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有所改变。发帖如还有问题请报告
-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文摘】南唐李煜和吴越国钱俶留下的历史启迪 -- jwangsci
家园 【文摘】南唐李煜和吴越国钱俶留下的历史启迪 南唐李煜和吴越国钱俶留下的历史启迪
费成康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宋军先后攻灭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由北宋来终结五代十国战乱局面的大势已经形成。面对浩浩荡荡的统一潮流，南唐后主李煜以武力抗拒，而吴越国王钱俶则“自献封疆”，从而形成了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的不同结果，并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历史的启迪。
一 南唐由李煜的祖父李昇创建于937年，曾是地跨长江南北的强国。李煜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期间，周世宗柴荣曾率兵讨伐南唐，南唐军屡战屡败。李璟不仅丢失、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全部疆土，还被迫削去皇帝称号，向后周称臣纳贡。善于填词的李煜当时写下了“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对南唐的未来深感迷惘。
李煜继位时，北宋已经建立。作为词人，李煜才华横溢；作为君主，他极不称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好高谈，不恤政事”。于是，南唐的国势日趋衰落。971年，北宋攻灭割据岭南一带的南汉，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南唐的态势。为了延缓宋军的进攻，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巨额财宝，又贬损南唐制度，把国主的旨令“诏”贬称为 “教”，将诸王降为国公，将尚书省降称为司会府、御史台降称为司宪府等。不少南唐的大臣已预料到王国的灭亡近在眼前。南唐名臣徐锴于病逝时反而庆幸“吾今乃免为俘虏矣”。
从973年起，宋太祖赵匡胤屡次要李煜到汴京朝觐，以便和平统一南唐。但李煜不肯放弃割据，“称疾不行”，并宣称 “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974年，赵匡胤令大将曹彬率军进攻南唐，使南唐错失了和平统一的机会。宋军包围南唐都城金陵后，赵匡胤和曹彬都曾劝告李煜停止抵抗，以免全城生灵涂炭。李煜仍迟疑不决，直到城破被俘。对于李煜不识时务的行为，马令在《南唐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宋朝建立后， “普天之下，莫不翘首太平”，而李煜仍“窃土贼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内怀僭伪，岂非所谓‘逆命’者哉！”
吴越国由钱俶的祖父钱 ?创建于907年，其疆域包括今浙江、江苏、福建的十三州和一军。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钱镠一直以“善事中国”和“保境安民”为国策。临终时，他又嘱咐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即在中国出现统一的形势时应迅速放弃割据。此后的四代吴越国王都遵循钱?的遗训，始终没有称皇称帝，而是一直向中原的朝廷称臣纳贡。
在北宋发动攻灭南唐的战争后，李煜曾致书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吴越国丞相沈虎子也有南唐是 “国之屏蔽”之说。但钱俶认清当时形势，不仅没有援助南唐，反而遵照赵匡胤的命令，派出大批精锐夹击南唐。南唐灭亡后，对于是否交出吴越国的疆土，钱俶也曾心存侥幸。978年，钱俶第二次去汴京朝觐时，曾经依附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向宋太宗赵光义献上了漳、泉二州的土地。钱俶又一次感受到北宋统一的巨潮不可阻挡，“不速纳土，祸且至”，最终决定“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强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
二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使南唐军民、吴越国军民因而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付出了截然不同的代价。
为了抵抗宋军和吴越国军队的进攻，李煜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在形形色色的南唐军中，甚至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白甲军”。多次交锋后，暴骨于战场的宋军、吴越军士兵，特别是乌合的南唐军士兵不计其数。
