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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革命年代的趣事（一） -- 孤星
家园 革命年代的趣事（一） 公众号 云在西湖 首发。
疫情凶猛，世事艰难。发点轻松点的话题，讲一些战争年代的趣事。
一、王震抢俘虏
1947年的西北战场上，四纵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参谋长刘懋功）在韩城和宜川战斗中俘敌3700多人。西北苦寒之地，物产不丰，人口稀少，部队吃粮十分困难，大规模征兵不现实，也养不起，所以部队的兵员主要靠俘虏兵补充。俘虏兵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军事素质比翻身农民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只要思想上加以教育，完全可以转化为能征善战的“解放战士”，连训练都省了。所以打仗时，大家都愿意少毙伤，多俘虏。
刘懋功回忆录中提到，10月21日打下宜川后，警一旅三团把3700多名俘虏押到城北的河滩上，进行清理登记。这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同志来了，对三团团长葛海洲说：“把俘虏交给我，你们走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哪个部队俘虏的，归哪个部队处理。三团8月中旬在宁县九岘原与青海马家军作战时损失很大，这次抓这么多俘虏，正是补充兵员的好机会，葛海洲哪里舍得给王震。都交给王震，他回去也得挨批。于是他对王震说：“王司令员，这是我们俘虏的，我们自己得补充呀！”
王震生气了，说：“你不服从命令？听我的还是听你的？”顺手就把拄着的棍子敲了过来。葛海洲赶快躲开说：“司令员，那你也不能全要走呀？得给我们留一点！”王震也笑了，说：“好，一家一半！”他走到俘虏队伍前边，用棍子在河滩的沙地上划了一道说：“那边你带走，这边归我！”
葛海洲一看，王震那边一大半，这边只有一小半，但也不敢说什么，赶快把人带回来。当时刘懋功不在跟前，后来葛海洲说起“王司令抢俘虏”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概王震觉得二纵打宜川抓的俘虏少，“吃了亏”，才亲自出马来“抢”。刘懋功提到，其实王震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非常高，南泥湾大生产搞得举世闻名，打起仗来亲临前沿、指挥若定，的确是一位难得的虎将。后来，王震还为这次举棍子的事，借着喝酒的机会向葛海洲道了歉。
二、陈锡联不认识金砖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召开木门会议，决定整编部队。会后，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计划编36个团，实际编了30个左右。陈锡联任30军88师263团政委。
1933年10月，30军政委李先念率88师、89师一部攻打达县。守敌刘存厚自恃达县易守难攻，天天饮酒作乐，最后当然是丢了城池。
打下城池后，缴获了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陈锡联他们都是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哪里见过这么多宝贝。一摞一摞的背装衣服，大量银元、金砖、金条。他们看得眼花缭乱，也闹了很多笑话。
有的同志把蜡纸钉起来当笔记本，却写不上字。有的把牙膏装在口袋里当糖吃。许多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白面，就把成袋的白面搬到城墙上，码在一起做工事。陈昌浩看见后问他们：你们怎么把白面搬来做工事？
陈锡联自己闹了一个大大的笑话。他见过银元，但不认识金砖。晚上睡觉，床铺不稳当，他找来一些金砖当成铜块垫在床铺底下。还有一些干脆扔到粪坑里了（扔粪坑里是什么用意？）。第二天，李先念和总经理部（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到他的住处。郑义斋大吃一惊，质问他，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不解地说，有什么可藏的，都是铜块子，还有好多都扔进粪坑了，至于大惊小怪嘛。别说陈锡联和团里的干部战士不认识金砖，就连李先念也不认识，也跟着开了一回眼界。陈锡联和郑义斋赶紧召集人员，收集“铜块”，把扔到粪坑里的也捞了上来，全部上缴。多年以后，他们几个说起这件事，仍然觉得十分好笑！
三、调皮捣蛋的陈赓
陈赓的“调皮捣蛋”是出名的。上黄埔军校时，没少捉弄人。在延安学习开会，跑到讲台拿起毛主席的水杯就喝；有的女同志蹲下来方便，故意跑去掀人家的裙子；碰上好饭菜，故意吐点口水，然后自己吃独食。这样的事很多。
陈锡联回忆，1943年8月，时任太行三分区司令员的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经常与陈赓结伴去看朱老总。朱德的窑洞前有一棵果树（好像是苹果树）。每次到门口，陈赓先让他去敲门，然后自己用木棍或土块打果子下来。聊完天出来，陈赓就故作惊讶状，哇，怎么掉了这么多果子！出来送他们的朱德就说，既然掉了，你们拿回去吃吧。他俩就把口袋装得满满，回去吃几天。吃完了再去。貌似朱德后来识破了，果子熟了还故意不让康克清摘，专门留着给陈赓打。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还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陈锡联和陈赓经常结伴去推土垫场地。两人推一辆独轮车。陈赓提了一个建议，去机场的时候，他推陈锡联。从机场劳动回来，他坐车，陈锡联推车。陈锡联的心眼哪有陈赓多，就答应了。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
去机场的时候，还没劳动，身上有劲。干完活回来，筋疲力尽，还要推一个大活人。陈锡联不干了，要求陈赓推他回来。二人吵吵嚷嚷，最后商定一人一天换着推，这才了事。
