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精卫与1930年扩大会议 一九三○年，汪精卫、阎锡山 -- 微服私访

汪精卫与1930年扩大会议

一九三○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种政治联合。我当时是以改组派的关系由汪精卫提出担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三个秘书中之一个（其他两个秘书，一为阎锡山派提出的马小进，广东人，曾参加过同盟会；一为西山会议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与谢持接近）。因为派系和职务的关系，我参与过一些会议和活动，接触过一些人，经手过一些文件，对于当时党政方面的情况有粗略的了解。但因我当时年轻幼稚，所知不深，而事隔三十年，又多遗忘。加以政治水平所限，不能深入分析，知其事未必能究其原。姑凭记忆所及，举当时目见耳闻之事，写此点滴材料，聊供参阅。谬误疏漏，势所难免，幸知者指正。

一、扩大会议的成立经过、组织机构及其政治纲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时所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蒋、汪所毁弃，国民党遂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的工具。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彼此斗争，国民党内各派军阀遂各依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势力为其靠山，因而形成各派军阀间的不断混战。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得英、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助，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以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为主席团，蒋提党务案，陈果夫提党务整理计划，此为蒋介石企图摧毁国民党内反对派、创立蒋家私党的阴谋之开始。蒋介石在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后，为实现其个人独裁，首先想假借编遣会议来消灭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异己的军事势力，因而从一九二九年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间遂接连发生混战。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了战争；桂系失败后，张发奎又反蒋拥汪；张失败，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又发生战争；冯失败后，唐生智又在郑州通电反蒋，不旋踵唐亦失败；接着便是蒋和阎、冯之间中原大混战的开始。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南京政权相对抗，阎、冯、桂均有请出汪精卫做招牌的需要。而汪、阎、冯、桂反蒋联合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被当时桂系和西山派所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斥出国，鉴于蒋介石个人独裁之逐渐形成，曾以“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实现民主政治”为号召迭次策动反蒋，均归失败，因想借阎、冯军事势力推倒蒋介石，以恢复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阎锡山鉴于桂、张、冯、唐均被蒋各个击破，自己已成蒋的最后目标，如不联合汪、冯反蒋，就会被蒋吃掉。因为汪、阎、冯同受蒋的压迫，处境相似，他们虽然各有打算，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合作。至于桂系和西山派，一则穷促于广西一隅，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一则穷途潦倒，毫无出路，所以也愿意捐弃前嫌，与汪、阎、冯合作倒蒋。

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出国后，当时国民党内所谓粤方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等曾以拥汪为旗帜，在上海搞国民党改组运动。陈公博曾办有《革命评论》，鼓吹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反对南京的贪污腐化，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鼓吹以所谓“农工小市民”同盟为国民党阶级基矗顾孟余曾办有《前进》，主张拥汪，但不赞成“阶级基础论”，提倡所谓“超阶级论”。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一九二八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般所称的“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期间，曾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年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的“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这一套漂亮话。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员，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首领。阎、冯发动反蒋之时，汪已回到香港，他一面支持南方张发奎、李宗仁等的反蒋军事行动，一面又与阎、冯信使往还，随时准备北来，以促成南北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当时改组派内对汪北来看法不一，中下层骨干多数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幸胜不过以暴易暴，失败则不可收拾。汪本人及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故倾向于北来。一九三○年三月，陈公博、王法勤先汪北来与各方接洽，察看虚实。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也在平津一带活动。阎锡山最初忙于部署军事，三月二十八日，才要赵丕廉陪同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一同赴太原相嗯，初步交换了关于党务和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意见。阎并请陈、王等电促汪精卫北来，他自己与冯玉祥也先后发电敦促，并派代表速驾（河北老国民党员李锡九曾代表阎、冯到港迎汪）。陈公博回平后，还在北戴河看过一次张学良，探询张对政局态度。张那时只愿多听各方意见，不肯贸然表示明白的态度。

