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成持重、深受四位老帅和二代倚重的王平上将（三）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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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彭总的爱将

在王平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他先后在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手下工作。彭总、聂帅、罗帅、叶帅和小平同志对他很看重，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王平出身于红三军团，是彭总的老部下。从1930年5月参加红五军，到1936年5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大的方面讲，一直在彭总领导下。当然，刚参加红军，级别低，够不着彭总，

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33年当上团级政治主官之后，与彭总的接触应该就多起来了。

特别是1935年2月扎西整编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编制，直辖四个团，王平先后担任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到1935年9月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彭总担任支队司令员，与王平所在的第十一大队之间隔了第二纵队这一个指挥层次），可以说直接在彭总指挥下行动。

张爱萍上将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总为人襟怀坦荡，刚正耿直，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他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的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张爱萍影响极大。

王平跟着彭总干的时间不长，但那会才二十来岁，正是人生成长的起步阶段，彭总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人格塑造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在红三军团，黄克诚对他的成长应该也有一定影响，我们后边再说。

王平在回忆录中追忆了他在彭总麾下、与彭总近距离接触的一些往事。时隔50多年，王平仍能清晰记得当年的很多细节，足以说明这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回忆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彭总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红三军团节节抵抗，且战且退，伤亡惨重。王平当时担任红十一团政委，痔疮犯了，疼得无法走路，只好做手术，术后勉强可以骑马行动。

彭总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他自己也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行动打仗时，他和部队一起走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碰到谁没有伤病骑马，准得批评。

这次军团通知王平他们到山上看地形，大家都疲惫不堪。红四师的干部都是骑马去的。快到的时候，远远看到彭总已经在山上。师政委黄克诚轻声提醒大家，赶紧下马，别让军团长看见。大家慌忙下马牵着上山，只有两个人没有下马，一个是王平，另一个是师长洪超。洪超说，反正已经被他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是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到了山上，彭总问他们：“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洪超是个直脾气，敢说实话：“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彭总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心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了就骑马吧！”

以后，军团通知各团的供给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彭总十分关心下属，并不是绝对的不近人情。

长征途中，红四师攻打汝城，未打下来。军团命令红十一团限时打下汝城附近一个寨子，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寨子四周有四个炮楼，外边有鹿砦。王平命令二营先破鹿砦，然后发起进攻。二营墨迹，打了一阵也没打下来。这时师里把军团派来的一门山炮调上来，张宗逊师长（彭超已牺牲）亲自指挥打炮。这门炮只能打600米，张宗逊来回指挥移动炮位，不是近了就是远了，磨蹭一阵，已经到时间了。

彭总听不到前边部队的动静，焦灼不安地骂着从后面赶上来，看见王平就问：“为什么还不发起冲击？”王平还没回答，彭总看到山炮架得太靠前，更生气了，质问谁把炮架在这个位置。谁也不敢吱声。等到重新调整好炮位，彭总亲自下令射击，只一发炮弹就把前后两个炮楼都穿透了，其余两个炮楼的敌人也全吓跑了。红三军团大部队很快从这里通过。彭总很高兴，对王平说，你们团已经一整夜没有睡觉了，就地休息一下，然后到某某地方接替红一军团三团（团长黄永胜）担任警戒。

扎西整编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编制，原红四师编为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红五师编为十三团。师的干部，张宗逊（四师师长）、黄克诚（四师政委）、彭雪枫（五师师长）、张爱萍（四师政治部主任）都下到团里任职。原先担任团政委的王平、杨勇改任政治处主任。四个团直接由军团指挥，每个团2000多人，力量比较充实。王平与彭总的近距离接触更多了。

1935年3月，红一方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周浑元部打了一战，打成对峙的态势，就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转移。3月16日，彭总随红十一团行动。出发前，彭总专门向王平交代，为了躲敌人的飞机，部队要快走，至少走60里才能休息。因为下雨，路也窄，不好走，队伍拉得很长。彭总骑马走到前卫营后头，要求部队再加快速度。团长邓国清、团政委张爱萍和王平等团干部一起走在前面，部队走了40多里，张爱萍看部队很累，就提出让部队休息吃饭。

