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7-Jason Brennan：民主是否公正？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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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与我共度周五的晚上。很高兴回到波特兰。……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也做了很多坏事使得我们及其他人的生活更糟糕。谁应当为此负责？政府干坏事是谁的错误？幸运的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谴责。比如大企业，它们参与了寻租与裙带资本主义，操纵政府规则为自己谋利。各种各样的工会也有类似行为。你可以指责你的邻居，你可以指责只会自行其事的官僚体系，你可以指责国会议员与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你可以责备各种各样的人，所有人都值得指责。但是在我们指责他们的时候也需要自我批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民主制度其实运作得非常顺利，而这一点其实有点吓人，因为民主本质上是对于一般公众的利益与公共意见的回应，但是如果一般公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又该怎么办？在任何一场选举当中，关键议题都在于经济。我们是否应该进行这样的交易？是否应当实施那样的保护主义？是否应当在这里花钱？是否应当在那里收税？但是一般选民根本不懂经济学又该怎么办？我们在选举当中讨论外交政策，讨论战争，和平与正义，如果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轰炸哪些国家，这些国家位于哪里，他们的国情如何——实际上他们往往还真不知道——我们讨论刑法与服刑人员的改造问题，如果一般选民根本不知道司法体系的运行机制，又该怎么办？实际上选民往往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很可能会选择不怎么样的政策与不怎么样的候选人以及政党。如果他们的消息更加灵通，就肯定不会这样选择。人们担心这就是民主正在遭遇的问题。

照片上这两位老人家是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应该正在巴黎旅游。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反正肯定比我好得多。他们是教会的支柱，他们会捐出一大部分个人收入来支持慈善事业。他们每周都会帮我的小姨子看孩子。我大学毕业刚刚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主动帮忙。穿越美国，将我的车开到了工作地点，好我可以直接乘飞机赶过去。那么我如何报答他们呢？我将他们当成了本次演讲的反面典型。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两位老人家都是恪守道德的好人，但是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情况就变了。他们两个都是民主党，以前他们经常观看共和党派的电视节目，只是为了破口大骂，只是为了体会义愤填膺的感觉，只是为了冲着电视上的主持人扔晾衣架。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一旦他们了解到你是个共和党，他们大概就会决定不再与你做朋友，他们会认为你这个人不怎么样。此外他们还不太愿意听到与他们的意见不同的见解。比方说他们有时会问我：“你最近看没看政治论文？关于竞选现金体制改革有什么说法？”我说：“最近还真有一篇研究提出了这样这样的观点。”然后他们答道：“我不相信这套说法，这肯定是共和党人的走狗编造出来的。”我说：“不，作者其实是民主党温和派。”他们说：“不对。这肯定是共和党的走狗。”然后他们就气呼呼地离开了。他们不希望听到别人的不同意见。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在选民当中很常见。这些选民并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是政治当中的常见表现。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害怕。

伟大的女权主义作家、政治经济学家、早期自由派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写过一份宣传册，名叫《对于代议制政府的一点思考》。他在书中假设了代议制政府会怎样影响我们。比方说假如让英国曼城的普通工人参与政治，那将会扩充他的心胸与眼界，因为参与政治意味着要考虑如何管理政府，如何代表你我他的利益。因此他将不再狭隘地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是开始思考国家乃至世界的利益。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选择更好的议会成员，他必须考虑政策。密尔认为让人们参与政治就像让鱼意识到大海之外还有别的世界。他写下这段话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还没有多少试验来测试真正的民主，他提出了一个未经测试的科学假说。约瑟夫.熊彼得则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的观点更加悲观：“典型的公民一旦踏入政治领域，他的心智表现就会降到更低的水平，他的争辩与分析方式将会退化。在涉及他切身利益的领域，他会很容易识别出此类言行多么幼稚。简而言之，他再次沦为了原始人。”熊彼得认为政治败坏了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既刻薄又愚蠢，但是他也没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现在我们有了。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直在研究选民行为。选民知道什么？他们如何知道？他们如何处理信息？结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关于人们如何思考的数据。不幸的是，证据似乎站在熊彼得而不是密尔这一边。

