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3-Alec Ryrie：神国、人国与第三帝国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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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关于极端基督教系列讲座的第三节。就极端程度来说，今天的主题可谓极端之至。你们想必都很熟悉都很熟悉所谓的戈德温法则或者说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现代世界的每一场争论最终总会沦落到一个人骂另一个人是纳粹的地步，然后理性讨论就走到了尽头。此话很有道理。自从1945年以来，西方文化就拥有了一件两百多年以来都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也就是关于何为邪恶的定义参照点。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文化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宗教而言尤其更加重要，因为定义邪恶与规划道德本来就是任何宗教团体的核心任务。在纳粹面前，欧洲主要宗教团体全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针对纳粹本质的缓慢认识归根结底是一场世俗运动，我们如今的公共生活也围绕着邪恶的世俗定义展开。在我看来这是理解现代宗教历史的关键因素。今天我想讲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德国的基督教团体——尤其是新教团体——如何应对纳粹。这个故事包含着串通、积极支持以及非常限度的抵制。

就一般意义而言，纳粹本身既不相信宗教也不主张无神论。希特勒本人从未公开弃绝过自己从小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天主教。在临死前几年他的确激烈地反对教会，并且恶毒攻讦基督教是犹太人发明的神话，是犹太GCZY者针对德国人的阴谋。但是他同时也认为无神论是GCZY的信条，无神论者都是劣等人。他还嘲笑某些纳粹党员企图重新振兴古代北欧异教的尝试。自从纳粹党于1920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所谓“积极基督教”这个滑不留手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定义很松散，主要在于反对犹太唯物主义精神以及个人主义。不过希特勒确实认为纳粹应当培养某种神性的概念。纳粹的精神意义并非基于任何神灵，而是基于雅利安种族的纯洁性，这一纯洁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纳粹党本身。

很难说纳粹是什么有意义的、核心在于仇恨犹太人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但是要不是之前有长达千百年的基督教反犹主义作为铺垫，纳粹的伪科学反犹主义根本不可想象。基督教仇恨犹太人的首要接口是一项奇怪的指控：犹太人集体杀死了基督——而实际动手的罗马人则遭到了无视。除此之外还有千百年来基督徒针对犹太人的小火慢炖式反感：犹太人居然如此顽固地坚持要继续存续下去，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难道没有见到弥赛亚已经到来？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早已过时？所以千百年来基督教政权之所以允许犹太人继续顽固地存在，是希望他们担当见证，彰显上帝的慈悲，一有机会就会对他们打压迫害，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此外还会让他们承受时而发作的暴力。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以及北美的犹太人逐渐赢得了法律权利与一定的公共接受。但是反犹主义同样与时俱进并且获得了两副看似相互矛盾的面孔，对于政治保守派而言，犹太人变成了无神的社会主义商业化唯物主义者，妨碍了德国在精神层面的统一一致——一种幼稚且并非完全无害的渴望。在这些人眼里，犹太人代表着一切妨碍。1928年，路德宗学者保罗·阿尔托依兹（Paul Althaus）警告德国人小心“某种特定的导致崩坏与道德堕落的城市化精神，其代表如今主要是犹太民族。”

另一方面，抱有自由派神学立场的基督徒则发现新兴的圣经学术研究帮助他们抛弃了旧有限制，掩饰了他们原有的反犹主义冲动。相当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主张古代加利利的民族主要是非犹太人。或许所谓童贞受孕的奇迹是为了掩饰基督的生父是一名罗马士兵的事实。耶稣的父母家世曾经证明他有神性，如今更是干脆证明了他不是犹太人。按照最尖端的科学种族主义提供的最新分类法，耶稣甚至很可能被十分乐观地归为雅利安人。世纪之交德国自由派基督教神学的领头人阿道夫·冯·哈纳克认为，基督教已经如此远离了犹太教，以至于旧约或许不应当被视为基督教文本的一部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德国新教学者都认为应该低调对待旧约，不再用旧约给子女起名，并且不动声色地在教会生活当中逐渐淘汰例如哈利路亚之流令人尴尬的希伯来语词汇。