四、两个残疾人合伙打野鸡
1947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西野吃饭也很成问题。部队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西野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贺龙动员晋西北人民勒紧腰带，抠出小米，用毛驴运到前线。为了转运粮食，晋西北的毛驴累死了很多。
打榆林前，迎来了南昌起义暨人民军队建军20 周年纪念日。每年的8 月1 日，部队都要搞一些纪念活动，并尽可能改善一下伙食。可是到了1947 年的建军节，什么也没的吃了。一纵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拉上政委廖汉生去打野鸡。廖汉生色盲，看不清绿树从中的野鸡。贺炳炎的眼睛好，但只有一只左手，打枪受限制。于是贺炳炎提议，他负责发现目标，廖汉生负责开枪打。两个人漫山遍野转了半天，总算打到一只野鸡，拿回去下到锅里，又到纵队卫生部要了一撮盐，就这样过了一个建军节。
说起打野鸡，还有一个小故事。黄火青回忆，他1940年10月从新疆回到延安，准备到新四军五师当政委，由于交通不便，一时没有成行。他和杨勇住隔壁，两家关系处得很好。他有次买了一个10多斤重的猪头，两家分着吃。还有一次，两人背枪出去打野鸡，没打着，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回来充数。警卫员一看，咦，怎么野鸡身上没枪眼呢，一下给揭穿了。
通宝推：凤城,神仙驴,愚弟,不远攸高,唐家山,桥上,审度,普鲁托,家园 革命年代的趣事（二） 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秦基伟13岁参加黄麻起义，上甘岭一役名声大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当过一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还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基伟回忆录》内容比较生动，可读性比较强，里边记录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趣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双方颁布了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时生效的停战令。为了执行停战令，双方及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是郑介民，居于中立地位、担负军调处角色的美方代表是罗伯森。
军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秦基伟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被委任为军调处第十二小组（即石家庄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军区副政委黄镇被委任为第十小组（即新乡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少将军衔。二人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基本上轮廓了太行军区管辖的区域。出发之前，邓小平特意把秦基伟叫过去指点一番，要他多几个心眼，凡事不要急，不要轻易表态，少说话，多调查，做到“内圆外方”，也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轻易翻桌子。
2月8日，秦基伟与本小组成员陶希晋（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张蕴钰（时任太行一分区参谋长，建国后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马芳庭（建国后曾任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以及冀南、冀中、晋察冀等地的代表乘车前往石家庄。土包子进城，开始了他们的谈判之旅，某种程度上，也是神奇之旅、搞笑之旅。
一、坐木炭汽车
秦基伟他们乘坐的小汽车是缴获日军的，烧木炭。鬼子穷啊。没有好车，只好凑合用了。他们开着这辆破车，车上还插着八路军的小红旗，一路上喇叭呜呜叫，汽车摇摇晃晃但也精神抖擞，只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点木炭。
他们风尘仆仆赶到石家庄，好多吃瓜群众过来围观。为什么呢？关键是他们的车上挂了八路军的旗，还有他们臂上的“八路”臂章。那是有号召力的。八路军成立后一直在华北作战，城里的很多老百姓还没亲眼见过八路军长什么样。他们住在石门旅馆，白天晚上都有人探头探脑，尤其对那辆破车特别感兴趣。甚至还有人说：“八路军就是神，国民党的汽车没汽油一步也不能动，八路军的汽车烧木炭也照样跑得呜呜叫。”他们听了，觉得十分好笑，但也不解释。
二、打不开卫生间暗锁
谈判的事不具体说了，总之是有理有节，坚决斗争，没有吃亏，还占了一定便宜。当时中原局分管谈判工作的是中原局党委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他在邯郸用电台遥控指挥。
谈判进行了一阵子，北平军调部召集各地小组负责人到北平开会，汇报情况。到了北平，秦基伟他们首先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汇报。在场的有罗瑞卿、耿飚等人，还有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黄镇也来了。