选民的类型千变万化。有些人对于一切议题都有观点，有些人什么观点都没有。他们多么坚定主张这些观点，他们如何与反对他们的人互动，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如何处理信息——尽管各种因素千变万化，但是我们基本可以将绝大多数选民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霍比特人，一种是足球流氓。霍比特人是《指环王》系列的角色，你还记得《指环王》系列电影里的霍比特人，这些小家伙不太关心外部世界，不关心魔多与中土自由子民之间宏大的生死之战，他们只想吃早饭，吃第二顿早饭，吃午前茶点，然后吃午餐，喝茶，抽烟斗，过着英格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政治霍比特人不关心政治，对于政治没什么兴趣，不怎么参与政治，不怎么投票，整天待在家里。没什么坚定的观点。他们不太了解政治，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美国典型的非选民就是霍比特人。一切自愿投票体系当中待在家里的人都是霍比特人，他们不关心政治，不了解政治，所以才不参与政治不投票。

另一种人被称作足球流氓。我曾经在非常关心足球的国家观看过足球比赛。比方说在巴西的圣保罗，我观看过一场圣保罗州队与圣保罗城市队的同城德比。主办方甚至不敢让两边的球迷从同一扇大门走进球场，一方球迷必须绕路三公里从另一侧进入球场。因为他们害怕双方的球迷一路上会打起来——他们真敢动手，我亲眼见到过。足球流氓对于足球了如指掌，他们可以告诉你1966年世界杯赛场发生过什么，决赛开场四十分钟的比分是多少。与此同时他们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也非常富有偏见。他们的知识更多，但是他们的偏见也更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的小舅子很不幸是个洋基队球迷。假设我们看红袜队对战洋基队的比赛。有一名球员滑向本垒，被裁判罚下场。我会说“这裁判瞎了吗？他安全上垒了！”小舅子却会说“他当然活该被罚下场。”我们接受了相同的信息。但是我们处理信心的方式却只会迎合我们各自固有的观点。再举个例子，汤姆.布雷迪被指控给橄榄球放气，从而获得不公平的优势。支持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人们都认为他没罪，全国各地的其他人都认为他有罪。我这个人还有些人脉，但是我也不可能掏出手机去问他的老板鲍伯.克拉夫特：“他到底干没干这事啊？”当我听到这些指控时，我会想我喜欢布罗迪，我也喜欢爱国者队，所以他肯定没有罪。全国其他球迷只是嫉妒我们每一次都能打败他们的球队而已。他们当然希望他有罪。

这个政治比喻其实很到位地体现了美国一般选民的状态。这些选民并非完全无知，他们掌握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但是他们的偏见很重。比方说他们读新闻的时候只会寻找那些主动迎合他们自己理念的新闻，他们不会主动寻求事实真相。他们读新闻是为了确定自己正确。如果你是共和党你看什么频道？如果你是民主党又看什么频道？如果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只会看马克思主义杂志；如果你是自由派，你会看自由派网站；你是绿党就会看绿党刊物。人们会主动挑选新闻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而且他们倾向于敌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如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选择居住在与他们的投票倾向相近的社区。他们的朋友与家人以及配偶也往往都是认同他们的人。这就是美国的典型选民。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个群体名叫瓦肯人，如果你看过《星际奇航》，就知道这是一群毫无激情的种族，只想了解真相，以科学方式思考一切。我提到这些人是因为许多关于民主的文献都会想象我们是瓦肯人。密尔认为我们都是霍比特人，参与政治会让我们变成瓦肯人；熊彼得认为我们全都是足球流氓与霍比特人，如果参与政治我们全都会变得更像足球流氓。不幸的是，证据支持熊彼得而不是密尔的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们在政治方面表现这么差？不幸的是这是个基于民主基本结构的激励问题。不了解政治的人以错误的方式来讨论政治是因为受到了错误的激励。比方说我要过马路，首先要左右看，结果看到一辆时速60英里的大卡车冲着我开过来。我心想：“这不是普通的卡车。这是擎天柱，这是我小时候的变形金刚大哥，要带我一起去大战威震天。”我会想很久吗？不会。我要是错了当场就让车撞死了。我曾经做过保险理赔员，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种人确实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学会不该这么想。我之所以理性处理这段信息，并不是因为对交通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我的错误会遭到惩罚，正确会遭到奖励，信息对我有用，理性思考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激励方式不同又怎样？假设你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伯克利有些教室可以一次容纳一千名学生——假设你在这样的教室里上初级经济学课。第一节课上教授说：“同学们，咱们这课这么上。十五周后我们要进行期末考试，这场考试将会完全决定你们的成绩。但是我是平等主义者。所以我不会给你们分别打分，我会计算你们所有人的平均分，然后向所有人给出同样的分数。”那你会学习多长时间？你会不会努力学习？恐怕不会学多少。有些人兴许会，大多数人都不会。经济学家真做过这个实验，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肯学习，最后的平均成绩是F。并不是因为学生们太懒惰、太愚蠢或者太堕落，而是因为激励机制错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得到平均分数，而且你们控制不了其他人的行为，那么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偷懒。我学习不学习？刻苦学习也是个F，偷懒耍滑也是个F，所有人都这么想，结果就是谁都不学习。问题在于激励机制。

