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老一辈人的苦难和爱情 -- I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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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我讲述过绥芬河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传奇：１7岁的中俄混血少女张 · 嘎丽娅在苏联红军解放绥芬河时，作为军使走上炮火纷飞的天长山要塞劝降日军而牺牲的悲壮故事（见本专刊《张 · 嘎丽娅——友谊与和平的天使》一文）。

这里，再介绍她父母的身世、经历，一对普通中俄夫妻可歌可泣的生死之恋，一首异族婚姻家庭的爱情绝唱。

多年来，我追寻张 · 嘎丽娅的一家。我查阅过内务部门的档案，在市旅游局长和外事处的帮助下于今年３月到乌苏里斯克市（双城子）访问过嘎丽娅的亲弟弟张树烈。这是一个与边城绥芬河历史相连的中俄家庭真实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为绥芬河的开发、建设、解放、开放而抛洒汗水、热泪和鲜血的人们。绥芬河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嘎丽娅的父亲叫张焕新，绥芬河老人都熟悉的一位勤劳、纯朴、善良的小商人和农民。他１８９８年１月９日生于山东掖县刘村，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家境贫穷，一小就帮家种地。１９１０年由伯父或叔叔带到俄国，是从东宁县三岔口往俄国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市）方向距三岔口东南五六十里的一个一千来人的村子，叫哥拉那欧夫卡，意思是手榴弹。伯父或叔叔开个小商店，张焕新送外卖，有面、沙糖等，稍大就收毛皮，背着去海参崴卖。张焕新在村里念了三年书，学了三年俄语。村里有个俄国老人，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了。老人信奉耶苏教。张焕新认识了老人，就经常到老人家里去学俄语，深得老人喜爱，拜认为干爹，便姓了老人的姓：杜别耶夫。他２１岁去了双城子“住地方”，２２岁在海参崴开个小铺。

菲娘17岁时在绥芬河的留影

１９２２年他决定回国到绥芬河，可能俄国革命了，社会不安宁，也可能做为中国商人备受欺侮，或者被“革”了命。这几年有大批中国人从崴埠等地来到绥芬河。这一年张焕新２５岁，开始为人打洋草、种菜，吃“劳金”。

也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俄罗斯姑娘菲娘。很快他们在绥芬河东正教堂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是１０月２０日。

菲娘是爱称，也译作菲涅，姑娘时叫列瓦得涅依。婚后随夫姓，全名叫张·杜别耶娃·费卡娜·涅奥琪耶夫娜，一般都叫张·菲约格拉，有关她的登记上都被写成 “张肥腰格拉”。菲娘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９日生于乌克兰基辅南的瓦西里高夫县一个叫阿焦拉那耶的不大的村子，意思是水泡子，所以也译作湖泊村。俄罗斯族。她是这个农家的长女，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家境很贫寒，只念1年书。菲娘的姨家随着俄国乌苏里铁路修建到滨海边区已先移民到了兴凯湖附近的哈洛里县。姨妈给他们家写信，说这边生活好，吃白列巴（面包），而那边吃黑列巴，只能过节吃白列巴。那时菲娘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菲娘母亲列瓦得涅依·彼拉盖亚·萨沃夫娜和叔叔、妹妹、弟弟一起乘车走有一个月来到哈洛里县甫里卢卡村。这是１９1４年，菲娘９岁，母亲２７岁。稍大，菲娘便帮家种地，又给人干农活，放牛、放羊、刷碗、刷地板挣口饭吃。家里生活很困难。有人给菲娘的母亲介绍一个男人，说他没了妻子，只一个孩子。为了生活和孩子，菲娘的母亲便和他结婚了。婚后才知道，原来男方有９个孩子。家里更穷困了。菲娘大了，决意自己谋生。那时候到绥芬河什么手续都不要，只要在一个证件上写上什么名、什么村就可以去。她只身来到了绥芬河，那是1921年，她１6岁。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晚，我在乌苏里斯克市菲娘的孙子戈列巴家庆祝他４１岁生日时，在他们家的像册中看到了菲娘１７岁时在绥芬河的照片。看得出她是那么沉稳、端庄、美丽。她中等身材，白皙皮肤，栗色头发，淡褐色眼睛，是标准的俄罗斯女郎。