南唐的百姓同样苦难深重。常州、润州等地的百姓都经历了被困孤城的灾难。金陵的百姓身处围城长达近一年。宋军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 由于长期被困，“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而更多的贫民则死于饥饿。到城破之日，尽管赵匡胤和曹彬都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并未能制止杀戮。陆游在《南唐书》中写道，“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平民的蓬门，还是官宦的朱门，宋军和吴越军全都破门而入，进行肆意的抢掠直至残杀。南唐的勤政殿学士钱?未率家人出逃，就被全家杀尽。乱兵还纵火焚烧梁朝时建造的高十余丈的升元寺阁，躲藏在阁中的上千名男女都在震天的哭叫声中死去。
李煜降宋后，江州守军仍未投降。被围数月后，宋军攻入江州，杀尽全城的男女老幼，“死者数万人，所略金帛以亿万计”。据说赵匡胤曾下旨赦免当地的军民，可惜在他的旨令到达的前一天，宋军已经屠城。
此外，李煜的顽抗还使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浩劫。东吴、东晋与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四朝都在金陵建都，城内外的六朝古文物、古建筑不可胜数。到城破之日，不知有多少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在战火中化为劫灰。李煜拥有万余件书画珍藏，其中有不少是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城破前，李煜命令保管这批瑰宝的宫嫔：“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即焚之，无使散逸”。城破时，李煜并未像他扬言的那样去赴火自焚，这批无价之宝却已永远灰飞烟灭。
由于和平统一，吴越国军民无一人死伤，也无丝毫的财产损失。宋太宗赵光义曾当面称誉钱俶：“卿能保一方以归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指出：“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北宋时曾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同样盛赞钱氏给吴越居民带来的福祉：“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明代的朱国祯更加明快地指出，钱氏“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在吴越国统治时期，时人对这个割据政权没有多少好感，并留下若干吴越国“重敛虐民”的记载。钱俶“纳土归宋”后，躲过一场战争浩劫的吴越居民感谢钱氏的功德，世代流传的都是钱王兴修钱塘江堤等利国利民的事迹，甚至有钱王射退钱塘江潮之类的传说。直到六百余年后的明代末年，人们仍可看到 “吴越之民，追思钱氏，百年如新”的情景。
三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还影响了南唐国都金陵、吴越国国都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数百年的盛衰。
金陵有虎踞龙盘的形胜，是六朝古都，自三国时起一直是东南重镇。唐朝灭亡后，吴国与南唐先后建都金陵。经过两国近百年的经营，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岁月中，金陵及其附近地区仍维持了令人羡慕的繁荣。李煜便描绘过“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枝作烟萝”的南唐宫殿，回忆过春游上林苑时“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盛。然而，经过宋军对金陵城近一年的围攻，又经过城破时的烧杀，金陵及其邻近地区被战火摧残得千疮百孔。北宋时，欧阳修在途经金陵时便为当地的残破而悲伤：“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同时期的王安石在词作《桂枝香》中所描的金陵也无六朝时的纸醉金迷，而只有“寒烟衰草凝绿”的肃杀气氛。此时，距北宋统一江南已逾半个世纪，但金陵仍未从这场兵燹中恢复元气。直到近四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建都，这座古城才重现生机。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受惠于和平统一，吴越国的都城杭州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空前繁荣时期。隋代之前，杭州（当时叫钱塘）只是个山中小县。在隋代，始建城垣的杭州城小民稀。到唐代，杭州发展为东南名郡，但其地位和名声远逊于金陵、苏州和越州（绍兴）等江南名城。五代时，由于吴城地区享有大约九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钱氏政权又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得吴越国的都城杭州日趋繁荣。到北宋统一时，长安、洛阳、扬州等盛唐时最繁荣的大都市全都残破不堪，金陵也因李煜的顽抗而遭受浩劫，只有杭州因和平统一又一次免遭战火的劫难。于是，北宋时杭州便名副其实地上升为“东南第一州”。当时词人柳永在词作《望海潮》中生动地描述了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繁华景象。
