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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马家军疯狂使用“没良心炮”,依旧逃脱不了覆没的命运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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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马家军疯狂使用“没良心炮”,依旧逃脱不了覆没的命运

    作者:忘情

    拜《集结号》和《智取威虎山》这两部商业片所赐,战争年代给国民党军造成严重心理阴影,被他们称为“没良心炮”的飞雷筒,生活在承平年代已久的人们竟也耳熟能详了。

    飞雷筒扬名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关于它的发明权,我中野、华野多支部队间曾有过争议。笔者觉得,这是火力贫弱的部队,在战场需求的牵引下,不约而同创造出的应急武器。在部队火力有了长足进步后,像飞雷筒这样缺点颇多的战场应急武器,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战场。

    在《集结号》和《智取威虎山》里,飞雷筒被我军应用于阵地防御战中。诸多军事大拿们就此著文口诛笔伐,认为这种简陋武器使用限制条件太过,只适用于预有准备的阵地进攻。像电影里这般用法是大错特错了,反映出编导军事常识的贫乏。

    原则上,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是,世事无绝对。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方面也曾使用过飞雷筒,而且恰恰就是在阵地防御战中。这支国民党军,并非中央军嫡系,而是被诸多国粉捧上天,同时也曾让我军诸多将帅恨得牙根痒痒的青海马步芳的军队。时间是1949年8月下旬,地点是在兰州城南的一连串坚固的山地防御阵地上。

    众所周知,“马”是回民里里大姓。在革命战争年代,大西北以回族为骨干的反动军队有若干派系,其头领都姓马,因此被人们统称为“马家军”。这些所谓的“马家军”,基本都是清代同治回乱的余孽血脉。反动、野蛮、残暴、血腥、落后,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不过,人们谈到“马家军”时,大部分时候是独指青海马步芳的军队。为与其他回族反动武装相区别,也称其为“青马”。

    “青马”之所以能成为西北““马家军”的代表,不仅因为红军西路军毁在他们手里,而且还因为他们利用西北地形特点,发挥自己骑兵的优势,在解放战争前期、中期曾让西北野战军吃过不少战术上的亏。虽然“青马”从未能整建制吃掉西北野战军哪怕一支小部队,但这在国民党军中,就已经算“鹤立鸡群”了。故而被后世国粉们挫子里拔高个,不遗余力地吹捧。

    实际上,“青马”除了蛮勇,其首脑的战略判断、战役指挥,部队的战术素养都极其低下。大部分时间里武器装备都很差。他们之所以能挫败红军西路军,根本原因是西路军自身犯了一系列战略、战役、战术上的错误。西北野战军长期装备贫弱,自动武器和弹药稀缺,这才让以骑兵为主的“青马”在大西北那独特的地形条件下讨得了若干小便宜。

    笔者对“马家军”,或者说“青马”的评价,绝非“成王败寇”论,或者说单独出自于阶级感情,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就战略而言,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8月,蒋家王朝可谓大厦已倾,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摧枯拉朽,高歌猛进。这等情势下,“青马”主帅马步芳竟然被贺衷寒这等卖狗皮膏药的一通瞎忽悠,坚信“美苏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坚持下去就有转机”,仍然梦想着割据西北,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就这战略眼光?连国粉都没好意思替他吹。

    不过,和他儿子相比,马步芳还算好的。年轻气盛的马继援在1949年6月间,还在叫嚣着要“我马家单独东出潼关,和共产党一争天下”呢!同期的其他国民党大员,打嘴炮只不过想忽悠没脑子的继续顶在前面当炮灰,自己却忙着找后路。而“青马少帅”马继援则不然,他是没吃过大亏,打心眼里真觉得天大地大,就他“青马”最大。别人都不行,就他自己是大能耐。

    如果抛弃阶级观点,从单纯的军事学术研讨角度而言,到1949年8月,鉴于胡宗南集团仅存的一个机动兵团在扶眉战役中基本覆没,第一野战军刀锋直指“青”“宁”二马,“钳胡打马”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时,就马步芳而言,既然不可能全军投降,那么仍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