部队刚停下来准备吃饭，彭总骑马跑到前边，批评他们不顾大局。于是，饭没吃成，挨了一顿批，部队接着前进。彭总骑马走在后面，与王平等团干部隔了一个通信排。彭总一直絮絮叨叨批评他们。王平他们听不清楚，也不搭理他。又走了30多里，彭总才亲自下令休息吃饭。

彭总一个人坐在路边吃饭，几个团干部蹲在一棵树下边吃，还是不搭理彭总，斗气呢。彭总看他们有情绪，就过去逗他们：“你们吃什么好东西还躲着我？”之前批评人的严肃劲早没了。有点家长和孩子闹别扭的感觉吧？孩子不理家长了，家长还得哄。

王平他们也没啥好吃的，有点辣椒和豆瓣酱。彭总菜盒里有点腊肉，就递过去招呼他们几个人一起吃。彭总一边吃，一边讲进军茅台镇的安排，还讲起了茅台酒，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大家恨不得马上带部队赶到茅台。当然，后来到了茅台镇，酒没少喝。很多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在茅台镇喝酒的趣事。不只喝酒，有人还拿酒泡脚，真是糟蹋东西。

红三军团抵达黑水寺之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彭、杨率部沿黑水河南岸到石碉楼，迎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过黑水河。红四方面军拨了一个团500多人给红三军团，军团派王平去交涉接收。这些战士多半是四川籍新兵，有的还有抽鸦片的恶习。军团原打算编为一个直属团，又决定把他们分给四个团。王平看了之后，觉得不好分，干脆都编到自己团里得了。他向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请示，袁不敢拍板，王平就跑了几十里路找彭总汇报，彭总同意了。

红三军团在亦念一带停留了十多天，当地的藏民都跑光了，部队只得自己动手割青稞，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总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真是令人为难。”他对王平说，等到革命胜利之后，要给少数民族加倍补偿。也只能这样了。

一天晚上，彭总到他的住处写文章。写什么呢？写少数民族的特性、藏族群众的强悍。与当地藏民的接触中，他们感到，少数民族喜欢强悍，鄙视懦弱，本领比他强，他才听你的。

那天夜里，彭总一直写到凌晨两点，然后叫醒王平给他弄吃的。他起床搞了点面糊糊、牛肉和酒（还有酒喝，很不错了），彭总边吃边和他谈起来。彭总知道他是阳新人，称赞阳新的群众斗争精神强，对红军感情深，同时也提起红五军打阳新的经验教训。老百姓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他们鼓动红军打阳新，有意把敌情缩小，结果红军攻城时遭到不应有的伤亡。

彭总还跟王平讲了红三军团的历史和当前的形势，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他打趣地说，革命胜利了，你们都可以娶老婆。彭总一直谈到天明，兴致还未减。

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之后，红三军团（改成红三军）被编入右路军。从毛尔盖向东北走出草地，一共五百余里，红十一团整整走了七天，因为饥饿、疲累而掉队、牺牲的有近两百人。

红十一团渡过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总对王平说，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回去接应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王平带了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累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他带着通讯员和侦查员涉水过去一看，所有同志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们挨个查看，其中只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口气，背上之后过了河也断气了。

彭总老远看见王平他们回来了，焦急地迎上去抢先问，带回来多少人。王平沉痛地说，一个人也没带回来。彭总脸色低沉下来，愤愤地说：“这都是张国焘的罪过，他耽误了战机，没能打开松潘，逼得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不走这条路，哪会牺牲这么多人？”

草地分裂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事件。对那封著名的“草地密电”，目前仍有争论。最初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密电是否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到后来，争论变成“有没有密电”。“密电”还是有的。

叶帅向毛主席报告之后，彭总、王稼祥、李富春找邓国清和王平到军部，传达有关情况，命令红十一团马上出发到中央机关驻地附近二十里一线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红三军直属队通过，等红十团通过之后，再尾随红十团前进。

1935年9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命令，军委直属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抗日先遣支队，对外称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总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帅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纵队，一纵以红一军（原红一军团）为基础，编入红三军（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红三军其余部队（不含教导营）编为二纵；军委直属队加红三军教导营编为三纵。一纵、二纵分别下辖若干大队，每个大队基本上是原来团的建制，取消了营的编制，每个大队编五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团的侦察排、工兵队和卫生队全部集中到纵队。根据王平回忆，当时十一大队有一千一百多人，十、十二大队各有六百多人。红三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7805人，到这时也就剩下两千多人了。

