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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挖大坑】唐朝律令制度及其演变 一 律令格式 -- 电子赵括
家园 深有同感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士卒个人层面，府兵制都需要不断进攻（并且要胜利）获得补偿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只能是短期的突击性进攻，不能适应长期戍边，更不能适应国家拼实力的“总体战”形势。
要说适应边防的兵制，还是宋朝，宋朝失败在于政治无能和战略失误。可笑的是，几百年后朱元璋舍本逐末，又仿照府兵制搞了个卫所制。
家园 花顶中堂好帖 家园 非但没补偿还让人自备干粮去打架，肯定要跑一堆了。 历史上哪个朝代这方面解决得比较好些呢？
家园 好像什么也没说？ 那原来府兵制能够建立并长期的运行原因是什么呢？到后来又为什么执行不下去了呢？
- 复 好像什么也没说？
家园 我手头资料不多，只能简单谈谈我的感想了 府兵制发源于南北朝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对抗期间。西魏的人口财力都劣于东魏，要在对抗中取胜唯一的途径是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因此改革了兵制创建了府兵制。府兵制创建初期，对服兵役的人免除租庸调，同时规定每6家负担一位府兵的装备，对于府兵本人都不是太大的负担。而且南北朝时逢乱世，民风尚武，西魏（北周，隋）创建府兵制后又正值北齐内部混乱，灭北齐平江南连战连胜，士兵们有立功封赏的希望，自然容易维持。
到了唐朝玄宗年间，情况一变。首先，府兵制下的农民同样要负担租庸调；其次，最为危险的军事行动莫过于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峙，战争没有简单结束的可能。太宗年间由于和游牧民族关系良好，北方防备游牧民族的兵力大约10万，到了玄宗年间最高峰曾达到60万，平均水平维持在40-50万之间，翻了数倍，此后会提到给唐朝政府也造成了沉重财政压力。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不课户的扩大，兵源的缩减，自然导致实际兵役的延长（手头也有些相关资料，正在看）。尤其严重的是，唐朝有根据财产多少将户口区分等级的制度，最高为一等，最贫困者为九等，有钱人通过贿赂等手段逃避，导致兵员质量下降，早在太宗时期征讨朝鲜半岛的将军刘仁轨的报告中就有所提及。征兵的对象事实上集中在最贫困的吧八，九等，同时有如宋智等豪族又拒绝互助，对于越贫困的人负担越沉重，自然要导致各种方式的逃兵。同时，兵制本身也不能和其他社会制度割裂看待。唐朝的田制同样继承于南北朝，比如丁男80亩口分田就发源于南北朝。之所以规定80亩，当时估算40亩可以养一家人，但是按照当时农业技术，需要休耕，因此同时有种一年休耕一年授予80亩，种一年休耕两年授予120亩的变通规定。按照这个估算，唐朝的狭乡，40亩仅能满足农家一半的需求，反而又成为府兵制的重点负担区域，导致各种明暗的抵抗，包括兵制在内的各种制度都无法正常运转也是理所当然吧。
写这些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后面写安史之乱作铺垫。安史之乱的意义并非一场简单的叛乱，此后唐朝藩镇割据势成，中央彻底丧失权威；尤其是以此为界线，税收制度彻底改革，由租庸调制转入两税制，都不是简单的以玄宗的糊涂和安史的野心可以简单解释的。唐朝立国以来的制度却有走到尽头之感，某种意义上安史之乱不过是压垮盛唐这座看上去华丽，但是根基已经动摇之大厦的一根（也许非常沉重）稻草。
家园 我的想法 五胡后期直至唐初期，战乱频仍，人命贱过草。不去当兵也有极大的可能被乱兵杀死。
因此，府兵制这种“以命换钱”的制度就有其合理的地方，人民也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减轻家庭的负担（反正自己左右是个死，当兵如果还能免去赋税，那就去当兵吧），何况乱世中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带兵官一般或多或少地都会默许部下的烧杀淫掠，这也可以抵消一部分自己负担的成本，和成为当兵的动力。
但是天下大定之后，战场只是限于边境一带，内地人民并不常常遇到死亡的威胁，人命相对价值提高，老百姓就不太愿意“以命换钱”了，而且国家正规化之后，部队纪律加强，战场掠夺的机会大大减少。
这时候，谁还愿意干这自己贴钱赔命的买卖？
家园 写的不错 所以历史给人一个教训：那就是需要不断的变革才能进步甚至仅仅是为了保持稳定。
某种意义上安史之乱不过是压垮盛唐这座看上去华丽，但是根基已经动摇之大厦的一根（也许非常沉重）稻草。对此言不太认同。安史之乱之所以在2000多年封建史中格外刺目，那是以为它把中国封建盛世的最高峰给拉了下来，给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此武人基本再没有机会专权，甚至最普通的老百姓心里都普遍有这么一种偏见和防范的心眼。看看晚唐的致命毒瘤是什么？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无不因安史之乱而起。假设安史之乱能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那我想这种破坏力将会是有限的，是的，也许唐朝根基自己被自己动摇了，但他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缓慢的衰落并死亡（也许类似明朝，但维持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我想如果是这种结局应该要比安史之乱的结局强的多！
