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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中国航母（原文刊于《现代舰船》11期A）

航母，海权时代中国的唯一选择

“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那么军事力量就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工具，一个国家对她的军队有怎样的利益诉求，最终将决定这支军事力量的具体形态。现代国家的政治利益由低至高包含四个层次——政权的生存，这是一切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基础；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及独立；国家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国际威望，而这其中经济发展居于核心；取得并保持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进而获取超额的经济及其他利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根据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同，现代海军可划分为“海防”型海军与“海权”型海军两大类，前者重在实现第一、二层次的国家利益，而后者则重在实现政治利益的第三、四层面。现在的中国海军正处在由“海防”型海军向“海权”型海军过渡的阶段。

当一个国家与潜在的敌对势力在力量对比上不占有优势时，国家对己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首先是保障基本安全，即政治利益的第一、二层面。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用以实现一个国家生存以及基本生产的工、农、商业及科教等基础设施，国民居住地，政府机构等一系列物质基础仍将主要建立于其陆上国土之上。这就决定了一支“海防”型海军的军事战略的核心必然在于陆权。“近海防御”也好，“远海防御”也好（但永远不会出现“远洋防御”，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国力已足以建立一支远洋海军的时候，她对海洋的利益诉求也就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第一、二层面上），一支“海防”型海军究其实质，始终都只能是陆上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中国海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一直在扮演着我国陆上军事力量事实上的从属角色，这与其说是所谓的“大陆军思想”在作怪，到不如说是当时国家的利益诉求使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中国军队所要面对的首先是北方强敌对于我国国土陆权的军事高压，这便注定了当时的中国海军必然是一支以“陆权”为战略核心的典型的“海防”海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来自北部的军事压力开始逐渐减弱，直至九十年代初期基本消失，国家对武装力量在基本安全上的利益诉求相应的变得不再十分迫切，在此期间我国曾一度放缓国防建设的步伐，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与此同时那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国土防卫型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这些都保证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土陆权再次受到大规模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将是微乎其微的。正是在这样的安全环境下，我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得以从保障国家基础安全转移至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即谋求第三层次的政治利益。工业／后工业时代是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模式，对资源的消耗量和对市场的需求量的绝对值是极为庞大，单靠一个国家在自己陆上国土范围内是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的。海洋对于工业时代经济的价值，第一是为本国提供了一条性价比极高的连接外界的物流通道，同时在这个各种陆上资源日渐稀少的时代，海洋又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庞大的新的资源来源，这两点决定了海洋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即便是信息经济日益兴起的背景下，这一地位仍将长时间的保持。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我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逆转的在向海洋大范围延伸，我们的海洋战略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国际霸权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无法避免的要与传统大国发生正面冲撞，其表现就是后者不断的对前者的发展空间进行积压，这种遏制政策的强度随中国经济发展还会不断加大，只有在我国可以与之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均势后，对方才有可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就要求我国海上军事力量对国家政治利益的保障范围由国家基础安全延伸至国家的发展安全，具体的说是政治利益的第三层次（这也是我国远洋海军与传统霸权主义海上力量在本质上的区别），就目前作为军事准备重点的台海、东海及南海问题来说，表面上上述问题均是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对海洋资源与海上通道控制权的争夺，是为了给国家争取到一个可靠的经济发展基础。中国海军的这一战略转变简单的说，就是由“海防”型海军转变为“海权”型海军。

“海权”型海军的战略核心在于对国家利益海域形成长期、相对有效的控制，建立这样的一支海洋控制力量，必需满足四个条件：首先，这支海军力量可以在特定区域实现相对长期的军事存在，这需要海军保持相对较大的规模，拥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同时应尽可能的在海外取得若干可作为战略支撑点的军事基地，当所需控制的海域远离大陆，上述几点对“海权”型海军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海权”型海军的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必须高度灵活且具有很好的可控制性——事实上在实施海洋控制的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往往是威慑，如炫耀武力、对潜在敌对方船只进行拦截、警告性射击、登船检查行为等，相对于传统上我们所说的军事手段，这些行动可称之为“亚军事手段”，“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前苏联潜艇面对美国海军拦截时所遭遇到的尴尬，正是由于缺乏此种“亚军事手段”所致。“海权”型海军对于国家利益的最大价值便体现于这些亚军事行为上，其次才是在海战中给对手致命的打击；第三，“海权”型海军必须具备较高的作战效能，这点非常好理解——任何威慑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同时，“海权”型海军需要具有比传统“海防”海军更高的效费比，就同一个国家而言，高层次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基础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其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所属层次越高，则军事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便越大（当然，其强度不会太大），美、英等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对军事手段的使用表现的日益“轻率”，正是由于他们所谋求的是高于正常国家发展利益的“霸权利益”。同样从经济学角度，正是由于传统霸权日益频繁的对外用兵，未来中国的海洋发展安全受到现实挑战的机率会远高于国家生存安全受到威胁的机率，未来中国海军被使用的可能性也必然远高于此前的“海防”海军，这就要求这支海军的使用“成本”不能过高，否则就可能损害到国家的“发展利益”。这四点中，除第一点外其余的解决均直接取决于装备建设的科学性。

