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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如何破解中国威胁论之我见 -- 给我打钱87405
家园 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奴隶，正如资本家是金钱的奴隶 通宝推：俺是老胡,
- 复 统一与割裂（2）
家园 统一与割裂（3） 历史1为什么中国总能统一，而西方只有割裂？
若简单的说，那就是西方人还停留在唯物正确还是唯心正确这么一个低层次上进行所谓的哲学思考，并且反复的互撕，我们中国人早就去思考硬币本身了。
历史2秦亡于暴政，没有争议。然而，我却认为，或者说我却猜想，秦之暴政不在于秦律严苛，而在于只有刚没有柔，只讲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好比钢筋，道德好比水泥，钢筋跟水泥得统筹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只做参考，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
历史3毛泽东到底左不左？
对中共党史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郑州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围绕“人民公社”而召开的，党史对第二个郑州会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第一个郑州会议我就不讲了，如果不了解，可以自行查阅。在讲第二个郑州会议之前，我简单说一下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公社化”之后，政府跟农民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原因就是公社把生产队的所得直接给调走了，“充公了”、“共产了”。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遏制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1959年2月中旬，毛泽东看到广东省委转发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注意到其中关于瞒产私分问题。广东雷南县1958年收获晚稻时，全县上报平均亩产千斤以上，但征购任务派下去时，各个生产队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时全县平均亩产跌至298斤，年底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农民惧怕“共产”对高指标所采取的一种抵制。但县委认为，粮食紧张是由瞒产私分造成的，于是错误地开展反瞒产和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强迫生产队和分队产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造成基层形势紧张。……
为了弄清瞒产私分问题，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南下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获悉了农村中“一平二调”的具体情况：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拉平分配，一些队的好粮被别的队无偿调走，社员群众的猪、鸡、木料等被公社调走修“万头猪场”；许多地方瞒产私分。……
经过一路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发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存的一些重要问题。2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分配问题，还是基本上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四位地委书记谈话，一开始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瞒产是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
通过这一段记叙，我们不难发现毛爷爷很快就发现了“硬币”本身，而不是在站在“硬币”的左边去反对右边，或者倒过来。这个“硬币”就是所有制。而这个所有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拿 生产队来说，它有双重身份，对农民而言，它叫公，对公社而言，它叫私。这就好比一个母亲，她既是她母亲的女儿，亦是她女儿的母亲。生产队有双重身份，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多人没有看明白的，但是在工作中却能感受到，比如当公社从富队当中无偿将好粮调拨给穷队时，富队就不乐意了，即便同意了，也打算“躺平”不干了。我看河里有贴子说“农民觉悟不高”，我倒想提一个问题，认为农民觉悟不高的人能不能把自己的房子匀出来？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因而还没有被 解决。这主要是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主要农产品收购任务完不成，全国普遍发生瞒产私分。毛泽东认为，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应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中找答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是逐步深化的。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制到社的大集体制，也需要一个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模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所有制。