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帖可能变空内容，邪门暂不知所以然
- 『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家园 【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序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史记 高祖本纪》
以上这段是著名的刘邦对汉初三杰的评语，其中对韩信的的评语是“战必胜，攻必取”，如果说张良是方外之仙道，萧何是人臣之典范，那韩信就是战神之代表，他的一生充满戏剧化，跌宕起伏，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手握重兵一人之下的赫赫武将，成为把握楚汉命运的KEY MAN，辉煌过后却迅速被排挤和压制，最终落得惨死和灭族的下场。千古以来，对于韩信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反叛说、阴谋说层出不穷，出于各种动机将韩信立丰碑或妖魔化的也大有人在，时间一长，韩信的本来面目逐渐扭曲了，模糊了，成为各人心目中概念化的人物。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因人而异，基于学识、性格、社会地位、动机等因素，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会有天地两极的差异，这是我读史最感困惑之所在。有时看一些人物评传，往往觉得这些历史人物在某些人的笔下已经没有一丝人的意味，纯粹是阴谋和政治交易的异化物，这是我犹为不喜的倾向。在我看来，一个历史人物，首先他（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她）有七情六欲，有人性中辉煌一面，也有基于性格弱点暴露出的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他的所作所为，除了环境和局势的影响外，个人性格和情感的因素，也会对他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历史的发展的大趋势是可以归纳和总结的，但这个趋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人的选择往往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拿韩信来说，如果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拥兵自立，甚至倒戈一击，成功与否暂不评论，至少我们熟读的历史就要重新写过了。韩信为什么没有做出那种选择，我深信这和他的个性有关，基于这个前提，我对〈〈淮阴侯列传〉〉以及相关史料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希望从中能尽可能勾勒出韩信的全貌，分析韩信的性格的形成和完善的经历，以及与韩信有重大关联的人物，如刘邦、萧何、张耳、蒯通、陈豨等人，对韩信的真实心态的变化过程，我想，这样做至少有利于让我拨开历史的迷雾，推己度人，从人性的角度去感受韩信的心路历程，因为我坚信：时代在变，但人性的某些方面是亘古不变的。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花～大人有所教也～～ 本来想写写这方面的历史的，看来不用我献丑了
家园 太棒了，非常地受益。花赞机会兄详细分析。 家园 好铁 老兄：
请继续写啊。你把复杂的古文用现代白话阐述出来，解了我对历史的饥渴。
家园 大才啊,一口气读完,既深且广,花,等. 家园 【原创】七---心结(1.固陵)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只有在彼此都意识到持续的战争无法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战，有时候停战只是一种迷惑的手段，是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一种妥协手段，通过停战可以及时补充兵源和给养，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疲敌作用。刘邦和项羽经过几年的对峙，都无法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天下百姓已经疲敝甚久，“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饟”，再耗下去对双方而言都有崩盘的危险。当刘邦提出停战的要求时，项羽立即心领神会的同意了，双方很快达成了中分天下的契约，要不是张良陈平的撺掇，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或许还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呢。
平心而论，刘邦和项羽能摒弃旧怨化干戈为玉帛，决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对时局和实力的综合判断做出的最佳选择，两人的性格中都有睚眦必报的阴暗面，而刘邦隐藏的更深一些，要这两个积怨已久的人真正捐弃前嫌是不可能的事情，暴戾的项羽更不是能忍一时之气的枭雄，要让项羽承认原先匍匐于自己脚下的刘邦，而今化身为与己平起平坐的天下共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不是楚营的后勤供给和后备兵源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很难相信项羽会吞得下这口气。虽然停战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项羽来说，楚营从停战中得到的利益要大于刘邦代表的汉营。当时虽然战局一时胶着，但汉营及其盟友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对项羽的大包围圈已经巍然成形，相反楚营缺粮少食，士气低落，兵源难于补充，寻求停战的决心更为迫切。刘邦一方虽然在荥阳主战场无法取得进展，但好在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而项羽却不得不陷于两面甚至多面作战的境地，兵力捉襟见肘难以为续，虽然正面战场的形势还不明朗，但汉军的优势却在一点点的扩大，用张良的话来说，这个时候是“天亡楚之时也”，刘邦在这个时候提出停战，却是正好给了项羽一个喘息和缓冲的时机，有养虎贻害之嫌。
刘邦和项羽在达成中分天下之和约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被划到楚地，但事实上却独立的韩信、彭越等势力的归属权如何解决的问题。尽管从名义上来说，韩信、彭越都属于汉阵营，但刘邦却没有能力真正调动和节制他们的行为。韩信的封地在齐，彭越还未有封地，只领有一个魏丞相的虚衔，两人的军队和势力范围都在项羽的势力圈之内，项羽饱受后方骚扰之苦，刘邦要不是此二人的协助也无力支撑到现在，如今在停战的问题上却丝毫没有涉及韩、彭的内容，足见协议双方都缺乏必要的诚意和互信，对于项羽来说，只要能争取到短暂的和平，摆脱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有机会转头解决彭越、韩信的威胁，稳定和巩固后方，待回复元气再与汉军寻机决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分天下对于项羽是利大于弊。
刘邦对于协议的真实态度无法得知，但据史书的记载，似乎最初的时候刘邦确实打算遵守这个协定，“欲引而西归”。刘邦的性格虽然多疑且反复，但“重诺轻身”作为当时天下显学共同宣扬的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刻在当时的士人及下层人民的思维模式中，这种信仰或者称为道德目标的感性认识，在以任侠为荣的小圈子中尤其得到遵从和认可。具有相同感知和认识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会基于共同的理念和操守聚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人际交往圈。从这个因素发挥，刘邦在起初能拉起一支队伍跟随自己闯荡四方，也是因为他获得众人的认可和拥戴才脱颖而出的。史记中记载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虽然不是其性格的全部特征，但至少说明刘邦性格中有闪光的一面。风起云涌之际天下英雄能凝聚在刘邦的周围，除了投机的因素以外，没有一定的人格感召力是办不到的。再者经过多年的战争，或许刘邦也产生了一丝厌战的情绪，加上胸口所受的创伤较重，利用冬季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休养，以待来年再战的想法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张良和陈平对于局势的把握是相当敏锐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形势对于汉军相当有利，在这个时候选择停战，无疑是将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得来的优势拱手让出，正如下围棋的时候，一方已经将对手的大龙挤到只剩一口气了，却迟迟不下重手，眼看着大势已去的敌人死灰复燃，届时悔之晚矣。刘邦听到张、陈二人的谏言幡然省悟，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协议，挥兵尾随楚军而来，于汉五年十月在阳夏追上了楚军。刘邦传令韩信、彭越，命令两人带兵与汉军会合，共击项羽。