老战友新同事欢聚一堂，工作谈得热闹，也玩得痛快。但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许多洋相来。当时，大家的住处安排有一个讲究，愿吃西餐的住北京饭店，陈赓就在北京饭店住。愿吃中餐的住翠明庄，秦基伟和黄镇等人便住翠明庄。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闹过一个笑话。会议中间，秦基伟与马芳庭去卫生间。他出来后，马芳庭顺手一带把门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马芳庭急得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乱喊“老秦、老秦”。
秦基伟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开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从来没见过嘛。
马芳庭出来的时候还没解决“问题”，想回去接着“办事”，又怕关在里边，就拉倒了。出了卫生间，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协和医院的门一样，他俩在卫生间里苦斗了半天，搞得晕头撞向，在里面转了两圈，幸亏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指路，才回到会议室。
三、肢体语言被认为是耍流氓
还有一次，秦基伟与黄镇一起逛街，也闹出个笑话来。那时两人都是三十岁出头，身强力壮，穿着到北平后发的配有少将军衔的军服，从翠明庄走到前门。
到了前门，遇到一个烤红薯的。黄镇是安徽人，喜欢吃甜食，跟秦基伟商量想买2个烤红薯。秦基伟考虑的比较多，认为两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穿着呢制军服，又佩着少将军衔，在街上吃红薯有失身份，便提议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
附近有家山东人开的饭馆，二人便走了进去。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迎了上来，问两位长官吃点什么。秦基伟问，有没有红薯。说了几遍，姑娘也没听懂。湖北人和山东人说话，鸡同鸭讲。再者，山东人不是把红薯叫地瓜嘛。
秦基伟急了，开始使用肢体语言，比划多长、多大，是个红皮皮。比划半天，姑娘脸红了。看到黄镇在旁边也笑得很古怪，秦基伟这才恍然大悟，姑娘为什么脸红了。他急中生智，拔腿就跑到街口，找了半天，找到原先看到的烤红薯摊，买了几根红薯跑回饭馆里。
姑娘看了，这才知道秦基伟不是存心调戏她，笑得直不起腰来，说：“这不是白薯吗？俺们老家叫地瓜，你咋老说是烘须呢？”
四、买错军衔领章
秦基伟他们在北平没住几天，汇报完毕，就纷纷返回了。没想到回去之后，家里也闹了一些笑话。他临走时，指定陶希晋临时负责石家庄谈判小组的工作，代理他参加谈判。谈判是讲究规格的，陶希晋不知道军调部给自己授的是什么衔，估摸是少将，便在谈判中自称八路军少将。等秦基伟从北平回来宣布执行小组成员的衔阶时，他才知道自己是上校。
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也觉得有点麻烦，因为要考虑谈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共产党代表瞎吹牛的把柄。既然自称少将，那就是少将吧。本来临时军衔就是为了谈判方便，无所谓。
秦基伟的呢制军服是发的，军衔领章也是发的。但陶希晋没有。怎么办呢？开始二人轮流穿，谁出台（回忆录中用的“出台”，老将军哪里知道这个词以后有特殊含义呢）谁穿制式军服。后来，小组成员张蕴钰出主意说：“何必这样换来倒去，两人都出台怎么办？街上有卖的，买一副领章不就行了吗？”张蕴钰自告奋勇去买了一副领章，这一买，又买个洋相出来。
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知识略知一二。国民党军衔标志在领章上，将军领章的金板豆上没杠。校官的中间有两道杠，尉官的一道杠，区别很清楚，一般不容易认错。但也有例外，比如骑兵校官的领章没有杠。当然，这跟将军领章是有区别的。将军的豆是梅花型，骑兵校官的则是一般的星豆。
张蕴钰买了副骑兵少校的领章回来。陶希晋一直做地方党政工作，没当过一天兵，当然更搞不清楚军衔这些东东。第二天，陶希晋佩上领章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十分狼狈，回来冲着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
五、开枪吓唬骡子
在太行山期间，秦基伟曾经挨过刘伯承两次批评，一次是因为他吸白面（作战期间没时间睡觉，为了提神），另一次是因为他开枪吓唬骡子。
有一次，行军途中要过一座桥。秦基伟骑的骡子，看起来雄壮伟岸，平时也是耀武扬威，但那天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战马都是千挑百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怯懦，搞得他实在生气。
秦基伟让马夫在前面牵着，自己掏出了手枪。“叭！”朝天放一枪，骡子吓了一跳，赶紧往前窜一步。“叭！”他又放一枪，骡子又往前跳一跳。
那时候秦基伟三十刚出头，虽然领导上万人马，但有时难免搞点恶作剧。他就这么一枪枪地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
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刘伯承耳朵里。他把秦基伟叫了过去，严肃地批评他：“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呵？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子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秦基伟当时只觉得挺好玩，哪里想那么多！赶紧承认错误，保证下不为例。
通宝推：桥上,唐家山,dfindy,家园 革命年代的趣事（三） 上篇讲了秦基伟的几个小故事，接着讲他的故事。
秦基伟的回忆录写得比较生动，细节描写很多，说明他对这部回忆录投入很多精力。自己亲身经历的细节，自己如果不说，秘书、子女、专业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张震、王平、廖汉生、刘懋功等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可读性都比较强。