    上策是全军逃回青海大本营,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地形民情的优势,在地广人稀的青海与解放军周旋,争取多苟延残喘一阵子。这是毛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最为担心的、对解放军最不利的情况。但是,马步芳在既得利益的驱使及贺衷寒等人的忽悠下,舍不得打烂自家的“坛坛罐罐”,因此没选此策,实乃解放军之幸,西北各族人民之幸。

    中策,是全军退往新疆,背靠国境,利用新疆更广阔地域及更复杂的军事、政治、社会形势与解放军周旋。这么做的好处是,形势不利时可潜逃境外。不利之处是作为脱离了自家大本营的客军,“青马”在新疆的生存要受到各方势力的制约,寄人篱下的日子充满了变数。

    下策,就是寻求与解放军的决战了。就当时西北局势而言,早已今非昔比的一野不惧怕与任何对手决战,就怕敌人不战而逃,让清剿行动费时费力,拖延解放大西北的进程,延长西北各族人民的痛苦。实力在西北诸敌中属于最强者的“青马”胆敢主动寻一野决战,可谓正中我军下怀。

    在决战部署上,马步芳比他那个草包儿子,还是强上那么一点点的。别看马继援年纪轻轻,就去国民党陆大将官班镀过金,但实际上并无半点战役指挥素养。这个草包居然一个劲地力主在平凉与一野决战,“御共军于国门之外”。实际上,平凉虽为西北交通要冲,但对“青”“宁”二马来说,属于劳师远征。刚结束扶眉战役的一野如果就近转兵平凉,无需对部队进行大的调整,而且补给线短,补给相对方便。在“平凉会战”计划因国民党军内斗而流产后,马继援在坚守固关这等险要地形势的骑兵第14旅被一野轻松歼灭大部的情况下,居然又想集中兵力在定西这等无险可守,无工事、囤粮为依托的地方与一野决战,足见他军事上就是个外行。

    不过,马步芳的战役素养虽然比儿子要略强,但实际上却也强得相当有限。他设想让自家主力从平凉大踏步后退,集中于兰州城下,以黄河天险和抗战时期留下的坚固国防工事为依托充当铁砧,让“宁马”和胡宗南集团充当左、右两柄“铁锤”,趁“青马”将劳师远征的一野主力牵制在兰州坚城之机,“狠狠砸向彭德怀部侧背”,一举“粉碎”一野,保住大西北。

    这个作战计划看起来很完美,完全符合“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后退决战”、“抚敌侧背”、“断敌归路”等一系列军事原则,可以在任何一所初级军校的图上作业考试中拿高分,但却没有变成现实的可行性。因为在国民党军中,“精诚团结”不过是句口号,“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才是常态。如果不趁人之危,借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狠踩一把,顺手薅羊毛,就算是党国军界良心了。

    在此前的扶眉战役中,“青马”坐视胡宗南机动兵团覆没而无动于衷。在再往前的陕中战役中,胡宗南和“宁马”嘴上喊得凶,脚下走得慢,“笑看”骄横的马继援在咸阳城下碰得头破血流,被皮旅揍出了心理阴影。事后,恼羞成怒的马大公子嫌“宁马”部队挡住了他的逃路,盛怒之余大打出手。所有这些,殷鉴不远。如今马步芳却梦想着胡宗南和“宁马”豁出各自老本儿,帮“青马”保住地盘,岂不可笑?他也不想想,胡宗南有难时,自己真帮过人家吗?自己和“宁马”几十年嫌隙,又岂是临阵送一顶“甘肃省主席”的帽子给马鸿逵就能抹平的?