元代末年，中国再次陷入战乱。可惜的是，此时的杭州已无“保境安民”的钱氏政权。杭州遭受明军长达三个多月的围攻，居民死亡大半，它这才摘下天下第一州的桂冠。即便如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早已深入人心，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四 李煜、钱俶对于国家统一的不同态度，也给他们本人及其后裔铸造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宋军攻陷金陵后，李煜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得向宋军“跪拜纳降”。李煜合族三百余口都成了宋军的俘虏，并被押解到汴京。虽然宋军没有向赵匡胤行“献俘” 礼，李煜仍经历了亡国之君经典的投降仪式：“面缚衔璧，群臣舆榇”。赵匡胤赦免了他，但又颇为侮弄地封他为“违命侯”，将他软禁于汴京。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光义改封李煜为陇西郡公，使他从侯升为公，而且去掉了“违命”两字，但他阶下囚的身份其实并未改变。
钱俶归宋后受到空前的礼遇。赵光义“申誓于山河”，发誓永保钱氏子孙富贵。钱俶先被封为淮海国王，后改封为邓王等。对于抵达汴京的近三千名钱氏族人，赵光义让他们“文武自择其官”，被授予官职者有上千人，不少人出任或在后来升任节度使、观察使、将军、尚书直至当上宰相。钱俶之子钱惟演等还成了“尚公主”的驸马。北宋末年，在开封等地的钱王后裔已达上万人。因此，当时的人们都说，“忠孝盛大，惟钱氏一族，信为善之报不虚。”宋代灭亡后，后世的人们鉴于钱王的历史功绩，对其后裔仍很敬重。明代初年，钱王后裔、江西建昌知府钱克邦在办理税粮时有过失，可能会被朝廷处死。其子便带着唐昭宗李晔赐给钱俶的恕本人九死、子孙三死的金书铁券，去南京“诣阙自陈”。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这个少年，对他说，“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尔之祖先忠孝好处，可延赏也。”朱元璋法外施恩，赦免了钱克邦，并发回已经查抄的田产家财。在清代，乾隆皇帝在迭次下江南时多次亲临西子湖畔祭祀钱王的表忠观等处，并在一首御制诗中称誉钱王“端因识时务，可以号英雄”，称誉钱氏子孙“勖哉钱氏族，百世守家风”。
家园 顽固分裂，头破血流；和平解决，造福子孙 就是这个意思！
家园 所以说，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采用和平方式解决 所以说，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反正都是百家姓里的，就不要打打杀杀了。
以现在观点来看，开软件公司的，搞大发了，如果被微软看上，就只有被招安了。千万不要想给微软火拼
家园 "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善于填词的李煜当时写下了“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
这不是中主李璟的么。。
家园 这爷俩儿作品的作者有些争议 中主李璟词
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按：此首一作李煜词，见《花庵词选》。
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
按：此首一作李煜词，见《花庵词选》。
家园 另外，我刚刚google，得到一些钱俶的资料 文章来源：“钱氏联谊会”网站
雷峰塔的秘密之来龙去脉(一)
黎毓馨 郑嘉励
雷峰塔的建造者
钱俶，吴越国开国国君钱镠之孙。钱镠割据两浙时，在境内保国安民，于外则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所在，对中原各朝殷勤有加，在钱镠统治下，吴越国境内经济繁荣，百姓富庶。钱镠临终时叮嘱子孙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之大礼”。
钱俶于９４７年继吴越国王位。同时也在赵匡胤继承了祖先遗志，对中原王朝贡奉之勤海内罕有其匹。尤其在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在宋朝统一全国的政治攻势下，为保一方平安，钱俶更是倾国所有以事贡献。
９７４年赵匡胤讨伐南唐，矛头直指江南，南唐后主李煜向钱俶求援，说“今日无我，明日难道还有您吗？一旦有变，您也是开封的布衣百姓了”。钱俶不听，出兵助宋灭南唐。次年十一月，李煜降宋，南唐亡。果然唇亡齿寒，吴越国朝不保夕。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一月，钱俶祭礼钱镠陵庙，痛哭辞别说：“孙儿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言毕“拜讫恸绝，几不能起”。不久，钱俶即赴开封纳土献地，从此羁留北土，终生未得南归，去世后葬于洛阳北邙山。