随着阎、冯倒蒋军事局面的逐渐展开，当时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由谁来召集扩大会议的法统问题上发生争吵。改组派认为既然反对蒋介石的三全大会，则国民党二届中央就是合法的领导，扩大会议应由二届中央召集。西山会议派认为他们曾因反对容共而被第二次代表大会开除党籍，他们自己在上海产生了二届中央，如今合作反蒋，就应由两个二届中央联合召集。改组派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二届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搞什么合并召集，就是自坏党统，徒授蒋介石以口实，且不能说服改组派的各省市和海外组织，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改组派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及其机关报《民主日报》，与当时以国民党另一个小组织“大同盟”为基础的各省市党务联合会及其机关报《联合日报》常常针锋相对，互相攻讦。阎、冯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因而更有促汪北来亲自主持之必要。汪精卫鉴于南方张、桂反蒋军事失利，也觉得非北上不能打开局面，乃于四月十三日复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办事处一电，表示“即当摒挡就道，共策进行”。这时，南京已正式下讨伐阎、冯之令，并有长令历数阎罪。蒋介石亲赴徐州督师，阎、冯也均赶往前线，大战展开。汪精卫于七月二十三日自日本门司乘日本长城丸抵津，旋转平。八月四日，汪、阎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随汪前去之各派人物，在汪、阎主持下开全体会议六次，对汪起草之党务宣言、扩大会议七个基础条件、组织大纲、常务委员人选以及组织政府等重大问题，均取得同意。八月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并决定以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七人为扩大会议党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扩大会议除了公布七个基础条件，发表党务宣言外，并按照组织大纲，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及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均采委员制。各部、会互推秘书主任一人，执行决议及整理部务、会务。组织部因须负整理党籍、建立各省市机构及筹备召开三全大会之责，各方均注目，最后始决定由汪精卫自兼秘书主任，委员为汪精卫、邹鲁（西山派）、陈公博（改组派）、赵丕廉（代表阎）、朱霁青（改组派，东北人）五人。宣传部由顾孟余兼秘书主任，委员为顾孟余（改组派）、张知本（西山派）、薛笃弼（代表冯）、潘云超（改组派，河北人）、傅汝霖（西山派，东北人）。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由覃振兼秘书主任，委员为覃振（西山派）、白云梯（改组派，蒙古族）陈嘉佑（湘籍军人，也算改组派）、陈树人（改组派）、商震（代表阎）。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改组派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则阎、冯声明党务推重汪；二则改组派在各省市和海外皆设有组织，拥有一些国民党员；三则参加扩大会议的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是改组派。而西山派只有几个上层，中下层人数很少。至于以大同盟为基础的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除了阎锡山军政势力所及的省市略有临时组织外，其他无甚影响。冯玉祥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前方军事，而他的重要党政干部如郭春涛、黄少谷、邓飞黄等均参加了改组派。阎锡山左右也有改组派分子。扩大会议各机构的名单公布后，曾引起西山派和大同盟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搞了一个小规模的请愿游行，把“反对改组派把持扩大会议”的大字标语张贴到扩大会议的外门墙上，这就使得汪精卫很生气。后来好象是由覃振、赵丕廉出来疏解，其事始寝。为了网罗各方人物，以壮反蒋声势，汪与阎、冯商定国民政府于主席下设国府委员七至十一人，最初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同意）、谢持等七人为府委，以阎为主席，后又加推石友三、刘文辉为府委。国府组织原定为十部一院，后改定为十六个部、院、会。唐绍仪最初由阎提出，汪恐唐不同意，电询阎是否征得唐意见后再发表，阎复电仍照原议，遂一并发表。后来唐虽未来参加，也未表示反对。至于把张学良安排在内，是因为当时蒋介石正派遣张群、吴铁城等向张游说，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饵，争取张从蒋，汪、阎、冯为免后顾之忧，所以对张学良不得不尽力争龋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最后还是进兵平津，促使扩大会议垮台，此中关键，下节还要详细说到。右友三、刘文辉曾通电拥汪、阎反蒋，且各有军队，故亦被加推为国府委员。

