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唐惊变（9.13更新） -- 扶楠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遵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这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是杜鸿渐和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屋，准备食物用具等等，自己则去平凉迎接太子。见到太子后，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基本上就是前面几人商量的话的意思。其实不用多劝，李亨早已决定去灵武了，既如此，大家上路吧。

李亨起初从平凉出发时，据说“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吉兆啊，可是黄龙什么的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史家的编造。这不妨后面再说。当李亨走到丰宁南部，看到了牢固的黄河天堑，因此打算“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比灵武更靠近前方，由此可见李亨是很想有为的，可惜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所以只好回军灵武，而这时风沙却停止了，天地一片廓清。有人认为这里又是史家作怪，怎么风沙来的这么是时候，又停的这么是时候呢？明显是为了宣扬李亨到灵武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才编出来这么一段。这么说未尝不可，但李亨这一路上“符合天意”的行为不少，为何却没有再多写点什么吉兆呢？我觉得未必是编出来的，按照史书所载也可以解释一番。譬如风沙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后来越发的大了。前面说的什么彩云浮空、白鹤引前，还有黄龙腾空而去，可能就是风沙的预兆。“彩云浮空”，也许是阳光照在悬空的细沙粒上散射产生的景象；“白鹤引前”，要知道古时甘肃、陕西等地并不是现在黄土高原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远古，水草丰美，所以才会孕育中华文明，因此那时有白鹤一系列的水鸟也不算奇怪；最荒诞的当属“黄龙腾空而去”，但这个“黄龙”会不会是龙卷风呢？如果不是，那可能也是当时黄沙飞满天，然后人们夸张说当时天空中有一条黄龙在飞。风沙最严重时，李亨不得不回趋灵武，而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就快要平息了，所以他回军灵武时碰上风沙静止，也合情合理。

一路上还算比较平静，比前面暴风骤雨似的赶路从容多了，在七月初九，李亨终于到达了灵武，他的这段“西行漫记”也宣告结束。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㈠、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们，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乱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一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

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的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出了驿站，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马驿之变即宣告收场。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得罪宦官太苦了，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一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朝臣跟来的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断定，他也是杨国忠一党，可否？若单从韦见素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我们先推测一下，馆驿分内外，诸兵士当然都在外面，陈玄礼作为统帅也得在驿外，而皇帝与大臣则在驿内；馆驿的房屋当也有内外之分，女眷当然得在内庭了，而玄宗以及宫人也是在内，大臣们则相对靠外。整个结构差不多可说是里、中、外三层。事发之际，韦谔又在哪里？韦谔后来劝玄宗早下决心杀掉杨贵妃，可见他这时，是在最里层，那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首先，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但有可能从外面两层进去。如果事发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层，当听到外面很乱的时候，理应由儿子出来看情况才是，但韦见素却是自己出来的（正因为此才被打倒在地），这可以反证，韦谔当时没有呆在中层。因此，韦谔多数是从外面进到驿内。我认为，韦谔也是参与了这次哗变的。后面玄宗让陈玄礼进来，所记的都是“陈玄礼等”，有身份能与陈玄礼一起进去的人，不大可能是普通的小兵，除了其他一些将领外，应该包括韦谔。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他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他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夏商两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他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那我们能抛下自己的史书不管，去相信别人的说法吗？当然不能。但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可以说附会的成分较大，非常不可信。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他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和现在很多歌曲比起来，当然不算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