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说，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他把“共产风”的内容归纳为三条：即贫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范围内造成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出，首先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他指出，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 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有些人一讲话，就是依“马克思主义”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马克思主义在这好使吗？毛泽东谈的是现实问题，“公社化”、“共产风”把农民都搞怕了，再不调整，就要出大事。这是一。按劳分配，难道没有“私有制”的成份？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那么人呢？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大有小吧，这样来看，人不始终是“私有制”？这是二。其三，按远景规划来看，“将来进入共产主义，是要按需分配的”，怎么个按需分配法呢？张三说我要想要个高鼻梁的老婆，这算不是算他的需？那你是不是要分配给张三 这样一个老婆呢？如此来看，按需分配无异于画饼嘛，并且就算是画饼也没有这样画的啊。难怪马克思要搞辩证唯物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一样，这不是彻底的把人给物化了吗？
别说是马克思自己都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是当时的党内同志，有相当多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同志，也一时接受不了毛泽东的观点。
据1959年3月4日王任重日记记载：“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尽管“王明左倾”都被写进决议里去了，但并没有在党内消失，相反，教条的和冒进的左倾分子在党内一点都不少。对于这些左倾分子，毛爷爷还要注意保护他们的热情，多次召集会议，做说服工作。是不是感觉像娃娃？如果真是娃娃，那就好办了，关键在于他们都很“懂”。相反，那些看起来“不懂事”的农民就好打交道多了。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传达，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接到开会通知，开始以为又是反瞒产、搞整风，因而情绪不高，甚至心存抵触。有的地方只派几个代表参加，还有的干脆不到会。听了传达之后，许多人恍然大悟，顿时情绪高涨，不等会议结束，便纷纷打电话将会议情况通报本地。结果，不仅未到会的人立即赴会，而且有些没有通知到会的基层干部还自带背包干粮上省城，主动要求参加会议。
现在知道“自干五”的出处了吧？😁😁😁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这个事，远没有结束，找出所有制实际上双重身份，既有“公”亦有“私”这个“硬币”才是 第一步，紧跟着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公社内部以哪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里就不转载了，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己去看。
通过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出现，你可以说是参考了马克思主义，你也可以说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一个需要，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这是其一。其二，从个人到生产小队，再到生产队，再到生产大队，再到公社，再到县、地、省，最后到国，有一个“层级制”，这跟我们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官僚制”极为相似。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因为需要。一来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公社，一下就把农民都归到一个公社里去了，二来也是由下至下管理的需要，换言之，没有这样的能力“一竿子插到底”。当年朱元璋就想“一竿子插到底”，结果呢？把自己累个半死不说，后来还得依靠“层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跟马克思主义已经关系不大了。如果说，跟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有一个发展的预期，一个演化的方向，从小集体逐步发展成大集体，从集体逐步发展成全民。问题是，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吗？
在我来看，毛爷爷难呐。一个，他要搞定教条、冒进的左倾同志，既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工作，又要保护他们的热情；另一个，他又要搞定保守、疑虑的右倾同志，劝说他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不仅能够赢得军事上 的胜利，照样能赢得经济建设上的胜利。这两伙人都很难搞，难搞就在于他们总的来说，可以称之为“中层干部”。如果说党中央是“县官”，那么这些“中层干部”就可以叫作“现管”，“现管”不给力，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而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极大的调动起来，那么任务就难以完成。而越是任务难以完成，这些党内的左倾和右倾同志就越是固执己见，越是争吵不休。