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却不见韩、彭两人的一兵一卒，三面合围变成了刘邦独战项羽。被摆了一道的项羽的愤怒化为雷霆一般的战斗力，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刘邦不得已只好重新祭起高沟深垒的防守战术，此刻他内心虽然十分忌恨不听调遣的韩、彭二人，但他很清楚没有这两人的协助，凭自己的能力几乎没有可能打败项羽，于是他向张良求教。张良内心如明镜似的，刘邦的个人能力或许能驾驭曹参灌婴这样的丰沛故人，但却无法让军事才能远胜自己的韩信彭越俯首帖耳任其驱遣。此时刘邦的威信并不如后世的皇权那般令人窒息，在地方势力的眼中，刘邦只是一个号召诛灭项羽的发起人，与自己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上僚和部属的关系，只能视作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同志关系，所谓的汉阵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邦联制集团，只有当共同利益一致的时候，才能暂时摒弃内耗一致对外，除此之外刘邦的号令也无法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如今刘邦以对待下属的傲慢态度（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呼令韩、彭二人为其所用，当然得不到善意的回应了。张良清楚韩信和彭越要的是什么，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草根新贵，他们“日夜望咫尺之地”，渴望能够裂土封王，传诸后世。于是张良向刘邦建议：“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各自为战”。刘邦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个意见，将最大的两个期权赐予了韩、彭二人。此举果然让二人大为满意，韩信虽得刘邦亲口封为齐王，但只有虚爵而无实地册封，虽然齐地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但毕竟缺乏名分，总有不实之感；彭越长期以来在楚、汉两边投机，“且为汉，且为楚”，不时地向刘、项二人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也是为了获得实实在在的封爵，假使项羽能早早满足彭越的要求，恐怕也不至于落得到处救火的狼狈处境，不过按项羽的个性，连田荣这样的实力派都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初期行迹近似盗寇的彭越了。韩、彭二人眼看自己的愿望都得到了尊重和满足，终于同意出兵讨伐项羽。此二人加上同年七月被册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张良在刘邦彭城大败后提出的可堪大用之三人，都获得了刘邦战后裂土封王的允诺，并在给予项羽最后一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第二次反项联盟的形成，对于项羽的包围圈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家园 【原创】七---心结(2.垓下) 公元前202年10月，也就是汉五年十月，对于项羽而言，注定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秋天，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貌似强大的西楚阵营陷于了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危兆之中。
汉五年十月，韩信、彭越引兵欲与刘邦汇合。
汉五年十一月，刘贾、英布引兵南渡淮，围寿春。
汉五年十一月，英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遣人诱降楚大司马周殷。
汉五年十一月，周殷判楚，举九江兵尽归英布，屠城六。
汉五年十一月，刘贾、英布二路并行而来，行屠城父。
汉五年十二月，韩信、彭越、刘贾、英布及各路诸侯与刘邦会合于垓下。
汉阵营的各路人马汇合后，兵力空前膨胀，人数超过了三十万。刘邦清楚的知道凭自己的能力，指挥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是无法胜任的，于是他明智的将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声望如日中天的韩信，由韩信统一调度。韩信在前线布下了一个很厚实的阵型，亲自率领大军三十万居中，孔熙、陈贺在两翼待命，刘邦在中军身后，而周勃等人负责殿后。这个阵型看起来是一个防守型的模板，众所周知项羽以攻击力强悍而著称，中央突破、分割包围是他的拿手好戏，昔日章邯、王离率领的强大秦军在项羽可怕的一击下灰飞烟灭，刘邦率五十万联军却差点尽数淹死在睢水之中，如今韩信似乎也祭起防守反击的大旗，难道不怕巨鹿城下的一幕重演？同一时刻楚营也完成了动员和军事上的部署，项羽亲自率领十万将士，誓将昔日的荣耀和不败神话延续下去，鉴于楚军对汉军保持着压倒性的胜率，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项羽及其将士应该依然对获胜抱有强烈的自信。两大阵营完成了大战之前的所有的准备工作，而项羽和韩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各自阵营的最高指挥官站在了同一空间和层面上，战争一触即发，那种凝重和肃杀的气氛穿越千年的时空，透过纸帛中的字字珠玑依然能为我们所感知，在这样的氛围中，交战双方的指挥官究竟会有怎样一种心态呢？
眼看着昔日的盟友和下属或投入敌人的阵营，或冷眼旁观，骄傲的项羽第一次尝到了千夫所指的滋味。可惜他直到此刻都没有真正省悟到自己为何会沦落到这般的境地，联系到后来他将过错一股脑儿的归咎到上天的安排的执迷，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项羽一定对背叛他的人充满怨恨，而不会有丝毫的反省和自责。在生死关头，项羽依然会将满腹的戾气发泄到战场上，对于韩信创造的种种奇迹虽然让项羽不敢轻视这个昔日的执戟郎，但过度迷恋自身武力的项羽，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平淡中蕴育的杀机，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只要自己突破汉军的中军，就能成功挑起敌人的混乱，使对手的指挥系统失灵，届时集中局部的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并不困难，以往就是这么干的，这次也要如法炮制。项羽的想法没错，但他唯独忽略了一个事实，韩信并不等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对手，他对于自己的战术了如指掌，知己知彼加上天才的谋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使得韩信比项羽过去任何一个对手更为可怕，也更致命。项羽还不知道，韩信已经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个大口袋，正等着他往里钻呢。
此时的韩信一定也是思绪万千，六七年前自己还是一个落魄潦倒无以为生的废物，走投无路踏上了军人的生涯，在几个军阀的阵营中挣扎流离，却由于没有背景始终得不到礼遇和重用，还差点死于非命，由于机缘巧合归入了刘邦的麾下，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完成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任务，实现了裂土封王这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至高目标。如今，刘邦将汉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由自己，等于将楚汉战争的命运完全交付到了自己的手上，也就意味着直刘邦以降的汉阵营所有势力，都承认了韩信在汉军中第一人的事实，欣喜之余，韩信也一定感受到了肩上沉重的压力，自己被时势和战局推上风头浪尖，直接面对昔日的最高统帅项羽，成败在此一举，如果成功了，项羽代表的楚营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抗衡汉军的资本，唯有接受灭亡；如果失败了，那么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第二次反项联盟势必土崩瓦解，一些墙头草会立即投入项羽的怀抱，乱世将持续下去，直到双方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韩信一路走来，经历的困难和压力，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这一次来得强烈。与项羽对决的所有对手都没有能顶的住，韩信能行么？这恐怕对韩信来说，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要寻找答案，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了。