1939年，德国落成了一家旨在研究与根除犹太教对于德国教会生活的影响的机构，名为去犹太化研究所。这家研究所并非由纳粹创办经营。研究所位于1521至1522年间马丁.路德翻译德语新约的工作地点瓦尔特堡，显然意在主张德国宗教民族主义最显著象征的衣钵。自从1933年以来，纳粹党就将马丁.路德强征成为了他们的象征，正如这幅海报所显示的那样：“希特勒的斗争与路德的教诲是德国人民最有力的保障。”路德笔下臭名昭著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小册子被纳粹重印了许多次。研究所的主管是著名的新约学者沃尔特.格伦德曼（Walter Grundmann），他在研究所建成论文当中宣称他们的工作无异于第二次宗教改革。路德颠覆了教皇针对基督教的钳制，现代学者们则揭露了旧约的先入之见对于新约理念的扭曲：“我们愤怒地认识到，旧约以及一部分新约当中的犹太特质阻碍了无数德国人阅读圣经。”基督教必须洗清犹太教的影响。由此听众们自然可以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基督教世界也应当洗清犹太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大多数德国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来说很难熬。他们的国家在1918年遭受了意料之外的军事崩溃，令人羞耻的和谈条约，高企不下的通货膨胀，放荡的自由主义与反教会的世俗主义随后又在文化层面接管了德国。国家新教教会曾经是德国身份的宝库，但是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遭到了抛弃。GCZY与社会主义的势头在国内国外日渐高涨，看似正在威胁整个西方文化，让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感到挫败与愤怒。于是他们投向了右翼政治，这其中越发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的承诺整合了古代德国价值观与现代世界。这条信息指向了那些认为现代无法忍受，但是也清楚古代无法回归的人们。纳粹大量借用了基督教的用语与象征主义。1933年的另一张竞选海报声称超过300名纳粹党徒被GCZY者杀害，并且主张他们都是殉道者。假如纳粹的暴力风格令人不耻，这至少证明了他们言出必行。他们终究还是得到了足够的票数，1933年加入权力中心，因为当时德国的政治中心认为接纳纳粹党是唯一避免国家滑向GCZY的途径。

如果有人认为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只是一次常规的权力交接，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为了打击政敌，纳粹在1933年春天依靠突击队与褐衫军发动了一系列反犹太暴力，100名犹太人被谋杀。这一事件的规模直到最近几年才得到充分揭露。犹太商业遭到抵制。新政权很快实施了所谓的雅利安原则，旨在将犹太人从所有公职岗位驱逐出去。外国观察家大为惊骇，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倒并不是特别喜爱犹太人，但是他们也不想看到暴徒在街上砸烂商店橱窗。在1933年4月的常规会议之前，国家新教教会被请愿淹没，信众们恳求各位教会领袖们仗义直言。在这场会议上大多数发言人的确表达了对于事态的厌恶。但是大多数人都主张谨慎。很多人都认为新政权至少部分正确。他们将新政权的条例与德国犹太人在十九世纪解放之前的处境相比，认为或许这只是返回了旧有的状态，或许基督教再一次成为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也有人真心相信确实存在犹太渗透与颠覆行为。曾经在希特勒就职典礼上布道的新教主教奥托.迪贝利斯（Otto Dibelius）声称：“我一直认为我本人是反犹主义者。我们不能忽视犹太人在现代文明所彰显的一切破坏性方面都起到了主导作用。”

尽管如此，在四月会议上许多人都关注祖籍犹太裔的受洗基督徒的处境。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至少在理论上这些人就是基督徒，但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却不容许犹太民族的污渍被洗礼冲刷掉。所有反犹太规章都同时作用于受洗与未受洗的犹太人。希望德国新教教会在这个问题上至少适度抗议一下应该并不为过。但是在1934年4月的会议上他们决定不这么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未来十二年间都坚守这一决定。其中的原因包括恐惧、一厢情愿以及真心相信的神学原则。马丁.路德的神学原则基于他所谓的“两个王国”理论：教会与国家是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坚决不能相互僭越。在二十世纪早期这一原始理念不断发展或者说退化，以至于教会放弃了针对任何政治议题发表意见的企图。教会依然会提出某些泛化的道德指导，但是他们也承认，如何在混乱的政治世界践行这些道德指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畴。如果政府以国家事务为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路德宗教会根本无言以对。显然上帝允许纳粹掌权，因此教会不应当违背上帝的意志。