一、不认识电话
红军一开始打仗，传递命令主要靠传令兵和交通员，能用骑兵送信就很好了，后来才有了有线电话（抗战期间，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有线电话网络布设、维护得很好，为打破日军“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后来才有无线电台。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战士们并不认识电台，本着对敌人的仇恨，他们把这部原本能收能发的电台，砸成了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
这不稀奇。别说基层指战员不认识电台，未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当上了团长，还不认识电话，更不会使用电话。
1933年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时，秦基伟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负责总部和首长的警卫工作，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务。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警卫团，尤其是后勤供给部门的任务最多。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十分频繁。秦基伟曾在他手下闹过一个笑话。
一天上午，秦基伟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战士拿着绳子在那里忙忙碌碌，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也不知道忙什么，就没有过问。停了一会，几个战士把绳子牵到他的屋子里，其中一个战士递给他一样东西，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他问是什么东西。一个战士说，你放到耳边就知道了。
秦基伟一听，这下可了不得，吓了一大跳。里边有人说话呀。他以为几个战士变戏法开他玩笑，板下脸来要训人。战士们赶紧说：“秦团长你先别发火，这是电话，郑部长（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秦基伟将信将疑，但又不敢马虎，听了一会，还真是郑部长在说话。但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连听带猜，似乎是让他带人执行一项任务。郑部长讲完后，问他：“明白了吗？”他只好回答“明白了。”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
放下电话后，秦基伟吆喝警卫员备马。在他的经历中，领导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问。郑部长要他带部队执行任务，这么大的事，在电话里说就算吗？
秦基伟带着警卫班骑马飞奔三十里路，一会就到了通江县城方面军总部，找到郑部长。郑部长一脸吃惊的样子，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说，让你去福阳坝吗？！
秦基伟说，这事得听领导当面交代，在电话中没听清楚，也信不过那玩意。郑部长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教育了他一番，都当团长了，要习惯用电话。
领导一发笑，秦基伟心里很难受。这件事虽然是个笑话，却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引起了思考。他是农民出身，家乡又偏僻，没见过世面，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他是团长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只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这以后，再去总部，他就有意识地往参谋处跑，去看新装备，学新武器，看地图，学地形学。一句话，对新鲜的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这次经历，也让秦基伟深刻认识到通讯联络的重要性。解放战争期间，他率部打进郑州，除了其它战绩以外，他最看重的就是缴获了一批通讯设备。他一直强调，任何情况下，通讯都要保持畅通。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第十五军奉令北撤。
值此紧要关头，他命令全军报话机全部开通，一个命令直接下到团，一个团长一个团长地叫出来，亲口交代任务。十五军部队因此得以迅速收拢，神速转移，基本上没吃大亏。不仅战斗部队收拢神速，勤杂分队也快速集中转移。只有军属高炮团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转移，在夜幕降临之前汽车结队前进，遭到敌机空袭，损失37 毫米高炮十九门。再对比一下六十军的表现！
二、为了见毛主席连买三双皮鞋
1953年朝鲜局势缓和之后，秦基伟奉召回国。六月上旬，他到达北京，几天后彭总打电话告诉他，要建议毛主席接见他一次。他感到很激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他从未在彭总领导下工作。在朝鲜战场上，十五军打得不错，彭总看在眼里。建议毛主席接见他，是表示对他、对十五军的一种嘉勉。
在等待的几天里，秦基伟也闹过一个笑话。他在朝鲜一直穿布鞋和军用胶鞋，得知毛主席要接见他，觉得穿一双松巴拉叽的布鞋去见领导，不成体统，于是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