遥想当年，韩信只是项羽帐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卒，虽然屡次向项羽进言，但高傲的项羽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小人物放在心上。当年的韩信天真而又执着，对于项羽恐怕也是景仰万分吧。直到发觉自己在楚营无法出头，按耐不住转投刘邦，也不过是将人生再次做了一回赌博而已。萧何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的潜质，作为将来与项羽争霸的人才储备推荐给了刘邦，从此韩信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针对楚营及其同盟的，一步步扫清外围，蚕食了项羽的生存空间，最终在垓下实现了历史性的对决。韩信的人生轨迹划了一个长长的弧圈，从离开项羽到最终与项羽在决战地点会面，人依旧，情与势却已截然不同了。世事的变幻莫测与人生的无常，在公元前202年的垓下落下刻骨铭心的一笔。韩信的崛起，是在打倒项羽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没有项羽，韩信在历史上或许也不会青史留名，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颇值得玩味，而当韩信再次面对项羽的时候，或许也是颇多感慨吧。
刘邦此刻的心态应该颇为复杂，作为项羽的老对手周旋多年，却始终未能在战场上获得些许便宜，好几次差点性命不保，全靠群策群力才延续到今。四年多来刘邦第一次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线指挥官参与与项羽的决战，一方面自然希望韩信能完成他本人无法实现的愿望，彻底打垮楚军，实现宏图霸业；另一方面，他对于韩信在军事上表现出的远超自己的超强能力也颇为嫉妒，假如韩信打败了项羽，就等于向诸侯及世人证明韩信的军事才能高于包括刘邦在内的所有人，在一个崇拜强者的时代，刘邦的光辉势必要被韩信所削弱，其对诸侯的控制力，以及在诸侯间的威望都要受到影响。刘邦不能容忍在项羽灭亡后出现更强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已经表现出一定自立倾向的韩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刘邦独霸天下潜在的竞争对手。司马光说过，“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如今决战在即，刘邦更不能自毁长城，只能隐忍下来，一切等待战争结束后再做打算。但刘邦睚眦必报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因为韩信立下大功就一笔勾销，此时在后方必定也在暗暗算计，接下来如何处理自己与韩信的关系。
汉五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战争终于打响了。关于战争的过程史迁记载得极为简略，只轻描淡写地用了一句话概括。“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但即使透过这一句简单的陈述，我们也能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战况之惨烈，让我们展开思绪的翅膀，回溯到2000多年前的垓下古战场。项羽率领的楚军一如既往地采用中央突破的拿手好戏，锋芒如闪电一般插入韩信重点布控的中军，强大的冲击力和嗜血的狂热如风暴席卷而来，将厚实的汉军阵地撕开了一个口子，楚军如潮水般涌入，眼看战局向着楚军习惯的模式发展，汉军即将被分割，项羽和西楚将士似乎看到又一次大捷即将得手的幻影，可韩信毕竟是最强的战神，这一切都落在事先的算计之中。当楚军的前锋到达预定位置的时候，韩信有意识的指挥中军向后撤退，留出大纵深给予楚军突击。不知道项羽是否看出汉军是有意识后撤而不是溃退，我相信凭项羽的经验，应该能看出其中有诈，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况且自己痛恨的刘邦就在前方不远处，如果一鼓作气攻下去活捉或杀死刘邦，那么汉军也就大势已去了。不管项羽基于何种考虑，楚军最终维持了强力突破的既定战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军种以及队列之间的正常阵型被拉长，楚军突入的越深入，暴露在敌人两翼的破绽就越多，酣战之即谁也没注意到，原先在两翼待命的孔熙、陈贺已经悄悄的逼了上来，对楚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并从两翼不断打击分割落在后面的楚军，处于队列前沿的项羽无法对正面的韩信造成致命的打击，渐渐地攻势也难以为继，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楚军的攻势稍有减缓，韩信抓住机会率大军回攻，三路大军合围，象铁钳一般将楚军分割包围，大败楚军主力。项羽率残军逃回大营壁垒，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半时分旷野中四面楚歌（估计应该是陈平的毒计），士气低落的楚军将士心理上受到重创，纷纷逃亡，楚营瓦解，项羽率八百将士趁夜突围，越明后刘邦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山穷水尽的项羽最后自刎乌江，楚汉四年战争，以汉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楚汉战争的最后一仗，韩信表现出的过人天赋和才能，令世人侧目，也为他带来无尽的荣耀。自此汉军将士视之为天神一般。日后韩信失势，尝日过樊侩府上，当时韩信只是个无权无势的淮阴侯，而樊侩却是刘邦的连襟，史载“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按理樊侩完全可以置韩信于不顾，可樊侩见到韩信，“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这种与当时两人身份不符的表现，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韩信在军中的威望和人气。樊侩此人虽无大材，但为人没有心计。虽然在鸿门宴上以及后来英布叛乱时高祖避见大臣时，樊侩都表现出不凡的口才和见识，但这些都是有张良陈平等人在场的时候发生的，联系到后来在吕后被匈奴羞辱，樊侩没头没脑的嚷嚷要带兵灭了匈奴，却被季布埋汰得哑口无言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前面樊侩的惊人表现，可能是张良等人事先灌输的结果，借樊侩与刘邦的亲戚身份说出别人方便表达的意思而已。樊侩本人并无大恶，在吕后弄权时期也没有胡作非为的记载，应该还算一个老实本分之人。他对于韩信的崇敬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景仰，而不是虚伪的客套和敷衍。从樊侩的表现，可以推断出韩信在汉军将士心目中的分量。而项羽灭亡的时候，正是韩信声望达到最高峰之际，他正满心盼望着刘邦实现事前的诺言，裂土封侯传诸后世，可他万万没想到，刘邦心中却另有打算，一个针对韩信的阴谋，在烽火尚未消停的时候，悄悄地酝酿和实施了。
家园 【原创】七---心结(3.洛阳) 项羽身死之后，楚地大多望风披靡，唯有鲁地长期受儒学教化之熏染，且感念项羽亡秦的恩德，尚且坚守未肯遽降，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亲率大小诸侯围城，示之以项羽的人头，于是鲁地遂降，百姓逃过一劫，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般好运气的，《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而《项羽本纪》中又记载“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说明刘邦在对待楚地残余势力之时，采取暴力和怀柔两种手段，短期内强行压制了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绝望感的原楚营的贵胄及其依附者。当时残余的楚营及依附者或者如项伯等人一样，接受刘邦的册封，摇身一变成为汉室的列侯，当然这些人中除个别能力突出受刘邦器重的之外，其他人在政治上失去了原先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仅仅作为食禄者苟延于世而已；另一种反应是象田横那样，逃跑遁世以避灾祸；最后就是象临江王共尉那样顽抗到底，遂被刘贾卢绾诛灭。不管这些人的表现如何，在新兴的汉室政治格局中，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一大批新势力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至汉五年12月，楚地基本被平定，刘邦率军返回定陶，途中“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又一次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解除了韩信的武装。世人震惊之际，刘邦却下令：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同时遵守战前的诺言，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通过一系列的册封，刘邦巧妙的转移了诸侯对于刘邦夺军事件的疑虑，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的同时也将韩信架空，将他训练有素的军队收归己有，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韩信孤身调离经营多时的齐地。