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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经济地理角度上探究中华文明走上集权道路的根源

――兼比较欧洲走上民主道路的原因

珂珂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集权统治的加强。整个中国历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部政治集权从无到有的历史，是一部专制集权加强的历史。在中国的专制集权不断的加强的同时，欧洲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强调民主自由的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我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不论民主还是专制，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寻找政治的根源，最终还是要探究到经济上。经济基础、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为了找寻中西双方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最好的方法是到中西双方社会中去寻找根源。相比之下，我觉得用“文明”这个词代替“社会”更好一点，因为文明这个词更加强调长时间的变化的过程，而社会这个词更加强调社会金字塔般结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文明还是比较好定义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的附表五中包含了四个文明：1，（编号3）古代中国文明；2，（编号14）远东――主体；3，（编号18）古代希腊；4（编号21）西方。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发展没有中断，而集权的加强过程贯穿了古代中国文明和汤因比所说的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远东主体文明，所以我姑且按照我的需要把这两个文明放在一起，称为“中华文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来源也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体系中，所以我也姑且把后面的两个文明放在一起，统称为西方文明。这样便于更好的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政治上，专制集权的加强是东方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历史上时而表现出来，时而被其他的现象掩盖。要寻找两个文明走上不同历史道路的原因，首先要从各自文明的存在基础――经济说起。

　　一，两个农耕文明的特点

　　请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一段关于远古中国的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蛰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汪，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源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本，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承波、士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笔墨不多，但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中华文明的一点基本状况：1，处于分裂状态，各部落战乱不休；2，反映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农耕；3，在一系列的征战中黄帝部落强大起来，打败了炎帝和南方的蚩尤。最后统治了中原的广大地区。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特征。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以素食为主，主食是粮食，同时养殖少量牲畜。粮食的来源完全是通过耕种。最早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有广阔肥沃的土地。人们在广阔的平原上耕种土地，然后收获粮食。一开始是氏族公社为单位的粮食生产，然后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五帝时代的社会状况，已经为中华文明的特点奠定了基础。农耕为主的文明形态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分裂性。因为农耕往往就意味着自给自足，不论是远古的原始公社制度，还是中国中世纪盛行的小农经济制度、或是中国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中国存在的农村大地主雇用劳动力耕种的方式甚至包括西方的庄园经济，只要能够拥有足够的耕地，农耕，就会导致封闭。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能够自给自足，对外界社会的交流就显得多此一举。若有不慎，还会导致冲突发生。商业更加无从谈起。出现在两晋时代文学家们的诗歌里的桃花源式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是所有小农的梦想。这样，在中华文明里，农耕文明的特点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

　　西方文明的起源学术界公认的是希腊的爱琴文明。之后陆续出现的是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古罗马帝国。他们不像东方的文明那样拥有千里肥沃的平原，但是他们依然耕种土地。由于靠近地中海，而且在地中海的对岸还先后并列的数十个繁荣的文明，比如说铜器时代的爱琴文明“东航叙利亚而接触巴比伦文明”（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89页）希腊城邦时代的波斯帝国、罗马时代的非尼基等等。西方文明与周边的文明的交流如此密切，有和平的商业经济来往还有冲突，甚至是大规模的像希波战争那样大规模的战斗。虽然如此，但是这些还是不能说明西方文明不是农耕文明，只不过西方文明不像中国那样具有农耕文明的典型性。至少，在西方文明中，居民有固定的工作和住处，居住在房子中，国王甚至有豪华的宫殿，人们维持生存还是要靠面包。在中华文明中，粮食只能是通过自己耕种得到，但是在西方，不仅仅自己耕种可以得到粮食，而且还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从周边的文明换取粮食。因此可以想象虽然西方文明没有东方的广阔土地，但是西方农耕文明也可以有自己的求生之道。但是农耕文明的根性依然存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样，也是处于比较分裂的状态。西方世界农耕文明不具有典型性的原因，正是在于西方的地理环境：没有广阔的平原、靠海、周围还有盛产粮食的地区。

　　二，农耕文明的挑战

　　如果说黄帝对其他部落的征服是出于个人野心的话，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对外扩张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表现了。春秋时代实质上的分裂实际上是中华农耕文明表现。天子分封诸侯领地，作为对诸侯的赏赐。诸侯以此来作为自己生活的根本。大多数诸侯生活在自己的自给自足的领地里，偶尔去朝贡一下周王天子，别的时间无所事事。打仗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保护自己领地的利益，开明的诸侯知道周王是自己利益的保证，所以他们也致力于巩固周王的权威地位。遇到外族入侵，忠心诸侯们也为了周王的共同利益拼死作战。当然也免不了为了博取褒姒的一笑而被周幽王耍弄。

