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乾隆编制《贰臣传》 -- 温相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统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抚因见朱?U之所著《明纪辑略》一书附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请销毁。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库馆臣在编纂《通鉴辑览》时，应载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继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应称“伪”。当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而死节者，与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虽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诛”，但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对这些“仗义死节之人”的事迹，也都应该写入《通鉴辑览》，说是“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十一月，又发出谕旨，重申“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谕中说世祖（顺治帝）时，曾对崇祯末年殉难的明朝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溢”。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刘宗周、黄道周“临危授命”，都足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行阵或被俘后视死如归者，无愧于“疾风劲草”。舍生取义，忠于所事者，也“一体旌谥”。萨尔游之战时的明将刘?恰⒍潘伞懊帮徂?锋，竭忠效命”；孙承宗、卢象?N等“抵拒王师，身膏原野”。凡明季尽节诸臣，为国尽忠，都应优奖。慷慨轻生的诸生韦布，由乡里供祭。（《高宗实录》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难臣民，旨在倡导“忠君”，诗句说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连年文字狱后，陆续发出这些谕旨，实际上是把“忠君”视为超乎本朝或本族狭隘范围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不能不在汉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动。一些汉臣称颂说：“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其实，乾隆帝并非是“无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向皇帝效忠。但这一原则确立后，如何处置清初归降的汉人和他们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临另一个难题。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编写《贰臣传》的办法，把历事两朝的臣僚称为“贰臣”。这年，江苏呈缴拟毁书籍中有《明末诸臣奏疏》、《同时尚论录》等书。乾隆帝阅后传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当”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齿，作品也不应保存。在这道渝旨中，乾隆帝进一步指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因惧祸投诚，冯铨、王铎等人在明朗是显宦，在本朝又“忝为阁臣”。左梦庚等人是在清朝大军到后，才解甲乞降。当时，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录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论，他们都是遭逢时难，畏死??生。“至于既降复叛，或又暗中诋毁者，更不能比之人类”。乾隆帝指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在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奖谥明末忠臣，贬抑降清的贰臣。但据此实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贬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区别，一律对待，也显然难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说，列入《贰臣传》的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异，不可不分。洪承畴、李永芳等屡立战功，“虽不克终于胜国（明），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朝廷诋毁，“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命国史馆考核各人行事，分编为甲、乙二编，以示区别。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馆臣将乙编进呈，乾隆帝又命将行为卑劣者从中撤出，不予立传。吴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从《贰臣传》撤出，另编《逆臣传》。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编定的《贰臣传》，甲、乙两编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编各分为上中下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