    在具体战役部署方面,马步芳将自己全部主力第82军、骑兵第8旅、骑兵第14旅和第129军及1个榴弹炮营,共约5万余人集中在兰州,可谓不惜血本了。但保障其左翼安全的陇南兵团之91军、第120军和“宁马”第81军,却是根本靠不住的。保障其右翼安全的骑兵军倒是“青马”的底子,忠诚度上没啥问题,但却是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很弱。这样的部署,“青马”全部主力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兰州地貌复杂,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黄河自西南流向东北,主城区在城南,依河而建,呈狭长状,东南西三面环山。黄河上有座始建于1906年,长约234米,宽7.5米的钢架中山桥,不仅是当年万里黄河上唯一一座桥梁,更是兰州守军唯一的退路。

    兰州城南有一连串地势险峻的山,是“青马”固守兰州的天然阻击阵地。自东向西依次为十里山、古城岭、窦家山、马架山、营盘岭(皋兰山南梁)、沈家岭、狗娃山。其中,沈家岭扼守着兰州通往阿干镇公路,狗娃山扼守着兰州通往临洮的公路,又较其他山离中山桥近,更是“青马”防御的重中之重。

    兰州是中国的几何中心,全面抗战时期,第八战区长官部就设在兰州。朱绍良在此主政期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兰州城南这一连串地势险峻的山上,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的国防工事。主阵地上以碉堡群为核心。主阵地外的陡坡由人工削成高6至10米的绝壁。各条战壕间修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沿埋设了大量地雷,覆设了直列形和蛇腹形两种铁丝网,以及大量鹿砦。各山之间还以以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相连接,便于部队机动驰援和实施反冲击。

    在具体的排兵布阵上,马步芳将自己的第一主力82军摆到了防御前沿。其中,该军第100师防守十里山、古城岭、马架山,归该师指挥的青海保安1团守窦家山。82军第248师守营盘岭(皋兰山南梁 )。82军190师569团加强568团1个营守沈家岭,568团其余2个营守狗娃山。受190师指挥的129军357师负责掩护狗娃山西侧后的小西胡。129军另一个师,即新编第1师负责防守城区。骑兵第8旅和骑兵第14旅残部为预备队,部署在黄河北岸的白塔山一带,还负责护卫马步芳的西北长官公署。

    这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部署。按常理,遂行城市防御作战,应该让战斗力较弱的部队防守前沿,依托坚固工事弥补战斗力不足的缺憾,消磨攻击方的锐势。战斗力强的部队应该掌握在防御司令部手中,作为反冲击预备队使用。“青马”部队中的步兵实际上是西方所说的“轻骑兵”。即乘马机动的步兵。不过,“青马”的步兵平日里也训练骑兵课目,必要时作为骑兵使用毫无违和感。马步芳此次放弃了“青马”得天独厚的骑马机动优势,下马打他们并不擅长的阵地防御战,还可以说是被形势所逼,被咸阳城下的惨败所震憾。但他却将自己最强的部队放在防御前沿呈一线部署,城中只留1个战斗力在“青马”部队中垫底的129军新编第1师,战斗力排名仅次于82军的骑兵第8旅名为预备队,但待机地域离主战场过远。而且这支以机动见长的部队想要增援前沿,只有通过狭窄的中山桥这“华山一条道”,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也就是说,马步芳的兵力部署,让防御指挥官在情况恶化时很难及时投入预备队。理论上存在的预备队实际上和没有一样。

    不过,马步芳的兵力部署虽然不当,但在防御战术上还是动了脑筋的。其中最具特色的一项,便是在各主要防御阵地上,设置了大量飞雷筒,以弥补火力的不足。

    马家军的武器装备,在国民党军中长期居于末流水平。哪怕是西府陇东战役中,“青马”让西北野战军的战役企图无法实现,南京方面论功行赏,允其扩编军队,拨付给他们大批美制轻武器,“青马”的装备水平仍无法望我军项背。突出表现在火炮数量少,弹药缺,炮兵的技战术水平差。作为“青马”第一主力的82军,军属炮兵团只有20余门炮,还分为57毫米战防炮、75毫米山炮和105毫米榴弹炮三个品类。82毫米迫击炮这种解放军装备在团、营级的火炮,在“青马”部队中居然是师属火炮,而且每师理论上只配有12门,真正堪用的还不足此数。其火力之贫弱,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开篇说过,飞雷筒这种简陋兵器,是火力贫弱的部队被战场情势逼出来的无奈选择、应急之举。行文至此,笔者还要补充一句,“没良心炮”并非解放军所独有。至于“青马”对飞雷筒的用法是否正确,这是见仁见智之事。反正历史上,“青马”就这么用了。