韩信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否有看法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其接下来的表现来看，似乎韩信并没有对改封自己为楚王的现实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或许在他看来，项氏的覆灭标志着天下已定，刘邦的夺军事件并不代表对己的背叛，而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齐地，回到出身地楚地，似乎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自己的愿望仅仅是封王而已，至于分封在齐地还是楚地，对自己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韩信很快接受了这个变化，但事实上，刘邦对于以韩信、彭越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的疑虑早在楚汉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刘邦清醒的认识到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在各自的地盘上都拥有超越他人的影响力，在军事上的造诣也非常人所及，当刘邦与项羽对峙的时候，出于各种考虑刘邦放手让他们各自坐大，而当项羽被诛灭后，刘邦却发现这些豪强的实力早已经超越了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尤其是韩信，其神鬼莫测的军事才能，出色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高超的战场指挥艺术，都是刘邦所不能及的。同时彭越、英布等人，以个体而论或许都有各自的局限和软肋，但如果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也是相当难以应付的。刘邦对于他们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惊惧他们的实力可能对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威胁，竭力想削弱和压制他们；另一方面，刘邦也不敢贸然造次，项羽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何况天下初定，大小诸侯都翘首等待刘邦如何论功行赏，划分势力范围，这一阶段必须小心谨慎，如果一招不慎，摆不平各方面的关系，那些对刘邦心存疑虑处于观望的新盟友很可能群起攻之。处于对时局的判断，刘邦不得不作出相当大的妥协，除了违背对韩信的诺言擅自将其改封到了楚地，对于其他人则信守了当初的诺言，将关外除齐地和魏地其他地域大部分封予这些异姓诸侯王。作为回报，当年正月诸侯王及众人拥立刘邦即皇帝位，定都洛阳，在政治上承认刘邦的领导地位，在形式上达成了再度的一统局面。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争权夺利，权力的整合并没有随着诸侯王的就位而停止，反而才刚刚开始。
刘邦即皇帝位之除，可以说面临着一个烂摊子，经过长期的战争，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所谓“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一片凋敝的景象，物资和劳力的匮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过来。但刘邦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满足功臣对于胜利果实的分配的渴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形色人等可不是基于什么理想和信念才走到一起来的，之所以抛妻弃子跟随刘邦打天下，就是基于对军功的渴望。刘邦在战争其间对部下的诺言此刻必须得到兑现，而战后形势却正如张良所说的“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篃封”，何况大片的土地都已经分封予异姓诸侯王，资源的稀缺让刘邦在分封功臣的时候捉襟见肘，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在分封功臣的问题上迟迟未能决定。而功臣之间派系林立，彼此也互相排挤，这种群臣争功的局面“岁余不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得到协调。从汉五年正月开始一直到汉六年正月左右，争功事件达到一个高潮，由此引发的猜忌和争斗造成了汉立国后权力的第一次洗牌，而韩信的被执显然是其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汉立国之初，在政治舞台上主要有这几股势力：一是异姓诸侯王，他们的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拥有关东广阔的领地和人口，在各自的领地内有着独立且完整的军政体系，基本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二是以丰沛故人为基础的功臣集团，又可分为军人团体和文吏团体，曹参和萧何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三是在战争其间和战后归入刘邦阵营的能人义士，这部分人员的构成比较复杂，三教九流都有，比如季布、季心、刘敬，叔孙通等，但彼此之间少有共通之处，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小集团；第四类包括战争前后归附于刘邦的六国遗贵，以及张楚时期直到项羽身后归附于汉室的人员，如项伯等人，这部分人在战后基本失势，在政治舞台上少有话语权。以上的分类并不是铁板一块，异姓诸侯王之间，韩、彭、英三人战功卓越，在楚汉战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是所谓“同功一体”之人，也是刘邦重点防范的对象。其余的韩王信、吴芮、张敖、臧荼之流，按军功计实不足以封王，在战争期间，他们根据对局势的判断在楚、汉阵营之间左右逢迎，捞取政治资本，才有了战后的显赫地位。他们有一定的势力，但对中央政权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第二类功臣集团中，包括萧何曹参在内的丰沛故人在楚汉战争时期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由于利益和目标一致，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裂痕和成见。战后由于对军功的认识有偏差，加上利益和气质上的差异，文吏和军人之间开始相互倾轧，争功不止；第三类人员中有不少是属于技术型和专业型官僚，或多或少接受过文化的熏陶，有部分人甚至在专业领域有很高的造诣，这些人大多从事规章制度和礼仪的制订传播工作，而较少卷入到争功的行列；第四类人由于有历史问题，大多夹着尾巴做人，担心刘邦对他们清算历史的旧帐。这批人在政治上反而是威胁最小的，刘邦对他们还算厚道，在食邑方面给予了比较优厚的待遇，在政治体系中却基本排除了他们的存在，这些人自然也没有争功的资本和能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战后的政治格局中，对于利益分配最为不满的就是以丰沛故人为核心的功臣集团，他们与刘氏宗亲的关系较他人来得更为亲密，也是刘邦赖以起家的核心势力，无论从感情还是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刘邦都必须优先考虑他们的需要，在未来打击异姓诸侯王势力的过程中，功臣集团也是刘邦最为信赖的盟友和打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刘邦对于功臣集团中各成员的信任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因为在战争期间，功臣集团和异姓诸侯王势力之间相互融合，尤其是武将势力更是相互渗透，这其中作为功臣集团的重要核心人物的曹参，就长期在韩信手下工作，其战功大多是在归附于韩信的那段时期获得的。在军队中以韩信为首的异姓诸侯王拥有巨大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如果强行将他们拿下，以曹参为首的军人是否能理解并绝对地支持自己，刘邦心中并没有把握；另外，功臣集团中，萧何、曹参等人在刘邦未发迹之前，在丰沛当地的地位比刘邦要高，同样拥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战争过程中，他们虽然一贯表现出对刘邦的忠诚和服从，但战后他们的势力同样得到惊人的增长，刘邦虽然必须依赖功臣集团的势力来对抗异姓诸侯王，但他却不能容忍功臣集团的独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刘邦也要找机会敲打敲打萧何、曹参等人，平衡功臣集团内部各派的势力，保证功臣集团对于刘氏的绝对服从，使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能作为刘氏安定社稷的后援而存在。