最显赫的基督教神学纳粹批评者卡尔.巴特在1939年写道：“两个王国的教条如同一朵乌云悬挂在教会思考与行为的头顶，影响到了德国教会所采取的几乎每一项举措。”他写下这句话时尤其正在思考最近的一起事件：一个亲纳粹压力集团要求德国新教教士向元首希特勒个人效忠，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了。誓言非常直白且吓人，要求宣誓者完全服从希特勒本人，完全不顾上帝、良知或者法律。但是千百年来基督教国王一直要求自己的臣民向自己效忠。现在国家的合法元首也要求他的人民这样做，他们怎敢拒绝呢？真正让这一幕沦为闹剧的是纳粹政权拒绝接受效忠。希特勒的个人秘书马丁.鲍曼也一贯厌恶教会，他宣称效忠与否都是教会的内部事务，应当全凭自愿。所以就算国家并不要求效忠，德国的新教徒也难以自禁地要向国家效忠。

如果说有人避开了这个陷阱，那肯定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位年轻的教士很早就看穿了纳粹党的本质。但是在1933年，就算他也承认存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国家必须假意解决。而且国家也理应享有按照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自由。他一开始回避两个王国教条的方式是主张世俗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如果世俗国家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导致街头暴力横行，那么教会就有责任发声。后来他意识到街头暴力原本就是纳粹政策的一部分，于是他宣称纳粹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家政府，而是犯罪集团。这是很有效的解决策略，不过未免过于直来直去。朋霍费尔后来成为了积极的反纳粹同谋者，在1945年4月被绞死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反思了为什么没有多少德国人愿意对抗他所谓的“最激进的邪恶”。他将这一点归咎于致命的谦卑，致使德国人更乐意相信统治者与法令，而不是自己的本能。这一品质本身并非不足取，但是当政权给出邪恶的命令，德国人会展现出毫不负责任的无所顾忌，几乎不会考虑自己的良知作何反应。反过来说，一旦他们开始考虑对抗邪恶政权，他们的良知又会陡然苏醒，为他们百般掣肘，严重妨碍他们采取行动。因此服从与遵从总是阻力最小的道路。

许多没有这么高尚的冲动也平整了这条道路。纳粹政权当然也恐吓过教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并非依靠直接攻击，而是依靠凶险不详的暗示。在1933年4月的第一次反犹辩论大会上，德国新教教会主席承认，当他见到希特勒的时候根本不敢当面提起反犹的问题。即便在当时也已经显而易见的是，纳粹政权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并不很客气。在政治上抱有保留态度的基督徒经常会遭受吓人的骚扰。盖世太保或许并不会经常性的监视他们，但是确实会让他们以为自己经常遭受监视。这些人经常遭受逮捕，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会遭到释放。卡尔.巴特将这种做法称作慢慢扼杀。一点一点地掐死教会成员的活力，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草木皆兵，剩不下多少真正反抗的精力。

但是比起神学立场与恐惧都更加糟糕的一点在于，1933年4月全国教会委员会之所以拒绝讨论反犹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希望。他们还有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仅仅为了少数几名犹太人的遭遇——这些遭遇兴许还遭到了夸大——其实是失了重点。纳粹掌权象征着国家精神的复兴。他们已经战胜了GCZY世俗化。全国各地的教会人头攒动。新政府不同于世俗主义前任，他们致力于积极基督教。此前指责犹太人导致道德败坏的路德宗学者保罗·阿尔托依兹欢呼新教教会“来到了转折点，这是上帝赐予的奇迹”。他指的不是纳粹掌权，而是而是国民情绪的觉醒。这一觉醒的意义已经远远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之外。这一刻的关键在于不要浪费机遇。一封教会公开信呼吁人们“抓住紧要关头，让我们的教会再次成为人民的教会，参与建设民族国家。”这封公开信的措辞强烈暗示非雅利安人在人民的教会里面不受欢迎。但是尽管这话听上去很难听，纠结于这些细节依然意味着要让大好良机白白从指尖溜走。如果说纳粹主义确实是德国基督教复兴的垫脚石，那么它的各种丑恶行径很快就会褪色逝去。与此同时，争夺国家灵魂的斗争显然比少数几个犹太人的命运更重要。反正复兴过后的德国基督徒本来就更乐意将这帮人打发掉。