此外，我私下里认为，毛爷爷还有第三个难，这个难就太难了——当然，你完全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是胡扯。我认为毛爷爷还得装傻充楞，有意的“犯错误”，不这样做，就无法“引蛇出洞”，比如，如果毛爷爷之前不豪言壮语一番，“我们很快就能超过英国”，这些左倾就不能充分的暴露出来，他们就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左；自然，右倾也不能暴露出来，也认识不到自己有多右。我有没有证据呢？往下看。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在他看来，总路线是正确的，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他讲了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历史地观察问题、权要集中、解放思想、集体领导等16个问题。……毛泽东对高指标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 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二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在我看来，毛爷爷的讲话不是在自我批评，而在告诉大家如何自我批评，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自我批评。为了有这样一种较好的“教学效果”，还得自己先“犯错”。是不是像极了课堂上“犯错”的老师？
说起来都是泪啊。😥😥😥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你这是在神化毛泽东，他还故意犯错，假装犯错？你也能吹了吧！”所以我讲了，这一截，当我自言自语好了，不争论。
第三部分就写到这里。
- 复 统一与割裂（3）
家园 叙事 历史1我觉得不够准确，每个时代都会涌现思考硬币的人，顶多被认为本原论、太原始。问题是唯物叙事让人以为一直如此，这是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对立神话。
但是思考硬币是汉语常识，别人不是。所以只是不准确而不是不对。
历史2是一种常见理解，缺乏精神或者说人心的确是关键因素。但亡的那么快，主要还是行政能力不足。忘记是谁的说法，是吃太快，撑死的。很贴切。要知道汉代建立七十多年，才补充了这个精神实质。
历史3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吗……这就像之前讨论制度和包产到户，不讲具体，制度就是个空能指，什么结论也不会有。也可以归结为预设问题，某些名词所带的基本预设，和现实有距离。更常见的说法则是……普遍主义。
- 复 统一与割裂（3）
家园 统一与割裂（4） 解决之道硬币的正面或反面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高谁低的问题！硬币的正面或反面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高谁低的问题！硬币的正面或反面不存在谁对谁错、谁高谁低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得连说三遍才行。什么才叫错呢？
硬币的正面反复证明自己对的，证明硬币的反面是错的；硬币的反面也这么干。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两个人跑到太空中，互相踢对方一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即便一个人弄不明白“硬币是什么”，他也应该明白“跟相反观点纠缠”不仅没有意义，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正”（左）或越来越“反”（右）。
更要命的是，有的人在撕逼中，发现对方讲的也“有道理”，于是就从硬币的正面跳到硬币的反面去了，再想一下，又跳了回来。这叫横跳吗？这比横跳严重多了，这会制造出思想混乱。思想混乱逐步发展下去，就必然患上焦虑症或者抑郁症。如果再发展，就必然要吃药，因为大脑此时会出现物理性病变。还有更严重的吗？我不说了。
尾巴或许有人会问，你最开始说，统的要义在于统筹，这不还是个制度问题吗？
没错，这里确实有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问题若往简单里说，那就是刚与柔得分设成两个部门，而不能合并成一个部门。比如，法律就刚，道德就柔；又比如，计划就刚，市场就柔；再比如，父亲跟母亲（若配置得当）其中一个刚另一个柔。
制度是需要发展的。这是因为第一，生产总在发展；第二，有些问题一开始认识不清，合到一个部门里了，后来才发现需要分成刚与柔两个部门。
然而，制度的发展还得靠人，对吗？这是其一。其二，一切事情最终都是人来干（当然了，假设将来由AI来负责刚的部分，那么人就主要承担柔的部分了）。因此，人的素养就成了关键。比如说我们建国之初，从1949到1978，为什么这样那样了呢？说简单点，人决定的。人决定了后来矛盾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能抢在这之前，把工业基础打下来，能搞出“两弹一星”，相当不容易了。当然了，空想家们还是可以“证明这一切都可以避免的”，我从来说不赢空想家。
我个人所见，张三怎么搞都是个左，李四怎么学都是个右，这事挺合理。如果张三跟李四都 能懂得“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甭想打败谁”，就算个人素养达到及格线了。
这个贴子，从头到尾都在谈统一与割裂，从主贴“破解中国威胁论之我见”开始。
- 复 统一与割裂（4）
家园 黑蛋 人家都是放个彩蛋，我却放个黑蛋。为啥？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你讲的话，动摇了他的“三观”，他有可能找你拼命。原因就是他的“三观”没有经历过破坏与重建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过程。