你要是想一想，投票其实也是同一回事，只过参与者不是一千名学生，而是美国的两亿一千万国民。你的投票或许比我重要一点，但是归根结底并不重要。你这一票事关重大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最乐观的模型当中，你或许有2000万之一的可能性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除非你生活在若干摇摆州。有谁来自马萨诸塞州？他们的选票起不到作用。现场大多数听众都来自缅因州你们大概能有1亿分之一的可能性决定总统。两场选举之前我住在弗吉尼亚州，意味着我有2000万之一的机会。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有一万亿分之一的机会。如果你住在加州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这还是乐观主义的模式，如果奉行悲观主义的话，你决定总统的可能性就相当于你坐下之后突然量子跃迁到自己的躺椅里去了，理论上有可能，实际上大概不会成真。在投票前我们问选民，“你们觉得自己的选票重要吗？”他们都说是的。“那么你们觉得自己能够产生影响吗？”他们都会说不。他们意识到这就是民主的本质，不应当赋权你这位个人，而是应当赋权整个集体，实际上民主制度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怎么投票——或者干脆待在家里——效果都差不多。想象一下现在是2008年，我当时住在马萨诸塞州的锡康克。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告诉我，“无论你是否投票支持我，只要我赢了就保证财政部会支付你1000万美元。”那我肯定很希望他会赢，尽管我原本就很希望他会赢。但是就算如此，我亲自前去为他投票依然不算合理行为，我还不如待在家里打游戏。即便接受奥巴马的承诺，我在投票路上被大卡车撞死的可能性还是比我这一票决定他能否总统的可能性更大。奥巴马的胜选对我来说价值1000万美元，但是我的投票对于这一结果的影响力还达不到一万亿分之一美分。就好比中奖彩票价值千万奖金，但是彩票本身依然并不值得购买。

简而言之，选民都是好人，但是很无知，而且非理性。我这里所谓的好人指得是以下定义：比方说这位先生，你会为公益投票还是为私利投票？你大概会说：“我会为公共利益投票。我个人会为和平、繁荣与爱投票。但是我的邻居只会为自己的腰包投票。”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对邻居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私利很难用来预测选民行为，也很难影响选民。这一点看上去有点奇怪，因为绝大多数人确实都很自私。你可以花费个人收入的一大部分来拯救全球灾民，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在政治上自私的话，某人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出门投票，因为投票根本不符合个人利益。因此在投票时绝大多数人都会为了他们认定的国家利益而投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动机是正确的。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但是脑子有问题。他们都是好人。但是很无知，而且非理性。