　　“春秋无义战” 。跟战国时代的秦始皇不同，这个时候诸侯王之间的战争目的都只是为了争夺粮食和人口。他们并没有想要统一全国。春秋时代“人稀当然地广……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201页）因为他们自己采邑的土地能够养活自己以及自己的军队。他们互相进攻掠夺财产更多的是出于对财富的渴望，掠夺来的人口可以更好的开垦自己国家的荒地。人口不断增加是事实。诸侯们无法了解到人口增多、耕地不足是给自己国家带来压力的原因。在他们眼中甚至有相反的看法：人口多可以带来更多的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粮食。一些安于自守、不求获得更多财产的诸侯在生存竞赛里慢慢被淘汰，被有上进心的诸侯吞并。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征战只是诸侯个人上进心的表现的话，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就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野心的体现了。春秋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是经济也持续发展。铁工具广泛使用、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大规模的兴修和统治者为了在战争中取胜而推行的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人口的增长。春秋时代的晋、楚两国的军队超过十万，这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但是在战国时期，秦国讨伐楚国的军队就已经达到六十万。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的估计，战国时代的人口数量大增，“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的不超过三百丈，人多的不超过三千人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楚兵一百万，按五人出一兵计算，当有人口五百万，……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这个数字比春秋时期已经大大的发展，在也不是过去的那种土地荒芜人力不够耕种的状况了。战国时代，人口大大增长，但是全国的土地还是那么多，由于粮食的来源只能通过耕种一种方式，为了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只有两条路可以解决，一是提高农业耕作生产效率，二是扩大耕地的数量。为了扩大耕地，诸侯就把眼光盯到别人的土地上了，他们这个时候的目的不再是掠夺人口和财富，更多的目的是掠夺耕地，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这样发展下去，有实力的国家甚至可以攻占全国的土地用于耕作。

　　事实上，攻占全国的是可行的。在战国的初期，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关键就是看谁来实施统一了。历史选择了秦这个军事最为强大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春秋时代的征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是为了“能够生活下去”。这个转变，是人口增长、耕地有限带来的，这样，全国的统一成为了现实。

　　在西方国家，这个挑战基本上不存在。西方文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西方文明不必要为这个问题烦恼。我们来看一下公元200年左右基督教作家特图良的文字：

　　“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以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现在的一切地方都可畅通，为人们所熟悉，便于商业经营。……山地已经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经扫除了；沼地已经排干了；……到处可看见屋宇、人群、文治和文明。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现在我们眼前。世界已经被我们挤满。自然物资已经难于维持我们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也面临这样的困惑，人口增多，耕地不足。但是西方文明有很多方法排解人口增长、耕地有限带来了压力。首先，与东方的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粮食的来源有两条路：自己耕种和对外购买。也就是说，为了养活自己的人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耕地和对外购买这三个途径获得。其中，第三个方式是最适合西方文明条件的。还记得爱琴文明吗？它天生就是大海的文明，西方文明发源在海边，本身航海业就十分发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南面还有盛产粮食的西班牙、埃及和古巴比伦。这样好的环境为西方的商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地中海上的商业发展很快，古罗马帝国有多处很好的港口，从各地输入粮食。请看下面文字

　　“在政府的控制下，甚至由政府专利的粮食贸易，是一种巨大而有厚利可图的事业。麦子从撒地尼亚、西西里、西班牙、非洲尤其是从埃及输入，埃及每年供给二千万摩第（modius罗马计量单位，约两加伦）麦子。”（汤普孙《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页）

　　本来就十分繁荣的商业成了粮食输入的最好途径，扩大耕地数量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保证贸易的畅通无阻，成为欧洲文明内各国政府的首要工作。商业贸易中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是赢得竞争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商家、行业、甚至每一比交易各有各自的个性。要求人要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发展自己的营销技巧。这样就要求政府面向大众，容易形成民主化的管理。

　　其次，欧洲面临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殖民。大量的向海外殖民不论是古希腊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都有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面临人口的压力，中华文明的出路显得十分单调，在农耕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只有依靠片面的增加耕地数量实现农产品的增长，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农业封闭单位对另外一个农业封闭单位的耕地的征服，武力入侵的后果必然是其中一个最强大的单位最后兼并了所有的耕地。不用言明，在中国，这个单位是秦。而在西方，有多种方式排解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海外贸易无非是最好的选择，和平，而且安全。

　　三，在挑战下的求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日的《中国人口报》上登载了古代中国人口数量的大致略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口数量为约两千万，到了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到了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人口数量是战国时期的三倍！面对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汉朝政府如何面对呢？从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方法暂时还很管用：扩张。首先是要平定内部的叛乱。然后是四面八方的出击。汉武帝先后三次向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取得胜利，并且汉武帝还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南方和东南方面，汉武帝还征服了南粤、西南夷、东瓯和闽粤等政权。汉武帝发动这些侵略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争夺耕地，在征服了这些地区以后，汉武帝所作的，是大量的移民，公元前一一九年，曾一次就向西部地区移民了七十余万口，在过去匈奴人出没的地区“设立田官，都戍卒屯田，官供给牛更谷种，以前的草原牧场，现在变成了使用牛犁的农业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一百零六页）河西四郡，后来人口达到了二十余万，经济文化都发展很快。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在匈奴出没的荒芜地区取得耕地、扩大粮食产量来维持整个中华文明的生存。