正史记载，钱俶降宋后，宋太宗待其甚厚。而野史则另有说法，公元９８８年８月２４日，钱俶生辰，太宗赐生日礼物，是日钱俶暴卒，蹊跷的是，南唐后生李煜也是在其生日那天暴卒的，《因树屋书影》说，李煜与钱俶两王皆于生日那天去世，大概是因为宋帝猜忌，以庆祝生日为名赐毒酒毙之。可备一说。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是古人心目中善始善终的最高境界。所以后人有谓钱俶实乃有福之人。
为什么要造雷峰塔？
钱俶毕生崇信佛教，纳土后曾以爱子为僧。钱俶为吴越国王时，于公元９５５年开始，效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故事，敕造八万四千金涂塔，颁布吴越国境内，甚至有远播日本者。金涂塔实物，多有传世，南宋《嘉泰会稽志》，清.朱彝尊《曝书亭集》等皆有著录。近年，考古发现中亦屡有出土，多见于五代至两宋时期吴越国故境的佛塔地宫、塔顶。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１５件实物，宁波天封塔，杭州雷峰塔塔顶各出有一件。所谓“八万四千”，《水经注》去：“盖佛家言‘三千’， ‘大千’者，奇数之极，‘八万四千’者，偶数之极耳”，八万四千云云，大概只是数目巨大的别样说法。
在这一背景下考察，雷峰塔同样也是钱俶崇信佛教的体现。据钱俶自述建筑雷峰塔的目的，是为了奉安“佛螺髻发”。钱俶自谓“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其言不虚。
雷峰塔的结构
雷峰塔初成之日，钱俶在《华严经》跋文中说，按照原先的设想，欲将雷峰塔建成“千尺十三层”，后因财力未充，只建成七级。所以后世有传雷锋塔是七层砖塔。
实际上雷峰塔本是八角五层砖身楼式佛塔。其木檐部分曾屡遭毁坏，而砖身部分却未有大变。在雷峰塔倒塌前夕，日本人关野贞的照片上可清晰看出，雷峰塔共作五层，底层高度约１２米，以上每层近８米。后世传说雷峰塔分七层砖塔应属“七级”之说的误传。
我们认为雷峰塔是五层砖塔，理由如下。
雷峰落成后，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未有损坏。北宋宣布和三年（１１２１年），曾遭方腊起义军损毁，这是雷峰塔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破坏，但毁于兵火的只是塔院及塔上的木构部分，文献中谓“惟塔存”表明砖塔部分依然无损根本。
据《临安志辑佚》中的传说，建炎年间，有兵士意欲毁塔，取塔砖另作他用，塔中窜出巨蟒，日月无光，兵士仓皇逃散，这表明南宋初年，雷峰塔未遭进一步破坏。
在原有塔身的基础上，南宋时曾重修雷峰塔，重建了木构檐廊，重檐飞栋，雷峰塔景况犹盛。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雷锋塔作“五层”，同时期李嵩《西湖图》中的雷峰塔亦作“五层”，由此推测雷峰塔初成时当亦作五层。或有谓南宋重全修时，曾将雷峰削去两层，此说于史无据，试想，若果真如此，雷峰塔将呈何种不伦不类的模样，那么《西湖图》中壮美犹前的雷峰塔又该作何解？
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所揭露的塔基部分，为钱俶初造时原物。建筑学家根据《木经》、《营造法式》等古代建筑学经典著作，结合考古揭露的白塔基结构，面积推算，雷峰塔也当以五层为宜。
摘自《钱镠研究》
家园 非常抱歉，我摆了个大乌龙 这篇文章不是我看过的那篇，而且杂志名字也不叫《读书》，而是《万象》。不过论题非常像：
题目：同是盛世亡国君-李煜与钱俶
作者：葛剑雄
杂志：《万象》2000年4月，第二卷，第四期
有空我将此文照成照片传上来。
家园 【文摘】同是盛世亡国君-李煜与钱俶 同是盛世亡国君：李煜与钱俶
－－葛剑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三月，前南唐国主、三年前由“违命侯”改封为陇西郡公的李煜在开封一座住宅里结束了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李煜留下了倾诉亡国哀怨的千古名篇，也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相传他是被宋太宗毒死的，尽管他死后被赠太师，追封为吴王，皇帝还为他“废朝三日”（停止上朝三天），以示哀悼。
十年后的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二十四日，刚被改封为邓王的前吴越国主钱俶欢度六十大寿，朝廷特意派使者赐给贺礼和宴席。一向对朝廷极其恭敬的钱俶陪同使者饮至日暮，当夜突然死亡。他被追封为秦国王，谥为 “忠懿”，皇帝专门发布哀悼文告，为他废朝七日，还派特使护送他的灵柩归葬洛阳，可谓备极哀荣。此时离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被灭已近十年，投降宋朝的前国君中只剩下一位北汉主刘继元，但已在两年前被封为保康军节度使，安置在最闭塞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三年后身亡。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对待亡国之君大概是最优厚的。尽管有好几位都死得不明不白，但身后无不被追封厚葬，子孙安享荣华富贵。不过，因对待被统一的态度不同，这些前国王的际遇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李煜与钱俶就是不同的例子。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亲征南唐的淮南，至显德五年，完全占据了南唐江淮之间的土地，兵临长江。南唐主李璟求和，将江北的十四州六十县全部割让，划江为界，向后周称臣，在国内去帝号，称国主，用后周的年号，降到了一个属国的地位。赵匡胤代周建宋后，李璟继续保持恭顺，每年上贡大量金银土产。
