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蒙阴战斗 -- 9411004

蒙阴战斗[文章]

原载《突击》第六期，是明辉写抗战战史的一种尝试，大家尽管开骂吧

1945年3月初，山东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决心攻克日伪军占据的屯兵基地蒙阴县城，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就是著名的59师团。

59师团(又称“衣”师团)前身是独立第十混成旅团，该师团于1942年2月编成，下辖由独立步兵第41、42、43、44大队构成的步兵53旅团及独立步兵第45大队、留守第1师团编成和派遣的独立第109、100、111大队共同构成的步兵54旅团，此外还有辎重队、工兵队、通讯队、野战医院。

该师团俗称“驻留师团”，装备相对低劣，野炮以上的火炮一门也没有，且缺少搜索部队，是专门以没有大口径火炮的八路军为作战对象编成的，主要在后方专门进行对抗战军民的扫荡任务。

该师团每个大队编制为1200人(较日军普通大队多400人)，由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组成，一个中队辖四个小队，每个小队辖四个分队，一个分队15人。

该师团编成后在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济南)序列内进行作战，是日军在山东的一个骨干师团，频频对我山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亦曾调部分兵力参加对河南、河北各地抗日军民的扫荡，对我抗日军民犯下了无数罪行，尤其是在43年秋的“鲁西作战”中，该师团在卫河流域实施了一个月的霍乱作战，区域涉及濮县、范县、观城等19个县，造成我军民死亡二十万以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山东抗日军民频频出击，屡屡歼灭该师团中队、小队、分队级别的部队，而日军即使以大队规模出击也受到我军民的打击，该师团的菊池义藏就回忆了44年夏秋间在日照的一次战斗：“日照东部山岳地带的民兵抵抗相当顽强，我们歼灭了约二十人。但是，靠近县城有一条叫做传疃河的小河，在那里我们也损失不少。那时正值下雨，河水上涨，半夜，下士官和四个兵出发寻找渡河地点，把步枪和手电筒举在头上渡河。结果得知重武器是无法渡河的。于是，首先命令一个步枪中队单独渡河，刚刚到了河心，遭到了袭击，大部都损失了。他们不袭击搜索兵，专等较大部队出动时才动手。对游击战确实不能不提高警惕，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袭击。”

特别是在1944年9月，该师团43大队(草野清大队)一部450人附伪军500余人在沂水葛庄被我鲁中军区伏击，此役日军损失掺重，我军击毙日军三百余人，俘虏日军四十三人，此后59师团的士兵承认：“从秋天到年末，莱芜、鲁西镇、吐丝口镇、范家镇等地的警备队基地相继被八路军攻陷……”

在这种情况下，59师团的士气愈发低落。远在42年12月，该师团的福田中队就爆发了因士兵不满而引发的“馆陶事件”，导致军司令官、师团长、旅团长、大队长因承担责任全部离任编入预备役，中队长被迫自杀。

而伴随着和八路军的频繁交战消耗和部分骨干被抽调至南洋参战，该师团的素质也愈发低下，43年内已经编入了相当数量的朝鲜士兵，而44年补充了大量年老体弱的补充兵，而进入45年后，日军只能开始补入大量的青年士兵，这些青年士兵在到达部队前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作战能力低下。

在装备方面，早在“十九夏山东作战”期间(昭和十九年，即1944年夏天)，该师团已有部分部队穿便衣作战，到1945年，该师团穿便衣作战已是普遍现象，一方面是为了让对方把日军误认为中国军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国内军服供应不上，只能就地掠夺物资。

1945年3月底接任59师团师团长的藤田茂在战后承认：“……从昭和十七年(1942)起，他们(指八路军)开始对民众进行彻底的教育。最初，我们一个中队就可以担任警备，渐渐变得危险起来。连我们使用的苦力也开始倒向八路军，当我们要展开讨伐时，出发前夜情报便传出去，使八路军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八路军的进攻也变得激烈起来。有时夜袭可以把我们一个中队全部歼灭。第59师团每一个警备的大队以前都可以独立作战，但是，进入1944年之后，即使这样的大队，在抵挡八路军夜袭方面，也变得困难起来。”

