来实践他的诺言来了。他们首先进犯大同，以伏击战杀死了素以骁勇著称的明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宣大总兵仇鸾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竟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他去攻别的地方，不要来打宣大。俺答于是移兵东向，进犯蓟镇，于8月16日大破古北口明军入塞，并于当日进抵密云，次日又进至通州，分兵掠昌平，前锋直抵北京城下。这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北京第二次被围，史称“庚戌之变”。而这次明朝的准备却比“土木之变”时更糟，既没有于谦这样的大臣主持全局，各镇的勤王兵马也只来了5万，远远赶不上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22万。好在俺答此来只是为了向明朝逼贡，顺便抢些东西，并没有要拿下北京城的打算。著名奸相严嵩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虏）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节制诸路兵马的平虏大将军仇鸾对此心领神会，他带兵离着蒙古军远远的，放任蒙古军四处抢掠，自己也派人杀些老百姓来冒功，同时派人和俺答联络，“许贡市以自安”。俺答果然没有攻城，而是将一个俘虏的太监放回北京，让他带回了要求通贡的文书。面对着兵临城下的蒙古骑兵，嘉靖皇帝终于采纳了徐阶的建议，一方面要求俺答退出塞外再进行通贡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召集勤王兵马，巩固北京防务。俺答饱掠数日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同时也看到通贡的要求不可能马上实现，便率军撤走。这时仇大将军才集合部队，跟在蒙古军后面假装追击。谁知俺答竟中途改变撤退路线，一掉头恰好碰到明军，蒙古军一个冲锋，明军大败，仇鸾仅以身免。俺答则扬长而去。

俺答返回塞外之后只过了几个月，就在嘉靖29年12月派出使者赴大同塞求贡，第二年春天又多次派人到宣府、大同等地求贡，并送回明朝叛卒以示诚意。有了庚戌的教训，明朝君臣感到不能再对俺答通贡的请求置之不理了。在被俺答吓破了胆的仇鸾和严嵩的支持下，嘉靖皇帝终于决定开发马市。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遭到皇帝的痛斥，被下狱打了一顿，贬为狄道典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著名的奸臣支持开马市，而著名的忠臣则反对开马市。乍一看仿佛开马市还真是件伤天害理、丧权辱国的大坏事。然而，对待历史不能简单的给以脸谱化的评价，几十年后的实践才能最终证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嘉靖30年4月25日，俺答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先后在宣府、延宁开放了马市。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蒙古部落中易马近万匹，而许多汉地生产的生活物资也顺畅的流入了蒙古。一时间，和平的曙光出现了在北方的地平线上。然而，双方已经互相仇杀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突然来到的和平都有些不太适应。在蒙古方面，有的人还没有彻底抛弃抢掠的恶习，由于政权组织不够严密，俺答也很难立刻约束住所有部众，做到绝对的秋毫无犯。在明朝方面，皇帝和大臣们本来就只是把通贡作为一个缓兵之计，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准备再关闭马市。而且也还有大批杨继盛那样的“忠臣”“直臣”在不住口的反对通贡。这就使得马市很难持续下去。果不其然，在大同马市刚结束的五六月间，俺答的一些部众就在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肖芹的诱导下，侵扰了大同左右卫。俺答对此深为愧疚，于7月初将肖芹执送大同，请求继续贸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成为了明朝君臣们“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论的大论据。皇帝召回了主持马市的史道，宣布拒绝与在大同边外带着大批牛羊准备互市的俺答进行交易。俺答看到马市再次被关闭，于是在11月间又开始了对明朝的侵扰。嘉靖皇帝则于次年下令关闭所有马市，并且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一线和平之光终于又被战争的阴云所湮没了。

在此之后，战争又继续了将近20年。明朝的北疆烽火不断，南方又倭寇盛行，在“南倭北虏”的夹击下，明王朝在风雨之中已经显出了摇摇欲坠之势。嘉靖45年12月14日，朱厚?姓馕灰灾崔帧⒈┰甓?偏偏又长寿而著称的皇帝终于去世了。严嵩、仇鸾那样的奸佞小人也已经为张居正、徐阶、高拱这些名臣所取代。他们开始思考，一定要把战争永远的继续下去吗？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然而，20年来，俺答早就丧失了通贡的希望，一味的进行袭扰。双方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死疙瘩越系越紧。和平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解开这个戈登结（Gordian Knot）的，居然是一次桃色事件。

关于这次桃色事件的起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这样的：俺答平素钟爱的孙子把汉那吉聘了鄂尔多斯部落的三娘子（蒙名钟金哈屯）为妻。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竟然让俺答为之一见钟情，夺了过去。把汉那吉一怒之下，带领8个侍从，逃奔明朝。这是隆庆4年（1570）9月的事情。

