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提案的讨论过程 -- 自向荒郊寂寞红

“日本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是兔子，那个声明那是近卫与汪精卫有过约定，等汪精卫到达河内后发表的。兔子的影子是看到了的。“ 看到好呀，正好放狗去追，杀狗就更说不过去了吧

“呵呵，如果汪有能力挑战蒋，用得着去河内？

“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

――摘自陈公博自白书

汪精卫本来就不是去挑战蒋的。“ 这不就露出汉奸本色了吗？1、政治立场高于民族气节。2、汪以为他是超人啊，他去一谈，日本就不打重庆，如果不去，日本人就打重庆，而且一攻就打下了？重庆丢了，中国就亡了？在哪里主和不是是否是个人主张的评判标准，关键是汪当时是不是政党领袖、是不是政府官员？所以，汪无非是为离开重庆找借口而已，很显然，汪在河内有更大的自由。汪是在和日本人有了好的条件，才投靠日本人的么？陈公博这段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不是袖手待亡国，他们是在还能卖好价钱的时候，赶紧卖，否则，等到亡了国，他们拿什么卖呢？顺便说一下重庆，如果大家来过重庆就知道，那是绝对的易守难攻。

什么是烈士？去卖国还是烈士，什么混账话。

烈士这个词不是李敖的首次使用的，1944年11月13日汪精卫逝世后不久，那天胡适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同日，日本宣布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摘自《胡适文集雾中落日》

胡适是和汪精卫打过不少交道的，他的话有参考价值。看看人家是用引号的，看看胡适是怎样调侃这位“烈士”的吧。李敖反话正用也是纯得可爱哦

而汪跑去说，和我谈吧，只要让我成立政府，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这不是阻碍和谈吗？这不是汉奸吗？拿国家的主权换取自己的政治生涯，简直无耻。

说话要有证据，你可以认为要看行动而不要看言论，但这并不表示你可以捏造言论。你没看见我用有可能吗？既然有可能，那么也就有不可能，你如果愿意把有可能的帽子给汪戴上，欢迎之至。

汪精卫第一次向日本提出成立伪政府的计划是在北光丸号上，向日本方面的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提出的。

犬养健的回忆录《扬子江仍在奔流》（也译作《诱降汪精卫秘录》）中是这样说的：

在甲板上虽然有海风不断吹着汪的头发，但他还是开始和我们交谈有关今后和平运动的方法。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立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藉言论的力量和重庆抗战理论斗争的。但纵观今后的形势，仅以言论要对方转到和平方面来，非常困难。因此，我想，现在倒不如直接建立和平政府，以事实来表示“日中两国真正携手，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是上策。这个意见怎么样？请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的意见。”我也认为是个好主意。不过汪的政府建立后，日本兑现了艳电中的哪一条？汪政府维护了中国的哪一条主权？

由于事出意外，影佐不知如何是好地说：

“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点而巳。现在你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们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来相互交谈的话，犬养君与我的意见相同，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对此，要好好加以研究，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点上态度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慎重推进的事。”

汪说：“我有同感。比如说，重庆当局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分歧点。”

虽然汪说话心平气和，但由于日本政府发表近卫声明时，对理应明确表示军队撤退日期这一重要的条款却只字不提，这是关键所在这对汪精卫来说，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那天晚上，汪精卫也许还没有恢复从法属印度支那离开后一路上的疲劳，早早地就回到船舱休息去了。

第二天，由于晚饭的拖延，我们很晚才来到甲板上。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这天晚上，汪精卫也很高兴，直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内心思想，给我们一种感觉：“果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我们在闲聊之中，偶尔谈及将来要不要拥有军队一事，汪精卫是这样说的：“对啦，昨晚我发言时，忘了加一句话，这句话不是别的，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就艳电来看，实在是看不出来日本人为什么会打蒋介石，难道是因为他不肯和谈。

“这点您说得很好。我们也已经向高宗武打过招呼。确实，在高宗武最初秘密来东京时，特地通过犬养君强调：‘这个运动不要成为反蒋运动。’今天亲聆先生教诲，非常满意。”

汪又说：“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距实观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团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给日本的暗示呢？

汪精卫回到船舱之后，我把藤椅搬到后甲板的扶手旁边，仔细琢磨其汪精卫刚才的一番话。汪精卫的这番表白，出自公的立场，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但汪精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他对亲信曾仲鸣的惨死感到非常悲愤，此后，从他个人来说，对于重庆政府的许多事都感到很遗憾。但是。这毕竟是汪的私事，公的东西便是他方才的表白，它将在汪的整个―生中，约束汪的立场。我想，他能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说明了汪的品德是高尚的。天空中繁星闪烁，我久久地仰望着挂满星斗的天空。

“喂，今晚汪先生讲得真不错哩。”影佐在朦胧的夜色中走了过来，他手里的烟头光亮忽隐忽现。“都有拼命精神哩，真是不顾性命地为国操劳哇。”

影佐祯昭的回忆录上是这样说的：

汪精卫对我和犬养所谈重要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点，汪说：“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权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归总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看见他用拯救东亚的字眼了吗？日本人是希望和平地占领中国，而汪屁颠屁颠跟在后面不是汉奸是什么？

“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汪的这个计划实在非常重要。

我的任务只是把汪转移到安全地撤因此对这个计划不能表示种种意见，从而这样回答：“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所说第二点是：“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主要切望近

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事实正是如此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对于汪的这一点意见，我相信日本政府决心援助汪建立政府的计划时，日本政府对汪的这两点希望当然会回答：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公爵一个人的声明，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上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又回答：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哈哈，近卫接着就倒台。

第三点是：“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务必希望避免用这种兵力和重庆的兵力战斗，即引起所谓内战，造成同一民族之间流血的惨剧。”汪的信念不是以搞垮重庆为目的，而是和它合作以导致中日和平。由此必然得出以上结果。这是―个证据，说明汪的运动和以前的反蒋运动有所不同。日本人为什么倒蒋？

第四点，“希望日本人能够好好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主张和平，或是主张抗日，都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不论拥有哪一种信念，都是爱国家，希望民族繁荣的。而和平、抗日两种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日华关系的根本认识以及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认识有

所不同。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这人还有民族气节吗？难道连不吭不卑都做不到吗？

第五点，“希望日本对中国如实地实现近卫声明，并且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平政府，关于这两点，想直截了当地与日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见面交换意见。关于这方面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可行，一种认为时机尚早。主要在香港的我们的同志中间认为时机尚早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情况，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悲观。可是上海方面的同志们的意见还不清楚，因此到上海后也参酌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是否到东京去。决定后，再打算商量。”

第六点，汪说：“曾经反复说明，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问。找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听了汪表明心迹的话，我非常感动。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的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看见这个鬼子用东亚了吗？汪赤裸裸的向日本人表达了将中国拱手相送的意思，难道不明显吗？

汪的第七点说：“在当前战争状态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只有依靠日本妥当公正的政策、依靠事实的证明才能放出光彩。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这真是铁杆汉奸的心声

总之，汪的意图是建立和平政府，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平提携的活的模范，用事实对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引导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和它合作，造成与日本全面的和平提携。这就是汪的运动的指导原理。汪的实践只证明了一件事，汉奸是做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