驻蒙阴的“蒙阴分屯队”就是59师团独立步兵111大队的一个加强小队，计有50多人，此外尚有伪军12个中队1200余人。但该小队只有老兵30人，其余多为刚刚补入部队十六七岁的娃娃兵，因此士气不振，战斗力大减，而伪军的士气更为低落。

我军同时考虑到新泰守军只有一个大队和伪军十余个中队，能出动增援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百人，因此鲁中军区决心以四个主力团和两个营以及部分县区武装及民兵攻击蒙阴。

参战的鲁中军区四团和二分区十一团都是三千人以上的大团，各拥有机枪四十余挺，警卫营兵力也在千人以上，有机枪十二挺，其它部队也都是鲁中我军的主力团，久经沙场。但部队的步机弹和黄色炸药缺乏，只有手榴弹补给充足，这将在这场战役发挥极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八路军的重火力严重不足，此前的临(沂)北战役中，八路军共动用了两个团和三个营及若干区队，总兵力在八千人以上，所携带重武器仅有掷弹筒三个，迫击炮三门，不过比较幸运的是蒙阴战斗主攻的第一团有一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八路军普通团队无法得到的“重炮”：一门四一式山炮(这门山炮是葛庄伏击战的战利品)。

值得庆幸的另一点是，这些部队在此之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攻坚战的经验，早在44年夏天他们就攻克了有坚固工事的沂水城，当时沂水的守军亦为59师团的一个小队51人及伪军千余人，以后又在44年11月攻克了莒县城。

在沂水城解放之后，蒙阴象一颗钉子楔在我鲁中泰山区和沂蒙区的腹心，守军除部分驻城关各据点，大部分集中于城内。日军在此经营了7年之久，不仅加固了原有城墙，还在城外又修了许多小围子，明碉暗堡遍布，数目多达300个以上，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城西门顶上两丈多高的圆形大碉堡，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日军的中心火力点，配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西门内南侧是日军据点，围墙内筑有5个碉堡，城防十分坚固，但城内伪军有我内线关系。

战役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指挥，其战役部署是：由军区第一团和沂蒙军分区部队组成攻城梯队。第一团主攻西门，军分区第十一团、特务营和蒙阴县独立营负责消灭城周围据点的伪军。泰南军分区司令员钱钩指挥军区第四团和军分区第九团组成打援梯队，负责阻击新泰可能增援之敌，总攻时间定于3月8日10时40分。

事实证明这个总攻时间制定得相当高明，事后日军109大队的无线电通讯军士山上盛之助认为，日军关闭电台一般是深夜11时左右(当时日军无线电使用电池为电源，为了节省电池，在得到关闭的暗语后，各无电线所一齐切断电源开始休息)，因此推测：“中国八路军对蒙阴发起攻击的时间，正是有意选择了皇军无线电关机的时候。”

担任主攻的第一团团长钟本才、政委王文轩，根据城内伪军内线工作情况，制订了两套攻城方案：首先利用城内伪军关系，选派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潜入城内，炸毁西城门，为主攻部队开辟通路，直接进攻日军据点；如里应外合方案失利即开始强攻。

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第一团选派曹世范、曹风洲二人潜入城中，这两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斗模范。8日下午，曹世范装扮成一位青岛客商，在内线关系接应下顺利进入县城。曹风洲也挑着30公斤炸药，在城内吕大爷和他儿子伪军班长吕连堂掩护下，吊绳爬上城墙。

两人在城内顺利汇合后避开日伪岗哨，将炸药隐蔽在西城门洞内，等待总攻时间的到来。与此同时，我第一团正向西关接近，第十一团、特务营也运动到南关、东关附近，第四团早已进入城北打援位置，第九团也包围了外围各伪军据点。

城内“二曹”见总攻时间已到，在11时10分按时拉响炸药包，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西城门楼飞上了天，大铁门也飞出几丈远，但是，只听着城外枪声大作，不见主攻部队攻城。

原来第一团突击队——三连走错方向，未能按时到达，等第一团进入西关后，原来约定届时起义的1个伪军中队又突然向我射击，其他伪军也向我进攻，而且敌人西关兵力大大增强，该团山炮朝日军炮楼连发三炮又皆未命中。日军在西城门碉堡上使用九二式机枪对我军扫射，和日军据点两座炮楼形成交叉主力，我军伤亡不小，西门亦被敌堵死，当晚经苦战未能攻破西门，导致部队被迫撤出，退出时主攻的一营三连战士悲愤的高喊着：“有三连就没有西门大炮楼!”