就像许多其他虚假希望一样，参加教会的人数很快大幅下滑。事实证明是纳粹在有效地利用教会而不是教会利用纳粹。但是德国的基督徒依然紧紧抓着纳粹政权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希望，而纳粹政权当然也鼓励这一点。人们相信希特勒本人不知道低层官员做出了怎样的暴行。这一主张在当时非常流行。有故事说希特勒的马甲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新约。希特勒走出教堂大门的照片暗示着他是一个文静虔诚的人。类似这样的照片被广泛传播。顺便在1941年还有谣言说希特勒经历了基督教皈依。我们并不赞同一厢情愿地拥抱谎言，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理解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故事还并不仅仅在于中间派、建制派教会不甚光彩的得过且过。也有很多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全心全意地支持纳粹。1932年，一个地区纳粹党领导人织了一个论坛，召集了纳粹党徒以及同情纳粹的教士们。他打算将这个团体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新教教团。希特勒一直非常注重保护纳粹党的品牌，他不允许这个团体使用纳粹的全称，于是这个团体就改用了一个更简易的名字：德国基督徒。在1933年春夏两季的一段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德国基督徒组织似乎真的会将国家教会改造成纳粹党的准教会分支。希特勒在1933年4月指派了一位直到此时还籍籍无名的教士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来主管这次运动，担任他本人的教会事务特别顾问。希特勒还向国家新教教会施压——当时这还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全国性机构——建立起中央集中制度的组织架构，由一名大主教来统一管理。国家新教教会最终在1933年6月采用的体制远远不像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样集中化，而且新任大主教的人选也陷入了僵局。纳粹政权解决僵局的方法是提前不到一周的时间宣布将要举行全国教会选举。德国基督徒组织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大批候选人，而老旧的体制化教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选举之前一天，希特勒做出了最明显的干涉教会行为。他在广播上赞扬了德国基督徒是一场加强团结的民族与文化运动。他还敦促选民们支持他们，以此反对罔顾现实的僵化教会体制。德国基督徒的候选人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控制了全国二十七个地区教会中的二十四家，大主教就是希特勒的顾问穆勒。从这时起至到1945年期间——当然期间又发生了多次教会选举——德国的体制化新教教会的管理权始终掌握在德国基督徒组织的手中。

对于德国基督徒来说，这场胜利只是个开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纳粹的心脏移植到基督教体内。这一目标最终没有成功，因为移植器官与受体发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但是话又说回来，接受移植的病人本来也早就气息奄奄了。这一项目的核心就像纳粹主义的所有项目一样是种族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人种的天然区分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是上帝的意志。雅利安人比其他种族更加优越，就像男性比女性更加优越。现实的基督教应当接受这一不证自明的事实，而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痴迷于人人平等的蠢话。这一理念自然有神学后果。如果说民族或者种族是基督教的基本单位，那么传统基督教对于个人救赎与永生的关注不仅错失了重点，而且品味极差——谁会想和非雅利安人一起分享天堂？真正的德国基督教必须是所有真正德国人的基督教。另一方面，德国基督徒运动源自新教教会，但是他们更想要一个属于第三帝国的单一教会，而这样的教会应当将天主教也包括在内，尽管纳粹政权与德国天主教会对此都没什么兴趣。更根本而言，传统基督教伦理又该如何自处？1932年的德国基督徒组织成立宣言十分勉强地承认，“我们并非不熟悉基督徒对于无助弱势者的爱与责任。”但是他们又主张现实活跃的基督教行为必须将过时的伦理抛在身后，例如单纯的同情、怜悯与慈悲心。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保护国家与民族免受劣等无能之辈的侵害。”1939年穆勒大主教主张基督教之爱“痛恨一切软弱之物”，这些东西必须“遭到清除与摧毁”，唯此才能确保人民的真正生活得以繁荣。

对于出身犹太裔的基督徒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当时这些人在德国大约有五万人左右。有些基督徒不甚认真地设想过，或许雅利安基督徒与犹太一起或许可以通过彼此分离的教会共存；也有些人越发明目张胆地主张仅靠受洗并不能洗去种族的劣等性。他们拒绝为愿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受洗——不过这种人本来也没多少——并且开始将非亚利安教徒赶出自己的教会。1941年德国基督教负责人发布声明要将一切他们所谓的犹太种族基督徒赶出自己的教会，理由是犹太人的种族本质不可能依靠受洗得到改变。当然这只是象征性的姿态，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剩下的犹太人要么逃亡藏匿，要么已经被送进了集中营。