把汉那吉的投奔让苦等和平契机已久的明朝君臣如获至宝。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奏，要求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争取与俺答通贡，实现和平。他们在奏章中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策。如果俺答以和平方式请求明朝放回把汉那吉，则以此为筹码，要求俺答交出自明朝叛逃的白莲教众赵全等人，放回被掠人口，与明朝通贡，建立长期的和平关系，此为上策。如果俺答兴兵犯境，强行要人，“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然后再努力向上策靠拢，此为中策。如果俺答跟把汉那吉已经恩断义绝，不来索要，就让把汉那吉统领蒙古叛众，在边境驻扎，作为明朝的屏藩，如同东汉的南匈奴，待俺答死后，就让把汉那吉回去争夺汗位，引发蒙古内乱，此为下策。然而不管上中下哪一策，对明朝都是有益无损的大好事。

道理虽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朝廷上还是有大把大把的人转不过弯子来。廷议中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最终的结果是：定国公徐文壁、侍郎张四维以下22人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以下17人以为不可许；尚书许衡等5人言封贡便，互市不便。刚好一半一半。大体是以口称“马市先帝明禁，不宜许”的兵部尚书郭乾为首的兵部主官和坚持“夷夏大防”的言官们反对通贡，边关将帅和内阁官员赞同通贡。这些绰号“乌鸦”的言官们拿出了他们的看家好戏，直接对方逢时进行人身攻击，说他和俺答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时间风云变色，和平的幼苗眼看又要被扼杀在襁褓之中。然而，这已经不是20年前了。当国的不再是严嵩和仇鸾，而是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位明朝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早已洞悉了通贡的优越性，因而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通贡，并站出来为方逢时等人撑腰。张居正详细论述了通贡的“五利”，高拱也将遣返、收叛、封贡和开市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他将遣返和收叛作为事件的上节，将封贡和开市作为下节，指出“然须有下节，则上节方为完美”。另一个不同的是隆庆皇帝虽然谈不上特别贤明，但终究不像他父亲那样刚愎自用。他最终接受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建议，一锤定音：“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同意通贡开市。

形势的发展与王崇古设想的中策十分相像。俺答首先在赵全等人的挑唆下兴兵进犯，索要孙子。（对赵全他们来说，这件事当然不要和平解决才好）王崇古和方逢时一面指挥部队坚守各城堡，不给蒙古军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派人与俺答谈判。告诉他：战事一起，把汉那吉就性命难保了，而只要事件和平解决，俺答就可以重新见到自己的孙子。更重要的是，使者表明了明朝希望和平、同意通贡的意愿，只要俺答撤军、交出明朝的叛徒赵全一伙，约束部众，不再犯境，就可以封贡、互市，实现双方多年来和平的梦想。俺答同意了这个建议，敞开了和平的大门。

和平的意向既成，后续步骤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俺答表示对明朝臣服，而明朝则封俺答为“顺义王”，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使，送回给俺答，并给其他60多名蒙古贵族加以封赏。俺答交出了赵全等为害明朝北疆多年的叛徒，并承诺约束部众，永不犯境。明朝则同意在边境多处开设马市。一方是实现了数十年来的心愿，另一方是消除了一个心头大患，一时间除了被午门献俘、传首九边的赵全等人外，长城内外的人民皆大欢喜。整个事件从把汉那吉归降到事件解决、和议达成、赵全等被献俘阙下，总共只用了3个月零3天。