菲娘给人家当保姆，做饭、洗碗、刷地，住在那里，平时得几个钱。

菲娘和张焕新的结合，不知是经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但肯定是一见钟情。张焕新一米七十的个子，是相貌堂堂很“门面”的山东汉，勤劳、纯朴，为人谦恭和善，客气文明，不笑不说话，而且能说会写流利的俄语。他们孑然一身，在绥芬河无亲无故。他们需要有个家。他们有了自己心仪的人。

菲娘一生信奉东正教。张焕新在俄国也信奉，他的俄名就是在教堂洗礼时神甫给起的。他们在绥芬河喇嘛台即东正教堂正式举行了婚礼。

他们携手走出了教堂，从此开始了幸福温馨的生活。他们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他们共享生活的快乐，共尝生活的艰辛，共度人间的劫波、炼狱。他们用自己的欢笑和泪水在绥芬河这座边境小城演出一幕超越国界、超越政治、超越民族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悲喜剧。绥芬河东正教堂至今还在，你还记得这对中俄青年的爱情故事吗？

他们的家安在市区东今哈得利大酒店址的一处方木楞起的小平房，是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买的，当时是绥芬河城区的最东边，俄名叫斯克娃兹那亚街的上角，现在是迎新街和青云路交汇处东北角。往东即是平缓山坡，自己可以开辟小菜园，放牛也方便。张焕新仍给人家“吃劳金”，打洋草，３０岁那年到绥芬河铁路机务段当工人。绥芬河有二三千俄罗斯人，一些人家养奶牛。他们家也开始养奶牛，养蜜蜂。菲娘做家务，她像男人一样打洋草、赶牛车。不久他们又买下房东侧的石头平房，接着又买下旁边木结构黑铁瓦盖平房，到１９４５年已经有２００平方米，菜园４亩，２个牛棚，6、7头牛。

在那里他们生了国烈、义国、嘎拉、萨沙三男一女４个孩子。

张焕新是汉族，无疑是中国籍。以前我曾认为菲娘生在乌克兰是乌克兰族人。近日我发现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由官方填写的菲娘的《外侨居留登记申请书》，“现属国籍”一栏中写着“无国籍”，“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丧失过何国籍”后写着“从１９２２年到现在中国籍”，“民族”后填“俄罗斯”。

１９３３年1月军侵占了绥芬河。１９３６年日本购买中东铁路与苏联断绝了铁路交通和贸易。张焕新失业了，专门和菲娘养奶牛和蜜蜂。他们辛勤劳作，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过自己的日子。１９３８年他们买下市内买卖街中段原春龙公司楼址处２间平房，作为小门市开俄式小饭店，俄语叫“斯都拉娃亚”，日语叫小“古豆”（小饭店），窗上写中文“露西丝”字样，这可能是小店的名了。他们卖自己生产的牛奶和自己做的列巴、苏泊汤。

几个孩子逐渐大了。混血儿长得漂亮又聪明。大儿子国烈和二儿子义国在中国小学读书。女儿嘎拉和老儿子在俄罗斯民族学校学习。当时日本人、朝鲜人和学日语的俄罗斯人配给大米、白面。４个孩子所念的学校教日语，所以他们生活不错。

绥芬河日本宪兵队办公楼。

曾是绥芬河海关，1999年8月拆除。

日伪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不知什么原因，也可能就没有原因，老实本份的张焕新被日伪警察队逮捕，释放后被强迫做“密侦”，但他什么也没有干，也无罪恶民愤。这一点“文革”“深挖”中得到老百姓和官方确认。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红军进兵绥芬河，统治绥芬河１２年的日伪政权垮台了，绥芬河解放了。然而张焕新和菲娘的磨难接踵而来，直到被无端打入到人间炼狱。