尽管如此，德国基督徒运动想要成为纳粹党教会分支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几乎就在他们赢得1933年选举的同时，纳粹政权就开始与他们拉开距离。希特勒的代表鲁道夫.赫斯提出了严格宗教中立的原则，这一原则很快得到确认。1933年11月，德国基督徒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雷恩霍德.克罗斯（Reinhold Krause）在柏林体育宫召开大型集会，宣布了他心目中的真正德国基督教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按照他的说法，这意味着“从旧约当中摆脱出来”，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可疑的一本书；这意味着“必须弃绝保罗拉比的全套替罪羊与劣等人神学。”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现场的两万多名听众为他鼓掌欢呼，直到这番说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之后才成为丑闻。德国广大的基督教中间派并不介意接受纳粹统治与偶尔的反犹暴力行径，但是公然说出这种话来又是另一回事。这种话听上去好像是针对基督教核心的攻击。上百人公开退出了德国基督徒运动，其中甚至包括穆勒主教。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不过他的做法徒劳无功，因为他早就被提拔到了自己的能力远远不能胜任的高位，此时的辞职也不过是破坏了他仅剩无几的权威而已。这是一场闹剧，但并不是一场意外。基督教的深厚犹太教根源对于德国基督徒运动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的梦想是塑造一组看上去显然是基督教、但是却又足够反犹的宗教，从而让纳粹党能够将其当做官方教条。使得这场努力格外可悲的是绝大多数高层纳粹官员都非常厌恶这个项目。格外可怕的则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为纳粹党提供的支持与抚慰。

1933年以后，纳粹党不加掩饰地与一切教会派系拉开了距离。党卫军成员不得担任教会职务。德国基督徒运动遭到反复警告并且最终被禁止使用万字纹作为他们的标志，尽管他们依然可以使用万字纹装饰教堂内部。希特勒青年团的标志也依然包含万字纹。1938年赫斯表示纳粹党的宗教政策就是“完全不干涉教会政治，好让教会自行走上绝路。届时人民就会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党才是上帝认可的体制。”当战争在1939年开始时，德国基督徒非常热衷于提供随军牧师，帮助国家庆祝这场伟大的血祭。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随军牧师的人数与权利都遭到了系统性的剥夺。所谓的乌利亚法（Uriah Law）得到实施，系统性地将随军教士送上交战第一线。这彰显了希特勒在私下持有的观点：最好让基督教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就目前来说，他并不支持针对教会发动公开攻击，最好的方法是“让教会吞噬自身”而不是公开迫害。但是在另一个场合，心情不好的他也曾说过：“如果他们让我产生哪怕一丁点儿疑心，我就要把他们全都枪毙。”在第三帝国治下，哪怕是最卑下的忠诚教会能够指望得到的特权也不过是静悄悄的死亡而已。

尽管如此，德国基督教依然徒劳无功地试图证明他们的信仰可以与纳粹兼容。我刚才提到的向希特勒效忠的主张就是德国基督徒运动提出的计划。1939年德国基督徒运动的领导层——十一个地方教会的主教——发表声明，声称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不共戴天的对立关系”。尽管如此纳粹党依然不买账。在战争期间有些德国基督徒领导人声称自己反对犹太人。1944年德国基督徒的一份刊物公然宣称要展望一个“洗清了犹太教”的战后世界，这一言论极为罕见地直接指涉了最终解决方案。但是无论他们愿意提供多少仇恨，纳粹政权都不感兴趣。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招就是位于爱森纳赫的路德故居的去犹太化研究所。这是一个顶级的神学智库。对于参与者来说，将基督教去犹太化不仅是一项道德使命，也是政治上的优先任务。不管怎么说，一个去犹太化的世界即将到来。如果基督教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这些诚挚的基督教学者相信必须如此——他们就必须证明在腐朽的犹太化基督教与世俗化-新异教嘲讽者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研究所最骄傲的成就在1940年夏天出版，题为《上帝的信息》，俗称《人民新约》（Volkstestament）。这其实就是一本去犹太化的圣经，因此非常简短。整部旧约都被抛弃；马太、马可与路加这三部对观福音被合为一本，其中犹太人与犹太教被塑造成了耶稣的主要敌人；此外还收入了一部分约翰福音、保罗书与使徒行传的内容。第二年，研究所又推出了一本赞美诗合集，收入了三百首诗歌，非常小心地抹去了一切犹太教的痕迹。这两本书都印刷了将近二十万份。鉴于战时纸张资源匮乏，这说明德国基督教在高层依然有支持者。身处前线的士兵们——纳粹道德的最高体现——都在使用这本书，或许德国的基督教精神并没有就此死亡。