二军分区警卫营经过激烈战斗，首破城南关的小围子，歼敌200余人，围子里的残敌逃进城内。警卫营留下一个连固守此阵地，主力转向城东关协同十一团作战攻击北关的部队，以强攻手段全歼守敌。第十一团接近东南角后，遭伪军射击，当即突入东关，经一夜激战，歼灭伪军200余人，残敌亦逃进城内。因地形不利，彻夜攻击也未能占领南关。

这一夜激战，一团打得不理想，警卫营和十一团也未能全歼敌军，因此二分区司令员吴瑞林和政委王一平命令部队坚守已得阵地，重新组织火力，准备9日夜间再行攻击，同时让各部队准备爆破攻坚。吴瑞林亲自到一团指挥所，决定9日夜再次攻击，考虑到山炮弹所剩无几，因此山炮要再向日军炮楼前移，以提高命中率。

同一时间，山东日军正以59师团主力进行所谓“二十年春山东作战”(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111大队正好不在新泰大队本部。111大队出发一周之后，就遇到八路军的奇袭，时任111大队第四中队传令员的菊池义藏曹长事后回忆道：“我们部队行军时，主力在正面，左右各派出小队离开四公里前进。当接近一个名叫卢泉屯的村子时，左翼的山田小队好象同敌人遭遇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无线电报，约定与敌遭遇时打四发掷弹筒，见到那样信号时正是中午。于是，主力一齐转向左翼前去救援。四公里的距离，援军赶到时，一个小队共二十名已全部被打死。武嚣、弹药全被拿走，穿的便衣和防寒面巾一点也没有动。因为我们是便衣队，所以把防寒面巾当作识别是否日本人的标志。八路军袭击日军时，一定把日军尸体的外衣脱掉后再撤走。可是这次没有脱，也许是来不及了。”

日军事后枪杀附近的无辜村民三人作为报复，将近日暮的时候，日军终于发现了八路军，但是无法追击，菊池义藏回忆说：“这时，用望远镜看到山脚下，有约三百人的一队八路军的队伍。正是他们脱离了战场在肃静的行军。敌人撤得可真是时候。我们把二十人的尸体运到离卢泉屯约七、八公里的地点宿营。火化了尸体，把骨灰装在干面包袋里，让土兵一人挂一袋在脖子上，向下一个讨伐地点出发了……”

虽然在接下去的讨伐战斗中，日军虽不失残暴之本色，大肆屠杀根据地人民，甚至让新兵刺杀我野战医院的重伤兵(即所谓“实兵刺杀”)，但这个大队是越来越动弹不得了，难以展开进攻作战，我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给日军造成极大威胁，菊池义藏回忆到其中一次战斗：“讨伐队在村前挖了战壕在里面等待着冲锋的时间。我旁边有一个见习士官，那家伙突然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我赶紧制止说：‘别出去! 还早哪！’这个见习士官看到没有人听他命令，拔出战刀，再次喊着‘冲锋’从战壕里跳了出来，就在这一瞬间，被从侧面射来的子弹击毙。与此同时，爆竹声、锣鼓声齐鸣，喊声大作，手榴弹投了过来。看来，是要先发制人。这个村里有‘民兵红枪会’的组织，碰到他们可真不好对付，他们的交通壕都和家里的灶膛通着，可以互相联络。”