他过去极少上街，买东西没经验，加上又是仓促地买，买回来一穿，小了。只好去买了第二双。第二双鞋在柜台试还好，稍大一点，就买回来了。第二天穿上去，越穿越不跟脚，步子一大就往下掉。他一怒之下，把鞋往床下一扔，又去买了第三双。有了两次经验，这一回他不紧不慢，左挑右拣，反复比试，终于买到了一双合脚的皮鞋。
1953年6月16日上午，军委办公厅通知秦基伟去见毛主席。见到伟大领袖，自然很激动，也有点紧张。领导问他抽不抽烟，他不好意思说抽，只好看着领导自己吞云吐雾。他于是给领导讲了一个笑话：干部战士情绪很高，都很乐观，打仗都很勇敢。战士们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
伟大领袖听了，惊讶地说：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伟大领袖听了哈哈大笑。
三、与陈老总的交往
1957年7月，秦基伟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到昆明军区担任司令员。他入校学习之前，担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昆明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陈毅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这使他有较多机会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
秦基伟与陈老总的接触，还是在解放郑州期间开始的，当时陈老总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是他的领导。打下郑州之后，秦基伟担任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他们进城后，陈老总当晚就视察了市容，陈赓也去了。二陈要秦基伟掏腰包请客，三人上街，由于时间太晚，饭店都关门了。他们只好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陈赓亲自下厨，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吃得很高兴。
陈老总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极容易与群众打成一片。秦基伟也是一个好动分子，所以非常愿意跟陈老总在一起。陈老总也知道他爱玩，文体方面活跃，所以比较喜欢他。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陈老总就让他唱一段《借东风》。陈老总给他打板，唱到高兴处还会扯起嗓门给他喝彩。
陈老总爱吃肉，但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张茜一直对他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自己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比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
陈老总是四川人，对川菜情有独钟。阎红彦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特别是腌腊肉，是绝活。周总理、陈老总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老总赞不绝口。以后他每次到昆明，只要阎红彦没主动发出邀请，他就会暗示阎红彦。阎红彦赶紧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请上秦基伟作陪，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陈老总每次都吃得很高兴。
陈老总爱看戏，有一次到昆明，在舞会上咬着秦基伟的耳边嘀咕，要看小戏。秦基伟问他：“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陈老总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
秦基伟这下明白了，陈老总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后来他同阎红彦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1955年春，周总理和陈老总在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大家都很高兴。省里举行宴会为代表团接风。宴会上，群情热烈，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形成一个个高潮。周总理那天放松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陈老总更是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乔冠华、陈家康都喝多了。
陈老总摇摇晃晃地拿过六个高脚酒杯，亲自把酒倒满，说：“秦基伟，你当我们四川人的女婿，我跟你干三杯！”秦基伟头皮一硬，连喝三杯。周总理笑着看他俩拼酒。陈老总说：“总理，你不能坐山观虎斗，秦基伟倚仗年轻欺负我们，你再跟他干杯。”周总理海量，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毫无醉意，言谈举止仍然从容自如，跟秦基伟干了一杯。秦基伟当时四十出头，饭量大，酒量大，胆子也大，一顿喝个斤把酒没有什么问题。
《开国元帅喝酒趣事》提到，1964年初春，陈老总随同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归来途经昆明时，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斗酒，请周恩来做裁判。陈老总用了不少“战术动作”，最后还是坚持不住，连叫暂停，对秦基伟嚷道：“算喽算喽，秦基伟，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啰。喝酒你是喝不过我的，但是我不能眼看你犯错误，你不能再喝就算了，别放屁装在竹竿里——充棍喽。”