但事实上这些书籍尤其醒目的彰显了此类努力的徒劳无功。却原来去犹太化的基督教就像稀粥一样寡淡。赞美书里的一半内容都不是赞美诗，而是世俗歌曲。剩下的歌曲被小心去除了一切关于反思与悔过的内容，完全无法体现基督教教义，剩下的只有军事上的胜利主义与民间的感伤心态。《人民新约》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编辑无法完全去除犹太教的影响。尽管他们并未提到耶稣的种族身份。但是耶稣依然在犹太教会堂讲学，他甚至还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毅然引用了犹太教赞美诗的内容。保罗的犹太身份同样无法遮掩，因此有些德国基督徒成员打算将他彻底舍弃。甚至有些人主张经文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扭曲，因为犹太人是最早以书面形式整理自己信仰的种族，耶稣在世时从来未曾立过文字。人们都说你可以通过曲解圣经为任何行径辩护。但是根据去犹太化研究所的例子，就算你抛弃掉全部圣经文本，依然存在着经文不肯承受的意义。而且就算如此，纳粹政权依然不愿支持这个已经没什么内容的信仰。1941年，研究所负责人格伦德曼被纳粹宣传部非常直白地告知，宣传部没有兴趣协调基督教教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也没有兴趣证明重塑之后的基督教已经摆脱了犹太教的基础。此人的处境看上去几乎有些可怜，他终于发现抛弃掉基督教的全部实质并不能让人们对于剩下的空壳趋之若鹜。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过于可怜格伦德曼。研究所存续期间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工作场合。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成员都摆脱了这段不光彩的过往，走上了成功的学术道路。至于格伦德曼本人在简短地表示悔过之后就成了东德某神学院院长以及东德秘密警察的情报员。

我们都很乐意认为德国基督徒运动的纳粹意识形态最终因为自相矛盾而压垮了自己。如果给它一点时间的话，这或许确实会是它的下场。但是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会遵循这样的设想。不妨与另一种为暴政辩护的基督教形态相比，也就是美国南方各州支持奴隶制的基督教。支持奴隶制的基督教与支持纳粹的基督教最终都消失了，但这并非因为他们输掉了辩论，而是因为他们输掉了战争。人们常说你无法杀死一种理念，但是恐怕有时理念也是可以杀死的，尤其是当这种理念将自身合法性寄托在战神身上的时候。当这位战神不容置疑地做出不利于他们的判决时，他们就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到目前为止这都是一个相当苦涩的故事。你或许会想：难道就没有另一面吗？就没有人抵抗吗？就没有人展现勇气吗？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有。一部分德国新教徒从一开始就对纳粹政权不抱好感。当教会选举在1933年举行时，德国基督徒运动并没有一统局面，一场自称教会福音的新兴运动开始与其竞争，这场竞争运动主张教会的严格独立，并且赢得了德国二十七教区当中的三个，使其没有落入德国基督徒手中。不算多，但聊胜于无。这三个教区很快被称作无损教会，以此对比全国其他地区的被毁教会。无损教会给了非纳粹新教一个体制内的立足点。随着针对德国基督徒运动不断扩张势力的担心在1933年末与1934年初期愈发加深，这三个地区教会以及关切的教士与教众成立了正式组织，他们自称悔罪教会。在最高峰时期，德国的一万八千名新教教士当中有三分之一加入了这个教会。后来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悔罪教会的正式教士数量总是比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教士数量更多。

在纳粹统治之下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独立的、全国性的、公开串联的组织，公然对抗纳粹意识形态——至少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某个侧面。悔罪教会的成立以及它在纳粹统治期间的存续展示了纳粹政权的弱点：尽管纳粹政权极力假装自己是极权政权，但实际上并不能统治万成百上千万的信徒。纳粹不敢公开抨击一场大众运动，唯恐戳穿一个民族团结在一个元首身后的假象。他们依然想要维持自己支持积极基督教的招牌。但是悔罪教会的存在同样也彰显了自身的弱点：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反抗纳粹。他们的成功在于维持了自身的存在，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让纳粹政权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都为所欲为。

悔罪教会不是由政治定义的，而是由神学定义的。这个教会奉行老派正统新教：经文，历史，忏悔，因信称义。他们针对德国基督徒运动抛出的最主要指控就是异端。对于许多悔罪教会成员来说，德国基督徒运动最主要过错并不是雅利安优越论，而是企图拉拢天主教的无谓尝试。毕竟在很多德国新教徒心目当中教皇都是敌基督。他们最不能忍受德国基督徒运动的一点在于他们对于罗马的宽容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反对国家控制教会。一位悔罪教会的主管曾经反对在教会生活当中应用元首原则，因为这看上去就像是教皇的霸权。这在福音派教会当中是不可想象的。显然希特勒其人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就是他居然容忍了教皇。