家园 【原创】盛唐的阴影 唐朝290年的历史当中，八世纪前半叶君临天下的玄宗（712-756年在位）的治世，年号为开元和天宝的时代被称为盛唐。从文化的角度看，李白，王维，吴道玄，颜真卿等各方面的明星使得盛唐显得夺目。从这时候的人口统计看，太宗时期仅有三百万户左右的唐朝，到了玄宗时期，726年已经有了770万户，四千万人以上；754年已经有了九百多万户，人口超过了五千万。然而就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第二年的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彻底打断了太平盛世的美梦。
首先值得瞩目的是，在唐朝的人口统计中，丁男，21-60岁的男子比例异常之少。大致以安史之乱为界线，此前唐朝实行的都是租庸调制，其中丁男为负担租庸调以及兵役的劳动力。唐朝的人口从租税的负担情况，可以分为负担租庸调的“课口”以及不负担的“不课口”，一个家族如果只有不课口的人员，则称为“不课户”。法律上承认的不课口包括官员，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男子，伤残疾病导致的丧失劳动力者，一般女性，贱民身份的部曲奴婢等等。丁男为“课口”，一家中只要有一名丁男，就称为“课户”。然而在754年的人口统计中，三百八十万户，大概占总人口42%的家庭为“不课户”；人口五千二百八十万，85%强的人口为不课口。第二年安史之乱爆发，课户，课口的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女性全部归于不课口，因此不课口的比例当然会高一点。尽管如此，只有15%不到的人口成为负担租庸调的“课口”，也难以看作一个正常的结果。
不课口的比例如此之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武则天时期开创了不通过科举，也可以授予部分庶民官品的制度。但是从这个制度中得益的都是有一定资产的地主阶层，并不涉及到人口比例占压倒多数的农民，也很难成为完全的理由。最大的理由，还在于为了逃避租庸调兵役等负担，农民故意“篡改”了家庭的比例。
20世纪初，一支由英法探险者率领的探险队到达了敦煌，发现了玄宗时期的地方户籍纪录。其中30户左右的全部人口统计，总人数212人中，女子138人，男子74人，丁男仅有33人。这个纪录和754年的丁男（课口）只有15%的统计相符。在基本上全部照抄唐朝制度的日本，自从奈良时代开始，人口统计中也出现了女多男少的倾向。在902年的《大政官符》中，出现了所谓的“一男十女”，户籍统计并没有真正反映人口构成的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中日两国农民在类似的制度下采取的类似抵抗措施罢了。
总而言之，754年的人口统计不能简单看作当时唐朝真正的人口统计。唐朝中期编纂《通典》的杜佑就曾经估计，唐朝真正的户口，至少也有一千三，四百万户。也就是说有至少三百五十万户，占全部比例1/4的人口脱离了唐朝的控制。这其中或许有逃离官府视线的自耕农，大部分还是隶属于贵族，官僚，寺院，道观等等新兴地主阶层的佃农。
这里插一句嘴，整体上唐朝寺院道观等是不可忽视的土地，人口所有者。比如长安有佛寺，道观145座左右，大荐福寺有僧人两百名，大慈恩寺有三百人左右。这样的大寺院，各种勤杂人员估计为一千人。如果每个寺院道观平均人数四百，整个长安就超过五万，达到长安百万人口的5%。实际上在敦煌发现的人口统计中，两万人口中就有估计为一千人左右的僧尼，和长安的统计也基本吻合。
秦汉以来的各个王朝为了确定王朝的基础，对基层农民课以各种赋税负担，因此对人口户口统计非常重视。早在公元2年，西汉就进行了有记载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户籍登录上造假，伪装自己的家庭成员构成，对于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基础是从根本上的抵抗。但这也只是一种抵抗方式。作为另外一种常用的方式，就是逃亡，逃到封建官僚不易察觉的地方，成为逃户。按照唐朝律令，课户成为逃户，逃亡一天笞三十。武则天时代以来的“括户”制度，逃户发现后进行处罚（百日内自首者免于处罚），并且原则上要送回原籍（另有些变通规定），称为“括户”。在玄宗时期的723年前后，全国括户达到了最高峰的八十万户。对比两年后全国人口七百多万户的人口统计，再考虑到多少会有些没有被发现的逃户，估计每九户中就有一户成为逃户。这样大的规模，一个接一个处罚已经不现实，而且过于严厉的处罚有导致抓回来的逃户再度成为逃户的可能，玄宗时代逐渐放弃了对逃户的惩罚，也放弃了不允许农民流动的原则，允许逃户逃到新的地点后安居，称为“客户”。