彭总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总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要求大家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彭总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的脾气不好，骂过很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是‘骂’出来的”。

彭总的讲话，使大家对他更加敬重。会后，王平这些团的干部回顾了红三军团几年来的战斗历程和彭总等首长呕心沥血为红三军团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平回忆录中这样写的：

红三军团自1930年6月成立以来，在彭德怀军团长和其他首长的领导指挥下，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进行了数百次战斗，逐渐成长为一支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勇猛、作风顽强、主动啃硬骨头、能打硬仗恶仗的坚强部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彭军团长要求干部打仗讲究战术，反对蛮干；他不主张团以上指挥员带头打冲锋，认为这样是降低了指挥员的作用。他要求团以上干部坚守自己的岗位，调动部队的各种积极因素，去完成作战任务。在彭德怀等军团首长的带动影响下，红三军团的干部养成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能够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高尚品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

举一个例子，红三军团在彭总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战士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包括红一军团）调来的同志对此很不习惯，总想单独弄点吃的。当然，战争年代条件有限，领导干部肩负的责任更大，吃好一点，穿好一点，无可厚非。分大中小灶，也是合理的。前边提过，彭总特殊情况下也曾要求，单独给团长、政委弄只鸡吃。从另一个角度看，彭总带头以身作则、艰苦朴素、与大家同甘共苦，不更说明他的伟大吗？

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解放战争期间，为了保持官兵绝对一致，彭总把西野司令部的小灶撤销了，把纵队以上干部的小灶也撤销了。1947年7、8月间，时任西野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在陕北某地遇到师哲，师哲准备犒劳犒劳王震。王震毫不客气：“这个时期只有高粱、小米，缺油少菜，吃得人胃里发烧，太缺少脂肪，实在想吃肉了！”师哲不解地问：“你们天天在广阔的农村转，难道买不到一点儿鸡或羊肉吗？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啊！”王震脱口而出：“嗨，彭总不吃嘛！”

确实，彭总以他的刚直品格、艰苦奋斗作风等给红三军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亮剑》中很多内容是瞎写的，在真实历史中不可能存在的。像李云龙那样屡屡违规抗命，早就被撸到底了甚至严明军纪了。但他讲的“主官决定论”“主官性格决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有道理的。

张爱萍说：“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陕甘支队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之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十五军团。根据彭总建议，没有恢复红三军团番号，恢复番号的红一军团起初也只编了红二、四师，隔了一段时间才恢复了红一师番号。无他，人太少了，不够编的，陕甘支队这会只剩下7000多人了。

党中央对红大一科很重视，一科有学员40人，主要是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领导重视就好办，伙食搞得不错。周副主席规定一科的伙食费是每天一角钱，还可以实报实销，而部队当时的伙食费是五分钱，机关是三分钱。一科每周会餐一次，还吃几次羊肉。廖承志等一些机关干部，听到红大吃肉，就跑过去蹭饭。王平所在的小组三个人，组长是谭政，谭政和其他一人都不吃羊肉，王平一人吃不了就叫《苏维埃》报编辑向仲华来吃。

当时红军干部个人都没有多少零用钱，特别是红三军团的干部更困难。过去彭总抓得紧，一切缴获上交，养成干部生活简朴的良好作风。王平去红大时，供给部给他结算伙食尾子，发给他十四元陕北币，他放在皮包里，不知道什么丢了十元。有一次，王平请几个人吃饭，最后吃了五元，他一掏包只剩四元了，只好让别人垫了一元。这件事传到中央，毛主席说：“哈，请吃饭没有钱，要脱裤子啊！”周副主席做了一些调查，考虑到学员们还要抽烟，买牙膏、肥皂等，决定给他们每月发五元零用钱。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只给了三个师的编制。红二十七军不足三千人，对外只给了一个留守处工兵营的番号（后来编为留守兵团警备一团）。这样红二十七军就直属总部领导，归彭总指挥。大约是1937年8月中旬，王平不想留在后方，就给彭总发电报，提出到前方去。过了两天，彭总回电，要来就赶紧的。