前面说到，异姓诸侯王的势力是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着浓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是刘邦面对战后政治格局和人心向背的妥协和背书，暴秦速亡和项羽逆天行事的教训让刘邦不得不尊重现实，和群雄达成了共享天下的契约，并定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娄敬语）。但此时表面的和谐并不能缓解刘邦心中的疑虑，群雄在战争期间的种种表现让刘邦始终无法释怀，韩信等人虽然没有背叛的迹象和动机，但他们的存在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从项羽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刘邦对这一点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无论从维护自身的安危还是从保证即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削弱异姓诸侯王对于刘邦及功臣集团而言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点上刘邦与功臣集团是目标一致的；但刘邦也要防范功臣集团内部孳生威胁刘氏统治地位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充分发挥了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功臣集团中翻云覆雨，利用权谋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其御臣之道为后世的最高统治者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和素材，并为后世不断地效仿和借鉴。可以说，从刘邦即帝位开始一直到其逝世，打击诸侯王和安抚压制功臣势力是当时政治舞台上始终并行的两条主线，打击诸侯王主要以军事打击为主，从肉体上消灭其势力；而压制功臣势力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
刘邦即位后，于汉五年夏五年于洛阳南宫置酒大宴群臣，席间谈笑中肯定了萧何、张良、韩信等三人在兴汉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汉初三杰的历史定义就此形成，这对于韩信来说也是一种安抚和补偿。刘邦在大唱高调的同时，背地里却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对于归顺汉室的诸侯们，刘邦在政治上压迫和羞辱他们，故意以胜利者和天下主人的身份和口吻号令四方，对于当初于刘邦平起平坐的前朝诸侯们，这种精神上的羞辱是难以承受的，田横及其追随者的集体自杀，就是对这种压迫的无奈反抗。刘邦本人的个性也是极为暴亢的，对待下属和部将表现得粗鲁而缺乏礼数，这种个性在其称帝后更是迅速膨胀，愈加无人敢予以节制，这让那些新归顺的楚营旧将愈发感到耻辱和后悔。此时刘邦斩杀了在战争期间曾经有大恩于自己的丁公，虽然从政治角度考虑绝对是一手好棋，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是“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他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出刘邦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绝非等闲之辈。但是，杀丁公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在楚营旧将心中洒下了一把盐，其中有实力的如臧荼更是惶恐，生怕刘邦清算旧帐。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顿时又显得诡橘起来。为了防范意外，刘邦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建议，不顾群臣的反对，立即将都城迁到了关中的长安。事实证明娄敬的献策是相当有预见性的，当年的七月，燕王臧荼就扯起了造反的大旗。
对于臧荼为何谋反，司马迁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史书中关于臧荼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我个人认为，臧荼的谋反是受到了丁公案的影响，臧荼此人原为燕王韩广部将，机缘巧合跟随项羽入关得以被封为燕王，后又诛杀了韩广向项羽邀功，在楚汉战争期间更是游离在刘邦项羽两端，看准时机后在项羽背后捅了一刀才正式归附于刘邦。刘邦对于这类人是很不屑的，丁公的死必定让臧荼如坐针毡。另外，刘邦对于无能之辈的态度是极为轻蔑的，联想到刘邦对于自己的女婿，赵王张敖尚且辱骂欺凌不已，实在很难想象刘邦对于楚营降徒会有什么好脸色了。臧荼受封为王不足一年就起兵造反，若不是自觉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断不至于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
刘邦定都关中，用娄敬的话说具备了“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地利优势，此后无论是何人作乱，关中都不曾受到过威胁。事实上刘邦七月亲自出征，九月就虏得臧荼平复叛乱，于是率军来到洛阳，“举通侯籍召之”，项羽故将利几唯恐刘邦对楚营降徒不利，索性起兵造反，同样被刘邦快刀斩乱麻地收拾了。至此故楚势力已经再没有本钱和胆气与刘邦叫板了，刘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从汉营分离出去的异姓诸侯王们，而这其中最为棘手的就是韩信。
家园 【原创】七---心结(4.云梦) 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谈到纲纪的重要性，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阔，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这样看来，所谓的礼，也就是纲纪，大致类同于现代所说的制度，一个制度确立下来，使系统内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权限和责任，通过相应的措施来调动系统内的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保证各项命令和措施的顺利传达实施。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以及长期的战争，将原先运行完好的一套制度完全破坏殆尽，长期的分裂和相互之间的攻伐，不但在各国民众之间造成了心理的隔阂，也无形中增加了对统一局面的认同感的缺失。秦帝国虽然在疆域上统一了六国，但没有能使得原先六国的民众对新的帝国形成信任感和认同感，相反暴虐的统治和奴役却到头来埋葬了自己。刘邦新建的汉帝国同样面临着认同危机，乱世中武力才是最高的威慑力，在武功方面刘邦能够慑服其他诸侯，但却无法慑服能力谋略均高于自己的韩信，这就决定了韩信等人不可能对刘邦惟命是从，这一点在战争过程中已经多次被验证过。从政治的角度而言，韩信的存在对刘邦的帝国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在制度缺失的场合，支撑偌大一个帝国只能靠领袖的权威来凝聚力量和人心，而一旦有人挑战或者有能力挑战这种权威，势必会影响到普通受众对于领袖的信念，对时局产生恶劣的影响。刘邦的历史地位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大环境下形成的，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是通过不断的妥协和让步，最终在众多盟友的协助下扫清所有敌对势力，登上皇帝的宝座。刘邦在即位前后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自己的种种“神迹”，无非是为自己由一介平民摇身变成至尊无上的帝王制造“理论依据”，无限拔高自己并与过往的平庸的一段历史割裂，当今的所谓明星在成名之后编造虚假的履历，多多少少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总觉得自己的过去与目前的地位不相称，生怕仰慕者和崇拜者在了解自己的过去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陈涉以及后世的朱重八对儿时的玩伴旧友大开杀戒，也是由于自己的过往被戳穿恼羞成怒所致。刘邦的那一套骗术骗得了不明就里的民众，但骗不了长期跟随自己的功臣们以及大小诸侯王，功臣们尤其是丰沛集团的那群人，当初也是社会地层的普通人，大多是依附与刘邦才混到如今的地位，他们与刘邦是命运共同体，自然不会戳穿乃至会千方百计维护刘邦的谎言；而大小诸侯王尤其是功高盖世谋略出众的韩信等人，自然不会被这套唬烂过去，假如这些人当中冒出这么一个野心家，用当初刘邦对付项羽的那一套如法炮制一番，那也是相当可怕的。刘邦总觉得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他自己的地位是通过长期的斗争争取来的，自然不容许身边出现类似的人物来谋夺分享自己的权力。