作为一种海战兵器，航空母舰对海军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次。历时多年的“潜航之争”当中，主张建造航母的一方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航空母舰可以在战时大幅扩展舰队的防御纵深，延伸攻击距离。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误，但这只说明航母的战术价值所在，对于一支“海防”型海军特别是以近海作战为主的海上力量而言，航母力量的缺失的确可以以其他手段来弥补，至少可以认为对“海防”型海军而言，航空母舰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航母，更确切的说是航母战斗群的战略价值在于——对于“海权”型海军，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海洋控制手段。

就军事手段的灵活性而言，航母战斗群可实施的军事行为，可以从简单的炫耀武力一直过渡到战略核打击。在这一点上，航母要远强于另一种主要的海洋军事力量——潜艇，潜艇可以在你死我活的海上较量中对对手一击而杀之，但它在实施较为灵活的军事行为特别是“亚军事行为”时很难有所作为。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在街头出现游行示威活动，哪个国家的政府首先要做的都是调动防暴警察，你总不能在暗中布置个狙击手来维持吧？。同样在实施海洋控制时，手段上越灵活，意味着与敌对方的对抗强度越易于控制，就可以更好的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是把国家拖入到战争泥潭当中。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可以说航母在实施海洋控制中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事实上军事手段的灵活性是所有水面舰艇都具备的天然优势，毕竟在没有航母的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英国人依靠帆船同样实现了对海洋的统治。但要注意，恰恰是在风帆时代之后，才真正有人能够控制海洋，才有了“海权”型海军。究其原因，是从那时起海上军事力量才开始具备了实施海洋控制所需的足够的机动能力。

仅从物质的角度考虑，任何一种作战系统——这里所说的系统既包括单独的一件武器装备，也包括各种规模的军事集群，它的效能均由五部分构成，即：火力、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以及作战持续性。上述五部分对系统作战效能所起的作用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总会使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它部分，而得以超额发展的这部分则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军事系统作战效能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火药的发明最终埋葬了骑兵，使火力一度成为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直到蒸气机、飞机等被大规模的用于军事后，机动性的发展水平再一次超越了火力，获得更快的机动速度，更广的机动空间成为了那一时期武器系统研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核武器发明后火力被发展到了顶峰，理论上讲，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防护力、信息力、机动性和作战持续性对军事系统作战效能的影响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实中，核武器的拥有者绝非一个，它的破坏力也远超过人类可承受的极限，这意味着除非国家的生存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否则战略核武器就不可能被使用，至少在核国家之间，战略核武器对国家的政治利益保障，只能涵盖政治利益最为基础的层次。这个技术之外的因素极大限制了火力在作战效能中所起的作用，在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只能通过对其他途径来改善军事系统。

而一直以来，机动性对于海洋控制力量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海战的战术层面上，面对占地表面积71％且质地均衡的海洋，取得对她的控制权首先有赖于你的军事力量拥有足够的机动能力。海洋军事系统的机动能力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飞跃：由风帆取代人力摇桨，由蒸气机取代风帆，第三次是飞机与舰艇的结合，即航母的出现。与第一、二次的不同在于，海洋军事系统机动能力的第三次提升不是建立在新的船舶动力之上，而是得益于一种新的载具——飞机的出现，航母舰载机使海洋军事系统的机动能力得到了成几何数量级的扩展，相应的航母战斗群的火力、防护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在其直接相关技术未发生质的提升的情况下较传统水面舰艇力量得到了质的提高。二战时期日军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水面舰艇编队无论在单位时间的弹药投送量还是装甲防护水平上都至少不输于美军的航母编队，但在系统整体机动能力上二者则存在着天壤之别。无论是航空炸弹还是鱼雷，其威力都远不及“大和”号的460毫米巨炮，但它们可以从数百海里之外由舰载机从四面八方投下来；日方战舰拥有最厚达数米的装甲，但他们要面对的是美军航母数百公里的防御纵深，正是系统机动能力的差距，使得战列舰最终让位于航空母舰，也使得“以空制海”取代了依靠传统水面舰艇的“以海制海”，成为了最为高效的海洋控制手段。导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水面舰艇与航母在系统机动能力上的差距，自1995年，以超量导弹化为技术核心的“武库舰”就曾一度受到国内外媒体的竞相吹捧，大有取代航母成为下一任海上霸主之势，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导弹对普通水面舰艇在系统机动能力上弥补总归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在实施军事威慑时，导弹显然不具备舰载机的灵活性，而对于“海权”型海军，高度灵活的军事手段是必备的条件。“武库舰”在此后仅仅两年便告无疾而终，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武库舰的系统机动能力和军事手段灵活性上都不及航母。

