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李光耀去世了，东南亚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 leeuk

转载，

新加坡一小撮的另一种声音；外链出处

接下来由祖国看守了，李资政可以安歇了。

应该把它再挖出来，相得益彰。

东南亚一个时代的象征啊，也就是中国人自做多情这样想而已。

“家天下”的：“两匹灰马偶尔会生下一匹白马，但这很少见；两匹白马几乎总能生出白马来。”我实在是看不出李光耀“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华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我猜286-586之所以把他引为知己，棒样，恐怕还是因为这句话吧：”我们决定什末是对的。民众怎么想，无关紧要."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GCD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盟。

　　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

　　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

　　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 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

　　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

　　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

　　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６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３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学生１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 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 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是马来华人。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答：移民吧。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2007年4月17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

本文作者北大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2010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