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珍.古道尔：播撒希望的种子 -- 万年看客

今晚我想谈论好几个题目。首先我想谈谈我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经历过的种种好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我的母亲居功甚伟，因为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我从小就打心眼里热爱动物，我不知道这份热爱从何而来，总之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她则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我。我一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发现我攥着一把蠕动不止的蚯蚓上床睡觉去了（笑声）。她问道：“珍妮，你是不是想研究这些没有腿的生物怎么走路啊？”她并没有生我的气，并没有命令我将这些脏东西扔出去，而是对我说：“珍妮，这些生物离开土地会死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将蚯蚓送回了花园。

我四岁半那年，发生了一件很令我兴奋的事情。我们家原本住在伦敦，伦敦并没有多少动物。这一年我们家搬到了一处乡间农场。农场里有很多四处走动的动物。我当时的任务是捡鸡蛋。母鸡都住在一层叠一层的木质鸡舍里面。我不知道这些鸡舍究竟有多高，因为物体的实际尺寸往往要比童年记忆当中的印象更小。总之我每天都会走进鸡棚，掀开每一间鸡舍的盖子，如果有鸡蛋就拾进随身携带的篮子里。我问别人鸡蛋究竟是从母鸡的哪个部位钻出来的，因为我在母鸡身上看不到这么大的孔洞（笑声）。但是谁也不能回答我。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只母鸡沿着木板斜坡走进鸡舍，心想：“这回她要下蛋了。”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溜到她背后，结果将她吓飞了。尽管我只有四岁半，但是我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想法：“她再也不会回来下蛋了。这里太吓人了。”于是我来到另一间鸡棚，躲在稻草堆后面等着母鸡过来。等啊，等啊，等啊。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我的家人却急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想象一下我母亲当时的感受吧。天色越来越黑，她与其他人一起在外面到处找我。然后她看到了一个兴奋的小女孩向她跑过来，满身都是稻草。许多母亲都会一把抓住她们的孩子大声训斥：“你怎么敢不跟大人说一声就跑出去？再也不许你这么干了！”这样的态度肯定会扼杀孩子的兴奋情绪。但是她看到了我眼中的闪光，所以她坐下来听我讲完了母鸡如何生蛋的故事。

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劝诫别人。因为事后分析一下，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科学家的成长过程吗？好奇心，提问，得不到回答，自己找答案，犯错误，不放弃，持之以恒。这一切因素都已经齐备了。我母亲很容易就会碾碎我心中刚刚萌发的好奇心，而那个羽翼未丰的小小科学家也可能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

那以后她一直在支持我，为我买了很多关于动物的书籍，并且敦促我看书的速度要再快一些。我们家里没有多少钱，当时正是二战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买不起新书，于是她就从图书馆里给我借回了很多旧书。到了十岁那年，我每天都要在当地一家二手书店里呆很久。店里的书籍摞成了摇摇欲坠的高塔，小个子书店老板就像地精一样四处穿行，而且并不太清楚每一本书的位置。我每天都要在这里呆半天。有一次我遇到了一本特别喜欢的小书，于是攒了很久的零花钱把这本书买了下来。至今我依然保留着这本《人猿泰山》。回家以后，我爬上一棵我最喜欢的山毛榉树，将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然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泰山，真可惜他没有娶我（笑声）。总之我在十岁那年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我要前往非洲，与动物一起生活，还要撰写关于动物的书籍。听到这个志向的人全都笑话我。

当时正是二战期间，我们手里没有闲钱。而且英国与非洲之间也没有直航客机。非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块神秘的黑暗大陆。而且我还是一个女孩，当时女孩并没有出门冒险的机会。冒险的事情只有男孩才能做。很多人都对我说，“珍，理想要现实一点，不要再说什么去非洲的梦话了。”但是我的母亲与她的家人从不这么说。我的母亲教导我，如果真心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并且永不放弃。在我十八岁中学毕业以后，我们家没钱供我上大学，于是我母亲建议我找一份秘书的工作，或许以后有机会就能去非洲呢。于是我就来到了伦敦，为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工作。后来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来信，说她的父母搬到了肯尼亚，在当地有一家农场。她邀请我去肯尼亚，但是在伦敦的工作实在没办法攒钱，于是我又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女招待，在一家老式旅馆里为客人提供早餐与午餐。这些客人也没多少钱，他们都是从北方地区来到海边放假一周的游客。我花费了很久的时间积攒工资与小费，最终终于攒够了路费。二十三岁那年，我踏上了此生最神奇的冒险之旅。