扩大会议常委名单及各机构组织人选确定后，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人选亦经商定产生。由于当时反蒋运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阎锡山、汪精卫、谢持三人于一九三○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扩大会议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监誓。宣誓就职典礼完毕，即招待来宾及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阎锡山于就职之前，曾出席八日晨扩大会议的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分析蒋方与反蒋方面的兵力比较为二与三之比，并谓蒋介石“与党为敌，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与公理为敌”，最后必归失败。他谈到以后的施政方针，说“要做到社会安宁，政治廉洁，取民有制，财政公开四项训政前提，才可以实行训政”。这当然只是一套骗人的口号。阎、汪、谢就职典礼匆匆完成后，即将汪所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分请唐、冯、张、李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并望全国民众及各军政机关职员，同德一心，共负艰巨，以奠安党国”。阎、汪并于就职后对平津记者团先后发表谈话：阎谈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新闻界对蒋方散布之谣言慎重考虑，不予发表。汪谈“待唐、冯、张、李各委员中再有几人就职后，依照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五条之规定，议决各部部长，提请中央党部同意，而政府正式成立，则在部长发表及各部组织就绪以后……。”

阎、汪就职通电发表后，冯、李、刘、石均先后各在所在地就职，唐无表示，张则始终未同意。但扩大会议组织政府的工作既已揭开，南北对峙之局，究竟谁胜谁负，一方面决定于前线的军事，尤其重要的，即东北张学良的态度究将倒向何方。此在下节将详细说到，于此先说一个故事。阎锡山选定九月九日就任国府主席，据说他认为以后定为“九九”纪念，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当时有好事者打趣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扩大会议其不能久乎？其后因东北军进关，扩大会议于九月十九日撤离平津，距阎等就职开府之时仅十天，真可谓“短命政府”矣。

二、张学良的沉机观变与武装干涉

扩大会议反蒋之时，东北的张学良成为双方激烈争取的对象。因中原大战持久不决，张学良的地位更有举足轻重之势。如张从阎、冯反蒋，则政治上军事上对蒋打击更大，蒋倒更易。张如从蒋袭阎、冯之后，则东北军一进平津，扩大会议便失其凭依。张学良深知自己地位重要，但外有日本强敌，内则父丧未久，内部尚未完全巩固，不敢贸然有所行动，故初期采沉机观变态度。三月一日，张学良曾发“东电”，指陈兵凶战危，内外环伺，恳劝双方息争，各退一步，和平解决。其后，张借葫芦岛开港典礼避居北戴河，各方代表云集，张均接见，但不表示明确态度。八月二十二日，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相偕去北戴河，二十三日见张。二十四日晚张在顾维钧别墅与三人长谈，表示四点：（一）东北行动，只求有利于国，决不谋私利；（二）内外交迫，国危民困，希双方各退一步；（三）须回沈阳召开会议商决；（四）目前一切尚在研究中。时阎锡山代表温寿泉、贾景德、孔繁蔚等，蒋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冯玉祥代表门致中、薛笃弼等先后访张，张对各方均无具体表示。正当冯玉祥在平汉、陇海两线上的军事频传捷报的时候，阎锡山的晋军在山东济南弃守，遂引起津浦线战局的变化。这时，张学良避居之北戴河海滨，宛成时局中心。蒋方代表张群死守不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因孙传芳之介访张，但均未谈出具体办法。张学良在北戴河表面上游泳打球，看似闲适，实际上他正根据各方情况，深沉考虑东北方面的行动方针。中原军事局势愈形胶着，双方对张争取愈力。蒋介石一方面以陆海空军副司令饵张，并发表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次长，以示拉拢；一方面加派南京国民党中以亲法而又以阴谋著称的李石曾于八月二十七日由营口到北戴河访法国驻华公使有所接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于二十六日访张学良，二十七日下午张又赴蓝使别墅打网球。这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正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通过其驻华使节对张施加影响。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多方推动下，态度乃转向蒋方，并于八月三十日黎明前离海滨回沈阳，召集东北高级干部会议。李石曾立即追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分别到郑州、石家庄谒阎、冯请示后，深夜回平谒汪。时汪已入睡，特从床上起来与薛、贾密谈甚久。薛等见汪传达阎、冯意见后，即匆匆领命出关再访张学良。同时，阎、冯所属高级将领徐永昌、鹿钟麟等复通电请张学良合作，“早安大局”。这种密锣紧鼓的形势，识者固早已料及东北态度即将揭开矣。然而，“当局者迷”。八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汉卿（学良字）对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郭复初（泰祺）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实际上张学良这时的态度，已经不是“对北方表示好感”了。九月十七日上午，张学良召见所部四个旅长指示机宜，下午接见贾景德、薛笃弼、孙传芳，明示东北方面态度。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待中枢解决”。张并对天津《大公报》当时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冲之地，负调停之责，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惟以添推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余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张并对记者明言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云云。张学良的态度既明，而汪、阎等又应付失机，阎遂于十八日拍发倒填日期之寒电（十四日），表示退避三舍。扩会汪以次诸人莫明所以，托冀贡泉、丁春膏电阎、冯询问。十八日深夜得张电全文，又忽视其中“静候中央措置”的严重意义，还幻想张不致出兵。故汪精卫于十九日还致张学良皓电（十九日），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祸”忧虑等党政重要问题与张商量，直至十九日傍晚，汪等知东北军已经动员，始觉事态严重，临时在怀仁堂集会，商量撤移石家庄转太原的办法。这个会我曾参加，当时谣言颇多，会上情形显得慌乱。会议首先就张电及东北军态度交换看法，考虑汪等重要人物必须立即离平，以防不测；其次则高级干部及眷属等之安置亦费周章，而最重要的必须筹到一笔款项，调拨一批交通工具。当时除商定由赵丕廉负责筹款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交通运输事宜外，并决定：（一）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撤移太原；（二）汪等先行南下与阎、冯嗯商善后；（三）高级干部次日转石家庄入太原，一般工作人员听便。事变之来既是如此突然，而我当时年纪尚轻，政治生活经验太少，看到怀仁堂顿时人影憧憧、一片倾箱倒箧搬取文件和器物的慌乱情形，颇感到有点象看《红楼梦》里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汪精卫等于九月二十日晨四时四十分由平出发，车行至琉璃河，晤冯派来之代表邓哲熙等，据谓前方军事情况甚好，后方不可轻自动摇，意欲劝汪等折回北平再看。经汪等在车上临时会商，决定汪精卫、谢持等六人仍南下，须与阎、冯晤商下一步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偕邓哲熙等折回，并宣称阎、汪即将回平组织政府。及至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分，贾、薛自东北归来，知北平不可久留，即于八时乘车赴石家庄。据说当时阎左右如赵戴文等还认为张学良“巧电”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办法，真所谓“见了棺材还不下泪”了。

