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财富寄生论之《资本的财富寄生》-09 -- 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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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济模式是不是计划经济，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毫无关系。社会主义是依靠垄断了国家的权力来推行计划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从成立之日起，就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但这不代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一定不存在计划之外的灵活成分。

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是资本在金融层面取得绝对的垄断，依靠资金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投放，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只是，资本取得金融垄断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计划经济阶段的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国家权力被资本彻底捕获。

由此看来，全球除了少数形成国际一体化的发达国家之外，其余号称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实并非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的小农式经济体。

同样，没有发展或参与全球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展或参与全球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一定是半封建和半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离开了全球化的大生产，就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广泛积累。没有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能带动其他的国家，最终实现人类的财富大同？

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大生产，是在自身财富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自身的财富密度，所进行的对外有序扩张。

当美国财富开始对外扩张，美国国内的经济必然是有序的计划经济，这是确凿无疑的。美国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就是利用自己所构建的全球化大生产，从中有序地收割和变现从各协作国剥削来的剩余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已有产业的内部，是不存在产业的恶意竞争。资本依靠财富寄生手段，对现存产业进行了深度的控制，一旦出现某种重大革新，资本会主动推动该革新在美国阵营内部迅速推广，大家的效率都同步提升了，曾经的均衡会平滑过渡到新的均衡，自然就不存在竞争产生的土壤。

某些表面的兼并、重组或退出，也只是产业的有序更迭。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美国车企之间的兼并，来自美国阵营的车企对美国车企的兼并，都属有序更迭。这些车企本身由于同属资本的产业序列，那么，他们之间的兼并和组合，就不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波动。

再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微软公司，在台式机和局域网的时代，统治着桌面操作系统。Google公司出现后，也就意味着网络操作系统的崛起。

从微软到google的过渡，微软抵抗过吗？没有。

微软有没有能力抵抗？有。

资本为什么不支持微软也发展网络操作系统和Google展开竞赛？如同阿里巴巴天天惦记着用钉钉和微信拼个你死我活，如同支付宝天天惦记着第二天醒来微信支付就消失了。

在资本眼里，微软不过是1.0版；google是2.0版，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让微软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成熟业务上，让Google在微软不擅长的领域自由发展，旧去新来，没有必要去做纯属浪费的无畏争夺。

在google还不见疲态的时候，它的备胎，Facebook作为社交型操作系统，已经处于待命中。而Facebook的备胎，马斯克的星链系统，正在积极地筹建中。

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进行，所有的经济活动背后是有序的财富所有权的转换。这种不存在任何意外因素干扰的经济秩序，所代表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例，我们随后就会对美国做更多的分析，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没有计划的经济，经济的运行一定会出问题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自从中国加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大生产之后，由于产业尽可能地转移到中国，美国就彻底走上了财富的转化和寄生之路，自然就不存在绝对的自由经济了。已经存在的经济实体，在被财富寄生后，在经营的过程中，要同时帮助资本转化、寄生和回收财富，和资本的这种深度结合，所有的经济实体所参与的经济活动只有一个核心目标，那就是为资本的财富大业添砖加瓦。

所谓美国经济的自由，是不排斥新产业的出现。新兴产业的出现，就意味着为美国的寄生经济带来新的寄生渠道。

通过财富寄生，不断转化和回收财富，这才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财富寄生之下，只有计划的经济，才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经济的平稳运行，才能保障隐蔽在常规经济实体日常活动背后的寄生财富能够安全地流动。

长期以来，由于一边倒的误导宣传，大家被灌输了如下几种错误的观念：

第一，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挂钩。总是认定，只有在社会主义内部，才会存在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存在计划经济的；

第二，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一定是计划经济。只要政府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就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事实上，资本一直躲在美国政府的背后，代替政府行使计划经济的权力。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过的计划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的唯一形式，不存在其它形式的计划经济。事实上，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精确地控制经济，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

在美国，资本通过推恩的方式切割并细化了政府权力，然后推动资本和被分割权力进行结合，推动资本直接进入生产、公共服务、国防和科研等领域。由此，通过调控资金这种现代社会运转的血液，资本最终绝对控制了所有的社会活动，由此，资本就可以巩固自己所窃取的国家权力，依靠权力和金融手段的结合，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财富的转化、回收和寄生。