后来陈毅一度想调秦基伟到外交部工作，并向军委提过。但秦基伟患有冠心病，军委没同意他去。他自己也不感到遗憾。确实，去外交部当副部长，哪有大区司令员来劲？
通宝推：桥上,GWA,家园 和耿飚比 家园 革命年代的趣事（四） 一、王平戏弄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善于思考，富有远见卓识，却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晚年更是彻底失明。因为高度近视，缺了眼镜寸步难行，行军打仗多了很多麻烦。因为眼镜反光，在战场上也增加了很多危险。
1930年5月14日，红五军包围修水县城，所属第五纵队担任主攻，由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冲了几次都被敌人压了下来。关键时刻，第八大队政委黄克诚向纵队司令员李灿主动请缨带队再攻一次。他带头踏着扶梯跃上城墙，刀砍守军敌兵，指战员沿着打开的缺口蜂拥而上，经过一夜激战攻克修水县城。这是黄克诚到红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军长彭德怀对黄克诚的英勇表现十分赞赏，说道：“打一仗认识一个人，打修水让我们认识了黄克诚。”
1933年12月，在黎川之南的团村战斗中，红四师政委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亲临一线，张锡龙不幸中弹牺牲。战后，彭德怀既是出于关爱，又是批评，禁止黄克诚以后作战到前面去，戴着那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目标太大，一看就是大官嘛。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这时秋雨连绵，下个不停，道路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数逐渐增多。黄克诚跟随红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行军。黄克诚担心夜间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就把眼镜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
王平有时与黄克诚一起走，存心戏弄他，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现王平跟他开玩笑，骂王平“捣蛋鬼”。红三军团前出到资兴，打开三都，路过他的家乡附近。他离家十来年了，只能深情地望了望家乡，向带路的老乡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就走过去了。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有一次在苗寨宿营，据说是桂系军阀派人纵火，不到一个小时把苗寨几百间木屋烧毁，黄克诚跑得匆忙，眼镜没带出来。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两副眼镜，给了他一副凑合用。度数合适不合适，就没法讲究了。
二、王平扔果子酱罐头
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进军时，红十一团每天只走30里，路上可以宿营，可以打土豪，比较从容。走到距金沙江还有一天路程时，部队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里边储存了许多物资，包括铁桶饼干和罐头。当时部队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部分让当地群众拿走了。
团政委（扎西整编后到任，之前是红四师政治部主任，王平改任团政治处主任）张爱萍认识外语，拿起一桶罐头，看了看就打开吃。团政治处主任王平一看黑乎乎的，问是什么东西。张爱萍说这是果子酱，让他尝尝。王平怕上当，不敢吃。张爱萍就笑王平是土包子。走在路上，王平的马夫拿着一桶饼干边走边吃。他拿了一块尝了尝，挺好吃的嘛，于是后悔没让部队多带一些。
部队赶到 皎平渡口，刘伯承、陈云等都在那里等着过江。张爱萍把王平扔果子酱罐头的事当笑料讲给陈云听。陈云开王平的玩笑：“王明同志（那时还没改名，到陕北后才改叫王平），以后再缴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你不要就把它丢在路边，好让我们在后边的也捡个便宜，开开胃口啊！”
三、耿飚给毛主席、朱老总送老虎
现在不提倡甚至严禁吃野生动物，战争年代可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1940年冬，385旅在陕北开荒，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耿飚（看多缺干部，一个人兼三个职务）组织打猎，一个月打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只狼、狐狸，上千只野兔。老虎肉吃起来和牛肉差不多，不能独享，给毛主席、朱老总送了一只。两位领导很高兴，朱德还试了试，差点能把老虎举起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陕北有老虎，廖汉生、陈丕显的回忆录也提到在湖南、广东碰到老虎的踪迹，廖汉生他们的马都被老虎咬死了。
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作战任务少，后期基本变成了生产队（所以359旅开荒成名，但打仗方面逐步沦为二流部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当时在留守兵团当团长、副旅长的陈先瑞中将回忆，警2团种地、挖盐、打猎、采山货、搞饲养、搞运输、开作坊店、开商店、开骡马店、编筐编篓，把边区的盐、煤、药材运到国统区换成布匹、棉花、日用百货运回来，统统都干。为了跟邻居国民党部队暂编骑2师搞好关系，还专门从邓宝珊的防区买烟土送给没大烟抽的骑2师师长马禄。