无知指的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对此我们做过很多研究，过去五六十年以来每两年我们就会进行一次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我的一位邻居从事得就是方面的研究。她采访了成千上万名选民，问他们一系列问题。在研究当中他们只询问最基本的事实相关问题：目前哪个党控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更保守？这个候选人或者那个候选人谁更保守？目前的失业率是多少，正在上升还是下降？你能否估计一下，并且将误差控制在五个百分点之内？他们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得分最高的前25%选民能得个A-——这都是最基本的知识，用谷歌一查就能查出来——得分居中的50%选民得分大抵等同于瞎猜，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知道什么，得分垫底的25%选民的得分甚至比瞎猜更差。1996年我们提问道：谁更保守？是克林顿还是鲍勃.道尔？克林顿。民主党共和党谁更保守？民主党。他们的答案完全与现实背道而驰，无知反而还更好，他们的表现比无知更糟糕。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六十年，这个情况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美国人现在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但是无知依旧。我们现在口袋里装着手机，可以接触全世界的信息，无知依然纹丝不动。因此问题在于激励失灵。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进行过类似演讲，人们会说美国人就是傻。我说不是。德国人什么都不知道，荷兰人什么都不知道，瑞典人什么都不知道。无知是每一个当代主要民主政体国家的普遍问题——不知何故，瑞士的表现要略好一点。即便在1964年询问一般选民“苏联是不是北约成员？”半年以前我们差点与苏联打了一场核战，我们缔结北约就是为了在局势上遏制苏联，但是一半选民依然不知道答案，世界各地都一样。再来看最近的英国脱欧。在脱欧公投前后，伊普索斯莫里民调机构分别找来一群选民，询问他们的决定：“你是留欧派，你是脱欧派。留欧派请听题，你认为目前英国欧洲有多少欧洲移民？”“15%。”“脱欧派呢？”“40%。”“正确答案是5%。我们的福利项目会补贴带孩子的移民母亲，这笔钱有多大一部分流向了欧洲？请估计一下。留欧选民，你的答案是正确答案的40倍；脱欧选民，你的答案是正确答案的100倍。欧盟对于英国的投资额度是多少？你答错了，他更是错得离谱。”这些都是与脱欧相关的问题，留欧派是错的，脱欧派错得更离谱。答案越接近事实的人就越倾向于投票支持留欧。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这一切原本不是大问题，如果信息不会影响我们的投票取向的话。但实际上确实会影响。我们可以采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来揭示这一点。研究人员会收集三项信息。首先你是谁？你是否住在沿海地区，是否生活在农村地区，你的宗教，你的种族，你的性别身份，你的收入，你的就业状态，这些状况都会影响你的投票选择。研究人员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就对他们进行两场测试，一场考察他们知道什么，另一场考察他们想要什么，想看到怎样的政策。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什么？凭借这三条信息，只需利用大一级别的统计知识就可以确定——随便哪家报纸都可以核对接下来的结论——如果我挥舞魔杖让美国选民人口组成不变，但是让所有人都充分了解正确信息，结果会怎么样？他们的选举偏好会改变吗？假如将他们变得完全无知，他们的政治偏好又会怎样偏移？有趣的是，许多不同的人都做过这种研究，得到了不同的数据，结果总是大同小异。假设当中消息灵通的美国公众会更倾向略微削弱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他们并不会变成自由主义者，只会略微远离干涉主义者的方向；他们会更倾向自由贸易，更倾向同性恋平权，更倾向支持堕胎——哪怕他们认为堕胎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但是又认为立法禁止堕胎起不到作用——更倾向支持加税来解决国家赤字，更倾向减轻刑法的惩罚手段，更倾向于削弱军事政策的鹰派立场并且增加移民数量。有趣的是，这一套数据并不对应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绿党或者任何特定的政治群体。信息越是充分的选民就越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趋同。即便在一党之内也会体现这一现象。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家Martin Gilens专门研究过民主党，发现信息量较大的民主党人支持同性恋，平均信息量较小的民主党人反对同性恋平权。信息量较大的民主党人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信息量较小的民主党人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一党之内就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