当八路军突袭蒙阴的时候，步兵111大队主力，正在返回新泰大队部的途中，于3月5日奉命到旅团总部和第45大队总部所在的泰安集结，两天之后由泰安向莱芜进发，沿泰山山系骚扰了50公里，于9日晨进入莱芜县城。10日上午他们正想返回新泰，这时候第一次听到“蒙阴联系中断”的消息，必须立即赶往救援。但是，从莱芜到蒙阴还要向东南翻越数十公里的山路。他们决定途中在新泰进行补给。

鉴于这种情况，日军藤田大队长立即派新泰的留守部队先行赶到蒙阴。于是，新泰留守部队组成了以村社泰藏为队长的救援部队。但由于兵员不足，只得把一个月前刚入伍的20来岁的青年人补充进来，凑足64人，于3月9日上午分乘两辆卡车出发。

我第一团第二营当即转移迎击日军，正午时分双方在离蒙阴县约六公里的墩台发生遭遇战，等冲锋号一响，五连三排长何秀峰就带领突击排猛冲。这时候日军的重机枪立刻响了起来，何秀峰一招手，突击排迅速在地堰子跟前卧倒。随后，一排手榴弹向敌人的汽车甩过去，汽车隐没在一股股浓烟里。增援的日军仓皇窜进公路壕边的小围子里。但是，一挺重机枪却隐蔽在汽车后面不停的开火，压住了八路军的冲锋。五连指导员向三排长何秀峰喊：“重机枪是你们的，要把它拼下来，该流血的时候就要流，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

五班冲到汽车跟前，离重机枪只有五步远，不料班长孟庆彩却挂了彩，三次冲锋都被日军的火力压了下来，这时候担架员老田在后边喊：“你尽管冲，我在后面跟着你，不管是刀山火海，我都把你背下来”，孟庆彩当即率全班冲了上去，七班的郝守信也在受伤之后仍鼓励全班向前冲。

三排长何秀峰也受了伤，卫生员刚要给他包扎，他将卫生员用力一推，挎上一筐手榴弹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的火力并没有压制住三排的冲锋，整个汽车旁都是冲锋上去的战士。

日军在部队中编入大量新兵的缺点立即暴露出来了，整个部队陷入混乱之中，完全乱了阵脚，几名没有退入小围子的日军被战士郝建岳用刺刀逼到一个屋角，几名日军从小围子冲出来想打反冲锋，当即和我军展开肉搏战，瞬间就被挑翻了两个，机枪手则将右脚踏在汽车轮胎上，将机枪架在车头，朝小围子打了一阵扫射，日军又狼狈地逃回小围子坚守。

此后，一团二营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企图突围的日军，残余日军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10日凌晨3时，一团二营在东、南两方向钳制，第四团二营从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发起强攻。我军在土围子外从外朝里投掷大量手榴弹，日军被炸得哭天喊地，第四团政治处长和二营营长亲自率领战士冲入土围子，双方展开白刃格斗，除俘虏四人外，其余五十九人全部被我军击毙，只有一名军医中村泰助大尉侥幸逃脱，并向赶来的日军主力报告村社部队被歼的情况。

另一路日军1个小队30人，伪军100余人，在宇留贺大尉的率领下企图经东都、汶南向蒙阴增援。9日上午，日伪军行至石泉庄时，遭我费北独立营伏击，击毙日军4人，俘日军1人，其余敌人狼狈回窜。这次小战斗击毙了宇留贺大尉，导致日军士气受到很大打击，只能重新任命了森野中尉为中队长，以图重振。

除了111大队之外，其它方面的日军也和八路军有所接触。

衣师团的109大队此时正在济南西南的长清县城活动，突然接到旅团总部打来的电报：“蒙阴情况恶化，立即前往救援”，109大队一行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从济南郊外的白马山车站乘上津浦线的军用货车，到泰安下车徒步奔向蒙阴。但是，途经范家镇时，就在该地分屯队的附近又遭八路军奇袭，伤者甚众。大队长坪并少佐只好命令末受伤者赶赴蒙阴，但这已经晚了。(附注：对于范家镇附近的战斗，笔者始终没找到我方的相关资料。)