当然，事情并不都是这么愉快的，否则俺答求贡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波折了。双方的心中都还有顾忌，留了后手，但也都尽量的维持着和平的局面。明朝虽然开放了马市，但仍坚持对蒙古的“武器禁运”。硫磺硝石这样的军需品当然是绝对禁止出售的，连铁锅都换成了不能改铸兵器的广铁。只有绸缎布匹粮食这些纯民用物资才能无限制的进行交易。为了怕大批入贡的蒙古使者造成事端，明朝甚至不准蒙古人进京朝贡，只准在边境进行贸易。张居正（高拱不久后去职）也丝毫没有放松国防建设，他制定了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西部在不放松防御的同时，尽量维持与俺答部的友好关系，从而腾出力量增援中部与辽东；在中央的蓟镇，用戚继光为总理，深沟高垒，牢牢守住北京的门户；在辽东用李成梁，对土蛮和女真主动出击。不过数年之间，明朝北部的边防形势就出现了决定性的好转。就是在“主抚”的西线，张居正也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复杂性。他虽然相信俺答的和平诚意，但也知道，蒙古族内部关系复杂，俺答并不总能约束好每一个部众，而明方也难保不会出个把想捞边功、挣外快的将士，波折是难免的，关键是要维持好大局，不让波折的影响扩大。张居正一方面严令将士不得启衅，另一方面对蒙方可能的挑衅行为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他说，如果蒙古有人来骚扰，就“绝贼酋抚赏，谕令缚献首恶”，毫不示弱。但是，与嘉靖皇帝截然不同的是，张居正指出“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开其自新之路”，只要对方释出善意，就恢复贸易。他还富有远见的指出要做好其他蒙古族首领的工作，以便在俺答将来去世之后，还能将和平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和平就这样在双方疑惑的眼神中开始，并继续下去了。后来也出过好几次类似嘉靖30年那样的杂音，但双方都明白和平的可贵，采取自我克制、互相谅解的态度，终于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开和平的倒车。万历10年（1581），张居正与俺答先后去世。但他们的后来者――桃色事件的主角三娘子和明朝的万历皇帝与大学士们还是勉力将和平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下去，一直持续了40多年。通过近40年的求贡，终于换来了40多年的和平。在这段时间里，明朝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在摆脱了边防的重大负担后，得以全力整顿内政、推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枯木逢春，进入了其中后期最繁荣的时期。蒙古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好转，俺答更利用明朝的赏赐和马市交易得来的物资在古丰州地方修建了一座名叫“呼和浩特”的城市。这里很快发展成为蒙古和内地贸易的商业城市，并最终成为内蒙古地区的首府。这40多年的和平成为了明朝270多年历史，甚至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汉族与游牧民族关系史中最灿烂的乐章。

俺答求贡的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一件好事为何如此多磨？40年的和平竟然要用40年的战争去换取？！高拱和张居正是如何的苦心积虑，要通过把汉那吉事件达到和俺答通贡和平的目的，然而，四十年前，这样的机会曾经多少次就摆在他们的先辈面前，唾手可得，却被白白丢弃。这是为什么？难道和平真的就不能早一天来到吗？

对于明朝一次又一次拒绝俺答通贡的请求，有的史家认为是由于当时明朝正准备实施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提出的“复套”战略的缘故――既然立足于打，自然就不打算和谈了。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嘉靖25年4月，曾铣就任总督，8月上《议收复河套疏》，正式提出“复套”战略。而嘉靖27年3月，皇帝就处死了曾铣，复套之议也随之终结。那么，嘉靖25年之前，明朝为什么拒绝通贡，嘉靖27年之后，明朝又为什么拒绝通贡呢？这里的内在原因不是用个把技术问题可以解释的。

嘉靖30年开放马市的时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坚决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这位杨继盛是明代著名的敢谏忠臣，他的意见可以比较典型的反应出明朝士大夫们反对通贡的原因，而较少受到个人私利的影响。就让我们看看他究竟觉得通贡不可在哪里、谬在何处吧。

杨继盛的奏章大致是这样说的：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雠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诏北伐，天下晓然知圣意，日夜征缮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欲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使边镇将帅以和议故，美衣??食，驰懈兵事。不可五。往时边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导之使与通。不可六。盗贼伏莽，徒慑国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渐必开。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故也。备之一岁，以互市终。彼谓国有人乎？不可八。贼寇之性诈变无常，谋深计巧反出我之上。我将欲以此羁縻乎彼，殊不知彼实以此愚弄乎我。或俺答负约不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不可九。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议者曰：“吾外为市以羁縻之，而内修我甲。”此一谬也。夫寇欲无厌，其以衅终明甚。苟内修武备，安事羁縻？曰：“吾阴市，以益我马”。此二谬也。夫和则不战，马将焉用？且彼宁肯予我良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贡”。此三谬也。夫贡之赏不赀，是名美而实大损也。曰：“俺答利我市，必无失信”。此四谬也。吾之市，能尽给其众乎？能信不给者之无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谬也。敌加己而应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盖有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为一言。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

大体归纳起来，不可一和不可三是说俺答是个恶棍，蒙古是劣等民族，我们堂堂中国不能跟他们交往；不可九说俺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可以相信的；不可二、不可六、不可八是说既然已经开打了、断绝了来往，就不能和谈、恢复来往，否则就是朝廷失信，会很没有面子；不可四、不可五是说和平会打击大家的打仗积极性，会荒废国防建设；不可七说互市会显示朝廷胆怯，引发盗贼；不可十则说马市开放时间长了，会因为买马而耗尽国家的财富。除了这十不可之外，杨继盛还提出了反驳赞成开市派的“五谬”。一谬说要巩固国防就不要和谈，既然要准备硬的一手，就不必搞软的了；二谬说既然不打，要马何用？而且俺答这种狡猾的鞑虏也断断不会卖好马给我们的；三谬说开贡市要花很多钱，是一大损失；四谬说贡市不能让所有蒙古人都满足，总会有不满足的鞑虏再来抢劫；五谬说我们打击鞑靼侵略者是正义战争，是应战，不是求战，没有啥不祥的。