称帝后的刘邦，心态较之过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地方豪强争霸天下的领袖转变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社会地位的巨变改变了刘邦与周围人的关系，无形中在过去亲密的君臣之间树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而刘邦本人以及周围的臣工自觉不自觉的逐渐拉大了彼此的距离。过去的刘邦痛恨繁芜的礼节，如今刘邦看到“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却感到厌恶，主动要求叔孙通教习群臣礼仪，在操演成功后大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而太公家令，教唆太公向刘邦行礼，刘邦不担不以为仵，反而奖赏了家令。刘邦的这种转变或许连他本人都未曾感知到，但聪敏如张良者已经敏锐的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并主动淡出政治圈与刘邦保持距离，以免惹祸上身。类似张良的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引发刘邦的失落感和猜疑感，从而将刘邦性格中的猜疑和暴烈的因素进一步诱发和扩张。古今中外的独裁者往往都是由于陷入孤独的境地，诱发的猜疑性格导致对周围人不信任感加剧，这种不信任感导致周围人越发远离独裁者，而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猜疑性格，这种怪圈循环往复，导致独裁者一步步滑入变态的怪圈，心里的戾气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得以发泄的话，往往会导致可怕的灾难。刘邦对于韩信等人的猜疑也是通过一件件小事情逐渐积累起来的，到达一定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个爆发。即使韩信等人没有背叛的行为，但他们具备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的原罪，为刘邦深深的忌惮和厌恶。
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理智也清楚的告诉自己，韩信没有反叛的动机。毕竟对于韩信来说，楚汉战争最关键的时候韩信坚决的站在刘邦的一边，就证明了韩信的立场。况且刘邦能够在长期的战争中坚持下来，并由弱到强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韩信在其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此刘邦心知肚明。他欣赏韩信的才能，同时也带有一丝的嫉妒；他承认韩信的战功，但也深深忌惮用兵如神的韩信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自始至终刘邦对于韩信的心态都是很矛盾的，韩信能不能用？如何用？在这个问题上刘邦一直在走钢丝，始终下不了决心。况且刘邦也担心一旦触及韩信的利益，韩信的反应超过自己的预期，该如何收场的问题。在战场上决一雌雄，刘邦根本不敢做此奢望。因此在立国之后，他就在暗中观察韩信的言行，试图从中揣摩韩信是否有异心。
家园 【原创】七---心结(4.云梦) 下 韩信对于刘邦的态度没有丝毫的察觉，在战争结束后，他就以当年项羽衣锦还乡的心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和属地，将当年对己有恩仇的诸位召来，一一给予回报。韩信对当年提供自己数十日饭食的漂母回报千金，实现了当初“必有以重报”的允诺；而对于曾经寄食数月的亭长，韩信却由于亭长妻的晨炊蓐食迁怒到亭长本人，只给予了百钱作为回报，并讥讽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对于当年侮辱自己的少年泼皮，韩信却大方地召之为中尉，并对诸将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韩信对于三人的不同封赏看似恩怨分明，但我总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关节。对于漂母的封赏没有问题，但对于亭长，韩信似乎有失公允，毕竟漂母只提供数十日的饭食，亭长却让韩信数月寄食于自己家中，即使后来亭长妻耍心眼不给韩信饭吃，但那也是亭长妻的个人行为，大丈夫恩怨分明就应该厚赏亭长，对亭长妻或者不予追究，或者斥责一顿也就是了，如今韩信将怨气发泄到亭长身上，不但只给予区区百钱，还语待机锋，就有点不厚道的嫌疑了；而对于少年泼皮的封赏就更看不懂了，刚刚还由于亭长妻的小过节迁怒亭长，一转身就忘了曾经受到的胯下大辱，不但不降罪反而提拔对方，对诸将的解释也有点牵强，“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换句话说就是曾经想过杀了对方，因此可以肯定胯下辱确实深深的伤害了韩信的自尊心，韩信斟酌后隐忍了下来，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提拔对方啊，除非韩信认为少年的行为激励了自己，才换得如今的成就。但从韩信的解释中却没有类似的表述，这也是不符合逻辑之所在。
按我的理解，如果韩信真的对三人的行为带有纯粹的报恩心理，正常的举止应该是厚赏漂母；对亭长给予更高的赏赐，对亭长妻也有所回报，当然可以说一点冠冕堂皇的套话,比如如果不是你晨炊蓐食故意刁难本人，我也不会有如今的风光。一方面提醒对方当年作为的失当，另一方面也彰扬了自己的宽厚仁德；对于泼皮少年可以封赏，但对于诸将的解释可以强调对方的行为是激励自己振作起来的因素，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也有少年的一份功劳。这样的解释总比什么“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要好的多。韩信的行为看似公允，但彰小惠而贬大恩，称不上真正的公平，或许韩信是带着一丝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快感心态作出上述的行为的，正是由于韩信在对待三人的态度上没有秉承统一的标准，我对韩信封赏少年的动机有所怀疑，或许当年韩信胯下之辱确实是出于自身的恐惧和软弱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事实如何也是无法得知的了。
韩信在楚地享受天下太平的果实，少年时出人头地的梦想已经全部实现了。但韩信毕竟是军人，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在战场上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赫赫武功给予他荣华富贵，如今战争已经结束，韩信的谋略失去了施展的空间，对韩信来说也带来了精神层次的空虚。军人的价值是体现在战场上的，和平年代对于军人来说是一种悲哀。韩信或许为了排解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或许是常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在日常作息中依然保持了军人的本色，平时在巡查封地的时候依然“陈兵出入”，联想到建国后林彪也经常让警卫员开吉普车拉着自己到野地狂奔，模拟战争时的场景才能安然的休息，我对韩信的这种行为模式也可以理解。但韩信的这种行为却犯了刘邦的忌讳，本来就对韩信戒备有加的刘邦，听到韩信在封地大张旗鼓的搞“军事演习”，自然会本能地反应到韩信的种种作为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而韩信私自收留项王亡将钟离眛，更是触动了刘邦敏感的神经，此时有人密告韩信谋反，不管是事实还是捏造，都不容刘邦不下决心彻底解除韩信的威胁了。
刘邦已经下了决心拔掉韩信这个潜在的威胁，而密告正好给了他一个口实，在韩信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刘邦密召将领商议，诸将不知厉害，胡说什么“发兵抓住那小子，把他活埋了”，唯有刘邦及少数人知道韩信的厉害，不敢随便造次。陈平在关键的时候站了出来，为刘邦献上了一条毒计。
陈平的计策是基于对韩信的了解而对症下药的，作为陪伴在刘邦身边的近臣，他自然知道韩信的底线是什么，他也清楚的知道韩信没有谋反的动机和意图，只要不触及韩信的名爵和安危，韩信不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在摸透了韩信的心思后，陈平建议刘邦伪游云梦，召集诸侯前来相见。由于有利己的先例，韩信对此应该会有一丝疑虑，但好在刘邦并不表明态度，将皮球踢给了韩信，韩信如果畏惧不来的话，那自然坐实了谋反，而谋反意味着到手的一切都成幻灭，必须通过血与火的浩劫重新争取，代价太大而且后果无法预知。楚汉战争中那么关键的时刻，韩信都下不了决心，陈平认为此时韩信更不敢拿全部身家做赌注，因此韩信面偈的可能性相当大。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平对韩信的预测是正确的。
针对陈平的阴谋，韩信不是没有疑虑，对于刘邦的反复无常他早有领教，如今刘邦忽然说要巡游云梦，韩信摸不透刘邦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理智隐隐感到有可能是针对自己而来，但感情上却不愿意接受这个猜测，正在惶恐之间，有人献策说：“皇帝痛恨钟离眛，而阁下将他藏在身边，如今只要把钟离眛的人头献给皇帝，皇帝必然喜欢，您也就不会有事了。”韩信采纳了这条愚蠢的建议，将钟离眛逼上了绝路。这种做法等于是自绝坟墓，当初季布为刘邦急索，鲁人朱家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季布，并竭尽全力为季布疏通，最终通过夏侯婴成功地为季布开脱了罪名。朱家的这种急人所难的侠义行为，得到当时社会的高度赞许和尊崇，连刘邦事后也没有怪罪朱家的忤逆和抗旨，证明朱家的行为代表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导向，也就是说，重信义轻生死是最高的社会准则，为所有人所推崇。而如今钟离眛在危难之际投靠韩信，韩信却把他的人头作为献给刘邦的大礼，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刘邦的赦免，也让许多同情和支持韩信的人大失所望。韩信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抛弃个人的尊严和信义，乞求刘邦的认同，结果两头都落了空。可以说韩信的此举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后路，即使有机会与刘邦一较长短，天下人也不会响应韩信的号召。