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说，这就好比说，你打算盖多少层决定了你的地基要打多深。不过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马克思本人没有说过，是某人为了某种目的假借马恩的名义说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但对于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 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中, 则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 批判了杜林关于“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阐明了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不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瞧，是不是在跟唯心撕对错？
嗯，好多话孔子本人也没有说过，甚至孔子本人有没有说过也无法考证。所谓无法考证就是“书一定是后人重新修过的，原本没有人见过”，既然如此，如何证明有些话是不是本人说的呢？其实是有办法论证的，具体哪句话无法考证，但孔子或者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总是不变的。坏就坏在马克思搞的是辩证唯物主义，那就意味着是部分的承认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的……
类似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有很多，好比张三把李四给骗了，那么张三就要负全责喽？我们说张三行骗张三要坐牢，那是站在法律层面来讲，然而，站在教育层面，是不是也说“李四你没长脑子吗？这么容易叫人骗 了？”
总之，这个黑蛋只是将“硬币的两个面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具体化了。我之所以要把这个黑蛋放在“字幕之后”，只是不想让一些人太难过。
家园 考一考：有位大姐 为了方便找工作，把年龄改小了，除了年龄之外身份证其它地方没动。然后给抓着了，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张三说：罚重了。李四反驳，该罚。
怎么破？硬币在哪？
顺道问一下月之回忆河友：我比较好奇有什么例子不方便举？
家园 老虎为何要向狼狈解释自己对它们没威胁？ 有这个必要吗？有可能解释清楚吗？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家园 方法都挺好 不过什么方法也不会有比较大的改变，会有所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太大。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质是西方对中国被煽动起来的敌意。只有西方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需求才会推动对中国的敌意宣传。那么任何中和那些敌意宣传的举措最后面对的实际上是面对西方最核心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最后只会上升到中和敌意的力量与煽动敌意的力量的对决。这是什么方法都不会起（太大）作用的原因。毕竟中国在解决自身内部问题之余，没有余力了。挨骂被锤，中短期内恐怕也只能唾面自干忍忍拉倒。顶多派外交官去吵架。多的真的搞不了。也搞不起。不过西方搞这些，它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西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运用了力量，同时浪费了时间。如果它们通过优化内部的方式，以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同中国竞争，那中国真不一定能行。但是既然西方摆脱不了自身的错误闭环，它浪费在错误方向上的每一秒和每一份力量其实都是在帮中国，在造就西方将来的失败。
家园 为什么要破解？ 没必要，更没可能破。
国际社会的本质是丛林世界，这个你没有异议吧？丛林里谁对别人没有威胁？当然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渣渣啦。
只要你不是渣，你就是威胁。怎么破？
通宝推：玉米菜,家园 感慨：有的人脑子算是彻底坏掉了 曾经有一位女性跟我说：“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对女性真是不友好，我既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
我没接话，等着她展开。
果然，她继续说道：“你看，如果我去结婚，就要准备婚房，怎么装修、买什么家具，得扯一堆皮，搞得身心俱疲。我结婚了，公司就要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好有所准备。我要是怀孕了，我就被调离原先的岗位，成了边缘人。等我生了孩子，休产假，再回去，工作已经没了，实质上被辞退 了，我又要重新找工作。教育孩子也是个问题，我没有信心能把孩子教育好，孩子长大了跟我不亲我更痛苦。所以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如今各种社会保障比之前健全多了，一个人过自由自在，等老了，实在是不行了，也就是一闭眼一蹬腿的事。”
我一边听，就一边回忆起另一次一个朋友跟我的谈话，他说：“你说这个股票怎么炒？比如现在10块，你能肯定它会涨吗？它要是明天跌了呢？比如9.5。9.5你敢买吗？后天可能跌到9，对吗？这是完全没谱的事，怎么会有人去炒股票呢？我想不通。”
假设，假设有个张三，犯下了无数罪行，到处抢劫，却次次都让他逃脱了。这个到处抢劫的张三，最后一次落网了，被判极刑。这日子是不是过得潇洒极了？真的有人对我说：“说实话，这真叫人向往，可惜我没那个胆子。”他又补充道：“电刑有什么可怕的，也就是一眨眼的事。我前面爽了那么久，值了。”