实际上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因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知道什么，还在于我们如何处理信息。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倾向于寻找那些迎合了我们原有信念的信息，我们只想确定自己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抱有其他类型的偏见，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所谓的团体内部偏见：你将自己视为某个团体的一员，并且对敌对团体的成员抱有敌意。早期的相关研究甚至都并非针对政治方面。比方说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曾经将一群互不相识的人聚在房间里。首先进行测试，但测试只是障眼法。然后他会撒谎说根据测试结果，我要把你们分成两队。比方说你们这些人喜欢这一类的艺术作品，你们那些人喜欢那一类的艺术作品——这些术语都是随口乱说，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他让两队人马展开竞赛。仅仅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分组原因。他们立刻就会对另一组的人们恶语相向。假设你是前一组的成员，我从后一组随便抓一个人过来问你：“这个人多么聪明，多么可靠，多么善良？”你大概会说“我觉得这人挺蠢的，也不可靠。”“那么你这一组里的这个人怎么样啊？”“既聪明又可靠，而且是个好人。”这还是凭空捏造的分组标准，如果分组标准是种族、国籍以及政治立场，那么情况还要糟糕的多。这一点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严重了，如今人们的党派意识非常重，我们只与党派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倾向于在政治意见与我们一致的地方工作。这一点对于受过高等教育且出身特权阶层的白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对于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们抱有敌意。跨越立场的政治讨论如今非常少见。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政治学书籍出自宾州大学的戴安娜.慕斯（Diana Mutz），标题叫做《倾听另一边》（Hearing the Other Side）。她做了一项实验，她问人们：“你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人想要成为共和党？”很多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要么蠢要么坏。”凭借这个答案可以做出以下预测：你这人经常投票，你经常向民主党的事业捐款，你是忠诚的民主党成员。我又问另一个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党，那么你能否解释为什么有人想要成为共和党？”假如你回答：“我反对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接下来你用共和党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释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根据这个回答可以预测：你几乎不投票，平时待在家里，而且从来不向民主党的事业捐款。你从来都见不到街头布道人这样说：“这本书里写的是上帝的意志，你应当仔细阅读，但同时你也应当阅读《古兰经》以及其他宗教的经文，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街头布道人都是忠诚的信徒，绝大多数最积极的参加政治的人们也都是忠诚的信徒。

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切就政治科学而言没有什么争议，仅仅是研究结果而已。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民主的本质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民主，民主是否公正。我以前确实写过一本书，有一个气势汹汹的标题：《反对民主》。但是之所以起这个标题只是为了卖书而已。民主是一套很不错的政治体制，总体而言运作良好。问题在于还有没有比民主运作更加良好的政治体制？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人们的无知这一事实是否会导致不公正？我认为政治无知确实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假设以下场景：你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出庭受审并且面对陪审团。在庭审期间陪审团根本不听控辩。只顾着刷手机看猫图。然后到了讨论阶段我们也敷衍了事。他有罪吗？刚才你听见他们说了什么吗？我们手里倒是有庭审记录，或许可以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那也太没劲了。要不然咱们扔硬币决定吧：正面。行了，杀人犯就是你。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做法就是不公正的，如果你能证明陪审团确实这么做了，你就有权接受重审。还有另一种情况，这一回陪审团说：“我听说这人是摩洛哥来的，要不然就判他有罪吧，因为我不喜欢摩洛哥人。”这也是不公正的。陪审团还有可能说：“我觉得他是蜥蜴人当中的一员，就是那些统治世界的爬虫。”确实存在所谓的蜥蜴人阴谋论，民调显示4%的美国人相信这个阴谋论。我不确定他们是真心相信还是随口跟调查人员开玩笑。总之我们胡乱决定了案子的结果，那你肯定会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案件审理结果关系到你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幸福，而我们作为陪审员有责任决定本案的正当结果。如果我们出于无知、恶意渎职、无能、偏见、敌意或者个人利益而践踏了你的权利，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选举也可以适用同样的道理。任何有权将决策强加于他人头上的人如果用心不良或者能力不足，那就是不公正。你可能认为我们作为人民统治自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便目前的多数派内部意见不一，但同时他们正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少数派头上以及在不能投票的人的头上，例如儿童，例如外国人，例如移民。假设我想在余生当中的每一天都吃掉整整一口的巧克力。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但是基本上只会影响我自己。而我们的决定则会影响很多人。因此关键不在于个人偏好，而在于公正。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民主如果有价值的话究竟有什么价值？一把锤子有什么价值？除非这把锤子是你奶奶留下来的遗物，你对这把锤子很有感情，否则锤子就只是一件工具而已，它具有工具价值。任何人都不会主张在需要用扳手或者螺丝刀的时候用锤子。如果你有一把更好用的锤子，就不会坚持使用原来的锤子。那么民主是否具有工具价值？你或许会说：“是的，民主是有用的工具，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但是一般人并不仅仅认为民主是产生良好结果的有用工具，他们往往认为民主还具有其他的价值。他们认为民主的价值更类似于艺术品。作为艺术品来说，我们一方面关注它的货币价值，另一方面也关注它出自谁人之手。毕加索在餐巾纸上的随手涂鸦可以卖到五万美元的高价，我在餐巾纸上随手涂鸦只是把餐巾纸画花了而已。我们还关心艺术品的象征性价值以及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很多人认为民主也像是艺术品，它的价值在于它象征了什么以及表达了什么。还有人说民主具有像人一样的价值，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至于我则认为民主无非就是一把锤子而已。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用的锤子，但是假如我们找到了一把更好用的锤子，也应当毫不犹豫的换一把锤子使用。问题在于更好的锤子究竟是否存在。

