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乌克兰华人华商情况管窥（上） -- 梦秋

在乌克兰的中国商人非常怀念2004年到2008年的乌克兰。在基辅做了多年生意的浙江青田商人徐成强就是其中之一。

“钱好赚！”徐成强在我面前念念不忘地说起当年。“警察好打发，给钱就行！”他又补充一句。

但是当时在乌克兰念书的萧雅文不同意这一点。有一次他穿着睡衣睡裤，披着外套下楼倒垃圾。被警察以查护照为名带到警局。“我疏忽大意了，没时刻随身带着护照。”他对我说。警局里，警察不许他给外界打电话。迫不得已之下，他翻遍口袋，掏出了170格里夫纳放在桌上。对面的警察把报纸翻过来盖住钱，然后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快十年过去，萧雅文一直记得这一幕。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乌克兰格里夫纳和美元的汇率是5.8：1。当时乌克兰人月平均工资达到3000格里夫纳，收入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一点，但是已经足够让当地人在周末来到徐成强的服装店前慷慨地掏腰包了。

但是现在，格里夫纳和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22：1。在2014年局势最为动荡的时候，一度达到40：1。“这些年来，货币贬值了六倍，但是这里的人均工资还是3000格里夫纳！”在基辅，央视驻乌克兰记者董薇说。

因为格里夫纳贬值，催生了外汇兑换黑市。杭州籍商人何生根不得不拿出大笔现金走黑市。在2014年，有一回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被交警盯上了。“我的车上有三四百万格里夫纳现金，被他拦住了这些钱就完啦！”何生根对我说。

他们不得不加速逃避警察的追捕。最后，“好在他的拉达追不上我们的车”，何生根说起来心有余悸。

“拉达”特指苏联时期生产的一款小汽车，现在还满大街在城市里乱跑。

从今年7月起，街上巡逻的警察终于抛弃了“拉达”，用上了新的丰田车。不过华商们也不用再担心交警设岗勒索。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反腐改革。改革很有苏联时期一刀切的风格，直接把腐败到臭名昭著的交警全员下岗，然后从警校毕业生里找了一批新人，开上日本赠送的新车，穿上新制服拉出来巡逻。交警腐败至少暂时被消灭了。

除了交警系统改革，别的内政改革也正在悄然展开。海关系统正在重组。基辅的华商们普遍感觉到腐败的程度大大减轻。这种感受也发生在我身上。2014年10月我在基辅采访一周，被沿路警察查了两次护照。这一次，没有人半路拦住查护照了。

但是经济迟迟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困扰着华商们。

和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乌克兰的华商们也分为两部分：身为大型企业的“国家队”和走南闯北的“个体户”。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进入的是贸易领域而不是实体工业。真正在乌克兰投资实体工业，建起自己工厂的，只有何生根和哈尔科夫的一个华商，后者开了一家彩印工厂。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农业企业在乌克兰包有农场种植蔬菜。在乌克兰的动荡当中，像徐成强这样的服装贸易“个体户”逐渐撤出，回国。他有一次很伤心地跟我说：“熟人都回去了。”

“国家队”的情况看上去也不妙。

其中一个就是亚努科维奇时代，中国与乌克兰签订的四个大型煤制气项目。它们全部位于东部。在乌克兰政局发生动荡之后，四个煤制气项目如果没有被取消，至少也被暂停了。现在的消息是，有可能恢复谈判。

在乌克兰的大型中国企业正在考虑是否撤出，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是主因。三一重工在乌克兰负责人对我说，乌克兰的煤炭市场容量比较小，政府缺乏资金扩大产能。该企业在乌克兰本地的销售已经饱和，正在考虑把销售重心移往波兰。另外，由于东部的战争，该企业设在顿涅茨克的办公室被迫撤出。“办公室玻璃被震得粉碎”，这位负责人形容办公室搬迁之前的景象。