    说完马步芳的布阵,再谈彭总的应对。

    在平凉战役因青、宁、胡三方矛盾而流产后,彭德怀与毛主席频繁交流,全面分析西北战场形势,定下了“钳胡打马”,首歼“青马”的战略方针。针对青、宁、胡三方联合制订的兰州会战部署,彭总以王震第1兵团统领第1、第2、第62军为左路直取西宁,负责截断“青马”退路。许光达第2兵团统领第3、第4、第6军为中路,杨得志第19兵团统领第63、65军为右路直扑兰州。周士第第18兵团统领第60、第61军负责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此外,彭绍辉的第7军负责控制陇西,掩护第1兵团侧背。邱蔚的第65军控制固原,负责对“宁马”组织积极防御。

    这个部署,着立足于最坏情况,着眼于集中兵力,聚歼“青马”主力于兰州城下,可谓无懈可击。当时彭总最为担心的,是“青马”不战而弃兰州,逃入青海。因此,他督导一野各部克服疲劳、雨季道路难行、补给接济不上等诸多困难,对退往兰州的“青马”主力连续进行了长达12天的猛烈追击。第2、第19兵团各部于8月18日至20日陆续进抵兰州城下,从东、南、西三面对兰州形成了半包围态势。

    同样出于担心“青马”弃城而逃,增加日后清剿困难的考虑,彭总不顾部队远道而来已疲惫不堪,立即令第2、第19兵团的4个军,从行进间向兰州城南的“青马”主防御阵地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具体部署是,第63、第65军共出动5个团的兵力,分别攻窦家山、十里山、古城岭和马架山。第6、第4军共出动 4个团兵力,分别进攻营盘岭、沈家岭、狗娃山。第3军作为攻城预备队,负责牵制小西胡的敌357师。

    不少军事大伽认为,如果此轮进攻顺利,一野肯定会一鼓作气攻下去。而事实上,一野共计9个团的兵力,分别攻了1至2天,付出了2500余人伤亡的代价(其中有不少是伤于敌飞雷筒之下),愣是没从“青马”手中夺下哪怕1个阵地。因此当时的彭总,后世编著的我军战史,为掩饰决策错误和战术失败,给自己找了块“试攻”的遮羞布。

    笔者对这个主观论断并不敢苟同。因为无论是历史上的文电,还是后世编著的战史,我军对遭遇到的失利从不讳言。大到红军西路军损失殆尽,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大同集宁、南麻临朐、三战四平、折戟金门这样的失败战役,小到攻长春大房身机场代价巨大,打锦州配水池主攻营没剩几个人,攻碾庄初期伤亡惨重而进展甚微这样的战术失利,无论是当年的战场负责人,还是后世军史论述,都是大大方方承认,认认真真总结教训,何曾有过粉饰之举?

    具体到西北战场,西府陇东战役第二阶段,西北野战军没能达到战役目的,自身损耗颇大,彭总大会小会上公开检讨自己,几十年后写《自述》时更是深刻反省,将其列为平生四大败仗之一,何曾有过推托之辞?彭总一向坦诚自己平生打过的败仗不少,缘何独独对兰州初战“讳莫如深”?更何况兰州战役以我军最终取得胜利而落幕,战役之初的些许战术挫折有避讳的必要吗?此其一也。