而从效费比上说，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恰恰相反，建造航母是实现海洋特别是远洋控制最便宜的途径。超强的系统机动能力使得航母战斗群可以有效控制的海域面积远远大于同样技术条件下舰艇吨位、数量相同的非航母水面舰艇编队。也可以说，要控制同样面积的海洋，用普通水面舰艇所需的数量和吨位相较于航母战斗群必须呈几何数级增加，而你所支付的金钱也将以相同的数量级增加。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航母建起养不起”之说，如果连航母也“养不起”，那么建立一支效能相同的非航母海上力量岂不是更“养不起”？

中国航母，大过“尼米兹”？

笔者并非业内人士，对我国航空母舰的技术细节绝没有发言权，但还敢肯定一点——最终的中国航母必定是大型航母，当然，这里面不排除为降低风险首先建造较小吨位航母或者其它大甲板战舰作为技术验证的可能。再斗胆的猜想一下，兴许未来中国航母的吨位会超过现在最大的“尼米滋”级航母。之所以敢这么说，是从我国的战略需求和国家总体技术水平来判断的。

航母是由舰本身与舰载机所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一型航母的研制过程，可以看作是舰载机与航空母舰本身在各自技术和性能上相互“妥协”的产物，在技术和资金一定的情况下，舰载机的性能和航母的大小、技术复杂程度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一方技术难度和研制成本的要降低，另一方在相关方面就要做出“让步”。这里有个“极端”的例子——轻型航母﹢垂直／短距起降飞机：轻型航母的技术开发难度和费用在航母中都是“极端”的低，但它所搭载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的效费比同样也绝对是“极端”的差。垂直／短距起降技术简化了航母的舰－机接口技术，但同时也降低了战机的飞行性能。“鹞”式和雅克－38型飞机的航程及载弹量均低于同一技术水平下的常规起降飞机。前面已经说过，航母能够称雄海上，所依靠的就是舰载机所带来的超强的系统机动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以牺牲舰载机性能来实现低成本的轻型航母﹢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组合未免有些舍本求末的味道。当然，如果国家所需控制的海域面积不大，潜在冲突强度不高，再或者你的航空技术发达到这类性能降低根本无关痛痒的份上，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F-35的垂直／短距型，但目前有这水平的也就只有美国这一家。我国仅领海就有3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是一个大国，她的海洋利益不可能只局限于近海地区，我们所面对的潜在对手大多又是传统海军强国，而我国的航空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原本就不是很高。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航母的研制在舰艇与飞机“结合”过程中要尽量避免舰载机性能上的损失，并且这个要求远要比英、法等国迫切，所以未来的中国航母必须是大型航母。

从经济上考虑，拿现在“呼声”较高的中型航母与大型航母相比较，由于搭载的都是常规起降飞机，舰－机接口技术方面二者几乎不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相反由于排水量的关系，中型航母在减摇技术等方面要下的功夫比大型航母还要多一些，而技术设备在航母建造成本占的比例最大。如果作一个二坐标图，由轻型航母到中型航母再到大型航母，其费用――排水量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条不断上升但同时也不断变得“平缓”的曲线，而在作战效能与排水量之间同样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但这条“效能——排水量”曲线不会由于航母吨位的增加而趋于“平缓”。未来中国海军的任务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任务海区肯定大于一艘排水量三、四万吨的航母所能控制的面积。如果使用中型航母，为了弥补作战效能的不足，就必须增加建造数量，总的消耗只能比建造大型航母大，从经济上讲这绝对是不合算的。冷战结束后，面对军费的不断被削减，为保证作战能力不下降，美国海军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战舰大型化，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以上一点。

还有两个实际问题：我国不可能像美军那样拥有众多的海外军事基地，所以未来的中国海军必须具备高于美军的自持力，这就要求我们的战舰要有更大的排水量；从中国海军未来可能的活动范围看，除非是搞出访，否则中国海军基本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没有缘份，要知道，美军战舰吨位的上限是受制于这两条运河才不能造的太大。因此，如果未来中国航母的排水量超过美国的大型航母，那也不足为奇。