无独有偶，20年之后，张居正又专门论述了通贡的“五利”。我们不妨再将这篇开市派的代表著作拿出来，与杨继盛的比较一下，看看究竟谁是谁非。

张居正说“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板升即指叛逃蒙古的白莲教徒)

比较杨继盛和张居正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要战还是要和的问题。杨继盛认为只要“发明诏选将练兵”，就可以战而必胜，“竿俺答之首于藁街”，比之在他看来“丧权辱国”“劳民伤财”的互市要好得多。张居正则大力突出了和平的诸多好处，虽未明确进行比较，但显然认为和比战要好得多。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的研究一下明朝的历史，不难发现，杨继盛对于战事的乐观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自明朝开国，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一直是明朝北边的心腹大患。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对蒙古（鞑靼、瓦剌）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明成祖朱棣曾5次出兵北伐，每次动辄御驾亲征，用兵4、50万，深入蒙古腹地数千里。军威可谓极盛。然而，就是在这种对明朝极度有利的情况下，蒙古人的威胁也没能彻底根除。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草原沙漠地区四处迁徙，一旦战事受挫，立即就举族远遁。想要一劳永逸、一网打尽，谈何容易？明军北伐，兴师动众，补给线长达数千里，后勤极为困难，常常是粮草已尽而尚未看到敌人的踪影。而一朝班师，蒙古人就跟了回来，说不定明年就会再来袭扰。明成祖的最后一次北伐就是以这样劳师无功、得不偿失的结局而告终的，连他自己也病死在了班师的路上。成祖之后，明朝转攻为守，再也没有过那样的辉煌了。特别是“土木之变”后，北疆形势急剧恶化，自保也开始成了问题。在俺答与明朝的多次交锋之中，明军败多胜少，北京城都一度被包围，何谈“竿俺答之首于藁街”？

在整个嘉靖年间，明朝君臣对北边战事提出的最好的战略计划可能就要算是曾铣的“复套”战略了。后来由于奸臣的陷害使得“复套”战略被半途而废，曾铣和大学士夏言被冤杀。也许正是由于被冤屈的缘故吧，人们对曾铣和他的战略抱有特别的好感，常常扼腕叹息复套之不果。但是，如果我们抛去这些感情因素，客观的来审视一下曾铣的战略，就会发现，就算这一战略得以实施，也不大可能达到杨继盛所想要的效果，更比不上通贡所能带来的“汉鞑两利”的好处。

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大拐弯所包围的地带，包括今天的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以及宁夏等地区。该地区北部为半干旱的草原沙漠，为蒙古部落所占据，南部则为农业区，属于明朝版图。曾铣针对河套一带明军无险可守，因而占据河套的蒙古部落（主要是俺答部）对明朝造成了特别大的威胁的情况，提出了两点建议。上策是“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通，直捣其巢”。即转守为攻，每年利用春夏之交有利的物候条件，出兵对蒙古各部进行袭扰，消耗蒙古人的实力，逐渐迫使蒙古各部退出河套地区，然后就可以据黄河为守，改善防御态势。下策是如果不能出兵进攻，就沿河套北部半干旱地区的南缘，西自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修一条1500里长的边墙，以便据守。

我们可以看出，曾铣的核心思想其实只是要改善明军的防御态势。他认为明军的现有阵地不利于防御，所以主张要么收复河套，以便借助黄河天险，要么就地修筑边墙，巩固当前的防线。所以即便他的目标都实现了，也不能达到消灭鞑靼，恢复和平的目的，只是说以后鞑靼再进攻的时候，明军的防御态势会有所改善，不至于让蒙古人随意出入而已。