今天二十来岁的年轻女性独自前往非洲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当年可不是这样。当时真有人指责我母亲不负责任，好在她从不往心里去。到了非洲之后我借住在朋友家里，听说了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基的事情，他正在非洲寻找早期人类的化石。有人对我说，如果你对动物感兴趣，一定要见一见路易斯.里基。于是我前往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且见到了里基。我记得他问了我几百个问题。因为此前我阅读了大量关于非洲的书籍，并且在博物馆里呆过很久，他的大多数问题我都能回答。我并没有抱着参加面试的心思，可是会面结束后却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聘请我担任他的助理秘书。所以说我母亲这一次又做对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认定我是研究黑猩猩的最佳人选。他有一个很超前的想法：假如我能发现黑猩猩与人类的行为表现有相似之处，再考虑到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那么六七百万年前人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假如你相信人与黑猩猩确实有共同祖先——也会具有同样的行为表现，这些表现又会沿着漫长的进化之路传递下来。他认为这一点有助于理解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行为方式，因为行为并不能成为化石。所以他打算让我去实地观察黑猩猩、大猩猩与红毛猩猩。

但是筹款依旧很不容易，因为我没有大学学历，而且刚刚从英格兰来到非洲。等了一年之后，终于有一位美国富商为路易斯提供了六个月的经费，让我先去干干再说。此外还有第二个问题：1960年我在坦桑尼亚开始研究的时候，坦桑尼亚依然是崩溃当中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且我的落脚点坦噶尼喀还曾经是德国殖民地。当地的英国当局根本不想承担责任让一个年轻姑娘独自闯进森林里。里基与他们软磨硬泡了很久，他们终于松口了。但是我依然需要有人陪同才能前往森林。还是我那位了不起的母亲陪我一起走上了研究之路。她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一直在鼓舞我的士气。在研究早期，黑猩猩一看见我就跑。它们态度非常保守，以前从没见过白皮猿类（笑声），因此我只要一露面它们就会消失在树丛当中。

随着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逐渐逝去，我也越来越焦虑。假如在经费花光之前我没能观察到什么特别有趣的现象，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要完蛋了。而且我还将会辜负路易斯.里基，他为我提供了很大的担保。这时我母亲激励了我。有一天我从观察点回到营地之后，她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学到了哪些知识。我的观察点位于山顶，俯瞰两条峡谷。她对我说，“你已经学到了黑猩猩如何单独游荡，如何结成小群体，美味的食物如何使得小群体汇聚成大群体。你学到了有时候很多黑猩猩会进行令人兴奋的大型聚会。你学到了黑猩猩吃什么，到了晚上如何弯曲树枝为自己做窝。你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了。”

可惜的是，她在观察工作进行到四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之后不久我的观察就取得了重大进展。终于有些黑猩猩比其他同伴先一步抛弃了针对我的恐惧。我给最初接近我的黑猩猩起名叫做白胡子大卫，因为它的下颌长着很威严的白胡子。这一天清晨，我在森林当中的小路上看到一个黑影守在白蚁丘旁边，然后折断一根树枝，撸掉上面的叶子，将树枝深入蚁穴，然后拉出来吃掉上面的白蚁。白胡子大卫在我的面前将树枝改造成了工具，并且用工具来钓白蚁。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作与使用工具，并且将人类称作“工具制造者”。我给里基发了电报。他回复道：“我们要么需要重新定义人，要么需要重新定义工具，要么需要承认黑猩猩是人。”

