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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毛泽东----左倾看“文革”兼议温相的一个立论

　　毛泽东因文革而极富争议和魅力，文革因毛泽东而扑朔迷离。

　　温相写过一系列文章，描述文革进程中，因毛刘争斗引起的人事变局，写出了身处其中的各色高层人物的跌宕命运和悲欢离合，煞是好看。文章的主旨是通过分析毛泽东在文革人事变局中权谋和手段来展示毛泽东性格中“负面”的因素：即为了维护个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恰恰是这个“维护个人权力”的立论，历史证据最少，留下的疑问最多。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把文革中的毛刘之争看着是毛泽东因大权旁落发起的反击，颇能吸引大众的目光，因为当时的形势，普通人很难看出毛刘之间的真实差异，用“维护个人权力”来解释文革的起因是最便捷、最直观，最容易被普通老百姓接受并津津乐道的。好在文革后，中国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对比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与刘邓之间的建国理念，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先不论两种建国理念的优劣，社会实践活生生地告诉后来者，毛刘之争，其权力之争不过是表象，路线之争才是本质。两种国家建设道路的选择差异，充分表明了毛泽东说的“原则问题我是从不让步的”，这句话并不是一句仅仅为了维护个人权力的托词。

　　从历史的经验看，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看着仅仅是“维护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把文革看着仅仅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其性质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好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历朝历代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范例很多，都可以作为文革的参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从肉体上把直接政敌置于死地而坚定不移地维护法统的合法性。毛泽东曾经说，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他是不是真能做得到放在一边，如果真这么做，那倒是更象是权力斗争。可惜文革不是这样，文革要做的是“砸烂公、检、法”。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一番讲话，王力写道：“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

　　因此，把文革看着是“维护个人权力斗争”的巨大风险就在于，发现它因为与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缺乏基本的共同特征而难于自圆其说。而说毛“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却把对个人权力并无直接威胁的省级及省级以下的所有当权者都打倒更是匪夷所思。

　　所以说，温相关于毛泽东与文革的一系列文章固然好看，对普通人了解历史细节助益良多，但因其基本立论缺乏坚实的基础，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甚至比不上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更接近真实的毛泽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对“文革”的定评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被坏人利用的“内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毛泽东却把“文革”作为一生的最重大的两件事之一引以为自傲，认为“好得很”。差距之大，令人匝舌，以至于让旁人看着总觉得有一个结论愚蠢之至。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发动文革会引起的国家“混乱”吗？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发动文革会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吗？这世界上说毛泽东残暴的有之，说毛泽东英武的有之，说毛泽东愚蠢的估计一个也没有。

　　其实官评“文革”与毛自评“文革”都有内在的合理性，关键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如果当时的社会，河晏海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同时“文革”又是一场类似“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文革”当然就是一场“内乱”，造成“经济濒于崩溃”自然是罪过。

　　可毛泽东对当时社会的判断是矛盾丛生，官民对立，需要来一场至下而上全面揭发黑暗面的革命。

　　从革命的眼光来看，文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重新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古往今来的革命，不是内乱的有吗？不严重冲击经济的有吗？用“内乱”和“经济崩溃边缘”来评价作为一场毛自认为是“革命”的文革总觉得货不对板。

　　如果把看“文革”的视点回归到毛泽东的初衷，看着是一场“革命”，很显然，“文革”就是一场失败了的社会革命，而且还是一场低烈度的暴力革命，失败的原因自然也回归到了毛泽东的总结：文革的错误一是怀疑一切，一是全面内战。

　　“怀疑一切”直接违反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革命原则，是全局性的战略错误。“全面内战”犯了十个手指摁跳蚤的战术错误，想不失败都难。但一场革命无论胜败，无疑都会留下革命的遗产。

　　河晏海清，选择“文革”对全社会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是，如果要让全社会的民众在“文革”与李自成起义、洪秀全造反之间选择呢？

　　所以有人说，毛泽东其实是最大的反革命，这话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