８月１１日，绥芬河全东街的人被苏联红军撵到西街。下午二三点钟，当他们一家人走到绥芬河腰毛屯（今建华村）的路上，爱女嘎拉被苏军叫去，作为军使翻译随苏军到天长山要塞二次劝降日军，第二次下山时被日军在后面开枪杀害。菲娘送别和寻找、思念爱女的眼泪长流到瞎了双眼，直流到孤身一人离开她挚爱的绥芬河。痛失爱女之痛伴随夫妻二人终生。

接着大儿子张国烈和二儿子张义国被苏联红军司令部找去当翻译，不久二儿子随苏军去了苏联，大儿子又因当过“日本特务”、“双重间谍”１９４８年被苏军逮捕送往苏联判刑２５年。张焕新夫妇开始又饱尝别儿思子之痛。

１９４７年“土改”，张家“被斗”，家庭成分划为“中农”。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他家买卖街开小店的两处4间共２２０平方平房被“经息”作为镇合作社的综合社用房，１９６３年又被无偿收归公有。

１９６０年中苏交恶，张焕新夫妇感到了政治空气的窒息。他们提出了出国申请，但未被批准。１９６３年大儿子和三儿子张树烈二家办去苏联居住护照时，同时办好了父母去苏联居住的护照。

但张焕新不同意去。大儿子向老人跪下来，恳求着：“你岁数大了，在这儿不行。”

三儿子说：“爸爸，丽达（三儿媳）和你在一起生活９年，你知道她待你怎样，还信不过她吗？”

嘎丽娅的父母1965年5月2日留给儿孙们的照片。后面写着：你们亲爱的爷爷和奶奶留给儿子和孙子们做为纪念。

一家人哭了。二个儿子儿媳和孙子们９月５日告别了二老去了苏联哈萨克他二哥义国处。

我曾采访过今年７８岁的李文彬老人。他说：“张焕新私下多次和我说：‘中国人在外国不是人啊，吃糠咽菜还是回来好，有钱没钱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他有中国人的自尊，他爱着绥芬河，他爱着祖国。他不去苏联，菲娘也不回去。第二年秋天，张焕新的侄子张德成从山东老家来他家住，帮助两位老人。

但他们仍思念在苏联的儿孙们，于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老俩口提出让三儿子一家来中国探亲的申请：

“兹有绥芬河一街一组五号居民张焕新，七十三岁，妻张肥腰格拉年六十三岁，有子张树烈三年前迁居苏联三岔口东沟双城子居住。现在余夫妇思儿想孙心切，终日思虑，夜不能寐，因此恳请政府准予申请，要求余三儿、儿媳以及四个孙子回来探望一趟，以求母子见面，祖孙团聚几天，万望准余申请为盼。”

一场政治风暴已经来临，他们的要求未能批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焕新成了“苏修特嫌”，菲娘成了“修嫌”。绥芬河区公安军管小组怀疑他们家有一个电台，让他们交待出藏匿的他们连想都未曾想到过的电台。他的一个亲属甚至被迫交待：我以前忘了汇报该去搜一下他家烤列巴的炉子。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日晚，张焕新和菲娘两位老人等七人以“里通外国敌特分子”罪名被逮捕关押。２月２０日晚军管会召开８００多人参加的区革命群众深挖“三特一叛”誓师大会，两位老人和保卫部政保科长等人做为“特嫌”被推上台“批斗”示众。

绥芬河市流传一个故事：军管会负责人到她家抓人时念了一份拘捕证书，最后说：“宣读人：张结实。”菲娘说俄语，不大懂汉语。她问道：“蒋介石？蒋介石抓我不能去！”那人道：“我是共产党的张 -结-实，是军管会的张-结-实，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不是蒋介石，那我去。”１个月后绥芬河军政委员会保卫部部长赵奎也以“苏特重大嫌疑”的罪名被逮捕。到５月中旬“揪出”集中看管“特、叛”等各类人员２８９人，其中“修嫌“４５人，被迫害而死１３人。而当时绥芬河市内还不足两万人。他们老俩口在劫难逃。