这个观察结果彻底改变了一切。之后不久国家地理协会开始资助我们的研究，并且资助了很多年。这样一来我就轻松多了。我知道，只要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就一定能让黑猩猩信任我。一只接一只的黑猩猩逐渐都不怕我了，我也逐渐了解了它们在森林当中的秘密生活。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我发现黑猩猩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与不借助声音的交流方式：亲吻，拥抱，手牵手，相互拍打，伸手乞食，摆着架子走来走去，挥拳威胁，扔石头，拿起树枝当成棍子挥舞。我们人类也会运用这些动作进行非语言交流，而且这些动作对于人类来说也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正是路易斯.里基希望看到的结果。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石器时代的人类在相互沟通的时候也会做出类似的行为。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很有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发现了黑猩猩生活当中更加引人入胜的方面，也就是亲子关系。雌性黑猩猩一般在十三岁左右首次产仔，并且要将幼崽抚育五年，假如幼崽没有半途夭折的话。不过等到新的幼崽降生之后，五岁大的小黑猩猩无论雌雄都并不会与母亲脱离关系，加入大群体，而是会继续与母亲一起生活三四年，有时候还会更久。我不仅观察到了母亲与较年长幼崽之间的深切关系，还注意到年长幼崽与弟弟妹妹之间的关系也不一般。甚至直到头生幼崽长到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假如母亲又生了一胎，那么头生子依然会花费大量时间照料新生的弟弟妹妹。像这样的互助关系会持续一生。至少在人工饲养环境里黑猩猩能活到七十岁。

另一个令我着迷的事实是，就像人类社会一样，黑猩猩母亲也有好坏之分。好的母亲会保护幼崽但是又不会过度保护。好母亲的最主要职能就是支持幼崽，尤其是在幼崽与玩伴发生打斗的时候，哪怕这位玩伴的母亲在族群当中的地位比自己更高。这位母亲可能会被痛殴一顿，但是它依然会为了孩子挺身而出。这样的母亲养育的幼崽长大以后更有可能在群体当中获得成功，雌性幼崽会成为更好的母亲，雄性幼崽则会获得更高的地位。所以说我的母亲如此支持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在我的童年时期她支持我做了这么多疯狂的事情，后来甚至跟着我来到了非洲。

就像我们一样，黑猩猩的天性也具有黑暗面，这一点着实令人震惊。它们能相互施加暴力，甚至还能发动某种原始形态的战争。但是黑猩猩也具有爱与利他主义的特质。假如一位母亲死去了，幼崽往往会得到群体成员的领养。假如幼崽的年龄小于三岁，依然需要吃母乳，那么它肯定无法幸存。但是假如幼崽能够吃下固体食物，那么就有可能活下去。当然它首先要克服母亲去世造成的心理创伤与抑郁情绪。我见过一只十二岁的雄性黑猩猩收养了一只三岁的幼崽，背着它到处走，与它分享巢穴与食物，还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为它出头，无疑救了它的命。显然，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界算不得直截了当。更何况人与黑猩猩之间的生物学相似性极高，只是当年我们还不知道。人类与黑猩猩的DNA结构相差仅有1%，至于血液组成与免疫系统的相似性以及大脑解剖结构的相似性就更不用说了。在如此之多的方面，我们都太像黑猩猩了。显然我们并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具有个性的物种，唯一能借助心智解决问题的物种，更不是唯一有感情的物种。

我的野外考察进行到一年半的时候，里基给我来了一封信。我坐在树上读完了这封信。信中写道：“珍，我不能永远罩着你。总有一天你要自己筹款开展自主研究。因此你有必要拿一个学位。本科学位太耽误时间了，我直接为你在剑桥大学申请了一个神话学博士生的位置。”我当时都不知道神话学是研究什么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谷歌搜索。刚刚走进剑桥大学的时候我多少有点紧张。更令我难过的是，那些博学的教授们告诉我，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错的。我不该给黑猩猩起名字，这是拟人化的做法；用编号指代它们才是科学研究的做法。至于认为黑猩猩具有思考能力、个性与情感更是拟人化的做法。可是我明明观察到了黑猩猩的快乐、悲伤、恐惧与绝望。很多人够告诫我，“珍妮，人家教授都教育你了，你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做法，成为一个好科学家呢？”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位特别出色的老师，它告诉我这些教授都是错的。这位老师就是我的狗，名叫拉司蒂。如果你们养过狗、猫、兔子、豚鼠或者马，假如你与这些动物分享过富有意义的生活经历，就会知道它们同样有个性，有情绪，有感情。