而且，正如兵部的意见，曾铣的战略在实施中也会遇到诸多困难。拿他的“复套”战略来看，河套北部多为草原沙漠等半干旱地区，利于蒙古骑兵行动作战，而对明军的步兵较为不利。曾铣只能出动6万军队作战，而俺答能调集的蒙古骑兵却达十万人以上（据《中国军事史》，俺答于嘉靖21年，嘉靖25年，嘉靖29年，嘉靖32年入塞袭扰所动用的兵力都在10万人以上，最多时号称40万）。以劣势之兵力，入不利之地势，想要打赢都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要将敌人彻底击溃、赶走？当时明军与蒙古作战，能够斩首百余级甚至数十级，都可以称作“大捷”。曾铣要想把蒙古人全从河套赶走，得要打多少次大捷才行啊！？而且，与以往不同，这次是明军主动出击，外线作战，因此后勤补给就成了大问题。曾铣自己说要“携五十日饷”（此处饷当作粮草解），大概可以维持部队前进20天，若是这段时间找不到敌人，就得粮尽撤军了。而且“五十日饷”并不好携，光是粮食和饲料平均每个人就得近百斤，曾铣要么就得带上庞大的辎重车队而降低部队的机动能力，要么就得减少粮草的携带量。就在曾铣被下狱之前，他曾经率领数万精锐对河套蒙古发起突袭。由于是轻兵奔袭，大概没有带“五十日”那么多的粮草，明军很快就补给告竭，而还没有找到要突袭的对象。更糟糕的是，蒙古人已经知道了曾铣来袭击的消息，紧急集结了十几万骑准备反击。曾铣一下子落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幸而他决断得快，命令全军撤退，才得以全师而退，否则非但不能得胜，只怕还要大大的折本。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就算放手让曾铣去做，要取得成功也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即便是成功了，由于河套北部半干旱地区难以开展农业生产，据守黄河防线的明军仍然需要从后方千里迢迢运送补给物资，这也决不是a piece of cake(一碟小菜)。

至于修筑边墙，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加有限了。1500里的边墙，不可能处处都设重兵。而且当地地势平坦，与其他地方因山据险而修建的长城不同，这里的“边墙”真的就只是一道墙。这就决定了“边墙”是挡不住蒙古骑兵的大举进犯的，它只能阻挡小股蒙古人袭扰，以及在明军与蒙古军在边境一线发生交战时为明军提供一些屏障。

由此可见，用战的方式，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与通贡类似的效果。即减轻明军在西线的压力，从而能够腾出一些力量转用于其他地区。但“战”的成本却要远远高于“和”，是否能够成功也还很难说。这还只是站在明王朝一方来考虑，若是将蒙古族人民的利益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通贡所带来的“汉鞑两利”的好处就更是战争所万万比不上的了。因此，“和”较“战”为优越是很明显的事情。

当然，这里所说的“和”并不是说只要一通贡开市，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家安享太平了。明朝有个战与和的利害权衡问题，俺答那里同样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抢掠的成本高而收益少的情况下，俺答才会数十年对和平通贡孜孜以求。如果明朝真的边防尽驰了，那么俺答说不定也就要改主意了。而且蒙古部落并非只有俺答一家，其他人是否也能够自我约束、以和平取代战争，甚至于俺答的部众是否都能为俺答所约束，放弃抢掠，这都是尚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在“外示羁縻”的同时，必须“内修守备”。这个问题其实杨继盛和张居正都注意到了。然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在杨继盛看来，战与和是完全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么就打到底，要么就彻底投降。除非贡市能保证一百年的和平，否则就不能开。（这不是笑话，隆庆通贡的时候就有反对派提出要通贡派保证百年之内边境不会生事）而张居正却不这么看，他并没有将战与和完全对立起来。在空间上，他实行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对不同的蒙古部落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在时间上，当蒙古人违约时，他立刻停市绝赏，严厉以对。而当蒙古首领“悔罪乞哀”之后，他就予以宽大，重开贸易，恢复和平。战与和这两个矛盾的事物在张居正手里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而杨继盛的观念则被事实所驳倒，显得那么僵化迂腐。

杨继盛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的和平会不会自然的导致“驰懈兵事”，放松国防。应该说这个疑虑虽然看起来有其道理，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张居正时代的经验表明，和平并不一定导致国防的松懈。一方面，东线仍然战事频频，从西线节约下来的物资被送到那里，加强了的明军在李成梁的指挥下主动出击、屡战屡胜，打出国威和军威。另一方面，基本上也平安无事的中线在戚继光的统领下，也在不断加强边防，使得明军在蓟镇一线的防御固若金汤。这充分说明了和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搞好国防建设的。总的来说，相对太平的张居正主政期间，明朝的国防建设较之烽火连天的嘉靖年间要好得多。搞好国防并不一定需要不停的打仗，而不断打仗的时候，国防也不见得就能搞得好。而且，从逻辑上来讲，国防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可杨继盛却主张为了国防而放弃和平。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居安思危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了“思危”而放弃“安”，那就荒唐了。

勿庸置疑，要和，光是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对方也要有和的决心和诚意。杨继盛认定俺答是“贼寇之性诈变无常”，绝对不能相信，因而对俺答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贡的诚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张居正却愿意放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有色眼镜，认真观察俺答的态度。在他阐述在东线要采取强硬政策的一封信中，他说：“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他在这里是将东虏（土蛮、女真等）与西虏（俺答部）进行比较，说明为什么对西虏可抚，而对东虏要强硬。这里提到东虏“非有”的三点，也正是西虏有的三点。由此可见，张居正并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在深思熟虑、获取了足够多的证据之后，才做出了俺答求贡确有诚意的判断的。而且，针对俺答和他的部下可能的背约行为，张居正早已做出了部署。包括继续巩固国防、维持武器禁运和做好一旦发生冲突的应对预案。这就使得即便俺答背约，也不会对明朝造成更多的伤害，最糟不过回到原来的战争状态而已。