仅1943年3月1日至4月25日，警2团就开荒近4万亩。年终盘点，成绩大大的。日子过好了，不能忘了领导。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联防军司令部、边区政府献礼！共送了大米2000斤，自酿白酒200斤，自己养的肥猪16头、牛6头、羊20只、鸡30只，打猎打来的野猪2头、野羊5只、野兔25只、野鸡50只，山上采的猴头菇30个、黑木耳10斤，还有买来的香烟、肥皂、毛巾若干。虽然比不过《红楼梦》里的进贡清单，也算不错了。当然，野鸡、野羊、野兔，平常也没少往延安送。
四、八路军打进张家口发洋财
1945年8月23日，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约五千人“捡漏”，赶在傅作义部队之前，抢先打下了张家口。两万日军无心恋战，派兵在狼窝沟阵地与苏联红军顶了一阵，然后仓促撤到平津地区和大同准备回国，城里只有伪军。说实话，如果真打，八路军这点兵力不够日军塞牙缝的。
张家口是八路军收复的第一个大城市。日军留下了完好无损、堆积如山的七十多个仓库，而且留下了物资清单。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杨春甫回忆，当时缴获大炮50余门，步枪和轻重机枪1万余支，弹药库60余座，军马1万余匹。除了这些，吃的穿的用的，各种战备物资，也应有尽有。
郭天民感叹，有这些物资，日军再打八年也没问题。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王宗槐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张家口此时物资非常丰富，真像有人所形容的是“葡萄酒淹死人，白面糖压死人”。
鬼子撤走后，进城的土匪、张家口市民动手疯抢，八路军基本没有制止，开枪也制止不了。当然，八路军自己也“抢”，刚进城没经验，谈不上集中统一管理，见者有份，随意取用，场面十分混乱，浪费挥霍惊人。干部战士进了仓库，往往第一件事是更换武器弹药，第二件事就是吃。以前哪见过这么多肉罐头、大米白面、白糖、大酱、饼干、彩色水果糖（补充维生素的）? 进城的部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白糖白面烙饼，油多得下不去手，大桶的牛肉罐头打开就吃，几乎顿顿如此。鞋子今天穿一双新的，第二天再换一双新的。
王宗槐回忆，经过张家口去东北的干部，一般都发给一件棉衣、大头棉鞋、大衣。据说还有发一斤白糖的。那年头，白糖可是稀罕东西。很多战士的干粮口袋装满了白糖，准备托人捎回家。有的战士喝水，一次就放小半杯糖。
杨春甫和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几个人还闹了个笑话。因为身体疲乏，为了补充体力，弄了一些葡萄糖注射，结果身体过敏，反应极大，后来才知道注射的是给马用的兽用葡萄糖。
缴获不是天天有，发洋财可遇不可求，也不可持续。解放战争时期，总体看，物质条件比抗战期间好一些。看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这段时间拍的照片，脸上多少有点肉了，军装也没那么破了。但当时的条件就那样，吃顿饱饭不容易，想顿顿吃好就更不可能了。
通宝推：桥上,神仙驴,GWA,家园 革命年代的趣事（五） 一、朱老总打篮球
朱老总上过体育学堂，当过体育老师，所以最喜欢打篮球。他也从不摆架子，一向与下属同喜同乐。
何涤宙（抗战开始后到武汉治病，脱队）的《遵义日记》中提到，中央红军打下遵义后，红军与遵义学生举行过篮球比赛，以30:12的绝对优势取胜。不知道朱老总有没有亲自上场。
彭富九少将回忆，“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总的时候，他正好就在球场上打球”。
《欧致富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从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战。朱老总有几年没条件打篮球，终于又恢复了。一路上，给他送礼的人不少，有的予以谢绝，有的礼品转送延安，只留下几个篮球和一捆烟叶。跟着打球有烟抽，所以球混子去蹭烟抽，会打球不会抽烟的也都学会抽烟了。朱老总赢球高兴了，还让警卫员拿纸烟出来犒劳大家。
一开始抽签组队，有的人不懂规则，横冲直撞，朱老总只好退避三舍，空守篮下，有时十分八分钟也拿不到球。为了使领导既能充分发挥球艺，又能锻炼身体，欧致富他们固定了几个人与朱老总一队，四个人专门负责抢球，再传给守在篮下的朱老总，这样他从容上篮，命中率很高。
总部经常转移，找个篮球场可不容易。找不到球场也有办法，朱老总亲自用柳条搭个篮圈，让人绑在树竿上，但这样效果不好，要么球投不进去，要么球把篮圈砸扁，修圈的时间比打球的时间还长。后来，欧致富他们用钢筋焊了一个标准篮圈，走到哪带到哪，拿出来挂树上、钉墙上就能用。总部驻砖壁村期间，由于没有合适场地，挂上半边篮就打了半个月球，乐此不彼。
彭富九回忆，朱老总年龄大些，习惯站在篮下等人传球给他，在无人争抢的情况下，右侧上篮的进球率还很高。有一次，他的鼻子被碰破流血，他连说没事没事，照样坚持“战斗”。
八路军总部驻五台山南茹村期间，彭富九他们在树林中开出一个简易球场，每天晚饭后都要打一会儿。见到有人打球，朱老总手就痒痒，一有空就加入。任弼时也不时来凑热闹，而且专盯朱老总，不让他投篮。两个人在球场上经常扭在一起，互不相让。朱说任拉人犯规，任说朱走步，球进了也不算数。
朱老总不但自己带头打篮球，还发展了夫人康克清加入篮球队。朱敏回忆，在延安打篮球，有时为了力量均衡，男女队员要搭配组合。大家就故意将朱老总和康克清不分在同一个队。康克清个子矮些，经常抢不到球，但她灵机一动，就喊话让朱老总传球给他。朱老总“敌我不分”，稀里糊涂就把球传给夫人。他一错再错，队友们就不干了，提出让他下场，那他当然不干，于是只好让康克清下场。
那个年代，官兵一致，团结和谐，官僚习气是很少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五湖四海来到延安呢？
二、彭老总推火车