有时我也在想，假如当年有人对科学家们说“我的鹦鹉完全理解我在说什么”，科学家们会怎么看。他们肯定认为这不可能，因为鸟类大脑与哺乳类大脑结构不同，鸟类不可能理解语言。但是牛津大学的两只新喀鸦证明了科学家们的谬误。科学家在塑料管底部放了食物，又给了乌鸦一根带弯钩的铁丝，让它们将食物掏出来。有一天钩子断了，两只鸟儿非常丧气，反复将笔直的铁丝扎进管子里，当然没有结果。然后一只乌鸦就用喙与爪子将铁丝完成了钩子，令观察人员目瞪口呆。“或许这只是凑巧而已，我们不能草率下结论。”第二天科学家们又给了两只鸟儿一根直铁丝，两只鸟儿当中的一只又将铁丝弯成了钩子。观察的几天之后，科学家们说，“或许这只鸟特别不一般呢。我们还是得不出什么结论。”为什么只有一只鸟将铁丝弯成钩子呢？因为这只鸟是雌性。每次它将食物掏出来之后都会被雄性同伴抢走（笑声），雌鸟就是雄鸟的工具，雄鸟根本不用费事。

如果有人对当时的科学家说，“我在布朗大学研究章鱼的智力”，这个人肯定会在一阵哄笑声中被赶出科学界。但是如今章鱼智力却成为了科学界的热门领域。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章鱼智力的故事讲的是一条住在圣迭戈水族馆的雌性章鱼，名叫雅典娜。每天早上水族馆员工来上班，都会发现馆内看似一切正常，只是隔壁水缸里的鱼少了几条。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鱼能到哪里去呢？于是他们在馆内安装了摄像头，发现等到夜深人静之际，等到最后一位研究员脱下白大褂回家之后，雅典娜会推开自己栖身的鱼缸的盖子，爬过地板，爬到对面鱼缸里吃鱼，然后爬回自己的鱼缸，像没事人一样将鱼缸盖子盖上（笑声）。

我讲这些故事是为了告诉今天在座的年轻学生们，假如你们观察道了新鲜有趣的动物现象，就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这不可能”。继续观察，继续探索，或许你才是正确的呢。对于动物的行为，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仅仅在不久前我们才开始询问正确的问题。只要我们放开心态，运用想象力，不要将目光局限在小盒子里，就能发现一大片值得探索的广阔天地。