另外一家中国大型信息技术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该公司正在减少位于基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些办公室也退租了。“（公司）全球生意规模还在扩大……总体销售持续增长，所以乌克兰的情况比较罕见。”他说。

不过，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乌克兰政府并不缺少与中国共同进行经济合作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今年4月，乌克兰大使奥列格·焦明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乌方已经与中方在能源、通讯和农业这些领域展开了充分合作。“中国信威通信集团与乌克兰Datagroup公司展开乌克兰4G移动通信项目，太原重工和乌克兰Gorum Group公司参与成立了生产地下采煤成套设备的乌中合资企业。中国投资资本参与成立切尔尼戈夫州现代畜牧和种植厂。”焦明告诉我。“乌克兰政府是首批支持中国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国家之一。”他在采访中表示。

新的一面似乎正在展现出来。何生根已经在和华商们讨论乌克兰东部重建的可能。我在基辅采访期间，见到了正准备投标乌克兰第三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铁项目的中水电昆明局的工作人员。9月初，中乌双方宣布将联合进行直升机发动机的联合研制工作。

一些“国家队”要撤出了，还有一些“国家队”要进驻。无论怎样，做生意总是常态。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帮助下，何生根和基辅的一些“国家队”代表于9月7日在基辅宣布成立中国商会。我跟何生根说起一些乌克兰奶制品商人想要向中国出口奶制品却苦于双边无相关协议，何生根回应一口应下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帮忙联系。”

没有中国商会之前，在基辅的华人成立了浙江青田同乡会。同乡会举办的重要活动，都会邀请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代表出席参加，使馆也为在乌华侨华人提供合法的帮助。向我说起同乡会的时候，会长季叶贵就会补上一句：“我们出来那么多年了，钱也挣了一些，也在这里安家了。回去我们能做什么呢？”

季叶贵在2003年来到基辅做生意。去年他把女儿也接过来了。怕第二代把中文给落下，季叶贵自己掏钱请了孔子学院的教师过来，给同乡们的几个孩子们一起上中文课。

身为东北人的李常义在1992年就到了基辅。他的女儿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念书，成绩优秀，得到了基辅市长、前拳王克利琴科的接见以及奖学金。女儿是他的骄傲。“你说我女儿回国在北京找个工作好不好？”他问我。

何生根的中国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把家室留在国内。罗世高，从乌克兰人到中国人都叫“罗工”。去年采访他的时候，他正打算把大儿子弄到乌克兰念书。今年我再问他，他的大儿子已经考上四川外语学院，不来了。言语中有点郁郁。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那是跟家人所有的团聚时间。

他们还想着回国，但是在另一面，他们又非常喜欢乌克兰。“这里的天气好，风景好，空气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不像我们重庆冬天冻死夏天热死。”何生根的工厂里，一位中国技术人员对我说。另外几个技术人员说：“乌克兰人的教养好，从来不跟你生气。不像我们那么大脾气。”

每个人都七嘴八舌地说着乌克兰的好与坏。无论是青田同乡会，还是何生根的那支小小的技术队伍，人人都已经出国十几年，国外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在彼此打趣谁谁谁又找了个当地“相好的”，立刻有另外一个人反驳说，“这边的人还不是看中了你的腰包？”然后大家陷入立刻激烈的辩论当中，这是他们在乌克兰相对悠闲的生活里常见的话题。

无论是当地华人，还是何生根工厂里的工人，言谈中都流露出漂泊动荡带来的乡愁。一切为了孩子，这成为他们的中心话题。何生根的工人，包括何生根自己，没有一个人的学历超过高中。这些年的四处打拼，让他们都成为了优秀的技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为自己感到自豪。

商人何生根，先后在越南、马来西亚、埃及建过工厂。我问他，在乌克兰建厂之后，还打算去哪个国家建厂？他看了看窗外，叹口气说：“还去哪儿？这个国家挺不错，我看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