老人的侄子张德成，弟弟张永新也被揪斗、关押。侄媳忍受不了屈辱、痛苦，跳井自杀致终生残疾。

张焕新惨遭折磨，遭受大哈腰、“喷气式”、头撞墙、跪板凳、拳棒打等等非人道酷刑，好几次几乎死去。

张焕新老人病了，被送进绥芬河医院。只能让菲娘去护理。她一进病房，就扑过去扒到张焕新老人身上，抱着他的头，狂吻着，痛哭着，用俄语诉说着。张焕新老人对同室的人说：“你们别见笑，他们外国人就这样。”

人到难处想亲朋。他们思念国外的儿孙。国外的儿孙也挂念相依为命的亲人。我见到了 1968 年“三八”节前儿子写给老人的明信片，令人泪下：

“亲爱的妈妈：

祝您“三八”节日好，并愿您在孤寂的生活中一切如意，而更要紧的是身体健康和长寿。

在长期等候你见面之后，我重新拿起笔来，表达久藏于心怀中的爱恋。难道和你二十三年的分离，我不盼望和自己的父母会见吗？每天你的孙孙们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哪里？什么时候能来？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到我们这里来，在您的子孙中间度过你们的晚年。我们生活得很好。家里为您准备了烧煤，需要什么凭据证件我们给您邮。带上皮箱就来好了，其他东西就留给那里的亲邻近友吧！

吻您。等待着你们的春天到来。

你的儿子 伊戈里、丹娜和你的孙孙”

老人们并未能看到儿孙的问候。

菲娘老人整日忧惧悲泣，以泪洗面。她一只眼睛失明了。

两位老人被关押了 1 年 2 个月， 1969 年 4 月 18 日被释放。张焕新已经驼背了，腰深深地弓下来。

菲娘去接他的亲人。在街头，她拥抱住她，亲吻着，痛哭着，倾诉着。

一群孩子在旁边看着，嘻笑着。

多少人能感受到他们的冤屈？多少人能理解他们心中的痛楚？多少人能懂得他们心中的挚爱真情？

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厄运。

有关部门鉴于他们的社会关系，“苏修特务嫌疑”案未清尚在继续工作，“对政府极为不满，并因生活现无依靠而悲观，啼哭想念在苏联的儿子。”“为了纯洁我边境地区以利于反击苏修对我国新的挑衅，故该分子全家继续居住在绥芬河边境地区危险性很大，为此提出将张焕新和其妻张肥腰格拉迁离边境地区。”

嘎丽娅父母晚年生活和劳动的宁安市宁西乡岔路村

2004年5月1日孙伯言摄

1970 年 3 月 8 日，有关人员通知他们 2 天内收拾好东西，动迁内地。两位老人悲噎着告别众乡邻，告别见证他们爱和辛劳的 50 年的老屋，告别他们生活、奋争了 50 年的绥芬河山山水水，上了火车。 12 日，他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宁安县宁西公社岔路大队。

他们在哈得利酒店址的 200 平方米住房被强迫作价 2000 元，由街道办事处购买， 5 头牛和 10 箱蜜蜂也被强迫“作价”归公。

他们举目无亲，他们形影相伴。他们没了奶牛，没了蜜蜂，他们没了饮食的香甜，有的只是这对老夫妻爱情的甜蜜。他们买了两间茅草房。他们忍受病痛，忍受屈辱，忍受贫困，忍受劳苦，忍受念子思亲的煎熬，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2004年5月1日 本文作者孙伯言在宁西乡岔路村，嘎丽娅父母的干女儿杨玉珍和干女婿张起胜家采访她们。

一个同村的好心妇女，认他们为干父母，时而陪伴他们，时而帮助他们。老人却感到这是人间的温暖和真情。村子给他们一定照顾，安排做些看地、养鱼之类的活计。

他们怀念儿孙，但难以通信。他们三儿和儿媳来信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们好！向你们致以虔诚的吻，并衷心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强壮。已经是第二年没有得到你们的一点消息，很是担心你们。我们的生活、身体都很好。写信谈谈你们的情况，哪怕是三言二语也好，您们的身体如何？如何穷困地孤单生活并度晚年？

尼古拉和卓娅

10 月 27 日”