　　但是征服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不妨来看一下地图。当时汉帝国的北方，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高原，东北是寒冷的大小兴安岭等地，东边、东南南边是大海，西南是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周没有适合耕种的地区。西边已经征服到河西走廊和甘肃、青海等地，在往西边去，就是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了。即使把那些再往西边的地区攻占下来土地，但是那些土地又不能耕作，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此，汉武帝的征服步伐也就停止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范围基本上在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太多的变化，原因就是在这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疆域不能用农耕文明的规律去看待。

　　现实情况是：可以供征服的耕地已经大多数被征服了，难道中华文明就此就要终结了吗？当然不是的。征服耕地的目的是增加粮食的产量，耕地被征服完了，粮食的产量还是有提高的余地的。中华文明不像欧洲文明那么幸运，中华文明的周边没有大量生产粮食的地区以便中华文明来购买，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向埃及、巴比伦、印度购买的话，路途遥远，未免成本太高。东海对岸的日本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粮食产地，大海的对过是辽阔的太平洋，著名航海家徐福对大海做了探险，可惜没有找到一个像埃及那样的粮食产地。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中华文明寻找了很多的办法。首先是加大开垦荒地的力度。由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开垦荒地的君主正是汉朝时候的汉惠帝。之后历代贤君，也都有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但是在汉朝以前我们很少能看到有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不足，开垦荒地也许是中华文明面临粮食危机的一个本能的求生反应吧！汉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粮食的生产。金银玉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只有正正经经的生产粮食，才是最高贵的职业。正是中华文明求生本能的体现。其次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限制商业的发展，保证农业人口数量，如果人口都从商了，农业人口如何保证？汉武帝还推行赵过等人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的产量。第三是兴修水利，使农业灾害发生的损害达到最小，同自然作斗争。

　　以上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充分的发挥有限耕地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提高粮食产量。但是要更好的做到这些，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条件。

　　如果分裂的话，有限的耕地将会成为分裂势力争夺的目标，那样，战争将会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战争的最后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集权国家。那样一个循环下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外族也会趁机入侵。所以中华文明客观上要求一个统一的政权和一个巩固的国家集权。

　　很不幸，分裂是小农经济的根性。因此，在一个统一政权的内部，始终是孕育着分裂的根源。为了对付这些分裂的因素，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分裂的发生。中国历史上的集权思想十分成熟，比较完整的提出一套集权理论的，是汉代的董仲舒。又是汉代，这个周边耕地已经被完全征服的时代。这两者绝对不是巧合的相遇。汉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所以提出了相应的大一统理论。这是中华文明求生本能表现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文明实在是太幸运了。他们根本不用为这些问题操心。发达的商业传统使中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粮食，他们的生存几乎不用担心。他们不用面临文明灭亡的危险，他们所唯一的经历过的有可能带来文明灭亡的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马队，但是蒙古马队并没有攻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去。1241年，已经攻入波兰、奥地利的拔都得到蒙古大汗窝阔台死去的消息，停止了节节胜利的西征，欧洲的文明得以保全。

　　欧洲文明发达的商业传统不仅仅保证了欧洲的粮食供给，而且给手工业以支持。欧洲人知道，手工业品可以换来面包。工业品通过商业贸易可以换取粮食维持自己生存，手工业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形成、工业时代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欧洲城市形成、手工业发展，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呼之欲出的时候，远东的中华文明还在为自己的生存做艰苦的斗争。中华文明在跟自己生存的基础――农耕文明斗。很可悲，虽然中华文明斗争的对象是小农经济的分裂性，但是中华文明不得不走上小农经济这条道路。因为它没有别的出路。它无法像欧洲那样发展手工业，因为金银玉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手工业产品不能转化为维持自己生存的粮食。

　　这种斗争的表现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表象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中央集权一步又一步的不断加强。一定程度上，王朝政府集权政策，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利益，属下的分裂势力往往是农耕经济分裂性的总代表。一旦政府陷入腐败，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削弱，分裂势力就会活跃起来，导致国家的分裂。分裂是下一次国家统一的开始，统一是必然趋势。等到分裂结束、国家统一以后，政府就会更加注重对集权政治的建设。如此循环，集权不断的加强。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中央集权的强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小农经济的根性依然存在，斗争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解决这个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新的经济力量打碎小农经济体系。这种商业经济力量必须得到世界横向的联系加强的支持，能够有足够的商业条件保证。按照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要走到这一步，虽说有希望，但是很艰难。

　　欧洲城市形成以后，由于城市是自发形成的，而且城市是一个工商业的据点，所以城市需要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欧洲文明民主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民主和自由更加符合资本主义政府对欧洲经济的管理需要，因此民主和自由更加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至此，欧洲和中华文明的两条道路已经完全形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晚清以后，中国紧锁的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所打开，小农经济基础被打碎，中国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对中华文明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一过程带来的巨大的痛苦，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却的。

　　综上所述，我对比欧洲文明的情况，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集权政治产生发展原因解释。最后简单的概括，中国集权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的特点造成的。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封闭的地理环境无法提供更多的耕地来生产粮食，只有实施集权政治，才能够保证有限的耕地养活整个文明。未来的社会中，世界的横向联系大大加强，中华文明的粮食问题不像古代那样捉襟见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政治的稳定，这样才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