火车是能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八路军总部随115师开赴华北期间，部队刚到山西时，彭老总带领总部特务团行军途中，将同蒲路边上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枪支弹药捡起来放到火车里，推了一天，把火车推到了太原。
这是时任总部特务团2营副营长欧致富几十年后回忆的一件往事。欧致富从1940年4月至1945年4月一直担任该团（1945年被命名为朱德警卫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行军途中，晋绥军提供的火车头坏了，彭老总只好下车徒步走。他看到铁路沿线国民党溃兵丢弃的武器、辎重物资越来越多，十分生气。真是狗娘养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枪杆子都丢了，还打什么鬼子？
彭老总指示特务团团长朱水秋和欧致富等组织大家将地上丢弃的武器、辎重物资捡起来，放到火车上，推着火车往前走。当时，八路军将士很少有见过火车的，坐火车都觉得很新鲜，更不知道怎么推火车。朱水秋、欧致富都怀疑领导的指示行得通行不通。
彭老总一看众人不服，亲自示范，叫上特务团几个领导，再加上一班战士，走到火车厢后边就准备推车。他喊着“一、二、三”口号，大家一齐用力，就把火车推动了，一推就滑行一二十米，没用多大劲。
火车停下来后，彭老总就给朱水秋等干部讲了为啥山西的火车能推动。当时的同蒲铁路火车是窄轨小火车，轨道只有1米，而且车厢小，与现在的标准轨火车没法比。
当时，阎锡山为了维持山西的“独立”地位，避免其他军阀势力尤其是中央军进入山西，再加上为了节省费用，以及盘活他被法国银行扣押的一笔存款（法方同意折成小火车头的货款），有意将同蒲路按照法国标准修成窄轨，从而使同蒲路无法与省外的铁路（1.435米宽轨）直接相连。
特务团战士看见火车竟然推得动，于是全体出动捡武器、辎重物资，然后装上车厢，接着推火车。大家捡一路，推一路，停下来又捡，捡完又推，一路走走停停，捡了不少好东东，七八节车厢都装上了。彭老总一会指挥装车，一会帮助推车，忙个不停。
火车快推到太原时，彭总派人进城通知晋绥军领回武器装备。大家不理解，干了一天，这不是白折腾吗？彭老总就给他们做工作。这是一种策略，再不为例嘛！之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到了五台山地区，正面战场上忻口会战、太原会战失败后，国民党部队撤退途中，又丢弃了很多武器弹药。彭老总又叫特务团推着火车去捡。捡来之后，就不会再便宜国民党部队了。
三、杨得志坐无头火车遇险
说起火车，再讲一个杨得志坐火车遇险的故事。
《杨得志回忆录》中提到，1951年2月17日拂晓，杨得志、李志民率志愿军19兵团指挥机关乘火车进入朝鲜境内。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经常出动飞机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为了避免遭到空袭，火车头把他们乘坐的四节车厢送到了一个山洞里，准备傍晚再走。好不容易熬到了黄昏，火车头来了，只听“哐当”一声，车厢缓缓而动，渐渐地驶出了山洞。
随后，车速骤然加快，桌子上的茶缸、军用水壶等物件直往下滑，相互撞击，叮当乱响，人抓住座位也很难坐稳。有人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促地跑到杨得志和李志民面前，说：“糟了，我们的车厢没有车头了！”
杨得志当即吃了一惊，他扶着靠背透过车窗向外一看，果然是没有车头！只见车厢顺着山势，风驰电掣般地向下滑去。车速太快，拉制动刹车、跳车都来不及了！
十多分钟后，车厢驶进了车站，老远就看到迎面停着一列货车。整个兵团的指挥机关都在这四节车厢上，一旦与货车相撞，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千钧一发之际，月台上跑过来一个男孩，只见他迅速扳开道岔，杨得志他们乘坐的四节车厢就缓缓地停在了另一条铁轨上。
杨得志等人立刻下车道谢，这个小男孩只有十三四岁，小脸小手冻得红红，胸前挂着一支和他矮不了多少的冲锋枪。由于语言不通，杨得志只能通过手势向他表达谢意。此时来了一位懂汉语的70多岁的老大爷。原来这里的成年人都上前线了，小男孩替哥哥在这里当扳道工，并兼着车站的警卫工作。杨得志让警卫员给小男孩拿来了许多食物，他很大方地收下了，并道了谢。
不一会儿，车头也追了上来，杨得志等才搞清楚车厢自滑的原因，原来车头拉车厢时没有挂上钩，反而倒撞了一下，车厢就顺着山势滑跑了。
后来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有些后怕。李志民、杨得志和郑维山合作了一首诗：“想起此事头发懵，无头火车擅自行，出师未捷先遇险，一险引得百人惊。扳道工人好机警，指点列车定州停。遇险非险凶化吉，战场协力建奇功。”
通宝推：凤城,桥上,
家园 敢情杨勇上将听过高英培范振宇说的段子《钓鱼》 如此说来，杨勇和黄火青也算得上是空军鼻祖
家园 后来看王震人畜无害，其实解放前确实是一个猛人，可惜不是猛将 打仗，王老确实不带劲，还不如王宏坤和陈锡联了。在新疆确实可以。
家园 可不是人畜无害 据传说，北京十条桥边上东城少年宫那栋楼，是三机部某单位和少年宫合盖的，王晨有次就鼓动三机部那个单位和少年宫争地盘。
家园 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1993年2月3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江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
1、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适应了这个要求。
2、毛泽东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
3、毛泽东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
4、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
通宝推：acton,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