除此之外，杨继盛的其他观点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视。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诏打仗就不能再讲和，否则就是有失体面和威信。可是，难道国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远不再更改了的么？说和平就是示弱，难道要显示不“畏怯”，就要把战争无休止的打下去？何况当时明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莫非屡战屡败的朝廷更能让“盗贼”“慑国威”么？至于他提出的两条经济上的反对意见，更说明了他根本不懂经济。他认定了贡市就是给俺答送钱，就是拿中国的民脂民膏去填鞑靼的无厌之欲，以苟且偷安。在他看来，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汉鞑两利”这样的事情存在。朝贡贸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给与赏赐的价值常常高于贡物的价值，明朝是会吃点亏。但这样的朝贡通常数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许十几、几十个使者来贡，贸易额是很小的，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损。俺答曾经向明朝请求“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缎等件，各头目穿用”，可见其胃口其实并不大。更何况后来隆庆通贡时，明朝还不准俺答派人进京进贡，只准在边境交易，则连这笔小开支也可省下了。但同时，和平的到来，使得明朝的边民再无战乱之苦，可以专心发展生产，军费开支也可大大削减，这个好处是极大的，张居正将其列为“五利”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可杨继盛却视而不见。至于边境上的马市交易，乃是你情我愿之事，交易的价格必然是会使双方都得利的公允价格。若真是由于交易额过大，闹得明朝布帛都不够用了，交易价格必然会变化以反应这种供需变化的情况，布帛价格会上涨而马价下降，交易额也会随之变化，怎么可能会出现“十年以后，帛将不继”的情况呢？（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不大可能出现的，鞑靼能有多少人多少马，能把诺大一个大明的布帛都买得短缺了？）时人记载万全马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漳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很明显，这些商铺大都是私人经营的，有利即来，无利即走。这更说明了马市交易是一种能够让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公平交易，而不是给鞑靼送钱的一边倒买卖。杨继盛出身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接受儒家正统“重本抑末”的教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因而不懂得商业创造价值的道理，所以就曲解了马市。值得一提的是，力主开马市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和他的外甥吏部侍郎张四维都出自山西商人家庭，其家庭参与过边境贸易，也许正是这一背景，帮助他们正确的理解马市在经济上的意义。

至于杨继盛说的最后一条：明朝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是鞑靼在袭扰明朝而不是相反，因此明朝进行的是被迫的、正义的战争，“何佳也”。这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理。在整个战和过程中，明朝基本上都是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来打的是鞑靼，要通贡的也是鞑靼。战争并不是明朝挑起的，从明朝的角度来看，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啊。然而，杨继盛有没有试着从俺答、从蒙古人民的角度来看过这个问题呢？他们迫切的需要汉地的物资，可明朝却拒绝和他们交易，那他们该怎么办？除了抢掠，还有别的出路吗？当然，从道德上来说，需要汉地的物资并不能成为对汉地进行抢掠的正当理由。但是，“国”际政治并不是由这些高调的道德来决定的，当蒙古人民落到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做那种宁可饿死也不掠略的君子的。所以，战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明朝绝贡的政策逼出来的。可是，杨继盛的双眼却看不到这些，他大概根本就不屑去看看长城北面人们的情形......

杨继盛是明代有名的忠臣，也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他的意见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不能说是由于愚蠢所致。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士大夫所存在的普遍的缺陷与偏见。这些偏见的影响之深之广是惊人的，文人们就连写小说的时候都不忘要讽刺一下那些靠做买卖来祈求和平的“奸臣”们。譬如汤显祖就在《牡丹亭》中对明朝招抚三娘子一事大加嘲讽，尽管此时与俺答通贡之事已成，其好处也已充分显示出来。这些缺陷，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教条化的思维。他们将爱国主义曲解为一味的强硬政策。认为战才是爱国，和就是卖国，任何形式的妥协让步都是屈辱。第二、机械式的简单逻辑。他们认为战与和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折中，也不能软硬兼施，搞两手抓。对手要么是完全可信的，要么就是完全不可信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当作“贼寇之性诈变无常”的论据，彻底否定整个和局。第三、零和定式。在他们看来，鞑靼所得就是大明所失，从而认定“互市者，和亲别名也”，将互利互惠的马市看成是给俺答送钱而求苟且偷安。以他们的逻辑来看，在战争中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若是得到了，那么必定是付出了别的更大的代价。他们不能够理解什么是互利互惠、什么是“汉鞑两利”――或者用今天的时髦词汇来说，就是“双赢（win-win solution）”。第四、自我中心主义。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不愿意去认真的研究对方、了解对方、理解对方有什么样的需要，其利益与己方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可以达成共识、实现双赢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们非常起劲的给对方画上“夷狄之性”的脸谱，试图以此证明对方的“其心必异”。好在当时还没有什么“民族性”“XX心态”之类的理论，不然他们就更可以拿来论证与俺答之绝对不可合作了。就是这些缺点和局限性，使得杨继盛和许多其他的士大夫们怀着拳拳的爱国之心，却提出了将同时损害汉蒙双方利益的建议来。直到几十年后，高拱和张居正才以务实、理智的态度找回了和平的机会。