民主究竟是不是一把好用的锤子？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国家倾向于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他们的公民具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行经济决策。这并不是单纯的相关性，而是存在着因果联系。民主国家的公民往往享有更大的民权，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与生活方式自由。这不是单纯的巧合或者相关性，而是因果联系。民主国家往往更富有，他们的财富往往比非民主国家更多。他们的公民处境更好，甚至包括穷人在内。民主国家的底层民众的处境往往要优于非民主国家的一般民众。民主确实带来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它并非完美，我们忍不住要问，民主能否进一步改进？有人或许会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论具体效果如何，民主从根本而言是公正的，我们不可能试验不同的体制。民主是好的，因为民主是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有得偿所愿的均等机会。但是如果你只关心公平，那么你甚至不用投票，直接扔硬币决定就行。我们可以将各项政策划在靶子上，然后扔飞镖决定。有些决策方式甚至比民主更加公平。在实际操作中，民主并不会给予所有人得偿所愿的平等机会。假设你是一个激进派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激进派自由主义者，又或者干脆是北美土著。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偿所愿，因为绝大多数人的选票总会压倒你。你是我们所谓的持续性少数派，你的意见永远都会被压倒。如果我们真心关注公平，就应当改革选举制度。不再让多数票决定胜负。而是依据票数决定实施各种结果的概率。这位候选人的概率是40%，那位候选人的概率是36%，第三位候选人的概率是2%。然后我们掷骰子决定胜负。这意味着就算纳粹也有在美国掌权的机会，自由派或者绿党也将有机会在美国掌权。这才叫公平，这才叫给予所有人得偿所愿的平等机会。假如你提出这种主张，大多数人都会反对：“我不想让这些边缘群体有得胜的机会。”你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这依然意味着你不仅关注公平，同时也关注结果。