衣师团45大队土门警备队(驻新泰县)在蒙阴东北一个分屯队的哨兵，在3月8日深夜，发现蒙阴方向火光冲天，立即叫起其他士兵。但是日军刚从岗楼上一探头，子弹立即唰唰打了过来，日军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原来该分屯队自1944年秋天起就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动弹不得，1945年初，45大队鉴于兵力不足和实际情况，更将该分屯队的日军人数由二十多人减为十一、二人，现在这个分屯队存的水早已用完，有时候连洗澡桶里的水也不得拿来饮用，却不敢到二百米外的水井挑水吃。

该分屯队的萱诏明道一等兵后来回忆说：“八路军对蒙阴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就加强了对我们分屯队的控制，我们明白，只要走出一步就会遭到全歼，所以，一点不敢动，只能束手盯着蒙阴方向的火光。”

3月9日18时，我军再次向日军发起攻击。一团的主攻连仍为一营三连，该连虽经挫折但士气高涨，全连除12个炊事员和两个新战士外，115人全部报名参加最危险的爆破任务。

该连连长郑希和、一排长和三排副将文件、表、钢笔、望远镜全都交给营长，以示有去无回的决心，并表示：“营长，有我们三连在，就没有西门的炮楼!不但要攻下西门炮楼，而且一定要全歼敌人!”

在离城边三十米远的地方，爆破手陈宗壁、陈继宏接受了全排预祝他们胜利的战斗敬礼，排长拍着他们肩膀叮嘱道：“同志，只要向前，不要后退，要坚决完成任务!”

他们领受任务后，冒着弹雨抱着炸药跑到西门外十多米的墙角，架梯组也扛着梯子窜到另一个隐蔽处，这时候日军用轻重机枪和手榴弹朝下倾泻火力。炮兵连把山炮推进到离西门80多米的地方，率先向西门轰击，炮弹呼啸着飞向炮楼，腾起一片片火光和黑烟。接着我轻、重机枪以强大火力封锁住碉堡枪眼，浓烟烈火中，陈宗壁把近百斤的炸药包拖进西门洞的石墙，然后跑出二十多步，伏倒在地上。

一声巨响后，城门楼楼下只见一堆乱石，炮楼也裂开了一人多高的豁口。趁爆炸的烟雾，架梯组早已冲上去，把梯子竖到城门北侧。突击班班长张乐成带领全班向梯子扑去，眨眼之间，张乐成等4人已登上城墙。这时，日军以机枪火力压制后继梯队，第二班登城时，梯子被炸断，战士们被隔在下面。城墙上，刘云风已经牺牲，张乐成等3人也已两次挂彩，城楼下的战士担心前功尽弃，带着焦急的心情大叫：“坚守在上面啊!”他们顽强坚守住城墙阵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五班，上!”连长郑希和焦急的喊道。五班刚爬到城墙中央，突然一颗炮弹打在云梯上，5人随着砸断的梯子，全部摔下城墙。班长赵金华带着机枪再次冲上去，又被炮弹打落下来。

全营集中火力封锁城头，掩护六班往上冲，当他们9个人艰难登上城头时已经全部负了伤。紧跟上来的七班也有1人牺牲，6人负伤。敌人的火力在狭窄的城头上扫上扫下，火舌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

副排长雷辉庭挥着血红的胳膊，呼喊着鼓励大家坚持战斗。战士们腿部负伤的趴着打，胸部负伤的跪着打，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反攻，巩固住了西门。在西门恶战之际，我第一团第三营已由东关攻进城内，歼灭了城内所有伪军和伪县政府大部人员。

西门被我控制后，第一连飞速突入城内，与倚仗据点工事的日军展开血战，我军伤亡严重，一个接一个的重伤员被抬下火线，第三连连长郑希和也负了重伤。第一连炸毁据点西北、东北两座炮楼后，全力进攻中心大碉堡，里面20多个日军垂死势扎，火舌阻住我前进的道路。

这时，日本解放联盟的日本同志向守敌喊话，劝他们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但日军拒不投降。于是，我军只好采取最后的手段——爆破。