由接管了国家权力的资本，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的经济计划，就必然是计划经济。甚至说，美系资本已经不是控制了美国这一个国家的权力，而是控制了很多国家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跨国的超级经济计划。依靠这个跨国的经济计划，就可以进行国际间的剩余价值传递，然后在美国进行最终的变现、回收和再寄生。从资金的初始投入，到最终的精确回收，全程必须都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连环套。

看清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再回到表象，看看美国是通过哪些手段，来维护其经济计划的执行不受意外因素的干扰。

在美国的农业和工业领域，已经存在的实体，在相关的行业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出于某些特殊目的的产业重组，否则，出现新秩序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而，也就不存在对现有企业的排他性竞争，而只剩下对已有产业持续不断地优化和改良。

在美国，有数不清的科研机构，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这些科研机构名义上是独立运营的非营利性组织，事实并被如此。它们的存在和运行，是需要资本提供资金的，非盈利是真的，不需要运行资金是假的，独立性就更不存在了。

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变革，往往由相关领域的科研机构首先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消化和吸收，然后，把研究成果直接反馈给具体的对口企业。

如果有陌生企业进入该行业，这些科研机构是不会轻易为陌生面孔提供任何服务的，这些陌生面孔会被排斥于技术支持之外。技术支持往往又等于资金支持，陌生面孔自然不会轻易得到这两种支持的。

这里所谓的陌生面孔，是指在资本编制之外的企业，就好比华为相对于其它的西方通讯企业。

这说明，以非盈利面孔出现的经济扶持机构和研发机构，在对外提供服务方面，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普惠大众的，非盈利并不代表其行为没有倾向性。

为了保护农业领域已经存在的企业，任何要参与进来的新企业，在开展业务前，牌照的申请是必须的。没有牌照，就得不到配额，没有配额，就意味着最终的收获物没有人收购。要知道，美国的三大粮商就是美国农业领域计划经济的具体执行者。农业领域的各种配额和补贴，就是在农业领域推行计划生产的调节器。

在牌照的申请文件中，就包含了确认新企业的业务是否影响已有企业的已开展业务。这是个非常含糊且致命的约束条件，如何裁定新参与者对业内已有业务的影响，就是一个灯下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更不是什么自由经济。而是有序的计划经济，具有排他性的原生计划经济。

更有甚者，为了申请新牌照，申请人还要公开其在未来业务中要应用的技术或者工艺。美国，有许多属于各种经济发展组织的专家系统，这些专家系统专门用来追踪新技术。对于新牌照的申请，这些组织会参与对申请资料的分析和审核。相应的专家系统会根据申请人对相应技术或工艺的描述和介绍，来判明这些技术或工艺的潜在价值。如果这些技术或工艺会对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组织会迅速和相对应的科研机构联动，立即展开相应的研究活动，直到最终掌握这些技术或工艺。

很显然，这样的专家系统是挂着行使正常职能的幌子，背地里在干着窃取新技术的勾当。想想看，当美国政府、政界、商界、产业界和民间组织等一齐向中国鼓噪，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予美国以特殊照顾，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哪里知道，美国是如何不知羞耻地有计划和有组织地窃取知识产权，美国是如何不顾体面地保护美国的本土企业。

而农业牌照的申请人在没有拿到牌照的漫长等待中，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针对破译其技术或工艺的相应研究，可能已经开始了，甚至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那么，该申请人的申请最终被拒绝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会和谁分享呢？通常由行业主管负责人来决定区域内哪些企业是这些技术的受让者。这种技术转让，通常是免费的。所需设备的购置，将会得到政府背书的信贷担保，如此，技术环节的投入就被转嫁到设备上，也就意味着设备是被财富寄生过的，是被资本渗透的，相关企业要在未来的生产中偿还这种以信贷形式存在的债务。也就是说，寄生过财富的设备既是对已有企业的继续绑定，又是排挤陌生面孔的隐性壁垒。

美国是不会允许陌生企业对已有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否则，已有企业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而引发其所寄生财富的崩盘，这是美国体制所不允许的。