    其二,彭总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未经充分准备不宜鲁莽攻击敌坚固设防阵地这等基本常识又岂会不知?在有5个军14个师42个步兵团在手的情况下,若是正式进攻,哪有仅投入9个步兵团,而让五分之四的兵力作壁上观的道理?更何况,第4、第6军只攻了1天,而第63、第65军却连续攻了2天。在已方战线完整、通讯顺畅的情况下,正式进攻又岂会出现这种步调不一,你攻我不攻的现象。若当真发生这种情况,脾气刚直、治军极严、眼里不容沙子的彭老总,又怎么会放任第4、第6军打滑头仗?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彭总令部队全线试攻的本意,一是粘住“青马”主力,不使其下决心弃城而逃,二是通过试探性进攻查明“青马”兵力部署、阵地构成、防御战术特点,寻找兰州城防的薄弱之处和关键要点。参加试攻的9个步兵团共计伤亡2500余人,相当于能投入作战的步兵折损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大比例,就这些单位局部而言的确是伤亡惨重。但就全局而言,对于拥有42个步兵团的一野攻城部队来说,这只能算是皮外伤,远不到伤筋动骨,影响士气的程度。有些军事大伽对此轮试攻的惨烈战况和部队伤亡过度渲染,给人以“青马”顽强、一野伤亡惨重的暗示,有以偏概全之嫌。

    8月21日傍晚,兰州城南的枪炮声全线停歇。双方停火3天。就在这3天时间里,双方情势发生了微妙变化。王震统领的第1兵团于8月22日轻取临夏,韩起功的新编骑兵军未战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第1兵团向西疾进,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永靖,使兰州守敌右翼和马步芳老巢西宁暴露在兵锋之下。

    王震所部的高歌猛进,让马步芳坐卧不安,他不得不将配置在兰州城北白塔山地区的骑兵第8旅和骑兵第14旅残部调往西宁,以加强当地防御力量。可这样一来,兰州守军连理论上的战役预备队都没有了。非但如此,马鸿逵、胡宗南慑于一野兵威,不管马步芳如何催促、肯求、哀求,就是死活不挪窝。这直接动摇了马步芳本人的坚守决心。他密令2架运输机加足油料,随时准备带儿子及亲眷们逃往重庆。不过,这事他不但瞒住了部下,也没告诉马继援。

    “青马”自马继援以下,因8月20、21日两日的“胜利”而对守住兰州信心十足。而他们所面对的一野第2、第19兵团,在8月22、23、24日这三天里也没闲着。落后于作战部队的大行李队跟上来了,部队粮弹得以补充。自彭总以下,一野各个层级都在充分总结2天试攻暴露出来的自身问题,都在发动群众寻找对策。侦察部队和各部队首长、参谋们,抵近前沿侦察敌情和地形。政工干部和文工团忙着下部队宣传动员,鼓舞士气。

    彭总未对部队进行大的调整,决心以营盘岭、马家山和沈家岭为主攻方向,尔后直捣西关,夺下中山桥,截断守敌的唯一西逃退路。因此,他在总攻计划中,赋予了攻城预备队第3军3个任务:第7师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得手后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中山桥,断敌退路。第9师攻打七里河地区,并配合第7师夺取西关,控制中山桥。第8师负责封锁兰新公路路口。

    8月25日5时,一野第2、第19兵团对兰州发动了全线总攻。其中,营盘岭、马家山和沈家岭是3个主攻方向。

    一野的攻击战术,与8月20、21日试攻时完全不同。各军都将火炮集中起来,编成炮兵群,对攻击目标实施连续不断的轰击,旨在破坏守敌防御体系的同时,压制守军有生力量,掩护步兵爆破组抵进,实施连续爆破。也就是说,炮击主要是一种掩护手段和辅助手段,连续爆破才是一野砸开“青马”“乌龟壳”的关键。这种战术十分有效。在我军炮火的连续压制下,“青马”部署在防御阵地上的大量飞雷筒,不是被摧毁,就是难以发射。即便有不要命的“青马”士兵冒着纷飞的炮火冲出隐蔽部,点燃飞雷筒的导火索,也没有办法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完成繁琐而漫长的再装填工作。因此,曾在试攻中让我军蒙受损失的敌军飞雷筒,在总攻中效能剧降。