在悔罪教会当中也有一个少数派公开抨击纳粹的种族政策，但是多数成员都认为这个话题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且很多人也依然怀抱着老式的反犹主义。在神学层面上他们不喜欢将犹太裔基督徒与其他基督徒分别看待的做法，但是很多人都不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谈。悔罪教会最著名的人物马丁.尼默勒是一名公开的反犹主义者，曾经担任德军潜艇艇长，早在1924年就曾经投票支持过纳粹。1933年他开始公开抨击纳粹，1937年之后开始坐牢。1938年有人试图释放他，结果希特勒亲自出手干预，反而将他送去了集中营。但是1939年他依然自愿为军队服务，依然愿意在犹太问题上进行妥协。他主张为了教会的内部和平，犹太裔教会领导人应当主动辞去职务。如今一提到尼莫勒，首先会想到他那段关于悔罪与团结的短文。他承认自己在犹太人、GCZY者与工会组织者遭到逮捕时保持了沉默。结果当他自己也被捕时，没有人站出来给他说话。这段话背后的苦涩道理正是他在1937年之后在集中营里领悟的。在1937年之前，就像绝大多数没有被捕的人一样，他提出的这段分裂狭隘的自我辩护确实入木三分。

这个故事当中并非完全没有英雄。有几位德国基督徒确实奋起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朋霍费尔。1942年他参与了一场非常复杂的策划，成功地将十四名犹太人偷运到了瑞士，差一点就没来得及。他本人在1945年4月被处以绞刑，因为他是此前一年刺杀希特勒未遂行动的外围人员。三十年代晚期，柏林教士海因里希.格鲁伯（Heinrich Grüber）组织安排了一万七千名犹太人逃亡国外。但是唯一曾经整体对抗纳粹的基督教团体只有耶和华见证人。1937年他们在一天之内就散发了三十万份秘密印刷的反希特勒传单，叱骂希特勒是毁灭之兽。悔罪教会最著名也是最出格的神学领导人卡尔.巴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同事们的妥协。他这样描述德国的大部分基督徒：“一支骑墙派组成的军队……他们的标志是一副厚厚的眼罩。他们的渴望是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从而让自己不至于置身危险。”这确实是非常勇敢的言论，巴特并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说这些话也相对更容易一些。巴特是瑞士公民，1935年他因为反对希特勒丢掉了在德国大学的职务并且被遣返回国，那之后纳粹基本就奈何他不得了。巴特本人没有参加过1914到1918年的一战，他没有经历过德国人从举国骄傲到举国受辱的经历，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抵抗纳粹宣传的免疫力。但是面对更加良性的本国民族神话，他也依然不可避免地中招了。1938年到1939年间他主张其他国家有责任对抗纳粹，但是同时他也支持瑞士继续保持中立。他相当尴尬地指出，瑞士在诸国当中的使命就是“在一片风暴当中维持宁静”。我并不打算质疑他的真诚，但是这种话说出来确实没什么危险。即便在此时，他针对纳粹的批评主要还是从神学角度出发。1948年他访问英国期间，有人问为什么悔罪教会对于集中营不置一词。他只得恳请听众们理解体谅悔罪教会岌岌可危的处境，却给不出真正的回答。即便对于巴特来说，他最主要的任务依然是维持教会的纯粹，而不是对抗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恶。

当然这份邪恶的程度此时依然基本上遭到掩盖。大多数人也会选择将视线转向一旁，就像我们一般人面对面对恐怖之时会做的那样。悔罪教会直到很久之后才开始公开抨击纳粹暴行。1943年1月，三个无损教会之一的主教西奥菲尔.沃姆（Theophil Wurm）给内政部写信抗议“战争方式对于其他民族造成的摧残”，尤其是“在占领领土上针对犹太人与波兰人的系统性屠杀”。奇怪的是这些消息是他从前往被占领东欧地区度假的游客口中听来的。他不仅认为这样做严重触犯了上帝的律法，而且还非常精明地补充了一句，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来说非常不得体”。他将这一点与德军最近出乎意料的战场失势联系在一起：或许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上帝的青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择了秘密游说而不是公开抗议。在同一年晚些时候悔罪教会做出了一件在纳粹德国非常少见的事情：他们公开谴责了种族屠杀。他们主张一切人类的生命——“包括以色列子民的生命”——都很神圣。他们警告道：“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国家有祸了。因为我们以杀人为正当，理由是他们本就不配活着，或者他们属于另一个民族。”