彭总的指挥部设在陕西三原县阎良镇，王平接到电报第二天就出发，带了一个马夫、一名警卫员，在国统区走了三天。到了阎良，见到了彭总。彭总要去洛川开会，简单给王平讲了一下当时形势和部队改变情况，告诉他：“要到前方就到敌后去，马占山要抗日，平北的赵侗，河北保定万福麟的部队，他们都请求我们派人去帮助工作。组织敌后抗日，哪里都要有我们的人。你们到那边以后再说。”

彭总没有具体讲要王平到哪里工作。王平随后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去见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黄克诚。部队要过十几天才开拔，王平就临时担任了组织部组织科长。没过几天，邓小平要他到红三十一军了解改编中的思想情况。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针对部队改编中的思想波动，工作组协助军首长做了大量工作，问题基本解决。小平同志很满意。

八路军直属队进驻五台之后，王平几次见到彭总。北方局决定王平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朱总、彭总、任弼时、邓小平、左权一起找他、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刘秀峰谈话，彭总对他俩提了一些要求，并一针见血地叮嘱王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武装，有了武装才能站住脚，一一五师是要走的，如果没有武装，将来只能脱下军装做秘密工作。

此后，王平在晋察冀白手起家创业，主要是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一直到彭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聂帅有一段时间到延安参加“七大”，肖克、程子华先后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军区司令员职务。这段时间，天各一方，王平与彭总没有直接交集了。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王平到了晋察冀，此后主要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但彭总没有了忘记他这位昔日爱将。

1953年4月，彭总从朝鲜战场回国，代替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继续兼志愿军司令员、政委。

一天，彭总把时任华北军区干部部部长王平、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杨勇叫去，说考虑让他们到志愿军二十兵团（下辖五个军十五个师）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当时，朝鲜停战谈判又恢复了，中央考虑仗不会打很久了，准备让没有去过朝鲜的老同志轮番上阵，接受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现代战争经验。

杨王二人喜出望外，作为习惯战场生活的军人，没有比接受战斗任务更让人高兴和激动的。过了几天就是五一劳动节，王平到天安门观礼，彭总对他说，早点去朝鲜，去迟了就打不上仗了。

两天后，毛主席签署了杨勇、王平的任职命令。二人当天向彭总告别并请示工作。彭总说，没什么指示，朝鲜的情况让他们自己去了解，不给他们带框框，并特别叮嘱他俩千万注意安全，选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多年不见，难得一聚，彭总留他俩在家里吃饭，为他俩送行。吃的什么，王平在回忆录中没说。照彭总的简朴劲，估计也没多少硬菜。杨成武1951年6月去朝鲜之前，毛主席安排家宴，也是家常便饭，破例上了葡萄酒。

前文提过，1955年4月，军委决定将总参人民武装部改名为总参动员部。总政治部主任罗帅给他打招呼，准备调他去当动员部部长。王平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不想去。他便找彭总说情，彭总说，这个事嘛，是罗主任提的，他不好出面讲话，罗主任如果同意王平不去，他自己没意见。王平只好找罗帅，罗帅鼓励他一番，他只好走马上任。

1957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王平第二次到志愿军担任领导职务。可能也是彭总提名的吧。1958年10月29日，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由杨勇和王平率领的凯旋回国的志愿军代表团。彭总当时在西北地区视察，没有出席这次会见和当晚的宴会。

后来，彭总对杨勇和王平说，要把志愿军的工作做个内部总结，重点总结缺点错误和教训，作为今后军队工作的借鉴。王平觉得这是个难题，而且他自己没有参加朝鲜作战的全过程，难以承担这项任务。彭总坚持要搞，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表示可以由北京军区承担。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总遭到错误批判，这个总结也就没法再搞下去。

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进行揭发和批判。彭、黄被定为“反党集团”，王平听后，尤如晴天霹雳，顿时陷入迷惘之中，感到突然和不理解。彭总就不用说了，黄大将也是他敬仰有加的领导和亲密战友，他俩的交往后边再说。有人给王平传小道消息，说他已被内定为“彭黄分子”，他心情很沉重。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人人发言表态过关，王平根据传达的文件内容，也准备了一个批判发言，但言不由衷。