更多的时候，科研机构无法掌握某些新技术，那么，当地的经济主管部门，会通过发放牌照，把这家新企业放进本地市场。通过在原料供应和扶持资金等环节进行定向控制，新企业就很难发展壮大，这又是一个隐形的控制手段。

通过监控这个企业的运营，来继续消化这家企业的技术，直至掌握，而后再改良，直到最终服务于本地的核心龙头企业。那么，这个外来者的最终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于农业领域严格的牌照管理，美国对工业领域的控制，表面上要宽和一些。事实并非如此，数不清的各类工业认证，对企业的控制一点都不亚于牌照和配额等对农业领域的控制。

谈论了工业和农业，我们再看看第三产业。这个领域，又是牌照的天下。牌照的获取，来自于职业培训，课程的设置和招生的数量，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在获取执业证书可以开展业务之际，不少执业者还需要准备一笔投资，外加银行贷款来购置专业设备。这些设备往往是被财富精心寄生过的专用设备，没有银行贷款的支持，从业者通常是没有能力完成设备的购置。如果不想购买新设备，那么，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设备齐全的已有实体，而这样实体的价格依然是被财富寄生过的。

也就是说，资本编织的财富寄生及回收机制是无处不在的。由此，任何一个领域的新加入者，从一开始，就必然被财富寄生的规则套牢。还贷是新加入者的第一要务，自然就没有能力搞恶性竞争了，自然就不会给已有的从业者带来冲击。

简而言之，通过财富寄生，抬高新参与者的各项经营成本，就能从一开始就给从业者套上偿还债务的枷锁，就能控制潜在的恶性竞争。

这样的从业者，一般属于自由职业者，他们一般不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财富寄生所抬高的门槛，在美国，一个自然人，通常是没有能力经营一家新公司，虽然注册一家新公司是零费用的。

要创建一个新公司开展新业务，那么，就必须考虑申请政府和各种经济组织的经济援助计划。

如果一个人的投资计划获得认可，那么，项目的发起人会得到一定额度的资助，这种资助通常不需要偿还。另外，他也会得到一定额度的贷款，这种贷款的利息一般会较高，但是，在创业期内，是不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

一旦创业成功，那么这个公司的价值就包括了政府资助和银行贷款了。

项目的发起人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通常，个人投入部分，占整个项目的18%到40%。任何人，要想得到政府或者经济发展组织的资助，给相关的把关者孝敬好处费是不可避免的，好处费的比例一般在2.5%到8%。

在国内搞项目，跑过银行贷款的人，大概都领略过这样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是全世界通用的，因为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而银行的背后晃动的又是资本的身影。

有人说，美国还存在行贿受贿吗？我只能说，普通人是没有机会行贿受贿的，所以普通人就不知道美国还有行贿受贿的存在。

多年以来，国内很多的文章在说明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腐朽时，大家都无法提供说服力很强的证据。这说明，这些文章的作者，要么是引用了二手信息，要么是从没有深入到美国的经济生活中。

美国的行贿受贿非常普遍。例如，政府部门把很多小型公共服务进行外包，来降低政府的负担。这些外包服务，都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来支付报酬的。负责管理和发放这些业务的政府工作人员，通常会按照10%左右的比例，收取好处费。

这样的工作机会，外人一般不会知晓，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进行招标。例如，校车接送服务，就被控制在一个小范围之内。通常，哪个族裔掌控了教育委员会内相关职位，这些服务就被哪个族裔所控制。

一旦管理者拿到了好处费，那么，他就会年年受益。为了扩大收益，他会积极主动地帮助这些服务追加预算。增加了预算，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好处费。拿到了好处费之后，这些人会通过金钱来稳固自己的位置，甚至扩大自己的仕途空间。跑官，不是国内独有的现象，美国的跑官文化也很发达。

关于美国内部的行贿受贿，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美国政府和有关组织的经济扶持计划，是一种变相的市场准入制度，是有计划完善美国经济成份的战略保障，是资本干预和引导新生企业参与财富寄生的最佳手段。

这种做法，本身目的性明确，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任何创业设想，没有资助的帮扶，通常是无法进入到实际操作的阶段。同时，一边是政府资助，一边是贷款，创业者不得不上钩。上钩了，就自动把资本的财富寄生和自己企业的经营挂上钩。