总之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非洲，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站，对于这些非同寻常的黑猩猩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手头时间多了一点之后，我开始写书以及分析之前收集的数据。这是我从小梦想的生活。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一直呆在非洲呢？因为我意识到非洲各地的黑猩猩数量正在锐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还有很多人在非洲其他地区研究。这些研究站全都注意到了森林退化与黑猩猩数量减少的现象。人们为了果腹开始商业化猎杀野生动物，黑猩猩经常被原本用来捕捉更大型动物的铁丝陷阱抓住，往往要失去一只手脚才能逃脱，然后很可能会死于坏疽。最令我本人感到震撼的现象发生在九十年代早期。我早就知道森林退化现象的存在。可是直到我乘坐飞机飞过坦桑尼亚国家公园上空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本的大片森林已经变成了三四十平方英里一块的零星岛屿，四周都是秃山。显然，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太多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这些人太穷了，没有能力去别处购买食物。过度开垦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导致了土地侵蚀，留下了遍地深沟，吸干了小溪。显然当地人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拯救国家公园周边的当地人，就谈不上拯救黑猩猩。于是我们启动了TACARE项目，或者说“关照项目”。项目一开始仅仅包括了国家公园附近的十二个小村庄，以及来自欧盟的一小笔捐款。这个项目一开始走的就是整体化路线，这也是项目的成功关键。项目负责人是在非洲工作了十五年的乔治.斯查登，他的团队成员全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坦桑尼亚当地人。因此这个项目并不是什么傲慢的白人向当地人指手画脚，事实上整个项目团队里面的当地人全都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他们有很多与外国NGO以及农业教育部门合作的经验。他们走村串镇，与村镇长者们交谈，“我们能怎样改善你们的生活呢？”因此项目的出发点就是当地人的需求：他们想要种出足够的庄稼来养活自己，想要更好的教育与卫生设施。与坦桑尼亚地方当局合作，我们改善了当地的教育体系，甚至还新建了一座药房与教室。我们还不依靠化学物质的使用就遏制了土地过度开垦。假如你必须喂饱自己与家人，就算明知砍伐树木会导致土壤流失，依然会砍倒树木，只为多种几棵庄稼或者多烧几块木炭。我们的项目很成功，后来推广到了附近五十二个村镇，并且保护了依然有黑猩猩栖息的森林。通过运用最先进的卫星成像技术，各个村庄如今和我们一起制定土地使用计划。原本政府就要求他们这么做，但是他们一般负担不起，所以我们就代劳了。各个村庄划出了专门用于保护森林的空闲土地，围着国家公园形成了一圈缓冲带。此外当地人还在小块林地之间留下了供树木生长的空地走廊，将国家公园与其他南部的黑猩猩栖息地连接了起来。我们这套做法如此成功，以至于在并非黑猩猩栖息地的其他非洲国家也得到了复制。

正如我所说，TACARE项目非常成功。但是当我们离开东非，来到中非与西非，就会发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例如森林退化与猎杀黑猩猩当做肉食——伤害了森林当中的一切动物。随着我游历这些地区并且试图与当地人交谈，与各国环境部长协商，将NGO的活动引入当地，我逐渐意识到这些当地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严重的贫困，疾病，种族暴力，教育缺乏。我越发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当中的一大部分——尽管并非全部——都可以归咎到殖民时代。当时殖民者在非洲大肆搜刮各种资源，包括人口在内。就某些方面而言，如今的某些大型跨国公司也在从事着类似的勾当。因此在我看来，非洲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我们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活动直接引起的。因此仅仅在非洲各国游历已经不够了，我还需要游历全世界，在欧洲各国、美国以及好些亚洲国家进行游说，近几年我还去了拉丁美洲，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勾连的。

我了解到了许多我们对这颗星球造成的伤害，以至于我掌握的信息远远了超过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真希望我没有知道这么多（笑声）。但是我实在难以自已：森林退化，沙漠扩张，淡水供给缩减，生物多样性丧失，区域性或者整体性物种灭绝。一边是无法忍受的贫困，另一边是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问题的表象下还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我们消耗自然资源的尽头就好像这些资源无穷无尽一样，但是资源是有限的，早晚有耗尽的那一天。此外还有气候变化的问题。被我们砍倒的树木以及暴露在外的森林土地都会释放二氧化碳。我们如此严重地污染了空气、水与土壤，河流将污染物冲进了大海，大致大片区域的海水酸化，无法像过去那样吸收二氧化碳。我们正在土地上倾泻废料，用有毒化学品侵染了食物，我们似乎一门心思只想毁灭这颗美丽的星球。这实在令人难过。所有人都知道，毫无顾忌地燃烧化石燃料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昨天我与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交谈，他告诉我如今的北京每年只有七八天的所谓“蓝天日”。许多人必须带上呼吸面罩才能上街。北京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是汽车尾气，但是燃煤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我们确实正在破坏这颗星球。