有人说民主是好的，因为民主赋权了个人。问题在于情况并非如此，你投出的一票无关紧要。你这一票只有在能够决定选举走向的时候才重要，但是你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2000年的佛罗里达，我们都说总统选举结果最后由400张票决定，但是只有在选战打成平局时少数选票才有意义，而那一次选战并非平局。还有人说或许民主并不能为你赋权，但是可以为你提供自主权。但这话说的也没意思，因为你依然并不具有多少权利。我对我的左胳膊有自主权吗？我们来做个实验，我要想象一些事情的发生，看看这些事情是否真的会发生。我想象我的左臂将会摇动。啊，很好。我先向观众席上的科学家们赔个不是。这场实验的样本只有一个，不能说明问题，我们需要重复多做几次实验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个试验我以前做过很多次。看起来可以肯定我对我的左臂拥有自主权。接下来我要看看我是否对于地球的万有引力具有自主权：我要用我的意念将万有引力暂时关闭。不行，啥事也没有。对我来说投票就好像试图用意志力关闭万有引力，或者熄灭太阳，或者让太阳提前落下。我总是投票支持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但是因为我的投票没有任何一名移民能够在美国多待一秒钟；我总是投票反对军事干预其他国家，但是我的投票没能阻止任何一颗子弹的发射；我主张减轻所谓毒品战争的力度。但是我的投票没能让任何一个遭受持有大麻指控的人们得到释放。我并不具备这么大的权利。我们具备权利，但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具备权利。

说到这里有些人会转向所谓的象征性主张。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伊丽莎白.安德森主张：“我们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以及象征性地肯定我们是自主且自治的存在，我们经过考虑的判断甚至意见必须获得与其他人的判断意见相等同的重视。”她认为我们之所以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如此重视投票，是因为我们将投票作为公共认证的一部分，投票表明我们具有平等的价值。这一点她说的完全正确，这也是我们看待投票权的方式。因此在历史上，每当我们决定不再像从前那么混蛋的时候，就会将投票权赋予原本被我们认定的劣等群体。我们曾经认为你属于劣等群体，现在我们不再这么认为了，所以来投票吧。黑人曾经是这种群体，现在我们不这么认为了，请你来投票吧。实际上我们确实像投票权赋予了强大的象征力量。问题在于我们该不该这样做？宇宙定律并没有规定我们就必须这样来利用投票制度。我们可以树立雕像来宣扬平等，我们可以设立全国平等日来宣传平等，我们可以直接推行平等主义政策而不仅仅局限于平等投票权。实际上平等主义政策往往需要不平等的投票权来实现。我很担心我们赋予投票制度的各种象征意义只是我们对于投票制度的看法而不是投票制度的本质。请想象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到了十八岁以后并不会得到投票权。相反，政府会发给每人一条红领巾。你在公共场合佩戴这条红领巾，以此表示你是这个社会当中平等且具有平等价值的一员。现在假设一个新的政党在这个社会掌权，这是一个奉行神权的边缘右翼政治群体。他们主张“我们要禁止同性恋佩戴红领巾，因为他们是罪人。”现在同性恋就没有红领巾可以戴了。在这样一个社会，合理做法是上街抗议游行：“你们怎么敢夺走他们的红领巾？”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出发，我们很容易看到这并非因为红领巾本身具有固有的意义。宇宙并没有规定必须要这样使用红领巾。是我们向红领巾赋予了所有这些象征意义，以至于突然将其夺走就意味着表达对于某人的厌恶。

假如投票制度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又如何？我主张我们应当为投票制度的象征价值定价。如果只是象征，那么我们总可以改变象征。假如我现在伸出中指，这意味着什么？这象征着我的厌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我们可以现场规定一下，在这个大厅里。我们伸出中指意味着我尊重你作为个人的价值。有谁认可我的提议？我们没理由在全社会这么做，因为成本太高。不过再设想一下，假设我们突然发现当你说“去死”这个短语时，这个短语导致的空气震动会影响对方体内的分子，以至于可以治愈癌症。就算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也不会说“嗨，从此以后再也不能骂人去死了。”我们只会改变这个短语的原本含义。又比如说假如我们发现“我尊重你”这句话导致的空气振动会使附近的婴儿陷入抽搐，那么我们将会再也不使用这句话，将会移除这句话的象征含义。当然上述都是很愚蠢的假设案例，但是现实案例也同样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的土著部落曾经有一种名叫族内食人的习俗。他们会在葬礼上分食死者的大脑。他们认为这样做能让死者通过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获得永生。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理念，每当我想到这个理念都希望我的孩子会在葬礼上吃掉我。但事实上这则风俗伴随着不值得支付的高昂代价。食用人脑会传播一种朊病毒。这些部落成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一习俗也就停止了。假如我们自己的象征主义也有同样的弊病，那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象征。但是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取决于究竟有没有能够替代直接民主的更好选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或许有。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