他们怀念已经逝去的爱女，相片始终镜框里。每逢她的生日，菲娘老人就采来野花，插在瓶子里，告诉干姑娘这是嘎丽桠的生日。说者就哭起来。老头不让说，菲娘就气愤地骂一句“妈个皮！”

他们困苦无助，他们忧思如焚，他们心已寒彻。 老人决意申请到苏联儿子那里去居住，但没有得到允许。菲娘属于外侨，是可以去的，但老伴不能去，她也不想回。

直到他们被“动迁”离开绥芬河 9 年，直到张焕新老人已经 80 岁、菲娘老人 73 岁，直到她已经双目失明，直到他们已不能挑水、弄柴，直到草房要漏塌，直到他们几次发出要求平反的悲怆呼号：我们不能把这最大的冤案带到棺材里去， 1978 年 12 月 23 日，绥芬河有关部门的人来到他们家，宣告他们平反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被关押吗？”来人问。

“我这么琢磨，可能是我们得罪人了，才说我们的坏话。”张焕新老人说。

“你们得罪过谁”？

“我说不清。我这么想，在绥芬河，我养奶牛和蜂子，日子过得比别人好，有人看了眼气，或是向我们借东西我们没给。”

“你屈不屈？”

“不屈”。老人嗫懦地说。

多么纯朴的老人啊！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反修”斗争的战利品，是阶级斗争的祭品。然而，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

6 月 5 日，老人收到了“冤假错”三案落实政策补助费 200 元。他们要求补偿两处房产款，但至今无结果。

几个月后的 1980 年 3 月 30 日，在两位老人离开绥芬河 10 年零 19 天之后，张焕新老人走完了他 82 年的人生。 1979 年末有关部门同意老人出国，但他 1 月 30 日就病重了，心脏不好，腿浮肿，不能治了，也无力无法医治。身边没有儿子，没有孙子，没有亲属，惟一的亲人是与他生死相伴的 75 岁的俄罗斯妻子。她日夜守护着，几天几夜不眠，一会儿摸摸他的头，搓搓他的手，一会儿摸索着喂一口水，喂一块苹果。张焕新老人安祥地合上了双眼。他感到幸福，菲娘朝夕陪伴他 58 年，他终生得到了这位俄罗斯妻子的挚爱。

张焕新老人带着无限的爱，带着无限感激，带着无限赤诚，带着无尽思念，带着无尽挂牵，带着无数遗憾，永远一个人留在了那里。他回归到祖国的泥土。 他被葬在村北一里左右的山坡上，现在已经是一片田地。

乡邻刚刚把老人抬出去埋葬，绥芬河市一个部门派的人到了。菲娘老人双膝跪下，痛哭失声，泪如泉涌。她向始终供奉的耶苏像龛祈祷，连声说：“绥芬河‘哈拉少'（好）！绥芬河‘哈拉少'！”

这是对绥芬河的感谢，还是对绥芬河的祝福？是对绥芬河的怀思，抑或是还在乞求绥芬河的饶恕？

菲娘老人一人守着草房。村里安排一个人给她做饭，她夜不能寐。她坐炕面壁，她回忆一生，怀念一去不返的爱女和死去的中国丈夫，思念远在苏联的儿孙，祈祷着残生的平安。她老泪纵横。

儿子经常写信，但始终不见回信。没有办法，他们向中国苏联大使馆写信，说父母是死是活要告诉一声。回信说父亲去世了。

儿子们办好了母亲回国的护照。但中方要逐级批准，待批准了，护照过期了。老人又孤寂地等待了 8 个月。

菲娘老人向张焕新坟头洒下最后一捧黄土，再次跪下，痛哭过，叮咛过，祈祷过，一步三回首，回首三声谢，一谢两行泪，告别干女儿，告别众乡邻、告别茅草屋和生活 10 年的小村庄，摸索着蹒跚着走上了去往苏联的路程。