一连三排在副排长傅少会的带领下慢慢向中心大碉堡移动，一发掷弹飞过来在密集队形中爆炸，炸伤了战士李安仁的腿，但他拒绝下火线，和两个战士急忙跑去将鹿寨拉开，回来又主动要求：“排长，你们扔手榴弹掩护，我去爆破！”

他在炮火中抱着40多斤重的炸药，冲到炮楼根，一声巨响之后炮楼被炸开一个大窟窿，但是没有塌，日军跑到平房里继续顽抗。我战士将一颗颗手榴弹投进院中，战士王增保冲进东房，用拉雷将平房炸塌，没有炸死的日军，又退到炮楼里挣扎，对于这个情景，当时参战的马象乾清楚地地回忆这个场景：“十几个鬼子从炮楼里跑到天井院里，乱打枪，一个被炸昏的鬼子，当啷!当啷!摇着铜铃，战士们沉着准确地把手榴弹打到天井院里，周围的房子燃起一片火光，战士们冲到东屋里，把一个拉雷填到墙缝里，又一声巨响，房子倒坍了，敌人象蜂群一样又跑到炮楼里。”

李安仁再次拖着伤残的腿，冲上去将炮楼炸塌了大半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边的十几个日军全被砸成了肉泥，只有六个日军仍在上边顽抗，三排战士踏着梯子向上冲，一次，二次，都冲不上去，于是愤怒的战士，往顶部扔了一排密集的手榴弹，第三次冲的时候，日军已经不打枪。

与此同时，我攻击东、南、北门的部队，同样以强攻手段突破城垣，攻入城内，先将敌军压缩到三个碉堡之内，然后实施逐点爆破，到拂晓5时，只剩下西南角一个炮楼，四个日军在上边，向东打几枪，向西打几枪，还不时用日语大喊大叫。

我军遂决定由二连二排负责攻坚，他们接近炮楼时，意外地发现炮楼旁边工事有敌人在朝这边打枪，遂扔进一连串的手榴弹，里面的人立即大喊道：“缴枪啊!檄枪啊!”

十几条步枪扔在了地上，接着十几个伪军举手慌张跑出来，三排在工事里还搜出伪县长唐云山。解决这股敌人后，三排继续向炮楼进攻，爆破手刘远山在机枪手张仲华掩护下，成功实施爆破，整个炮楼直塌到角，日军灰飞烟没，蒙阴战斗到此顺利结束。

天大亮的时候，战士们看到一架日机在蒙阴城上空盘旋，他们回忆说：“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始终不向小围子(日军据点)投弹和扫射，最后无可奈何向西北方向飞去了”。

根据日军方面的回忆，这是一架从济南起飞的侦察机，日军根据侦察机获得的情报，确认蒙阴分屯队已被全歼。

蒙阴战斗，我军共击毙日军110余人，俘日军9人，俘德国人8人；毙伤伪军255人，俘956人(以上不包括109大队在范家镇附近的损失)，解放国土1274平方里，村庄219个，拯救人民70400人。

从莱芜经新泰赶来救援的111大队菊池义邦曹长等人，于11日早晨在墩台附近发现了50多名日军的尸体，只见武器被拿走、衣服被剥走，尸体全裸，他回忆道：“我们急行军奔向蒙阴，接到了留守在新泰的材社中尉已带领五十名士兵前往蒙阴的通知。但不多时就听说那五十名士兵在蒙阴附近的一个叫墩台的村庄，遭受八路军的伏击，全部被消灭了。这个消息是从战场上逃出来的军医报告的。藤田讨伐队到达墩台时，只见全体战死人员被脱掉外衣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战场一带。武器都被拿走不说，连汽车也给弄走了。可是，尸体都很整齐，没有一个被砍掉脑袋的。在这次战斗中，好象只有一个兵当了俘虏。”

他们急急忙忙向蒙阴前进,任尖兵小队长的菊池义邦曹长，派出了斥候兵，小心翼翼前进，就算这样，在去蒙阴的途中还是遭受了三、四次八路军的奇袭。半路上日军碰到一个德国女传教士，但从她那里没有得到一点情报，因为日军中没有一个懂德语的。