在这种机制之下，一旦有人强行进入，那么，相应的科研机构又会对他实施排斥性地对待，面对以寄生财富为壁垒的重重隐性阻挠，最终，该企业退出是大概率事件。

根据统计，每年，在美国，有数不清的创业者，带着数不清的创业方案，邀请各类组织进行审核和辅导，争取获取各类资金的支持，保证创业者最终能如愿地开始自己的创新业务。

但是两年后，还幸存的创业者，不足10%。这说明，在美国式计划经济的大氛围之下，新出现的经营模式要想得以生存，那是难上加难的。

这充分说明了，在财富寄生的压迫下，美国经济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活力，美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化、回收和寄生财富。美国已经没有民间创造力这一说法了，莱特兄弟造飞机，那早已是一种江湖传说了。

我们通常会听到，国内某某某企业收购了美国某某某企业，这又是怎么回事？

根据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美国的企业在正常经营中，无形中，既要担负财富寄生的责任，还有回收寄生财富的义务。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相关企业的价值就会包括一个虚浮的部分。这个虚浮的部分，就是资本对外所寄生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美国购买的任何资产，都要面对这个虚浮的部分。这个虚浮的部分，在该企业的售价中，占据一个超大的比例。也就是说，所购买资产的真实价值和售价之间的比值，估计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价和敲钟上市后股价的比值吧。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就包含着这样的一个虚浮部分。只要购买了房子，就可以得到户口入驻。本质上，户口所能带来的福利，不过是自己支付的高房价对自我的定向返点罢了。这是美式财富寄生落户中国之后，所开出的一朵最娇艳的罂粟花。

一旦投资人在美国购买某企业，就意味着该投资人无形中就被虚浮的部分绑定了。通常，被出售的企业不属于朝阳产业，大部分是过气的，因此，并购此类企业是风险很大的一件事。

经济景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钱，满世界地为自己的钞票寻找寄生体。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有人只能接受被财富深度寄生的实体。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种实体的接棒者，为这样的实体出血就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实在熬不住了，就只能吐血出手。如此，就相当于该投资人用自己的资财，减少了这个实体中源于寄生财富而产生的泡沫。泡沫被挤掉若干后，含金量就相对增加了，自然，就有下家接手了。

王健林等一批人在海外的运作，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看了这段分析，我们就知道，在西方国家实施收购或并购，通常是亏本的。很多国内的民企，在西方国家满世界的收购，这里面，要么隐藏着利益置换；要么，就是头脑发热的雏儿。存在利益置换的民企，一般是靠西方资金起家的。用这种折本的做法，把为东家在中国实现的盈利送回美国，潘石屹一家就是以此种方式输送利益的典型代表。

对于头脑发热的雏儿，也就是没有强大科研和资金实力的民企，在美国或在西方进行的收购，最终都将是难以为继的。因为，美国社会中由财富寄生机制所形成的隐形市场壁垒，最终会让外来者在本地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中国大型国企的对外收购，相对而言就安全地多。因为国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资金、研发和市场等环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实力，所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准入壁垒，很难在国企身上奏效。

由于既有规则无法搞定中国国企，也就无法吸血中国国企，还可能被中国国企反向吸血。所以，很多人看中国国企在海外的活动，横竖不顺眼，就是这个原因。

美国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对经济实体寄生以大额的浮财，同时设置了诸多的门槛和制约条件，我们就知道，外来因素是很难对美国本土经济产生扰动。几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但是，这个金钟罩铁布衫一样的防护，并非固若金汤。在最近的十几年间，美国财富的保护系统，在设计者眼里，如同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一样没有任何漏洞的财富保护系统，已经被攻破了。

美国的这套财富保护系统，是由资本主导的，属于自上而下的立体防护。破解的手法，必须是田忌赛马式的非对称博弈。长期以来，美国的底层是被财富深度寄生，且所寄生的财富一直被强力收割，因此，他们就被牢牢地压制在底层，这是美国经济中最具反抗意识的薄弱环节。