极少有人真正理解我们队这颗星球的破坏程度。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增长，着当然是好事，因为贫困人口减少了。但是人们的收入越高，吃肉也越多。几十亿人都想吃肉，意味着要饲养几十亿头牲畜。而且人们还想要便宜的肉食。因此高密度养殖场里的环境简直惨不忍睹。即便你并不关心动物福利——有些人显然不关心——也应该知道每年都有大片森林为了种植养牛用的玉米而遭到砍伐。肉食动物会吃到比起自然条件下更有营养的食物，从而使其尽快长膘。可是动物的消化过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甲烷。我想不到怎样才能礼貌地说清楚这个问题（笑声），不过你们理解我的意思。此外永冻土层的解冻也会释放甲烷。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因为甲烷是远比二氧化碳威力更大的温室气体。就算你不关心气候变化，也不关心动物福祉，那也应该知道这些肉用动物需要服用大量抗生素，并不是因为它们生病了，而仅仅是为了保住它们的性命。这些抗生素已经渗入了环境，细菌们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以至于有些人因为划伤手指而丢了性命。所以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小牛布偶，这是我在乳业重镇威斯康辛州得到的礼物。当地人原本打算让我将这个布偶转送给一个配得上它的孩子，但是转念一想，这头小牛其实可以成为众多受虐待动物的代言人。我们两个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你不必非得成为素食者不可，尽管我可以向你保证身为素食者的感觉非常好。有人主张“无肉星期一”或者“每周两天荤”，不过其实只要每顿饭都注意减量就行了。很多时候我们吃下的肉类都远远超过了身体的需要。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为这颗星球造成的问题。我之前谈过很多我们与黑猩猩的相似之处，但是显然我们人类不同于黑猩猩。我们现在坐在这个会堂里，你们在听我说话，你们或许不喜欢我说话的内容，但是总还能理解。我们与黑猩猩的最大区别就是爆炸性的智力发展。黑猩猩能做到很多我们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例如掌握五百个美式手语词汇，在计算机上解决复杂问题，辨识图片内容并用手语进行表述，等等。我们曾经认为这一切都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黑猩猩与其他猿类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但是几年前我们刚刚制造了一枚火箭，一直飞向了红色的火星，并且将一个小机器人送上了火星表面。多年以后这个小机器人还在踽踽独行，向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发送火星表面的图片。在我小时候这可是科幻小说里的内容，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做到了。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地球上智能最高的生物——我相信大家全都同意这一论断——正在破坏自己唯一的家园。来自火星的图片清楚表明这个星球并不适宜人类居住。我们与地球母亲是分不开的，而我们对于地球母亲的破坏速度太快了。

我们是否丧失了从长计议的智慧呢？许多土著民族都显现出了这样的智慧，他们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子孙后代。我们却往往只会考虑某个行为能为当下的自己带来怎样的好处，我们过分关注了下一场股东会议与下一场竞选活动。这颗无比聪明的人类大脑是不是脱离了充满爱与热情的心灵呢？我相信，只有取得了头脑与心灵的和谐，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巨大的人类潜能。

并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随着我游历世界各地，我遇到了许多年轻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学生们。他们有些是高中生，有些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看起来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未来的希望。他们当中有些人满腔怒火，也有些人非常暴力，还有很多人情绪低落或者玩世不恭，对于身边的一切都毫不关心。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的答案总是大同小异：“你们毁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已经什么也做不了了。”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愤怒、羞愧与绝望，因为从我小时候算起直至今日，我们对于这颗星球已经造成了太多的破坏。

但是我们难道真的已经无法改变未来了吗？有些生物学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相信一切尚未无法挽回，我们还有机会改弦易辙。但是改变行为的前提是改变态度。如果达到临界数量的人们开始考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选择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买什么，穿什么，吃什么，这件东西的原料是什么，生产过程有没有破坏环境，有没有动物因此受苦，有没有童工因此受到奴役。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无关紧要，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就算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依旧无所作为。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在全局当中，任何一个个人的行为的确微不足道，但是几十亿人共同作出的正确且困难的选择却能让未来步入正轨，并且改变大型公司的经营思路。大型公司对于这个星球的未来走向负有极大的责任，正如同当下它们是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一样。