换个角度来看，韩信的这种做法也是向刘邦表明心迹，我确实没有反叛的意图，恳请刘邦能放自己一马。这场暗地里的交手，在刘邦还未出招的时候，韩信就已经缴械投降了。刘邦自然不会客气，当场擒拿住了韩信绑在小车后带回了长安。韩信感叹“天下已定，我固当亨”，刘邦也有点心虚，《淮阴侯列传》记载刘邦说：“人告公反”，而《陈丞相世家》记载刘邦说:“若毋声！而反，明矣！”。不管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刘邦的言辞都比较含糊，对韩信的罪名都没有能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刘邦擒拿韩信，于法是没有依据的，属于莫须有的罪名。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先抓人再定罪，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刘邦顺利执拿下韩信，本来以为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但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让各方势力心存疑虑，诸侯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韩信的命运会落到自己身上；武将们尤其是跟韩信关系密切的也生怕韩信事件会牵连到自己；至于如何处置韩信，刘邦更是顾虑重重，杀之怕担上不义的恶名，放之又担心韩信会东山再起。这起发生在汉六年十二月韩信的被执事件，让局势的发展滑向了火山喷涌的前沿。
家园 【原创】七---心结(5.长安) 上 刘邦用陈平之计擒得韩信，是日发诏大赦天下，藉以稳定局势安抚人心。但韩信无罪被执的消息还是引起了朝野极大的振动和反弹，一个为汉室天下立下盖世功劳的诸侯王，昨日还是皇帝口中的“汉初三杰”之一，一转眼就变成了阴谋造反的野心家，偏偏这个野心家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被刘邦所擒，天下之人凡有良知者，大多知道此事必有蹊跷，大多数人虽不敢直言，但私下里势必对刘邦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而这也是刘邦对韩信感到难以处置的缘由之所在。此时天下的功臣都在翘首盼望早日得到刘邦的册封，如果此时韩信这件事处理不好，会极大的动摇天下人对刘氏的信任，进而埋下怀疑和动荡的种子，这是刘邦不愿意看到，也无力去承受的后果。擒获韩信的原意是为了消除韩信对汉室的潜在威胁，但如果因处理不当让天下人评价刘邦确实是一个兔死狗烹的勾践似的人物，那么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人心将一旦丧失殆尽，多年来依靠天下合力才取得政权的刘邦深知民心只能顺守而不能逆取的厉害关系。韩信该如何处置才不会引发舆论进一步的反弹，以及异姓诸侯王离心背德的隐患？这就成为摆在刘邦面前的一道难题，正当刘邦在去洛阳的路上为这个课题烦心的时候，有一个叫田肯的人要求觐见刘邦，他的一番言论为刘邦解脱了困境。
田肯对刘邦的一番言论归结起来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肯定了定都关中对刘氏皇权的意义，认为关中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刘邦以及子孙在面对诸侯的叛乱时，可以达到“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的效果，在战略上占据了地形之利；其二是提示刘邦齐地的重要性，“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无论从战争能力还是物资供应以及兵源储备来看，齐地都具有与关中抗衡的能力，因此齐地与关中一直以来都有东西秦之称。田肯最后奉劝刘邦，应该将亲族子弟封于齐地为王，占据战略要地，如此以来对异姓诸侯王能起到监视和制衡的目的。
田肯的一番话为刘邦厘清了思路，也奠定了汉初以降大封同姓诸侯王的基调。刘邦从田肯的言论中得到了启发，到洛阳后着手重新布局，将楚地一分为二，分别册封胞弟刘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族人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另册封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能说齐地方言的都归于齐国）。刘邦忌惮韩王信勇武过人，且属地“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皆为战略要地之所在，处于防范心理平调韩王信至晋阳（山西境内），后徙治马邑。通过这一番眼花缭乱的“军区司令员调动”，刘邦成功的从异姓诸侯王的地盘中抢得战略要地尽封亲族子弟，初步扭转了被关外异姓诸侯孤立包围的不利局势，这些同姓诸侯王虽然能力有限，但在危急关头，能够成为隔离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缓冲地带，为中央政权处理突发事件赢取时间。这一点在今后的刘邦平叛英布之乱，甚至到了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危机时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刘邦在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前，释放了韩信并封其为淮阴侯。从程序上而言，韩信被废黜是改封荆楚二王的前提，但刘邦并没有把韩信一撸到底，也没有追究其所谓的“叛乱”大罪，事实上也等于默认了韩信的罪名不成立。有趣的是，田肯的那番言论，从侧面也证明了韩信的无辜。按史迁的记载，田肯是在恭贺刘邦擒得韩信之后，随即语锋一转，大谈齐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韩信被执时的身份是楚王，而被封齐王是在楚汉相争最微妙的时刻，这段言论看似突兀，前后不相衔接，但潜台词似乎在提醒刘邦：韩信在坐拥齐地，在左右逢迎的微妙关头尚且没有抛弃刘邦，如今天下初定却被告发谋反，实在是不合逻辑的事宜。田肯的话没有一个字提到对韩信谋反的看法，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味却不容刘邦不细细思量。史迁没有明言田肯是否真为韩信鸣冤叫屈，但这段描述确实包涵深意，不容得后人不产生无限的遐想。不管田肯真实意图究竟为何，他的话至少反映了社会上对于韩信被执的一种良知的呼唤，而刘邦本人也知道韩信确实没有谋反的企图，既然韩信这头猛虎已经被关进了笼子，暂时也没有必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事实上刘邦也没有时间再考虑韩信的问题了，因为在洛阳还有一大帮子功臣们，热切的盼望着能早日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封赏。
从高祖五年到高祖六年，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群臣对于“论功行封”一直未能达成某种共识，人人都祈望能获得蛋糕上最大的一份，但问题是战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能够用于封赏的土地和人口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僧多粥少的现状使得功臣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尤其在军人团体和文臣团体之间，对于各自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各表一辞，互不买帐。对于这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臣子们，刘邦也不敢怠慢，于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开始“剖符封功臣”。刘邦希望将首功授予萧何，而这就招致了武将集团的一致反对，认为授予萧何首功，违背了自秦以来按军功授爵的潜规则，刘邦力压诸将，以一套“功狗功人说”的理论强行通过了自己的预案，定下了萧何功劳最盛的基调，并依次分封二十多位大功臣。武将集团在功绩的评比上输给了以萧何为首的文臣集团，自然难以服气，在接下来的位次评定中先发制人，强烈要求刘邦授予武将集团中资历功绩堪舆萧何比肩的曹参为第一，刘邦一时也难以反驳众人的提议，但内心中还是属意萧何。正值为难之际，鄂千秋替刘邦解了围，提醒诸位假如没有萧何坐镇后方保证转输，刘邦就不会有屡败屡战的资本和底气。一席话说得众人难以反驳，第二项议题也顺利通过。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丰沛集团的功臣陆续得封，其他在战争过程中取得战功的非嫡系也通过刘邦封死对头雍齿的举动消除了疑虑。持续一年的纷争依靠刘邦的个人威望强行压服，在这个过程中，萧何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而武将集团的代表人物曹参，却遭受到了重创。萧何封侯是在正月的丙午，距始封不过二十三天，而恰恰在萧何受封后的第七天，也就是正月壬子，曹参被委派做了齐相国，被踢出了中央的权力核心层，直到六年后刘邦病死，随即萧何逝去才得以重返长安。