会后，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政委王平）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反右整风运动。王平对彭、黄的事有看法，领导运动的基本思想是慎重求稳。

1967年初，王平被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从医院揪回批斗，被戴上“刘少奇、彭德怀、彭真”在军事学院的代理人”的帽子，斗完之后又把他送回医院。如是反复批斗，还要游街。

武汉“720”事件前夕，王平被军事学院造反派关押。9月24日，王平被停职反省。此后，被关押了近5年。监管期间，王平被罗列的“罪状”越来越多，帽子越来越大，先是往彭总那里挂，说他是“彭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以后又往“彭、罗、陆、杨”上靠，又查“华北路线斗争问题”，说他反对杨成武。杨成武倒台之后，不扯反对杨成武的事了，反而批他为杨成武树碑立传。简直是闹剧。

外地找王平搞外调的人很多，大概有四五百人次。涉及到彭黄的问题，王平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来。

1972年7月，王平被解除关押，获得自由。在家赋闲一年多，一直没事干，就给叶帅写信要求安排工作。1973年8月，总政通知王平到北京。叶帅此前指示总政主任李德生给他安排工作。8月底，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接见王平，对他说，他的问题没有什么，主要是与彭德怀的关系。王平的组织生活恢复了，但总政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直到1975年4月到炮兵担任政委。

1974年11月29日，彭总在迫害中含冤逝世，享年76岁。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平和陈云等人都分在东北组，东北组召集人是王恩茂、任仲夷、肖克、杨勇。陈云在小组做了爆炸性发言，指出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他讲了六个问题，并提出“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王平在第二天小组会上做了发言，呼应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并建议设立中纪委，由陈云担任书记，陈云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应该进中央政治局。

1978年12月24日，中央决定为彭总、陶铸举行追悼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悉数到场。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为彭总致悼词。

1988年7月22日，纪念平江起义60周年活动和彭德怀铜像奠基仪式在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举行，中顾委常委王平代表中央军委出席。

网名“平江六味斋”的原平江县县长陈砚发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根据他的说法，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兵此时只有两位健在，一位是李聚奎上将，另一位当时是号兵，叫田长江。两人当时都卧病在床，没法参加纪念活动。

喻杰、方强、方正平、吴实、裴周玉、方国安、张平凯、钟明彪、何能彬、黄吉民、吴盛明等老红军参加了这次活动，还有地方的领导，一下子来了五六十位省部级以上领导。主席台位子不好排，县里找省委办公厅定，省委办公厅让他们找中央军委办公厅，军办让他们还是找省委办公厅。最后没办法，县里找到王平。王平让县里提方案，省委审定，再拿给他看一下就行了。

第二天早上，活动就要开始了。张平凯提出不上主席台了，可能是因为对座位安排不满意，认为当地只看重在职干部。他旁边坐的是吴实，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实1928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当年入党，在红五军时职务比较低，解放时担任十六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实当时有事路过湖南，听说这个活动，主动上门参加的。张平凯是应邀回去的，对吴实不熟悉，经当地同志解释一番，也就坐上了主席台。

彭总的铜像是陈砚发他们到北京“求”来的。平江穷，想塑铜像，没钱。就通过彭总侄女彭钢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当时县里还想通过刘志坚上将的渠道办这件事。有一次过春节，县里给刘志坚送了一只家乡特产腊猪腿。刘志坚推辞一番，不值钱的东西，只好不收。第二天下午，刘志坚给县里打去电话，问腊猪腿还有没有，说昨晚尚昆同志在他家吃饭，吃了猪腿连说好吃，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提回去了，他自己想再要一只。通过这件事，陈砚发知道刘志坚与杨尚昆关系好。

报告递上去之后，杨尚昆很重视，交代杨白冰亲自办这个事，并叫杨白冰请县里同志吃饭。县里同志已经回去了，马上坐飞机飞回北京。首长要出差，饭没吃成，但县里的同志很激动。

1990年10月24日，即彭德怀诞生92周年纪念日，在平江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典礼。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词，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常委王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铜像揭幕。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