事实证明，美国的财富保护系统，就是在底层被攻破的。我会在后续的章节里专门介绍这件事，看看东方智慧是如何搞定美国财富的马奇诺防线。

从来都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财富的寄生从核心层开始，通过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向外蔓延扩展，直至覆盖普罗大众。层层建立的回收机制，自然也随之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财富寄生有没有限度，寄生到什么程度为宜？这些问题暂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理论上，财富是可以做到无限寄生的。目前，美式财富寄生是有限度的，从这一点看，资本的财富寄生游戏依然处于探索阶段，要发展和丰富财富寄生的理论，毫无疑问还需要来自中国的贡献。

美式财富寄生的驱动力，就是在社会的每个领域，进行不断的创新和革新。创新和革新在应用中所带来的经济增量，本质就是被寄生的财富。

对于大型动产和不动产，通过不断地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财富寄生。通过调整不动产上的财富寄生量，也可以不断改善财富回收的质量和功效。

由此看来，各类研发活动和创新活动，是提升美式财富寄生能力的主要手段。因此，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认知是相当精辟的，说明共和国第一代的领导层，对美国的号脉是准确的。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问题：什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资本通过推恩的模式重塑一个国家的架构后，资本的触角就有能力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深度遍历，遍历的过程就会带来运营或者管理上的优化。资本通过推动一波又一波的优化活动，精确把握财富寄生的幅度与频率，让整个国家的每条经脉都被财富漫灌。也就是说，当财富寄生在各个环节都达到某种极限，这样的国家，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及其盟友体系内的不少成员，都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美国阵营的经济存量是存在极限的。当其发展到达相应的极限后，受限于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财富寄生的速度和幅度就有可能出现回落。

而且，一旦美国阵营所拥有的技术和创新优势被其他非联盟国家所突破，这就意味着应用该技术或创新所带来的财富寄生，可能会成为一笔坏债，甚至会引发某种当量的经济危机。这种坏债会直接影响从业者的经营活动，甚至影响到一个产业的生存，因此，这些从业者就要借助美国大选出来喊冤。如果问题很严重，那么，资本会立即做出反应，给出紧急的援助计划。

对于没有财富寄生价值的产业，美国就会推动其对外转移。如果继续留存这种产业，就必须对其进行补贴，补贴就等于在资本身上剜肉。

产业的对外转移，本来是避免资本对这些产业进行补贴。但是，美国阵营把这种产业的对外专业，当成要取得收益的生意来做，这就是美国的精明之处。对外的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关闭国内生产线，把相关的需求变成海外订单这么简单。

美国会精心挑选接单国家，这样的国家会和美国约定一个较大的汇率差，如此，从这个国家进入美国的产品，美国会利用汇率差所获取的收益，来补偿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损失。很多时候，依靠汇率差，美国在补偿损失的基础上，还会取得不菲的收益。

美国甚至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参与接单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以各种迂回的方式参股这些企业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最终，这些带上美系资本基因的企业是要上市的，企业的成功上市是美系资本套现的盛宴。

以这种形式对外进行产业输出，就伴随着对外投资这样的金融操作。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产业对外转移和同步对外投资，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财富（投资）和产业对外双转移，是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个刚性需求。

财富寄生之下，会引发产业的对外转移，美国曾面对过这样的尴尬，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况，这是美式财富寄生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事实上，是存在相应的解决方案来避免产业的对外转移。因此，需要出现新的理论，来补救美式财富寄生的缺陷，否则，中国也将面临美国在今天所面对的危机，甚至存在被资本彻底捕获的可能。

理论上，财富是可以做到无限的寄生。未来的人类财富，或许并非局限于货币财富这一种形式。未来会出现非货币财富，非货币财富将和货币财富将形成特殊的依存关系。 

上世纪初，欧洲资本对世界各地Old-Money们的统战逐步进入佳境，每年从中收取着不菲的投资回报，也就是列宁所谓的“剪息票”。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实践，资本意识到：各自为政式的资本输出，在初期，可以帮助资本多头下注来控制所要捕获对象政治中的各方势力，以及在其经济领域内有选择地跑马圈地，典型的例子就是旧中国的军阀混战阶段。经过惨烈的淘汰赛之后，多头下注的资本就应该进入到有序投注的阶段，就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均衡机制来控制淘汰赛后幸存的两三个赢家。