唐朝尽管在原来的方针的基础上大幅度让步，客户仍然要负担租庸调和兵役，也就是说无法负担的时候仍然有再度成为逃户的可能，实际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更严重的是，逃户频发的地区，恰恰是对唐朝最为重要的长安洛阳等中心地区。整体上唐朝的耕地富足，因此规定了丁男每人口分田（唐朝田制一种）80亩（每亩580平米左右）的均田法。但是在长安洛阳等人口稠密地区，无法供应这么多耕地，丁男每人只能分配40亩，被称为“狭乡”（相应的，可以保证80亩的地区被称为“宽乡”）。而在这种中心地带，又是各种其他负担，包括严厉的府兵制之重点负担区域。理所当然，这导致了逃户的频发。人口逃亡导致村落结构发生变化，并且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唐朝的广大领土中，除了羁縻州以外，存在着三百五十左右的州府。所谓的府，就是州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比如长安附近的京兆府，洛阳附近的河南府。平均每个州府下辖四县左右，当然分布并不平均。比如重要的京兆府，下辖就多达二十县。京兆府西边的岐州，安史之乱中的757年，当唐军夺回长安洛阳时被升格为“凤翔府”，下辖九县，一度被和长安，洛阳，玄宗避难的成都，李渊李世民起兵的太原一起共称“五京”。遗憾但是也可以理解的是，就因为是天子脚下，它是个“狭乡”。在敦煌发现的众多记载中，有一条就和它下辖的九县之一的郿县有关。大概在736年，玄宗盛世的中期，就有官员称郿县的人为“疲人”，拥有一定耕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拥有的土地日复一日地被侵犯，还要承受国家的各种负担，加上疾病等的折磨，不得不成为逃户而逃亡。这种情况下的郿县被称为“破县”或者“破邑”。这名官员对自耕农的没落，逃户化的发展等等都表示了强烈的关心。同时值得注目的是，土地被逐步侵吞的小农没落，伴随着侵吞小农土地地方豪强的发展。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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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李悝（kui） 家园 路过。。。看到赵大施工。。。我来帮忙。。。见笑了。。。 唐律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唐律对唐后中世纪朝代中外立法都产生过很磊的影响。国内如《宋刑统》《大明律》《大清例律》都是以唐律为蓝本。其中《大明律》《大清例律》，都是以唐律以基本原则，按“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原则来加以改进的。国外如日本的《大宝律令》朝鲜，越南等国的法律均与中国唐律有很大的渊源。美国学者韦格摩尔的《世界法系大全》中把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可见唐律在世界法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唐律的三大特点：
第一，礼法结合，中国的礼法结合过程起自西汉，经魏，晋，南北朝以后唐律集各律之长完成了礼合结合的大业。
二，首创“唐律疏议”唐律疏议首次在文中阐明了唐律的指导思想，概说罪名之间的区别，都是以前的法律解释没有做到的。
三，内容简约，唐律一改以前法律过多过滥，互相冲突的现象大大缩减了内容。
下面介绍一下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从立法的指导思想，概说罪名区别，等各方面来解释唐律解释。
唐律疏议共12篇484条具体篇目名称和内容如下：
1，名例律共57条，集中规定唐律立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相当于现在刑法的总则，其它11篇相当于分则。
2，卫禁律共33条，主要是打击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防保卫等方面的法律。
3，职制律共58条，主要打击官员在各种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
4，户婚律共46条，主要打击在妨碍，破坏户籍，土地赋税管理和婚姻家庭方面犯罪的法律。
5，厩库律共28条，主要打击在违犯牲畜几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
6，擅兴律共24条，主要打击在军事和非法营造，兴建工程方面的法律。
7，贼盗律共54条，主要打击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财产制度等方面的法律。
8，斗讼律共59条，主要打击在伤害他人和违反诉讼制度方面的犯罪。
9，诈伪律共27条，主要打击在各种欺诈和伪造等方面犯罪的法律。
10，杂律共62条，主要打击以上各篇无法包容的犯罪的法律。
11，捕亡律共18条，主要打击在追捕，捉拿犯罪嫌疑人方面的法律。
12，断狱律共18条，主要打击在怀法审判方面犯罪的法律。
总之唐律是集封建法律精华之大成的优秀法律。。。很NB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