建隆二年（961年）李煜继位，对宋朝更加小心谨慎。为了追尊李璟为元宗皇帝，他派特使奉表请示，得到宋太祖批准后才实行。宋朝军队中有不少是原南唐的降人，宋朝要求将他们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李煜立即照办。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事，他必定派特使祝贺，并献上金银珍贵、粮食土产。见宋朝灭了南汉，他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唐国主”和“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低规格。
李煜这样做的唯一愿望，就是宋朝能够维持南唐的属国地位，让他继续做小国国君，但这无异与虎谋皮。南唐的服从没有能推迟宋朝的统一步骤，于开宝七年（974年）下诏，令李煜来开封朝见。李煜自然知道“入朝”是有去无回的，所以称病不奉诏，于是宋朝出兵讨伐。宋朝的借口是南唐表面顺从，暗底下在“缮甲募兵”备战，而李煜拒绝入朝就意味着公开决裂。但从宋军势如破竹，南唐军却毫无作为，李煜甚至根本不了解军事形势来看，这完全是宋朝制造的舆论。实际上，暗底下备战的恰恰是宋朝，不仅在长江中游造了数千艘战船，还经过精心观测，作了在长江上建浮桥的计划和演习。
在大兵压境时，李煜还想寄希望于宋朝的怜悯，派堂弟李从镒等献上二十万匹绢、二十万斤茶叶及金银器物、王室用品等，结果李从镒等被扣。宋军兵临城下时，李煜派徐铉求见赵匡胤。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你说父子分成两家，行吗？）一个月后，南唐都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已危在旦夕，徐铉再次出使，最后一次请求保全南唐。他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邪！”这句历史名言，充分表达了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决心。统一是大势所趋，任何统一之战都是正义的，为了统一可以不择手段，使用任何借口，实际上已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样，成为中国历史政治的不变信条。
开宝八年冬，江宁城破，李煜只得出宫门投降，与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被当作俘虏献往开封。赵匡胤倒没有太为难他，要他按传统办法——脱光上衣，反缚双手，脖子上挂着印绶，双膝跪地——请降，只让他穿戴白衣纱帽在宫城楼下听候处理，接着就免了他的罪，封他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前面的都是虚衔，最后一项虽为侯爵，却是一顶不光彩的政治帽子，到第二年宋太宗继位后才摘掉，改封为陇西郡公。
李煜降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他申诉生活困难，宋太宗下令增加他的月俸，并一次性补助了三百万钱。宋太宗新建崇文院（皇家图书馆），藏书八万卷，其中相当大部分是从南唐缴获的。有一天宋太宗到崇文院看书，召来李煜和前南汉国主刘鋹，令他们自由翻阅。太宗问李煜：“听说你在江南时喜欢读书，这里的不少书都是你原来的，你来朝廷后是否还经常读书？”李煜无言对答，只能叩头谢罪。他能说什么呢？如回答不读书，自然免不了受“乐不思蜀” 的刘阿斗（蜀汉后主刘禅）之讥；要说在经常读书，如果皇上再要他谈谈心得体会，岂不更难应付？如果宋太宗因此而起了疑心，那就更糟糕了。
要是李煜像前南汉王刘鋹那样厚颜无耻，肯定会若无其事，或许还能回答得让宋太宗满意。在宋太宗出师进攻北汉都城晋阳前的一次宴会上，刘鋹站起来说：“朝廷的威力影响深远，四方分裂割据的头子今天都已在座。过两天平定了太原，刘继元又要来了。我是第一个归顺朝廷的，到时候应该拿根仪仗当各国降主的领班。” 说得宋太宗哈哈大笑。割不断故国情思、受不尽亡国之痛的李煜只能以泪洗面，写下哀婉的词句，苟延残生。
作为君主，李煜当然算不上有为，但他还是识时务的。实际上在他继位之前，南唐除了服从后周和宋朝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南唐全盛时的辖境也不过今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北东部、福建西部，即使不考虑正统和僭伪、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因素，仅以人力物力而言，要与后周抗衡也非易事。等得淮南丧失，与后周划江为界，双方的实力就更加相差悬殊。如果李煜真能“潜修战备”，倾南唐的国力抵御宋朝，总能支撑一段时间，造成宋军一些伤亡，但最终的覆灭还是不可避免的，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大。就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达四月之久，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贞不二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而全部被屠杀，成了他的殉葬品。要是李煜像胡则一样，整个南唐岂不都将沦为屠场！李煜的投降使宋军基本上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南唐全境，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他对历史最大的贡献。