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就是要重塑一个在金融和生产上取得统一的资本主义阵营，统一后的资本阵营，就会在工业生产方面进行统筹安排，保证主要的生产活动有计划地进行，如此就可以消除资本阵营内部长期的顽疾：由于列强间的恶行竞争而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时，列强资本对外无序的输出，也会得到改善，甚至要实现最终的统一。

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了竞争式的生产过剩，但是这不代表整个资本阵营从此可以告别生产过剩的危机。二战后，由于美苏在军事层面形成了均衡对峙，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寻求独立，这些动荡严重影响着资本阵营对外的商品输出，自然带来生产过剩的烦恼。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方式，既能抗击经济的波动，也能储存不断产生的新生财富，这种方式就是包含产业转移的财富寄生。

在美国出现的这种财富寄生，所储存财富的总量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发展；取决于文化的挖掘和升级；取决于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等等。

财富寄生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向同盟成员转移低附加值产业。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本土的财富寄生和美国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一直在同步进行。

1940年，美国大部分的工业指标已经是世界第一。到了1945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一度达到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峰值时甚至超过了7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产值稳居世界首位，GDP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一共生产了30多万架飞机，10万多辆坦克，238万辆车、37万门火炮，还有150多艘航母，千余艘其余各类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6万多艘其余的辅助船只，空投炸弹580万吨，轻型武器2000万件，轻型武器弹药440亿发。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像是参战各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大比拼。

军工产品之外，美国还是当时世界第一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当年产自美国的粮食被运往全世界，保证了同盟国没有出现粮食的短缺。即使如此，美国的粮食还处于过剩状态，要靠生产酒精来消耗库存。

除军需品和粮食之外，美国还生产了大量的巧克力、可口可乐等功能型的食品，其中可乐的产量超过100亿瓶。

为了给美国巨大的工农业产能在战后找到出路，二战还没有结束，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就规划好了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是在重建二战后欧洲的前提下，重新设计国际间的贸易、金融和投资等规则，来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巩固美国所代表的资本利益。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前者确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一方面可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赋予了美元国际清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霸权由此确立。两大组织的后者演变为世界银行，成为美国输出商品、资本和扩大贸易的得力工具。

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于1945年12月正式成立，总部均设在华盛顿，美国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

1947年10月，美国还与其他22国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由于美国是当时最大的工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自由贸易”对美国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按照美国的模式重塑欧洲，这是资本的既定目标；最终推广到整个世界，这是资本的宏伟远景。要按照美国模式重塑欧洲，那么，首先要以美系资本来控制和推动欧洲产业的复兴，被注入美系资本还阳后的受援国资本将作为主力军，来接管受援国被推恩切割后的政府权力和公共资源。

二战后，美国并没有立即对欧洲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而是把几种援助方案摆在桌面上，供欧洲选择。

这一幕，和全世界在议定碳排放量时所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也是西方拿出几种方案供大家选择，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诉诸愿望的权力。

由于战后经济始终不见起色，民众饥寒交迫，内忧外困之下，反复比较了美国的几个援助方案后，欧洲一些政府比较倾向于接受马歇尔计划。

曾经，用生存权来迫使欧洲就范；今天，用碳排放来压制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发展，人类社会，无疑又进入了一个重新洗牌的历史关头。

二战后，资本在重建欧洲方面的拖拖拉拉，加剧了欧洲的战后萧条，受援国政府在一番装模做样之后，以“无奈”的姿态“勉强”地接受了马歇尔计划，以此消除民众可能发出的质疑。

从文本的措辞看，马歇尔计划非常平和，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毕竟，援助的90%将以“赠与”的方式兑现。

资本就喜欢玩弄这样的文字障眼法来迷惑普通的民众。Facebook提出天秤币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天秤币的使命，只是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这是多么让人容易欣然接受的资本式春秋笔法。

为了推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成立了经济合作总署；对应的，在欧洲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这两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把美国的经济援助作为资本重塑受援国的筹码，通过推恩来切割欧洲受援国政府的权力和公共资源，然后促成切割后的政府权力及公共资源和以美元站台的受援国资本进行嫁接。买卖双方在二战前就有了这样的约定，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在欧洲民众面前走走必要的过场而已。