这里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有可能的替代选项。首先是所谓的未来政体或者预测政体（futurarchy/predictocracy）。这一构想主张我们应当投票来决定价值观，但是用打赌来决定政策。我们应当设立所谓的对赌市场或者信息市场，以此来决定国家政策。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两句脏话，请大家原谅：所谓对赌就是针对放狗屁征税。假设在总统选举期间我这样说：“万一特朗普当上总统，我们就要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根据你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可能得到你的支持，也可能遭到你的反对。但是如果此时有人怼我一句：“你敢赌吗？”这一来情况就变了。如果我说对了就能赢钱，如果我说错了就要亏钱。实际上在选举之后我确实和很多人赌过。有人说堕胎修正案要被废除了。我说我和你赌5000美元，我赌这条修正案在未来八年不会被废除，结果谁都不愿意和我对赌。为什么？因为人们只有在确信自己一定有胜算的时候才会下赌注。对赌市场预测未来的效率要胜过专家以及不同民众。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依靠对赌市场来运行政府。另一种较为流行的理念叫做彩票政体（lottocracy）或者抽签制度（sortition）。在古希腊那会儿人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任意选择一小部分人，只允许这些人有权投票。通过随机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各行各业的人选，不会偏向特定的特权群体、种族群体或者收入群体。而且这些人掌握了超过一般选民的权利，所以他们更有动机充分获取信息。或许这样一来他们在投票时会更加明智。第三种理念被称为智治政体（epistocracy），在这种政体下某人的权利大小应当与他的知识多少成正比。对于政府非常乐观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主张智治而非民主。在这种政体下所有人都至少拥有一票，但是有些接受过特殊教育的人们可以拥有多于一票。这被称作复数投票制。这套体制的问题在于在美国政治知识的分布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平均，而且还与特权存在正相关性。白人、高收入群体、亚裔、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你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特定的少数族裔群体、低收入、低教育水平，这些都意味着较少的政治知识。因此人们担心智治政体或许会让特权阶层享有更多特权。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有一种或许值得尝试的智治政体是我所谓的模拟先知政府，采用我刚才提到的开明偏好方法。在这个体系当中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两岁小孩儿也可以投票。只要能够来到投票亭的人就可以投票，体系本身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在投票之前要做三件事。首先要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而让我们得知选民的人口构成信息；然后他们要说明他们想要什么，例如他们支持哪个候选人，哪个政党，假如是全民公投，他们支持哪个议题；最后要让选民做一个小测试，全都是最基本的政治入门问题。掌握了这三项信息之后，我们不考虑大多数选民支持什么，而是计算假如某一组选民的人口构成与我们完全一致，但是比我们更熟悉政治，那他们会怎样选择。这样一来，我们既能提取集体的智慧，又不会让任何个人获得额外的票数。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我们不能说你有2.7票，你有1.2票。你有0.6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有且只有一票。这种政体究竟算不算民主政体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

这些都是可能的替代方案，他们是否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我们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实验。在现实世界当中，这些替代选项也无疑肯定会遭到滥用与误用，但是民主本身也难免这种遭遇。任意划分选区就是个好例子。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谁也不会假装民主制度完美无缺。实际上人们常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治理形式，除了所有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形式之外。”我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引用他这句话的时候都引用错了。人们常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治理形式，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以外”，可是丘吉尔的原话是“除了所有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形式之外”。总体而言民主制度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们也知道民主具有体制性的弊病，而这一弊病是基于投票制度导致的激励问题。或许现在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进行替代性民主制度的试验，先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如果有所成效则逐步扩大规模。或许我们能由此拥有比起我们目前现有的政府更好且更公正的政府。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