    总攻开始后,我军各部很快便突破了敌防御前沿。但是,“青马”部队乘我炮火转移之际,频频发起一波波连续反扑,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将我军打出去。那些红了眼的亡命之徒,光着膀子,抡着战刀,嚎叫着“天门开了!”“升天了!”,如野兽般朝我军突击部队扑过来。

    对付如此蛮勇猖狂之敌,唯一的办法便是以我之顽强,压垮敌之顽强。在各个阵地上,我军和“青马”都在反复拼杀,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战况之惨烈,是一向嗜杀的“青马”官兵们这辈子从未遇到过的。

    在沈家岭阵地上,第4军先后投入3个半团的兵力,伤亡了3000人左右。其中,第11师31团团长王学礼、第11师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第10师第30团政委李锡贵光荣牺牲,另有10名团级干部负伤。在一个阵地上,1 天之内伤亡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团级干部伤亡,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但是,对他们对阵的“青马”第82军工兵营、第190师直属队和第569团、第357师骑兵团,伤亡高达4700余人,是我军的1.5倍之久。

    双方战至25日13时,各阵地仍在反复拉锯中,到处都是尸山血河,残肢断臂。“青马”军长、师长们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了。他们纷纷向马继援表示,这仗看来是打不下去了,充其量顶到傍晚时分,全线就会被突破。

    心气高、脾气大,但却无实际军事经验的马继援,此时也已知道计划中的两柄“铁锤”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自己的亲爹早在头一天就开溜了。在这种情况下,马继援用电台和马步芳沟通后,于14时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下达了各师从16时开始逐次撤退的命令。会议一结束,马大公子抛下部队,带上搜刮来的金条、大洋,自己率先跑了。

    大部队撤退,尤其是在不利战况下的撤退,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为复杂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兰州守军主帅跑路了,这个消息传出来,已被一野打得肝颤的“青马”部队士气立刻崩溃了。各部队拿马继援订下的撤退计划当废纸,各部队各自为政,撤退行动立刻变得混乱无序。最要命的是,在青海那种地方待惯了、穷怕了的“青马”部队,此时居然舍不得“坛坛罐罐”,非要带上笨重辎重和四处搜刮来的财物一块跑,这就更加乱套了。

    25日17时至18时,兰州城南各防御要点陆续被一野完全控制。由于彭总制订的总攻计划是着眼于打“青马”连续反扑的,而“青马”各部撤退时又故意不通知仍在前沿死战的部队,因此一野此时并没意识到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仍然按原计划立即抢修已占领各要点业已残破不堪的防御工事,准备第2天继续打“青马”反扑。

    万幸的是,25日22时左右,迂回到兰州西关的第3军第7师抓到了1个敌逃兵,审俘后才知道兰州守敌正通过中山桥全线败退。师长张开基、师政委梁仁芥一面迅速向上级汇报这一重要情况,一命令所部3个团齐头并进,迅速抢占中山桥,断敌唯一退路。

    率先杀到中山桥的,是第7师第19团3营8连。中山桥本就不宽,人、马、汽车争相过桥,结果桥上挤得水泄不通,挪动得非常缓慢。一眼望过去 ,黑压压的人群组成了一堵厚厚的、密不透风的肉墙。副连长张金生率领突击排,用3挺轻机枪、8支冲锋枪猛烈扫射。那真叫一个弹无虚发,无需瞄准都能枪枪见血,甚至一枪串起“葫芦串”。突如其来的弹雨,让中山桥上变成了修罗场。侥幸被吃到子弹的逃敌,不是被车压死,被马踩死,就是被挤下桥被滔滔黄河水卷走。