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后，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资金通常先交付给受援国政府。所有资金名义上要由受援国政府和经济合作总署共同管理。

美国在每个受援国的首都都会派驻一名经济合作总署的特使，他才是资金使用权这口尚方宝剑的真正佩戴者。为了避免嫌疑，这一职位一般是由一位有一定声望的美国籍商界人士而非政界人士担任。

这些特使的职责就是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提出“建议”，很显然，这种“建议”本质就是经济合作总署的指令。这些特使会组织由受援国政府、工商业界以及劳工领袖组成的多方磋商小组，对经济情况进行评估，来决定援助资金的具体流向，以便按照资本的授意促成援助资金直接和具体产业进行对接。

衔接马歇尔计划的还有对应基金（counterpart fund），其作用是将马歇尔计划援助的美元作为当地货币发行的基础。换句话说，受援国货币的发行要以美国援助的美元背书，要按照美元这把刻度尺来确定受援国货币的币值。印刷货币，投放货币，回收货币，不断重复，最终，受援国的金融和经济就得到了精确的度量，由此，资本躲在美国就能清楚地知道，受援国每年应该给资本缴纳多少利益，以及资本可以如何操纵受援国的经济。

可是，受援国的货币和美元的汇率关系，是不是恰当的或者是平等的，没有人关注这件事，这才是马歇尔计划中最大的秘密，一战后，巨大的战争索赔导致了德国人的直接反抗，这一次，把索赔额悄悄地揉进美元和受援国货币的汇率里，一票受援国的民众再以不会因此而骚动了。

同时，只有被马歇尔计划选中的受援国企业，才能获得预定的产能，才能获得定量的启动生产资金。这就意味着，受援国的经济，彻底步入计划经济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没有得到援助的企业，基本就等同于失去了生存权和发展权。

对应基金的核心作用就是决定受援国货币的发行和货币的应用。失去了货币主导权的受援国政府，本质上要靠美国所资助的新经济体系的税收来生存。那么，在美国看来，受援国政府就可以被精确地控制了。事实上，直到最近几年爆出的德国总理迈克尔的电话被美国监听一事，我们才知道，美国对于欧洲的控制有多么深不可测。

按经济合作总署章程的规定，不少于60%的基金应用于对制造业的投资。在当地政府的调控下，这部分基金大多变成向私营企业提供的贷款，从而使这些贷款在推动受援国重建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换一种说法，受援国的企业由此被美国定向控制，借贷和还贷，周而复始，最终通过股市等方式向美国传递所得，这就意味着受援国的制造业完全纳入到资本的编制中。

依赖这些重点企业的订单才能生存的外围小企业和实体，和重点企业的关系不就是之前分析过的经济推恩吗？由此完成的生产活动，不就是以启动资金作为灵魂的计划经济吗？

为了控制受援国的研发活动，防止受援国再次借助研发取得不可控的优势，经济合作总署还专门推出了技术援助计划（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这个计划资助欧洲受援企业和美国的技术人员及企业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交互访问，受援国的人员学习和理解美国要推广的模式，美国的指导人员要不断“帮助”受援国修正不符合美国规范的错误。

最终，由美国的验收人员到受援国进行最后的验收。某些美国的技术顾问，要长期留在受援国，监督受援国执行美国的指令。

由此，美国就彻底把受援国置于股掌之中，这就意味着美国和受援国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隶属关系，也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有了重大利益。必要的军事存在，才能有效地保障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所以，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一直是美国海外驻军的大头。

事实上，德国是欧洲的生产中心，马歇尔计划的重点就是重整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就是推恩切割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公共资源等。

马歇尔计划曾经考虑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援助，看了这些援助条款和实施套路，伟人斯大林断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着手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与美国阵营进行综合对抗。

斯大林或许并没有搞清楚，分成两大阵营的竞争式发展（苏联模式），和深入到资本阵营内部的竞争式发展（中国的改开模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他可能明白两者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信心把苏联打造成，能够经受住考验的不败模式；甚至说，他对于苏联共产党能否一直保持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并没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