人们告诉她，到中苏国界线了。

这里的山相连，水相连，石相连，土相连，草木的根相连。菲娘的心和绥芬河和祖国相连。这里的云雾自由来去，尘水自由来去，鸟兽自由来去，虫鱼自由来去。而这是一堵无情的、巨大的、人不可擅越的高墙，她菲娘不能自由来去，她不知此去何年何月是归期归程。

她想再到绥芬河，看一看她离开 10 年，生活过 50 年的绥芬河。她为绥芬河献出了美好青春，献出了苦乐年华，献出了忠贞爱情，献出了辛勤汗水，献出了苦涩眼泪，献出了亲生骨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声一响，她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爱恋，那么难于割舍。但她不能够，她已经双目失明，她什么也看不见。

然而，这一切都在她心中，是那么鲜明，那么鲜活，那么热切。

她还想再踏一次绥芬河这方曾养育过她的土地，捧一把她耕耘过的绥芬河的泥土，喝一口哺育过她的儿女和乳牛的井水，摸一摸见证自己一家老少天伦亲情的老屋，她还想听一听熟悉的乡音和鸡鸣牛叫，握一握朝夕相处过的乡亲们的热手和邻居孩子的头，叙一叙已去的岁月和生活的打算，再道一声离别珍重和祝福。

然而，她也不能够。她是坐火车从满洲里回苏联的。而绥芬河坐火车去格洛捷阔沃站只 12 公里，与乌苏里斯克市只相距 100 多公里。

菲娘是最后一个离开绥芬河的侨居绥芬河的俄罗斯人。她再也没有回绥芬河来。

菲娘到叶卡捷琳堡大儿子那里住了 1 年，又到哈萨克二儿子那里住 2 年。 1983 年菲娘怀揣爱女嘎丽娅的照片，坐 8 天 8 夜火车被三儿子张树烈接到乌苏里斯克家中。

2003年3月24日，本文作者孙伯言在嘎丽娅的弟弟张树烈（萨沙）家采访他。

2003 年 3 月 23 日我到他家采访并住在那里，怀着崇敬的心情看了菲娘晚年居住的房间：方厅东侧一间约宽 3 米、长 4 米的房间，南侧靠西墙立着一件木衣厨；靠东墙的木床仍在；床头门旁原有一把椅子，被三儿子挖一个洞，包上绵布，下放便盆。张树烈老人说：一个老人侍候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多么不容易啊！儿子和媳妇丽达是孝心的，菲娘晚年是幸福的。

1993 年 6 月 30 日，菲娘走过 87 岁人生，因脑溢血而去世。她怀着对绥芬河的恩恩怨怨，怀着对她长眠在中国的丈夫和女儿的魂牵梦绕，长眠在了她的祖国，回归在生她的祖国的泥土。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公墓中嘎丽娅母亲的坟墓（右）和弟媳丽达的坟墓（左）

2003 年 3 月 24 日，我与绥芬河电视台的记者，绥芬河一公司经理李广平和张树烈到乌苏里斯克市北公墓拜谒菲娘老人的墓。老人的家墓在遮天蔽日的树林下成片的墓群中，旁边 10 几米外是一条山谷。墓地有四五米长宽，一米多高的刷着蓝漆的铁围栏呈方形，菲娘的墓在中间，右侧是儿媳丽达的墓。左边单围起的是二孙子斯拉瓦的墓，他是在海参崴当海军时游泳触石而死。俄人风俗深葬一二米，地面只起土半尺高，每个墓头都有纪念碑。菲娘的不是碑，是用四根 2 公分粗的钢筋做成的约一米高的台型架，顶是小平台，漆成白色，正面不锈钢片上刻着菲娘的全名和生卒年月日。

我们向菲娘老人的墓献上了松枝和红柳，并深深地鞠躬致敬。

可敬的饱经忧患的绥芬河的俄罗斯菲娘，你是否想让中国丈夫的残骨陪伴？你是否还握着那方爱女嘎拉的红头巾？你是否还要用早已失明的双眼看一看带在身边十几年爱女嘎拉的照片？你那失明的双眼是否还泪水涟涟，巴望着绥芬河的山城老屋和天长山？还是，你的力已竭，情已尽，泪已干，微笑着安详地走进了你信奉的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