    8连没费什么周章,一举占领了中山桥。随后他们架起机枪,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桥头,用弹雨继续迎接仍在向中山桥涌来的逃敌。获悉这个情况的彭总大喜,急令各部发起追击。8月26日2时,第7师攻入城区,在中华路与溃敌巷战。第63、第65军直插东门,追歼残敌。第4、第6军也先后攻入城中。战至7时许,兰州城中各要点已尽皆落入一野之手。

    在我军四面压迫下,被堵在黄河南岸的溃敌或战或降。不过,仍有许多死硬分子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们跳下黄河,企图游到北岸逃生。不过,别看黄河兰州城段的宽度也就200余米,水流也不湍急,但水下地形复杂,形成了诸多暗流和旋涡。“青马”们本不以水性见长,慌乱之下又不肯解下身上的武器弹药轻装泅渡,结果有些人被直接卷进河底喂王八去了。

    侥幸没喂王八的“青马”们,大多下场更惨。因为追至河边的解放军们见此情形,一点都没手软,纷纷用各种自动武器向河中倾泻弹雨。一时间,黄河河面上宛若开了锅的滚水,一个个“葫芦”不断爆红,黄河一时间变成了“红河”。任那些“下饺子”的“青马”们在水里如何扑腾,绝大多数都没逃过浮尸水面,葬身鱼腹的下场。这一刻,如果董振堂军长、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以下7000余红军西路军英烈泉下有知,当可瞑目了。万余名被俘后惨遭凌辱、折磨的红军西路军被俘指战员如果亲眼看到这一幕,郁结在他们胸中十余年的恶气也该出了。

    战至8月26日10时,兰州城内的残敌全部被肃清了。11时许,第3军第7师冲过中山桥,扫荡白塔山,抓捕漏网之鱼。到正午时分,兰州这座有着2000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宣告全部解放。

    此役,一野歼灭“青马”主力第82军大部,第129师一部及3个保安团,总计约2.7万人。其中,毙伤1.2万人(其中约有2000余人死在黄河里),生俘1.3万余人。缴获山炮6门,

    迫击炮、战防炮、60炮共计128门(足见“青马”火力之贫弱),骡马2400余匹,汽车40余辆及大批辎重。

    为了解放兰州,为了歼灭“青马”主力,第一野战军共牺牲了2997人,另有5700余指战员负伤。其中有2500余人是在8月20、21日的试攻中流血牺牲的。而一野在8月25日这一天,就伤亡了近6200余人。这反过来也说明,一野在8月20、21日的进攻未尽全力,还真只是试探性进攻。

    兰州战役以我军的完胜而落幕。遗憾的是,“青马”部队中位列第2主力的骑兵第8旅在一野发起总攻前就调往了西宁,逃脱了覆没的命运。留在城中的“青马”主力虽然组织架构全被打烂,但团以上军官基本都逃脱了。按“青马”实力统计,除了团以上军官,还有万余名,不到2万人的“青马”官兵(以后勤单位人数居多)赶在我军攻占中山桥前逃散了。

    不过,这些侥幸脱逃的人,已经被一野吓破了胆。他们此后基本都溃散了。而我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被俘的“青马”官兵格外宽大,基本都是教育一番后便释放了,对手上有血债的亦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马”官兵是漏网还是被俘,都没太大区别。

    令人叹息的是,大部分“青马”官兵是吃硬不吃软,记吃不记打的。他们在从兰州惨败的心理震憾中缓过劲来后,将我党的宽大政策认为是“汉人软弱可欺”,便又重新串联起来搞武装暴动,企图东山再起,割据一方。

    既然如此给脸不要脸,我军平叛时也就不客气了。那些匪首们再次被俘后,仗着自己少数民族身份,还幻想着受优待,结果无一例外,悉数被镇压了。此举非但没有“破坏民族团结”,甘青两省少数民族群众反而从此热烈拥护中共,在日后的新疆平叛、西藏平叛中出了不少力。

    曾经跋扈一时,狂妄无边的“青马”,就此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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