三、撤退到太原以后

阎锡山原本是山西的土皇帝，遭逢时会，得以盘踞华北六个省市，这回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压迫，不得不联合汪、冯、桂各派，搞起一个扩大会议，公然组织政府，意欲问鼎中原。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正太道上，军旅辐辏，太原城中，居民拥挤。阎既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加以数十万军队的饷糈供应，各方大小人物的接待，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办法，在使这个作了二十年土皇帝的不倒翁，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我于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二十二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山西朋友好客，我们吃了不少的“全羊席”，喝了不少汾酒。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曾到太原图书馆和什么“宣讲团”等机关去看过，想要找份外省的报刊，是极困难的。阎锡山用封锁政策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使老百姓耳聋眼瞎，只知道阎锡山，不知其他。这也是“模范时的治绩之一。

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扰乱市廛，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扩大会议这帮人，初时尚未感觉威胁，不久，秋风萧瑟，衣服单薄，许多人拖儿带女，就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之感。汪精卫看到这种情形，曾送给每人五十元，钱虽不多，雪里送炭，大家还很感激他的“关切”呢。飞机轰炸的恶果，使太原市面更加萧条，金融更加混乱，白天城内沉寂无人，掌灯之后，始见市场活动。“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阎锡山把扩大会议拖到太原，在政治上是个累赘，经济上是个包袱，大家都已意识到“终非长策”。

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当时极为动荡。有些人原本不赞成汪北来搞扩大会议，至此更加消极。有些人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不投降蒋介石，就只有当共产党去，后来也有人走上了这条革命道路。所以扩大会议的失败，便是改组派的终结，从组织上讲，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改组派的活动，而只剩下改组派分子的个人活动了。