自秦以来，按军功授爵一直是草根阶层改变自身命运的少数几个途径之一。刘邦造反直到安定天下的十几年里，丰沛集团的一干所谓“鼓刀屠狗贩缯之辈”，也就是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跟随刘邦东征西战无怨无悔，也是冀望通过战争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为自己及子孙赢得名爵而流传百世。在战争过程中，以萧何、曹参为首的丰沛集团一直是刘邦坚实的后盾和臂膀，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自然也形成了以这些人为核心的中央政治群落。在这些人当中，除萧何等人在故秦担任过地方下级官僚，具备一定的学识和文化底蕴，其他人大多出身贫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都是通过战场的拼杀一步步得以晋升的，因此他们身上的军人气息尤其浓重，可以说战后的中央政权，带有比较强烈的军人政权的特征。以曹参为首的军人集团，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依然沉迷在过去辉煌的战功里，行为举止豪放而又粗鄙，并没有完成从草莽英雄到朝堂重臣的进化。这一点在争功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史载“汉五年，已并天下……髃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过火的举止不但引起了刘邦的不安，无形中也造成了功臣集团内部的分裂。曹参和萧何二人的资历相当，史载“参始微时，与萧何善”，二人在战争期间，一个镇守后方补给转输；一个转战四方攻城略地，虽然说不上配合无间，但也应该不会有产生隔阂，更没有因冲突而产生矛盾的机会；战后双方“及为将相，有却”，应该是由于立场不同，代表不同的阵营和利益诉求而产生的芥蒂。尤其在争功这个环节上，曹参及其代表的武将集团表现的咄咄逼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刘邦的警惕。出于平衡的目的，刘邦不希望出现武将集团独大的局面，以免造成丰沛集团内部的进一步倾轧和分裂。毕竟在当时世局和政权构成来看，丰沛集团是刘邦可以信赖的，并且可以真正倚重的一股力量。刘邦运用自己在丰沛集团中的权威在分封的过程中翻云覆雨，通过主导分封的过程破坏了长期以来按军功授爵的潜规则，将封侯授爵逐渐转变成展现皇帝意志的政治工具，无形中降低了分封的门槛。故时秦国的商鞅、范睢，论权势一时无二，但也只有在获得军功之后才得以封侯，到秦统一的过程中封侯更是被长期搁置，刘邦却在建立帝国之后将封侯定为常制，虽然他口头上依然认定“非有功不得封侯”，但“有功”已经被刘邦偷换概念，而成为其展现政治手腕的工具，通过分封刘邦充分传达了对于文臣集团的倚重，在体现导向性的同时，通过叔孙通主导下洗脑和新文化灌输，对武将集团进行改造，在破、立的取舍之间，确立了新时期下刘邦与丰沛集团成员的关系：刘邦不但是丰沛集团的发起人，更是具备无上权力的独裁者，集团成员的功过赏罚不但要看自身的努力，更要仰仗刘邦的脸色；丰沛集团的成员也只有表现出对刘氏的忠诚，才能保持长久的政治地位。通过分封，刘邦将丰沛集团牢牢地绑在以刘邦为首的刘氏政权的周围，确立了汉初以刘氏为核心，丰沛集团为辅的中央权力格局。这个局面直到汉武帝即位后，原丰沛集团成员逐渐凋敝才得以告终。
家园 【原创】七---心结(5.长安) 下 刘邦主导下的分封，初始还比较克制，仅仅分封了十八人，名单如下：
萧何 曹参 张敖 周勃 樊哙 郦商 奚涓 夏侯婴 灌婴
傅宽 靳歙 王陵 陈武 王吸 薛欧 周昌 丁复 蛊逢
这十八人都是较早追随刘邦起事，而后入关定秦，并且在楚汉战争中立过功劳的，故得以名列初封的行列，这些人也是汉初政权的骨干力量，先后出过五个丞相：萧何 曹参 王陵 周勃 灌婴，其余人也是刘邦在位前后的重臣，刘邦对他们的厚爱可见一般。而从初封始至陈平受吕后命定功臣表这短短的几年里，受封的队伍已经膨胀到了一百四十三人，足见最高统治者凭己心好恶滥封“恩泽侯”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刘邦所封之吕氏家族的成员，多少就有恩泽后戚的嫌疑，之后吕后进一步滥封亲族子弟，更进一步破坏了传统的封侯理念，到了武帝后期，恩泽侯更是进一步泛滥成灾，此时的封侯已经完全背离了当初的意味，成为统治者笼络亲信的工具而已，刘邦的行为，既是后世“恩泽侯”泛滥的滥觞了。
在所有跟随刘邦起事的成员中，萧何之所以脱颖而出，除了其自身的资历因素，最重要的还是萧何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对刘邦的忠诚，从而获得刘邦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刘邦在政治上最为倚重的助手和心腹。刘邦从最初起兵到夺取天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萧何都是以一大管家的形象，处理一切庶务。在刘邦出关与项羽争霸天下的过程中，萧何更是独揽关中大权，“专属任何关中事”，可以说刘邦把整个根据地都交给了萧何打理，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与项羽的军事斗争之中。最初的几年刘邦接连失利，经历了彭城的惨败，士气低落而依附的诸侯纷纷背叛，在政治上几近孤立和绝境，此时的刘邦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对萧何也不例外。史载“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闲，上数使使劳苦丞相”，有鲍生洞察了刘邦的心思，劝萧何“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以此向刘邦表白自己的忠心，这一招果然彻底瓦解了刘邦的疑虑，再加上萧何源源不断的对前线进行人力物力的支援，为刘邦屡败屡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刘邦对萧何高看一等也在情理之中了。作为回馈，刘邦不但力挺萧何战功座次第一，还“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并“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可以说刘、萧二人长期以来建立了亲密的政治伙伴关系,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并对韩信的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稍后再叙。
曹参作为丰沛集团中武将的代表，具备与萧何类似的资历，且在军中的威望要高于萧何，然则在争功的过程中惨败于萧何，并被刘邦踢出中央政权，下放到齐国担任齐相。这一带有惩罚意味的举措不仅仅是出于对曹参争功的不满，背后的意味更耐人寻味。曹参的战功主要有：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但司马迁毫不客气的指出“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事实上所封功臣中属于韩信旧属，并参与灭赵、魏、齐的很多，而曹参也是较早一批脱离刘邦主力部队和成荥战场，加入韩信北方作战体系的将领，并在韩信的麾下立下了无数战功。刘邦对韩信极为忌惮，对于长期跟韩信共事的曹参自然也不会象对萧何那样信任有加，而在韩信无罪被执的局面之下，刘邦也希望通过观察军方在争功过程中的表现，来判断军方的忠诚度是否受到韩信事件的影响。曹参等人似乎没有觉察时局的吊诡之处，处处表现出强势，冀望刘邦能屈从军方的压力，实现己方的目的，这似乎更进一步佐证了刘邦对曹参的判断，曹参的被贬出局使之再也没能超越萧何成为第二号人物，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萧何的阴影之下。当然，刘邦没有将曹参一棍子打死，在委任其为齐相的同时，依然保留其爵位和封赏，为其重返政治核心圈留有余地。曹参经过这次打击之后，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到了齐地向盖公学习黄老之道，谨慎避祸，一方面通过不作为避免犯错，另一方面通过“勿扰狱市”避免与人结怨，避除遭小人变告之祸患。在刘邦需要的时候，曹参适时地领军参与了平定陈豨、英布的叛乱，逐渐重新赢得了刘邦的信任，从而在日后获得回归政治中心的机会。萧何死后，曹参即相位，继续推行黄老之术，所谓的萧规曹随其出发点也是趋利避害，有功可揽于己身有过可推委前人，这一套政治哲学在当今依然大行其道。汉初黄老学说能够大行其道，也是因为政治气候恶劣，类似人民来信的“告变”之祸绊倒了多少诸侯王与功臣及后人。为图自保，从曹参到陈平纷纷采取纵情酒色不治事的策略，进而平安渡过汉初这一段复杂吊诡的时期。
从汉六年十二月到二月这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大汉的政治版图已经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韩信被废黜后异姓诸侯王的势力被刘氏宗亲逐渐侵蚀，刘邦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初步掌握了解决异姓诸侯王威胁的主动权，同时厘清了政权内部各种势力的倾轧，巩固了以丰沛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同盟；但刘邦伪游云梦的举动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中央政权与异姓诸侯王之间仅存的信任破坏殆尽，自此以后刘邦再也召不动异姓诸侯王了，就连跟刘邦关系最密切的卢绾，一听见刘邦召见自己就惶恐不已，生怕落得跟韩信一样的下场。往往是刘邦的使者以来，异姓诸侯王就反了，于是刘邦不得不耗尽余生到处镇压异姓诸侯王的反叛狂潮，在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汉帝国不得不再次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