那顺着这个思路，未来中国干脆直接建“浮岛”好了——“岛”载机和一般海航飞机比也就是在防腐方面多花点心思，而且大部分的舰－机接口也省了，“浮岛”的成本肯定高不到哪去……。那也不可以，航母的系统机动能力是由航母与舰载机共同构成的，如果航母的排水量大到可以称之为“浮岛”的地步，那么肯定也就剩不下多少远距离机动能力了，只有在任务海域比较固定且面积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浮岛”才能发挥作用，中国能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南海海区——南沙问题是我国近期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她的任务海域固定，150万平方公里的海区面积说小不小，但也不是特别大，且远离大陆……。不过不要忘记南沙的全称叫做南沙群“岛”，在原本就存在的岛礁上打桩建立个把永久／半永久机场远要比纯拿钢铁打造这么一个人工的“岛”要来的容易。对于未来的中国远洋海军来讲，所谓的“浮岛”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可以前出布置的机场而已，战略价值肯定不会像传统意义上的航母那样高。

“航母时代”的岸基航空兵

前文已经提到，对于“海权”型海军而言，航空母舰也属于战略武器，如果在今后的某一天中国真的拥有了航母，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那么中国海军的内部结构也肯定要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应是我国的海军航空兵。

老实的说，“纯海防”时代的中国海航与空军相比的确没多少“个性”。这也难怪，当时的海、空军本来就都是按照陆军的从属来设置的，其实质都是为了扩展陆上军事力量的作用空间，都是以争夺“陆权”作为自己战略核心，以岸基为主的中国海军航空兵与沿海地区空军很大程度上有角色重叠之嫌。直到中国海军战略重心转向实现对周边海区实施有效控制也就是开始打造“海权”海军之后，海航的“海”味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

由此我们的话题还要再回到海洋战略上来。需要明确一点——中国海军所追求的“海权”确切地说是取得对国家利益海域的相对控制权，而非绝对控制权，其建军思想在于对潜在敌对方形成海上均势，这一点上与历史上的西班牙、英国以及现在的美国海军并不完全相同。上述海洋军事力量也都属于“海权”型海军，但她们所谋求的是海洋霸权即国家利益的第四层次，其出发点是对对手形成海上优势，实现对利益海域的绝对控制，并以此来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而我们的任务只是要使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不受威胁，中国“海权”型海军与前者自然也是不能划等号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的海军建设的重心始终是放在对周边近海海域实现相对控制，所建立的是一支“近海控制型海军”¬——从这点上说，中国海军应属于“海权”型海军中的“异类”，通常情况下，“海权”型海军应是与远洋海军的代名词，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我国国家利益开始向海洋拓展之前，在周边近海地区已经存在了众多拥有一定实力的且不是十分友好的海洋势力，与之相比美、英等国的周边环境要“干净”的多，因此后者无需多少动作，就可以实现对周边近海的绝对控制。

从任务性质的角度来说，目前的中国海军和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远洋海上力量的实质是相同的，所不同是很大一部分本属于战舰的功能被我们分散到了陆上，从这个层面讲，我们现在所打造的也应该是一支均衡型海军，我国沿海地区和岛屿所分部的众多机场可以视为是“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海军岸基航空兵就是这些“航母”所搭载的“舰载机”。与“海防”时代的中国海航相比，现在的岸基航空兵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转变落实到实际当中，就是沿海地区空军航空兵“海训”密度明显增加，以接替海航执行各海区上空的国土防空及争夺制空权任务，同时新型歼击轰炸机及海上巡逻机在海军航空兵编制中所占比例开始大幅提高，而在指挥体系上则撤销了总部一级的海航兵种司令部，将海军航空兵指挥权下放到各舰队（这与美国海军的舰队航空兵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明我军岸基海军航空兵“陆基舰载机”的角色）。

未来我国建立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远洋力量，可以视作是将目前正在形成之中的近海海上均势进一步扩展至更为辽阔的远海区域，而这一过程得以开始的前提并非是取得近海海区的绝对优势。中国周边环境远比西方传统大国要复杂，这也是拜后者所赐，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地区外，我国基本不可能取得对其他近海区域的绝对控制——除非与周边国家进行一系列的大规模战争并且征服她们，如果是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对现在的中国而言这绝对是个疯狂的想法。而另外一方面，我国所谋求的只是发展利益，也不需要中国海军去实现这种绝对控制。

因此，未来中国海军岸基航空兵与舰基航空兵之间的区别除了载体之外，应该也就是在任务区域上还会有所不同。传统的几个航母国家的岸基海航力量配置大多必将简单，最多也就是百十来架反潜巡逻机而已，毕竟在海军里是打下手的，航母时代的中国岸基海航绝对要比她们“牛”的多，目论是规模还是编制的复杂程度肯定要远胜于前者，因为中国岸基航空兵所担负的任务性质，与作为她们主力的舰载航空兵是基本相同的。这样看来，“航母时代”使海军航空兵产生的变化，应属“扩建”而非“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