改组派的二号首领陈公博，在上海办《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时，由于高唱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主张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等欺骗性言论，对于当时一些认识不清、彷徨歧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起了一些迷惑作用。受他欺骗的人不在少数，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个。当陈公博先汪精卫北来时，我们不少人对他整天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很不满意，或写信骂他，或当面责问他，而他则愁眉苦脸，似有难言之隐。我们要他转信给汪精卫，请不要北来与阎锡山合作，他表示汪的态度取决于北来对倒蒋是否有利，能倒蒋，则一切待蒋倒后再说，那时会比较好办。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在扩大会议期间，陈公博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汪精卫受了顾孟余“超阶级论”的影响，对陈的“农工小市民同盟”说不很支持，改组派内部对陈的言论和他北来后的行动不一致表示不满，而其他派系则又把陈看成可怕人物，集中目标攻击他。所以陈公博当时的情绪一直不高，意态消沉。撤退到太原以后，他更无聊已极，借酒消愁。当时太原有个女伶叫粉菊花，略有姿色，唱腔也还清脆，一时“趋之若骛”。陈公博也常去看戏捧常扩大会议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和陈混得较熟，便冒陈之名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陈的苦闷心情，诗曰：“国事真成‘丢那妈’（广东骂人土话），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亦可见当时这班人的无聊了。扩大会议在太原期间，陈树人、经亨颐等喜作诗画，当时陈曾为经写晋祠周柏一幅，柏枝倾斜，晋水流其下，题诗者甚众。冯玉祥曾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颇有不怕失败的气概。汪精卫离太原时，经曾持此画请题诗，汪即席挥毫题一绝云：“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同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旧中国的士大夫，搞政治失败后，每喜作诗弄画，名为排遣，实亦遮羞耳。

四、汪精卫的最后一着棋

汪精卫以国民党内民主派首领自居，在扩大会议以前，他发表过一系列的有关民主政治、约法、民权等一类的文章。他在扩大会议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一为召集国民会议，一为制定基本大法，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假党治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做文章的，也是想迎合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治”的愿望的。汪精卫看到蒋介石抓住了军队做个人独裁的本钱，认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祭起“民主政治”这块灵牌。不过，汪精卫的“悲剧”，在于他的实际政治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他到北平来和阎锡山等军阀搞什么扩大会议，就连跟随他的改组派一帮人，也认为他的行动和他的主张不一致，没有什么前途。汪精卫在扩大会议撤退到太原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仍坚持要由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宣布于全国。他自己亲自主持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太原傅公祠与当时扩会礼聘的几位法学专家吕复等共同草拟约法草案。草案全文共八章，计二百一十条，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为第一章，第二章为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第三章国权，第四章中央制度，第五章地方制度，第六章教育，第七章生计，第八章附则。经过一月余的努力，汪精卫几乎每天必到，亲自督率，终于完成了一部约法草案。汪并漏夜自拟约法宣言，说明约法旨趣着重人民之权利义务，并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孙文学说，说明“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当此时期，苟无根本大法以规定政府当局与人民之关系，则政府必流于专制，而民主政治终末由养成……。”宣言特别指责蒋介石歪曲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遂至训政其名，个人独裁其实。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汪在为召集扩大会议时所起草的宣言中曾强调指出，国民会议的最大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他还曾在另一论文中指出：“欲养成民主势力，须自实行地方自治始；欲实行地方自治，须自组织民众始”。这个约法草案宣言，基本精神与扩大会议宣言一致。汪精卫懂得，只有抓住所谓“民主政治”这个幌子，才能使倒蒋运动变成一个表面看来似乎不是个人权利之争的政治运动。这些漂亮的口号和词句，原是汪精卫惯有的骗人本领，也是一切资产阶级伪善者玩弄政治花招的手法，我们当时是受其迷惑，信以为真的。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在太原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纪念周，说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空话。接着便召开约法会议，逐条宣读约法草案，于下午五时草案全部通过，并由汪当场宣读所起草之宣言，仅修改数字，全文通过。是夜汪亲自督率秘书人员整理完毕，于二十八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汪精卫在扩大会议面临崩溃时，还要出此最后一着棋，搞出这样一个约法草案，其目的不仅在为这次倒蒋运动收尾，为以后的倒蒋运动创造政治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拿这个约法草案作为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

李俊龙，《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