在激扬文字、品评前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也反省一下自己。前人的缺点和局限，我们是否也有？李光耀说：中国的青年，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和其他的观念呢？如果俺答再次来求贡，我们会不会再让他等四十年？

参考书目：

《张居正传》 朱东润著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著

《明帝列传――嘉靖帝、隆庆帝》 林乾著

《嘉靖传》 胡凡著

《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明史》相关内容 张廷玉等著（清）

附录：

请罢马市疏

杨继盛

兵部车驾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臣杨继盛谨奏为乞赐圣断罢开马市以全国威以浸边

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考满到京升臣今职荷蒙皇上养育简用之恩虽粉骨

碎身何以克报况臣官居兵曹职专马政忧此开马市之误岂敢苟避祸患随众胩?a不言窃

惟去年贼?沣Ｄ嫣斓来笏敛?獗犯我城阙杀我人民掳我妻子焚我庐舍惊我陵寝其辱我

中国极矣臣在南都传闻此报冠??上指肝肠寸裂恨不能身生两翼飞至都下以剿逆贼以

报国雠兹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选将练兵克日兴师声罪致讨以报百万赤子之雠以雪城

下陵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庆幸我列祖在天之灵亦相庆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见俺答

求开马市之书大放肆无状窃意上触圣怒其征讨之志已决其问罪之师断不可已及廷臣

?议题奉钦依准暂开行臣不觉仰天大呼喟然长叹曰国事乃至此哉国事乃至此哉夫以汉

之武帝唐之太宗不过二霸主耳犹能威震方外气压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国家之全盛英雄

豪杰勇夫壮士之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胜数其蠢兹贼寇反不能生擒酋长剿浸苗裔而

乃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请以开马市之十不可者为皇上陈之夫开马市者和议之别

名也寇素宾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杀掳如此之惨则神人所共愤不共戴天之深雠矣

今不惟不能声罪复雠而反与之为此和议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

天下之大雠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宝虽匹夫匹妇尚不可少失信义况于天子之尊哉皇

上北伐之命屡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处兵马集矣粮草器械备矣天下日

夜引领仰望王师之兴真若大旱之望云雨也乃翻然而有开马市之议则平日之所以选将

练兵者为何备粮草精器械者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义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统驭四裔以其有国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与贼寇为

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将不取笑于天下后世乎此损国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

下豪杰闻贼寇杀戮人民之惨奸掳妇女之辱其愤恨不平之气皆欲与逆贼决一死战虽深

山穷谷之胩逸亦愿出以复天下之雠今马市一开则举相谓曰朝廷忘赤子之雠厌兵甲之

用矣将焉用我哉将见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册籍者将谋去矣异日欲复召号谁肯兴起此隳

豪杰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岁大变之后天下颇讲武事虽童子儒生亦知习兵此机既动

兵将日强今马市一开则举相谓曰中国外域已和天下已无事矣将焉用武哉有边镇之责

者日弛其封守之防无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气矣废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顿此懈

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携贰之心久矣一向虽有交寇之事犹畏王法之严而

不敢自肆也今马市一开则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将来勾引之祸可胜言乎此开边方

通贼之门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惮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乱之心特畏国家之兵威而不

敢变动也今马市一开则彼皆以为天下兵威已弱蠢兹丑贼尚不能服留起为盗又焉能制

则将来腹心之变可胜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渐七不可也去岁贼寇深入虽未见一兵交战

然犹以为我军仓卒未备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声罪致讨调兵半年及至于今止为马

市之开则彼得以窥我之虚实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长贼寇轻中国之心八不可也贼寇

之性诈变无常谋深计巧反出我之上我将欲以此羁縻乎彼殊不知彼实以此愚弄乎我或

遣重臣载金帛至边等??开市彼违约不来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晁而入

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众入寇而驾言别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

以疲马而过索重价或因市马而过讨重赏或市马之后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

是我不能以羁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堕贼寇狡诈之计九不可也贼寇之产马有

穷中国之生财有限大同之马市一开宣府延绥等处定不可罢以马与银数计之每年市马

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须得马数百万匹每年约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须费银数千万两