如果李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以收复淮南以至进军中原为己任，历史肯定会重写。或许他回天无术，但能像胡则那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博得当世和后世一些赞誉；或许由于种种偶然因素，他能取得一时的成功，收复部分失地；甚至能像东晋的桓温一样逼近北方政权的首都；但至多只能为李氏政权延一时之命，为双方制造一些像胡则这样的忠臣烈士和悲欢离合的故事，而付出的代价却是玉石俱焚，留下无数的荒城废墟和冤魂白骨。
比起李煜来，钱俶更识时务，知天命。但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他的祖父钱镠趁镇压黄巢之机据有吴越，只是利用中原王朝无暇旁顾割据自保。吴越的辖境只有今浙江省、上海市和江苏苏州，后期虽占有福建福州以北，但北界已与后周和宋隔江相望，毫无作军事对抗的可能。所以钱俶始终服从中原王朝，被后汉封为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国王，被后周授予天下兵马都元帅，又被赵匡胤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他不仅在名义上不敢僭越，就是在行动上也积极拥护中原王朝。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南唐派查文徽进攻福州，钱俶出兵俘获查文徽，并向汉朝报捷。后周显德三年，周世宗征淮南，命他出兵配合，他派偏将吴程包围毗陵（今江苏常州），攻下关城，活捉了刺史赵仁泽；又派路彦铢围宣城（今安徽宣州）。虽然后来常州又被南唐军收复，周世宗也因南唐求和而令他班师，但他不顾唇亡齿寒，唯中原王朝之命是听的忠心，赢得了朝廷的格外恩宠。
宋朝代周后，钱俶每年上贡的数额又有增加，并在乾德元年（963年）派儿子惟濬进贡。但这些都不会影响赵匡胤的统一时间表，开宝五年（972年），他让吴越使臣黄夷简给钱俶带去口信：“你回去告诉你们元帅，经常训练军队。江南（南唐）态度倔强，不愿入朝，我将发兵讨伐，元帅应当帮助我，不要听信别人说什么‘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赵匡胤还命有关部门在薰风门外造了大住宅，占地几个街坊，建筑宏丽，家具用品一应齐全。他召见吴越的进奉使钱文贽，告诉他： “朕数年前就令学士承旨陶谷起草了诏书，最近在城南建了离宫，赐名‘礼贤宅’，等着李煜和你的主人，谁先来朝见就赐给他。”赵匡胤将诏书的副本交给钱文贽，命他赐给钱俶战马和羊，并传达谕旨。
开宝七年冬，宋军出师征南唐。赵匡胤派内客省使丁德裕封钱俶为升州东面招抚制置使，赐战马二百匹和旌旗剑甲，又命丁德裕率一千名禁军为钱俶当“前锋”，将吴越军队完全置于监控之下。李煜给他送去一封信：“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换一个地方答谢你的功劳），王亦大梁（开封）一布衣耳！”钱俶非但不予答复，还将此信上交朝廷，以示忠诚不贰。钱俶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亲自率五万大军攻下南唐的常州，又派大将沈承礼随宋军攻下润州（今江苏镇江），进兵金陵（江宁）。其实，赵匡胤并不在乎吴越这点兵力，要钱俶出兵，无非是要考验他的服从程度，并趁机控制他的军队。
赵匡胤令这位立了大功的元帅在平定南唐后“暂来与朕相见”，保证让他及时返回，不会久留，并表示自己已经“三执圭币”在上帝前立过誓，决不会食言。开宝九年二月，钱俶只得带着妻子孙氏、儿子惟濬入朝。赵匡胤以最隆重的礼遇接待，派皇子德昭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迎候。在钱俶到达之前，赵匡胤亲自到礼贤宅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钱俶一到开封，就成为礼贤宅的主人。尽管李煜已在此前来到开封，但已是亡国之君，自然丧失了入住礼贤宅的资格。
为了能平安归国，钱俶随带巨额财宝物资，不断贡献：赵匡胤在崇德殿接见，贡白金四万两、绢五万匹。赐宴长春殿，贡白金二万两、绢三万匹、乳香二万斤。为了祝贺平南唐，献白金五万两、钱十万贯、绵一百八十万两、茶八万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药三百斤。赵匡胤驾临他的住处，又贡白金十万两、绵五万匹、乳香五万斤，以赞助郊祭典礼。赵匡胤特赐钱俶“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即可以带着佩剑上殿朝见，皇帝下诏书时只称他为吴越国王而不用名字。赵匡胤又封钱俶的妻子为吴越国王妃，宰相提醒他从来没有异姓诸侯王的妻子封妃的制度，他说：“那就从我朝开始，以显示特殊的恩宠。”作为回报，钱俶又献上白金六万两、绢六万匹。有一次赵匡胤举行家宴，只有他的两位弟弟光义（宋太宗）和光美（廷美，秦王）在座，赵匡胤让钱俶与他们行兄弟之礼，吓得钱俶伏地叩地，哭着推辞。到了四月，赵匡胤说：“天气快热了，你可以早些回去。”钱俶表示今后愿意每三年来朝见一次，赵匡胤却说：“路途遥远，还是等我下诏再来吧！”只留下了他的儿子惟濬。据说，临别时赵匡胤赐给钱俶一个密封的包袱，让他在路上俏俏打开看，钱俶一看，竟是宋朝群臣要求将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对赵匡胤也更加感激。