当天中午日军抵达蒙阴，《天皇的军队》一书称当时的情况为：“基地重建已经相当困难。营房、了望楼完全被烧毁。获原队长以下全体兵土均已丧命，尸体已得到确认。武器已经被拿去，但军服未动。”

在范家镇附近受到奇袭的109大队，直到11日傍晚才抵达蒙阴，士兵们几乎是赤着脚抵达目的地，但该大队没有进入蒙阴县城，就在附近的村子抢掠粮食。

当天111大队收集了蒙阴战斗中被歼的百余具日军尸体集中在一起火化，《天皇的军队》是这样描述这件事：“分屯队里没有燃料，只好把蒙阴城里的一些房屋拆掉，加一些高梁杆子，堆起1-1.5米的柴堆，将尸体放在上面。附近找不到僧侣，活着的皇军兵士只好自己围着尸体齐唱二遍《如果出征去海上》算作诵经。对‘天皇的兵士’来说，这倒是很相称的歌词：

如果出征去海上，

就让尸体浸泡在海洋。

如果出征云山上，

就让荒草长满尸体旁。

如能战死在君主近侧，

个人安危不放在心上。

这期间，将校、下士官拔刀，兵士举枪，围着火堆转圈唱。”

菊池义邦也回忆说：“把在墩台战场死亡战友的尸体，放在从附近村庄抢来堆成小山的门板、家具上火化。差不多烧了一昼夜。部队全体人员围住火堆，举枪，流着眼泪，反复唱着《走向海洋》的军歌……”

蒙阴是日军在周围一带调集粮食的活动基地，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秀岭作战”，日军又向这个分屯队运进了大批的粮食和弹药，这些东西现在已全部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由于指挥不力，上任仅有一个月的藤田大队长很快就被撤职了。

日军疯狂的开始全力寻找丢失的物资，特别注意寻找丢失的两辆汽车，据生还的中村泰助大尉称，这2台汽车当时发动机都被打坏，已不能发动，八路军是用老牛牵引着运走的。相对于后期中国战场的日军来说，汽车是非常重要的物资，由于受到美军空袭，1944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有20500辆(1941年为47901辆，1945年4-7月低于2000辆)，事实上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补给，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

但日军在当地一直搜寻了三个星期，频频遇到八路军的袭击却一无所获，三月底，45大队在附近的新泰县又受到八路军的重创，45大队的大友光司回忆说：“部队走了五十公里，看见一个有七十来户人家的村子。再仔细一看，三十多具横躺竖卧的穿便服的尸体令人不忍目睹。毫无疑问，那全是日军官兵。他们是别的中队的士兵，其中有的面熟。这个小队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全军覆没了。指挥官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曹长，身亡时地图还展开着。步枪和机枪都被抢走了”。

而八路军的俘虏中，村社救援队的小队长相川军曹(当时是新兵教育班长)，刚一遭到到伏击，就晕了过去。他在八路军的担架上醒过来，立即拉响手榴弹自爆身亡，被八路军送还的高桥上等兵(千叶县出身)证实了这个情况。

菊池义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蒙阴高桥上等兵一人当了俘虏，可是三个星期后又回部队了，是一只脚被打伤当了俘虏的，好象把伤脚截掉后给他治疗了伤口。听说在一天夜间把他放在门板上，由农民给送到了新泰的城门口。那时我已经是老兵啦！曾到被隔离起来不许会见的病房里看他，打听了很多情况。高桥说：‘被抓住以后，我已作好被杀死的精神准备。因为手榴弹什么的都给拿走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八路军把我抬到了根据地，拿来白米饭和蒸糕给我吃，而且还有懂日语的女护士护理。那个女护士说‘痛不痛？好好想想为什么挨得痛？不要在这里，回日本去吧！我们送你回去。’我在心里流了泪。’后来，他被送回九州的小仓，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

高桥是负责运送增援部队的卡车司机，事后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被军法审判，战后复员成了家，开了个自行车店，死于1968年。但对于大多数的日军来说，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将会在四月初投入到所谓“秀岭作战”中，这是日军在山东的最后一次疯狂，也是一次空前的掺败。