人，无论怎么过，一辈子总账算下来，都是喜忧参半的。然而，怎么个喜忧参半法，却是个学问。活60年也好，活80载也罢，99.999999%的时间都爽得不行，最后痛苦一下，将要承受的是该有的全部痛苦。压强=压力/面积。全部痛苦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起袭来。极右知识分子、大资本家，所有的“理性人”，都是这么种喜忧参半的活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材质、结构能承受无上限的压强，包括恒星在内，人更是一种脆弱的生物，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理性人”用他们的大脑将自己“制造”成了一种能承受无上限压强的“特殊材料”，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脑子坏掉了，并且坏得非常彻底。
家园 说道说道“喜忧参半” 喜忧参半，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而言，意思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活绝不只有一种味道。
但喜忧参半对于西方人而言，就是另一个意思。到底是啥意思？是一个算账的意思，他们要算，喜多还是忧多。
马克思鼓捣出辩证唯物主义，那是有针对性的，针对西方社会的唯心主义。这玩意，其实中国人是不需要的。因为 唯物主义根本无法“打败”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都是算账主义，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张三跟李四都拿了10万买了同一支股票，都是10元成本。这支股票涨到20元后转为长期下跌。张三15元时卖掉了所有股票，李四也是15元卖掉了所有股票。张三觉得赚了，而李四觉得亏了。
唯物主义就会说：“李四这个人不顾客观事实，明明你是10元买入15元卖出，明明你有利润，但你非要说亏了，你唯心。”可是李四为什么还是觉得亏了呢？
人类社会中有很多概念，都是成对出现的，比如没有饿过三天，就不知道吃饱有多幸福。可以这么来理解：有一条线段AB，人，在其中设置了一点O，并且定义AO为喜，BO为忧。人类是一定会这么干的。所以唯心主义是相对唯物主义而言的，没有唯物主义就不存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某某人自己把点O的位置改变了，靠的是“想”，而不是客观事实”。所以唯物主义其实要表达的是，“你得按我这种方式来算账”。这，怎么可能打败唯心主义呢？唯心主义必定会说：“怎么算账，这个点O搁哪，我还得听你的？我的大脑难道不是我自己做主么？”
中国原本是没有这些玩意的，但是中国有一个等效的东西：多数人，或者说社会公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马 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因。也就是说，点O在哪，由多数人说了算。当然，这同样无法“打败”少数人。
算账主义的问题出在哪？那就是：你为什么总是去算账呢？有很多事根本就算不清，天天算，事事算，这不是给自己添堵、给社会添乱吗？
从方法论而言，我认为要摆脱算账主义的控制，那就是以任务为航标：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要么，能完成，要么，不能完成，要么，完成一部分。没有别的。
家园 辩证唯物主义压根就不是给中国人“准备”的 在西方，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论战是由来已久的。这是其一。
其二，甭管是卢梭还是马克思，都要讲一个东西，那就是经济。然而西方人嘴里的经济，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压根就不是一个概念。中国讲的经济，是经纶济世；西方人讲的经济，通俗点，就是钱多钱钱少的问题。同样的，社会这个词，在西方跟中国也不是同一个概念，西方人嘴里的社会是群居的意思，而中国人讲的社会是命运共同体的意思。统治跟治理也相似，统治是西方人的概念，治理是中国人的概念。
正因为如此，只谈唯物主义，而不谈唯心主义，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好比你只讲一个硬币的正面，却不讲它的反面。只谈唯物不提唯心的必然后果就是会“自动生长”出唯心主义，因为 唯物主义不可能独自存在，一个硬币不可能只有正面而没有反面。
为什么要加上辩证两个字呢？这是因为 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唯物主义说不圆乎，所以他就补了辩证两个字，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跟唯心的关系，有点刚柔并济的意思。其实也有辩证唯心主义，纯唯心也是说不圆乎的，这一套也来个刚柔并济。既逃离现实又欺世盗名，就是辩证唯心主义。不管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心主义，都说不圆乎。为啥？因为它们是算账主义的两个面。这个算账主义当然无法全面解释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自打中国引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传授给年轻人之后，我们 这个社会就必然会出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大论战。前几年，这两派争的是幸福感，唯物的说幸福感上升了，唯心的说“我觉得不幸福，幸福感下降了”；这几年呢？这几年争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唯物的就说“搞的就是社会主义”，唯心的反对，“你这个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参与大论战的人，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书的，甭管他高中文凭还是硕士文凭。一没有通读西方哲学史或者思想史，二没有通读中共党史，只你哪怕浮光掠影的把中共党史翻了一遍，你也会知道，连党中央都不知道啥 叫社会主义。
以上，林林总总，四个字总结：邯郸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