一旦贼寇之马已尽中国之财告乏将安处乎永久之计将安在乎此中国之财贼寇之马两

难相继十不可也彼倡为开马市之议以欺诳皇上者其谬说不过有五有曰外开马市暂以

为羁縻之术内修武备实以为战守之计耳殊不知马市之开乃所以羁縻乎我非所以羁縻

乎彼也贼性无餍请开马市之后或别有所请许之再有所请又许之请之不已渐至于甚不

堪者一不如意彼即违约则彼之入寇为有名我之不应其所求为失信矣孰谓贼寇无餍之

欲可以市马之小利羁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备以图战守虽不用此羁縻之术亦可矣此其说

之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马用正欲买马一开马市则我马渐多彼马渐少岂不两便然市马

非以之耕田驾车也不过为征讨计耳如交易果可以无事则市马又将安用乎不益重其寄

养之扰乎况贼以马为生彼安肯以自?\之良马而市于我乎不过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

将不日俱毙而已此其说之谬二也有曰初许市马暂系乎贼寇之心将来许贡则可为永久

之计夫谓之进贡者岂古之所谓咸宾来王者哉不过我贿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来彼贪

我之重利暂许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马我犹得以少偿其费许贡则彼白手来取重利矣是市

马则获小利而无名开贡则虽有名而费大市马固不可许贡亦岂可哉此其说之谬三也有

曰贼虽狡诈最不失信观其声言某时抢某处再不愆期可验彼既许其市后不来则断保其

再不入寇殊不知贼之种类日繁加之以掳掠人口日??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给于中国

市马之利焉足以尽供其所费彼非尽皆义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冻馁以至于死乎纵使少

有羁縻不过暂保一二年无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后将何如处哉此其说之谬四也又有曰佳

兵不祥不可轻用与其劳师动众征讨于千里之外而胜负难必孰若暂开马市休兵息民而

急修内治之为上乎噫为此说者是损国家之兵威养贼寇于日盛?蔡煜轮?大事必自此言

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则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汤之伐葛伯篼宗之伐鬼方岂尽皆不祥者哉??

春生秋杀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赏兵刑之并用王者御世之权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

痈疽毒日内攻乃犹专食膏粱而惮用药石将不至于伤其元气乎此其说之谬五也夫此十

不可五谬之说明白易知则马市之开不利于我中国明矣而于寇贼则甚利焉??数十年来

寇贼以中国之百姓为佃户秋后则入而收其租虽已得计犹有往来奔走之苦日夜杀人之

劳也去年入寇莫敢与敌虚实既已觇矣故今请开马市则可以坐收中国之重利况马多掳

自中国者春时草枯则市之秋后马肥则入而再掳之及至来春又再市之以轮回之马获青

蚨之利是昔日彼犹为出门讨租之人今日我则为上门纳租之?醭佳约按似浞吆蘅墒ぱ?

哉夫此事利于寇贼而不利于中国满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议而行之无一人敢非

而止者何哉彼议而行之者其意以为征讨之事已难收拾贼再入寇皇上刚明必追究夫谋

国者之不忠专征者之不勇误事之祸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开马市

犹可二三年苟延日后时事未知如何且暂免目前之祸暂固目前之宠贼纵背约再为脱避

之计未??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宠任之专礼遇之厚爵位之重锡予之隆者??欲其主张国是

征讨逆贼也岂徒欲开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为事权既不在我时势

已至鹘突有欲谢重担于人而无由者吾何以冒祸担当使有所言而马市罢开弛其防守而

贼再深入则必归咎于止开马市之人加之以误国事之罪矣孰若胩?a不言大家因循之为

上乎然贼寇之寇与不寇不系于马市之开与不开前此未尝有议开马市而止之者去年贼

寇何以深入此时罢开马市贼或入寇亦与去年同耳止开马市之人夫岂误天下之事者哉

臣以孤寒进士初入仕途父母早丧妻子无依非不知胩?a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祸也窃惟

皇上初时震怒奋武其气若此之壮命将征讨其志若此之勇则知今日马市之开乃议者之

奸计断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软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

痹良可深恨此事系国家盛衰之机臣敢预忧后祸忍心胩?a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

回思欲讨之初志念贼寇之志欲难餍非市马小利足以系属其心祖宗之社稷无疆非二三

年苟安无事可以永保其绪收回成命罢开马市??意戎兵决志征讨务欲擒俺答于阙前驱

丑类于海外使贼之畏乎我亦犹我之防乎彼则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谨奏

(此段应为嘉靖批示)奉圣?这事边臣奏来已久又?官集议杨继盛既有所见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渎

奏好生阻挠边机?e惑人心又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打着问了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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