我在1991年开始了“根与芽”项目，因为假如年轻人都丧失了希望，那么我们干脆放弃算了。“根与芽”的最初参与者是十二名坦桑尼亚中学生。我们讨论了他们身边世界里所充斥的问题，他们希望我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则对这些十七八九岁的年轻人说，“去找与你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吧，我们来谈一谈。”这次会谈就是“根与芽”项目的开端。这个项目将黑猩猩当做桥梁，人类站在一头，其他动物站在另一头。因此“根与芽”的主旨从一开始就是从事令你充满热情的事业，帮助别人，帮助动物，帮助整个环境。作为整体的项目将会同时应对这三个主题，因为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贯穿所有活动的主题则是和谐共存，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包括不同文化与宗教群体之间的共存——这方面我们的路还长着呢。不过人与自然的共存也同样重要。如果我们继续想现在这样掠夺自然母亲的财富，那么一切就真的不可挽回了。

从十二个学生起步的“根与芽”如今已经覆盖了136个国家，下设一千五百余个活动小组，从小学到大学都有项目活动的存在。假如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全都不想帮助这个项目，我会感到非常难过的。因此如果有心参与，请给我们来信。“根与芽”是我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最主要原因。因为无论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会有眼睛明亮的年轻人围拢过来，想要让我知道他们为改善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些遍布全球的年轻人具有相同的人生哲学：诚然我们需要金钱才能活下去，但是金钱不能成为人生的目标。只要能将钱花在正确的地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赚大钱并没有什么不对。

除了“根与芽”以外，另一个令我心怀希望的原因就是人类大脑的能力。我们能做到难以置信的事情。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大自然的恢复力。我刚才谈到过TACARE项目以及国家公园周围的保留林地。十年之后的保留地上已经长出了30英尺高的树木，黑猩猩栖息地面积变成了十年前的三倍，甚至还有两只其他地区的雌性黑猩猩沿着林地走廊迁徙了进来。迁徙是黑猩猩交换基因的方式，它们能够借此确保自己的基因在未来更可靠地传递下去。

我心怀希望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你们全都认识几个接手了艰巨使命并且决不放弃的人们。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有标志性，例如历经十七年苦狱折磨，却依旧通过宽恕的能力引领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纳尔逊.曼德拉。但是还有很多没那么出名的人。我随身总是带着这个名叫H先生的猴子玩偶。之所以叫它H先生，是因为将这个玩偶送给我的人名叫加里.霍恩。这是他在26年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加里.霍恩在二十一岁那年失去了视力。然后他决定成为一名魔术师。其他人都劝他说，“加里，看不见的人当不了魔术师。”他说：“我可以试试。”后来他的技法如此娴熟，以至于小观众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盲人。等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会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生活也可能出现变故，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总会找到前进的道路。”他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还学会了跳伞。我始终认为比飞机先一步着陆是很愚蠢的行为（笑声），但是跳进黑暗的虚空当中简直就是可笑至极的行为（笑声）。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以为他送给我的是一个黑猩猩玩偶，我把着他的手，摸着玩偶的屁股，说道：“加里，黑猩猩不长尾巴的。”他答道：“无所谓，带上它吧，你知道我的精神一直与你同在。”我与H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六十多个国家，至少四百万人曾经触摸过它。我对人们说，摸一摸H先生就能得到激励。

这就是我心怀希望的简单理由。我相信这些理由。我相信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改变态度，所以我才会如此热心地致力于“根与芽”。我们与女童子军之类的其他组织结成了合作伙伴，他们的身份并不会遭到改变，只是加入了更浩大的事业当中。我们能感到群策群力的力量。好比说我在这里清洁了一条河流，让鱼群回归，但是他们在那里也做到了同样的事情。最终一个个小点将会汇聚成平面，而我们也将会拥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因为到那时我们终将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里的所作所为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些许不同。至于究竟要造成怎样的不同，选择权在我们手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