其实取消吴越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赵匡胤之所以不急于留下钱俶，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于守信用，而是因为在吴越之南还有一个割据福建漳州、泉州的陈洪进，如果能用和平手段同时解决这两个割据政权自然再好不过了。只是赵匡胤这位太祖皇帝来不及看到他统一大计的最终实现，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
两年后的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钱俶再次被要求入朝，他带去了更多的金银财富和土产礼品，宋太宗也格外隆重接待。四月，同时被要求入朝的陈洪进向朝廷献出了漳、泉二州，钱俶赶快请求撤销封他的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将军队交给朝廷，并允许他回国，遭到拒绝。钱俶不得不作出最后抉择，上表献出所辖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宋太宗立即恩准，封钱俶为淮海国王，钱氏子弟和下属都厚加封赏，盛极一时。不久，1044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将钱氏直系亲属和境内官吏全部送往开封。至此，五代以来南方的割据政权全部消灭。
钱俶识时务的抉择使他入宋后的处境与李煜截然不同，他是所有亡国之君中唯一被封为王爵，并且一直保持到死的。钱氏子孙世代显贵，成为少有的大族。他的死虽然使人怀疑是皇帝下的毒手，但入宋后享了十年的荣华富贵，又活了六十岁（在当时已属高龄），应该心满意足了。更应该看到，由于吴越国故地一直未受到战乱破坏，从唐朝后期开始的经济开发一直在继续，苏南、浙北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到宋朝就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常（州）熟，天下足”的民谚。明清时，苏南、浙北不仅在经济上继续领先于全国，还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总结历史，我们不能不肯定宋朝和钱俶双方所作的贡献。
三
宋朝对被消灭的割据政权君主，无论主动归降或战败被俘，一概不杀，都授予爵位。但这些人大多显然未得善终： `#cTn!
湖南周保权，建隆四年（963年）被俘，雍熙三年（986年）卒，34岁。
荆南高继冲，建隆四年降，开宝六年（973年）卒，31岁。
后蜀孟昶，乾德三年（965年）降，到开封后数日卒，47岁。
南汉刘鋹，开宝四年（971年）降，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卒，39岁。
北汉刘继元，太平兴国四年降，淳化二年（991年）卒，年不详。但刘继元死前几年已被“封”于房州，实际已被隔离。
南唐李煜和吴越钱俶，已见前述。
尽管今天已经无法找到确切的史料根据，但这些降王的死因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漳泉陈洪进，太平兴国三年献地，雍熙二年病卒，72岁，算是寿终正寝的。
但从安史之乱后开始，实际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宋朝境内从此结束了。而那些被宋朝用种种不同手段消灭的割据政权，没有一个再能复辟，或出现反复，没有一位降王再被分裂割据势力利用。比起其他朝代来，宋朝的内部是最安定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分裂割据，连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也没有发生，宋朝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或许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够充分估价。
想到这些，我们就只能充分肯定宋朝的统一政策，而没有必要再追究那些降王是这样死的了。
家园 葛剑雄现在更象个政客 家园 葛剑雄什么的干活？ 家园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 谭骐骧学生。
家园 现在似乎是复旦大学教授，不过我觉得他的文章一向不太像个严谨的学者 家园 “葛剑雄”一google一大堆，有捧，有骂，很热闹。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及论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