当然这些无非只是空话而已。哪怕是最勇敢的抗议者又能做些什么来减缓纳粹的杀戮机器呢？但是此前教会已经证明了自己确实可以有所作为。1939年9月波兰遭到入侵当天，希特勒批准了所谓的T4行动，既针对重病患者进行灭杀。纳粹优生学一直主张高等民族应当得到净化。如同这张海报所宣称的那样，国家承受不起在战争期间支持毫无用处的负担。病人会在很短时间内从一家医院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他们的家人将会接到一份模板化通知书，告知他们的亲属突然死于心脏病或者类似疾病，并且为了卫生原因而立刻遭到了火化。这封信提供了慰藉，让人相信病人得到了解脱，摆脱了原本就不值得一过的人生。到了1940年底这种方法已经谋害了超过三万五千名病人。

至少在医疗体系内部这个秘密并没能保存多久。1940年6月，保罗.布伦纳（Paul Braune）与弗雷德里希.冯.博德尔施维（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这两人都是悔罪教会的教士，也是教堂公墓的负责人——向司法部部长请愿，要求停止这种杀戮。司法部长是一名建制派律师，如今在纳粹政权内部基本上已经被排挤到了二线，只能向他们提供毫无用处的同情。布伦纳随即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冯.博德尔施维恐怕自己的病人遭到影响，因此拒绝连署第二封信件。这一次布伦纳依然没能取得任何成果，他自己反倒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且关押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两人确实闹出了不少声势。悔罪教会的另一位成员罗塔.克莱西格（Lothar Kreyssig）是一名法官，他在法庭上挑战了T4行动的法律基础，结果他被强迫提前退休，返回了自己的乡间别墅。他在这栋别墅里藏匿了两名犹太女性，将她们保护到战争结束。西奥菲尔.沃姆主教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这一做法。

1940年10月，悔罪教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决定不发声不表态。主要发声的反对者都在疗养院工作。他们一方面想要挑战这一政策，一方面又感到自己有责任保护病人的安全，唯恐病人沦为靶子。中间道路是在体制之内通过私下请愿与人脉网络继续推进。与此同时火葬场依然非常繁忙。到了1941年夏天已经有七万多名病人遇害。最终打破僵局的并不是一位新教教士，而是一位天主教教士。1941年8月3日，这位克莱门斯.格拉夫.冯.盖伦主教（Clemens Graf von Galen）针对T4行动发表了一篇毫不留情的布道。他有条不紊地披露了此时正在进行的恐怖行径以及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而且他也确保了这篇布道的影响力能够超出当天来到教堂的听众之外——他提前秘密印刷了布道文稿并且广泛散发出去。英国轰炸机还将布道词撒在了德国各地。悔罪教会声称这篇布道文在德国各地得到了压低声音的口口相传。希特勒大发雷霆：“我确信格拉夫.冯.盖伦这样的人很清楚，战争结束之后我的报复必定要落在他身上的每一丝每一毫。”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做出了让步。冯.盖伦导致的舆论动荡致使继续推行这一计划得不偿失。到了8月24日，在布道之后三周。希特勒签署命令结束了T4行动。当然谋杀并没有随之终止，刻意的忽视与医学实验依然发生在病人身上，但是杀戮的速度确实显著放缓了下来。

布伦纳、冯.博德尔施维、克莱西格、冯.盖伦以及不少其他人都证明了，如果数量足够多的德国基督徒坚守立场，确实能够起到效果。尽管既非立竿见影也不会容易，但是耐心与精明的勇气确实可以拯救人命。当然这些努力并非特别安全，但也没有危险到不可能成功的程度。教会确实不可能预先阻止纳粹政权的其他暴行，但是他们肯定有能力钝化纳粹的杀人刀锋。太多的纳粹罪行都需要普通德国平民的认同与合作，而基督教会又是最显著的道德问题仲裁者。如果他们能在公开与私下场合更加坚定地主张谋杀与仇恨无论针对任何种族都是错误，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德国平民会多想一想，也肯定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得以保全性命。

站在安全的距离，关于纳粹治下德国基督教最核心的可怕事实在于，绝大多数基督徒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的难以想象的罪行要么予以默认，要么漠不关心。今天站在这里说这种话当然非常容易。我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今天在座的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